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旧语闲诂）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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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学究按】：《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在文革中出版的一本学朮论著，也是郭沫若遭受訾议最多的一本书。该书出版与作者写作时的心跡如何?评价如何?这也是见仁见智的，不一定是定论。为助书友了解历史背景及其后对该书的评价，特搜罗网文,供书友参考。



《李白与杜甫》（旧语闲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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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名。郭沫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279页。定价2.30元。1971年初印，1972年、1977年重印。棕色封面，精装，塑料套封，大32开890×1240mm（当时的书籍多正32开本787×1092mm），字体也大。文革文化凋敝时罕见的学术著作，至少是以学术为话题的著作。为郭氏1949年以来唯一一部专著。
   此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文件──驳苏联政府1969年6月13日声明》的文件，采用了郭氏关于李白出生于碎叶的考证材料。
   开卷是3条毛主席语录，要求以阶级斗争观念分析一切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以“清理古代文化”。
   全书的基本观点是“以今天的标准”来扬李抑杜。一反自己涉及杜甫的6章标题都带贬义：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终身嗜酒。否定杜甫为“人民诗人”，一反自己1953年为杜甫草堂题词“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的评价。
   在该书中，杜诗“卷我屋上三重茅”之句，成了其大地主成分的证据，因为一般百姓屋上只有一重茅，而他则有三重茅。“贫穷的孩子”（贫下中农子弟）拾走吹落的茅草，他竟斥责为“盗贼”，可见其“站在地主阶级立场”。要荫庇的是天下“寒士”——封建士人（臭知识分子）。为了证明杜甫的地主生活，以诗为证列举的证据更多：如从杜诗“奉乞桃栽一百根”，分析出“桃树发育快，布局宽，一百棵桃树的栽种，估计要五亩地左右。草堂的园子可就够大了。”依照同样考证逻辑，“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有竹一顷舍，乔木上参天”，“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被一一断定为杜家账簿上财产。
   同为写月，李白诗曰：“欲折月中桂，持为寒者薪。”杜甫诗曰：“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郭就能分析出两者的动机目的大不相同。书中写道：“李白是要为‘寒者’(请注意，不是‘寒士’)添柴烧，想上天去扳折月中桂；杜甫是在思家流泪，……杜甫在这首诗里面，完全沉没在个人的感情里，和李白的‘动机目的’显然形成了为己为人的对立。”
   连《三吏》、《三别》也是“廉价的同情”，“他的怨天恨地是在为祸国殃民者推卸责任”。其中描绘的人民形象，“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驯善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这种人正合乎地主阶级、统治阶级的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总之，杜甫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都遵循着地主生活方式。”
   文学史家萧涤非（1979年）最先对郭著提出质疑，以为他用颠倒源流、苛求古人、脱离历史背景、抹杀诗歌艺术特点、死扣字面、深文周纳等方法曲解杜诗，“不实事求是”，“抑扬随意，借比较之名，行打击之实”，“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王学泰（1980年）也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极左路线深入到各个角落，流风所及，贤如郭老也难于避免。”甚至偏爱郭的传记传记作者也只得承认，“有意迎合毛主席的一些观点，书中过于扬李抑杜，有些认识明显地与他过去的看法是相左的”。一时成为公论。
   2000年代以来，郭女郭平英等人为之辩护说，是巧合而非迎合。周国平、邵燕祥等更进而认为是郭的“觉醒和总结”。更有认为该书打破了因袭的见解，感叹李白与杜甫这两位伟大的诗人，都没有突破中国文人以政绩事功确立人生价值的传统，对此表示了感同身受的同情。难说他当时不是以对昔人的所忆、所思、所憾来排遣今人心中的无限哀恸与愤激。

参考资料：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筱敏《旧书记：“李白与杜甫”》，《作家杂志》1999年，转自“人民书城”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17/6/class001700004/hwz37759.htm；
萧涤非《关于“李白与杜甫”》，《文史哲》1979年第3期；
王学泰《对“李白与杜甫”的一些异议》，《读书》1980年第3期；
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
李妍《“我将振笔作大书”——与郭沫若故居纪念馆馆长郭平英谈郭沫若》，《中国艺术报》403期2004-10-9http://www.cflac.org.cn/chinaartnews/2004-10/09/content_2995202.htm；邵燕祥《“李白与杜甫”传达了晚年郭沫若怎样的心灵信息》，转自http://aaaa.bokee.com/3539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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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杜甫》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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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  

连载：周国平自选集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作者：周国平  


　　"文革"中，郭沫若接连失去了两个儿子，其中之一的世英是我的好友 。世英死后不久，我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洞庭湖区的一个军队农场劳动。农场的生活十分 单调，洞庭湖的汪洋把我们与外界隔绝，每天无非是挖渠、种田和听军队干部训话，加上我 始终沉浸在世英之死的哀痛中，心情是很压抑的。在那一年半里，与郭家的通信成了我的最 大安慰。

　　有一回，我给建英寄了一些我在农场写的诗，其中一首由李白诗句点化而来。诗写得并

不好 ，我当时的诗大多强作豪迈，意在使自己振作。但是，建英回信转述了郭老的鼓励，夸我很 有诗才，并说郭老又写给他一首李白的诗："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 洞庭秋。"问我一个问题：君山那样的好，为什么要铲却它呢?我的回答是：就像"槌碎黄 鹤楼"、"倒却鹦鹉洲"一样，"铲却君山"也是李白的豪言，未必要有什么目的。建英在 下一封信中揭破谜底：铲平君山是为了造田种稻米，把米做成酒，就"醉杀洞庭秋"了。

　　后来我收到于立群寄给我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才知道郭老当时正在研究李白。在这部书 中，郭老不指名地把我对上述谜语的解答和他的反驳也写了进去。同一书中还第一次发表了 他写的一首词，正是他曾经抄录给我的《水调歌头·游采石矶》。离京前夕，我到他家告别 ，他拿出这幅大约四开大的墨迹，为我诵读了一遍，盖章后送给了我。"借问李夫子：愿否 与同舟?"我很喜欢这个意境。可惜的是，于立群顾忌到我所要去的军队农场的政治环境， 建议我不要带去，我便把这幅字留在郭家了。

