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名中国工程师在巴被杀及背後的中国能源利益 据美联社援引巴基斯坦警方的消息称,3名中国工程师和他们的司机於2月14日在巴基斯坦西南部的部落地区被乘坐摩托车的武装分子槍杀。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正准备於2月19日访问中国,中国已经成为巴基斯坦政府最重要的夥伴之一,经常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和其他形式的援助﹐而巴已成为中国海上安全通道构建的重要组成部份。 事發地点位於靠近卡拉奇的胡布市,地方警官扎胡尔(Pervez Zahoor)表示,3名中国工程师在距胡布市(Hub)18公裡的阿托克(Attock)水泥车工作。他们走出工厂时,有两名骑摩托车的武装分子向他们扫射了子弹。“这是恐怖主义的公开挑衅。恐怖分子谋杀了来帮助巴基斯坦的中国人”,扎胡尔说。 袭击發生後不久,一个名为“俾路支解放军”的部落武装组织宣称为此事负责。该组织称政府正在剥削俾路支人的土地,他们是为俾路支人的权利而战。自称是“俾路支解放军”發言人的米拉克-巴鲁奇(Mirak Baluch)在打给美联社的电话中称:“我们杀死了中国人和他们的巴基斯坦司机。” 最近幾年,人口稀少的俾路支省经常發生恐怖袭击事件。当地的部落一直以来就与政府在当地开採天然气资源上分歧很大。同时,这些部落坚决反对军方在当地建设新的要塞。目前,巴基斯坦警方怀疑凶手与两年前在当地杀死3名中国工程师是一伙人。 据环球时报报导,俾路支省是巴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一个省。1947年印巴分治时,俾路支省的卡拉特土邦曾拒绝加入巴基斯坦,自行宣布建立所谓“俾路支斯坦独立国”,被巴政府镇压。1973年到1976年,俾路支省一些部落發动武装暴动,阿裡布托总理先後派出10万军队平叛。 1977年齐亚哈克上台後採取安抚政策,宣布实行大赦,增拨發展费用,使矛盾有所缓解,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俾路支省矿产资源十分豐富,其中天然气产量佔全国的一半。近来,俾路支省一些武装组织在要求得到更多政治权力的同时,还不断要求得到对当地天然气和其他矿产资源更多的控制权。去年5月的瓜达尔港爆炸事件,其实是巴政府与反政府武装较量时,中国人被殃及。因此,加强中国人的安全,也成为巴政府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工作之一。 中国海上安全通道构思惹关注援建巴基斯坦海军基地遇麻烦 据亚洲时报报导,为了保护中国的能源利益及其它方面的安全,中国正在与从中东到南中国海的海上航道沿线的国家建立战略关系。其中,中国同意在距离伊朗仅72公裡的瓜达尔援建一个深海港和海军基地,中国工程师负责该港口的设计和建设。可是,这个工程近期不单成为巴基斯坦国内叛乱组织的袭击目标,甚至传出了美国有意取代中国成主要援建者的谣言。 巴基斯坦动荡不安的俾路支省(Balochistan)的瓜达尔(Gwadar)港口工程似乎陷入困境。与伊斯兰堡作对的俾路支省叛乱份子反对这项工程,他们频频袭击修建该工程的人。此外,巴基斯坦政府与该港口的主要援建者--中国似乎在工程资金方面有分歧。 瓜达尔是巴基斯坦境内阿拉伯海岸边的一个渔村,距离伊朗仅72公裡。它就在波斯湾(Persian Gulf)的入海口附近,距离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400公裡。上世纪60年代,巴基斯坦政府發现瓜达尔适合建成一个港口,不过到了2001-02年才根据这个构想採取具体行动。 2001年秋,美军打到中国的家门口?阿富汗,这是促使北京採取行动的一个因素。於是中国同意在瓜达尔援建一个深海港和海军基地。2002年3月中国副总理吴邦国为该港举行奠基仪式。中国工程师负责该港口的设计和建设。 中国坚持说援建瓜达尔港口完全是出於商业考虑。毫无疑问,北京希望该港口可以改变中国内陆省份新疆的经济。 然而,瓜达尔港口对中国来说还有更重要的战略意义。据说,它是中国“珍珠链”战略[1]中最西边的一颗珍珠,其他“珍珠”指的是孟加拉、缅甸、泰国、柬埔寨以及南中国海的海军设施。为了保护中国的能源利益及其它方面的安全,中国正在与从中东到南中国海的海上航道沿线的国家建立战略关系。 中国对瓜达尔工程的兴趣在於该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在瓜达尔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可以使中国确保进口的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要知道,中国60%的能源供应来自中东。更重要的是,据说瓜达尔是中国的“监听站”,北京将利用它来监视美国和印度船?在该地区的活动。 在瓜达尔成为一条战略航道入口的重要海运中心後,巴基斯坦将因此獲得巨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瓜达尔港口能为巴基斯坦提供战略纵深,因为瓜达尔在卡拉奇港西边725公裡处,比起卡拉奇,它不那麽容易被印度海军封锁。 