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土改受害者阿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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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土改受害者阿泽




        
　　
　　
　　采访缘起：2005年12月29日下午3点32分，我们一行3人，在完成了对“麻风病人”张志恩的拜访后，继续驱车在碎石路上绕行。不久抵达一个岔路口，右边的下坡是狭仄的机耕道，孙医生说，顺着这路下到底，就是团街乡治安村，以前叫养龙村，我们的下一个寻访对象就在那儿。

　　
　　我有些迟疑，因为司机朋友是个与我同岁的女同志，而且所驾的小车底盘矮，跑碎石路已十分勉强了。我们都下车仔细察看路况，孙医生不禁劝道，蒋老师你还是打道回府吧，下面这十几公里我们自己走，估计天黑前就到了。
　　
　　我也说，万一抛锚咋办，弄不好走路还比开车快些呢。
　　
　　蒋老师微笑着回到车里，招呼道，两个大男人让一个女人拉着跑，还这么多的废话。
　　
　　车摇摇晃晃地下了机耕道，一望无际的红泥巴翻滚着，犹如大片大片的伤口，有的已凝固成痂，有的还脓血流淌，车轮一碾上去，就四溅开来，没一会儿，小车就像刚打了败仗的大笨熊，显得一塌糊涂。右边是千丈沟壑，梯田沿着令人绝望的裸体山峦蔓延，我不禁叹了口气，这彝族地面的土真瘦啊，也不知他们一年到头怎么种怎么吃的。
　　
　　蒋老师说，这儿还不算最穷，我在楚雄州下面做过几年县长，那儿才称得上穷山恶水，几十年来，每年都吃政府救济。孙医生也附和道，对对，在与四川接壤的金沙江边，坡更陡，从山谷来的风更大，我经常下乡，也在上面站不稳，可彝族人祖祖辈辈在上面刀耕火种。
　　
　　路面越来越软，巨蟒一般蜿蜒的泥梗吱吱磨擦着汽车底盘，蒋老师不再吭声，似乎眼睛和双手都在用力，我在副驾座上起落着，觉得前方的坡道像一把弓，我们沿着弓背，如一颗弹丸向下滑，速度却与骑自行车差不多。
　　
　　先后有男女两个村民招手，请求搭便车，我们接纳了。接着撞上了修路，在两个拐弯处，两堆村民在往漏洞一般的坑里填石头,见了我们，就闪到一边，惊奇地议论着。小车先喘息，后咳嗽，终于陷入了泥潭；右轮扎进泥梗里，挣扎了半天也出不来。我们下来，动员若干村民一起推车，并在退出的空档下垫入石块和木棒。发动机一阵接一阵冒青烟，从轮下喷涌的泥浆射了我一裤裆。孙医生问一村民，路怎么烂成这样？村民答，被采石料的卡车压的，这些家伙同政府有一腿，所以光他妈的搞钱，不修路。
　　
　　斜阳将山水映得更红，闪闪烁烁中，有一群亮眼睛孩子围拢过来，唧唧匝匝地叫着彝语。我给他们照了好几张像，特别天真无邪，令人想起战争废墟边的伊拉克或伊朗的孩子。
　　
　　幸而车后又来了一辆底盘极高的越野车，司机技高人豪放，主动在前开路。如此，历经近两个小时的折腾，我们方下到山脚的一片谷地。孙医生探出头去，同来来往往的人打招呼，似乎回家了。
　　
　　受村民指点，我们将车停靠在一个有桥有树的岔路口，旁边的土屋据说是个村中小卖部，却不见人影。领路的村民说，没关系，一会儿人就来了，我们先去办事吧。
　　
