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年代的另类书写——试论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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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一段不可忘记的历史。


　　一

　　我对战争是怎样具体改变了作家的生存处境和思想观念这一课题深感兴趣。沈从文、
张爱玲、钱钟书、周作人、卞之琳、冯至、师陀、路翎、废名等中国现代作家多可以此入
手进行研究，进而探究战争带给他们的新的创作风貌和精神面向。在我看来，其中的废名
更是一个难得的范例，只有他在整个抗战期间真正回归了底层，与乡民一起避难，并有战
时直接在乡间从事中小学教育的经验。他在战争时期的生活经历和视野因此也是他人无法
替代的。尤其是他在战后根据自己的避难生涯写成了一本书，对战时的阅历和心态做了直
接而宝贵的纪录。

　　1937年抗战的爆发改变了当时作为北京大学讲师的废名象牙之塔里的生活。按规定，
北京大学只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才有资格去西南联合大学，废名则回到了老家湖北黄
梅。经历了多次挈妇将雏弃家“跑反”的流徙，终在1939年，凭借从亲属那里借到的三元
钱旅资，辗转到了一个乡村学校——金家寨小学教国语。半年后又赴临时设在五祖寺的黄
梅县中学教英语，抗战胜利后才得以重返北大任教。1947年，应《文学杂志》的编者朱光
潜之邀，废名创作了以自己故乡避难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从1947年6月到1948年11月
在《文学杂志》连载，于是，就有了《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以下简称《坐飞机以后
》）的面世。

　　读《坐飞机以后》之前的心理期待，是预期看到一部乡土乌托邦的图景，看到乱世中
难得的世外桃源般的时光，正像废名在二、三十年代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桥》，勾勒的是
田园牧歌的理想国图式那样，或者像1932年出版的小说《莫须有先生传》，描摹的是一种
北京西山出离尘寰般的隐居生活。然而废名在《坐飞机以后》中的变格，着实令我吃惊。
小说中的“莫须有先生”的形象当是《莫须有先生传》中的传主形象的赓续，1932年“版
”的莫须有先生的形象是一个颇有点儿像堂吉诃德的喜剧人物，“对当时的所谓‘世道人
心’，笑骂由之，嘲人嘲己，装痴卖傻，随口捉弄今人古人，雅俗并列” 。废名创作这
部小说时带有几分“涉笔成书”的游戏态度，尤其大肆玩弄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看来也有超
前性的先锋叙述，但它除了叙述和文字的快感外，在内涵方面是较为空洞的，称《莫须有
先生传》只是一部语言游戏和叙述游戏也不过分。所以到了四十年代，连莫须有先生本人
对当初的自己也表示不甚满意，在《坐飞机以后》的“开场白”中莫须有先生即表示“我
现在自己读着且感着惭愧哩”，《莫须有先生传》是自恋的镜像，是孤独的呓语。鲁迅当
年称废名“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只见其有意低回，顾影自怜之态” ，是大
体准确的评价。1947年的废名还称《莫须有先生传》中的“事实也都是假的，等于莫须有
先生做了一场梦”，而《坐飞机以后》则“完全是事实，其中五伦俱全，莫须有先生不是
过着孤独的生活了” 。当然四十年代的莫须有先生依旧像《莫须有先生传》中一般自鸣
得意，夸夸其谈，自我膨胀，但是这部新小说总体上看的确是废名极力声明的一部写实性
的“传记文学”，除了莫须有先生这个名字是“莫须有”的之外，小说更接近于信史而远
离虚构作品，基本上可以当作废名故乡避难生活的传记来看 。而充斥于小说中的莫须有
先生的长篇大论也值得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认真对待，小说由此堪称是一部中国知识分
子历经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涯的另类心史，是废名在小说中一再提及的“垂泣而道”之作，
在某些段落可谓是忧愤之书，甚至可以说是像当年鲁迅那样忧愤深广。废名极力使读者改
变对三十年代那个疯癫癫的莫须有先生的印象，以期引起读者对小说中的宏论充分重视，
正是因为小说中表达的是废名在整个抗战期间避难乡间从事的思考，其中的思想大多关涉
国计民生，伦理教育，生死大义，道德信仰，是从底层和苦难生活中逼出来的活生生的念
头，而非象牙塔中的凭空玄想。我的以为废名在故乡过着隐士般生活的预期压根儿就是错
的，正如小说所写：“莫须有先生现在正是深入民间，想寻求一个救国之道，哪里还有诗
人避世的意思呢？”抗战阶段归乡避难反而给他提供了一个重新考察乡土民生和社会现实
的历史机缘。小说由此呈现了与普通百姓打成一片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传达了深入民
间之后的沉潜的思索。我正是从一个作家的心灵历史和思想自传的角度看待这部小说，而
这也恰恰符合废名对读者的要求。他一再声称“本书越来越是传记，是历史，不是小说”
，读者也需要调整阅读心态，把莫须有先生的诸多惊世骇俗之论，看成是肺腑之言与庄重
之语，是战时废名潜心思索的如实传达。其中的观念取向有些是当时知识界普遍共享的，
有些则颇不合时宜，是独属于废名的观念和思想。虽然这些思想从形态上讲无疑是小说家
言，既显得另类，又显得驳杂，并无系统性，但仍不失为考察四十年代知识分子思想转变
的一个案例。其历史价值尚不在废名所标榜的“它可以说是历史，它简直还是一部哲学”
，而在于它的真实性。当我们把小说当成作家真实经历和思想的“写实”性纪录，并从观
念和价值层面进行观照，《坐飞机以后》就构成着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知识分子多元思想
取向的一部分，展示出颠沛流离的战争生涯带给中国知识者的新的复杂的历史视野。

　　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废名在小说开端就呼吁读者把小说当成历史和传记来认真对待
，正像作者在小说中不惜篇幅地解读“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 中的“龟”，称
它“在地面，在水底，沉潜得很，它该如何地懂得此地，它不说话则已，它一说话我们便
应该倾听了”。我们在今天听听莫须有先生历经战乱年代的不说则已的“垂泣之言”，恐
怕也是不无意义的吧。

　　二

　　当初读林耀华的那本出色的社会学著作《金翼》（1944），印象深刻的是书的结尾：
时间是战争年代，爷爷带着孙子在田里播种，头上有日本人的飞机呼啸而过。孙子抬头看
飞机，爷爷就教训他：别仰头看天，把种子埋到土里去。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一个时代的内在历史意蕴正在这一细节中“瞬间显现”，
给人以惊鸿一瞥之感，似乎只有从人类学的层面才能对它进行更好的阐释。后来这种阅读
感受在钱理群先生的文章中又得到了验证。钱理群曾这样表达他的一次阅读体验：“我至
今也还记得我的一段阅读经验。在旅途中随便翻阅一本抗战时期一位美国医生写的见闻录
，其中提到他目睹的一个细节：在战火纷飞之中一个农人依旧执犁耕田，战火平息后，周
围的一切全被毁灭，只有这执犁的农人依旧存在。我立刻意识到，这正是我要努力寻找的
，能够照亮一个时代的‘历史细节’：在这‘瞬间永恒’里蕴涵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
多义的象征性），同时又具有极其鲜明、生动的历史具体性。”