中巴合作修建瓜达尔港口令印度、美国和伊朗感到不安。这些国家有这种感觉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在阿拉伯海的存在加剧了印度的被包围感。伊朗则担心瓜达尔港口建成後会削弱自己的港口作为中亚出口通道的价值。 至於美国,它当然对中国出现在一条关键航道的入海口感到不自在。在可能与伊朗开战前夕,华盛顿似乎更加密切关注瓜达尔的海军设施。美国似乎正在给巴基斯坦施压,要求盡量让中国少参与该工程的建设,而让华盛顿更多参与。 新德裡的网上杂志《公共事务杂志》(Public Affairs Magazine)报导说,美国“可能会通过压力手段让巴基斯坦向中国索要更多工程费用,以迫使中国退出整个工程以便美国接管”。报导援引外交官的话说,“巴基斯坦现在已经把中国参与建设的费用提高到30亿美元,另外每年还要支付15亿﹔而北京方面拒绝了巴方的要求,说这种要求不合理,违反了合同规定。中国说它早就同意用4艘护卫舰抵消建筑费用,但巴基斯坦无动於衷,並主动提出如果中国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将归还中国的所有投资。” 巴基斯坦政府一名官员在接受《亚洲时报在线》採访时表示,这些报导纯粹“是印度一相情願的想法”,他说瓜达尔工程建设“完全步入轨道”,而且中巴在这项工程上的合作势头仍然保持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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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菊上海养病传“病情还比较严重” 据东方日报报道,身兼国务院副总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黄菊,近期多次缺席中共中央的重要活动,消息指黄菊春节前已告身体不适,随後由北京南下上海,在上海养病及过春节,但其病情及医治的情况未知。 缺席中央活动受关注 中共中央在春节和元宵节前後举办过多次重要的活动,包括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春节團拜会、本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元宵节联欢晚会,以及前日由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官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專题研讨班的开班仪式。三次重要活动均由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率领在京的党内领导层出席,但九位政治局常委中,惟独黄菊全部缺席。 消息人士透露,黄菊屡次缺席中共中央的重要活动,原因是他近期身体不好,而且病情还比较严重。黄菊今年春节前已经抱恙,已由北京转往上海,在上海接受治疗、养病,並且在上海度过春节和元宵节。
中共急电国民党:台独选项给个说法 据中国时报报道,国民党中央抛出「台独是两岸未来选项」议题後,各方反应强烈!国民党务高层透露,中共方面獲知讯息後,昨天上午立即透过双方建立的「国共平台」,向国民党中央表达强烈不满、关切与疑虑;同时,还不客气的直指国民党立场反覆可能违背「連胡会」共识,要求国民党阐释「台独选项」讯息的思维与动机。 有违連胡共识中共要求澄清 据了解,除向国民党中央传达讯息,另透过管道向国民党荣誉主席連战委婉表达「抗议」。据指出,国台办人士强调,国共双方反对台独的立场,是連战访问大陆,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双方达成共识中最重要的一项,也是中共最重视的,国民党岂可片面改变立场。 对岸认为,国民党台独选项的宣示政策转变,兹事体大,国民党方面应迅速公开作出澄清,否则将影响未来国共之间的诚信与互动。 国民党在去年八月中旬的中常会,通过十七全代表大会政策纲领,以「民主、和平、新希望」为总诉求,揭示六大政纲,重点涵盖了連战和平之旅达成的「連胡会五项共同願景」,並獲得全代会正式通过。 据了解,「台独列为选项」消息见报後,曾主导連胡会共识的重要幕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即感受到事态严重,急电秘书长詹春柏强调应立即澄清,而向来坚持国民党反台独立场的連战,随後也透过幕僚丁远超致电张荣恭表达关切。連战要求,党中央既然进行重大政策变革,要给个合理说法。 党务人士说明,登这则广告过程中,曾徵询副主席吴伯雄、关中,以及秘书长詹春柏,最後直接传真文件给马英九过目定稿,是由马亲自拍板决定,整个决策过程並没有明显不周延的地方。 马英九捅蜂窝連战实在不解 据了解,連战认为这项议题(台独列为选项)在他党主席任内「存而不论」,甚至前主席李登辉也不曾提过这样的论调,马英九去捅这样的马蜂窝,甚至在说出「终极目标是统一」的字眼後,又扯出「台独选项」论调,实在让他不解。 因为中共对国民党这项转变施压态度「立即且明显」,让党务系统感到困扰。有人直言,若真有过半民意「同意台独」,那国民党当然也必須「默认支持」,但这只能做不能说,如今搞到各方烽火,实在是自找麻烦。
