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通向人文精神的几个误区

lenin

余秋雨：通向人文精神的几个误区

主讲：余秋雨
时间：17日下午2：00～4：30
地点：杭州剧院
【本人当时也在场】



今天这个题目是刚刚想出来的，我们讲浙江人文大讲堂，“人文”这两个字，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社会里面，对人有很好的提醒作用。我们都希望能够拥有人文精神，希望我们的社会具有非常完整丰富的人文素养、人文精神。但是我们在通向人文精神的路上，往往会碰到一些误区和障碍。

文化的两种意义

为什么人文精神的误区多，因为人文精神这个概念范围太大。

现在讲文化的地方很多，吃也讲文化，厕所也讲文化，坐公共汽车吵架也是说“你这个人怎么没有文化素质”。其实，在人人讲文化的时代有可能是最没有文化的时代。

我们给文化下一个简单的定义，然后进入到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人文史上有关文化最经典的定义有200多个，如果概括地说，我想，文化在严格意义上讲是指一种精神价值，从宽泛意义上讲是指生活方式。

宽泛意义的文化，生活方式的文化大家能够理解，所以大家看到厕所文化，大家都不要生气，因为它牵涉到我们的生活方式、文明方式。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讲过，“人类文明的第一步并不是因为发明了文字，而是因为懂得了上厕所”。懂得了上厕所，这个就是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生活方式。我们现在讲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主要指的是生活方式。

但我们有时候也需要把它缩小，缩小来看我们作为文化人的追求。作为我们高贵的人群所追求的文化，指的是精神价值，而这个精神价值就是“以人为本”的这种精神价值，我们把它看成是文化的严格意义的范畴。

这两个概念，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经常运用，我们这些人在精神上要追求的指的是狭义上的文化，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我们也在不断改造，包括我们的住房、道路，这是生活方式，但是精神价值譬如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关爱，中华民族怎么来提高自己的素质，怎样发扬创新精神，创新精神的目标是什么？都属于精神范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

在追求人文价值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般的中国人会在哪些问题上遇到怪圈、陷阱、错位、盲点？大家都容易进入的误区是什么，我讲几个，供大家参考。

误区一

知识积累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所谓知识积累的误区，认为我们要提高人文精神，首先必须充分地积累文化知识。

我昨天晚上在北京某家电视台看到，一位非常激愤的男性在不断地用居高临下的口气说，李宇春这些人应该去学知识，有了知识以后才能在多少年后依然出名。

知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但以为人文知识就是人文精神，这个误解在我们现在的很多家长、老师的观念和实际操作当中普遍存在。我们认为一个好孩子就是天天在积累知识，一个好学生就是一个知识非常丰富的学生。最有趣的是我们认为最高水平的学者应该是满腹经纶的学者，他随时可以讲得出曹操打仗时，双方的兵死了多少，他随时能说出这个历史典故出现在《二十四史》的什么卷第几页上。

知识能不能堆垒出人文精神，我说堆垒不出来，因为它只是人文精神一个基础的部件，但不是最重要的部件，这一点我想在座的朋友，心里面其实是明白的。但是我们没办法，我曾经在我的《霜冷长河》、《秋雨时分》里讲过，武汉在前年破了一个大案，一个8年没有破的杀人绑架案。起因是一位刑侦专家在随手翻档案的时候看到一个纸条，是犯罪嫌疑人用毛笔写的纸条，叫受害人到哪儿去办什么的指令。一看纸条，专家说可以在大学的中文系老师当中找，原因何在？这个纸条虽然只有寥寥十几个字，但是充满古典文学的知识素养，透露出一种无法抑制的文化修养，而且最要命的是它居然押韵了，他的古典文化知识是显见的。范围一缩小，案子几天就破了。

还有一个例子，我这些年在上海的时候，总到提篮桥监狱给犯人讲课，犯人关起来以后，读书的时间特别多，他们也看我的书。我那次去讲的时候有5000多个人在听，对话的时候我简直傻掉了，他们提的问题好像是博士研究生在讨论的问题。他们有足够的知识，但是缺少人文精神。我遇到我的很多学生都有这方面的倾向，知识足够，人文精神缺乏。

