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毛泽东时代的精神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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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们都笃信：我们不仅仅需要认识世界，更重要地在于用自己的逻辑改造这个世界。所谓“人定胜天”，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所谓“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都是这样的“改造观”。

如果说前毛泽东时代（1921—1949）的精神主题是“推翻”，则毛泽东时代（1949—1976）的精神主题就是“改造”。二者的内蕴都是“打倒”，并在“破”中谋求“立”。前毛泽东时代追求打倒一个旧世界，毛泽东时代则致力于建立一个新世界。

不管毛泽东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建设者”（1），他肯定是一个十分合格的革命者。甚至于之所以有许多人不认可他的建设者身份，正是因为他在理论上应该投入足够的精力去建设的时候仍然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革命”。孙中山有二次革命，毛泽东则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着谋求一个纯粹整洁的建设环境，但改造的方式仍然近于革命。纵观毛泽东时代的整体脉络，可以说，一部“毛泽东时代史”（2）就是一部不停歇的改造史。

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时代的具体表现，大多可以体现在各项改造活动以及其效果上。因为认识是改造的逻辑前提，要探讨改造的成败，也不免要去探讨那“认识”的是否符合实际。于是，品评毛泽东时代的成败和得失，便可以从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上去疏理。

在1970年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对当时流行的加之于他个人的四大身份（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感觉讨嫌的同时，却对其中的“导师”身份情有独衷（3）。这应该比较符合他对自己在这个已经进行了二十一年的时代的个人角色的定位。他肯定很愿意承担一种类似宗教教主或文化启盟者一样的角色：先知。在孙中山的革命过程中，他也曾被人将其革命力量划分为三种“先知先觉（指孙本人）、后知后觉（指他的同事）、不知不觉（指他们所依靠的革命力量）。相对于中道崩俎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而言，打了二十八年江山又坐了二十七年天下的毛泽东可能更有资格担当这样的角色。

而“导师“的角色似乎更适合成为改造主体，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一切还不符合这种思想的客体。毛泽东本人的政治起点虽然仅仅是一个小学教师、书店老板、刊物主编、湘区书记、运动领袖，他以后的诸多著作也并不容易构成一个严格一贯的体系，甚至因为有许多反话、隐喻和反复甚至自相矛盾的方面，但是毕竟，在整个党内，能如他一样在政治、哲学、文化、军事、经济、外交等诸多方面都有大量的文字和思想成果并产生了许多正向向作用的革命家，还不是很多。他的”经书“虽然不是特别地集中和明确，以致于需要林彪在向全党全军进行贯彻时要制作成专门的语录（红宝书），但作为全体臣民的精神要义是足够了。在最为微妙的某些时刻，比如政治局会议上的争论中（4）、在两派群众的斗争中，毛泽东的个人表述都曾经成为双方引以为据的武器，便是明证。

导师毛泽东也特别喜欢使用“改造”这个词，从他在延安时期有了相对安稳的环境和心境中作的“改造我的的学习”、“改造我们的作风”的文章或演讲到革命成功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反右运动前后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都可以看出他对“改造”活动的钟爱。

导师毛泽东还指导着建立起了一整套的改造机制。比如劳动改造是相对于罪犯的，监狱是相对于战争罪犯或如溥仪这样的末代皇帝的，五七干校是相对于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上山下乡则是相对于那些不愿意“在城里吃闲饭”的“知识青年”的，党内的路线斗争则是相对于那些出现了路线性错误的高级干部的。

毛泽东甚至很喜欢自己的政治对手失败后向自己（或全党）检讨或伏法认罪的那种颇为倾斜的政治态势。曾经不可一世的张国焘认错了，曾经目中无人的王明认错了，曾经志得意满的刘少奇认错了，一向执拗的邓公也认错了，“大军纵横驰奔”的彭大将军也认错了、曾经被毛泽东称为“汉献帝”的张闻天也认错了、曾经是自己顶头上司的周恩来一次次做自我批评……这些高层次同事们的接受“改造”，想必满足了毛泽东的一种先天性的尊严甚至虚荣，他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做的往往就是放他一马。也正因为熟悉了他的这一特点，某些坚信“大丈夫能屈能伸”的同事，总是能够在毛泽东最需要的时候诚恳地认错，从而获得了他充分的宽恕。而那些宁折不弯的分子，却以自己的强硬和果决，让毛泽东大惑不解甚至心事沉沉。比如高岗用自杀的方式、林彪用叛逃的方式、陈独秀用不加理会（5）的方式表现了对“改造”的抗拒甚至蔑视。

