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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十年以来，中国的科学进展不尽人意，下面转贴艾瑛系列文章，从中可以看出影响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些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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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反伪科学”：（1）科学问题政治化
（原标题为“关于反伪科学中的几个问题”，首发：博客论坛—社会关注：http://forum.blogchina.com/p692876.html现在，略作修改发表）
在我国已进行了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反伪科学运动，反对的主要对象是“人体科学”（国外叫“超心理学”），后来又和反所谓“封建迷信”和“邪教”纠缠在一起，逞现出复杂状态。这场运动创造了一批反伪斗士，对国民的影响很大，一些急功近利的青年、中年、老年，把他们看成是时代英雄，仿效他们的行为。现在，网络上出现了铺天盖地的文章，反对中医，要把中医打成“最大的伪科学”，就是一个例子。
作者想借机清理一下这场运动。开篇是概说，谈谈在反伪科学运动中，出现的整体性错误，即把科学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用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解决科学问题。提出这个失误，决不是说真正的“伪科学”不应该反，而是说应该不违反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并且符合国际上学术界的惯例，吸取科学史上的经验教训。
一、案例：怎样反对“伪科学”
有个古老的传说：天上会掉下石头来。
但是，在西方, 主流学者们坚决认为：天体运行是稳定的、不变的，不会有石头从天上掉到人间。
“聪明的”科学家认为，老百姓拾来的陨石，是龙卷风或火山抛到天空的石块，也有人认为是雷电打出来的。最糟糕的是，提供陨石文字记录的，大多是宗教人士。不是吗，在西方，首次陨石的科学记录，正是1751年主教法庭作出的，他们报告了这年在南斯拉夫从天上掉下两块陨铁的事实。当时的法国，正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启蒙运动，那些启蒙思想家恨透了教会，正向“宗教迷信”猛烈开火。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宗教人士写这份报告，正是自讨苦吃。幸运的是，那些启蒙大师，不管是乱骂宗教的伏尔泰，还是无神论者卢梭，都没有就这件事大做文章。
1789年7月14日，法国革命成功。近人指出，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一样，有个相同的特点——要改造人的思想。革命后的第二年（1790年），巴黎科学院接到儒里亚克的市政府送来的一份记录，上面有市长带头、共300名市民的签字，说是在7月24日晚上9点，有块大石头从天上掉到城里。科学院的院士们认为报告荒诞，所有签字的人，包括那位市长，都是些疯子！后来，由著名科学家贝尔托隆提议，巴黎科学院通过一项决议：对市长的愚昧和迷信表示遗憾，决定今后要和这种迷信思想作斗争。（沃隆佐夫-维利亚米诺夫：《宇宙概论》 第264页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3年7月）
这是我知道的、在科学史上第一个由科学家做出的，反迷信、反伪科学的决定。
我们能够理解法国科学院的做法。不是吗？说天上会掉石头下来，违反了已知的科学原理，不能重复地被观察，而且提供证词的人，大多迷信，不懂天体力学，单凭“眼见为实”。这些特点，都符合何祚庥们要寻找的打击对象。
法国革命虽然要改造人的思想，但革命后马上发表了“人权宣言”，承认人民有信仰、言论、出版的自由，公民权利平等。所以，这次反伪科学，没有政治和政治人物参加，没有被用来作为教材，教育法国的每个公民，向他们宣传无神论，普及科学精神。因此，也没有产生伟大的政治意义，成为历史上的大事。只是那些主张“伪科学”的民间人士和科学家在各说各的，然而又是激烈地争吵。在我们看来，这当然不过瘾。
1803年4月26日，科学家毕奥在法国科学院作了一个报告，宣布了他对法国最近的一次大规模陨石降落的调查。他询问了几百名目击者，其中有个目击者还拾到正在冒烟的陨石块。这次报告以后，科学家承认了“陨石来源于天上”的民间看法。