　　文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梦寐以求与此相类的历史细节。赵园先生称：“我痛感我们的历
史叙述中细节的缺乏，物质生活细节，制度细节，当然更缺少对于细节的意义发现。”
这种“细节的缺乏”的现状，愈发彰显出此类细节的历史内容以及意蕴的丰富性。

　　这一类历史细节之所以蕴涵丰富，还在于当时过境迁之后，同一细节在不同的历史阶
段和话语情境中往往可以阐释出迥然不同的意义，其中透露着历史观的深刻嬗变。废名在
《坐飞机以后》中，也提供了类似的一个历史记忆：莫须有先生称自己记得从前在北平时
，听人述说日俄战争的故事，日本与俄国两个国家在中国的领土辽东半岛作战，莫须有先
生大发感慨：“就中国的国民说，这是如何的国耻，是可忍孰不可忍。而中国国民却浑若
无事地在战场上拾炮弹壳！”这一拾炮弹壳的史例也常见于其他文学和史学著述，堪称是
日俄战争留给中国一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深刻的历史记忆。

　　日俄战争给中国知识者带来的精神创伤除了这一拾炮弹壳的故事之外，更有名的自然
是鲁迅当年在日本的亲身经历：

　　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
，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
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
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
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
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
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
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的这段为人所熟的文字，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早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宏
大叙事，业已构成一种“神话叙述”，从中可以引发出一系列神话：弃医从文的神话，现
代文学的创始神话，国民性批判的神话以及由此衍生的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神话。这一神话
的其他相关语义则关涉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奴隶性，施以疗救的应该是蒙昧的灵魂，而
不是身体等等……鲁迅的这一经历无疑凝聚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多义的象征性）”
，在以后不同的历史阶段中被后来人无数次再复述，是必然的，它的神话属性也是显而易
见的。而废名转述的国人拾炮弹壳的故事自然可以纳入这个神话中去。“莫须有先生那时
少年热血，骂中国人是冷血动物。”所谓“少年热血”，流淌的正是与当年鲁迅愤而弃医
从文相类似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的血液。

　　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拾炮弹壳的故事在《坐飞机以后》描写的四十年代抗战
的历史情境中，获得了与当初启蒙主义历史语境完全不同的新的阐释。小说中这样写道：
莫须有先生那时少年热血，而“现在深知不然，这个拾炮弹壳并不是做官贪污，无害于做
国民者的天职，他把炮弹壳拾去有用处呀！他可以改铸自己家中的用具呀！他在造房子上
有用呀！他在农具上有用呀！今番‘抗战建国’四个字如果完全做到了，便有赖于这个拾
炮弹壳的精神！”“拾炮弹壳”摇身一变为一种国民精神，在消解了启蒙主义历史叙事的
同时，建构了一种废名式的新的宏大话语，而其中的观念指向与当初的“少年热血”时代
恰好是相反的。

　　废名对拾炮弹壳的历史细节的发现以及对其意义的两度阐释，与鲁迅的画片事件一样
，都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在废名的四十年代的诠释中，拾炮弹壳的历史细节隐含了同样诸
多的历史价值面向：对启蒙主义的反思，对历史进化论的批判，对民众的认同，对民族精
神的重塑，其中最明显的变化表现在对民众的重新体认与对知识分子的省察与批判上。

　　莫须有先生称自己“在民国二十六年以前，完全不了解中国的民众。简直有点痛恨中
国民众没出息”。但经历了抗战，废名始感到“没出息的是中国的读书人”，对中国的危
亡，“大多数的民众完全不负责任”。相反，他赞赏的是民众在战火纷飞中拾炮弹壳的“
精神”，认为其中隐含着平民百姓坚韧的求生意志和求存能力。有了亲身的“跑反”经历
之后，废名更是感到求存是第一位的，并由此引发了他的以“求存”为前提的“奴隶观”
：“中国地大民众，中国的民众求存之心急于一切，也善于求存，只要可以求存他们无所
不用其极，他们没有做奴隶的意思，在求存之下无所谓奴隶。”“所以说中国的老百姓高
兴做奴隶，那是无识者的话，中国的老百姓是奴隶于生存，奴隶于生存正是自己做自己的
主人。”在废名的思想中，生存高于一切，而民众把生存放在首位，不仅不是奴隶，反而
是做自己的主人的表现。这种“求存”的“无所不用其极”，恰恰反映了一种值得赞颂的
民族精神：

　　中国的民族精神本来要看大多数的农民。……老百姓始终是忠于生活，内乱与老百姓
不相干，外患与老百姓不相干，对于内忧外患老百姓不负责任。责任是少数野心家负的。
是读书人负的。读书人在君权之下求荣，在夷狄之下求荣，他们始终是求荣，始终是奴隶
，毫无益于国家民族。他们就是“死”，亦无益于国家民族。问题完全不在“死”的上面
，在“生”的上面。气节亦不在“死”的上面，在“生”的上面。这个关系真是太大，因
为是历史，是民族的命运，应向国人垂泣而道之。不是论过去的是非，是为将来的存亡，
因为将来的祸患还是无穷的。中国的老百姓的求生的精神是中国民族所以悠长之故。

　　废名质疑了传统士大夫的“气节”观，认为问题的本质在“生存”而不在“死节”。
尤其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老百姓的求生的意志反而更关乎民族大义。废名进而得出了酷
似张爱玲在战争中的体悟。张爱玲把普通凡人看成“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虽
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
” 。与此类似，废名也把农人看成是社会的基础：“农人生活是真实的生活基础，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在这里了。……中国的复兴向来是农民复兴的，因为他们的社会始终没
有动摇。他们始终是在那里做他们的农民的，他们始终是在那里过家族生活的。”因此，
称农人的生活事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不是废名的夸大其词，正是乡土农人构成了
能够穿越战争时代的更永恒的存在，是历史的底色，是生活的基础，即使在战乱年代也隐
忍求生，持续着自己的生活，并进而支撑着国家民族，使其命脉历经战争得以延续。他们
象征的，正是张爱玲所说的人生中安稳绵长的一面。