　　《李白与杜甫》初版于一九七一年，我不知道郭老是从何时开始构思这部书的，有一点似乎 可以肯定：该书的大部分写作及完稿是在他连丧二子的一九六八年之后。可以想见，当时他 的心境是多么低郁，这种心境在他给我的信里也有曲折的表达。他在一封信中写道："非常 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接着提到了世英："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了的一样，结果 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世英原是北大学生，因"思想问题"而被安 排到一所农场劳动，两年后转学到北京农业大学，"文革"中被那里的造反派迫害致死。在 另一封信中，因为我曾叹息自己虽然出胎生骨的时间不长，脱胎换骨却难乎其难，郭老如此 写道："用你的话来说，我是'出胎生骨的时间'太长了，因而要脱胎换骨近乎不可能了。 在我，实在是遗憾。"这些因"文革"遭际而悔己一生之路的悲言是异常真实的，我从中读 出了郭老对当时中国政治的无奈和绝望。他在这样的心境下研究李白，很可能也是感情上的 一种寄托。他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 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 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 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 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 总结?联系到他给我的信中的话，我能体会出其中隐含着的愤懑：政治如此黑暗，善良的人 的惟一正路是远离政治，做一个地道的农民。也正是在同一意义上，我理解了他写给我的这 句"豪言壮语"："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迈步前进。在泥巴中扎根越深越好 ，越久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

　　如果不算若干短小的诗词，《李白与杜甫》的确是郭老的封笔之作。不管人们对这部书的扬 李抑杜立场有何不同意见，重读这部书，我仍由衷地钦佩郭老以八十之高龄，在连遭丧子惨 祸之后，还能够把一部历史著作写得这样文情并茂，充满活力。近些年来，对于郭沫若其人 其学的非议时有耳闻，我不否认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必有其弱点和失误，但我同时相信， 凡是把郭沫若仅仅当作一个政治性人物加以评判的论者，自己便是站到了一种狭隘的政治性 立场上，他们手中的那把小尺子是完全无法衡量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这位广有建树的伟人的。

　　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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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郭沫若
广受訾议的《李白与杜甫》传达了作者心灵信息
邵燕祥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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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晚年郭沫若，这些年谈论得不少。最近从报上读到摘载的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得到一点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受到广泛訾议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是郭沫若在什么样的心境中写的，传达了什么样的心灵信息？

　　“文革”开始以后，郭沫若连殇两子，其中的郭世英是周国平要好的同学。世英先曾就
读于北大哲学系，1963年打成“反动学生”后下河南西华农场劳动一段时间，后返京上了北农大；1968年4月在北农大私设的牢房里受了三天三夜的轮番批斗后，反剪双手坠楼而死。周文写到，郭沫若在1969年1月写给周国平的信里说：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里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理解的。

　　在这封信里，郭沫若还说：“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郭沫若在这里对平生的反思，应该不是随手写来，而是经过多日甚或多年深思熟虑的。

　　周国平接着说到他的体会：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作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他自己对这种政治虽然完全厌恶了，但身陷其中，已经不可能摆脱，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他摆脱，只好“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的人”。

　　我以为周国平认为《李白与杜甫》标志着郭沫若的觉醒和总结，是中肯之论。过去我们总是从郭沫若一贯“紧跟”这个大前提出发，由于毛泽东表示在诗中喜“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于是认定《李白与杜甫》是逢迎“圣意”之作，看来有失于简单化。

　　以郭沫若的绝顶聪明和政治经验，对国内的和党内的政治动向，自然世事洞明，断非懵懂不觉，“文革”前就想抽身（如通过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请辞院长之职）而不得；“文革”伊始，就率先表态，以示顺从而无害；到了儿子世英又告失踪，于立群要他向周恩来反映寻求救助，他考虑到周的处境，竟然忍痛沉默，如此等等；他会在“老年丧子”（而且是两个儿子！）的巨痛之中，为了拍马屁而殚精竭虑写一本厚厚的书吗？（《北京日报》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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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了自知”
毛泽东与杜甫诗句

孙琴安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很喜欢，其中特别喜欢“三李”的诗（即李白、李贺、李商隐），这在知识界中早已传为佳话。但他对唐代的另一大诗人杜甫的态度如何，知晓的人似乎还不很多。

   当然，就李、杜两家言，李白的性格比较豪放，诗情浪漫奔放；而杜甫比较规矩，诗中的忧郁之调较多。但毛泽东并不因喜欢李白而排斥杜甫，其实他对杜甫的诗也是很喜欢的。他自幼喜读《三国演义》、《水浒》等中国古典小说，唐诗宋词也是他热衷的读物之一，故杜甫的诗必在诵读之列。他在与人谈诗词时，一般很少对古代的诗人冠以大诗人的头衔，但对李白、杜甫两人，却往往尊敬地称他们为“大诗人”或“著名诗人”。其对杜甫的态度，已大致可以想见。

   学生时就引杜甫诗句

   在湖南长沙的岳麓山上，有一座崇德寺。杜甫当年在湘地流浪时，曾在此寺住过。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早就听说过。当他发出“征友启事”，结交上了李立三、罗章龙等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后，就曾与他们一起登上岳麓山，寻访崇德寺，在寺里凭吊杜甫当年在此地的游踪。

   早在毛泽东读书时的《讲堂录》中，就记着这样的一段话：

   著书存者，以其实也。无用而存，以其精。

   韩柳杜之诗是也。不然，浩然烟海塞天地矣。

   “韩柳杜之诗”即是指韩愈、柳宗元、杜甫三家之诗。不管是毛泽东摘引或概括了其他什么人的话，都可以看出他对杜诗的推崇。此外，他在《讲堂录》中还引到杜甫的诗句，他记道：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

    这里的“一览众山小”，便引自杜甫五言诗《望岳》中的诗句，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对杜甫的诗并不是很陌生的。

   与延安青年谈杜甫

   1937年，毛泽东有一次与朱光等人谈论书法和艺术问题。毛泽东谈得兴起，就熟练地引用了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的序言中的一段原话，说：“往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然后，他又分析道：“杜甫的这段话说出了舞蹈、戏剧等艺术与书法艺术是相通的，是至理名言。”

    朱光是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爱好书法，颇有才华，为人又很豪爽，遇有不同意见，敢与毛泽东争辩，但这时他却听得很入耳，信服地点点头。

   1942年春季中的一天，何其芳、周立波、严文井、曹葆华等人从桥儿沟来到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一起谈论文艺问题。当时毛泽东与他们只谈了两个诗人，其他诗人都未谈及，这两个诗人就是李白与杜甫。

   爱读冯至的《杜甫传》

   1946年7月，诗人冯至从昆明回到北平，在北京大学任教后，便开始从事《杜甫传》的写作，并陆续地发表了一些。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那时正指挥着解放战争中的各个重大战役，居然还偷闲读了《杜甫传》中的一章，可以见出他对杜甫生平的浓厚兴趣。