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化的最高坐标是什么？在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譬如绍兴，像徐文长这样一个有点狂态的文人与一位满腹经纶的学者对比，肯定后者地位比较高。我们从来不问，谁投入了创造？谁给这个社会真正作出了贡献？我们从来不问记忆功能和创造才情哪个更重要。

现在政府提倡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前提是文化要成为创新的主要构架，到文化创新作为它的主流的时候，民族的创新意识才会起来。

我们大家对《四库全书》比较崇拜，因为它记录了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经典。这是现在电视剧里很出名的纪晓岚先生主编的，他也很有学问。那么在纪晓岚先生编《四库全书》的10年时间里，世界发生了什么？欧洲发生了什么？一对比就让人大吃一惊：瓦特发明蒸气机、美国的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第一条铁轨建成通车……都在这个时间发生了。一些在社会科学里面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大事也在这10年当中发生。

这10年，我们在整理、在注释，他们在探索、他们在创造；我们在咬文嚼字，他们在挖掘；我们在书房中看书，他们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反差显而易见。

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学生和子女应该持这样一个态度，我们不能让充满了创造力的生命变成一个记忆的机器，我们不能让我们天才勃发的少年变成一个两脚书架。   

误区二

名校学历的误区

第二个误区叫做名校学历的误区，我相信我们在座有好多名校学子，有很多浙大的老师或者学生，我们在座的也有好多是出自外地名校的毕业生。

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省的文化的勃发——我们所说的文化不是专业文化，而是讲民众共享的文化，其创造者，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未必有高学历，而且往往与名校无关。

100个美术博士，抵不过一个齐白石，他小学都没读过；我们应该感谢北大，当年聘请鲁迅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他的学历是很低的，他读日本医科学校但没有毕业；我说我们还要感谢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他们在聘请沈从文时，他没有读过一天中学，最高学历是小学。

我曾访问过德国的一所大学，他们走廊里一面墙上挂有一些黑白照片，光线昏暗，小小的字，我要凑近去才能看清，原来那是他们学校毕业的获诺贝尔奖的人的照片。学校认为，他们获得诺贝尔奖和学校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因为这是他们毕业以后的成绩，学校大肆宣扬没有必要。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真正有学问、真正有创造性的人，大多数都是对学校给予的知识有所突破才造就的；越是杰出的人，越是与自己早年所受的教育关系不大，因为他已经创造出了自己的体系，而这个创造是对原先所接受的知识的突破。

所以前不久北方有几个记者来和我说，说北方的两个大学生，一个学生现在由于找不到工作在卖肉，还有一个学生在做不太大的生意，你怎么看？我说现在大学毕业生已经数量比较多，在我们的专业和社会的需要不太对口的情况下，有一些学生在比较普通的职业里面重新寻找谋生的道路，我认为很好。他如果真正有出息的话，他在自己的行业里面也可以成为一个最杰出的经营者；且他能自食其力，即便是靠体力谋生，也比靠虚伪的牌号招摇过市更诚实。

我们不要对名校、名专业给予过高的评价，如果再这样朝着这个误区走下去的话，我们民族遇到的文化困惑相对就会更大。

误区三

历史遗产的误区

第三个可能进入的误区是历史遗产的误区。我们现在讲人文精神的时候往往一开口就讲我们有很多的历史遗产，但是，把历史遗产当做人文精神的主要内容，那就搞错了。

我们这些年有一些老师经常提出这样的主张，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去熟读儒家经典，然后认为我们的人文精神就能够建立起来了。北京还有一些我的朋友，甚至给孩子办了读经班，主要任务是把中国的古代经典读完。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今后能做什么？想来想去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做古籍出版社的校对。

我非常敬仰中国的儒家、道家学说，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在建立的过程当中，没有和其他文明产生过对话。就是和世界上其他的文明，譬如说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没有经过任何对话，这个是自建的文明，但是现在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的文化是一个对话过程。

