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关于李敖的一点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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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敖的一点想法
余世存  

　　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在大陆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应。几千万网友在网上一睹李敖的北大、清华、复旦演说，无数的文学、文化、新闻界人士对李敖表态，欲发掘出李敖的大陆意义，做出只有自己是其知己的“盖棺定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文人相轻心理表现出来的对李敖的不屑，即李没什么成就，戏子，大俗人一个；言必己出心理表现出来的对李敖的否定，即李不会对大陆的社会转型起什么作用，对大陆的听众不会有什么正面作用，没有什么真知灼见，虽然会说一些正确的废话，但属于二丑，帮闲，拍马一类。
　　我觉得这种同行间的反应是相当有问题的。它说明我们大陆文化人缺乏一种健全的社会角色意识，缺乏一种文化自觉，更关键的在于，它说明我们大陆文化人缺乏一种立身处世的“安全感”。
　　李敖的文学成就不是很高，这是不用讳言的一个事实。只有中学生式的文学审美能够从李敖的创作中受益，因为李敖自己一直是一个文学青年。他年轻时有过如同大陆撒娇派内容的名文，老年人和棒子，等等，控诉、反抗过老大专制的中华文化。不幸的是，他的心智一直停留在这种孩童状态，即我所谓的类人孩阶段。他的创作和他的生活很少进入理性的可以交流沟通的成年层面，他停留在自我中心水平，而无自我和他人意识，朴实地自处并平等地跟他者共处。
　　但一个人的自我认知是一回事，他对社会的作用是又一回事。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大抵非凡的言行，总是出自一些不为庸众所能理解的怪才、疯子、特立独行之士。这些异行，从一种个体的立场上丰富了社会和人性的经验。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二三流的知识、创作对于个体甚至阶层的启蒙导引力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正在于人们身处的不是一种“开放性”的社会，社会并没有进入良性发展的状态。
　　李敖不是对此没有意识，但他的选择是个人性的。他不需要社会的现实认同，他是以个人的努力或见识在向历史、文化致意。因此，知识界、新闻界对他的讽刺，在他那里不会有什么意义。说到底，知识界也好，新闻界也好，并没有占有社会名利之上的更高的道义资源。说到底，当代汉语世界的知识界和新闻界，其独立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是可疑的。
　　可以说，李敖最大的创作成就，是创作了自己。“把自己的岁月变成作品”，是李敖的拿手好戏。这是多少中国文人学者梦想不得，或有心无胆的事业：一个活得自在、潇洒、阳光的人。我们的文化哺育下的文人学士，不是没有追求，只是这种追求总只是“小人”（乖巧的类人孩）式的一时一地，只有真正的英雄（成年人）才会英雄一生一世，只有李敖这样偏执型的类人孩，才会“英雄”两岸三地。虽然对李敖来说，他活得并不容易，他是独孤求败，汉语世界少有他的朋友。
　　李敖自承晚年变成了一个演员，因为更适合他生存的台湾专制时代已成过往，台湾地区、大陆港澳等地，对他都不成为战场。他不再是反专制的斗士，反而是市场上的推销人员。这一点，他有自知之明。向民治社会的民众和精英推销人生的才学经验，已经“伊于胡底”了，甚至可以说非李敖所长。因为他的长项就是夹缝中的灿烂，米粒之珠大放光华，他成于夹缝。他的市场或说战场也就在夹缝之中。因此，他虽然只具有学生式、类人孩般的学问，但他敢于到大陆港澳在大言炎炎。这一点言行，已经足够该地区的听众们“学习领会”的了。
　　就是说，李敖虽然自称出家人，但他仍属于外来的僧人，他的言行仍对转型的社会有意义。倒是我们自己的学者和记者们不见外，从自己人的角度指责李敖，在李身上寄托自己不能一以贯之的勇敢、正义、学问、思想，希望李敖能担待这种种好梦。不幸，李敖从不如人意。
　　文人学者的反应有点像历史上的“濮议”事件和大礼议事件。这当然不能类比，更可以说明的李敖大陆之行反应的，可能还是大陆自己的顺口溜中的一句，工作搞不好的原因之一：“像是跟老婆睡觉，自己人老搞自己人。”或者，我们的文人学者已经不把李敖当自己人，就像一群猴子，被主人豢养或被管制，一只外来的猴子到主人脚边走了一圈，这群猴子就对其喧哗狰狞，如中风狂走之士，如仗节死义之徒，因为清理门户，纯洁队伍，因为那只猴子可能是一个奸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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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ong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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