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章：还有多少教授不如我父亲？

土生阿耿

土生阿耿教育夜话系列网文：

                还有多少教授不如我父亲？

                      土生阿耿

     其实，男人，每个月，也总有那么几天，烦躁不安，寝食难调。我，这几天就闷闷不乐，饭吃不好，觉也睡不着，心情糟糕透了。昨夜，整个一宿都没合眼；天亮了，我就抱着枕头大哭了一场！

   是谁、又是什么让我这个男人“哭得如此伤悲”？本不想说出来，那或许是很隐私的东西。可是，昨晚又跟一伙人出去喝了几杯，灌了白的，再饮红的，接着又灌了不少啤的。尽管已醉意朦胧，但总算还是摸爬回来了。然而，一向擅长喝“混酒”的我，这次却觉得翻江倒海，顿感不吐不快。不过，吐出来的东西，却不是那些处于半消化状态的酒菜混合物，而是我憋了好久好久的一句心里话：有些教授，连我那个小学都没毕业的耕夫父亲都不如。

   儿时的记忆里，我很害怕父亲，尤其是在和我母亲吵架时。那时和父亲的交流，也就仅仅限于接受他的指令干点儿童家务活，再就是支付学费以及在买支铅笔和练习本时的家庭请示。直到高中毕业这段时间，能够坐下来聊天的话题也多是我的在校学习成绩。

   考上大学，我学习了法律。为了抹去三次高考给我带来的扎心伤痛，我努力拼搏，如愿以偿地在大学毕业那年考取了研究生。如果说读小学时每天回家一次、读初中时每周回家一次、读高中时每月回家一次，那么，读大学时就每学期回家一次、读研究生时而是每年回家一次了。在外待的时间越长，回家与父亲交流的时间也就越长，话题也越丰富。但限于我们父子俩的专业，我主动谈论的大多是法律，包括基本法律常识、给我上课老师的课堂风采以及法学界和法律界轶闻趣事；父亲主动说起的则大都是农田耕种、粮食产量以及本地发生的一些有意思的农事。每次回家我都带几本法律教材回去，父亲极为感兴趣，总是一有空就翻看，看到此景，开学时我就把书留在家里，让他“放工”后作为除了看电视之外的另一项“农家乐”吧。父亲尽管小学六年级没读完就叫奶奶从学校里领回来充当主要劳动力了，[1]但我带回去的那些法律教材他还是能够琢磨出一点东西的。每次我放假回家后，他总能将学习到的知识和自己的心得体会与我畅快交流，能够用最通俗、最朴素的方式将法学基础理论表达得很成功。记得去年寒假回家时，当地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一伙人开着大卡车去某工厂偷窃钢铁，期间被一年老保安发现，他们就用一床厚厚的棉被蒙住这位老大爷的头，一人守在旁边，其余去装运。父亲听说后，等我回来详细告知了案情，并且分析说这属于刑法上“盗窃转化为抢劫的情形”，并就转化为抢劫的几种情形对我滔滔不绝地讲述，说完后还不过瘾，又接着把抢劫罪、抢夺罪、侵占罪和盗窃罪的区别，用最形象最生动的情形事例和我炫耀了一番。早已有8个年头不学刑法的我，听后仿佛又回到了1997年的刑法学课堂。

   父亲不仅掌握了一些刑法基本常识，对宪法、民法、劳动法、婚姻法、继承法、诉讼法、行政法、国际公法等部门法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也能和我彻夜“侃”个痛快。作为一个纯农民，他还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承包法了如指掌，并且能够以批判的眼光对这些法律“说三道四”。有一次我开玩笑地对父亲说：“你可以去参加司法考试了”，父亲的回答让我意想不到：“我不能考，因为我没有本科学历啊”。原来，父亲连国家司法考试必须要本科学历也知道了。但父亲又补充说，他学习法律主要是想了解一些我们国家的立法，想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应该履行哪些义务。父亲甚至认为人人都应该学点法律常识，懂点法律法规，他对有些青年农民干完农活就“打牌”甚至“打老婆”的现象感到惋惜，认为“如果这些年轻人利用这些时间看点法律常识，会懂得不少东西，或许也就不再会打老婆了”。