　　我们在村落里穿插，与中国所有的偏远农村一样，狗们惊喜得阵阵狂吠，男女老少都出来了，领路人也就越来越多。我们还与不少驴子、马、猪擦肩而过。盘桓而上的仄道潮湿而肮脏，露天石碾，歪脖子树，除了偶然传过耳的拖拉机声，这里的一切看上去和百年前没啥两样。
　　
　　上了一个陡坎，再沿着两三层菜地绕回来，我们脚下露出一片瓦顶。我们一步步下，瓦顶右边有一扇柴门，狗叫了，领路人也大叫“老爹”。一个挽着裤腿的蓝衣老汉应声钻出骂狗，并拉开柴门迎客。一行人继续下到土墙边，视野开阔了，我们站在半个院坝里，又应邀上了三、四级台阶，向老板凳坐了下去。
　　
　　屋里屋外都很简陋，很零乱，夕阳迈过门坎透过去，使我模模糊糊望见了落满灰尘的圣母玛丽亚和毛泽东的像。75岁的瘦老汉阿泽在黑漆漆的供桌上摸了一会儿，端出半土碗蜂蜜和一双筷子，小心翼翼地放在矮凳上，连说，吃吧，野生的。
　　
　　天光还很充足，我照像若干张，再拿出录音机开始交谈。渐渐，夜色以猫的步态，一伸一缩地跃上台阶，接着跃上我们的膝盖；透骨的凉风擦过下巴，我们不约而同地打个寒战。一对时间，已快8点了。老人抱歉地说，我家太寒酸，没办法招待，只好带你们到另一家去吃。
　　
　　我们连称不好意思，老汉又说，我刚替他们杀的年猪，走嘛，村里有吃杀猪饭的习惯。
　　
　　的确，人家已派人来催了3次，最后竟来了3个人，打着手电筒为我们引路。几分钟后，进了那人声鼎沸的院落，坝子里已摆过好几桌，妇女们正在收拾残羹。作为上宾，我们被热情迎入正屋——角落里，一堆妇女儿童在看老掉牙的黑白电视，其中有一个包着头帕的老祖母，至少80多岁，哮喘的声响很大，几乎压过了扎扎的电视音量。
　　
　　矮桌上铺开8个菜，除了炸虾片，全是白花花的肉。我吞了3碗饭，还喝了两杯酒。其间，对吃得心满意足的老汉进行了补充了解——他的跟前有一碗生剁猪肝，他一筷接一筷地整去大半。我刚要去尝一筷，就被孙医生以眼色制止——里面有太多的寄生虫，他事后解释道。
　　
　　
　　
　　老威：你也坐嘛。
　　
　　阿泽：我蹲就是了，彝族人都习惯蹲着。
　　
　　老威：“阿泽”是你的姓氏还是名字？
　　
　　阿泽：晓不得，我从小就叫阿泽。长大以后，父母才替我取了一个“李天旭”的汉族学名，不过平时用不着。我的祖先姓禄，在曲靖、会泽、昭通一带，至今还有许多禄姓的彝族，在很久很久以前，他们与我们都属于同一血脉。不知何年何月，我们这一支从会泽迁到了这片彝汉杂居地。照彝族的习惯，这“养龙村”分两头，这边叫卡念，那边叫卡布。
　　
　　老威：为什么你没用祖先的姓？
　　
　　阿泽：这只有父母才清楚。不过我的一个堂妹，在昆明水电工程设计院工作，她要寻根，所以就改姓禄了。我还有个堂兄叫李天禄，名字中也有不忘祖先的含义。
　　
　　老威：听口气，你还有些文化。
　　
　　阿泽：只读过几年小学，家境就衰落了。我的老家是团街上头的高家乡白石岩，老爹（祖父）过世得早，我没见着；父亲还有个亲弟弟，可我这个叔叔过世得更早，刚刚结婚，连个后代也没留下。父亲好歹有我这点骨血，他38岁过世时，我才十五、六岁……
　　
　　老威：这是哪一年？
　　
　　阿泽：记不得了。有一次，父亲上山砍柴，不小心从岩子上滚下来，把腿骨摔断了。那年月，大山沟里医疗落后，家里只能找个草药郎中，遍山寻些草药来捣碎包扎。父亲整夜挣扎，吆喝连天，为了止痛，就狂抽鸦片烟，很快上瘾了。这可不得了，以后为了抽，就卖祖上留下的田产。他又不会做生意，光出不进，家就这样败了，临近解放，只剩下20多亩田和一户院子。
