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朱季海：章太炎最后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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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朱季海：章太炎最后的弟子


　　鲁迅的同门，国学界的大师，学问高，资格老，如今却贫困潦倒；或许是不愿进体制，不愿被打扰，朱季海，一直处在公众视野之外。

　　对于外界评价，他笑眯眯地反问：“我哪里怪了？

　　他们来我这里拿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就说我怪。”

　　而此外，据说是因为长期受到双塔公园的负责人的照顾，比如免收门票、免费提供开水等等，碍于情面，他就答应了充当私塾顾问。

　　江南的苏州有一处双塔公园，园中矗立的双塔，被看做两支笔，是该城的文化象征之一。一代宗师章太炎的故居便在附近。

　　每日早上的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公园里“啸轩”外侧走廊拐角的硬木椅总会迎来一位从两里外来这喝茶的老人。老人身边的一张红漆旧木桌上，总是放着充当茶杯的玻璃罐、水壶以及一只小塑料袋。他不和旁人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绿树和阳光，或者闭目养神。

　　庭院的另一侧，一群老人在聊天或者打牌，不时的喧闹声更衬托着前者的孤独。

　　这位老人，是章太炎的关门弟子——朱季海，今年91岁。鲁迅是其同门师兄，陈寅恪是他同辈学人。其著作《楚辞解故》因深奥难解，被称为“学界天书”。但同鲁迅、陈寅恪等其他文化耆宿不同，这位国学界的传奇人物，似乎一直在大众视野之外。

　　有人说，在苏州，朱季海资格最老、学问最大、脾气最怪，是个“有点痴有点迂有点怪有点狂的高人”。

　　有人说，朱季海长期穷困潦倒，是一位“无钱、无劳保、无人照顾”的“三无人员”。

　　坊间还有种种传闻。据说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想见其一面却终死未能如愿，朱季海称：“二人皆恃才，不见也罢”。据说南京大学前校长匡亚明要请他出山，老人的答复是：每月薪水由他定，“不能少也不能多”，“而且每节课只上20分钟，因为我没有水分”。

　　最近他出山担任一家现代私塾的顾问，更引起多种的猜测和讨论。近日，记者前往苏州访问了这位神秘的国学大师。

　　一位真实可爱的老头

　　朱季海老先生是没法约见的，因为他没有任何联系工具，除了写信。要见他只有从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在双塔公园里等着。

　　在友人的引荐下，笔者很幸运地坐到朱老先生面前。当得知记者来自广州，老先生立刻就说，英语的“TEA”就是根据中国南方的茶的发音，因为中国的茶叶最先都是从南方港口运往西方的。这样的开场一下子就让记者紧绷的神经放松了。

　　这是一位面容清癯、精神矍铄的长者，脸上很少老人斑。他的衣着朴素而优雅：一顶呢绒鸭舌帽，灰夹克，条纹裤，一双呢鞋。对于外界评价他的“三最”。他笑眯眯地反问，“我哪里怪了？他们来我这里拿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就说我怪。”

　　他把手上的报纸拿给我们看，指着上面的一则新闻——“江苏要消灭20万个自然村”。“这是要干什么？”他告诉我们，没钱订报纸，只能买一些便宜的报纸看，并通过这对当下的世界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对现在某些人的读书无用论，朱季海说：“孔子没能改变鲁国，可是我们拉长一点时间来看，他却能影响世界。”

　　而对如今所谓的“复兴国学”、“返回传统”，他则表示：“现在不是要返回传统，而是要拾起失落的人文。孔子不是一块招牌，也不是一种魔术——念几声咒语就万事大吉。现在所谓的纪念孔子正是一个‘文化盲点’。就像落花流水，几天就没有了。”他接着解释道：“什么叫回到传统？所谓传统就是会一直传下去，传不了的就不是传统。每天都在前进，哪里回得去？”

　　为什么充当私塾顾问呢？他没有回答，只是无奈地说，原来说好的只是形式上挂个名，不采访，不拍照，现在全部不作数了。记者听到一个说法，私塾主人请双塔公园的负责人牵线搭桥，朱季海因为长期受到双塔公园的负责人的照顾，比如免收门票、免费提供开水等等，碍于情面就答应了。

　　他对现在的环境污染意见很大。“现在是垃圾文明，制造各种垃圾，所以癌症大量地出现”。他甚至对茶叶都表示了极度的不信任：“都是农药。”