   1950年，《新观察》杂志创刊。一天，《新观察》编辑来催冯至，希望他把《杜甫传》一书修改完毕，打算在《新观察》上连载。

   不料，当冯至的《杜甫传》在《新观察》上连载后，又被毛泽东注意到了，每期必看，而所看的总是冯至的《杜甫传》，有时甚至在开会的时候也在看。当《新观察》将《杜甫传》连载完毕后，毛泽东对旁边的人说：“《新观察》现在将《杜甫传》登完了，我《新观察》也不要看了。”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了大会。会议期间，他还分别接见了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9月22日下午接见了德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雷曼及其随行人员共两三个人，由冯至任翻译，当接见完毕，送走了德国客人，毛泽东便问冯至：“你叫什么名字？”“冯至。”“噢，你就是写《杜甫传》的冯至！”毛泽东一听，便想起来了，高兴地说：“你的《杜甫传》我看过。”

    参观杜甫草堂

   1957年，毛泽东在邀见臧克家谈诗时，又谈到过杜甫。据臧克家在《伟大的教导，深沉的怀念》一文中说：“在谈话中，对唐代两个大诗人——李白、杜甫比较起来，毛泽东更欣赏李白；但对杜甫还是肯定的，在成都参观‘杜甫草堂’时曾评价杜甫的诗是‘政治诗’。”

    所谓“在成都参观‘杜甫草堂’”，是指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期间，他特地参观了杜甫草堂。笔者为了此事，曾特地在杜甫草堂进行了实地采访。

   据杜甫草堂内的两位工作人员告诉笔者，毛泽东确来参观过，并曾在里面的“草堂”两字面前站住，凝视了一会，然后转过身来，示意别人给他在这两个字前拍了一张照片。此外，他还从杜甫草堂里借阅了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共12部、108本。其中有明刻本，张含所选、杨慎所批点的《李杜诗选》等。

   读写《登岳阳楼》

   六十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来上海视察工作，特地邀请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先生去聊天。当毛泽东问他是什么地方人时，刘大杰回答：“巴陵人。”

    毛泽东闻罢，立即朗声吟道：“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他把杜甫的《登岳阳楼》全诗背完以后，就借此引出了谈论中国古典诗歌的话题。

   1964年，毛泽东有一次由湖南返回北京，当火车经过岳阳时，毛泽东不禁又想起了杜甫的《登岳阳楼》一诗，当即索取了笔墨，在纸上书写了此诗。可以见出他对此诗的喜爱。后来，此诗的手迹由两位退休老工人刻制，装嵌在新修整的岳阳楼3楼上。

   赞成杜甫的有些观点

   1965年，陈毅叫毛泽东改诗，毛泽东于7月21日写了封信给他，其中也谈到了杜甫的诗，他说：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

    众所周知，毛泽东喜欢以毛笔抄录古代诗词。其中杜甫也是抄录较多的一家。他曾抄录过的杜诗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末两句、《登高》、《登岳阳楼》、《江南逢李龟年》、《绝句》等，另有《秋兴》之一的后四句、之二的前四句等。在古代诗人中也算是抄录居多的一家。由于毛泽东也很喜欢“初唐四杰”的诗，对王勃尤为佩服，因此他对杜甫的有些论诗主张也表示赞同。如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毛泽东就认为这一看法是比较对的。毛泽东喜欢读书。他读书时常用杜甫的“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了自知”来自勉，可见他对杜甫的这种读书态度也是比较赞赏的。

   一生与杜诗有缘

   从毛泽东一生与诗词的接触情况来看，他对杜诗还是相当敬重的。如他对杜甫的《梦李白》二首、《咏怀古迹》五首、《蜀相》、《闻官兵收河南河北》、《登楼》、《登高》、《阁夜》、《春望》、《佳人》等诗，都圈划过三四遍，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的这些诗题前，都划着大圈，标题后连划3个小圈。

   在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年—1975年，孟锦云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做护士工作。有一次，她给毛泽东读杜甫的七律诗《进艇》：“南京久客耕南亩，北望伤神坐北窗。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飞蛱……”因为她不认“蛱”字，不知此字的读音，一下给顿住，读不下去了。毛泽东见状，便马上给她解围，接下去吟诵道：“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罂无谢玉为缸。”

     孟锦云见毛泽东对杜诗如此熟悉，将此诗后四句一下背出，便惊异地说：“主席，你都这么熟，自己背诵算了，别让我给你念了。”毛泽东不以然地说：“听你念是一回事，我自己吟诵又是一回事嘛！”

     注：本文所引资料可参阅《毛泽东早期文稿》、《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毛泽东手迹选、古诗词卷》等。本文作者还撰写了《毛泽东与中国文学》一书，现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新民晚报》 2000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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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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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1-5 14:30:43  




  这是一个老题目。１９６２年郭沫若同志在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会上的开幕词就是这个题目。在开幕词里，他说：“李白和杜甫是象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这是对李白和杜甫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的确切评价。可惜不知由于何种原因，十年后他在《李白与杜甫》一书里，观点全变了，再不认为李白与杜甫是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而是抑杜以扬李，把杜甫说得几乎一无是处。郭老对李、杜的不公允评价，当时即为学术界所私下非议。近年来，已有不少文章对《李白与杜甫》一书提出了批评。
    对于李白与杜甫，任何扬此抑彼都是不适当的。他们各自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无法代替的贡献。历史上对他们的评价虽或时有抑扬，但总的倾向一直是承认他们双子星座的地位。我们不妨对此作一番粗略的回顾。

抑扬李杜的历史回顾

  扬杜抑李，始自中唐诗人元稹。他说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他认为李白的有些地方虽略能与杜甫相比，但在律诗上，却比杜甫差得远。他的这种扬杜抑李的观点在当时并不带普遍性。他的好友、著名诗人白居易虽也认为杜有超过李的地方，但基本上还是两人并列，说两人“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与元稹看法完全不同的是韩愈。他写过一首《调张籍》诗，对贬抑李、杜的人说了一些份量很重的话：“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显然，他对李、杜是同样十分尊崇的。１９５９年在新疆婼羌县米兰古城出土了坎曼尔的三首诗，其中一首提到：“李、杜诗坛吾欣赏，讫今皆通习为之。”坎曼尔是唐宪宗元和年间安西人，与元、白、韩、柳同时，这就说明，中唐以后，李、杜在诗坛上有同样广泛的影响，时论并无扬此抑彼的倾向。
    到了宋代，欧阳修更喜爱李白，而王安石更喜爱杜甫；苏轼虽更为推尊杜甫，但其实他创作的艺术特色却更接近李白。而且他虽崇杜却并不抑李，他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伟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崇杜而不抑李，可以看作有宋一代对李、杜的基本评价。杜诗在宋代有着甚高的地位，江西诗派就以杜为宗师，但李也备受推崇。虽也有崇杜抑李的人（如苏辙、黄彻等），但并未形成普遍倾向。诗论家严羽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这是说得很公允的。
    明代对李、杜的评价，大致与宋代相似。杜甫的地位甚高，但李白的声望也未曾因此稍衰。茶陵派的李东阳，宗主杜甫，但对李也甚为景仰。提倡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诗学杜甫，而对李白同样赞赏备至，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对此都有所论述。力求摆脱复古束缚的祝允明、唐寅，推崇李白；文征明却崇拜杜甫。有叛逆思想的李贽推崇李白，而主张独抒性灵的袁中郎，则李、杜并称。
    清代的情形亦复如此。赵翼说了一句带有总结性质的话：“北宋诸公皆奉杜为正宗，而杜之名遂独有千古。然杜虽独有千古，而李之名终不因此稍减。”这说明，李、杜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各自做出的独特贡献，是无法抹杀的，采取简单的扬此抑彼的态度，都无法改变他们在诗歌史上双子星座的地位。

