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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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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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06-02-16 15:29:57



　　陈平原认为，《读书》文体应追求“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
　　《读书》的文体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平原
　　
　　●《读书》的幸运，在于其能独立(思想与文体)、善生存(二十年的风雨)、得民心(十几万的印数)。别小看后两者，此乃《读书》得以引领风骚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二十年，并非总是《读书》一枝独秀；眼看花开花落，只有《读书》“香如故”，因而方才显得“鹤立鸡群”。
　　———《杂志与时代———为〈读书〉二十周年而作》
　　●记得《读书》创刊号上有一名文：《读书无禁区》。当年争论不已的口号，如今变成了老生常谈，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进步”吧。回首二十年的风雨历程，我想狗尾续貂，为《读书》的宗旨再补上一句：学术探索与文体实验，同样也应该“无禁区”。
　　———《与〈读书〉结缘》
　　
　　“对于报刊来说，‘文体’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内容’或‘立场’”
　　
　　“真有学问的杂志难，真有思想的杂志更难；有学问有思想又有文体，这样的杂志，可就难上加难了”
　　　　
　　大约两年前，网上流行一篇俏皮的文章，题目叫《爱读书，不爱〈读书〉》。好多人知道我是《读书》的老作者，以前常在《读书》上露面，现在不怎么写了，还曾在座谈会上对《读书》文体的变化表示担忧，于是纷纷催促我发言。这年头，观众最喜欢的，莫过于文人学者捉对厮杀。主动投身某一热门话题，变成记者们炒作的资料，这种傻事，我是不干的。现在好了，风头已过，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读书》是否有必要或能够坚持自己独特的文体。
　　话说公元2004年，平日里不太喜欢抛头露面的我，竟连续在四个不同的场合公开谈论《读书》。先大致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再引申开去，谈谈知识传播与学术表达的问题。
　　那年7月，三联书店召开纪念邹韬奋逝世60周年座谈会，会上，我借三联刚出版的《韬奋》一书(此书乃集合以前出版的《韬奋画传》、《经历》和《患难余生记》三书而成)，谈新闻出版的理想性及操作技巧。因与会者大都义愤填膺，集中火力批评当时主持书店工作的汪某，对我的发言，大概只听出对于三联书店光荣传统的表彰。我所提及的三联书店出版理念，以及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的经验，没多少人感兴趣。1937年，邹韬奋出版《经历》一书，对其接办《生活》周刊，短短几年间，将一个发行仅2800份(其实主要是赠送)、中华职教社主办的侧重个人修养的小刊物，发展成为发行15万份、影响极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刊物，有过很精彩的自我陈述：“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把材料搜得之后，要用很畅达简洁而隽永的文笔译述出来”。基于这一理念，邹称：“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186—187页)《生活》周刊大获成功，朋友纷纷前来请教，邹韬奋提供了几个原则：要有创造的精神；内容力求精警；要顾到一般读者的需要；发行的技术和计划也很重要等。我特别关注的是以下两点。第一，“不但内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具体说来，就是“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的两三万字的作品。写这样文章的人，必须把所要写的内容，彻底明了，彻底消化，然后用敏锐活泼的组织和生动隽永的语句，一挥而就”。第二，既然是大众文化读物，而不是专门性学刊，“要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196页)。从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一转便是曾引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文学界风骚的《读书》杂志。不过，我说得很含蓄，而且基本上是“老调重谈”：在我看来，对于报刊来说，“文体”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内容”或“立场”。
