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传染病流行给疫苗研发企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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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流行按专业名词分为流行、大流行和暴发。近年来因为疫苗的广泛使用使传染病发病率极低，因此一旦发生传染病疫情，常会被媒体冠以“突发”等特别的字眼。近两年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的SARS以及禽流感的发生与流行，还被冠以“新发传染病”的头衔。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新发或突发的传染病对社会的影响力的确在不断扩大。
疫苗属生物技术行业的企业，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和人们对健康生活追求的不断提高而衍生的。疫苗企业多为大型制药企业所拥有，全球80%以上的疫苗品种被几家大跨国公司所垄断。
  疫苗企业要靠向市场提供服务或产品获得盈利。面对突入起来疫情的迅速传播，疫苗企业必须拥有医学生物技术的高端人才、先进的设备和快捷的信息反馈系统，以保证对市场需求的迅速反应能力及快速的决策能力。本章重点讨论由此给疫苗研制企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突发传染病的社会影响
   传染病的传染特征决定了传染病的社会影响不仅仅在于是对病人本身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通过向周围易感人群的传播而带来更大的威胁。这种影响力在社会经济越进步、医疗卫生条件越优越的地区表现得越大，传播得越快。
   1）对医疗卫生的影响。也可看成内部影响，表现在发病人数多少，患者分布情况，住院情况，用药情况等。突然增高的患病率超过了医疗反应能力，常规的医疗服务不能满足要求，这种影响力会迅速转化为外部影响力，包括对公众、经济和政府造成的影响。
   2）对公众影响。无论疫情有多严重，未被感染上传染病的人群是大多数。但由于恐惧心理，公众开始减少社会活动，甚至开始逃避或称逃难。随着疫情的发生这种影响力会不断地放大，其作用往往会大于传染病发病本身的影响。
   3）经济影响。由于公众减少包括社会活动在内的社会活动，这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减慢。在大量患者出现的情况下，更直接的影响是生产力减弱，经济损失明显。这种影响在疾病大规模流行时表现得非常明显，而短期小范围内的疾病流行对经济的影响并不突出，有时反而因为出现对医药的需求增加，短期内甚至会出现局部经济繁荣的现象。
   4）对政府影响。传染病流行时的各种影响力会直接向政府施加压力，首要的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这使政府对各种资源的调配上产生变化，如果处理不当会导致政府危机。如果传染病流行是跨越国际的，将使政府还面临来自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压力。

   2、传染病大流行促进了疫苗的研发
   以下分别以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甲型肝炎和SARS三种重要疫苗的诞生为例，说明疫苗产业的发展历程。
   1）流感疫苗
   1918年，世界流感大流行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损失最严重的事件。1918年春，流感流行疫情出现在美国，疫情迅速通过输送军队的船只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往复传播。几乎同时，以西班牙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也爆发了严重的流感疫情，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大面积传播，包括亚后和非洲。这次流感大流行的第二个高峰在1918年底出现，突出临床表现并不是人们所熟知的轻微流感症状，而是严重的全身性感染，流感大流行的病死率比普通的流感增加了10倍。死亡者主要是15-35岁的青壮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竞夺去了4000万人的生命。在美国有28%的人受到了感染，军人更是深受其害，出现大量死亡病例。此次流感大流行过后，美国人的预期寿命由原来的51岁降到了39岁，足足减少了12岁。在西班牙，连国王都被传染，共有800余万人死于流感大流行。
   当时因多数国家正处在战争状态，流感大流行的严重性没有被公布，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4年期间，整个前线军事死亡的总人数估算约为830万人，相比之下足见流感大流行的严重性。
   流感大流行警示了全球，几十年来在流感病毒及疫苗研究方面都投入了极大的财力和人力。1957年，又一次流感大流行开始的时候，流感疫苗已经研制成功，并作为最有效的预防措施证明了其价值。在使用疫苗的地方，季节性流感的发生率降低了2/3或更多。此次流行死亡总数估计超过200万。流感大流行催生了欧美国家流感疫苗的生产，这些国家可在疫情发生后几个月内大量生产疫苗，保护本国的公民，继而发展为每年在流感季节到来之前就已大范围接种流感疫苗。大量流感疫苗的生产极大的刺激了疫苗研制企业的发展，后来这些企业几乎都发展成大型跨国制药公司。