   一个快60岁的农夫耕夫，能够知道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一些基本常识，这让我越有了与父亲交流的欲望。我现在几乎每天拿出一个小时来给家里打电话，和母亲说完再和父亲说。母亲常常叮嘱我的多是为人处世要老实、天冷要多加衣服、吃饭不能难为自己等等，父亲则多是除了谈谈工作上的事之外，就是和我谈论“现代法治”了。[2]他不仅学会了不少法律，而且还懂得运用，曾经多次运用法律成功地维护了自己被侵犯了的土地权益、消费者权益、农民权益。另外，父亲善于用法治的眼光观察社会万象，对两岸关系、中美关系、审判萨达姆、世界杯足球赛、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创新型国家、环境保护、共产党人先进性教育、超级女声、凯歌PK胡戈等等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观点。比如前不久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对此父亲有着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认为，取消农业税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民耕种粮食，但是在事实上又加重了农民负担、使一些农民种不起粮食了，因为在本来就很微薄的农业税额免除后，化肥、农药和种子的价格突然趁机飞涨，一袋化肥的实际增长价格，就超过了几年缴纳的农业税额！分析至此，他呼吁国家对化肥、农药和种子的价格进行宏观调控，不然取消农业税的预期目的将会化为乌有。

   这几年，父亲还学会了上网，经常到弟弟家去上网浏览新闻资料，并且还密切关注着我这个儿子创作的一些网文。于是，每次电话回家，他常常提起我写的文章，并且还能为我提供一些值得思考的最新话题。父亲不仅关注法律文化、社会现象和人情世故，而且还对“法学文化”了解良多。国内法学院的大体分布状况他知道，在有关学科的名家名师他也晓得，甚至对某个别法学专业哪里有博士点他也同样清楚。我本科和研究生母校的一些教授的名字他都耳详能熟，父亲还能根据我的叙说来再现有些老师的授课风格，并常常教导我要尊重我的老师，并且学习老师的教学经验和先进教法，并把这些好的东西传给我的学生。对于一些颇受关注的法学名家，父亲也喜欢关注他们的最新学术思想和学术动态，记得有几次通电话时，父亲还问起“贺卫方教授最近又有什么新观点”呢。

   父亲本是一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纯农民，但却忧国忧民地在关注着国家、社会和人民，以一个小学没毕业的半文盲身份学习他想学习的东西，阅读着他儿子撰写的文章，作为他的晚辈直系亲属的长子，我内心里的敬佩之意便油然而生。

   然而，作为在高校连读书加工作已有10年的我，却常常看到或听到一些大学教授对工作毫不负责、对自己的思想品行也疏于修练的恼人情形。在我与千百个网友聊天交流的过程中，我不时地听到一些故事和抱怨。有些教授上课陈词滥调，教案的纸面都发黄了，大概是20几年前的吧。比如，某学生听了一位教授在课堂上讲述的一个强奸案后，回家和爸妈转述了这个案例，同样毕业于该校的爸爸说：“儿子，20年前他教我们时就讲的这个案例”。看来，在讲述某一个问题时，这位教授先生20几年使用的竟是同样一个案例。这种教授，从与时俱进的角度来看，是无法和我父亲相比的。因为我父亲至少还能及时关注一些新热点、新焦点，善于借助网络媒体、电视媒体更新自己的朴素知识结构，而这些教授却拿着发黄的讲义去应付那些求知若渴的学子，实在让人感到痛心！

   有些教授在课堂上根本不讲专业，而是给学生讲故事，逗学生笑得乐开怀。一个本应严谨生动的“大学生法学课堂”却整个变成了一场“小学生故事会”！前天与友人一起吃饭，他的女友聊到她的一个老师给他们上课时，每次连续三个小时的课堂，这位教授竟然会用接近两个半小时在大谈特谈他到哪里开会了、见了什么什么领导、请他吃了多少钱多少钱的酒席，东扯西拉，最后剩下半个小时就让学生打开教材，随便划划几个名词概念、法律特征和构成要件等本本上的东西！这样的教授，对待培养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根本不负责任，哪能有资格与我的农民父亲相提并论？因为我父亲至少在农田里干活时，不管酷暑给了他多少汗水，不管旱涝灾害给了他多少种粮打击，他都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尊重粮食种植的农事规律，科学施肥、合理用药、按时灌溉，每年都能获得大丰收。可是那些“浆糊”教授，却在课堂上胡言乱语、瞎子扯蛋，能偷懒就偷懒，这样的教学态度如何能培养出良好的专业技术人才呢？！