　　接下来，神使鬼差的，大家都来找我谈《读书》。来人目的不同，有想让我提供砖头，好敲打敲打今天的《读书》的；也有对《读书》十分迷恋，希望我追溯往事，给予掌声鼓励的。很可惜，我两边都不搭界，基本上是自说自话。
　　之所以有如此荣幸，应邀谈论享有盛誉的《读书》杂志，与我此前十几年的“出色表现”不无关系。曾检索《〈读书〉杂志20年》光盘，发现我竟在上面发了37篇文章。并非专栏作家，如此投入，让我自己都有点吃惊。这你就能理解，2004年4月《新周刊》上刊出《〈读书〉二十年大盘点》，其中“《读书》十大文章”和“《读书》十大作者”(注)，我都忝列其间。正因为有此因缘，我谈《读书》，始终本着理解、呵护、期待以及添砖加瓦的心态，深怕出言不慎，不独于事无补，还授人以柄。
　　大概是8月中旬，我被迫接受了某周刊的电话采访。说“被迫”，那是因为，人家锲而不舍，我心里并不情愿，可最后还是勉强做了。老实说，那位记者提问的方式，让我感觉很不愉快：“新老《读书》的差距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现任主编不满？”这哪里是采访，分明是考试，而且“标准答案”已经准备好了。不理会记者的提问，依旧自说自话，谈我对《读书》的印象。可以想像，这样没有“猛料”的“答客问”，很让人失望。
　　9月间，又一次被邀谈《读书》，这回是中央电视台第十套节目。“读书时间”改版为“记忆”，希望从《读书》、《中国青年》、《收获》等杂志的创刊，切入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那是朋友的活，必须帮忙，于是，我冒险出镜。记得是在北大五院接受采访，背景是满墙的爬山虎，很是壮观。谈我与《读书》诸君的交往，谈思想史文化史上的《读书》，也谈《读书》别具一格的文体。随问随答，拉拉杂杂，说好只是提供素材，让导演回去自己剪辑。节目播出来，竟效果极佳。上下两集，都拿我的话做穿插。我的研究生看了，说是借以了解1980年代的思想氛围及学术潮流，有意思。
　　转眼到了10月，万圣书店在西山庭园搞了个《读书》回顾展，吸引了不少读者。23日，星期六，下午3点，应主办者邀请，我和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赵一凡合唱一台戏。时间紧，来不及商量，我擅自确定了演讲的题目“《读书》的文体”。事后证明，这主意不错。两个人都能畅所欲言，听众也很感兴趣。
　　不到半年时间，竟然4次被邀“妄谈《读书》”。为什么大家突然对作为杂志的《读书》那么感兴趣，而且是从历史总结的角度，将其作为“记忆”来品味？关注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潮流的朋友，多从“主义”、“立场”、“流派”、“利益集团”乃至具体的人事关系着眼；不才识小，我谈《读书》，始终限制在“文体”。在我看来，“话题”可以转移，“立场”可能变迁，但自觉的“文体”意识，不该丧失。
　　谈及办杂志，我的体会是，真有学问的杂志难，真有思想的杂志更难；有学问有思想又有文体，这样的杂志，可就难上加难了。找到恰当的对象(故事或论题)不容易，找到恰当的文体更难———对于社会的影响，后者或许更长远。记得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陈独秀的《新青年》，鲁迅、周作人的《语丝》，胡适的《独立评论》，储安平的《观察》，都是有很鲜明的文体特征的。好的杂志文体，不是凭空而降，总有继承与发展。比如现代史上最为显赫的思想文化刊物《新青年》对于前辈的继承：梁启超《新民丛报》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文体、章太炎《民报》的政治立场与论战姿态、章士钊《甲寅》讲究逻辑性的政论文。
　　在《杂谈“学术文化随笔”》一文中，我曾提及，《读书》思想上追摹的是《新青年》，文体上学习的是《语丝》；现在看来，邹韬奋先生《生活》周刊的“以少胜多”与“一挥而就”，也是其直接的渊源。
　　上述这则短文，初刊于1996年9月21日《文汇报》，原本是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随笔丛书”写的序，却被误认为是专门针对《读书》的。想想也不无道理，因为那阵子我正努力揣摩《读书》文体的特征及意义。10年过去了，当初对《读书》文体的溯源，现在看来，仍不无道理：“关于‘语丝文体’，鲁迅概括为‘任意而谈，无所顾忌’(《我和〈语丝〉的始终》)，周作人则是‘古今并谈，庄谐杂出’(《〈语丝〉的回忆》)。此中微妙的差别，进入1930年代，便成了推崇犀利杂文的太白派与主张闲适小品的论语派之间的对立。可《语丝》中还有另一种尚未被学界关注的文章(既非杂文，也非小品)，主要任务是论学说理，但同样取‘任意而谈’姿态。这种大学者所写的小文章，其文体特征不易界定，只知道其跨越‘文’、‘学’边界，蕴藏着某种一时难以言明的智慧。这种以知性为主，而又强调笔墨情趣的‘学者之文’，半个世纪后，由于另一个杂志的出现，而被发扬光大——我指的是创刊于1979年的《读书》。《读书》对于八九十年代中国学界的贡献，不只是‘思想’，更包括‘文体’。不妨这么说，今日的‘读书文体’，接续了‘语丝文体’中逐渐被遗忘的另一侧面，使得中国人心目中的‘随笔’，有了更大的发展前景。”
