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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4 10: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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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黄卫华明确指出：教育资源相对于教育需要来说总是不足的，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管理不善仅仅是中国教育高收费的浅层次原因，深层的原因在于教育供给垄断和教育供给等级化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政府企业化行为、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资本化。说白了就是教育权力寻租。教育产业化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虽然教育部门不承认教育产业化，但是政府的决策，包括高校扩招和高校收费都是按照教育产业化的理念来做的。
大学产业化、乱收费的严重后果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１日，中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与暨南大学共同在暨大举办了一个“高校可持续发展管理论坛”，会上专家们指出，许多孩子考上了大学的农民家庭接到通知书后马上想到的是卖田、卖房和卖牛。考虑到过去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结构中出现的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工人”和四千万“三无农民”，那么，我们便立即知道这种飞涨的可怕后果——一是现在读大学已经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新的三座大山”——“教育、住房和看病”——中的一座“大山”，已经成为普通公民的一种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二是在当今大学之中不仅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而且还出现了以农村出身为主的“弱势群体”，为此引发出其它一系列的校园问题。教育越到“高等”，城乡的差别就越大。数据表明，高中的城乡差别是３. ５: １，中专为１６. ５: １，大专为５５. ５: １，本科为２８１. ５５: １，研究生为３２３: １。三是据调查，有２５. ５% 的学生因为家庭负担不了上大学的费用而不愿再升入大学，严重地压抑了农民孩子上大学的愿望。中国高校收费标准已经超过广大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甚至还出现了许多被高等教育费用这座急剧升高的大山所压垮、从而自杀的悲剧。
一、教育产业化、乱收费最突出的“政绩”，就是造成了一个庞大的贫困生群体与毕业即失业的残酷现实
据国家有关部门１９９６年的调查统计，当时在校大学生中特困生就有几十万人；１９９９年，５６０万在校生中，贫困生有１００. ５万人；２０００年则增至１４２万人。近７年来，贫困大学生的人数和比例呈迅速增长趋势，目前高校贫困生总数已高达３２０万人，其中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特困大学生是１００多万，数字惊人。各高校贫困生的平均比例高达２５% 。其中，清华大学贫困生比例为２３% ，北京大学为３０% ，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均为３５% ，青海师大１９９９年的贫困生比例已达４０%(其中特困生占１４%)，而北京林业大学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贫困生比例高达４８. ７% 。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大学生每月生活费低于１５０元的比例激增到４１% ，在北京，每月１５０元的生活费将意味什么？
目前，我国高校贫困生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家长揪心、学校担心、学生忧心的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生活中常常看到，一个原本可以维持简单生活的家庭，只因培养了一个大学生而变得一贫如洗，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对贫困生影响最大的是衣食住行，尤其是吃饭问题，为节约伙食费，一天只吃两顿或饥一顿饱一顿的现象很普遍。同时，贫困对学业的影响较大，为获得收入而奔波直接影响了贫困大学生的学业，牵扯了他们更多的精力，造成更加沉重的身心负担。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高校贫困生的数量也将进一步增加。现在，研究生入学也开始收费，高校贫困生工作将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
奇高无比的学费令许多家庭负担沉重，有相当多的家庭没有能力供养自己的子女上大学。对于本身就陷于贫困的家庭来说，更是难上加难。甘肃省２００４年抽样调查显示，由于教育因素返贫的农户，占返贫总数５０％。许多地区孩子上学就象赌博，为供养一个大学生，贫穷的农民们四处借债，学生毕业后如果找不到工作，那笔债务将让他们一生都难以偿还。武汉一名贫困大学生为了挣取学费，兼了５份工最终劳累猝死。这个消息在网上传播后引起很大的震动，其中的一则留言这样写到：“他太累了，我也好累啊，我一直在愁怎么才能读完大学，以后真的就能找到好工作吗，我家都揭不开锅了，家长们找的工作也很不好，我真怕，我也会垮掉！”