这是一场早期的科学争论，出现在刚刚得到民主、自由的法国。通过这场争论，我们可以看到，不能轻视“民间科学”，认为它们不合符科学研究的规范，就断定为“伪科学”。科学史表明，“民间科学”常常是科学思想的来源。
从这个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到，科学与伪科学没有绝对的分界线，伪科学可以变成科学，反过来，科学也可以变成伪科学。
前苏联提供了后者的实例。孟得尔是奥地利的传教士，他利用修道院里的一小块土地做试验，提出了遗传基因学说。这个学说本来是科学，但是，它在苏联却变成了“伪科学”。苏联的农艺师李森科，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学说的发明者是宗教人士，利用斯大林急于解决农业问题，利用斯大林具有“内王外圣”的病态心理，促使苏共中央做出决定，把孟德尔的遗传学定为“伪科学”，而李森科的学说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真正”科学。
但是，在支持李森科的政治因素消失后，情况完全改变：李森科学说成了伪科学，基因学说又变回去，成为科学。从这里，我们得到一条元科学规则：“科学”与“伪科学”只能有一条模糊的界线，不能绝对分开。非科学可以反对，但必须宽容。特别是在条件不成熟，逻辑和实践还无法肯定对方是“伪”的情况下，更要手下留情。
在苏联，还有很多类似的实例，他们批判相对论、批判量子力学、批判控制论、批判化学中的共振论，横扫一切“反动的”资产阶级理论，把许多西方科学家发现的理论打成“伪科学”。资料表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十几次的反伪科学，没有一次是反对得正确的。苏联的做法也传送到我国，伤害了不少科学家，引起了极坏的影响。例如解放初期，我国农业科学界也模仿苏联，批判西方遗传学，结果逼得青年遗传学家李景均“投敌判国”，出走美国。在当时，这件事震撼了世界，也震惊了中南海。后来，李景均“因祸得福”，成为世界级的遗传学家，一度担任“美国人遗传协会”主席。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总结了历史上反伪科学的教训。在学者中，于光远、龚育之等，是这次总结的倡导者也是积极分子，对打破学术的冰冻有很大的贡献。当时得到的几个结论是：
（1） 对科学中有争论的问题，要百家争鸣，让人说话。。
（2） 科学中的问题，应该由科学家自己决定；哲学家，特别是政治家不要从外部进行干预
（3） 科学研究没有禁区。
学者总结这样的经验，是为了在我们国家，以后不再发生政治干预科学研究的事件。但是，这样的事还是发生了，这说明，这类事件的发生，有其内在的规律，不以学者们的意志为转移。
二、胡耀邦从争论中解脱出来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报道：有个名叫唐雨的儿童，能用耳朵识字。在西方，这叫“超感视觉”，是一种特异功能。
这个消息一出，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应，拉开了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热潮。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学科，在国外称为“心灵学”或“超心理学”。我国的研究者觉得，“心灵学”这样的名词，在意识形态上过于敏感，同时为了把这个研究跟气功、中医联系起来，把它称为“人体科学”。
这样做，可谓用心良苦，但还是招致揭露和批判。
有一大批科学家、离休干部和知识分子，支持人体科学研究，其中最有名的是钱学森教授。他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接触过心灵学。可能有过神秘体验，所以，钱教授从来不去看特异功能的表演或实验，但坚决认为有特异功能，并通过自己的影响，做各方面的工作，支持人体科学的研究。
反对人体科学的领军人物，是于光远先生，后面也有一大批人。于先生是有名的经济学家，对科学哲学也有兴趣，特别是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有研究。他和钱学森一样，也是从不看特异功能表演的一位，但坚决反对人体科学的研究。他的理由是，世上根本没有人体特异功能，所谓特异功能的表演，就是变魔术，是作伪。所以，人体科学是“伪科学”。
两派吵得不可开交，口水战打了十几年。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这种事往往会涉及高层的领导。
那么，中央领导的看法怎样？