　　
　　老威：你父亲死后，家里还留下几口人？
　　
　　阿泽：母亲、我、媳妇和不满周岁的娃娃。
　　
　　老威：自己种田吗？
　　
　　阿泽：养了一头牛，全家都下田。当然，也佃给别人一部分，收些租。
　　
　　老威：你家院子有多大？
　　
　　阿泽：正房有3间，左右厢房各两间，下头关牲口的碾房有4间。
　　
　　老威：如此看，你这个地主做得有些勉强，如果放在较富庶的平坝地区，可能你只能算个富农，甚至富裕中农。
　　
　　阿泽：父亲再晚死两年，田和房子都抽光啰。
　　
　　老威：那按当时的土改政策，你就是贫农，共产党的依靠对象了。我爷爷是地主，据说他的弟弟就是靠一杆鸦片烟枪，败完了几十亩家产，而成为贫农的——撞上解放，他又翻身做主人，去分他哥哥辛苦挣来的田地了。
　　
　　阿泽：这是命啰，1950年，村子里20来户人家，就我和我的堂兄家被划为地主。这彝族地盘太穷了，相比之下，我家的日子稍微好过点；其他还划了3户富农，也不见得有多富。
　　
　　老威：听孙医生讲，你的堂兄是老革命，还当过中共云南宣威县长？
　　
　　阿泽：他就是李天禄，读过许多书，在家族中文化最高。1947年他师范学校毕业，就走出家乡投奔革命，从此几十年没回来。不过，这不影响他的家庭被划为地主，查抄财产，瓜分田地，他的继母还叫抓去判了刑呢——亲不亲，路线分，他是革命干部，哪怕在外面晓得家里出事，也不能吭声嘛。
　　
　　老威：听说在四川大凉山，黑彝被称为贵族，白彝和红彝被叫做娃子（奴隶），你们这儿呢？
　　
　　阿泽：我们这个方圆两里的村，除了汉族，住的都是黑彝。所以划阶级与这个没关系。
　　
　　老威：20来户人家就划了5户剥削阶级， 敌人的面也太宽了。
　　
　　阿泽：是啰。
　　
　　老威：接下来的遭遇呢？
　　
　　阿泽：解放了，上头派来工作组，下村子一摸情况，明摆着。于是提出要“合理负担”，即所有地主与富农都要照政府的要求纳公粮，每个月按人头交两百多斤。动员会开过好多次，群众也充分发动起来了，在大形势下，我们最先得雇人，走5天5夜，将1000多斤粮食背到昆明去入库；后来团街建立粮站，送粮就只有大半天的路程了。
　　
　　老威：有人押运吗？
　　
　　阿泽：农民协会来个口头通知，你就是饿饭也得送。新政府的意图就是要把你的汁水挤干，然后才抽筋剥皮。到了1951年3月，家里无粮可交了，就捕人了。
　　
　　老威：工作组来捕人？
　　
　　阿泽：我这种死老鼠，来几个民兵就吓得没魂儿了。我从来没见过工作组，只有贫下中农才有资格见工作组。3月抓了我母亲，4月又抓我，都关进团街区上的监狱。
　　
　　老威：你母亲被捕后，你没逃跑？
　　
　　阿泽：周围都有眼睛，连地缝也没得钻。
　　
　　老威：你和你母亲是被绑走的？
　　
　　阿泽：他们带了麻绳，见我们太老实，就没绑。一伙人端着枪，指着我们出门。嘿嘿，也不晓得那种老枪能不能打响。
　　
　　老威：他们有没有逮捕手续？
　　
　　阿泽：啥子手续？就说了一句“区上要捕你”。
　　
　　老威：“区上”是什么机关？
　　
　　阿泽：晓不得。总之一到团街，就塞进一户老院子，那也是从地主手里没收来的，每间屋都塞满人，有两三百号啰。
　　
　　老威：全是你这类的？
　　
　　阿泽：有一半是各乡各村的地富，其他就是小偷小摸、奸淫、土匪之流。昼夜都在审讯，搞得一片鬼哭狼嚎。
　　
　　老威：你没挨打？
　　
　　阿泽：关了几个月，审讯我3次，没挨打。
　　