　　每天都来双塔公园，是“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他无奈地说。朱季海的卧室就在街边，晚上总是睡不好。因此来双塔有三个目的：保持运动，呼吸新鲜空气，还可以“补觉”。当交谈间听到一个笑话，老先生笑得茶水从口中喷出来，流出了眼泪。

　　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实可爱的老人。

　　记者做东，请朱季海到饭店吃饭，一走进大厅，朱季海就说空气不好，都是油烟味。点饮料的时候，朱季海建议喝红酒——“喝点红酒对心脏有好处”，同时要兑着果汁喝。

　　他害怕生病，因为“看不起病，也没有人照顾”。因此朱季海说，活在当下要做学问，首先就是要“保护自己”。

　　朱季海说自己已经买不起书，每个月的收入，还不够吃饭和穿衣。

　　复兴私塾的负责人傅奇告诉记者，朱季海中午有时候到路边的小店吃点东西，有时候不吃饭。双塔公园里的一位老妈妈看他可怜，有时候中午做了饭请他一起吃。

　　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

　　朱季海1916年出生。他的父亲也是一位读书人，曾经留学日本，与革命领袖黄兴相识。

　　朱季海16岁起师从章太炎。对于“章太炎最后的弟子”一说，朱季海说自己并不是最后一个听章太炎讲课的学生，因为章太炎晚年授课是开放式的：交点钱，谁都可以来听。他是其中年纪最小的弟子之一，章太炎十分器重这个聪明而用功的学生，称其为“千里驹”，并委以重任，所以外界有“最后的弟子”一说。

　　“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每课必到的就是鲁迅和朱希祖，鲁迅还做了笔记，现在就放在鲁迅纪念馆里。他后来却说‘一句也不记得了’。”

　　朱季海认为这是当时鲁迅要表明自己的所谓“革命立场”，“这是一种‘左派幼稚病’”。

　　“章老师要我办两件事：一件是筹办章氏国学讲习所；一件是创办《制言》杂志。”朱季海回忆说，自己跟章先生学习，主要的方式就是聊天。

　　章氏国学讲习所于1935年创办后，章太炎指定朱季海担任主讲人，当时朱才20岁左右。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弱冠青年为一群比自己年长的读书人讲学，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令人惊奇的是，朱季海读大学选的专业是物理学，因为“对一切都感兴趣”。朱季海毫不犹豫用一个词形容年轻时候的自己——“潇洒”。那个时候的他，和其他时髦青年一样爱玩，喜欢看电影；不同的是，他对世间万物，甚至高深的学问，都怀有浓厚的兴趣，“研究也是玩”。

　　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朱季海最爱谈的一件事就是第一次北京之行。此行的起因并不令人愉快，因为章氏国学讲习所的缘故，他与同门发生了矛盾，愤而赴京观光。此次的北京之行，却令他眼界大开，收获颇丰。应蒋梦麟邀请，到北大藏书楼新馆开馆仪式上助兴；跟德国学者李华德学习了梵文和巴利文，本来还想学古琴，可惜心仪的老师不在；而最让他感到舒心的是，白天逛东安市场的书摊，晚上在故宫武英殿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读道藏(道教经籍)。

　　在朱季海的记忆中，这段在北京的时光充实而愉快，这是他以后两次来北京所难以感受到的。

　　谈到同门，记者问到他不肯见大师兄黄侃的传闻是否属实，他立刻否定了这个说法：“有机会我当然会去看他。”他介绍说，章老师与黄侃关系很好，写了文章都要给对方看。说起这些，他的眼圈开始红了。

　　而对于章太炎的另一著名弟子鲁迅，朱季海却颇有微词，尤其是对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写道“(章太炎)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每课必到的就是鲁迅和朱希祖，鲁迅还做了笔记，现在就放在鲁迅纪念馆里。他后来说‘一句也不记得了’，这是为什么？”朱季海认为这是当时鲁迅要表明自己的所谓“革命立场”，“这是一种‘左派幼稚病’”。朱先生认为，要救国首先要有文化，“没有我们的历史文化，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呢？鲁迅的出发点并不坏，但是认识不清”。“办《制言》，也是为了制约他们这种全面学习苏俄的倾向”。