达赖特使抵北京展开第5轮密谈 西藏流亡政府称,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特使2月15日抵达北京,为中国允许西藏更多自治权进行秘密谈判。这是自中国与达赖喇嘛代表2002年恢復接触後,进行的第五轮谈判。 路透社报导,流亡政府發言人Thubten Samphel称,「我们最终的希望是,在与中国政府经协商後达成妥协的基础下解决西藏议题,使西藏人民能自由维护我们认为重要的,那就是我们的文化本体。」 对去年与中国在瑞士进行的上一轮谈判,Thubten Samphel表示,「讨论非常的深入密切与直率。」他在达赖喇嘛位於印度北部的基地达兰萨拉(Dharamsala)透过电话表示,「这让我们有了希望,将可因这些接触加深、並在最终和平解决西藏议题。」 报导引述达赖的话说:「中国当局和西藏流亡领袖在最近幾年做出许多建立互信与缓和关係的措施,为日後西藏獲得自治地位鋪平道路。」达赖追求西藏在中国宪法架构下维持自治地位。他说,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当局的谈判在这一方面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达赖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已经与中国当局举行过四次会谈,第五次会谈很快就会展开,就西藏自治问题进行持续性的对话。西藏流亡政府说,中国当局正在渐渐开放,並在西藏信徒前往印度朝拜上给予更多弹性。报导说,放宽西藏人赴印度朝拜限制,可能是双方进行第五次会谈之前建立互信措施的表现。 中国广播网报导,三年前,达赖和北京恢復接触以来,这次是第五次派特使上北京。西藏流亡政府發言人图桑波说,西藏希望和北京谈妥让藏人保有相当宗教、文化自由的方案。 图桑波表示,上一回合双方在瑞士晤谈,谈的内容相当广泛也很坦率。因此,西藏方面认为谈判有助解决西藏问题。但截至目前为止,谈判进程尚无具体结果,中国政府也未对此公开承认。 BBC消息说,达赖流亡政府的代表團由嘉日洛珠坚贊率领,他也是过去幾次会谈的首席代表。西藏流亡政府發言人说,他们和中国官员2005年在瑞士进行的幾次会谈是非常"紧密和坦率的",这为西藏人带来希望。 这位發言人说,他们的最终希望是和中国领导层根据谈判达成的基础,解决有关的问题,让西藏人拥有自由,维护他们认为是重要的文化认同。不过分析人士说,北京希望双方对话,部分原因是担心这位70岁的流亡精神领袖如果死亡,这可能导致西藏人不满中国统治的情绪上涨。
为“後小泉时代”作准备﹐中国应铭记自己失误 在中国眼中﹐小泉已矣。2月10日至11日﹐中日进行第四轮战略对话。这之前﹐对日本事务极为熟悉的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在2月8日表示﹐中国已对日相小泉不再有所期待。日本要为中日关系的惡化负主要责任。但中美两国的日本專家都敦促中国﹐应当反思並改进对日政策中的失误﹐以便于在“後小泉时代”取得主动。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裡﹐中国在外交上没有将日本当成主要国家对待﹐只将它当成美国的附庸﹐这是战略错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黄靖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專访时指出﹐“(中国)的另一个失误是将(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同两国领导人的交流掛钩﹐让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绑架了中日关系。”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杨伯江指出﹐在歷史问题上﹐中国的教科书应该多介绍战後的日本??它的和平宪法、和平主义、基本的政治制度﹔而日本应该多介绍战前的日本﹐让年轻人了解歷史﹐了解从甲午战争到珍珠港事件中﹐日本对中国是如何“渐行渐远”的。他认为中日似近而远﹐从鸦片战争开始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最後双方成为侵略者与抵抗者的关系。从日本战败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战後又有20多年的相互隔绝。这些都使中日之间一直缺乏真正的相互了解和沟通﹐都需要“补课”。 中日美三边对话或渐成趋势 “美国希望日本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美国近来一直在对日本暗地施压﹐表示对日本不耐烦了(impatient)﹐”黄靖说。 今天﹐中国正迅速融入世界体系﹐成为“世界体制内国家”﹐迫使美国在反恐行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这使得夹在紧张的中日关系之间的美国非常不适。 