不同的创作道路

  李、杜齐名，但他们诗歌创作的道路却很不相同。
    李白比杜甫长十一岁。但这是很重要的十一年。李白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以前；杜甫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爆发、也即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以后。加上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个性特点，他们诗歌反映的生活内容是有区别的。李白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祸乱酿成之前暴露和抨击了当时的黑暗政治；而杜甫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则在于祸乱既起之后，反映了国家忧患和人民疾苦。
    李白的整个青年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就是历史上所称道的开元盛世。处于经济和文化繁荣的盛唐社会，给了他昂扬的精神面貌，和建立非凡功业的理想。他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看生活，似乎不世功业，唾手可得。但当他去敲仕途的大门的时候，呈现在他面前的，不仅是盛唐社会的繁荣，而且有它的腐败与黑暗。唐代社会正从它的高峰上衰落下来。就在这样一个时候，李白要去实现他那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他开始时是希求援引，以一登仕途，但未能如愿；后是应诏进京，供奉翰林，而不久即被排挤出京。前后两次进京，对于朝政的腐败与黑暗，他都看到了。在诗中强烈地反映了他的愤愤不平。《古风第十五首》中，他抨击当时远贤臣、亲小人的政治状况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第二十四》、《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对此都表示了愤怒揭露玄宗宠幸宦官和善斗鸡者，“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蜺。”他还一再抨击当时那种权奸得意、贤才落魄、是非颠倒的不合理现实：“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对权奸他甚至指着鼻子骂：“董龙更是何鸡狗！”李白揭露安史乱前唐王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其深刻性除杜甫外，并世无第三人。
    杜甫的青少年时期虽也受到盛唐文化的熏陶，有着建功立业的非凡抱负，但是他的长安十年，正是安史之乱的前夕。与其说他曾经看到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不如说他更多地认识到衰败到来的危机四伏。而且，接着，他便被卷入战火之中，面对满目疮痍，而流徒奔波。由于生活的困顿与乱离的经历，他看到了人民的苦难，并且对他们表示了深深的同情。杜甫也写了不少暴露黑暗政治的诗，但他写国家灾难和人民疾苦的诗，占有着更大的比重。他写战乱带来的大破坏，是：“万国尽征戍，烟火被岗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他写人民在战乱中的苦难，是：“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他写了有名的《三吏》、《三别》，对战乱中人民的悲惨生活，作了形象生动、具体真实的极其深刻的刻画。在描写人民苦难的同时，他还真诚地在诗中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希望有人能够叩君门以减征赋，能够息兵以休养生息。例如，乾元二年，杜甫从秦州去同谷途中，路过凤凰台，写下了《凤凰台》诗，幻想着以自己的心血去哺养受饥的雏凤，让它长大后自天衔瑞图，降祥瑞于国家，“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当时，杜甫正在饥寒途中，没有能力去解救人民疾苦，一片心愿，只有借助幻想的形式表现出来。
    从李白与杜甫诗歌题材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李白写任侠、求仙学道，写祖国的壮丽山河，抒发个人失意的不平，而他反映当时现实最深刻的、是那些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的诗篇。杜甫也写祖国的壮丽河山，也抒发个人的失意的不平，也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而他反映当时现实最为动人的，则是那些描写贫富悬殊、战乱灾难、生民疾苦的诗篇。那些诗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他之被称为“诗史”，不为无因。

不同的创作方法

  李、杜的诗，不仅在题材上有很大不同，而且他们所运用的创作方法，也是很不相同的。明代的袁宏道指出，李白善用虚，杜甫善用实。写虚与写实，正是李、杜诗歌创作方法上的主要区别。
    “虚”，是指侧重于精神世界的描写。在反映客观现实的时候，李白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以感情的逻辑去取代生活的逻辑。他写愁，是：“朝心不开，暮发尽白”，“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两鬂入秋浦，一朝飒已衰。猿声催白发，长短尽成丝”，“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在这里生活本身如何并不重要，感情爆发的需要才是重要的。抒发感情的需要，使生活的逻辑让位于感情的逻辑。这样的例子还不少，如“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上句写思念长安，思念是一种精神活动，当然不可能挂在树上；下句写思家，归心不是物体，当然也不可能吹堕。但是这样写，思念的急切却得到了更为深刻的表现。李白的一些诗，常常把现实诗化为幻境。例如，玄宗后期大权旁落，李白看到了这种现象的危害，他写了《远别离》。在诗里，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幻化为自然界的愁惨景色：“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而可能出现的篡权悲剧，在诗里则升华为一个传说中的悲惨故事的幻境：尧被舜囚禁起来；舜又被禹所逼迫，出走于苍梧之野。政治危局被诗化为幻境，而幻境又?漫上绵绵哀愁，变得更为哀郁。李白的有些诗甚至离开现实，以理想直接写幻境。他有近八分之一的诗，写求仙学道。诗中所写的幻境，既非生活所实有，也无托喻现实的意义，而是他渴望成仙的理想的外化，他把那理想幻化为一个个并不存在的幻境。在那些幻境里，他和仙人往来，和青童、玉女相处。那些自己构造的幻境被当成了生活的实有去描写。 李白还有一些诗，是直接发议论。他的抨击现实黑暗的诗大多如此。这些诗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细微描写，而是强烈的感情通过发议论表现出来。
    所有这些，都是以表现精神为主、更带主观色彩的写虚的方法。当然，李白也有一些诗是写实的。不过，写实的方法在李诗中不占主要地位。
    与李白不同，杜甫主要用的是写实的方法。  杜甫严格的写实方法的一个特点，就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出生活的本质。例如，《兵车行》写咸阳桥头哭夫别子送行的场面，形象生动地反映出天宝后期拓边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和人民群众对拓边战争的态度与心情。《三吏》《三别》十分真实地写出了当时战地人民的生活苦况。其中的《无家别》，写一个从战场上战败归来的士兵，见到故乡已面目全非，田园荒芜，亲人尽丧，孑然一身而犹须就役，欲别无家，不禁悲从中来。这首诗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出当时千万士兵的命运与千万村庄的普遍情景。   杜甫严格写实方法的又一点，是对客观世界观察的细微，描写的准确、传神。杜甫观察现实的细微，往往使人叹为观止。例如，他在《羌村》诗中写归家的第一个感觉，是：“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千里归来，有谁会去注意门外的鸟雀叫呢？但这正是描写的细微传神处。战火蔓延中一个暂时平静的角落的安宁气氛，家的温暖、亲切的感觉，家人幸免于难而终于得以相见的惊喜心情，就都在这鸟雀的噪叫声中表现出来了。这正是杜甫许多名篇的共同特点，如《春夜喜雨》写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濛濛雨雾，无声无息地飘落，用一个“潜”字，一个“细”字，真是把春雨的神韵全传达出来了。
    杜甫写实方法的又一点，是常常用描写与叙述。他的许多诗带有叙事的性质。与李白的直接抒情不同，他是在叙述与描写中抒情的。当然，杜甫也有时用写虚的方法，如《凤凰台》、《朱凤行》、《客从》等，但主要的是写实。
    李白的善于写虚与杜甫的善于写实，都各自达到了极高的成就。