　　老威：审你的是工作组？
　　
　　阿泽：本地人，也算政府干部吧。
　　
　　老威：地主也是罪名？
　　
　　阿泽：我有3条罪名：第一，抗交公粮。冤枉死了，锅都吊起来当锣打了，哪还有粮？第二，窝藏反革命。我老岳父因反对解放军被划为反革命，在没解放之前，我曾把老人家接到家里来玩了几天，村上人人都晓得，却没想到后来成了我的罪。第三，造谣惑众。有人揭发——阿泽说的——捉到一个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国民党要奖赏多少多少钱。我是跳河也洗不清嘛。
　　
　　老威：嘿嘿，新社会算旧社会的帐。
　　
　　阿泽：临近解放时，地方上很乱，今天听到这种风声，明天听到那种风声，这个也闹革命，那个也闹革命。把人都搞糊涂了。特别是我这种死脑筋，啥子叫革命？晓不得。
　　
　　老威：命已革到你头上，还晓不得？
　　
　　阿泽：晓不得。做过的事认帐；没偷没抢没通匪，你再逼我，也认不出帐。
　　
　　老威：接下来呢？
　　
　　阿泽：接下来就在龙海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公判，团街区下面几个乡的群众都参加。我们六、七个反革命地主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下接受批斗。两三个小时后，有判六、七年的，有判七、八年的，我判了5年。
　　
　　老威：由哪一级的法院宣判的？
　　
　　阿泽：区上的法庭，好像是工作组。
　　
　　老威：没有查抄财产吗？
　　
　　阿泽：这是清匪反霸阶段，没收财产是后来土改中的事。我已经劳改去了，在楚雄州的罗茨劳改农场，一呆就是20好几年。直到1978年，在邓小平手里落实了地富政策，我才彻底自由了。
　　
　　老威：你不是只有5年刑期吗？
　　
　　阿泽：罗茨是个极偏远的乡，我去时，农场有七、八百犯人，全部在开垦荒地，每天挥十几个小时的锄头，非常苦；后来又种水稻、玉米。我天天扳指头熬到1956年刑满，心想要回家和老婆团圆了，政府又来开会骗人，农场干部在会上说，现在你们已获得新生，有公民权，在人格上与我们平起平坐了。如果愿意留下来，继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场，就太好了。政府将无微不至地关心你们，给你们修工人宿舍，让你们结婚生孩子，安家落户，这总比你们回到社会上无依无靠，还受歧视强。
　　
　　犯人头脑简单，许多人相信政府的甜言蜜语，就留场当了工人；也有人表示不愿意，政府就来硬的，不留也得留。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一来，我们的工人资格又被取消，重新成为专政对象。以后运动来运动去，七专政八专政，我们就没清静过了。强迫劳动，强迫学习，外出要请假，违规要遭罚——政府的许愿全成了泡影。
　　
　　老威：这么多年来，你的家庭还在吧？
　　
　　阿泽：早散了。母亲也被判了刑，牢还没坐出来，就在土地改革那年死了。
　　
　　老威：怎么死的？
　　
　　阿泽：晓不得。
　　
　　老威：也就是说，自你们母子分别被捕，即成永诀？
　　