上层领导对特异功能，有不同的看法。借用于光远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党中央负责人中对这个问题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何诈庥主编：《伪科学再曝光》 355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9月）
在中国，一谈领导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往往被认为是分裂党中央。其实，我觉得，领导人之间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经常高度一致，才是不正常的。
不仅不同的领导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同一个领导，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例如，胡耀邦同志, 1979年4月24日，在一份简报上批示，认为特异功能是“荒谬绝伦的笑话”，并指示党报不要发表这方面的报道。中宣部根据这个批示，发出文件指明：特异功能是封建迷信活动，各地报纸要清理思想，认真整顿。
这个文件起着“地震源”的作用，全国各地的报刊连续发表文章，形成一股反对特异功能的大海啸。许多报刊编辑、甚至省市领导，原来支持或报道过人体特异功能，现在纷纷作检查。
但是，在关键时刻，原来反对特异功能的记者周文斌，反戈一击，改为支持特异功能。更由于北大教授陈守良，利用在严密控制下对有特异功能的儿童进行的检验，得到正面结果。胡耀邦开始感到，这是个科学问题，自己不宜明确表态。在1979年11月8日，他在一份特异功能的测试报告中批示：“这类事情，科学工作者要怎么办可以由他们去办。”
后来，他又促成中宣部在1982年6月15日发出通知，宣布对人体科学和气功研究的“三不政策”，即不争论、不宣传、不批评。把科学问题交给科学家去解决。
以后有不少人给胡耀邦写信，要求取消“三不政策”，他不为所动。而且自己从这个旋涡中走出来后，再也没有过问这件事。
在胡耀邦刚接任总书记的时候，我在一次电视转播中，看到他发言时手舞足蹈、一动一动的样子，觉得他面对媒体，在全国人民面前，毫无领袖风度。现在，在我看来，在媒体面前不加包装，这正是他为人的率真。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他自始至终，并不相信特异功能，更不相信神秘主义。但是，他能改变自己的表态，消除产生的影响，很快地接收当时学术界的讨论成果，把科学问题交给科学家去处理。中国传统的统治者和官僚有个恶习，认为自己是“金口玉言”，对讲出的话，明知错误，死也不承认，也不设法改正，认为只有这样才够“伟大”。胡耀邦对人体科学态度的改变，说明他已摆脱这个恶习，具有现代领袖的风范。我不知道其他中国人怎样看他，怎样看这件事。但是，正是由于这件事，我觉得他才真了不起！
至于有人说，“三不政策”妨碍了双百花方针的执行，应该取消。这个看法，我完全赞成。但这不能怪胡耀邦，它的实质是邓小平发明的“不争论”的具体应用。所以，在邓小平逝世前，即使有人建议取消“三不政策”，决不会得到明确的肯定。
“不争论”的政策，是邓小平为了“改革开放”顺利进行，不被争论耽误时间，采用的权宜之策。试想，如果我们的放弃“共产”（指生产资料公有制）、有产阶级入党、公务员大幅加薪等事件，作为问题可以公开争论、可以公开批评，也可以在党报上刊登，那不闹翻天，当局能这样顺利进行改革吗？
当然，由于“不争论”政策有不民主的特点，也使许多不成熟的政策，如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拍卖国产、高薪养廉，轻易在社会上铺开，又无刹车装置，造成极大的危害。但是，规范一旦成为政策，就必须执行。反“伪科学”的战士，往往以对方没有遵守“三不政策”作为理由，证明自己违反这个政策是合理的。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和别人杀人自己也杀人，别人犯法我也犯法，属于同样的逻辑。有人违反政策，可以通过有关部门制止嘛，也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修改政策。反伪战士中，很多是党的高级干部、人大委员、政协委员，要做这样的事是很容易的。怎么能自己去违反党的政策呢！
再说，现在事实上已经取消了“三不政策”，但是，进行过百家争鸣吗？还不是一家独唱！
实际的情况是，有了“三不政策”，没有争论，谈不上政治的介入。
三、关于“要不要政治干预”的较劲