　　废名在战乱中直接获得的前所未有的人生经验，在在印证他的上述观感。战争带给废
名一家最直接的经验首先是“跑反”。废名故乡的“跑反”堪比汪曾祺描述的在大后方的
“跑警报”，却更多一些久远的历史。“跑反”这两个字“简直是代代相传下来的，不然
为什么那么说得自然呢，毫不须解释？莫须有先生小时便听见过了，那是指‘跑长毛的反
’。总之天下乱了便谓之‘反’，乱了要躲避谓之‘跑反’。这当然与专制政体有关系，
因为专制时代‘叛逆’二字翻成白话就是‘造反’，于是天下乱了谓之‘反’了……而且
这个乱一定是天下大乱，并不是局部的乱，局部的乱他们谓之‘闹事’。‘闹事’二字是
一个价值判断，意若曰你可以不必闹事了。若跑反则等于暴风雨来了，人力是无可奈何的
。他们不问是内乱是外患，一样说：‘反了，要跑反了。’”废名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解释
“跑反”及其与“闹事”的区别，并不是热衷于辨析词义及其沿革，而是揭示一个在民间
有长久积淀的语汇其历史内涵的丰富性。“跑反”已经成为民间的持久记忆以及战乱年代
的恒常的生存方式，甚至蕴涵着乡民的生存哲学和智慧。在废名的描述中，跑反的不仅仅
是人，相反，“人尚在其次，畜居第一位，即是一头牛，其次是一头猪，老头儿则留在家
里看守房子，要杀死便杀死”，反而有一种豁出去了的镇定，倒是跑反者每每谈“跑反”
而色变。当然跑得次数多了就也并非总是惊慌失措，农人们在跑反的间歇依旧聚众打牌，
或者在竹林间谈笑自若地纳凉，令莫须有先生很佩服他们的冷静。莫须有先生的儿子纯，
就是在一次次跑反的经历中伴随着“牛的沉默猪的惶惑”一点点长大起来，逐渐也不用爸
爸抱着，而能自己跑反了，最终则学会了把跑反当成新奇的“探访”，每次到一个新的地
方去避难，都感到兴奋和喜悦。当然孩子们更多获得的是“避难人的机警，不，简直可以
说是智慧”。至于莫须有先生的逃难生涯则使得作为新文学作家的他神经更为敏感，脑细
胞也特别活跃。逃难的过程中大脑里往往比平时充斥着更多的奇思异想，同时也激活了他
的历史感，觉得“写在纸上的历史缺少真实性”，而真正的历史是在眼前获得现实印证的
历史。莫须有先生在跑反的路上，就把自己同民族历史真正联系了起来：

　　眼前的现实到底是历史呢？是地理呢？明明是地理，大家都向着多山的区域走。但中
国历史上的大乱光景一定都是如此，即是跑反，见了今日的同胞，不啻见了昔日的祖先了
。故莫须有先生觉得眼前是真正的历史。

　　这种把空间（地理）时间（历史）化，并在“今日的同胞”中晤面“昔日的祖先”，
都是一种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特殊体验，只有借助战乱的经历才能获得。

　　与对农人百姓的礼赞形成对照的，是废名对读书人的态度。废名以在野之身，对政府
、官僚和读书人都极尽挖苦嘲讽，其中对读书人的批判尤其尖刻。如果说钱钟书的《围城
》是从“人”性的角度居高临下审视知识分子，而废名则是站在底层的乡土和农民的视角
对知识分子进行拷问：“同莫须有先生一样在大都市大学校里头当教员的人，可以说是没
有做过‘国民’。做国民的痛苦，做国民的责任，做国民的义务，他们一概没有经验。这
次抗战他们算是逃了难，算是与一般国民有共同的命运，算是做了国民了。”但是多少令
废名愤愤不平的是，这些大学里的教授并没有做多久“国民”，经历了最初的颠沛流离之
后，与老百姓相比，他们的身份依然特殊：“逃难逃到一定的地方以后，他们又同从前在
大都市里一样，仍是特殊阶级，非国民阶级。”而废名本人则始终侧身于乡下百姓之中，
虽称不上患难与共，但却是感同身受，同时感到自己已然获得了置身于“特殊阶级”之外
的资格，平添了一种额外的批评权力，对“特殊阶级”批判起来更显得理直气壮，无所顾
忌：“中国的读书人无识，而且无耻，势非亡国不可”；“中国之难治”，恰恰“因为读
书人都成了小人”；读书人“一做官便与民无关。所以中国向来是读书人亡国的，因为读
书人做官”……这种读书人误国亡国论在战争背景下并不新鲜。与五四时期启蒙主义知识
分子的“高位”相比较，战争年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与平民百姓一样经历了流离失所的过
程，成为重新寻求归宿的流亡者，历史地位也跌到了五四以来的最低位。在四十年代“农
民崇拜”，“土地崇拜”，“英雄崇拜”的文学思潮背景下 ，知识者对土地和大众的认
同与回归是有历史的合理的方面的。但是像废名这样笼统的视读书人为无识无耻的“小人
”，把亡国的责任推给他们，在读书人身上倾泻自己的义愤，则有鲜明的道德主义倾向，
恐怕是欠缺历史感的。

　　三

　　废名在《坐飞机以后》中令人侧目的还有对五四的批判。这种批判直接构成了与五四
时期启蒙主义立场的反差，可以说与八、九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者不谋而合，但是却“超
前”了近半个世纪。

　　在四十年代末行将改朝换代的历史之际，也正是五四运动被进一步神话的时期。在废
名创作《坐飞机以后》的同期，1948年5月4日，全国的青年学生也在庆祝五四运动，并把
五四运动视为爱国、自由、真理、和平的始端，五四是“扫荡千古魔毒”、“文化革新”
、打破强权、追求光明的五四，是“不死的国魂”之象征的五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五四也获得了全新的历史内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也被重估。邵荃麟即曾撰文批判把
五四看作“单纯的资本主义文化运动”的“曲解”，指出这是“漠视了‘五四’的人民意
义，漠视了‘五四’以来人民革命的传统与力量”，并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才
是五四精神的真正继承者，而“毛泽东思想”正是“‘五四’以来，也是几千年以来中国
文化上最大的成果” 。文艺理论家以及青年一代对五四不约而同地重新加以阐释，赋予
它更新更丰富的历史意义，其中的诸多意义自然是五四运动本身所固有的或者是历史性地
衍生出来的。在这种“与时俱进”重估热潮中，废名对五四的批判有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意味，其思想不合时宜也是必然的。这种与当时天下大势的逆反，也是《坐飞机以后》显
得另类的表现。

　　从道德角度着眼，废名认为五四正标志着道德的退步，既使人听从了感官、欲念，又
取知识与科学至上主义，于是，“中国的乱从五四运动起”，故废名称“五四是罪魁祸首
”。五四运动之所以是“乱”之肇始，其最主的原因是五四选择了进化论的历史逻辑。废
名对五四的批判，也集中在对进化论的历史观的质疑：