　　阿泽：以后还见过一面，那是在判完刑押送去劳改的途中。当时武定还是楚雄州的一个比较大的专区，管禄劝等十几个县，我们100多犯人由禄劝转武定，在专署门口暂时集中，再等着分派到各个劳改队。我们下了囚车，被绳子串着，周围都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记得那天还下着雨，在飘飘的雨丝中，每个人的脸都是青的，下巴还滴着水。我们在泥浆子里站了几个小时，为了转移浑身的难受，眼珠子就东溜西溜。就在我歪颈子的瞬间，我突然看见了母亲她老人家！竟在我身后的两三米外！唉，才分开三、四个月，她的头发就已花白了，而眼睛遮在头发里，猛一撞见，还以为是个瞎子。
　　
　　那时她才50岁左右，却已像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了。我心里如开水煮，却紧咬舌头，不敢出半点声。母亲也发现我了，她猛然抬起绕着绳头的右手，堵住嘴。我感觉她流泪了，幸好在下雨，要不就叫解放军给看出来。
　　
　　老威：怎么会这么巧？
　　
　　阿泽：我母亲也判完刑，在武定看守所搞劳动，等着转到其它地方去。
　　
　　老威：她判了几年？
　　
　　阿泽：晓不得，也没敢问。
　　
　　老威：母子就那么彼此望着？
　　
　　阿泽：还同走了一段路。当时已捱到下午五、六点，政府才来点名分配，由于从武定到罗茨劳改农场的公路正在铺，所以许多人被弄去修路；而我和其他5名犯人被挑选出来，派到山上一座寺庙旁边去烧石灰。
　　
　　老威：你母亲呢？
　　
　　阿泽：也没剩下，可具体去哪儿晓不得。几十个犯人互相牵扯着，排着队从武定出发，在真枪实弹的逼迫下走了大约10公里烂泥路。我和母亲肩擦着肩，在犯人队列中埋头赶路，路况较平展时，领队的干部为了提神，就121，121，123——4！地喊口令，大家立马挺胸抬头，脸红筋涨地跟着喊；我和母亲也喊，她的声音只有一尺多远，却只能感觉到细细的尾音，像一根铜丝在刮耳朵。
　　
　　老威：那么远的路，至少要走两三个小时，你们就没有谈话？
　　
　　阿泽：周围都是解放军盯着，所以一想说话就很紧张，不敢转头，眼角也不敢乱瞟。遇上烂泥潭或土坎，母亲的步子就不太稳，好几次滑倒，连累了一串人；我本能地伸手去扶，觉得她浑身都在打哆嗦。有一回，我的手慢了一拍，母亲的膝盖就咚的跪到地上，绳子把前排走的人都差点拖倒。
　　
　　如今回想，路那么长，从天还亮走到天黑尽，再有大手电筒和火把照着，也不可能不说话。母子感情，十指连心，牵着疼啊，况且彼此不知消息已好几个月，家里的媳妇、娃娃也晓不得咋样了……
　　
　　我已想不起来到底说了些啥子，要不就是我说了她没听见，或者她问了我没反应。解放军也没咋管犯人说小话，可我们母子晓不得咋搞的，就是对不上号。唉，有啥说头！一样都没有了，人都快熬成灰了，顾不上顾不上了。
　　
　　我留在了烧石灰的地方，就像做梦一样，母亲他们不知消失在哪儿了。几十年后才晓得，她第二年就死了，娃娃也死了，媳妇也死了。
　　
　　老威：绝户了？只剩你1人？
　　
　　阿泽：是啰。
　　
　　老威：在土地改革那年？
　　
　　阿泽：一土改，我家就叫瓜分掉了，媳妇她才十八九岁，却抱着1岁多的女娃娃，被赶出自己的院子。后来恳求农民协会，给了她一个猪圈大的破屋。
　　
　　老威：孤儿寡母怎么过呢？
　　
　　阿泽：地主婆嘛，在村里讨饭，要得到就吃，要不到就捱着。有时也帮贫下中农干活，人家就赏几斤粮。我娃娃营养不良，没多久就病死了，至于啥子时候、咋个死的我也晓不得。
　　
　　老威：你老婆没跟你离婚？
　　