　　1999年，为了《读书》创刊20周年，我写了两篇文章，短文用的是大题目(《杂志与时代———为〈读书〉二十周年而作》)，长文谈的反而是小事情(《与〈读书〉结缘》)。如此以大搏小，以小见大，正符合《读书》的风格。我自己更喜欢后一篇，因其契合我对《读书》文体的界定：“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
　　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读书》，是想引出一个重要话题：思维、学识、立场等，与文体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密切联系。记得博士论文答辩时，有老先生夸我文字好，当时感觉很不自在，心里想：难道我就只有“文字清通”吗？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多了各种土八股与洋八股，终于明白，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会写文章”是多么重要的基本素质。记得周作人曾谦称，自己不过是“国文粗通，常识略具”。如此平淡高远的境界，对于老辈的读书人来说，是自然而然达成的；而我辈后生小子，则必须穷尽一生精力去摸索、去探求，而且还不一定能实现。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2006年1期《读书》的“编辑手记”，也对文风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一再追问：“为什么文章不能再简短些、精炼些，再深入浅出些呢？”我同意主编的看法：“绕口的东西，晦涩的东西，故作深沉的东西，矫揉造作的东西，是留不下去的。”当然，想得到的，不见得就能做得到，但总是表达了一种良好的愿望。2006年1月1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作者注：
　　●该文所列“《读书》十大文章”为：《读书无禁区》(李洪林，1979年1期)、《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王蒙，1980年1期)、《从“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甘阳，1987年7期)、《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默默，1988年6期)、《百无一用是书生》(金克木，1989年5期)、《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孙津，1992年4期)、《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1995年10期)、《北大校庆，为何改期？》(陈平原，1998年3期)、《“不道德”的经济学》(樊纲，1998年6期)和《“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温铁军，1999年12期)。该文所列“《读书》十大作者”为：丁聪、陈四益、金克木、董鼎山、王蒙、刘小枫、费孝通、陈平原、汪丁丁、辛丰年。
　　
　　●如果一定要为所谓的“《读书》文体”找代表的话，我首先推举金先生。几年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将“《读书》文体”概括为：“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老实交代，当初写这段话的时候，金先生乃标本之一。印象中，金先生应该是《读书》最高产的作者，为保险起见，我查阅了“《读书》杂志二十年”光盘。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我想到《读书》竟有那么多铁杆作者！以下几位先生，建议《读书》杂志为其颁发“劳模”勋章：王蒙82篇，黄裳98篇，董鼎山101篇，金克木101篇，冯亦代112篇。正当我颇为沮丧，为金先生没能拔得头筹而叹惜时，忽然想起，先生还用辛竹笔名发文章。一查，辛竹所撰25文，并没归入金先生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