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的味道，幸福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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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赛弗尔特百年诞辰捷克举行的纪念展海报，标题就是“世界美如斯”。

　　□新京报　书评人 涂涂

　　捷克的味道

　　春节的时候，在家里读赛弗尔特的《世界美如斯》，500来页的大书，捧在手里，重重的。那时候刚刚下过了雪，窗外白皑皑的一片，阳光照在上面，有一种素净的美感，正好与晚年的赛弗尔特相宜。唱机里播着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手里捧着的则是捷克诗人对祖国、对故人的回忆。在克制中时而张扬的音乐和舒缓却又凝重的文字之间，真有点物我两忘的感觉。这，或许就是捷克的味道？

　　赛弗尔特于我，不算陌生。1986年他的诗选《紫罗兰》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中的一种，只印了区区14800册，我却有幸买到了其中的两本。那时候年纪不大，正好是容易被诗歌感动的时候，对于赛弗尔特自然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欣喜。可惜涉世未深，对诗人晚年诗歌的凝重和坚执全无感觉，反倒觉得早期那些张狂的文字更有力量。如今回头来看，赛弗尔特有些诗口号的痕迹太重，未必是佳品，特别是诗人左倾的一段时间，写出来的东西“思想性”过强，诗歌的感觉却淡了。不过晚年的赛弗尔特，却完全不同，收敛的文字中处处透露出高贵的情怀，让人感觉到一位诗人的坚持。当然，这种高华和坚持在诗歌中只是隐然流露，而在回忆录《世界美如斯》里面，则完全成了奔放的大河。

　　就像斯美塔那的《沃尔塔瓦河》一样，一波又一波地撞击着读者的胸怀。

　　20年，两本书

　　1984年赛弗尔特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世界性的诗人。虽然他在捷克文学界德高望重，不过因为他的作品大都只是翻译成德语，英语世界中其实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捷克诗人的名字。至于当时的中文材料，那恐怕就更少了。翻查资料，这方面现在可以找到的最早文字是蒋承俊发表在1984年12月《文学报》和《人民日报》上的《世界如此多娇》和《为祖国放歌》两篇文章，副标题都是记当年的诺奖得主，这大概是中国读者与赛弗尔特的初次见面了。大约与此同时，李欧梵先生为了给中文读者介绍赛弗尔特，在美国也是费尽心思，他后来写出一篇《捷克现代民族诗人赛弗尔特》，其中翻译了赛弗尔特几首诗，乃是由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口译为英文，他再转译的。当时赛弗尔特在英语世界的边缘地位，由此可想而知。

　　李欧梵的文章，标题虽然朴拙，却抓住了赛弗尔特的特点：现代性和民族性。

　　诗人早年醉心巴黎、醉心现代主义，组织了一个“旋覆花社”，同时又自始至终坚持捷克文学的纯粹传统，如果再加上“抒情”二字，那就是一个完整的诗人形象。按道理说，现代主义文学那几年在中国颇为流行，赛弗尔特把现代和传统融为一炉，应该引起文学界的很大兴趣才对。然而或许是因为读者的眼光过于主流，此后20年间，赛弗尔特并没有在中国读者中产生太大的影响，他的诗集出版之后，也只是引起了一小部分铁杆外国文学爱好者的兴趣。倒是他的回忆录，虽然现在才出版（还是个选译本），却很显然在一开始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比如蒋承俊的文章标题《世界如此多娇》显然就是回忆录标题的直接翻译，后来刘星灿翻译赛弗尔特的诗集，也选收了回忆录中的几个小节，她的译名是《世间万般美》。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译为《世界美如斯》的这本回忆录在今年出版之后，却一下子成了最流行的外国文学作品，被专家和媒体热捧。20年烟云之间，阅读的潮汐实在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捷克文学的星空

　　《世界美如斯》不是一般的回忆录，整本书都在纪事写人，抒情性强之外，更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倒像是一本另类的“捷克现代文学史”了。阅读这样一本书，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赛弗尔特记录下来的都是些什么人。我们已经熟知了赫拉巴尔和米兰·昆德拉，还有伊凡·克里玛，而赛弗尔特则告诉我们，在这些名字之外，捷克文学还有一片同样灿烂的星空。像诺伊曼、霍朗、赫鲁宾、哈拉斯、托曼之类的名字，不要说一般读者，便是资深的外国文学研究者都未必熟悉，但在赛弗尔特的笔下，我们看到正是他们构建了捷克现代文学的版图。虽然涉及到每个人的文字都不算多，但赛弗尔特却有本事激起读者的强烈兴趣，希望也能看到这些作家的作品。比如书中有一节专门谈诗人和记者托曼，一再强调托曼的文字得来如何不易，怎么看都有点儿贾岛的味道。早年曾经读到三联书店出版的一册苏格拉底传记《寻找幸福的人》，融幽默与深思于一体，印象极深，记得那书的作者是捷克的托曼夫妇，他们中的一个会不会就是赛弗尔特笔下的诗人？