我很赞成复旦大学一位教授讲的话，说文化永远是一场伟大的对话。我们怎么可能要求我们的下一代“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我这几年不断看世界博览会，我先是在德国看，后来到日本的爱知看，我要说的是中国展览馆的布置，就充分地体现了我们说的这个误区。我们对历史遗产错误的捍卫状态，已经让我们在展览当中很难体现生气勃勃的大国风度。

德国博览会开展之前，德国老百姓对于最想看哪个馆的投票结果是中国馆排名第二。开场那天排队一看，我相信德国的朋友们几乎都失望了。接下去的几天，博览会门口的电子显示器显示，什么馆门口要排队几个小时，什么馆门口不需要排队，我们中国馆门口不需要排队。

永远是四大发明，永远是孔夫子，永远是京剧脸谱。我们总以为我们的功夫、万里长城会震撼整个世界，其实未必。对外国人不了解才会这样认为。

我经常听到这样的绕口令：“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传统的就越是现代的”。一些艺术家这样讲一些艺术的创作规律也可以，特别是一些成功的艺术家。但他们少讲了一个大前提，就是你本身就是世界公民，你的整个坐标是国际坐标，所以你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在讲民族的时候，民族是个历史的符号。

但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口号，那就奇怪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哪我们讲改革开放做什么？越是传统的就越是现代的，哪我们几代人建设现代化又干什么？我们不能进入这种概念的怪圈。这个概念是在很多条件下才能产生的，你把这个条件去掉，就不对了。所以对遗产问题，我们还是要比较冷静地思考，我们不能过多地迷醉。

中国有地方戏曲317个，绝大部分都是被政府养着的，这个也是很大的误区。

我是《中国戏剧史》的作者，所以还比较有资格说这个问题。中国戏剧史上哪个剧种评价最高？元杂剧。但是元杂剧在历史上只活了75年。新陈代谢是艺术规律，剧种的消失不是一个坏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一个旧剧种的消亡才能有另一个创新的出现。

在文化意义上，民众的自主选择权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人文精神？民众的自我审美选择就是人本精神的重要方面。我去年在北京给李宇春颁奖，我说了一段话，我说李宇春没有改变歌曲，没有改变歌唱，但改变了民众选择审美的表达。

误区四

文明冲突的误区

文明冲突是美国亨廷顿教授提出来的，影响非常大，大体意思是21世纪文明和文明的冲突将造成当代世界的冲突。

那么中国某些学者为什么会接受这个说法？因为亨廷顿先生说，21世纪世界上有8个比较重要的文明，最重要的是三个文明，即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这一点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想我们一下子被人家看得起，三大文明有中华文明，而且世界发展证明了我们的重要性，特别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冲突之后，就越发证明了我们的文明很好，所以就接受了他的理论。

我到现在为止还认为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和文明之间的划分是有道理的，但是缺点是它过多地强调文明和文明之间的差异会造成冲突。所以有一些学者就说，后来9·11事件就是这些理论诱导出来的。

这是有道理的。一些简单化的理论很可能诱导人们简单化的情绪。这一点我要以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学者的身份，用我经历过的事情，来解说一下。

文明冲突论和我童年时候所经历的阶级斗争论，在辞句排列上也是非常对仗的：文明和文明冲突，阶级和阶级斗争，富人压迫穷人，社会上总有穷人、富人，所以他们一定要阶级斗争，即使红色政权建立以后也这样。

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整个社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面，大家才认为我们原来在认识上有一些问题，但是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文明冲突是不是也有这个矛盾，就是把几个文明硬生生地分开来？我认真地思考过我的逻辑思维是靠什么建立起来的？我是靠几何学建立起来的，逻辑思维都来自于数学，来源于欧几里德几何学；我的专业是美学，美学专业的基础是康德打下的。但是我讲中国话，我生活在中国这个大家庭当中，我心中除了欧几里德、康德，还有屈原、李白、苏东坡。