学费高如山，大学通知成了催命单。当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飞进千家万户，父母们就该为那不菲的学费而忙碌奔走了。也许绝大部分的家庭对此早有准备，可我们依然不能忽视那些在贫苦、忧愁、绝望中挣扎的贫困家庭的父母们。金榜题名在过去是很荣耀、令人高兴的事，可如今，鲜红的喜报转瞬变成黑色的沉重。当考生家长千方百计却筹措不齐孩子的上学费用时，有的就动手扼断自己的生命之喉来表达对不能供孩子把书顺利读下去的“谢罪”，同时留给社会一个浸透血泪的问号。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农民孙守军，在儿子于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０日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凑不齐学费的他在喝农药自杀前，还给儿子留下了一封“谢罪书”：“我儿当你看我的信时，我已不在人间，只因为我没有能力让你上学，没有脸对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谢罪……”，读之令人心碎！
这样的悲剧几乎每年都在发生，不胜枚举。在百度搜索里输入“高考学费自杀”，立即会出现相关内容８万条之多。
今后还会有多少父母因为孩子的大学学费而“献身”呢？父母因为交不起孩子的大学学费而自杀，怎么说都是文明社会的耻辱，是和谐社会的悲哀。杜绝这样的悲剧重演，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
为解决贫困生上学的问题，国家采取了诸如贷款、补助等措施，实际上只能是杯水车薪，治标不治本。面对全国成千上万的贫困大学生，国家为什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呢？
当前，我国贫困生状况不仅严重影响着贫困生个人及其家庭的正常生活和发展，制约着我国教育的整体质量，更关系着我国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进而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
“安得金钱千万元，大庇天下学子俱欢颜？”
贫寒子弟通过求学改变命运，是中国平等竞争、人尽其才的体现。无数寒门子弟，在贫脊的土地上顽强生长，奋力求学求知，不但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也改善着我们这个社会的人口素质，而且很多人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而这些人才的挖掘和拯救，将会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现在与未来。
教育部负责人也不得不承认，高校实行收费改革后，客观上加重了学生和家长的经济负担。但却说，教育部门从未提出过“教育产业化”。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现在的高收费、乱收费又如何解释！
本来，给弱势群体必要的关怀，帮助无力者继续前行，是文明社会的基本体现，更是执政为民的宗旨。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把重心从大力宣传高考成果或盲目扩建大学城转移到关注贫困新生入学难上来。
我们常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但实际上，我们有多少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咬紧牙关的为了学习在拼搏，在流汗流泪，在期盼着义务教育的落实，在期盼着考上大学的学生能够成人、成材。
“知识改变命运”——对于生于穷乡僻壤的人们来说，这是兼具可靠性和简洁性的途径。正是因为这一途径的存在，社会各阶层才有了融合的可能；正是因为这一途径给予了穷人晋身的希望，社会才能在相对的不平之中得以稳定。所以，这句话及其包含的信念可谓是“治世良方”。然而有些不可思议的是，目前，这一“良方”本身却有了“失效”的危险，“知识改变命运”的实践过程，已经人为的被制造出一个“瓶颈”。这个“瓶颈”，就是大学的学费问题。虚高的、超出大多数人们承受能力的大学学费，已经在通过阻碍一些人们追求理想生活的方式，破坏着基本的社会公平。
只是为了赚钱的低质量扩招，大大降低了大学水准；由于扩张速度远远超过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毕业即失业成为三、四成大学生的必然命运。
几年前，为大学高收费辩护的官员，振振有辞地喊道“谁得益，谁投资”，那么毕业即失业，这投资不是成了泡沫投资吗？为了得益的投资，结果成了泡沫，谁来负这个责任呢？让投资者自己来负责，考大学就变成买股票了。问题在于大学是股票吗？除了中国，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纯粹从商业赚钱的角度来看待高等教育。大学不是简单的商品和消费的关系，大学办得好，得益不仅仅是受教育者本人，而是全社会。
含辛茹苦几十年，换来的是毕业即失业，对大学生本人、对供养他的家庭，所带来的打击是多么沉重！在这样沉重打击下，他们对这个社会对政府将产生怎样的心情？因此，大学生供过于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就业问题。
大学扩招、学费暴涨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对社会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教育部门在高收费政策中赚了钱、发了财，可是负面后果却会让全社会尤其是莘莘学子及他们的家长来承担！在现在的社会语境下，学生们还是需要大学文凭，即使他们消费不起，即使并不一定物有所值，但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必须被迫承受。