对毛泽东的改造或洗脑活动表现出蔑视并不仅仅是党内那些高傲的同事——毛泽东本人也有着强烈的孤高性格他应该能够理解这种蔑视因为他在三十年代初的那几年被整或被冷落的时光里也曾经表现过这样的气质——在历次相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活动中，某些名流学者或自由知识分子更是对这种“改造”不屑一顾。陈寅恪、傅雷等都曾经被改造运动所波及，但在他们还没有丧失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情况下，几乎都以沉默表示了对这种强加于人的改造的嗤之以鼻。当然，手无寸铁的他们也因此而付出了代价，因为改造的执行者是一群无知少年，他们不容许也不理解会有人抗拒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改造。

改造活动在某种默契状况下是双赢的，但更多的情况下则体现为一种强权施予。这也就使得历次改造活动或因改造带来的扩大化而引发了许多的争议。理解这些争议也是我们认识这些改造活动的一把钥匙。

本文试图通过毛泽东时代（为保证逻辑上的完整也涉及到了前毛泽东时代）的“改造”历程来展现毛泽东的世界观，并从这些改造中来体会毛泽东的一流哲学以及他的思想和行动中的某些缺憾。

一、 富田事变

在建党后长达六年的时间，最初以陈独秀为首的CP没有过建立军队的想法。毛泽东与彭湃们所搞的农民运动，最初的革命对象也主要是土地的占有者。也许和这样没有思想准备有关，到一九二七年以后建立军队的尝试有一些是失败的。最典型的如以贺龙、周逸群为主的洪湖工农武装，两次组织起来都没有什么战斗力而迅速垮掉。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造大多是由旧军队的散兵游勇甚至土匪武装、组织力较差的工人和农民以及一些刚刚发动起来的积极分子组成的红军队伍，一直是这些工农武装的组织者的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毛泽东组织的秋收起义在刚刚发动时就发生了兵变。由XXX率领的第四团在起义的第一时间叛变让这次起义受挫。后来又有团长陈浩计划把部队带出去叛变的企图被毛泽东识破。在向井冈山进军和之后的工农武装割据中，又有一位营长企图把他率领的队伍投向敌人，为了追回这支部队，朱毛红军的重要分子王尔琢牺牲。

毛泽东为改造这支要指望它成为打天下的基干队伍下了许多功夫。他在三湾进行的改编，建立起党代表和士兵委员会，以此改变旧军队的雇佣性质。他又搞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希望把自己的武装调教为文明之师。

和许多部队一样，为了整肃队伍，也为了纠出队伍中可能存在的AB团、第三党、托派等，毛泽东也在第一方面军搞了肃反。富田事变应该算是他的作品。在这次事变中，他自己承认杀掉了近四千的哗变队伍（红二十军），而当时的红军总数还不到四万（5）。

这样从身体上消灭的改造在诸多根据地都有扩大的趋势。比如在张国焘主导的白雀园肃反中，几乎百分之九十的班长以上的干部都被他和他的肃反组织逮捕甚至杀死。其中最为知名的是许继慎和曾中生。做为当时那支鄂豫皖红军的主帅之一，黄埔一期毕业生许继慎曾经是国民党方面刻意拉拢的对象，但他们并没有得逞。继而采取的反间之策迅速建功。如冷欣所言：“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6）。 毛泽东率领一三军团组成的陕甘支队进入陕北后，正好遇到一次针对刘志丹等人的肃反。他喊了刀下留人从而暂时地保存了一个红军的优秀将领。也许是已经深深地意识到杀头的方式是很不可取的，他以后主导的延安整风正式提出了“大部不抓一个不杀”。