　　阿泽：没有。
　　
　　老威：不错嘛。
　　
　　阿泽：农村女人文化低，所以认命。她是1958年大跃进死的，当时全民大炼钢铁，她被弄去背柴、敲矿石，粮食定量又低，她又累又饿，终于垮了。
　　
　　老威：你在她身边吗？
　　
　　阿泽：不准假，就回去不了。我后来才晓得她病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成骷髅了。平时没知没觉地躺着，只要听到那儿有吃的，眼睛方哗啦一下睁开，手也乱抓，把布条、泥巴、草，啥子都往嘴里塞。
　　
　　老威：1956年你刑满，就该是有公民权的工人了，为啥还不能探亲？
　　
　　阿泽：转眼就变了。再说1958年的革命形势很厉害，不仅我们不准上街，农民也不准上街，都被圈在劳动现场。店铺关门了，赶街都取消了，为了节省时间，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一两年内超英赶美，大伙买盐巴也是委托一个人，以最快的速度去供销社跑个来回。区乡的街上、马路上，全部空荡荡的，偶尔有外乡人路过本地，如果叫眼尖的发现，立马就会被腿快的群众围住，拉你到田里地里或者山上的炼铁场去做贡献。城里人也好，干部也好，你解释没用，中央的大政策摆在那儿呢，你不放下架子，群众就用拳头和口水帮你放下架子。
　　
　　所以一个小小的地主婆，累病累死算个啥？
　　
　　老威：人都快死了，还不通知亲属？
　　
　　阿泽：一年多以后，我才晓得媳妇不在了。
　　
　　老威：大跃进时代的效率也太低了。
　　
　　阿泽：我没钱，她更没钱，所以没法寄信；不寄信，双方就晓不得情况。1959年夏天都过了，我已好久好久没她的下落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啥子亲人都没有啰，除了她，我也没啥想头。刚好，队上额外开恩，给每个犯人发了一张明信片，我就迫不及待在这上面写了几行字，当家书给媳妇寄出去。
　　
　　老威：这公开的家书怎么写的？
　　
　　阿泽：太简单了：“好长时间没写着信，我也没钱带信，也不晓得家里的生活怎么样？”
　　
　　老威：没收到回音吧？
　　
　　阿泽：媳妇没回音，那边村里一个好心人却回了信：“你老婆已经不在了。”其它就没说啥了。唉，又过了许多年，我才真正弄清媳妇她是怎么不在的。
　　
　　又能咋个样嘛，人还得活下去。接下来就是三年自然灾害，种的粮食不够吃，就以瓜菜填肚子，油荤见不着，人也浮肿，数我命大能熬，好不容易起死回阳。
　　
　　老威：看样子，你在劳改队已呆习惯了。
　　
　　阿泽：人长了两条腿，做梦都想到外面的世界走动嘛，所以一有探亲假，我还是要回家。
　　
　　老威：你的家在哪儿呢？
　　
　　阿泽：村上的熟人家还是可以去一下。阶级斗争搞了几十年，也疲了，特别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许多人看穿了，无所谓。
　　
　　老威：里面也搞文革吗？
　　
　　阿泽：反右、文革都在干部中展开，和犯人无关，因为我们比右派和走资派还要坏些。不过运动一来，监狱就会严管，一律不准探亲假，稍有言论，将以破坏罪论处。
　　