二、教育产业化、乱收费是教育不公平的罪魁祸首
教育不公平是中国的突出问题。据杨东平教授领导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成果，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１９９８年的１８. ５% 下降到１９９９年的１６. ３%,清华从１９９８年的２０. ７% 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７. ６% 。对于热门专业，管理干部、技术阶层的子弟占５７. ３% ，工人、农民、下岗人员的子弟仅占２５. ４% 。２００３年北京某高校高考录取分数线农民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３８. ８分，下岗人员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３５分。中国教育起到了分离器的作用——以政府财力打造重点小学、中学、大学，供强势群体的子女进入学习，而弱势群体的子女大多无缘其中，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
自从大学学费暴涨后，大学生源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在实行收费制度之前，农业地区来的学生，在大学里占６０%-７０% ，和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所占的比例还比较接近，实行高额收费后，农业地区学生只占３０% 左右了。如今的大学，已经成了富家子弟的乐园。这些从小不知民间疾苦的学生，将来当了官，政府机构都由这样的人把持，他们制订的政策恐怕会更加脱离社会现实。
各职业阶层间的差距则更加明显。农民子女与工人、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进入高等学校的可能性之比为１：２. ５：１７. ８：１２. ８：９. ４，其中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１：４：３１. ７：２２. ６：１７. ４。农民阶层与整个非农阶层的整体差距是５. ６倍，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９. ２倍，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则分别达到１７. ９倍和３１. ７倍。另一方面，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与作为脑力劳动者的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机会差距也很大：在高校总体中为９. ６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接近１５倍，工农子女的合计份额不到４５%.
由此可以看出，在高等教育阶段，城乡之间和社会各职业阶层之间都呈现一种金字塔状的不平等格局：院校层次越高，不平等也越严重。而在集中了全国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的北大和清华，更加令人惊叹。在北京招生的情况则显示，在全中国８- ９亿农民中，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不及一个北京市。比如，在清华大学１９９０- １９９２年招收的三届本科生中，来自全国农村的学生为４３３人、３８５人和３８１人，而出自北京市的竟分别达到 ４３７人、４１０人和４８１人，１９９２年整个高出１００人。
高等教育的所谓“大众化”可能只是一种假象：真正的“大众”即工农子女多数仍处于边缘，而位于金字塔顶端的“重点”大学依然主要面向强势阶层。
早在１９９８年进行的一项对全国３７所不同层次高校（大专除外）、１９９４和１９９７级学生近７万人的调查，则给出了一幅较为完整和系统的画面——在城乡之间，机会获得的整体差距为５. ８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则达到８.８倍，即便在最低层次的地方高校中也有３. ４倍，超过了城乡居民经济收入的名义差距（２. ８倍）。在重点大学中，这种不平等则远远超过城乡之间经济收入的实质差距（６倍）。
培根说，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的穷。
而今天中国教育的不公平，扩大了贫富差距，使贫者更贫，富者更富，一个断裂社会即将出现。
三、教育产业化、乱收费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造成了教育的腐败和教育人文精神的失落
高校教育产业化，增加了求知学习的成本，增加了本不富裕的中国公民的负担——特别是农民学生的负担，可是否加大了高校的教学质量，是否提高了教学水平，是否增加了国家教育的整体水平？还是花费在政绩上、贪污上、公饱私囊上呢？现实是残酷的，无论你是否相信，但眼见为实，高校的高楼越来越多，先生们的薪水越来越高，管理者的腰包越来越鼓，学生们却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失望。
教育产业化仿佛成了潘多拉匣子，一打开，释放出了不可救药的贪婪和世界教育史上闻所未闻的教育的深度腐败：上大学分数不够钱来凑，加收数万元的降分费，还有优先选“热门”专业的“赞助费”……五花八门、乌烟瘴气。没上录取线但家中有钱的考生正好可以去填补那些成绩优秀因家贫而被迫放弃入学的考生腾出的名额；各专业间，富裕生可以凭“赞助费”先选“热门”，清寒者自然大多只有进冷门的份。连没有“教育产业化”一说的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也不甘寂寞，分出重点校与非重点校、校内分重点班与非重点班，还“创造性”地分出了特快班、火箭班、联合班等更多的非高价不能进的班……?