2006年2月13日﹐美国国务院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宣称﹐希望中日美三国能建立一个对话机制﹐改善三边关系。 “日中关系紧张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有些人主张适当的中日关系紧张对美国有好处﹐但我不这麽看。中日关系紧张有很大的风险。美国需要根据美国的利益来缓解两国间关系紧张的局面﹐”薛瑞福说。 薛瑞福说﹐美国在某些问题上需要表明立场﹐比如“中日两军误解对方的危险日益增加”。他敦促日本採取更多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互信的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chanisms﹐即CBMs)。而对敏感的中日歷史问题的争执﹐美国希望保持中立﹐更无庸讳言的是美国对日本復兴的鼓励﹐希望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加入到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队伍中。 “美国希望加强美日同盟﹐但也希望这个过程对中国盡可能的透明﹐避免中国的误解﹐”薛瑞福在2月13日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举办的中日关系的研讨会上指出。薛瑞福在鲍威尔任国务卿时主管大陆和港臺事务﹐在职时曾因《臺北时报》(Taipei Times﹐臺湾两大英文报纸之一)对鲍卿在对华政策上的猛烈抨击而亲自打电话给该报﹐通知冰藏行动﹐称自己再不同这家报纸讲话。 黄靖对中日美三方进行对话期望很高。他说三方高层于2005年7月21日在北京进行了首轮对话﹐现在三方已经准备好在2006年4月19日至21日在东京就能源、经济和地区安全问题继续讨论。 有些人担心在三方对话的框架中﹐因美日是盟国﹐政治制度和利益相似﹐与中国观点出入较大﹐因此怕美日在一些问题上联手压制中国。黄靖认为这些担心没有必要﹐因为美国希望在亚洲保持军事上的强势地位的同时﹐也乐见亚太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毕竟亚太地区各佔美国的出口和进口的40%左右。。 “美国不会帮助日本制衡中国。美国围堵(containment)中国的策略已成为歷史﹐同中国接触(engagement)不仅是政策选择﹐而且是现实。在中国成为美国利益相关国家(stakeholder)後﹐日本要借美国制衡中国只是痴心妄想(wishful thinking)﹐[l1]”黄靖说。 他指出﹐日本对美国的依赖加深不符合日本的长期利益。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亚太重要国家﹐必然需要建立外交政策上的独立性﹔这与日本的国家安全问题依赖日美联盟的传统有非常大的矛盾。 “日本指责中国是其入常的最大障碍﹐实际上是误人视听。美国虽然支持口头上支持日本入常和成为正常国家﹐但不希望失去对日本的控制。”黄靖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因为珍珠港事件﹐美国觉得日本不可信﹐但可以控制﹔而中国可信(说话算数)﹐但不可控制。美国在亚太地区要维持一个问题的现状﹐就找日本﹔要解决问题﹐就找中国。” 黄靖认为﹐美国在臺湾问题上不想解决问题﹐只想管理好问题﹐维持现状。这导致美国为了自身利益选择与日本合作[l2]。 十字路口的中日关系﹕分裂的伙伴 “中日永不再战应该成为原则﹐而不只是口号。(中日更应该做到的是)让政治问题非政治化﹐让经济问题技術化。”黄靖说﹐“2006年中日外交的首要目标是稳定关系﹐防止惡化﹐其次为建立高层交流渠道的制度化。歷史上﹐中日双方关系很大程度上靠人的交流﹐而小泉首相没有这种(歷史的連接)关系。” 解决中日紧张关系需要更多地从理性角度﹐从对方的视角看问题﹐而这正是双方缺乏耐心的地方。 “日本近期对华的强硬态度显示出日本的外交困境﹐也表现出紧张焦虑﹔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亚太平衡﹐对此日本没有心理准备﹐日本在中国的崛起中失去最多﹔它对中国的强硬不是为了阻止中国﹐而是为在处理日美关系取得一些讨价还价的筹码﹐”黄靖说。 “我们可以用‘分裂的伙伴’(split partnership)来形容今後亚太地区中的中日关系﹐”日本外务省助理新闻秘书千叶明(Akira Chiba)在2月13日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讨会上指出。 千叶明认为﹐很多中国人对日本﹐对日本对华援助都不够了解。中国的13,000公裡电气化铁路中有35%是依靠日本政府的开發援助款(ODA)修建的。 “有调查表明﹐75%的受访中国人都表示不喜欢日本人﹔但同一调查表明﹐72%的中国人不知道他们接受了大批日本政府的开發援助款﹐”千叶明说。他曾在中国学习工作8年。 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千叶明强调日本人对死者的态度与中国不同。他说﹐日本的神道教信徒认为人生下来是纯洁的﹐但死时是不淨的。因此要为死去的人祈祷﹐希望他们灵魂早日超升﹐因此日本人去神社参拜是祈祷﹐不是贊扬死者。千叶明承认﹐在战时靖国神社是宣扬战争的机构﹐但他也指出目前的靖国神社同过去已有很大区别。