　　什么叫做进化呢？你们为什么不从道德说话而从耳目见闻呢？你们敢说你们的道德高
于孔夫子吗？高于释迦吗？如果道德不足算，要夸耳目见闻，要夸知识，须知世界的大乱
便根源于此了，知识只不过使得杀人的武器更加厉害而已。进化论是现代战争之源，而世
人不知。人生的意义是智慧，不是知识，智慧是从德行来的，德行不是靠耳目，反而是拒
绝耳目的，所谓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则人不是动物，真理不是进化了，圣人是真理的代
表了，故孟子说“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人而不信圣人，天下便将大乱。所以中国
的乱从五四运动起，而世人不知。

　　废名之所以把进化论看成是“现代战争之源”，是天下大乱的根源，还因为滥觞于进
化论的是一种斗争学说，这种“斗争学说将把同情心都毁掉了，确乎是洪水猛兽的。将来
的人吃人等于我们现在食肉了”。这也堪称是有几分先见之明的论断。因此废名断言进化
论是“举世的妄想”，“是毫没有真理的根据的，简直是邪说”。人类以各种名义进行的
争斗、屠杀乃至战争，都与进化论和斗争学说密切相关。因此，废名感到天降大任到了自
己的肩上，这个大任就是与进化论这个“大敌人”作战，破掉这“举世的妄想”，并怀抱
誓死的大无畏牺牲精神：“莫须有先生是预备以身殉道的，世人如指出莫须有先生的话说
错了，莫须有先生便自己割掉舌头。”后来的历史自然证明莫须有先生“话说错了”，而
他自己“割掉舌头”的预言也一语成谶。因为他的这些思想显然无法得到新的社会历史阶
段的包容：“莫须有先生更想，中国的几派人都是中了进化论的毒。其实大家都不是研究
生物学，何以断章取义便认为是天经地义呢？这个天经地义便是说一切是进化的，后来的
是对的。共产党不必说，最后的是对的，所以最后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即如胡适之
先生的《白话文学史》，何尝不是最后的是对的呢？因为以前的文学都是向着白话文学进
步的。”

　　这种进步史观，就是历史向我走来，舍我其谁的决定论。而历经战乱的废名，对历史
理性和进步的神话以及本质规律、今必胜昔诸种范畴都产生了怀疑。与对进化论的怀疑相
关，废名质疑的还有理智的限度，指出“理智造假”的欺瞒性。而与所谓的理智相比，他
宁肯相信事实：“莫须有先生毅然决然地信任老百姓的话，他简直这样地告诉自己：‘乡
下人的话大约都是事实。’因为是事实，所以无须乎用理智去推断了。若以理推，则人类
不应该有战争，除了战争难道没有合理的解决吗？”推理无法带来真理判断，而当今的人
类，正是“以理智为工具而走入迷途”。用今天的惯用话语来说，废名在《坐飞机以后》
中体现出一种对历史理性的反思，他看出了理性主义、进化论思想所带来的理性的儋妄，
知识崇拜的弊端，进而表现出对历史决定论的屏弃，对历史规律性和必然性的怀疑，对历
史进化论叙事的合法性的质问。废名的反思在当年，无论显得多么另类，都堪称具有一种
历史前瞻性，尽管这种前瞻性在废名那里是通过向后看而获得的。

　　废名更大的忧虑是战乱年代对世道人心的激变所生的隐忧。他觉出的是当时道德沦丧
，信仰失序的现状。其中一部分是战争带来的无法避免的社会问题，一部分则是历史问题
，如进化论思想所带来的理性的膨胀，知识的崇拜，科学主义的泛滥，西化的洋八股的盛
行等等。莫须有先生感叹于“乡下孩子不能写一句通顺的国语，而用所有的时间读英语，
同读《三字经》一样，口而诵，心而惟，怕这门主科不及格……呜呼，此非亡国的教育乎
？焉有国民而不会国语的？而中国的孩子费全力读英语而为得怕功课不及格，而国语教学
毫无办法！”并称这种现象是甘心为奴，“故中国的学校教育是奴化教育”，是“洋八股
”：“洋八股则是自暴自弃，最初是无知，结果是无耻，势非如顾亭林所说的亡天下不可
。中国的民族精神将因学校教育而亡了。”如果只把这些论调看成是危言耸听的杞忧，恐
怕也是缺乏历史感和现实感的明证。

　　其中最大的问题在废名看来是信仰危机：“今日世界的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是哲学问
题。而更进一步说，则是信仰问题。”废名的解决之道是回归孔子所象征的圣人先哲时代
。

　　废名在小说中屡屡表达回归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的思想。废名对孔子思想的追慕，由此
是可以集中做文章的话题。小说中把《论语》看成是思慕的典范，废名引用的《论语》中
的句子据粗略统计竟不下百句，小说堪称是一部《论语》集句。废名集中引用的是孔子关
于仁政、信义和教育的思想，试图借此解决当世信仰危机问题。正是在“信仰”的意义上
，废名把儒家当成宗教看待，并常常从佛教的角度理解孔子，称莫须有先生总喜欢援引《
论语》作为他的“就正有道，而其出发点是宗教，是佛教”，并视“儒家是宗教”，试图
从宗教的角度沟通儒教和佛教。废名还称“教儿子信科学实在不如信基督教”。所以这里
到底“信”的是什么宗教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信”的本身，是回到儒家的“信
”的立场：“信便是听圣贤的言语而能不笑之。这是天下治乱的大关键。今日天下大乱，
人欲横流，一言以蔽之曰是不信圣人。”

　　废名把对圣人和儒家的回归看成是知本和返本：“《大学》引孔子的话说是‘知本’
。修身便是本。这是人生的意义，这是中国学问的精义。”废名试图回归孔子，追求“信
”，崇尚道德感和宗教感，背后都是返“本”的思想在支撑。在废名看来，返“本”是最
终拯救世道人心，把道德感重新引入世界的途径。为此，应该在学校教育中贯彻“修身”
的方略：“中国教育的课程应该以修身为主，便是《大学》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
皆以修身为本’。”离开修身，只靠法律和科学来进行约束，最终是解决不了道德沦落的
问题的。废名列举了一个同乡知法犯法的例子：“莫须有先生有一回见了一位同乡高等法
院院长犯了贪污罪而语另一乡人曰：‘可见知识是没有用的，至少对于中国人是没有用的
，现代的法律确乎是文明的产物，而且是科学，中国人学会了而贪污，然而你本着什么理
由说他不该贪污呢？你至多不过说他知法犯法罢了。知法为什么不该犯法呢？他见财心喜
，你有什么办法呢？’”法律的外在约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罪感的问题，也解决不了道德
的问题。“故你学会法律而你还是贪污。你是科学家你也还是贪污的。”废名追问的是法
律与科学的限度，他意识到，仅有法律是不够的，仅有科学也是不够的。世道的颓败，人
心的废弛，欲望的扩张，都是法律外在的规训与惩罚所无法奏效的。在传统社会中，读书
人尚能构成道德秩序稳定的关键环节，“要读书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时可以代
替政府的法律。若读书人自私自利，各私其家，则社会的基础动摇了，到处是一盘散沙。
若不认识这个基础而求改造，窃恐没有根据。”而废名如今面对的，正是读书人自私自利
，传统社会基础土崩瓦解的时代，缺乏这个基础，社会改造则如沙上建塔。