　　“但是我还是可以理解他的偏激，因为他的父亲死得很冤枉”。

　　1946年，精通英、德、日语的朱季海来到南京国史馆工作。他看不惯擅长钻营的副馆长，副馆长也很不满，说他“目无官长”；朱季海听到后还击说：“此乃‘长官无目’！”。因此，两年后他没有随同“南京国史馆”迁往台湾。“副馆长是个官僚，学问是有的，但也谈不上有多高明，但比现在的一些官员要高多了。”朱季海说。

　　对于越来越厚的学术著作，朱季海一直非常不以为然。“那是给文盲看的。文盲也不看，就摆在那边装样子”。他认为一本书也许都比不上一条注释。建国初，他给吕叔湘主持的《语言研究》投稿，不见回音。后来在上海见面了。“我问他，稿子怎么样，怎么没有发呢？他说，我们这里要论文的，一条一条的东西不能出。我就说，什么叫一条一条，学术就是问它是不是真理。结果他一回去马上就发了。这是我第一次在《语言研究》上发表文章”。

　　一位贫困潦倒的大师

　　不少人说，以朱季海的条件，到大学当个学术带头人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事实上，朱季海曾经给学术带头人上过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曾经应聘到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给文学、史学、美术三个系的学术带头人上课。南京大学也请他给老师上过课。

　　然而，朱季海在建国后没有成为任何一家单位的正式员工。这是为什么呢？那样，至少可以保证衣食无忧，不必为生计担心。

　　朱季海回答说：“那时候还可以做事情，我不需要那些东西，我需要的是时间。以前一个星期有3次的政治学习，从‘文革’之前就这样，这样就没有自己的时间。这是一个选择，做这个，就不能做那个。我那个时候不在图书馆、博物馆，就在朋友家里看东西。”

　　他又加上一句：“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个职位，可能你今天就见不到我了。”那个时候，指的是从新中国建国到“文革”结束，在历次运动中著名文化人物纷纷落马，遭受各种迫害。朱季海有两次逃往苏州郊区，其中一次就是得到要被批斗的消息。

　　朱季海的书法堪称一绝，不少人上门求购，可是据说他对于自己的字十分爱惜甚至悭吝，不肯轻易下笔；即使有人请他吃饭，或者帮他办事，他也不肯动笔。

　　对于这种说法，朱季海显得很淡然。他对记者说，早年别人要他写字，他是提笔就写，不当回事，可是“现在不能写了”。

　　“90年代他们找我写字，苏州郊区的一个公墓，有三块牌坊，每块上面要写四个字。一块是启功写的，一块是赵朴初写的，还有一个找我写。一个字一千块，轻而易举，但是我推掉了。我说我现在不能写，原因是什么？不是钱的问题，一万块我也不敢写。到时候走过去我自己是要看的。”

　　为什么不能写呢？朱季海语焉不详。从长期关照朱季海的俞明的话中可能可以得到部分答案：朱季海的手曾经摔伤，几近骨折，当时没钱医治，留下了后遗症。“他穷得连棉裤都当掉了。”

　　俞明曾任苏州市宣传部长，一直非常关心朱季海的工作和生活，还专门写过介绍朱季海的《痴子》一文。据俞明的看法，朱季海生活困难与他自身的性格也有关系。他曾经让苏州市博物馆给朱季海挂一个顾问的头衔，这样每个月朱季海都能领到一点钱。可是朱季海并没有来领钱。“我告诉馆长，第一个月要把钱送到朱季海家里，第二个月他就会自己来领了。果然如此。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脾气。”

　　俞明说，还有一次，几个热心人要介绍朱季海出任江苏省文史馆员，他们找了语言学家徐复推荐，一不小心把徐复说成朱季海的师兄，朱季海不乐意了，说“他是我大师兄黄侃的弟子，怎么可能是我师兄？”

　　据了解，朱季海目前的固定收入是由苏州市委宣传部每月发400多元，原来是每月100多元，冠以“工农联盟顾问”的名头。“怕他饿死。要是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的罪孽可就大了。”俞明说。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女学者、女作家自发地组织起来照顾这位文化老人，请他上馆子改善伙食，带他去医院看病等等。“朱季海对于请客吃饭，从不拒绝，他喜欢吃肉。”