二、 延安整风

当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十分艰苦的时刻以致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根据地都遭遇到了空前的损失不得不实行精兵路线全面收缩自己的战线、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反而一波又一波地发起时，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颇为出人意料的举动。以整风或做历史结论的名义，大批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和高级将领被集中到延安这个相对安全的小城，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开会学习。国民党的王世杰曾经很纳闷地问周恩来：“你们做个结论怎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党和军队的快速发展让这支将来会构成中国革命重要力量的组织的纯洁性成为一种紧迫的必要。毛泽东希望通过对历史的省察来统一全党的思想。整风这一对党员和军队进行的改造活动拉开序幕。

几乎每一个高级干部都进行了深入的历史回顾和检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声扫地。一些重要战役（如百团大战）的功过也进行了讨论从而有利于确认以后的仗怎么打。

一些知识分子也成为改造的对象。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竭力将知识分子的文艺创作扭转到直接为工农兵服务的轨道上来。在此期间，王实味因其《野百合花》所表露的对延安某些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引发了领导层的振怒，这位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被康生打成了特务而最终由贺龙处决。丁玲等人也遭到了批评。这两件事可以作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开始。

如果说对干部的改造可以通过撤职、逮捕甚至清洗的方式，对士兵的改造可以通过诉苦、宣传的方式，则对知识分子的改选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困难。“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使诸多士人根本就不接受硬性的压制。而那些知识分子中的投机者又往往因为失去了思想上的自由而同时损失着学术上的诸多领先素质。比如郭沫若出于对毛泽东的复杂感情而说出自己几十年的学术和文学创作几无可取之处的自贬之语，甚至可以视为一个知识分子做人上的失败。

正是因为“士可杀不可辱”，能够被改造的知识分子也大多都不算是具有自由秉赋的学人或名士。而企图采取让知识分子交心的方式改选知识分子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是失败的。更多的知识分子宁肯选择无言甚至无为。这可与那些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一经号召就可以迅速地转化成“解放战士”（7）的效率大大不同。

三、 渡江作战

三大战役结束后，“隔江而治”的南北朝之议峰起。就连苏联人也对毛泽东主张不要把国民党赶尽杀绝。

可这显然不符合毛泽东改造中国的宏图。被美国人武装起来并予以强力支持的蒋军。连势力强大的日本军队都未曾消灭之，可在毛泽东的军队的二年多蚕食后，居然已现颓废之象。这让毛泽东兴奋不已。曾经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已经做好到南京联合政府去当官甚至已经预先选择好了共产党中央的新根据地（淮安）的毛泽东，这时候终于发现真得到了“彼可取而代之”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发出了“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消灭蒋家王朝的指令，并在和谈失败的第一时间就导演了“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一壮观场面。

四、 渡过经济危机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在上海等大城市，不法金融家、商人等制造各种经济难题来考验共和国中国的经济运作和危机管理能力。他们希望通过操控金融市场、粮食、货物市场来达到挤垮新生政权的目的。但在红色管家陈云、理财能手顾准等优秀分子的反击下，经济领域的挑衅被迅速击退。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也在经济上取得了胜利。

此后，共和国又渡过了经济上的危机和财政危机，较为平衡地实现了政权在经济领域的过渡。这一过渡，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对旧中国经济秩序的一种改造。通过这种改造，一个越来越适合社会主义体制的经济环境正在建立起来。

五、 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一直是共/产党人的法宝。建国前后在各大新解放区进行的土地革命，对中国封建社会在农村的代言人地主、乡绅等进行了一番基本上可以说是灭顶性的彻底改造，对富农、上中农也有触动。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农村阶级结构，改造了农村中的贫富不均，打击了地主富农的为富不仁。后来归纳的五毒“地富反坏右”从此成为一个被密切监控着的敌对力量和专政对象。

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还将在一定程度上消灭农村严重对立着的阶级，为以后进行的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一个相对纯粹的环境。