1995年5月26日，党的核心领导，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进行政治动员，号召：利用舆论工具和其它有效形式，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用科学战胜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何祚庥主编：《伪科学再曝光》 第2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9月）
在同一天，《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等谈张宝胜的表演”。翻老帐，揭发七年前功能人张宝胜的所谓“作弊”丑闻。看文章的标题，好像是记者对何院士的专访。其实不然，一般的记者和编辑，不知内情，还没有这么敏锐的政治嗅觉。文章是何祚庥自己执笔写出的。文章写得很好，情节像小说，对读者有吸引力。
后来，何院士把文章的题目改为“‘超人’张宝胜走麦城”，在好几个地方发表。文章在国内外，影响很大，特别是得到他的老朋友、物理学家杨振宁和其他几位诺贝尔获奖者的赞扬。
从此，开始了一场对人体科学的讨伐。国家科委的申漳先生，是具体管理人体科学研究的负责人。后来，他对这个情况作了如实的描述：
“1995年5月份起，一些人体科学的坚定反对者，以批判伪科学为名，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人体科学发起不适当的批判，将人体科学定罪为伪科学。有些人、有些媒体，采用大批判的方式，给人体科学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申漳继续写道：由于声势浩大，惊动了国家的上层领导，“在此情况下，伍**并没有退缩。他在上层领导询问有关情况时，上书申诉自己的观点。有关领导认真听取和研究了伍**的意见，于10月份制止了不恰当的大批判，于年底重新肯定了人体科学工作。”（申漳：《天惑——特异功能与气功探秘》 第28页 华夏出版社 1998年1月）
伍**对这位领导说了什么意见呢？
这不是什么秘密！
我们从伍**后来的多次谈话中，可以看到，他的申诉内容广泛，与本文有关的，有下列几个关键点：
（1） 科学争论，应该实行“双百方针”，由科学家共同讨论，争论应该在学术刊物上进行；不要弄到群众中去。
（2） 制造舆论、群众公决是政治领域的事，只能解决政治问题，不能解决科学问题；科学问题只能通过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来判别。
（3） 任何科学结论，包括有没有特异功能的问题，不要由政治家去拍板，要由科学家去定夺。
一句话，就是“桥归桥，路归路”，不能用政治手法，解决科学问题。
老实说，这些意见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中，是常识性的观点。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看到，反对者拿出像样子的反驳理由。
伍**和反伪人士的争论，实质就是，要不要政治干预的争论。后来何祚庥院士讲，伍**的做法是保护“伪科学”。这话不假。因为没有政治的介入，于光远、何祚庥、司马南、方舟子等，只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是很难打倒人体科学的。
有趣的是，何祚庥院士在保卫自己信仰的项目——“层子学”时，也赞成这样的意见。1996年，有七位记者联名向有关部门提出：“基本粒子无限可分”是哲学命题，不是“实证科学”的问题，冒充科学，就是伪科学。他们建议对这个“研究”项目不拨款或少拨款。
何院士知道后，气急败坏，马上纠集了连自己在内共108人（后被外界戏称为“一百零八将”），以专家自居，发表呼吁：“‘外行们’少插入专业领域内的争论，——应该让专业工作者们通过自由争论去解决，——因为‘外行们’往往弄不清楚学术领域的复杂性。轻率的干预只会影响正常的科研程序，在广大的读者中造成困惑，甚至造成错误的决策。” （《中国科学报》1996年11月25日）
这段文章写得不错！
但是，轮到人体科学，不仅自己干预，还要求媒体、政治、有兴趣的人，大家来反对。
这是明显的双重标准。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能得到成功呢？
也是活该“人体科学”倒霉！
原来，这门“科学”不像物理学等经典科学，积累了大量深奥的理论，想涉足的人，必须经过小学、中学、大学的学习，以后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才能进入殿堂，才有发言权。人体科学“一穷二白”，连个像“浮体定律”这样的理论都没有，更不要说深奥的理论、难懂的公式。所以，只要能识字，不要任何知识上的准备，任何记者、杂文家、离退休干部都能插上一脚，耍点小聪明，还能发表高论，赢得阵阵掌声。更不要说那些退休的院士、有高学历的政治人物了。