　　废名最终渴望的是对传统的回归，尤其是对传统的内在价值观的回归。小说的核心主
题词之一是“故”，即对孔子的“温故而知新”的激赏和重释，并试图通过“温故”而重
新回归真理。因为在废名眼里，真理与德行一样，都并非是与时俱进的，恰恰相反，都需
要回归到圣人那里去获得，因为真理与德行都不是进化的产物：“‘一’便是真理，真理
没有两个，而人类历史上必有德行完全的人表现真理了”，“真理不待今日发现，圣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故我们必得信圣人。信圣人即因为你懂得真理。莫须有先生于中国大贤
佩服孟子，佩服程朱，因为他们都是信孔子，他们都是温故而知新，温故而知新故信孔子
。”圣人孔子便是真理的代表。废名甚至将天下大乱的根源也归于“不信圣人”。在这个
意义上，“故”中自有其无法被现代世界完全替代的价值，蕴涵着真理的永久性。在废名
的理解中：“故是历史，新是今日，历史与今日都是世界，都是人生，岂有一个对，一个
不对吗？”这种对“故”与“新”的理解，与历史决定论和进化论是不同的，在当时的历
史语境中自有其合理性。通过温故知新，废名企图复活的是传统中的真理世界和价值世界
。针对这个传统的价值世界，余英时先生曾评论说：

　　价值系统是“传统”的“软体”部分，虽然“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
得”，却确实是存在的，而且直接规范着人的思想和行为。一九一一年以后，“传统”的
“硬体”是崩溃了，但作为价值系统的“软体”则进入了一种“死而不亡”的状态。表面
上看，自谭嗣同撰《仁学》（一八九六），“三纲五常”第一次受到正面的攻击，“传统
”的价值系统便开始摇摇欲坠。到了“五四”，这个系统的本身可以说已经“死”了。但
“传统”中的个别价值和观念（包括正面和和负面的）从“传统”的系统中游离出来之后
，并没有也不可能很快地消失。这便是所谓“死而不亡”。它们和许多“现代”的价值与
观念不但相激相荡，而且也相辅相成，于是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十分紧要然而也
十分奇诡的一个向度。

　　余英时也把“五四”视为传统的价值系统的末日，这个论断与废名的结论一样，都有
可分析的余地。但是余英时把价值系统视为传统的“死而不亡”的“软体”那一部分，则
有其合理性，即是说，与相对说来易于崩溃的专制政体、社会制度层面相比较，传统价值
有“百足之虫”的属性。那么，传统中的个别价值得以游离出来，并成为现代社会的结构
性的组成部分，是完全合乎历史逻辑的过程。也许废名对传统的追溯正隶属于这游离出来
的一部分，并与当时更为摧枯拉朽的崭新时代观念在“相激相荡”，“相辅相成”，同样
构成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化史上“十分奇诡的一个向度”。

　　四

　　废名关于教育学的评论构成了《坐飞机以后》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前的北大讲师和避
难时期在乡村小学和中学教书的经历正是废名对教育问题屡发宏论的资本。

　　废名对教育的反思是从乡土儿童教育开始的：“莫须有先生每每想起他小时读书的那
个学塾，那真是一座地狱了。做父母的送小孩子上学，要小孩子受教育，其为善意是绝对
的，然而他们是把自己的小孩子送到黑暗的监狱里去。”废名因而得出了“教育本身确乎
是罪行，而学校是监狱”的论断，这与福柯在诸如《规训与惩罚》等著述中阐释的思想何
其相似乃尔。莫须有先生称自己“小时所受的教育确是等于有期徒刑”，并将他小时读《
四书》的心理追记下来，则“算得儿童的狱中日记”：

　　读“赐也尔爱其羊”觉得喜悦，心里便在那里爱羊。

　　读“暴虎冯河”觉得喜悦，因为有一个“冯”字，这是我的姓了。但偏不要我读“冯
”，又觉得寂寞了。

　　读“鸟之将死”觉得喜悦，因为我们捉着鸟总是死了。

　　读“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在邦必达，在家必达”，觉得好玩，又讨便宜，一句
抵两句。

　　……

　　莫须有先生以孩童在“狱中”无法压抑的童趣反衬“监狱”的黑暗，让读者认同所谓
“小孩子本来有他的世界，而大人要把他拘在监狱里”以及把旧时代的儿童教育看成是“
黑暗的极端的例子”的说法。然而时到今天，乡土儿童教育依旧看不到光明。抗战期间当
莫须有先生归乡之后，依旧体验着“乡村蒙学的黑暗”，看着孩子们做着“张良辟榖论”
之类的八股文题目而不知所云，感到“中国的小孩子都不知道写什么，中国的语言文字陷
溺久矣，教小孩子知道写什么，中国始有希望！”他自己则身体力行，贯彻自己的新的教
育主张。一方面引进新的语法教学，一方面革新作文理念，大力提倡“写实”，让孩子都
有话说。他让“小门徒们”写荷花，写蟋蟀，读到一学生说他清早起来看见荷塘里荷叶上
有一只小青蛙蹲在荷叶上一动也不动，“像羲皇时代的老百姓”，就“很佩服他的写实”
，称“这比陶渊明‘自谓是羲皇上人’还要来得古雅而新鲜”。他还奉县长之命为中学招
生考试出作文题目，然而这个“权柄”却让他十分犯难：“他当然不是公共派，但也决不
可以竟陵派，要反对八股，但也不可以太露锋芒，他要以一个题目奠定黄梅县国语教育基
础，最要紧的还要塞八股教育家之口！”莫须有先生得到的题目是“暮春三月”，“果然
，各方面都无话说。最使得莫须有先生高兴的是小孩子都不知道八股，没有一个人理会题
目四个字的出处，大家都是写实了，都是写眼前的春天”。