六、 剿匪与镇/压反革命

蒋介石的主力撤出大陆后，在各个地区仍然存留着他的残余部队。这些游击分子也在相当程度对新生的政权构成着严重的威胁。他们袭击工作人员、暗杀革命干部、骚扰民众生活，成社会的毒瘤。为了整肃和安定国内环境，毛泽东调动大批解放军部队和公安军部队进行剿匪和镇反，终于以一百多万的斩获初战告捷。

剿匪与镇反，对于改造建国初期的社会环境，整顿和平发展的城乡秩序，安定各行各业的民心，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虽然这些运动也不例外地有扩大化的苗头，但在整体上是有利于共和国的有序治理的。

七、 捐献飞机大炮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国内的重大反响，就是各界踊跃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全国各地、各部门、各党派和民主团体、各行各业急志愿军之所急，捐资献金，再现当年打日本时“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可喜景象。几千架飞机、几万辆坦克（当时的标准：十五万元合一架飞机、七万元合一辆坦克）送上战场，大大地支援了最初是以血肉之驱抵抗美李匪帮、没有最基本的制空权、机动能力十分低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为逼迫美国人在谈判桌上签字，贡献了全国人民的力量。一如当年淮海战役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抗美援朝的胜利也是全国人们戮力同心、同仇敌忾的结果。

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是建国初期毛泽东和共和国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对全国人民在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方面的一次巨大默契。这一发动过程，也是对1840年到1937年间中国百姓普遍存在的那种缺乏组织力、一盘散沙局面的天才改造的确证。

八、 三反五反

先后针对腐化干部和资产阶级企业家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两场轰动一时轰轰烈烈的运动。这两场大规模的改造运动，在极大的程度上动摇了投机型干部和不法纳税人的存在基础，是基于社会主义正义而对某些侥幸分子发出的当头棒喝。

九、 一化三改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毛泽东依据他对马列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而在中国大地进行的革命和建设并举的尝试。一九五六年，当这一进程基本完成，毛泽东便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个多事之秋在中国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方面。

对农业的改造持续地引发了诸如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实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基本上用计划经济替代了市场经济，这种替代本身便让许多私营性质的工商业户和企事业因为被断绝了原料和销售两个市场而不得不转向公私合营。这些改造是不是符合经济规模，众说纷纭。但从导师毛泽东的角度而言，这是他“打天下”的直接逻辑结果即坐天下，是他认识世界的直接逻辑结果即改选世界，是毛泽东思想中置之脑后建设方面的直接的逻辑结果即走[社会主义道路。

十、 反右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之后，毛泽东用极大的热情关注中国的江山会不会变色的超级难题。在他的认识中，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于是，再次对党内整风成为他的一个预定步骤。发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进行建言献策、监督检查、揭丑指错是一个很富气度的设想。

但这一设想受到至少三个因素的影响而走形甚至扭曲。一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们因受到鼓励而导致的口无遮拦；二是毛泽东同事的强烈不满，这种情绪对他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三是毛泽东作为一个伟人的气度底限——越来越听不进逆耳之言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暴露的缺陷，他忘记了“言者无罪”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承诺而发了雷霆之怒。

本来是准备对党内整风的设计被立刻转化为对知识分子们的反击。当五十五万个“右派”被宣布了精神上的死刑之时，毛泽东如以后对彭德怀的批判一样陷于到本来想纠左最后成了更大程度地反右的结局。党内不良倾向没有整顿，目标却转向了对批评者的报复。毛泽东的反右在大大地挫伤了知识分子热心的同时，也放任了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更大蔓延。直到他在四清和文革中，才把这个党内整风的旧话题重提。

于是乎，反右成为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又一次大规模的运动。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等一大批担任民共和国部长职务的高级知识分子被斗争，大批的知识分子被戴上了帽子。据毛泽东个人估计全国在高中文化程度以上仅有五百万知识分子的中国，一时间出现了五十五万个戴帽的“右派”。这一强大声势和不符合知识分子口味和承受力的“改造”，收到的是十分消极的效果。具有专门知识和技术专长的大批知识分子的被边缘化，也是后来发生看上去十分滑稽和失策的“大跃进”、“县办大学”、“速成教授”、“大学生学中学课”（12）、“大学生自编教材”等现象的原因之一。