我心中的康德、欧几里德碰到屈原、李白、苏东坡的时候是相见而欢，还是你死我活呢？我认为是相见而欢。如果是你死我活的话，我现在早就成精神病人了。既然一个人小小的心里都可以这样包容，那么大大的世界为什么不可以？所以我是从来不喜欢设定让我代表浙江人或是上海人与其他的学者对话这类做法，这个有一定的虚假性，我的知识结构不受上海人的局限，鲁迅曾经是上海文化的最高代表，但是鲁迅受到多少上海人的影响？

只要称之为文明，文明和文明之间一定有共同的语言。我们不要强调我们有多少差异，我们要强调我们共同面临的灾难，第一荒漠化，第二人口爆炸，第三核竞争，第四世界性的传染病，还有自然灾害。

我去年在东京开的世界文明大会上发言，就讲了利玛窦先生如何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组合在一起，而且在利玛窦先生的遗书当中，他认认真真告诉世界：中国的强大和我们欧洲不一样，中国强大不会打别的国家。所以我去年在大会上非常愉快地介绍了利玛窦先生。

我们要接受一句名言，我们因差异而高兴。我们如果生活在一个没有差异的社会里面就太枯燥了，我们的社会就没有任何价值。如果没有性别、文化、生活方式的差异，这个社会就太乏味了。差异应该导致喜悦不要导致冲突，这个是文化文明的重要一点，所以要允许并欣赏差异的存在。

误区五

人文精神看作宣传方式

第五个误区是把人文精神看成是一种宣传。

很多人愿意把文化和人文精神当做政治宣传的方式，这其实也有偏颇。政治宣传能够和文化连在一起，也不失为多元文化的一个部分，但是不要完全把它划等号，这个还是有差别的。

去年连战先生访问大陆，国家领导人和他很高兴地会面，而且达成了很多的共识，这是全世界瞩目的大事。连战的夫人方瑀写了一本书叫《连战大陆行纪实》，先是连战先生自己写序，后来又找我写序，请一个毫无官职的人写序言。我明白了，政治事件很多，而具有文化含量的政治事件很少，国共两党最高领袖在经济发展的今天能够相见而欢，这个是一个具有文化价值的事件。

在我们国家，历来政治很大。有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我16岁进大学读书了，后来到了文革，文革以前我们学校很多领导对我们的教育就是一切都要突出政治，文革期间则把这些领导过去看的老戏，他们曾经到家乡拜过祖坟，都上纲上线地看作是封建社会还魂的举动来加以批判，这个时候这些领导说你们搞错了，我看戏，上祖坟都是文化不是政治。

我们在座的各位要知道文化的范围更大一点，这个很重要。

我再举两个例子，说明这点。

一个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女诗人李清照，她的作品在宋词里面也是第一流的，表现了东方女性最典雅的抒情方式。但我们恐怕不知道，李清照一生当中最大的心结是要为她的丈夫赵明诚洗冤。赵这个人懂文物鉴赏，他病重期间，北方有一个人让他鉴定一个玉做的壶，赵明诚说是假的，退了回去。赵明诚去世以后，有谣言说赵明诚把一个玉壶送给了金国来的间谍。当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事件。李清照一定要给自己心爱的丈夫洗清冤屈。但是她没有办法证实这个玉壶不是丈夫送给金国的。李清照用什么办法来洗刷冤屈呢？她丈夫死了以后，宋朝的地盘越来越小，金王朝打过来了，宋王朝主要是在逃难，逃到我们浙江地面上，有时候逃到福建，有时候逃到海上。李清照就带着全部的文物跟着，说我要把我和丈夫的文物都捐献给宋王朝，以此来证明丈夫的清白。可怜的是逃难中的宋王朝完全没有这个感觉，它只是逃难，它根本无心顾及其他。