　　似乎可以把《坐飞机以后》看成是一部关于教育学的论述，尤其是书中自始至终贯穿
了废名自己的教育学理念。这种“教育学”理念一言以蔽之是“身体力行”：“莫须有先
生认为天下最好的道理为父母者都应该以之做家训，换一句话说能做家训才是最好的道理
。莫须有先生的家训可以教人佛教，可以教人学孔子，比新文化运动时期受西方文学的影
响因而兴起的恋爱至上主义要得人生意义多了。比教儿子信科学还要合乎理智。”小说从
这个意义上说是莫须有先生的家训之大成。他认为，父母的身体力行的熏陶对儿童的教育
和成长是最主要的，尤其是安身立命的道德和人生观，更是从父母身上潜移默化地得到承
传，正如有研究者所说：“人们对道德观念或道德知识的接受习得方式也是谱系式的。儿
童首先是从其父母身上和家庭生活中习得原初的道德知识，而不是从书本中获取其道德知
识的。必须明白，道德知识乃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学知识，而所谓人文学知识不是现代知识
意义上的‘科学技术知识’，或者用时下的技术语言来说‘可编码化的知识’，而是一种
最切近人类自身生活经验的学问或生活智慧。” 莫须有先生一再戏称儿子纯是一个经验
派，就是这个意思。而他在教学之余，也在自己的两个孩子身上言传身教，实践自己的教
育主张。下面所引就是小说中较有趣的一段：

　　这时天空远远有一行雁飞，莫须有先生无意间抬头望见了，指着远远的天空叫纯看道
：

　　“你看，那里雁飞来了。”

　　纯抬头看了一看，但不答话了。这时的天空对于莫须有先生便是哲学家的空间，上面
有飞鸟，欢喜着望，同时却是没有时间，因为不留记忆。纯则飞鸟对于他已经是时间不属
空间，因为他记住了，不再向天上看。同时好吃的东西又占据了他的空间，因为他不忘芋
头了。大概小孩子最深的印象是好吃的东西的印象了。莫须有先生却是故意耽误时间，具
有教育的意义，告诉纯人生最要紧的是要有忍耐性了，不可以急迫。即如此刻，家里有芋
头吃，固然是一个好消息，但不可以先看看天上的鸿雁吗？莫须有先生每逢当着纯急于有
一件事占据胸中的时候，便故意耽误时间，同时莫须有先生且训练自己了，因为自己有时
也急迫。教训小儿女，是试验自己最好的功课了。

　　莫须有先生每每不失时机地教育小儿女，同时也借此训练自己。他是一个道德的自我
完善主义者，他的教育理念不仅仅针对他人，而首先是自我规训，这就是身体力行的本义
。因此他教给学生和子女的，也不是那种“可编码化的知识”，而是一种“最切近人类自
身生活经验的学问或生活智慧”，所以，每当读到莫须有先生教导学生和孩子的段落，读
者都会有如沐春风之感，同时会觉得废名的教育理念真的是落到实处了，对读者也有教益
了。

　　类似于蔡元培的美育思想，美育也构成了废名教育理念的一部分，并使他在日常生活
中实践着人生审美化的理想。废名往往把审美情绪和审美经验引入日常世界，实现着审美
和人生的统一。因此，《坐飞机以后》虽然以长篇大论为主导特色，但是依旧充盈着大量
富于审美情趣的乡土日常生活的细节。废名在叙述乡居生活、逃难生涯，患难之际的天伦
之乐、乡亲之谊时，也是趣味横生，童心依在。譬如小说中关于莫须有先生的两个孩子—
—慈和纯——“拣柴”的描写：

　　冬日到山上树林里拣柴，真个如“洞庭鱼可拾”，一个小篮子一会儿就满了，两个小
孩子抢着拣，笑着拣，天下从来没有这样如意的事了。这虽是世间的事，确是欢喜的世间
，确是工作，确是游戏，又确乎不是空虚了，拿回去可以煮饭了，讨得妈妈的喜欢了。他
们不知道爸爸是怎样地喜欢他们。是的，照莫须有先生的心理解释，拣柴便是天才的表现
，便是创作，清风明月，春华秋实，都在这些枯柴上面拾起来了，所以烧着便是美丽的火
，象征着生命。莫须有先生小时喜欢乡间塘里看打鱼，天旱时塘里的水干了，鱼便俯拾皆
是，但其欢喜不及拣柴。喜欢看落叶，风吹落叶成阵，但其欢喜不及拣柴。喜欢看河水，
大雨后小河里急流初至，但其欢喜不及拣柴。喜欢看雨线，便是现在教纯读国语课本，见
书上有画，有“一条线，一条线，到河里，都不见”的文句，也还是情不自禁，如身临其
境，但其欢喜不及拣柴。喜欢看果落，这个机会很少，后来在北平常常看见树上枣子落地
了，但其欢喜不及拣柴。明月之夜，树影子都在地下，“只知解道春来瘦，不道春来独自
多，”见着许多影子真个独自多了起来，但其欢喜不及拣柴。

　　拣柴这一在乡土生活中寻常不过的场景被莫须有先生赋予了过多的美学和生命意蕴，
而即如看打鱼，看落叶，看河水，看雨线，看果落，看树影，都是对寻常生活的审美化观
照，表达的是生命中的惊喜感。废名擅长的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这里面体现的是
一种观照生活的诗性倾向，同时融入了一种诗性的哲思，这一切，恐怕深深得益于废名对
待生活的一种审美态度。拣柴的乡土细节中，充分表现了废名的艺术人生观。工作与游戏
合一，背后则是审美观照，是诗性人生，欢喜人生，所以这里充分体现了废名对尘世的投
入。废名的小说让我着迷之处正在他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审美化观照。一旦把生活审美化，
世间便成为废名所谓的“欢喜的世间”。这种“欢喜”，荡涤了废名早期淡淡的厌世情绪
以及周作人所说的“悲哀的空气” 。小说中也每每强调莫须有先生“是怎样地爱故乡，
爱国，爱历史，而且爱儿童生活啊”，这当然是废名的夫子自道，莫须有的形象在此昭示
的是一个欢喜而执著地入世的废名。小说中纪录了莫须有先生在除夕前一天进城采办年货
而冒雪赶路，见一挑柴人头上流汗，便在道旁即兴而赋的一首白话诗：

　　我在路上看见额上流汗，

　　我仿佛看见人生在哭。

　　我看见人生在哭，

　　我额上流汗。

　　从艺术角度上看，这首“流汗”诗有游戏之作的意味，但是却表达了一个为他人的辛
苦人生而感同身受的废名，一个如此贴近了乡土日常生活的更真实可爱的废名。因此，当
时有论者批判废名的这部小说是“厌世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代表作 ，可谓是缺乏真性情
和洞见力的批评。