中国有关改革成败的争论再起波澜 据联合早报于泽远报道﹐中国有关改革成败的争论再起波澜。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最近公开抨击一些传统体制的维护者利用大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否定改革方向﹐企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 吴敬琏在上周末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批评“一些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老禁卫军’﹐利用大众对我国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和学界人士对改革和發展中一些问题的正当质疑﹐重新提出十幾年前已经提出过的‘取消计劃经济﹐实行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命题。” 吴敬琏反駁保守人士指责中国过去20多年改革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主导的﹐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路线”。他说﹐“这些人正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 共青團中央下属的《中国青年报》昨天也發表评论文章﹐指出由于政治改革与经济“不配套”﹐中国的改革再次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是进是退令舆论懮思﹐“退﹐决无出路且是死路﹔进﹐疑惑重重而缺乏阶段性有效抓手。” 針对近来中国舆论有关改革方向的争论﹐这篇署名“鲁宁”的文章力挺“皇甫平”不久前有关改革不能动摇的呼吁。文章警告说﹐目前“真正值得懮心的是﹐改革可能继续迟滞和拖延。因此﹐继续营造深化改革的舆论就显得极为必要”。 文章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决定所有改革成败”。过去20年由于中国一再错失为改革提供配套的时机﹐使得“启动配套的难度越大﹐越復杂﹐而留给中国‘从容配套’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文章指出﹐无论是破解改革中新出现的矛盾﹐还是化解“歷史的积累”﹐都只能靠进一步改革。“也就是说﹐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对改革纠偏﹐才能校正改革中出现的‘伪市场化’倾向。” 針对近两年出现的把中国国有资产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改革本身的言论﹐文章指出﹐“某些人利用群众的不满﹐借机对整个改革發难。而且﹐这种企图全盤否定改革的思潮还挟持着一股股跟着起哄的舆论。” “迄今为止所有具体改革所造成的对民众利益、尤其是社会中下层民众利益的‘阶段性’伤害﹐决非改革本身有错﹐而是不到位的改革所致。” 吴敬琏在分析目前的“反思改革”热潮时指出﹐20多年的经济改革虽然使中国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但由于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政腐败扩散等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引起了部分群众对现实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强烈不满﹐而学界人士对这些消极现象产生的原因也作出很不相同的解读。 有关学者对本报说﹐中国“反思改革”的热潮其实是2004年国企改革争论、2005年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争论的继续﹐一些既得利益群体和政治保守人士借机把争论引向对改革本身的质疑﹐並试图影响中共高层对改革方向的判断﹐引起支持改革人士的广泛懮虑。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认为﹐这次对改革的反思和争论﹐将会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单纯强调深化改革﹐不仅可能动摇共识﹐而且会导致改革的推动者所难以预料的後果﹔而如果向後倒退﹐退向旧体制﹐更是没有出路的﹐甚至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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