十一、 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的丰收和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判断上的极度乐观，驱使他在“三面红旗”运动中做出了根本用不了几年就能赶英超美的不现实估计。大放卫星和大炼钢铁（有相当数量的土法炼纲并不能用）等活动让中国迅速进入一个虚夸和狂热相交织的“大跃进”中。

因为估产过高而导对导致的高征购、因为苏联人的索债、因为三年自然灾害等原因，中国在大跃进的年月里减丁一千多万，据相对偏左的估计，仅是因为饿死的人口就在三千万左右（较高估计是四千万）（13）。仅仅在信阳一个地区，就有一百多万人饿死（14）。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相当巨大的减丁之祸。

但大跃进也有许多从长远来看是有利的建树。许多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在对农民的大力发动下完成。这样的“大兴土木”似乎是计划经济下的特有现象。

大跃进可以理解成一个对全国各界基于快速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进行的集体发动。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大跃进的成效和隐忧、积极面和消极面都赫然并存。如果不考虑这次运动的绩效评价，可以认定，这是继捐献飞机大炮活动以来，导师毛泽东对他治下的人民的又一次大规模的发动，而相当范围的人民积极地吃应他的改造。

十二、 全国性学习热潮

林彪出掌国防部长之后，从六十年代起，在突出政治的口号下，他在军队里发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活动。为适应不同文化层次的解放军战士学习的方便，他编辑了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这套语录发行量超过十亿册，直追全世界图书发行量之前列位置。语录中有427条还自于建国前毛泽东的著作中，革命味道十足（10）。

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发起下，一个工农兵学哲学运动也在兴起。毛泽东强调“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解放军学习全国人民”，“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推动全国人民进入到一种通过自学伯和有组织的学习改选自己世界观、纯洁心灵的一个氛围。“早请求、晚汇报”、“忠字舞”、在日常交往中都口诵“毛主席语录”的较为夸张的现象也可以从中找到渊源。学习的“扩大化”也确实造成了一些如今听起来有些滑稽的结果，但从整体上而言，以毛泽东思想统帅自己的灵魂这一口号，肯定有助于以导师的逻辑统一全国人民的行动。这在思想上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也起到了相当的动员作用。同时，这是一次对全国各个领域的大规模改造活动。在最为玄虚的情况下，居然传出了“毛泽东思想”可以产生神奇的治疗效果的传言，想必又是某些沉浸其中的人夸大了这次改造的效果。

十三、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毛泽东对于一个受到错误路线影响和自身素质腐化的官僚队伍的整体改造的目的而发动的。在此之前的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因为仍然是采用机体内调节的方式被怀疑有相当的“官官相护”的嫌疑，而要打破由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整个行政管理体系，这样做肯定不会彻底。于是，毛泽东想到了一个新的力量：青年学生和由这支学生力量组成的、后来称之为“红卫兵”的生力军。

从五四运动以来，学生运动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支令人赏心悦目甚至摧枯拉朽的政治力量。他们比工人阶级有时间和干劲，比农民阶级有觉悟和激情，比中年人有持续的热情和冲天的斗志。选择这样一支力量来进行自下而上的斗批改和夺权，真可以算是毛泽东的匠心独运。

以红卫兵为主并辅之于工农组成的造反派等群众力量，构成了毛泽东对官僚政权和腐化堕落分子的大会战。他本人是这次会战的总指挥，他也确实戴上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广场先后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从各地赶来然后再杀回各地的红卫兵。

用年轻人冲击老干部的设想在中央决策层也运用地十分得当。毛泽东组织了一些在革命的资历上相对较低、但文字和思想功夫了得的新生代“红卫兵”，包括自己的秘书、自己的妻子、自己在延安时期的整风助手组成了一个精干的“文革领导小组”对整个运动进行协调和指挥。用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的安排，应该可以称为前敌委员会。在这个“前敌委员会”的干预下，政治局会议已经基本瘫痪，因为其中的许多老干部也属于这次改造运动的对象。一支支红卫兵的骨干队伍脱颖而出，成为毛泽东本人也很愿意接触的革命小将。