　　废名在《坐飞机以后》中建构的乡土日常生活场景的叙事，既延续了《桥》的阶段的
诗化人生的效果，又比他早期的《竹林的故事》更有谐趣。唐弢先生即称废名“写的都是
日常生活、风土人情，跃然纸上，比编造出来的光怪陆离的事情更有意思” 。但论者每
每从乡土民俗的意义上理解这一切，而废名本人则早已上升到艺术与宗教的高度：“莫须
有先生做小孩子时当太平之世在县城自己家里看放猖，看戏，看会，看龙灯，艺术与宗教
合而为一。”他进而称所谓“艺术所表现的正是人生”，于是，艺术、人生、宗教三位一
体，这就是废名的真正的人生和审美教育理想。即使在乱世中，莫须有先生也尽力使自己
的两个孩子忘却逃难的处境，在避难地获得温暖稳定的感觉，在乡土的日常民俗中体验艺
术和宗教感，从而“艺术与宗教合而为一了，与小孩子的心理十分调和，取得大喜悦”。
这种“大喜悦”自是一种源于世俗又超于世俗的艺术和宗教的境界。

　　五

　　在题为《散文》一文中，废名谈及了自己的创作观的变化：“我现在只喜欢事实，不
喜欢想像。如果真要我写文章，我只能写散文，决不会再写小说。所以有朋友要我写小说
，可谓不知我者了。”这里的朋友，当是《文学杂志》的主编朱光潜。尽管废名称他是“
不知我者”，但依然创作了《坐飞机以后》。只是当杂志把它当成小说推出的时候，莫须
有先生却更强调它是写实，是传记，因而，这部小说的形态及其表现出的小说理念与以往
的废名以及通常的小说比较，都有相当大的不同。

　　废名的真正的志向是把《坐飞机以后》写一部历史和哲学。当然他最后“退而求其次
”，选择了“从俗”，“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当作一部传记文学”，从而，写实
性成为废名意欲强调的小说观。

　　作为一部“文学传记”，真实性往往是第一要求。废名也在小说中极尽对真实性的渲
染，以使小说更“传记化”。为此，小说中的诸多人名地名事件都有真实性可考。废名在
写作进程中也不断自我声言“现在本书越来越是传记，是历史，不是小说，无隐名之必要
，应该把名字都拿出来”。这些不时拿出来的名字就有胡适、周作人、熊十力、俞平伯、
鲁迅等等，以加强真实感。譬如莫须有先生提到自己小时候，有一次与同学在故乡王氏祠
堂的遭过兵燹的残存戏楼下面唱戏，捉迷藏，谈故事，“天地之间一旦觉得鸦雀无声，则
小人儿是忽然有一种恐怖的心理了，大家一哄而散了”，这时，作者就顺便与现实中的真
人进行了链接：“莫须有先生后来听他的朋友古槐居士俞平伯唱昆曲声音拖得很长很长。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很可以说得他小时的神秘了。”无论这里是否有沾点名人光
的炫耀意味，但是客观效果则是突出了作为传记的真实感。

　　从文体学层面上说，正像朱光潜评价废名的《桥》是“破天荒的作品” 一样，在《
坐飞机以后》中，废名发明的也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体——一种兼具哲理感悟和
浓郁政论色彩的，以史传为自己的写作预设的散文体。以往偶尔涉及过《坐飞机以后》的
著述都倾向于以“散文化小说”来定位《坐飞机以后》，唐弢即称“要说‘五四’以来小
说散文化，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 。废名自己也称“莫须有先生现在所喜欢的文学要
具有教育的意义，即是喜欢散文，不喜欢小说。散文注重事实，注重生活，不求安排布置
，只求写得有趣，读之可以兴观，可以群，能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更好；小说则注重情
节，注重结构，因之不自然，可以见作者个人的理想，是诗，是心理，不是人情风俗。”
他在《坐飞机以后》中可谓是自觉地实践“注重事实，注重生活，不求安排布置，只求写
得有趣”的“散文体”的写作。

　　但是废名的散文体又不同于现代其他具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文体。为了承载史传功能
，废名把散文体向更散的方向作去，以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散漫无际的大杂烩文体。
可以说，借助这种大杂烩文体，他把自己抗战期间在乡下避难的全部思想，甚至战时写的
那本佛学著作《阿赖耶识论》的断片，都一股脑儿塞到这部小说中了。也正因为他试图表
达自己的议论和思想，如实记录避难生涯，所以以往如《桥》那样的小说的诗化框架和情
节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他了。《坐飞机以后》的大杂烩文体就给了他最大的自由。废名堪称
找到了一种集大成的写作方式，集历史、文学、宗教、道德、教育、伦理于一炉，小说的
内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史论、诗话、传记、杂感、典故、体悟、情境……都因此纳入
到小说之中。废名不仅超越了以往的自己，也超越了文学史，不仅为四十年代，也可以说
为整个中国文学史提供了一种他人无法贡献的文体形式。

　　于是，同《桥》的诗的风格相比，《坐飞机以后》则更近于史传。从某种意义上说，
废名回归的是文史哲合一的写作传统。书写成为政论，史实，观念，思想，诗学的表达形
式。以孔子的《论语》为榜样，《坐飞机以后》也成了废名的言志之作。前述莫须有先生
出作文试题，“暮春三月”的题目即使人联想起《论语》中的孔子命诸弟子“各言尔志”
一节。如果说《桥》是一个传统诗性的乌托邦，那么，《坐飞机以后》则堪称回归了传统
的言志派写作。这也许与废名这一时期关于文学观念的调整有关，即把文学视为“载道”
的形式。正如废名在1948年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所说：

　　文学家必有道，但未必为当时社会所承认。一个大文学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天才，
豪杰，圣贤。无天才即不能表现，但有天才未必是豪杰。有些人有天才而屈服于名利酒色
，故非豪杰。如是圣贤，则必同时是天才，是豪杰。三者合一乃为超人，不与世人妥协。
好的文学家都是反抗现实的。即（使）不明白相抗，社会也不会欢迎他的。

　　废名所谓的“道”乃作家自己之“道”，因此，这种“道”往往是不合时宜的，即所
谓“好的文学家都是反抗现实的。即（使）不明白相抗，社会也不会欢迎他的”。废名以
自己的与现实相抗的方式言说着“道”，也即言说着政治。与《桥》的“不食人间烟火”
以及《莫须有先生传》孤独的梦呓相比，他的新著《坐飞机以后》无疑是载道派写作。当
然废名的“载道”无法纳入传统的“载道”与“言志”的二分格局中，他的载道毋宁说也
是言志。而恰是这种言志与载道的倾向，促使了他的小说文体和形式的变化，他在战争中
有各类想法和经验急于表达，于是必须为自己的新的思想和体悟找到新的文体方式。应该
说他的确找到了《坐飞机以后》这一理想的“变体”。钱理群先生曾经评价说废名“变得
太快了” 。但是这种“快”也许并不是“反映了作家思想方法上有些好走极端”，对废
名来说，这不是趋新求异的偏好，从《坐飞机以后》中可以分明感受到这个变化在他实在
是势所必然，这种“变”，标志着整个文学观和历史观都有了重大的变化，个中原因要到
四十年代中国的历史中去寻找，也要到废名个人的经历中去寻找。