   有些教授甚至在课堂上教学生怎么“学坏”，去年江浙沪一带的某高校几个给研究生上课的教授，竟然怂恿学生不要学习，“看书无用”，要多往公、检、法机关跑跑，学会现代社会流行的一些公关技艺，“舍得付出”，这样才能毕业后找到一份好工作。你看，你看，大家都来看看，这像一名大学教授吗？像吗？像吗？像吗？！我亲自还遇到一名给我们上课的副教授，在课堂上竟然从来不讲述专业，把他兼职做律师的业务活动中如何欺骗当事人、如何与法官拉关系等所谓“成熟的经验”灌输给我们这些纯洁的研究生，他讲述了一个向当事人收费的故事，并且最后还补充一句“本来想骗他20万的，想想我是大学教授嘛，良心总是有的，后来就只骗了他10万”！听到这些混丈“经验”，我再也忍不住听下去了，拍桌离去！此后这位（副）教授多以“开会”、“开庭”、“开场”等种种借口给我们放课，并叮嘱有些学生不要和学校讲起停课之事。最后20周的教学时数只给我们上了3周！像这种教授渣子、渣子教授怎么配站在大学讲坛呢？又如何有资格与我那个农民父亲在一个档次上相比呢？我父亲也经常与我聊起一些坏人坏事，但至少是只在家里私下随便聊聊。而那些所谓的“教授”却把自己的一些见不得人的所谓“成熟经验”公开吹在了研究生课堂上，简直是丑陋到了极点！

   有些教授明知自己不是从事A专业的，对A专业也没什么研究，但却偏偏要挂在A专业担任硕士生导师或者博士生导师，这种外行教授、外行导师，本质上是在给研究生“灌尿”，而不是“倒茶”，他们厚着脸皮践行“尿壶理论”，其乐无穷地充当“尿壶理论”的出色扮演者，摧残着一批又一批研究生。能够“灌点尿”的教授还算不错的，有些教授提着“尿壶”，竟然也不舍不得对研究生付出哪怕是一点一滴，三年下来，连自己的研究生有几个、是谁甚至都一头雾水！反观我那个农民父亲，他也经常提着“尿壶”，也经常“灌尿”，但他却把“尿”灌在了农田里，为的是给庄稼施肥，盼望金秋季节收获一堆又大又粗的玉米棒子。这完全符合农业种植科学的客观规律，所以他完全有权利也有义务实践“灌尿”，可是，按照教育教学规律和研究生这类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要求，教授则不应来模仿我父亲了。因为，研究生不是农田里的玉米、不是河边的水稻、不是山岭上的瓜果，他们要喝的是“茶”，而不是“尿”。

   有些教授丝毫不关注本学科或者不专业领域的最新学术动态，也不去关心在其从教的领域内的学科带头人或知名专家，甚至对此一无所知，更遑论去了解这些专家学者的学术思想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些教授甚至都不如他们教的学生懂知道得多。曾耳闻一学生在课间问给他上课的教授：“您对苏力的本土论有何看法？”这位教授竟然傲慢地说：“外国人的思想我从不去关注”，这位学生听到如此回答，便愕然回到了自己的座位。看来，这位教授不仅不了解苏力教授的理论，而且连苏力是谁都搞不清楚。“苏力”是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的常用笔名，如果对其人一无所知，那这个名字看起来可能确实像个外国人名。这在一般人那里，似乎也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发生在一名教授身上，却让我感到一股悲凉。我完全有理由推断，像这种根本不去注意塑造“法学文化修养”的大学教授，并不在少数。自己评上了“教授”这一本应令人羡慕和敬重的高级职称，更应该珍惜这一职称的含金量，对得住头上的这顶“桂冠”，而不是混上教授之后，就可以游手好闲、不学无术。试想，一位教授在课堂上只是单纯划划教材、吹吹自己，怎能培养出综合素养的优秀大学生呢？在这一点上，这些教授又被我那个农民父亲给PK下去了。因为，我父亲尽管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纯农夫，但却至少还知道一些法学名家的姓名，甚至能说出他们的一些学术观点呢！记得有一次回家在我父亲聊天时，我说起有些教授的这种低劣的文化素养，我父亲比喻道：“作为教授，不知道学界一些大家、名师，就像作为一名中国人不知道首都在北京一样可笑”。

   还有些教授，一旦有了这一高级职称，便视科研为大敌。几年下来，学术几乎近于荒芜，看不到一篇论文，更找不到一本学术专著，连编写一本教材都懒得去做，或者不屑一顾，于是推给他们的研究生随便复制粘贴一下，最后署上自己的名字。还有些教授，科研成果倒不是不少，“砖著”一大堆，文章满天飞，但是这都是要么靠东抄西搬、南拼北凑，要么靠花钱送礼、动用关系，丝毫没有多少自己的原创。可以说，形形色色的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在有些教授身上很有市场。别人一旦揭发，这些教授便要么夹住狐狸尾巴，要么露出狰狞面目，死活不承认自己的“学术下贱”行径，有的还完全使出一些流氓伎俩，打击报复那些学术批评人。在这一点上，我父亲仍然可以胜出。因为父亲尽管忙于农事，但也没有忘记“科研”，平时还是算花点功夫研究一下如何给果树喷农药、怎样把山下的河水抽到山上的田地里，一有“新发现”，父亲便逢人就开始“演讲”，与父老乡亲们分享其“科研成果”。前几年家里没有电话时，父亲每个月都不忘记给我写信，尽管篇幅不长，字也歪歪扭扭，但都是“原创”，从不抄袭，也没地方抄袭。其实，与教授相比，父亲的田间耕作好比是“教学”，对施肥、灌溉等问题的琢磨以及给我写信就好比是“科研”，把自己的心得体会与别人交流就好比是外出做“学术报告”或者召开“学术研讨会”。可是，又有多少教授具备如此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