所以，伍**的讲话肯定得罪了不少的人。那些高官和有地位的科学家会想，我解决了无数“难题”，现在这么简单的问题还不能解决，那不是天大笑话！
应该说，在一个无神论占主导地位、有不谈“怪力乱神”文化传统的国家，这种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接触到了一个很难缠的问题——人类的心灵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介于实证科学和信仰之间。
按照一般的看法（恩格斯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人类的科学认识，是从容易了解的问题开始，进而解决困难的问题，是从认识简单的现象，到认识复杂的现象。按问题的难、易来分，物体的形状和数量关系、机械运动等最简单，以后的序列大致是，天空现象、物理变化、化学变化、地球变化、生命变化。所以，数学、力学、天文学最早产生，后来，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相续出现。
社会与思维是两个最复杂、最难研究的领域，相应的研究，至今很难形成全世界公认的理论模式。按照美国哲学家库恩的观点，这类研究成果，因得不到公认，不是算作“常规科学”，充其量，只能算“前科学”，说白了，就是非科学。例如，拿马克思主义来说，许多人肯定它是科学，他们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在许多国家（中国、古巴、越南、朝鲜）取得成功，就是实践证明。当然，也有些错误，但这些错误正是人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造成的。但是，这个见解，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就是不承认。上述几个“成功”的“实践证明”，也像特异功能的测试“成功”一样，不同观点的人，对“成功”会有不同的解释，不能算是理论真理性的证明。
当然，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大多数理论，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得不到全世界同行的公认。
对于思维科学，包括心理学，就更复杂。学派林立，没有一个理论得到一致公认，成为科学“范式”。例如，最常见的心理现象——梦，就有十几种理论，心理学家也无法设计出“判决性实验”，重复观察，把可能正确的理论选拔出来。至于暗示、催眠及其它涉及人的深层心理，这方面的研究，情况更不妙。所以，心理学离严格的实证科学还有相当的距离，它的情况，和伽利略时代的物理学差不多，处在前科学阶段。
顺便说一句，在我国，心理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在图书馆和书店，心理学摆在宗教旁边。
超心理学，也叫心灵学，涉及人们的心灵，属于更深层次的心理，很可能处在科学与信仰之间、实证领域与神秘现象之间。我认为，现在很难回答，它能不能成为实证科学。它的复杂性、困难性，甚至诡异性，可想而知。
在上个世纪，我读书的年代，那些中学成绩好的学生，统统去读理工科。成绩差些的去学社会科学或文艺，以为后者容易学成。（其实不然！）现在到好，许多会识字的人，都去谈论人体科学（超心理学），他们傲慢地认为，特异功能是江湖人士混饭吃的工具，以为只要有常识性的知识，就可以深入这门学科的前沿，发表独出心裁的见解。
超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和宗教中的神秘现象有密切的关系。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宗教意识薄弱，士大夫以不相信“怪力乱神”为荣。特别是“五四”以来，不管是北洋政府、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总有“先进人物”把“宗教迷信”当作是攻击目标，隔三差五地骂几句。这给一些科学工作者和政治人物造成一个印象：从政治上批判封建迷信，绝对不会有错误。他们并不了解，近一百多年来，由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打击了宗教，“杀死”了上帝，原来以为，打倒宗教后造成的社会空缺，可以用道德、科学、哲学上或政治中的“主义”等“代替物”填补。但是后来发现，这些 “代替物”临时用用还可以，但时间一长，根本不能起原来宗教的作用，不能整合社会、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更不能为绝大多数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形而上”的信仰，因而造成全社会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经过一、两百年的折腾，西方社会终于认识到，宗教是社会不可缺少的子系统。于是在各国出现了一浪接一浪的宗教热，与之相应的学术界，也出现了研究宗教的热潮。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文化学……取得了巨大成就。而神秘现象，包括特异功能现象，也引起了哲学家、宗教家、心理学家，甚至物]理学家的注意。