　　我还以为要在监狱混一辈子了，灰心得整日眼皮都懒得抬。不料毛主席一伸腿，邓小平上台，地主阶级摘了帽子，出头了。50几岁的我被清理出狱时，真比贫农还贫——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生产队干部看着我都头痛。幸好筋骨还结实，干活是把好手，就在热心人的介绍下，到这家上门。当时她是个50来岁的老寡妇，带着两个娃娃，正需要个帮手。
　　
　　一晃又20多年，我已75岁，老伴带来的娃娃也都成家，连孙子辈也有几个了，虽然不是亲生，我也可以满足了——所以我极少对人提起过去，忘了就忘了吧，搞得心情不好有啥意思。
　　
　　老威：你落难时，你那个当官的堂兄没拉你一把？
　　
　　阿泽：他在路线斗争中多次受冲击，文革中更是自身难保，只有在邓小平手上，兄弟俩都老了，才敢见面相认。他晚年比我凄惨，去年1月，他忧虑过度，患癌症去世了，太可惜。
　　
　　
　　
　　补记：
　　
　　吃罢杀猪饭，再与村民们闲聊了一会儿，不过9点钟，夜就显得很深了。在伸手不见五指中，几个领路人前后照应着，用手电筒带我们走了大约两里曲折小道。有个8岁女童尤其热情，拉着我的衣角，像个毛乎乎的刺猬，感动之下，我塞给她50元钱和一包糖果。
　　
　　我和蒋老师被安排在乡村医生张彩香家住宿。张家有前后两套院子，丈夫和儿子又在外打工，所以在村里算富户。可是院内潮湿而肮脏，我们敲门进入时，先是一条狗，后是一群鹅，再后才是两头猪，连奏了好一阵畜生交响乐。跟着，炸起一串吆喝，畜生指挥家张医生扯亮了大门、中门、侧门、圈门、里屋门的乱七八糟的灯，我们在灯影中垫起脚后跟，但还是连踩了两三次畜粪。终于登堂入室了，张医生端出一盆碳火，就坐下与我们聊了一会儿天，这个50来岁的脸蛋红扑扑的妇女，回忆起当年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学医的情景，依然充满憧憬。
　　
　　我却对着墙上并排张贴的东西发呆，那左边是基督教年历，外圈大红大艳，对联为“辞旧岁数算神恩，传扬圣经救世真道”，横批是“神爱世人”；而在右边大红大绿的背景前，屹立着油头粉面的毛泽东，对联为“巍巍青山历史丰碑，彤彤红日民族正气”，横批是“伟大领袖”。
　　
　　“妖魔和上帝怎么能够混在一起？”孙医生不禁对张医生的信仰提出质疑，后者回答说没有多想。孙医生立即起身告辞，到村里另一个小学教师家去歇脚。
　　
　　张医生送客毕，有点尴尬地望着我们，问信主吗？我们沉默。这个赤脚医生出身的信主的妇女打了个哈欠，把蒋老师带入四面透风的2楼；我在底层打滚多年，眼光四下一溜，就坚持就地睡沙发。事后蒋老师说，她一夜被子蒙头，也冻得无法入眠，看来老威不愧江湖油子。
　　
　　院内无茅坑，夜里我在野地拉了屎。大清早起来又肚疼，只好在张医生的指点下，钻进土路旁一个半人高的洞。我下准脚，闭目咬牙蹲坑，感觉置身于一个密封的大粪罐筒。突然吱呀一声，我受惊睁眼，却是一个狗嘴伸进了门缝。慌乱之中，我也变成一条狗，汪地窜了出去。就在这眨眼间，大小四条狗已挤入，愤怒地抢吃新鲜大便。
　　
　　7点多钟重新上路，蒋老师觉得她的车技高超了不少。在山顶绕行时，路过“麻风病人”张志恩所在的大平地，我虽是个泛神论者，却在内心为他们做了专一的祷告。9点过钟回到团街，我们与蒋老师告别，目送着她风尘仆仆地驾车返回。
　　本想吃碗热面，可从禄劝县城发来的长途中巴已吱地刹到脚边。我和孙医生立即登车而行，并相视一笑，庆幸此行的运气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