   此外，还有些教授不仅不关心青年人的成长，反而想方设法地剥削甚至压制年轻人的发展。年轻人写了文章，这些教授就千方百计地署上自己的名字，甚至直接拿出改头换面据为己有。看到年轻人积极向上，这些教授便旁敲侧击地泼飘冷水，说什么“多看看书，你们既无名气又无经验，能搞过我们这些老专家吗？”有些研究生导师竟然对自己的研究生发表文章超过了他们而感到不开心，我的一个朋友很勤奋，写出了不少好的学术论文，也多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可是他的导师却很生气，并且气愤的程度与他的研究生发表文章的数量、质量成正比：那个研究生发表得越多，他导师越生气，越在公开场合贬低这名研究生。毕业那年，这个研究生想考博士找便找到他的导师写推荐信，被导师无理拒绝！后来，这个研究生找了其他教授写的，并且现在早已博士毕业，成就也远远超过了他的导师。像这种小肚鸡肠的小人教授，在学界并不少见。真的对比一下的话，这种教授在关心年轻人方面都不及我父亲的千分之一。父亲善于言谈，每次遇到村里有读书孩子的家长，总是鼓励他们好好教育和培养孩子，争取考上大学，学到更多的知识。这种再朴素不过的建议，却反映出了父亲非常关注年轻人、爱惜下一代的开明思想。记得去年我村里一个本科毕业生要考研究生，父亲多次打电话给我，要我多给他些鼓励。这与有些教授恨不得年轻人越混越倒退的卑鄙思想，是有着天地之别的。

   省吃俭用的父亲，常年戴着他那顶蓝布旧帽子，上次回家我看到帽子上又多了一些“洗刷刷洗刷刷”也洗不去的灰尘。而想到有些花里胡哨地“混”上去的无德又无能的教授，我不禁质问：你除了头上戴着一顶堂皇的“教授”帽子之外，究竟还有什么能比得上我父亲？想到这里，我越发感到不舒服，都一些“恶心”了，那些处于半消化状态的酒菜混合物，终于不愿意继续在我胃里久留。我急忙奔向卫生间，一喷而出。糊里糊涂地钻进了被窝，关上灯，醉意仍然没有离去的我，嘴里不停地嘟囔着：还有多少教授不如我父亲？

   伴随着止不住的眼泪，一觉睡到天亮。要不是酒醉助我混混入睡，肯定又是一夜难眠。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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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爷爷奶奶共有七八个孩子，父亲是唯一的男性，其余均为女性，从小就承担了大量农田耕种责任，养活一家近10口子人。
[2]  当一定条件成就时，我将写两本书或者至少写两篇文章，分别是《母亲“德治思想”探析》、《父亲“法治思想”探析》，分别将俺爹俺娘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的实际行动进行分析。我认为，并非只有领袖人物才有“法治和德治思想”，一般平民百姓也可以挖掘出丰富的“法治和德治思想”，可是，有些学者整天就想着怎么写写个别领袖级别的“历史人物”的法律思想，想来着实有意思。

                        2006年3月2日凌晨于上海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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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kid

希望阿耿兄多参加坛子里的讨论。

665665

是，信用制度的建立可以让教授成为真正的教授，希望大家讨论信用制度的建设。

土生阿耿

引用第1楼littlekid于2006-03-03 08:20发表的“”:
希望阿耿兄多参加坛子里的讨论。

呵呵，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鼓励。来发文章多了些，讨论却少了些：）但这里的好多贴子我都看过，不过很少发言讨论，今后在这方面多参与一些：）再次谢谢您的提醒~

土生阿耿

引用第2楼665665于2006-03-03 20:23发表的“”:
是，信用制度的建立可以让教授成为真正的教授，希望大家讨论信用制度的建设。

谢谢您的讨论，您提出的信用制度的建立不失为一种解决措施，但如何建设信用制度或诚信体系，则涉及到诸多相互关联的“制度群”。我一直有个观点：“未成人主要靠教育”；“成人主要靠制度”，很简单，因为成人脸皮比未成人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