遗憾的是，我们的反对伪科学战士，绝大多数缺乏这些方面的知识，更没有宗教修炼、神秘体验的经验，许多作者甚至连做气功的经验也不具备。往往是凭着常识和直觉，最多加上被他们曲解为教条的“科学精神”，一口咬定人体科学是伪科学，是封建迷信。
美国的华人学者唐德刚，曾嘲笑大陆学者总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他认为，没有精湛的（国外输入的）学理，和充分资料的研究作背景，专凭常识抬杠，是不可能有深度的。可惜，这股凭常识抬杠的风气，自“五四”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
反伪科学的浪潮，被那位国务院的高官压下去后，不到三个月，到1996年2月，政治热情被重新燃起。大量政治敏感的知识分子，加入反对伪科学的阵线，“反伪派”力量猛增。伍**依赖“三不政策”与那位高官的指示，苦苦坚持。但是，败象已露，他的行动，只是打后卫战而已。
四、要搞政治干预的几种理由
正如龚育之先生指出的，伪科学和迷信活动，不是现在中国独有，而是历史上早就存在的世界性现象。
在西方学术界，伪科学用pseudoscience来表达，不是所有的pseudoscience都那么‘伪’，特别是“超心理学”，不是那么令人厌恶。那么，为什么在中国，仅仅“冒充”了一下科学（而且还不能落实是真的“冒充”），就引起了巨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媒体同声谴责，导致政治的干预和最后解决？
碰到这样的问题，最简单的思路，就是用中国的特殊国情来解释。
让我们粗略地检查一下这些解释。
一种解释是，迷信现象触目惊心。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科协联合主编的《用科学战胜迷信》一书所说，是“一些地方”封建沉渣泛滥。也就是说，迷信现象是局部性的，而不是整体性的（原书第22、24页）。
从反伪科学战士编的书籍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人科学家杨振宁认为，美国人的迷信也非常严重；台湾东吴大学教授郭一中也认为，台湾的民间迷信更为猖獗。但是，我弄不明白，他们在支持中国大陆反对伪科学后，为什么不在美国和台湾也露一手，来场反伪科学的运动？
我个人的看法是，在世界上，中国是极少数几个无神论占优势的国家，在正常情况下，“迷信份子”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他们能嚣张，最多只是局部地区的特殊情况。从总体上看，中国的迷信现象决不会比世界其它地方，例如，台湾、香港、美国，更严重。但是，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除了前苏联，人家为什么不搞反伪科学的政治运动呢？
还有人说，反对伪科学，主要是针对“宣传迷信、进行诈骗”的行为。这就对了。对这个问题，所有的上层领导，包括伍**和作者本人都是一致的，认为应该对这类行为依法打击。我国对这类犯罪有较完善的法律，例如，诈骗罪的两个要素是：一是被骗者不知情；二是被骗者付出的大大高于得到的。要打击他们，只要收集证据，证明他们的行为具有上述两大要素，就足以把他们作为刑事犯，送进监牢。这是个法律问题，没有必要闹得满城风雨的！
现在，社会上，诈骗活动遍及全国各地、各领域，例如，在官场上，就有歌谣说：“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但是，中国没有一个骗子，能像“神医”胡万林那样“出足风头”。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关于胡万林事迹的书，光我看到的就有五本，更不要说，还有大量散见于报刊上的长长短短的文章。
可见，这次反对伪科学的运动，决不只是为了搞掉几个骗子，还有更重要的政治任务。否则只要启动法律程序就够了，不必麻烦高层核心在科学界反复进行政治动员。这就像毛泽东完全有权下道命令，解除刘少奇的一切职务，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还要搞文化大革命，闹得天翻地覆，震动中国每个人呢？原因是，打倒刘少奇的背后，还有政治任务：彻底改造中国的文化，改造每个人的思想，使中国以后不会再产生所谓的“修正主义”。