   当1968-1969年再度发生流感大流行时，疫情是由中国传出的，并由越南回国的士兵带回到美国，造成全球流行，全球死亡人数约100万人。显然疫苗使用起到了控制疫情的作用，但这些作用主要表现在欧美国家，因为亚洲国家那时仍然没有流感疫苗生产和供应，在发生大流行时，疫苗生产国必然会优先供给本国使用。
   2）甲型肝炎疫苗
   甲型肝炎是一种急性传染病，以粪-口途径传播为主。1988年春，由于食用被污染的毛蚶引发上海市发生甲型肝炎大流行。疾病呈暴发性流行，此年1-4月份共发病310746例，20-39岁青壮年占发病总例数的83.46%，引发了全社会对公共卫生问题的极大关注。
   上海甲型肝炎大流行造成大面积停工、停业、停学，医院人满为患。市民争先抢购丙种球蛋白、板蓝根冲剂、消毒剂等预防用药。市政府采取许多有效措施控制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如在医院或家庭内隔离治疗病人、发布禁食毛蚶令、进行卫生科普宣传、提倡公筷和分餐制等，有效提高了市民卫生观念。尽管政府采取多项防治措施，但毕竟当时缺乏有效的疫苗干预，流行几乎是一个自然感染的流行过程，为此上海人付出了30余万人发病的代价[2]，但最后流行被终止。
   1988年，上海甲型肝炎大流行是史无前例的，迅速引起全世界关注。欧美各大疫苗公司立即投入疫苗研究，史克公司、巴斯德公司等分别在1995年将甲型肝炎灭活疫苗推向市场。而中国由于受到疫情的直接冲击，更加速了疫苗的研发，在1992年分别有长春、昆明、浙江三个厂家推出了甲型肝炎减毒活疫苗，但直到2001年才有中国自主研发的甲型肝炎灭活疫苗投放市场。全球的甲肝灭活疫苗虽然主要在发达国家使用，但每年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5亿美元以上，而中国的甲肝疫苗每年使用量都在1500万人份以上。
   3）SARS疫苗
   2003年春，SARS疫情从中国的广东蔓延到北京，疫情波及了中国的多数省份，虽然中国的SARS报告病仅为5327例、病死348例，但SARS疫情还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影响。
   在疫情严重的北京，突然增加的SARS病例使各医院的隔离病房爆满、呼吸机告急、消毒药品脱销，因为没有良好的隔离措施很多医护人员被传染而发病，政府紧急建立了小汤山医院。公众亦处于极度恐慌中，全国交通处于检疫状态，社区出现强行隔离、居民抢购重要预防用具等现象。在疫情严重的短期内社会生产机能几乎停止，学校停课，商业活动萧条。相关政府部门也出现严重危机：信息披露不全面受到谴责；同时因对疫情的威胁与采取防治措施带来的负面影响之间平衡不准，导致疫情扩大；部分高级干部被就地免职，政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才渡过危机。
   面对SARS的严重影响，几乎全社会的力量都投入到抗疫活动中，因为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清楚，SARS这样的传染病带来的危机已经波及到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世界卫生组织（WHO）向全球发出疫情警告，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限制了中国人的进出，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中国SARS疫情虽然通过对病人及疑似病人的隔离得以有效控制，但无论政府还是公众都对SARS疫苗的研发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媒体不断地对疫苗研究进展大力报道，疫苗研制公司的研究工作在巨大压力下紧张而透明。由于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中国的SARS疫苗研究已完成I期临床研究，处在世界领先水平。


   3、突发传染病流行引发疫苗需求突涨所带来的挑战
   一旦疫情出现，对该疫苗的需求量就会猛增。疫苗的使用分为应急接种和常规接种，应急接种主要是在疫区内短时间为健康易感者接种疫苗，最好的接种效果体现为接种疫苗后产生保护效果的时间短于该病的潜伏期。例如，2004年10月，在宁波某县因食用污染的冷食发生100余例甲型肝炎爆发流行，病例主要集中在青少年人群中，经调查该地区80%的青少年为甲型肝炎易感者；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迅速组织该地区的5万余名青少年应急接种孩尔来福甲型肝炎灭活疫苗，接种疫苗后疫情很快平息。
   常规接种是指疫区的周边地区虽无疫情，但公众接种愿望增加，可以按常规接种疫苗，这时的疫苗使用量会增加，接种人群也会扩大。例如，2005年春，因安徽某地发生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小范围流行，消息被媒体迅速传播，甚至在电视上播放重症病人和死亡病人的画面，虽然此时全国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发病率并不高于往年，但几乎所有城市都在接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疫苗，疫苗供不应求。
