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疗分配公平性居世界倒数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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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3月18日电(记者 韩洁 王永康)
    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正面临尴尬境地：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中的倒数第四位。

　　两个截然相反的排名道出了目前中国在医疗体制改革中的困惑。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完成的一份针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现有的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期待变革。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的参与者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6年会的预备会上指出，正是由于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过多地利用了市场化机制，才导致了现有卫生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局面，使得处于高端的城市大医院发展越来越快，而低端机构，尤其是农村乡镇医院、城市社区医院等逐步萎缩，甚至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

　　政府缺少必要的投入和干预是造成中国有限的卫生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在此次论坛上说，目前中国政府在总体医疗费用中的公共投入仅为17%，而美国政府至少投入了总需要的45%，几乎是中国的三倍。在中国有一些医疗卫生功能难以实现就是因为没有政府的资金。

　　群众看病贵、看病难是今年刚刚结束的两会上的一个焦点话题。中国近20年来在医疗卫生领域实行的市场化机制导致了政府职能逐渐弱化，公共财政投入日益减少，其直接后果一方面造成医疗费用不可遏制的上涨，另一方面使得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为扩大收入转向发展昂贵的专科治疗性服务。
　　

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高卫中告诉记者，如果中国医疗卫生机构的这种“趋利”趋势不加以控制，未来中国几代医生可能就会迷失正确方向，不知道如何做好医疗服务，不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什么。

　　高卫中说，中国未来的医疗改革必须采取“政府主导”的方针，纠正医疗服务当中的市场失灵问题，满足13亿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

　　葛延风在论坛上勾画了未来中国医疗改革的目标和框架。他指出，中国的医疗改革应立足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最终目标，构建面向全民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具体的改革思路是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作为服务提供主体，通过政府直接财政投入，结合财力和需求等多方面因素，免费向居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并大比例补贴基本医疗服务，患者只需少量付费。这一保障体制应当是城乡一体化的，其基本职能就是确保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

　　葛延风建议，在这一制度之上，现有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以继续保留并通过进一步改革予以完善，以满足更多人的更高医疗需求。

　　葛延风测算，要构建这样一个体系所需要的投入大致在每年1500-2000亿元之间，相当于2005年中国3万亿元财政总收入的5-7%，相当于2005年中国GDP总量的1-1.5%，相当于目前中国卫生总费用的1／4-1／3。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能力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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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住房、教育

医改、房改、教改

怎一个错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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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 日中新社消息说，26日下午在北京“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专题报告会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医学部外籍院士巴德年在题为《中国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的挑战》的报告中警告说，中国卫生分配极不合理，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一百八十八位，列倒数第四。
    中国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不公，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医疗资源的分配在城乡之间差距极大。城乡居民在保健服务利用和健康水平方面存在的差距。据调查，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87%的农民是完全靠自费医疗的。据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农村36%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去住院，这种情况比往年都有所增加。在农民陷于贫困的几种原因中，生病是很重要的一条。如果一个农民得了重病，则不但使全家债台高筑，沦为绝对贫困，甚至连累相关的亲戚都受到影响。因此，有不少农民一旦有病，就只有听天由命，自生自灭。原因不用说，一是农民没有医疗保障，全靠自费，二是农村没有像样的医疗机构和人员，三是药费和治疗费用太高。
    第二个方面是，医疗资源的分配，在阶层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官方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享有医疗卫生保障的人只占15%，85%的人没有医疗卫生保障。这85%没有保障的人群中，主要就是处于社会贫困阶层的人。国家公务人员都有公费医疗，尤其是，国家还有一个庞大的高干特殊保健群体。这个高干医疗保健，更是耗费是社会巨大的医疗资源。公费医疗制度对各类职工拨款标准不一，差异巨大，全国政协委员郑楚光2000年在两会提案中以湖北的例子说，湖北省公费医疗拨款省市机关部600元/人·年，正厅以上干部8000元/人·年。而据监察部，审计署、卫生部于去年3月中旬的统计报告披露：地厅级干部年公费医疗保健开支中，整容、美容、保健仪容，占65%以上。目前，享有省部级医疗保健的高干及其配偶也利用便利条件享受高干医疗保健。这样又造成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而有些地方如甘肃和江苏，为了表示对优秀私人企业家的关怀，把一些私人企业家也纳入享受高干医疗保健的行列。
    这就是目前我们医疗保健资源分配的的一个轮廓。
    一方面，社会底层尤其广大农民，数千人或近千人才拥有一个医疗卫生人员，另一方面，高级干部一人就可以拥有一个保健医生。一方面，以甘肃为例，几家的医院都因为投资不足，破烂不堪，住院病人十来人挤一间病房，紧张的时候还在楼道临时搭病床，而另一方面，这些医院却都有高干病房。高干病房分为单人间与双人间，病房宽敞舒适，内设空调、冰箱、彩电、电话、卫生间及热水供应等优良服务设施，并有专线直播电话，提供电脑上网条件。达到高干地位的官员有病无病随时都会到病房去休养，而有的闹情绪的干部更是长年住在高干病房。
    据统计，占全世界22%的人口的中国，卫生投入却仅仅是世界卫生总投入的2%。这种投入本来已经严重地不足。而这种不足却又是被如此不公地分配，有限的资源被更为有限的人垄断，这种不公正正是造成广大群众得不到起码的医疗保健服务的症结所在。
    医疗卫生事业，是社会的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应该向社会公平地分配，面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尤其，在存在着还有大量的人群享受不起医疗服务的时候，作为公共服务的医疗服务更应向设计出科学而更具人性的制度，向他们倾斜，改善他们的不利处境。因为毕竟，不管一个人政治、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他都有在这个世界生存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一种被我们叫作“生存权”的基本人权，公正合理地提供这样的医疗保健正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中国社会医疗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平现状，是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官本位思想、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在医疗资源分配方面的制度化，是掌握社会公共资源的人对这种稀缺资源的掠夺，是对处于弱势群体的社会成员的剥夺。这种制度化，使一个堂堂大国，在事关公民生命健康的公共医疗服务和资源的分配上，公平性落到了全球第188位，倒数第四。这体现的是什么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