教育产业化变成了高收费。这种不思创业、只想捞现钱的习气，不但鼓励大学盲目扩招，而且卖文凭的风气也顿时在全国蔓延开来，严重败坏了大学的道德，使得大学日益腐败。
尤其令人绝望的是，教育腐败在中国已经“分利集团化”。据中国最大的民办教育企业——南洋教育集团前董事局主席任靖玺估计：全国中小学的课本定价总额每年在２００亿元左右，全国中小学的教辅定价总额每年在６００亿左右，再加上试卷等有关费用，每年全国中小学生在教材、教辅等项目上花费的钱要突破１０００亿元。根据２００４年８月曝光的四川教材回扣案，教材和教辅的回扣率约为３０% 左右，如果按此比例，那么每年就会有３００多亿的回扣流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手中。据《北京青年报》报道，１０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２０００亿人民币。这些乱收费项目，还没有包括指定教材、教辅等大量的回扣在内，如果加上这个数字，１０年来的教育乱收费会令人吃惊！
目前高校领导腐败案发案部位相对集中，许多人都是在学校基建、采购和招生过程中犯案，这些领域已成为高校领导腐败的三大“病灶”。
采购是高校领导腐败的一个“温床”。各高校每年都会有大量的物资采购活动，包括采购大量教学书籍、大型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基建维修材料等。一些当事人在大宗物资采购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回扣，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去年四川高校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教材腐败系列案”：全省１３所高校中３６名干部或工作人员被立案侦查，３名县处级干部贪污受贿１００万元以上，涉嫌犯罪总额高达１２００余万元。高校购买图书时收取回扣款，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些回扣款，一部分上交给了学校，一部分进了教材处的小金库，一部分则由教材采购人员私分。
其实，“公开的秘密”绝不仅限于采购教材拿回扣，比如学校添置仪器设备时，供应商给不给回扣？比如学校新建一座教学楼、装修一下图书馆等等，在工程发包过程中，有没有拿回扣？同样，不管这些回扣最终落入了学校的腰包还是个人的腰包，侵害的都是学生的利益。换句话说，如果学校紧缩开支不吃回扣，或者将回扣返还给学生，学生们原本无须承担那么高的学费和书费。
长春某高校一位副校长曾说，“教育已成为一些人眼中赚取暴利的最后一个产业，这些人想把教育当作摇钱树，什么点招费、赞助费、教辅费等胡乱收取，收到钱后又胡乱花。奖金、工资、招待费等都是由学校负责人随意支配，家长根本不知情。如果家长们知道自己所交的钱被这些人当作中饱私囊的肥肉，学校就别想办了。”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２００４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２００３年这１８所高校收取未经批准的进修费、ＭＢＡ学费等６４４２７万元，国家明令禁止的费用６０１０万元，自行设立辅修费、旁听费等７３５１万元，超标准、超范围收费的学费、住宿费等５２１９万元，强制收取服务性、代办性收费３２８４万元，重修费、专升本学费等５５４万元，共计８. ６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２% ，占当年全部收费的１４. ５% 。从审计情况分析，部分高校在招生入学这一环节中违规和不规范收费的现象尤为严重。发现１４所高校未将科研收入、收费、投资收益等６. １６亿元作为收入管理，有的甚至滞留在所属单位坐收坐支”。“部分校办企业管理不严，违法违规问题较为严重。如清华大学所属北京清华阳光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在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３年３月间，授意公司财务人员隐瞒销售收入，私设”小金库“２１３８万元，并以发放奖金、对外投资和支付合作方红利等名义支取大量现金”。
没有教育部门的乱收费与挥霍，学费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日益飞涨，学生家庭的负担也会大大减轻。正是这些问题，包括乱收费，严重扰乱了国家高校收费政策的正确执行，也造成公众对高校收费政策越来越大的意见。究竟谁将国家的教育投入挥霍，谁将从学生手中胡乱收取的费用拿走，需要对国人有个交代。
尽快解决——中国大学收费过高的问题
这些年来，中国大学收费是在社会不断批评、教育部门不断发文制止中上涨。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５日《人民日报》报道，从中央纪委、监察部获悉：今年秋季开学前，全国所有省份的公办义务教育都将推行“一费制”，２００４年高校收费标准继续保持稳定。教育部也要求各高校收费标准继续保持稳定，不得设立新的项目。但同时各地收费仍涨个不停，据《市场报》报道，山东省教育厅宣布该省普通高校的热门专业学费上浮１０％；湖南各高校热门专业学费由学校在省定统一收费标准基础上，上浮幅度不超过３０％；安徽的政策是６所省重点建设的高校学费上浮不得超过１０% ，实施“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上浮不得超过２０% 。说的是继续保持稳定，怎么又在借“热门”“重点”涨价了。
高等教育作为一项准公共资源，纳税人有公平享用的权利，它不应也不能成为某些集体或个人赢利的工具。对于高校的收支情况，学生有理由知晓，社会有必要明白，国家更应该心中有数。