不同的艺术风格

  李白与杜甫的诗歌，在艺术风格上也是很不相同的。
    李白的诗歌有一种清雄奔放的美。他的诗表达的感情往往是壮大明朗的，表达感情的方式，则是爆发式的。他不是在那里娓娓动人地叙述或缠绵悱恻地抒情，而是火山爆发、大河奔泻一般，把感情倒出来。他常常是一气直下，大有欲止不能之势。他的诗，想象十分壮丽，而且常常瞬息万变，驰骋于天上地下，古往今来，来去无踪。前人说他“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指的正是这一点。李白的诗，境界往往十分开阔。你看他写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五老峰：“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境界何等壮美！  壮大明朗的感情基调，爆发式的感情表达方式，和壮美的诗境，构成了李诗清雄奔放的风格特色。
    杜诗的风格特色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首先表现为深沉忧思的感情基调。在这深沉忧思里，蕴含着一份优念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所以显得阔大深远。杜甫表达感情的方法是波浪起伏、反复咏叹、百转千回。往往感情要爆发了，却又折回去，在心中回流，象有一座感情的闸门阻拦住，让感情在受阻之后再缓慢流出，因此那感情的抒发，也就显得更加深沉。他有一首《登岳阳楼》，开首是：“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写登楼所见的一派壮阔景色。接着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可以看出，面对洞庭湖的壮阔景色，他骤然百感交集：对于身世苍凉、老病飘泊的伤怀；对于离散亲朋的眷念；对于国家灾难与人民疾苦的忧虑，全都涌上心头。看来这百感交集的强烈感情就要爆发出来了，但是没有千言万语，只说出了一句：“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强烈的感情没有一一毕陈，闸门只微微启开，汹涌的感情的海只涌流出一股潮水。但这已经够了，虽然只这一句，却已经把心中没有吐露出来的感情份量全都包含进去了。在感情抒发上给人以回流起伏之感。波浪起伏、百转千回、反复咏叹，在《秋兴八首》等诗中表现得更为典型。   深沉的忧思、波浪起伏的感情表达方式，最后都通过语言、形象描写和节奏韵律，表现为诗的意境的悲壮美，构成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
    李白与杜甫的不同点还多，例如，政治理想与生活理想的不同，文艺思想、表现技巧、诗歌体式的不同等等。这些，很难在一篇短文里全面介绍，而且，即使已谈及的上面这些，对于两位伟大诗人来说，也只是点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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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谢国桢·郭沫若
　　这三位中，黄裳文章最为我所好，有文人味却无头巾气，煌煌六巨册《黄裳文集》，几乎没有一篇不喜欢的；与黄裳相比，谢国桢算是纯粹的学者，师出名门，两位均为海内知名的藏书家，趣味亦接近，不过谢氏在所谓教研单位浸泡太久，高头讲章稍多，缺少一点情趣。郭沫若与黄、谢两人则完全不同，多年前我对现代文学感兴趣的时候，郭氏的几本自传，读来倒是津津有味。郭氏在现当代文人中有罕见的从政天赋，北伐时即官居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中共当国后，更是擢升政务院副总理高位，为天下文人所侧目。
　　
　　郭沫若晚年所著《李白与杜甫》，迎合儒法路线斗争的需要，被普遍视为文人缺乏气节的范例。当然也有周国平等著文为郭沫若媚时之行开脱，不过总以情绪意气居多，缺少有力的辩护依据。

　　几年前读谢国桢《瓜蒂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分论述、序跋、散文、游记、旧诗五辑，前四种我都很喜欢，只是旧诗了无生趣，内中有一首马屁诗，编者谢纪青竟然不为父亲避讳，也照录了。

　　诗名《读〈李白与杜甫〉》，诗云：高适学诗未为老，郭老著书我未能。学习新知理旧业，金篦刮目快平生。

　　郭氏《李白与杜甫》出版于1971年“文革”期间，是拍“中央文革”马屁的大作，谢国桢诗《读〈李白与杜甫〉》，估计亦作于“文革”期间，是对郭氏马屁著作而咏的马屁绝句。不过，现今我等对郭、谢两位也不能作苛责之论，中国文坛本来就是马屁成堆、臭成一团的地方，何况又是“文革”十年那样举国疯狂的年代。

　　近读黄裳《花步集》中《采石·当涂·青山》一文，也论及《李白与杜甫》，引文如下：

　　“一位得风气之先，并勇于‘改过’的聪明的学者，在一本文学史中，使出了殡仪馆特级化妆师的全套本领，把李白打扮成一个响当当的‘法家诗人’，同时下死地把杜甫推入了另册，更狠狠地踩上了几脚。

　　卖论取官、卖身投靠，原是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封建传统的国度的丰厚遗产的内容之一。对此，我们是熟习的，也能充分理解的。出奇的是使用的那别致的手法。手法的卑劣说明了用心的卑劣。一个被开刀整容、画上了各种油彩的李白，看了也真使人不舒服，简直要引起无名的愤激。‘为混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的手里。’鲁迅先生引用的这句‘伤心悟道’之言，送给李白也正合适。可惜他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死去了，连抗议也办不到。”

　　黄裳借鲁迅之口，不点名地把郭沫若骂为“混蛋”。如果知道黄裳在“文革”中属于被严重损害的一类，这种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黄裳此文作于1979年，《花步集》1982年为花城出版社所出版，其时文革遗风还在阵阵盘旋，写这样的章句，只能说是内心愤激的结果了。当然，郭氏本人已于年前去世，否则黄裳痛斥的口气不会如此酣畅淋漓，或者，即便是写了，也不会拿去发表的吧。