后来，李清照带的文物有的被偷、有的被抢、有的被骗。人又疲惫，又想着丈夫的冤屈没有被洗刷，她认为人生最大的事件就是这个事情，实在跟不上的时候，在一个破旧的小旅店写了一首词，这个就是后来名扬天下流传千古的那首词。是所谓的藏在玉壶背后的历史价值大？还是李清照随口吟咏的诗句意义大？当然后面的大。诗句里面，没有讲到玉壶，没有讲到她丈夫，也没有讲到政治，只是一个女人人比黄花瘦，走过的路实在太多了，那种可怜、那种疲惫，疲惫中的美丽，幽雅中的伤乱，这样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引起了整个中华民族后代人的集体的共鸣。

还有一个例子，宋代的大诗人苏东坡，在杭州被逮捕。他非常懂得政治，居然还和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政治家、历史学家辩论过。要感谢小人对他的诬陷，使他流放，流放到黄州。没有一个人理他，他住在山里，孤独地和苍天面对和历史对话，但是就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他反思说我一辈子写了不少策论，但是我真的懂政治吗？如果这个时候死了的话，他也会留下名字，但是地位不会比王安石高，也不会比司马光高。但他终于在这个时候对自己的生命发出了最后的疑问：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所以苏东坡就成了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那是王安石、司马光比不上的。

误区六

文人生态的误区

最后一个误区叫文人生态的误区，也是我们走向人文精神的一个误区：拒绝传媒、拒绝民众，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们总以为这样的人才是最有人文精神的。这个文人生态往往是以前的文化给予大家的一种生命方式。这种生命方式凝固下来了，大家以这个来评价文人，结果以为这种方式就是文化，就是人文精神，搞错了。

对于这种完全不关注苍天大地，完全不关注芸芸众生的所谓的文化人，我觉得很难令人接受，因为无效的文化必然导致无聊，而无聊在一个文化资源短缺的国家，长期下去实际上就会导致无耻，就是滥用了文化做了一种自我享用的事情，甚至是一个骗局。

所以我很赞成譬如说像我们这个大讲堂提出的“大家、大众”，这个就是对了。如果文化话语不面对大众的话，“文化”的“化”字就体现不出来了。文化是传播，文化是教化。中国现在面临了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很多事情都需要文化的梳理和支撑，就如同欧洲在前进的时候，伏尔泰的每一句话全法兰西都听到了。

中国也有这样的优秀人物，如梁启超等，都十分关心大众的文化启蒙。

所以，文人的这一种脱离实际的生态结构，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文人的生态是拒绝市场。听起来是非常的豪迈，干净得不得了，但问题产生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研究、文化创造不与快速发展的社会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和“接受”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不被接受就无法受到社会的检验。所以我现在很赞成，人们把 “文化”和“产业”两个字联在一起，因为任何文化创新如果离开了产业结构的话，很难做成大事情。一首小诗，几笔竹竿，这个事情有时候也会很美丽，但是毕竟不能够大幅度地改变我们的审美集体心理，我们要做比较大的事情。

米开朗基罗、达芬奇，这些文艺复兴的大师的创造都是要花时间和巨大的资金的，文艺复兴的建筑、雕塑等等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如果没有一个大的企业经营是不能成功的，这是一个远的例子。

近的例子就是韩国，韩国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电视剧、歌星？而且是成批地出现。只有一个答案：他们产业化。他们有一种巨大的整合力量，并且产业化，这使得韩国的文化拓展出现了一个惊人的面貌。

我上次来杭州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播一部韩国非常有名的电视剧，我带来的几个朋友都喜欢看这个电视剧，当时住的宾馆里面收不到这个频道，找来找去后来发现只有洗脚店能收到这个频道，于是大家都到洗脚店去了。我不是鄙视这个现象，我想当外国观众也这样追我们的文艺作品的时候，我们的文艺就复兴了。

所以，我们要用巨大的热情投向今天的社会、今天的社会潮流，创造出符合我们今天的历史、今天的光荣的新的文化现象。

我最后做这样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追求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把建立一种真正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全人类互相关爱的精神作为终极目标，这是我们的价值观立足之处。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也是我们的立足之本，另外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升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让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充满了人文精神，这就是我们在摆脱上述误区之后能够进入一个正常的人文方式。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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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xing43

很喜欢读《文化苦旅》，其他的一般~

PS:好久不来了，真有些想念老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