那么，在政治上，“反伪科学”的任务是什么呢？这是问题的实质。
一种最普通的说法是，要弘扬科学精神，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这倒是个大问题。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条战线，后者远为落后，措施不力，效果更差。以道德滑坡为标志，“礼崩乐摧”的局面似难阻挡，这种情况导致无数社会丑恶现象的产生，把一个好端端的大好形势，搞得灰不溜丢的。这样，当局想通过某个具体问题，打打“精神”，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不客气地说，想通过反对伪科学，实际上就是反对“超心理学”，再加上反对封建迷信，普及科学精神，抓精神文明建设，持这种想法的人，脑袋深处，一定有个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万能的思想在作怪。它的潜台词是，科学精神是第一位的、主导的，科学精神上去了，最多再花点小力气，精神文明自然会跟着上去。
但是，我认为，这个想法不切实际：
首先，科学方法不是万能的，只能用在科学领域，不能用在非科学领域，特别是，不能用在价值领域，例如用在人才选拔的问题上，也不能用在宗教领域。在现实生活中，上级领导为某研究所、某公司选副所长副经理，最后选了张三，没有选李四。这种选择没有真假的不同，只有好坏、善恶的差别。正是因为没有真假，所以不能应用科学方法检验它的真理性。尽管有关领导在事后会用理性、用“科学”证明，他选择张三是合理的，甚至会借用科学的名义，说他们的选择是科学的，是唯一的真理；选其它人都是错误的，反科学的。当然，在中国，能对你进行解释，比暗箱操作好得多。但是，这种证明是徒劳的。因为他的选择不是根据科学规律，而是根据社会规范。规范也是没有真假的不同，只有好坏、善恶差别。选择可以是好的、善的，但决不会是“真”的。
科学精神也是一样，很难用在非科学场所。例如怀疑主义是一种科学精神，只有在别人认为没有疑点的地方，发现疑点，才能提出科学问题。但是，在非科学领域，运用这个精神必须十分小心。胡适，这位一辈子提倡科学方法的学者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如果有人把怀疑精神用于为人处世，那就完了！他一定会以“自我”为中心，疑神疑鬼，发现对自己的不利，先下手为强；到处看到敌人，搞得自己不正常，别人也难过。
第二，科学精神除了积极因素外，也有消极的因素。许多西方科学哲学家，如拉卡托斯、库恩等，以充分的证据说明，科学作为指导人类实践的纲领，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相对封闭结构系统，必须能抵抗被实践“证伪”的可能性。这表现在人的心理上，就是希望有完全可靠的理论作为精神归宿，厌恶新奇思想和变革。所以，在科学中，特别是在常规科学中，存在着对批判和创新的抗拒，存在着对“不断革命”的反抗。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需要保守、稳定，需要权威、独断、教条，需要顽固者的“垂死挣扎”，一直到这个理论的全部潜力消耗干净，才会退出历史舞台。这种保守性、独断性、顽固性，也是真货价实的科学精神。
何祚庥院士认为，牛顿力学在宏观低速条件下，没有被狭义相对论推翻，就是希望“有完全可靠理论”的心理的表现。这种心理，正代表着科学精神的保守性、顽固性。
第三，在人类的精神财富中，除了科学精神以外，更重要的，还有人文精神。它的核心内容是人的觉醒，是人对自身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认识和捍卫，是人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道德责任和道德勇气。这种以人为中心，围着人转的文化精神就是人文精神，也叫做人本主义精神。而科学精神，以认识事实和规律为目的，是跟着事实走、围着事实转的精神。两种精神显然有差别。
而且，在人类的精神财富中，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中，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比，人文精神是主导角色，处于支配地位。道德高于科学。