　　
　　乙酉仲夏月于藤花新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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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第 4 期，《文史哲》刊登萧涤非先生的学术论文《杜甫研究（一）》，并连载四期。山大杜诗研究的声誉一举奠定。 其实早在《文史哲》创刊之初的 1952年第6期，萧涤非先生就曾发表了《学习人民语言的诗人——杜甫》一文，并陆续在《文史哲》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杜甫研究的论文。他在《杜甫研究》中指出，是贫困的生活使杜甫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同时他也强调，杜甫仍属封建士大夫，其思想根源是儒家。儒学存在若干可取的优点，主要指入世有为的积极精神，虽主张忠君，也主张节用爱民，杜的思想处于忠君与爱民的矛盾之中，而在特定条件下，又有其统一性。萧涤非将传统的仁者精神提高到人道主义的高度来认识，将它作为杜甫的基本思想。他还将杜诗形式的创新（如乐府、律体等）放在生活实践中去考察，认为杜对语言形式的采用，都是为更有力更逼真地反映生活。这些观点不但立论新颖而且比较辩证，基本符合杜甫创作实际，是当时能够比较妥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的成功范例之一，也是当时对杜甫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之一。1971年，郭沫若的专著《李白与杜甫》发表，一改他以前对杜甫的高度评价，认为杜甫是一个“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封建卫道士，对杜甫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对萧涤非先生的相关论点进行了多次的点名批评。郭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而且由于他的官方身份，萧涤非先生受到了很大的学术压力。郭沫若谢世后，萧涤非于1979年第3期的《文史哲》发表了《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对此事进行正面回应。他指出，郭老是前辈学人，一部著作即使有问题也掩盖不了他的贡献，而且郭老以前也是尊重杜甫的，现在只不过是他自己在翻自己的案。杜甫与他的诗是客观存在的，谁也抹煞不了。同时萧涤非对郭文“扬李抑杜”、“曲解杜诗”、“误解杜诗”、以及所谓“腐肉中毒”等四方面的观点进行了商榷。应该说，无论是对萧涤非，还是对于《文史哲》，在当时发表这样的文章对郭沫若进行批评都是需要巨大的学术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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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郭沫若的献媚史



郭沫若作：献给在座的***同志！ 亲爱的***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补充：６月５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５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感觉到意犹未尽，郭沫若竟即席朗诵了此诗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机外有两个太阳。”《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在今天我们有两个太阳同时出现，一个在头上，一个是在***前。”《歌颂群英大会》 “走资派，奋堂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更可笑这个善于见风使舵：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郭氏听到四人帮被捕后的第九天，写下《水绸歌头粉碎“四人帮”》词一首，上阙是：“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梁梦”。他忘了，吹捧***是武则天的恰恰是他自己，他还穷数年之精力作《武则天》以献内廷。 郭沫若作：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郭沫若1976年10月21日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扫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老郭这段话也很让人作呕。 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麽生动，多麽潇洒，多麽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长春好，长春好， 汽车建厂第一早， “红旗”“东风”追“解放”， 全国公路已跑交。（郭沫若《长春行》） 完全符合毛主席不喜欢杜甫的科学构想 “杜甫是个大地主。 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卷我屋上三层茅， 据我所知，四川贫民最多一层草， 他有三层草，大地主无疑， 领村的革命小将拿走他的茅草 是革命行动，我们应该为之欢呼。”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 据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中的研究成果，杜甫的草堂比砖瓦房考究，实乃豪宅，非等闲之辈可以问津，有诗为证：“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当面为盗贼”，暴露了诗人地主阶级的本性.

　　　　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中，曾经发生过六次宗派主义斗争，其中两次的直接原因是郭沫若的故意失信。

　　　　第一次，1921年5月初，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 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闻名的半淞园饭店，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帮助把该会的《文学旬刊》办好。当时他许诺“尽力帮忙”。可是话音未落，他不仅未予帮忙，反而急急在他主办的《创造》季刊广告和《创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责文学研究会里的人“垄断文坛”，是“假批评家”，“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声称要把他们送“到清水愤(和)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并攻击、丑化茅盾，耻笑他身材短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从而挑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首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多方面的问题，前后耗时近三年，分散了大家的精力，影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和实绩收获。

　　　　第二次是失信于鲁迅。其表现更为不佳，做法更有损于自己的形象。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公开）不几天，他即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 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 1928年1月1 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

　　　　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环境条件，如果郭沫若等出于真诚，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这中间似乎既蕴藉着对鲁迅的尊重和私人情谊，又包含着捐弃前嫌、顾及革(和)命全局的苦衷和大义，可以说是为郭沫若一个方面的人格形象绘上了一笔重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1928年1月由郭沫若、 蒋光慈等才刚刚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就哗啦啦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围攻鲁迅。（包括人身攻击）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这时的鲁迅还蒙在鼓里，正热切地期盼着与郭沫若“联合起来，造一条阵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呢！

　　　　呜呼！郭沫若等大太令鲁迅失望了！如此失信，后来郭沫若还屡屡辩称这是因为当时从日本回来的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不同意和鲁迅联合，责任全在他们，而与他本人无关。

　　　　郭的这种辩解是没有根据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郭是创造社的元帅，只有帅旗指到哪里，兵卒才会奔到哪里，成、冯等不肯与鲁迅合作，正说明是郭沫若的旨意，他们决不会单独行动的。

　　　　再举一例——1928年2月27日逃亡到日本去的郭沫若， 可以说自身难保，但他却仍然没有忘记攻击鲁迅。他一面安排日本作家采访，宣称“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洗”，借国外媒体非议鲁迅；一面用假名假姓撰文对鲁迅大肆诬蔑。请看他1928年6月1日写就的、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是怎样恶意、刻薄吧：“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和)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和)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和)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据此，难道我们还能相信郭沫若的自我辩解？还应该说郭沫若对鲁迅失信是偶然的？是误会？是受他人左右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他到死也不承认“杜荃”二字就是他郭沫若的化名，可见他当时内心多么阴暗。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 ）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zgzf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和)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和)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传》北京文艺版，1988）

　　　　安娜的五个子女是：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子，四儿志鸿。他们学有专长，均有所成。

　　　　于立群的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最小的一个儿子名不见经传。其中三儿子民英在“文(和)革”中自杀，二儿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被殴打致死。

　　　　这两家儿女之间不相往来。郭沫若这十一个后辈中，除女儿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沾点文史的边儿外，无人继承父业。他们，特别是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这一意见，语惊四座，值得郭研界关注，郭沫若的确在家庭婚恋问题上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毛病。先看郭沫若与情人于立忱之间的问题。