　　非常遗憾，《世界美如斯》没有一个附录，如果在书的最后做一个捷克作家名录，把赛弗尔特笔下的这些人物梳理一遍，对读者而言，应该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不过更遗憾的，是赛弗尔特的书里面并没有写到赫拉巴尔、米兰·昆德拉和伊凡·克里玛（或许是没有译出？毕竟《世界美如斯》还有五分之一的内容让我们继续期待）。我们已经知道，诗人晚年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沉默的，或许，他有什么难言之隐？

　　寻找幸福的人

　　“世界美如斯”，赛弗尔特给这本书取的名字太美了，美到人们往往忘记20世纪是一个多么灾难深重的时代，美到人们往往忽略捷克这个中欧小国曾经面临过多少磨难和挫折。赛弗尔特在书里面并不是没有写到灾难，但在岁月面前，灾难似乎只是留下痕迹，却完全没有侵蚀诗人的心灵。1997年，以赛亚·伯林回答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的提问，谈到什么是令他最震惊的事情，他说，“仅有的一件事是，我一生能在恐怖中生活得十分安宁和幸福”。在一个灾难的时代（伯林的家人也在战争时期罹难），哲人发现幸福感成了自己最后的底线。诗人也是一样。

　　在赛弗尔特的最后一本诗集里，有这样的句子：“我这般爱写的诗，/只剩几节，寥寥可数。/但我不会再将它们撕成碎片，/像我以往做过的那样，/为的只是用它们/去喂养主教堂门楣上/饥饿檐兽的喉嗓。/我的时光已经不多。/晚了，/这已是我最后的歌唱。”不用说，诗人最后的声音高华深沉，他不但告诉人们他所坚持的一切，更让人们感受到，幸福就在诗人的心上。

　　■书摘

霍拉：捷克的伟大诗人

　　卡雷尔·托曼有一次兴致好的时候对我讲过，他说做诗要先在脑海里酝酿很久，直到每一句都想妥之后才坐到桌前，然后一字不改地写出一稿。霍拉———我想并非只他一个———却是有了得意的头一句便要动笔的人。

　　当我开始落笔的时候，我从来不十分清楚下面将怎样写，结尾会是什么样。前一句诗解开了后一句的扣儿，霍拉在恰佩克家解释说。

　　卡雷尔·恰佩克听了这话，带着几分孩子气地笑了起来。他说，当他蘸笔写下第一句时，整篇作品已在他的脑海里了，不妨说连最后那句怎样写都已胸有成竹。

　　然而，霍拉的诗绝不是一串儿杂乱无章的思绪。他不仅在爱情上吝啬，用词也一样。他常说，诗歌诚然是语言构成的，但语言却不宜多。他喜欢托曼。托曼的乡土气也使他感到亲切。

　　有一次在聊天中，他说托曼的《九月：我的兄弟耕完地，卸了马》是捷克现代诗歌中最美的一首。他说，诗的结尾他不那么喜欢，可是头十句是用青铜浇铸的。他和托曼都喜欢索瓦。

　　一九二八年，我和霍拉夫妇去了克尔科诺什，住在佩茨，从那儿出发上科林草舍。我们到达草舍时，刚巧草舍正面墙上的扩音喇叭声音嘶哑地播出了索瓦去世的消息。霍拉浑身哆嗦了一下，眼镜片下面泪光闪烁。后来他低声地，不如说是自言自语地吟诵了索瓦的那首扣人心弦的名诗，写坐在田埂上的老人们。当时，诗句只在我的脑海里沙沙响地一掠而过。可今天，它们却使我感到阵阵寒颤。

　　霍拉是个农村人。他喜欢农村，喜欢回忆洛乌特尼采附近的多布希尼，回忆易北河和日普山麓洛乌特尼采的田野。我常去克拉卢比，从另一面看日普山。霍拉虽然有一双细长、柔软的手，但他像田间干重活的人一样骨骼粗壮。我们曾经向他预言，说他将会长寿。

　　然而，云雀有时却也对我们歌唱：啊，那是云雀，晨光的使者，不是夜莺！

　　今天，每当我站在维谢赫拉德伟人祠面前，我总有这样的感觉：坐在石棺上的守护神还同样把他的赤脚更深地踩在霍拉的诗歌上。我确信霍拉的诗还会重放光彩。

　　的确，坐在桌旁写首诗并不那么困难。英德希赫·霍谢伊希常说：蹩脚的诗人也是诗人。较为困难的———如果不说简直就是困难的———是写出令人难以入眠的诗。它们像渴望已久但又得来意外的吻那样激动心灵。像蜂蜇一样灼痛。它们铭刻在你的脑海里，无论是由于聊醉、忧伤、惊喜，还是欢乐。

　　诗人必须使读者无法摆脱他的诗句，无法忘却，至少陪伴他们走过一段人生道路。

　　直到今天，我还经常听到霍拉的声音，尽管亡故的声音是我们最早忘记的。

　　霍拉的诗像聂鲁达的诗一样活在许多捷克人的意识里。霍拉是他故乡的泥土和风雨塑造成的。时代记下了他，他也清楚地记下了自己的时代。他不会被人忘记。他跨进了捷克伟大诗人的行列。

　　选自《世界美如斯》卷三“在煤炭市场的一夜”，题目为编者加

   赛弗尔特笔下的捷克现代艺文群星（部分）

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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