１９９４年，国务院在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提出，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学生实行缴费上学制度，缴费的标准由教育行政部门按生均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和社会及学生家长的承受能力因地、因校（或专业）确定”。《高等教育法》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在校学生人均成本，规定高等学校经费开支标准和筹措的基本原则。”《教育法》第二十五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从中不难看出，高校学费的收取是有明确规定的，那就是参照生均成本、社会及学生家长的承受能力。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们更多看到的只是各高校开出的“一口价”，很少能见到透明的成本核算依据。
究竟培养一个大学生要花去多少成本，哪些项目可以计入培养成本中，作为学校理应有这方面清晰的会计成本核算。可至今鲜见有高校主动出据这方面的账单，让人感觉就是一笔糊涂账。大学生培养成本核算固然复杂，但这决不能成为理不清账单的理由，否则人们就有理由怀疑高校收费是否存在水分，是否有一些不该计入培养成本的由学生负担了？
据权威机构测算，中国每位大学生的教育成本为每年７０００—８０００元，根据国家“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２５％”之规定, 大学生每年所交学费应该在２０００元以下。学校是政府花费纳税人的钱提供的公共产品，其教室、体育场、实验楼、图书室等教学设施本身具有公共属性。如学生宿舍，本来是现成的，基本是国家投资，可现在学校却年年收取大量的住宿费。现在学校已成规模，各类教学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善。大学生上学，从某种程度上说，学校不就是发几本书，安排几个老师上课吗？为什么还仍然收取如此高昂的学杂费？高校收那么多的学费，服务又不那么与学费相称，到底有没有营利？营利的钱到底干什么去了？
即使按教育部负责人的说法：理工科人均培养费一年约１. ５万元，文科每年１. ２万元至１. ３万元。那么，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费占每生每学年平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一般不超过２５% ”的规定，理工科学生最多应缴学费３７５０元，文科学生则应在３０００元左右。这样看，有关规定的收费“上限”事实上是一个“提价令”而不是“降价令”，其“规范高校收费”目的与效果也就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目前很多家庭供养不起一名大学生——这就是问题所在！目前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降低和规范高等教育收费。涉及九亿农民的农业税负担能去掉，而关系国家发展与民族振兴的宝贵人才——大学生的学费，为什么迟迟不能降下来？为什么错误还在延续？
高校收费影响到高等教育推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财富合理再分配作用的发挥。因而，高校收费标准的确立，就不能仅仅由高校自己单方面拟定，并最后履行形式上的简单报批手续。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主管又是主办机构的官员，当然不会自掴嘴巴承认自己属下收费过高，也不能奢望这个利益集团会反省内敛、自我剥夺。他们一会儿说，相对于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目前中国高校的收费标准不能算太低，有钱人毕竟是少数，我国还有９亿农民；一会儿又说，相对于培养成本，现在的高校收费不能说很高。
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较真到底，如果进行严格而又透明的成本核算，很多见不得光的花销就暴了光，各种挥霍浪费，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就会公之于众。这样的后果当然是某些人不愿意看到的，想清楚了这一点，让大学生培养成本糊涂十年并继续糊涂下去也就不难理解了。
培养一名大学生到底需要多高成本——大学乱收费的症结所在——应当有权威的政府机构的公正测算。而且大学收费标准要履行严格的听证程序，必须保证大学收费与国民收入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应当由政府价格管理部门、审计部门等制衡机构对高校收费标准问题，予以重新审议、评判。决不能继续听任大学成为内部控制人的赚钱机器。
为此，建议国家尽早举行有审计署参加的大学收费听证会，明确收费标准制定的原则和培养成本计算的依据，最终实现公平的收费制度。听证制度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民主决策进步的一道风景，审计署的“审计风暴”也给了老百姓对政府的内省机制寄予厚望，相信能够尽快解决中国高等教育收费问题。
教育乱收费是多年来社会各界与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行业不正之风（实质是腐败），必须立即刹住！这是执政为民、社会和谐、科学发展的关键一环，也是衡量党和政府以法治国与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只有中国教育不再沉重，中华民族才能尽快腾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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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4 10:34: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