　　　　于立忱原籍广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随父在天津求学，后为《大公报》记者，约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到东京即与早已相识的郭沫若来往，过从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杀。 对于她的自杀，几十年中间一直是个谜，有的人只是这样猜测：于立忱之死是因为她参加东京***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回国后又受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的纠缠，无法摆脱，加之身患重病，绝望之余，寻了短见。

　　　　其实，这一说法纯系捕风捉影，或故意为郭沫若掩饰。究竟真象如何，请让在北伐时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谢冰莹向我们详细揭示这个谜底：

　　　　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个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实故事。

　　　　于立忱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就给人亲切可爱的印象，这正是当记者的标准条件。唉！谁曾料到，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这是一个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我连忙安慰她。

　　　　她说“我告诉你，将来你要替我申冤，答应不答应？”

　　　　我说：“没有问题，当然答应。”

　　　　这时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泪说：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

　　　　“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说他和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了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可是自从我受骗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寡廉鲜耻的，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实在无脸面见人了，我要自杀。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杀了。（《于立忱之死》，《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谢冰莹讲的这个故事，如果我们善于思考的话，从于立忱的绝命词“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中就应知道了。“如此家园”者，是指国家破败，民族危亡人(和)民离散，令人忧心；“如此社会”者，是指像郭沫若这样的名诗人，革(和)命者，青年们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实在令人失望；所谓“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当然就是指她本人还这样年青，才25岁，却被人诱骗失身，颜面丧尽，事已至此，而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向社会，向公众发出她再也不能为祖国，为人(和)民挥洒笔墨，奔走呼号了的凄厉叹声。其悔恨、羞耻、疾首蹙额之哀痛状，实难言表，那就是说对国家、对人生、对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只有自杀。

　　　　六十年前情人于立忱对郭沫若的认识，和六十年后儿子郭博对郭沫若的认识不谋而合，这是偶然的吗？不是。他们都是亲身体验，近距离观察，大概比学者们说的话更可信。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我们再请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点补充。

　　　　安娜不同于张琼华。我们可以说张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办婚姻，你逃婚也好，抛弃也好，无可厚非；而与安娜是自(和)由相爱结合的，理应永远忠诚。然而他不。他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就与安琳、与于立忱等发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从1937年始，借回国之机，把安娜连同五个孩子一起彻底抛弃，另寻新欢。（当时长男和夫20岁，次男郭博18岁，三男佛生15岁，女儿淑子13岁，四儿郭志鸿6 岁）此后从不给这群孤儿寡母寄一封信，汇一文钱，任他们辗转挣扎，啼饥号寒，被日本警宪铁蹄践踏，皮鞭抽打，其境况遭遇，苦不堪言。当《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先生于1947年前往东京安娜住处时，面前一片惨景：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鼎堂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上海滩》1995年11月28日）

　　　　“秦（始皇）曹（.）文化性格”

　　　　郭沫若这篇文章声称，要为曹.“恢复名誉”，却没说曹.原来到底有哪些“名誉”？这些名誉怎么失去的？现在需要恢复的是什么“名誉”？他为曹.翻案，却不知道翻那门子案？

　　　　郭此文称殷纣王、秦始皇也是“应该恢复名誉的人物”，说“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这“替”字，显示他完全以“暴君”代言人自居，而不是采取保持距离的学者态度。这些暴虐帝王处于权力顶峰，一生享尽荣华富贵，酒池肉林，后宫三千，荒淫无度，狂征暴敛，杀人如麻，威福享尽，何来委屈？一个历史学者的职责，是以历史罪恶以警来者，还是辩护历史罪恶、为新暴君张目？

　　　　郭的翻案文章，有两个特点。其一，干脆不承认或抹煞历史事实，为暴君辩护(例如暴虐、残酷、淫乱诸行为）；其二，为他们涂脂抹粉，戴高帽子，把其行为说成为国为民、符合历史发展方向，把他们说成有进步作用的统治者，这就是毛时代带有浓厚中国秦始皇──曹.文化性格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为曹.翻案，当然不是郭等敢担待之事。他知道毛泽东对曹.有特殊好感，遂投其所好，摇笔为文。据毛的医生之一徐涛回忆，一九五四年毛在北戴河，总背诵曹.诗《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对他说过这番话：“曹.统一中国北方，创立了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阿斗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过了几天，毛查着地图说：“曹.是来过这里的。”“（曹.）上过碣石山。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这一年毛在北戴河停留最久，还登过碣石山，写了《浪淘沙·北戴河 》。毛说，他喜欢曹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权延赤编，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一九九零年版，第..～六六页）。毛此词最早发表于《诗刊》一九五七年一月号。这是郭的勇气和灵感来源，他需要有人撑腰。毛这段话，正是郭《翻案》一文基本观点。

　　　　当年夏天庐山会议风云突起，毛泽东对敢于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错误的彭德怀等人发动残酷斗争。郭沫若为历史暴君曹.翻案的文章、为秦始皇、商纣王“恢复名誉”的叫喊，为毛提供了振振说辞。毛在庐山八月十一日讲话以刚愎口吻洋洋自得道：“秦始皇不是骂了两千年嘛，现在又恢复名誉；曹.骂了一千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纣王骂了三千年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版第三四五页）言外之意，他不在乎人民骂，自以为靠一枝笔杆子就可以随意颠倒历史、将罪恶说成功绩。那股为暴君翻案的逆流和叫嚣，正是郭沫若所为（翦伯赞跟着他也写了一篇《应该替曹.恢复名誉》的文章）。

　　　　如果史学家或作家丧失清醒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成为给历史暴君扛宝剑、抬轿子的仆人，成为给女暴君（武则天）涂脂抹粉、戴钗缀环、化罪恶为功德的婢女 ，那纯属自取其辱。郭沫若的眼睛总盯在最高统治者的权杖和多变的面孔上，全不见大地一片血泪和苦难。一个没有良知却喜欢玩弄笔墨的人，终不脱暴君权杖下奴才之命。

作者太阳雨的这个命题不错,但是有的献媚叙述不清楚,而后面一大半远离了命题.关于对献媚的剖析这一关键没有展开,造成欠缺.

　　不清楚的这一段,补充如下:毛的<清平乐>错把"黄粱一梦"中的"黄粱"写成"黄梁.对这一明显错误,郭的媚功大发,评说为:"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书法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而论,"黄粱&#39;写成&#39;黄梁&#39;,......我们的眼前."如此肉麻,的确令人作呕!但是, 1976年10月21日,郭写的<粉碎四人帮>中,还把"一枕黄粱梦"写成"一枕黄梁梦",那就奇了怪了.

　　毛郭之间,原为诗友诗交.1945年8月毛蒋重庆谈判期间.郭赞赏毛的<沁园春.雪>,毛也称赞郭手握如椽巨笔写下如<甲子三百年祭>的奇妙佳作,还通过王若飞转告郭,称赞他是鲁迅之后的一面文化旗帜.因此,历来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排名,一直是:"鲁郭茅巴老曹".