文革的冲击作用是很惊人的。据说有一百多万人受到了不同程度地冲击。有百分之六十的各级领导被斗争。全国各地都有革命委员会在接管原有政权。 一场由革命领袖发动的、旨在对整个政府的肌体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实践，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组合提供了许多新的候选人。中央的年龄结构更加合理。华国锋陈锡联等次老组合、王洪文等年轻人组合，再配以红卫兵中的优秀分子，显然组成着一个更有梯队感觉的领导集体。

但是可惜，文革中的诸多以整人为内容的过激举动，使中央文革、红卫兵、造反派、革委会都被赋予了不大体面的名声。年轻的副主席王洪文一则因为资历短浅、一则因为行政能力低下而遭遇着老干部们的歧视。而他同“江桥摇”的合流则连毛泽东都大为失望。红卫兵中也没有产生出几个经得住考验的革命领导，且大都在后来被号召到了农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文化大革命如同前毛泽东时代的历次革命一样，破坏的效果远远大于建设的效果。

与以往各自改造运动都是依靠党的组织为发起和执行力量相比，文化大革命具有相当的创新之处。发起群众对某些官僚分子进行干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有效防止其蜕化变质的监督途径。这一途径并没有被后来者继承下来，这使得对腐化官员们的揭露效率大降。

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精神后果是人人自危且谨言慎行。也许经过文革，坚持着写日记的人都会减少。这显然会让许多处在敏感位置上的人为自己身上植入了抗体。但是无论如何，这次革命的“改造”效果是十分可观的。

文化大革命发生在美国人投入重兵于越南战场并对北越甚至中国南疆跃跃欲试之时。随时可能降临的战争威胁也使得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愿意把精力放在革命而不是无所顾忌的建设中。“大三线”的决策在这个时候做出，中国的国境线和沿海的经济发展可能性被阻滞，但革命的声浪骤起。抗美援越与整肃国内“黑暗面”、改造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一切上层建筑两大任务结合起来，是文化大革命的国际国内背景。美国人到一九六八年动员了六十八万本国军队和七万多多国部队投入越南战场，基本上达到了当年在朝鲜战场上的规模。而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的红卫兵就超过一千万（他亲自接见过的就有一千一百万），以志愿方式成建制投入北越的也有三十二万各个门类的军民。如同在朝鲜与中国人的交锋的结果一样，美国大兵在越战比韩战收获的梦魇还要严重。从这个角度而论，文化大革命又间接地构成了对美国及多国部队士兵们心理上的一种“改造”。它庄严宣告：不要轻易地选择同中国人角斗，他们有强大的士气和武力。如果说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些积极作用，这应该算是一项。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并间接影响了世界上某些人的思维，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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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和世界上，可能没有一个国家领导者能如毛泽东一样，以巨大的魅力和魄力，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以自己的认识（主要是毛泽东思想）为依据，对自己治下的各个领域、各行各业、各式人群、敌我忠奸、里里外外，进行了如此多次和大规模的改造。也没有哪个朝代和国家的人民，能有如此大范围，对这种改造做出积极的响应或消极的抵制，但无论响应和抵制，都不得不在直接和间接层面上受到这一改造的波及。不论这样的改造是不是符合逻辑或社会规模以及人心向背，我们作为后人都不能不说，毛泽东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宣传鼓动家、导师和改造者。毛泽东的时代，时时处处都充满着被他一个人改造过的痕迹。这是一个奇迹。

注释：

（5）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陈独秀曾经委托人与延安党中央联系希望做些工作。毛泽东的答复是让陈就自己的错误做一个检讨，但遭到了陈的拒绝。

（7）在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力量的扩张在相当程度上是从国民党军俘虏中转化的。“即俘即转”甚至是西北野战军的一条经验并被毛泽东广为推崇。

（10）[日]近藤著《毛泽东：革命者与建设者》。

（12）这是文革中的教育部长蒋南翔向毛主席用半分钟进行汇报的中心内容，其意是大学教育质量空前降低。用半分钟汇报也是出于对江青警告不得超过三分钟的一种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