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魏晋时期思想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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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考验学术根底的一篇文章哟。
简谈魏晋时期思想变化的原因
    魏晋时期在中国的政治史上一段黑暗的年代，但是在思想学术史上，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复杂、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帮助魏晋人跳出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的约束，提出了许多关于宇宙、哲学、人生的大胆的见解，一改思想界因循守旧的沉闷的风气，而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老庄、佛学、道教的兴盛，而儒学日渐式微，趋于衰败。尽管当时的许多观念在我们看来显得颓废、荒谬和玄虚，但是却对其后唐宋思想文化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比较魏晋和之前两汉时期的社会主流思想的不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汉代独尊的儒学在魏晋时期却走到了穷途末路，要探究其缘由，就不得不把目光投到这两个时代的过渡期：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
    东汉桓灵二朝的皇帝都是小娃娃，而且外戚失势，顺理成章的就是宦官得势。当时所谓的“十常侍”，把玩朝政，媚上欺下，结党营私，陷害忠良，卖官鬻爵，一手遮天。朝野上下，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学生血气方刚，最易激愤，于是掀起了以太学生为主体的激烈的抗议运动。青年太学生，将来就是朝廷的官员。他们的不满，势必影响到宦官当政的根基的稳固。所以接下来的党锢之祸，将那些优秀的官员和读书人，处死的处死，充军的充军，流放的流放，偶有侥幸逃脱的，也大都远离庙堂，避祸江湖。宦官们的兄弟亲戚纷纷填缺，遍布州郡。残酷的现状，使一大批读书人不敢再谈政治。名士们只能归隐田园，寄情酒色，闲谈取乐，遁世避祸。
    再者，农民与朝廷的矛盾激化，使得张陵、张角之流有机可乘，前者的五斗米道和后者的太平道，都成功地用宗教所虚拟的幻境将农民们团结起来。十余年间就有了遍布八个州的数十万教众。于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一时兵戎四起，战火不断，读书人的前景愈加阴暗。
    诸葛亮作为当时读书人的优秀代表，他的人生目标也不过是“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可见当时读书人的心态。而这种消极避世的生活态度，与儒家一贯倡导的积极救世，已经背道而驰，相去甚远。
    这时候出来一个曹操，稍稍稳定了当时的局面，然而曹操并不看重儒家所强调的伦理道德、繁文缛节，他一纸《求贤令》，不管你是否卑鄙下流，寡廉鲜耻，只要你有一技之长，我就收用。这给了儒家几百年伦理道德的基础沉重的打击，也给看到了些许光明的读书人们当头一棒：只要有才，强盗流氓也能做官，我恪守这些三纲五常，条条框框又有何用？这样一来，许多村夫、走卒咸鱼翻身，登堂入室，曹操手下多了不少出身卑鄙的文人武士。而一些儒者，像孔融、杨修、弥衡，却因为看不惯曹操而没有得到什么好的下场。
    曹丕登基之后，又和他父亲有所不同，曹丕推的是无为之治，慕的是黄老之风，俨然是道家的思想。他的弟弟曹植尤为明显，一篇《骷髅说》，最能体现他轻生厌世的想法。“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连守节都贱了，儒学的衰败可见一斑。
    晋代后期，社会又陷于动荡。先有八王之乱，后又五胡乱华，连非主流的少数民族文化也流入了中原。读书人再也看不到遵守儒家伦理道德的前途，找不到积极救世的道路，陷入了消极颓废的境地，因此玄学的兴起，老庄的盛行，佛、道的传播，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以上都是儒学败落的外部因素。而它几百年的基业之所以短时间内土崩瓦解，它内部的腐败堕落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秦皇的焚书坑儒，对于儒学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儒学传统教义的继承在这段时间出现了真空。恢复前人学说的重担就落在了西汉初期的读书人的肩上。可惜他们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待到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这种霸道的行径已经与孔子所倡导的相违背了。之后的儒者，也许是为了增强其注解和训诂的说服力，将正统的儒学和不入流的鬼神阴阳联系起来，居然也能自圆其说。一时间儒家的各种经典都和阴阳五行挂上了关系，连《诗经》这样纯粹的典籍也未能幸免于难，各种经书被注得乌烟瘴气，儒学也成了一个畸形儿。而且当时这些人只是竭尽全力前人学说的恢复和继承，忽视了可能也是无暇顾及对前人学说的发展。结果落下了迂腐的笑柄并流传至今。这样的儒学，虽受到一些头脑清醒的学者所批判，但是由于有汉武帝的诏书作尚方宝剑，它的地位一时难以撼动。于是天地鬼神钝化了学者的思维，使得他们除了伦理纲常，就再也念叨不出什么有新意的内容，拘泥旧式，不思进取，导致儒学变得既不能救世，亦不能自救。这样没有进化的学说，再也没有力量能够赢得人心，慢慢就成了强弩之末。
    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儒学很快就退化地面目全非，一些非主流的思想乘虚而入，给长久沉闷的思想文化，注入了新鲜的空气，导致了魏晋这段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时期的特殊状态。至于这个阶段思想文化的状况，就不在本文所要胡诌的内容之中，也不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