　　但是,作为浪漫派诗人的郭,1958年就便毛极左路线的浮夸风吹得浑浑然,把握不住自己,大跃进中跟着粮食亩产几万斤起哄,"豪迈"地宣称:要一夜写诗一万首.那个时期,为"百花齐放",报纸上每天可以看到郭的一首赋花诗,充斥空洞政治口号,水准平乏,令人哂笑叹息.毛郭的诗友之交蜕变成君臣之交,沦为御用文人.

　　到文革开始后,郭感到大革文化命的汹涌来势.眼见文化人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不禁令他唇亡齿寒,如履薄冰.一方面,继续献媚于毛,毛把郭看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写下的一句"千刀当剐唐僧肉"中的"当"(愿意是"正要")误读为"应当",还写了误批郭的信件.郭低三下四地将错就错,接受毛的"谆谆教导",令人肉麻.关于<清平乐>一事见前述.郭的阿谀盲从,把自己进一步变成为一个京城弄臣.

　　文革的肆虐,吓得郭登报宣称自己几百万文字,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1967年5月25日,中央党报的评论中公开删去毛在1944年关于"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毛的弃臣信号已发出.1968年4月,郭的爱子郭世英在农大被迫害致死,死相很惨.使郭几乎崩溃.当时,全靠周总理对郭百般保护和照顾,才使郭撑了下来.但是,到1974年1月25日,"批林批孔"狂风大作.周总理首当其冲,郭终于被公开点名.靠着毛的支持,四人帮有恃无恐,在万人大会上轮番批判郭,并令郭低头,罚站.毛夫人赤膊上阵,污蔑郭"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献媚半生,到了80多岁,换来如此羞辱,实在可悲!

　　与文革中保持"消极不自由",沉默不语的钱钟书相比,"积极不自由",千方百计献媚的郭沫若自取其辱,这是中国近代大悲剧下的一个文人的小悲剧.大家应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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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
作家简介：
   郭沫若， 原名郭开贞，生于四川乐山沙湾，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开始接受民主思想。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莹》、《卓文君》。1928年流亡日本，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这一时期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6个历史剧。他还写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随笔、诗歌等。
   新中阳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一、二、三届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新华颂》、《东风集》、《蔡文姬》、《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在这期间，郭沫若写了许多迎合时代的文字，因此受到后人诟病，理论专著《李白与杜甫》一书更是令人齿冷。因此郭沫若其人在中国文化界成为人格方面的反面例证。


著作书目：
《女神》(诗集)1921，泰东
《三叶集》(散文集)
与宗白华、田汉合著，1920，亚东
《星空》(诗集)1923，泰东
《聂莹》(剧本)1925，光华
《文艺论集》(论文集)1925，光华
《塔》(小说、戏剧集)1926、商务
《落叶》(小说、戏剧集)1929，创造社
《三个叛逆的女性》(戏剧集)1926，光华
《西洋美术史》(理论)1926，商务
《橄榄》(小说、散文集)1926，创造社
《瓶》(诗集)1927，创造社
《前茅》(诗集)1928，创造社
《恢复》(诗集)1928，创造社
《水平线下》(小说、散文集)1928，创造社
《我的幼年》(自传)1929、光华
《漂流三部曲》(小说、戏剧集)1929，新兴书店
《山中杂记及其他》(小说、戏剧集)
1929，新兴书店
《黑猫与塔》(小说、散文集)
1931，仙岛书店
《后悔》(小说、戏曲集)1930，光华
《黑猫与羔羊》(小说集)3931，国光
《今津纪游》(散文集)1931，爱丽书店
《桌子跳舞》(小说、散文集)1931，仙岛书店
《文艺论集续集》(论文集)1931，光华
《创造十年》(回忆录)1932，现代
《沫若书信集》
1933，泰东
《豕谛》(历史小说)
1936，不二书店
《北伐途次》(散文)
lQ37，潮锋出版社
《甘愿做炮灰》(剧集)1938．北新
《战声》(诗集)1938、战士出版社
《创造十年续编》(回忆录)1938，北新
《羽书集》(散文、论文集)1941，香港盂厦书店
《屈原》(剧本)1942，重庆文林出版社
《蒲剑集》(散文、论文集)1942，重庆文学书店
《棠棣之花》(剧本)1942，作家书屋
《虎符》(剧本)1942，群益
《屈原研究》(论文)1943，群益
《今昔集》(论文集)1943，东方书社
《孔雀胆》(剧本)1943。群益
《南冠草》(剧本)1944，群益
《青铜时代》(史论)1945，文治出版社
《先秦学说述林》(论文)1945，福建永安东南出版社
《十批判书》(史论)1945，群益
《波》(散文集)1945，群益
《苏联纪行》(散文集)1946，上海中外出版社；改名《苏
联五十天》，1949，大连新中国书店
《归去来》(散文集)1946，北新
《筑》(剧本)
t946，群益
《南京印象》(散文集)1946，群益
《少年时代》(自传)1947，海燕
《革命春秋》(自传)1947、海燕
《盲肠炎》(杂文集)1947，群益
《今昔浦剑》(散文、杂文集)1947，海燕
《历史人物》(史论)1947，海燕
《沸羹集》(散文、杂文集)1947，大孚出版社
《天地玄黄》(散文、杂文集)1947，大孚出版社
《地下的笑声》(小说集)
1947，海燕
《创作的道路》(理论)1947，文光
《抱箭集》(小说、散文集)1948，海燕
《蜩螗集》(诗集)1948，群益
《雨后集》(诗集)1951，开明
《海涛》(散文集)1951，新文艺
《奴隶制时代》(史论)1952，新文艺
《沫若文集》(1—17卷)1957一1993，人文
《雄鸡集》(诗集)1959，北京
《洪波曲》(自传)1959，百花
《蔡文姬》(剧本)1959，文物
《潮汐集》(诗集)1959，作家
《骆驼集》(诗集)1959，人文
《沫若全集》(文学编
l—5卷)
1982一1987，人文
翻译书目：
《菌梦湖》(小说)德国
施笃谟著、与钱君胥合译，1921，泰尔
《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
歌德著、1922，泰东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论文)日本
河上肇著，1924，商务
《雪莱诗选》(诗集)英国
雪莱著，
1926，泰东
《浮士德》(诗)德国
歌德著，1928，创造社
《沫若译诗集》
印度枷里达若著，1928，创造社
《石炭王》(小说)美国
辛克莱著，
1928，上海乐群书店
《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沦)德国
卡尔.马克思著，1921，神州
《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列.托尔斯泰著，1935，光明书局
《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47，群益  

【“宇慧文学视界”撰写、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