陈夏红：怀念钱端升

ogga

陈夏红：怀念钱端升
时间:2006年3月7日 作者：陈夏红 来源:学术批评网


2002年校报复刊400期纪念时，我正年富力强，对新闻采访几近走火入魔，整日扛着《中国政法大学》校报的金字招牌，、8东游西逛。时值法大50周年校庆前夕，在一个初夏的夜晚，我和我的搭档江宏景联合采访了钱端升铜像的捐赠者唐自熙先生，并由此开始了我和宏景左臂右膀的战略伙伴关系。而如今，我们却劳燕分飞，天各一方，彼此为了生计而苟且终日，残忍地把兴趣和理想变成了还贷款房娶老婆的工具。采访唐自熙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铜铸的钱端升也孤单地站在那里，和有着革命背景但和法大没多少关系的谢觉哉相对无语。如今校报复刊500期又到，关于法大文化建设的讨论正酣。睹物思人，心想大学品格的终极不就是对人的尊重嘛，于是我想起了钱端升。
　　
上世纪80年代的钱端升已是耄耋老人。晚年钱端升了却了两个心愿：一个是他在1981年81岁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另一件事则是在更晚些时候，钱端升分两次把自己劫后的手稿和藏书捐献给了北京大学。对于第一件事情比较好理解，1949年之后的钱端升放弃了自己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紧跟形势，写出“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等文章， 1972年费正清来华访问时，钱端升曾以加重语气告之曰，“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云云，积极向党靠拢，尽管历尽磨难却矢志不渝，至死未悔。那么对于后一件事情我就理解不了了，好赖您钱端升曾是北京政法学院首任院长呢，怎么就那么轻易地让肥水流了外人田呢？您看现在法大现在有人给您树碑立传，可是北大却始终看不出什么大的动静。我百思不得其解，甚至以为钱端升老糊涂了。
　　
事实不尽然。许章润先生在《所戒者何——钱端升的宪政研究与人生历程》中提及，中国政法大学的老辈曾告诉许，“终其后半生，‘钱老’似乎均不认同自己的‘政法学院’这一段人生，可见一个非学术性的培训‘枪杆子刀把子’的机构，终不能成为书生托命的真正家园”。此话当属可信，和钱端升有着类似经历的芮沐老先生，在我去年采访其时亦对于自己“政法学院”的经历讳莫如深，闪烁其辞。那么问题就在于，钱端升们为什么不认同在“政法学院”的人生？
　　
许章润的文章还提及这样其亲身经历的一个细节：1989年底，一位政法大学的退休“司机”还当众兴奋地说过：“罗典荣？钱端升？哼，他妈的，那时我们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即便是今天，很多年轻的法大学子已经不知道钱端升是干什么的，读到这段叙述我依然止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关于钱端升，谢泳先生有篇文章，题为“寂寞钱端升”，可谓恰如其分。钱端升的寂寞事实上开始在1957年之前。我们可以看看钱端升在1957年5月29日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座谈会上的发言：
　　老教授中除了几个担任行政工作以外,成立了研究组。……在研究组不让老教师搞专业课而叫他们搞\"杂业\",这一思想武振声同志较严重,刘昂同志也如此,如张锡彤教授到要离开我校前刘昂同志还要他搞编译组。后来逐渐让他们搞法权史、国家法等,但核心课如民、刑法,民、刑诉还不放手,不但对老教授而且对其他人如杜汝楫、罗典荣、余叔通也情愿放在政治课而不放在四大专业课。五六年夏有较大的好转,这时才允许他们自己选择事业。
　　
钱端升氏显然属于搞行政工作的一类，对此我们权且看作是钱端升作为院长，对老教授们的一点关心和忧虑。那么钱端升自己的院长当得又怎么样呢？我们再看一段：
　　
对照顾爱人问题,徐敦璋教授的爱人要出来工作,我和王润同志谈过,考虑把她放在图书馆,但无下文。人事处的工作整个都带有神秘性,这不对。开始时张苏同志曾对我说,要搞好工作必须抓人事工作。但我抓很困难,武振声、王润同志并未能体会张苏同志指示的精神。我对人事处谈的事往往无下文,对我职权不尊重,这可能与王润同志的宗派情绪分不开。有人给我来信说,武振声、刘昂照顾革大的人多而你为什么不照顾四个大学的人?我把这信给武振声同志,武说他接到一封信,意思正相反,但却不把信给我看,我对他推心置腹,而他却不以平等待我。
　　
事实上，钱端升的院长当得的确不如意。以钱端升在1949年之后的谨慎和小心来看，如果不是十二万分的委屈和掣肘，他是不会在鼓励“鸣放”的教师座谈会上发表这些言论的。而这次发言后长达二十多年的悲惨境遇亦证明，这些言论在当时是多么的不合时宜，不光因此被列入“章罗联盟”大名单，自己被划为“右派”，连狐假虎威的汽车司机们也敢“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并在漫漫无期的炼狱中油尽灯灭。在以培养全国司法干部为主要政治任务的北京政法学院，排不上第一至少排第二的钱端升院长，实在是势单力薄，不光不能替老教授们说话，就连院长的权力都岌岌可危，难以为继。
　　
有了这么一层背景，我想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钱端升在上世纪80年代两次捐书时根本就没有考虑中国政法大学了。钱端升自己在北京政法学院的经历，实在是其心底挥之不去的阴霾，即便不能彻底地忘掉关于这段经历的记忆，但其分量的确被降低到可有可无的境地，比如其晚年列举的“所获专业技术职称和兼任职务”中，1988年获得的中国政法大学名誉教授的分量，也仅仅比1982年获得的被许章润先生斥为“皮包公司”的东北法制心理函授学院顾问高那么一点点。
　　
我愿意乐观地判断，钱端升的经历只具有个案的、历史的意义，我们今天的法大不也请来了王人博、杨玉圣、丛日云等学界中人嘛。然而实际上，法大校史上，像钱端升一样凤栖梧桐的学者们实在大有人在，今日法大梧桐“吸”凤的好日子实在来得晚了一点。君不见今日学术界的顶梁柱们，有多少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凤栖梧桐离开法大的？北大的贺卫方，清华的许章润、高鸿钧……每想起一个名字，心底就抽搐一次。遥想八十年代，那时的校报还不到100期，是时贺卫方、米健、李曙光诸君，联袂在校报上写“人文札记”，成就了法大校报复刊以来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令我们难以望其项背。而今天校报500期到了，他们又在哪里呢？
　　
清华故校长梅贻琦尝言，大学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对于法大来说，钱端升是大师，贺卫方、许章润诸君也难保不能成为大师，而现在以法大为家园，在学术的园地孜孜以求的学者中间，难保不会有更多的大师涌现。天佑法大，千万别让未来的大师们毅然决然地再去割断与法大联系的脐带，而欲达致此目的，惟尊重智慧一途尔。是以恭逢法大校报复刊500期之盛典，并凑一把校园文化建设讨论的热闹。
　　
2005年6月9日凌晨，于昌平舒云居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6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