　　言志和“载道”的文学观的选择，必然使议论占据了《坐飞机以后》的绝大部分篇幅
。

　　这种对议论的酷爱在当时文坛并不是孤立的。夹叙夹议是四十年代的重要创作倾向，
冯至、沈从文、师陀等人的小说中都有很多议论。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京派作家也创
作了一系列的政论文章，在文章中评论时政，表达文化和政治理想。政论文章的集中出现
，标志着京派的审美文化理想已经开始向社会政治理想转变，三十年代的象牙之塔早已经
不复存在了。

　　但是废名的风格又不是所谓夹叙夹议所能概括的。《坐飞机以后》中的长篇大论自成
一格，本身即是小说的主旨之所在，有时小说的整个章节都由议论构成。其话题也往往更
漶漫无边，枝蔓横生，旁逸斜出。当然，更多的时候，废名还是能够在信马由缰之后悬崖
勒马，回到叙述的线索上来，而此时的叙述就显得愈发可贵，并使小说成为小说，拖住了
思绪的奔马彻底朝政论的悬崖滑落的蹄子。叙述时不时地调谐着议论，于是这种“非典型
”的小说文体终于还是站住了脚。

　　值得分析的还有废名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也一直伴随着对“小说”的自我解构。废
名时时插入叙述的自我指涉，不断声言自己在写一部传记，历史，是写实，而非小说。但
悖谬的是，废名越称它不是小说，它越无法摆脱小说的属性，我们称《坐飞机以后》是一
种散文体，并不是说它只是以小说为外壳而已。恰恰相反，它骨子里当然还是小说，同时
也是中国现代最具有挑战性和先锋性的小说之一。它的形式是传统的，也是先锋的。这里
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为废名的书写确立一个小说的名分，而是强调，废名在是小说还是非小
说的摇摆中，使作品表现出惊人的吸纳力和可能性，从而拓展了小说的文体空间，这个空
间甚至比真正的散文更为浩繁，并在四十年代小说试验的总体潮流中成为走得最远的一部
。

　　《坐飞机以后》的小说性尤其体现在莫须有先生这个虚拟的人物的设定上。在这一点
上，《坐飞机以后》的叙述策略与《桥》堪称是异曲同工。从小说学的角度着眼，《桥》
的小说性主要体现为一个堪称有趣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以及人物视角（小林）的
存在。叙述者和人物视角的一以贯之的存在，在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中保持了《桥》的小
说意味。尽管周作人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时，选了《桥》中的六
章，并在导言中称“废名所作本来是小说，但是我看这可以当小品散文读，不，不但是可
以，或者这样更觉得有意味亦未可知”，但是《桥》的小说性还是毋庸置疑的。叙述者和
人物视角的选择以及叙述者干预和评论，都使《桥》成为一部具有先锋性的小说 。类似
的功能表现在《坐飞机以后》中的虚拟的人物莫须有先生身上。正是由于他的存在，《坐
飞机以后》最终成为了小说。而莫须有先生的狂态，又似乎可以追溯到尼采笔下的查拉图
斯特拉如，也多少有些鲁迅塑造的狂人的影子，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思想以这一虚拟的人物
道出，就有了特殊的意味。这使废名的思想并非以说教的方式呈现，而成为有意趣的思想
。这一人物的设置，也给废名的议论带来了绝大的方便。小说中每写一大段漫无边际的议
论又不得不收住的时候，废名就不失时机加上一句：“这就是莫须有先生所要说的话”，
“莫须有先生当时做如是想”，或者“以上的话好像说的很没有条理，但很能表现莫须有
先生一部分心事”，等等。似乎小说中的奇谈怪论一旦归之于莫须有先生，即使破绽百出
，匪夷所思，作者都能摆脱自己的干系似的。这也就是废名最终把《坐飞机以后》写成小
说的好处。正是借助“莫须有先生”这一与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相似的虚构人物，废
名可以更肆无忌惮、淋漓尽致地发表自己的哲理和议论，不合时宜的思想也获得了存在和
被表达的合理性。

　　当然，废名选择莫须有先生作为小说主人公，其损失也是显而易见的，即读者甚至研
究者往往把莫须有先生当成一个放诞和滑稽的文学人物，在留意了小说的形式的散漫和议
论的恣肆的同时，忽视或轻视了《坐飞机以后》中思想价值的独立性。废名的郑重的立意
和严肃的思考就很难得到真正的重视。即如朱自清当年也称小说表现出“滑稽与悲哀的混
合” 。甚至有研究者依旧把它读成三十年代的《桥》和《莫须有先生传》，从中读出隐
逸性和悲观色彩，称其为“逃避现实”之作 。废名若地下有知，当又会说这是“不知我
者”了吧。这样一部史无前例的另类书写，不为世人认真严肃地对待 ，似乎成了《莫须
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无法逃脱的历史宿命。

　　2004年11月8日客居于神户大学

　　注释

　　1 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

　　2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244页，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见废名《莫须有先生传》一书中收录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莫须有先生
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本文所引用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的
文字，均出于此书。

　　4 所以翻检今人关于废名的传记，写到抗战阶段，所借助的材料大都出自《坐飞机以
后》。如郭济访：《梦的真实与美——废名》，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5 庾信《小园赋》。

　　6 钱理群：《精神的炼狱•我这十年研究（代序）》。

　　7 赵园、洪子诚等：《40年代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

　　8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4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9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苦竹》，1944年12月第2期。

　　10 参见钱理群：《对话与漫游》，3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11 参见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第54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12 邵荃麟：《五四的历史意义》，载香港《群众》2卷17期。转引自钱理群：《194
8：天地玄黄》第39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13万俊人：《道德谱系与知识镜像》，《读书》2004年第4期。

　　14余英时：《治史自反录》，《读书》2004年第4期。

　　15 周作人《〈桃园〉跋》。

　　16 适夷：《1948年小说创作鸟瞰》，《小说月刊》，1949年2卷2期。

　　17 唐弢：《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

　　18 孟实：《桥》，《文学杂志》1937年7月1日第1卷第3期。

　　19 唐弢：《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

　　20 《今日文学的方向》，天津《大公报》，1948年11月14日。

　　21 钱理群：《对话与漫游》，第314页。

　　22 参见吴晓东：《镜花水月的世界——废名小说〈桥〉的诗学研读》，南宁：广西
教育出版社，2003。

　　23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艺论丛》，第14辑。

　　24 参见冯健男：《〈冯文炳选集〉编后记》，《冯文炳研究资料》，325页，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

　　25 我所见到的对《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评价最高的是日本现代文学研究者木山
英雄，他在1984年致冯健男的信中称这部小说是废名“最后而最奇特的长篇小说”。参见
冯健男：《废名在战后的北大》，《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