   这种突发传染病的出现对于生产疫苗的生物技术企业而言，可谓是形成了一个促销的局面，这种促销是非常强势的，产品会迅速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可以说是一个好机会。但在出现疫情后应急使用对疫苗的有效性来说是一个特殊考验，如果疫苗免疫后不能快速产生抗体阻止疫情发生，该疫苗将被判无效。疫苗的安全性也将受到考验，短期内大规模接种，疫苗的副反应也会突显出来。
   实际上突发传染病的出现对疫苗企业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疫苗产品的有效性、安全性会被现场检验出来。除质量因素外，疫苗企业是否有能力储备一定量的疫苗，是否可以在短期内提供大量疫苗，这将是对疫苗企业经济实力和管理水平的考验。

   4、新发传染病流行对疫苗企业的要求
   一种新发传染病出现以后，人们首先的需求是诊治。多种细菌性传染病因为抗生素的有效治疗作用，明显地减少了这些传染病流行的影响力。但当一种新发传染病特别是病毒性传染病出现时，则往往不具备特效治疗的条件，这时传染病流行的影响力就会被不断扩大。无论是公众还是政府都急切盼望能研制出有效的疫苗，这种对疫苗的急切需求随疫情的严重而加剧。
   1）疫苗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在新突发传染病疫情出现时，政府和公司首先是把期待的目光投向知名疫苗企业。SARS疫情出现后，安万特巴斯德、天坛生物、北京科兴等国内外疫苗企业的疫苗研发备受瞩目。
   2）疫苗企业的研发实力 新发传染病意味着新的病原体、新的发病机理、新的保护效果。面对全新的疫苗研究课题，疫苗研制企业必须具备多学科的研究人才、良好的研发平台、多年的疫苗研发经验。因此要求从事新疫苗的生物技术公司必须具备很强的研究开发实力。
   3）疫苗企业投入巨资和承担风险的能力 新发传染病疫苗研究资金投入是巨大的，研究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最好的案例是艾滋病疫苗的研发，全球有百亿美元投入疫苗研究，甚至已有三十几种艾滋病疫苗进入临床研究，但没有一种获得成功被批准上市。国内外也有多家公司宣称开展SARS疫苗研发，但SARS疫情不再出现，使疫苗研发的潜在经济效益不确定。因此除北京科兴公司完成了SARS灭活疫苗I期临床研究外，目前还没有其他公司完成SARS疫苗I期临床。
   4）疫苗企业的整合能力 新发传染病流行特征、临床表现、病原分析等对采用生物技术进行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新发传染病疫苗研究要求在信息、研究人员、临床现场、研究设置等方面进行快速整合，只有整合成功才能达到预期目的。以北京科兴公司为代表的SARS灭活疫苗研究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参加该项目的研制单位还有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研究所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通过与科研院所的技术整合，才能使疫苗的研发取得成功。
   5）疫苗企业的国际合作能力 新发传染病疫苗的研究开发结果是全世界瞩目的，研究人员和研究内容都是被世人关注。同时由于是原创性研究，研究结果的误差风险很大；而且生物技术公司的研发是以产品为主要研究目的的研发，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更加重要。基于上述特殊性，新发传染病疫苗的研发必须强调国际合作，首先是国际组织的合作。凡是当新发传染病出现时，WHO等国际组织都会集合各方面的专家以得到关注、指导，国际组织也会与相关国家进行直接沟通，有助于研制者得到政府的支持。当然国际组织在对新疫苗研究项目上主要从技术和防治策略的角度看问题，没有任何商业或决策的涉入。北京科兴SARS灭活疫苗项目研究，首先是直接争取到了参加2004年3月1日WHO在北京召开的SARS专题研讨会，继后又两次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SARS灭活疫苗I期临床研究专题会议，讨论临床研究方案和研究结果，对公司研发SARS灭活疫苗给予了很有意义的指导。
   6）疫苗企业获取政府支持的能力 一种新发传染病出现，政府会直接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政府会积极组织各种资源投入防治策略，这种防治策略是综合的、全面的。疫苗研制者应了解政府的全部防治策略，最好能参与政府在相关专业的策略制定，这样能使新疫苗的研发很好地为政府综合防治策略贡献力量。政府完全有能力在科学研究资金投入、技术资源的调配等方面支持新疫苗的研发，一旦疫苗研制成功，政府会在应急采购、技术储备、市场应用指导方面发挥作用。

   总之面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流行时，国家面对的冲击是全面的，疫情带来的影响力也是多方面的，由此给国家带来的损失往往超越疫情的直接损失。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就是传染病流行带来的负外部性，对于负外部性的影响，政府一定会制定公共政策来减少损失，必然包括资助疫苗的研究开发。疫苗产品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公共特征，包括疫苗研制成功会减少人们对疫情的恐慌，接种疫苗者可以使未接种疫苗者降低疾病感染的概率等。因此疫苗的研发是具有公共利益的好事，而疫苗企业是这一责任的承担者，应该责无旁贷地向社会既适提供高质量的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