　　据说，老先生还不定期帮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做一些校注工作，获得一些零用钱。

　　一个不受欢迎的父亲

　　朱季海住在苏州观前街1号。观前街是苏州著名的旅游购物区，车水马龙，人潮如织。朱季海的家是一幢中西结合的两层楼的青砖旧洋房，有些地方已经裂开。它和马路之间隔了一条小河。其他房子临河的一面都漆成白色，惟有朱季海的依然是青色，像一块大胡渣。这个房子是当年他的老父亲留下来的。

　　如果说喧闹的环境严重地打扰着他的睡眠和工作，那么与家人的不融洽关系，更让朱季海在垂垂暮年也难以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他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身体不好，疾病缠身；夫人依然健在，是一位朴素善良的妇女，没有多少文化。虽然住在一所房子里，朱季海与家人却形同陌路。熟悉他们家务的纪克先生介绍，他不和家人一起吃饭，基本是自己解决；但衣服还是家人帮他洗。

　　据纪克的观察和猜测，矛盾的根源很大要归咎于经济问题。朱季海虽然名声很大，却不能给家里带来实际利益。家里的经济负担一直十分沉重。“在世俗生活的层面，他几乎是一个废人。对于妻子儿女，我们能不能说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朱季海的儿子朱广明是一位朴实的中年人，他的职业是电表抄表工，虽然生活清贫，他依然坚持买书读书。

　　作为远道而来的书友，记者走进苏州观前街1号，参观了朱广明的藏书。书房也就是卧室，所有的家具都变成了书柜，连床上都是书。朱广明说，因为今天要练字，所以只好把桌上的书搬到床上。他曾被评选为苏州著名的藏书家。

　　朱广明对书的痴迷，无疑有着父亲的影响。但是对于父亲和与任何与父亲有关的话题，他坚持不说一个字。旁人在谈论他父亲的时候，他也神色漠然，不置一词。他也不喜欢家人和外人谈论他的父亲。

　　纪克说，朱季海对子女的要求很高，很少给予鼓励、夸奖。他又很不喜欢子女利用自己的名头到外面办事；而子女们也从来没有因为他的名声获取什么好处。

　　朱广明屋里有一台电脑，这是他的儿子也就是朱季海的孙子的。他目前已经大学毕业，从事园艺工作，不过他对家里的读书、藏书已经没有太大兴趣。当然，这也让家里严峻的经济形势有所缓解。

　　朱广明的卧室旁有一道伸向黑暗的楼梯，楼梯的尽头就是朱季海的房间。除了朱季海自己，谁也不允许进入这个房间，包括他的家人。谁也不知道每天他是如何独自在屋子里度过漫长的时间，里面又藏着多少的学术珍宝。根据极其少数到过这个房间的人介绍，屋子里除了一堆书，就是一张床。朱季海房间的后侧，高高地开着两扇窗户；前侧，安装了家中惟一的一台空调。

　　望着这一切，记者突然想起第二次在双塔与朱老先生共进午餐的情形，他要了一个菜包子，一个肉包子。吃了一个，另一个带回家。也许，那天晚上，那个封闭的房间里，一个包子就是老先生全部的晚餐。

　　(朱文颖、纪克、叶放、郭正中、张沂新对此文亦有贡献)

　　章太炎及其部分高足

　　章太炎 (1869-1936)

　　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章太炎为人直爽，性格火爆，经常作出惊世骇俗的言行，被世人称作“章疯子”。曾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反清运动以及反袁斗争。他是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有精湛研究的一代国学大师，曾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门下高足甚多。

　　黄侃 (1886～1935)

　　湖北蕲春人，章太炎的大弟子，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字季刚，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有乃师之风，被称为“黄疯子”。

　　朱希祖 (1879～1944)

　　历史学家、藏书家。字逖先。浙江海盐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史地，回国后和胡适合作，推广白话文运动，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钱玄同 (1887-1939)

　　浙江湖州人，语言文字学家。曾从章太炎习国学，开始致力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及《说文解字》研究，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

　　鲁迅 (1881-1936)

　　浙江绍兴人，作家，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听章太炎讲学，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曾在日本听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等课程；晚年鲁迅与章太炎意见相左，反对其“复古”。

　　周作人 (1885-1967)

　　浙江绍兴人，散文家、诗人、翻译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后任日伪政权的国府委员等职。新中国诞生后，居家从事翻译与写作。他曾经写作一篇《谢本师》来抗议他的老师章太炎的“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