是的，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例如，没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中国的老百姓和官员不爱说真话，对天花乱坠的假话、大话、空话自己不去实证，也痛恨别人去证实。谁想去实证，就会被骂成是“秋后算帐”派。所以，高扬科学精神的旗帜，这是不错的。以后在科学教育中、在科普宣传中，还要高扬这面旗帜。按理，反伪勇士都是讲究辩证法的，不会走极端。但是，由于政治激情，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更由于政治的需要，他们把科学精神的作用跨大、神化，说成是“第一精神力量”，动不动就要在价值和信仰领域里，宣称要使用科学方法。
在他们那里，科学方法（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一样，是神圣的、万能的、高于一切的。在他们反伪科学反得最起劲的时候，谁要是敢说科学和科学精神不是万能的、神圣的，敢说科学精神有消极性，敢说道德才是神圣的，高于科学。那么，这个人势必被反伪斗士当成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反对党的领导，是颠覆分子。
由于无产阶级的感情高涨，他们恨不得每个中国人，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到七、八十的老头子、老太太都接受科学精神，特别强调科学精神的重要性，以为把它的地位抬得越高，说得越神圣，就越能使读者口服心服地接受自己的观点，把精神文明搞上去。
全民的科学精神上去了没有？
中国的精神文明跟着上去了没有？
我们请君入瓮，用他们自己宣传的“实践检验”，检验一下这次反伪科学的成果。
五、精神文明带上去了没有？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我国著名学者胡适先生，作为个人，花很大的精力，在国民中提倡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他说：“我所有的小说考证，都是用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关漏税的方法，来讲做学问的方法的。”（《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 〈上册〉 第444页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年）他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例如，他的学生顾颉刚先生，就是受到他提倡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启示，创立了“疑古派”的历史学派，改写了中国的上古史。这个实例，成为提倡科学方法取得成果的光辉范例。
何祚庥等宣传科学精神，利用的材料是特异功能的研究，比胡适利用“水浒传考证”来宣传科学方法更有吸引力，前者还有“保卫派”和“反伪派”的矛盾，具有“戏剧性冲突”，更能吸引读者眼球。后来，由于“中国式”的不让批判对象讲话，这个“老毛病”发作，而且文章写得像文革时期，党八股猖獗。这些缺点使“看点”大打折扣。
虽然如此，总的说来，何祚庥们提倡科学精神，条件比胡适更好，且有政治力量支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握有“尚方宝剑”的。
但是，效果却不同，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无法相比，白白地糟蹋了好材料！
在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舆论工具大力宣传爱国主义。不知是舆论导向“导”得不好，还是对象素质太低，结果是民族沙文主义猖獗。其中有些左派想学日本人的右派，也修改历史教科书！他们要向上面讲的“疑古派”挑战。
我们的爱国主义者总是说：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 “疑古派”偏偏认为：商朝的历史由于有甲骨文，有实物的证据，可以成立。但是，商朝以前的夏（朝），没有实物证据、也没有文字记录，只是一些神话和传说，是伪史。这样，扳着指头数，中国的历史最多也只有四千年，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中较短的一个。这个情况，搞得一些民族主义者说话也不响亮。在1996年5月，他们提出了一个“凝聚力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要把中国最古老的三个朝代开始和终结的年代搞清楚。这个课题能长无产阶级的志气，给中国人争光，不像人体科学，“丢中国人的脸，让外国有识之士嘲笑。”（老学者叶圣陶、周建人语）1999年，“夏周商断代工程”通过了所谓的“验收”，成为这一年的“十大科技成果”之一。
可惜的是，后来很多人揭露，这个耗资几千万元（是人体科学耗资的几十倍）的科学成果，是个伪科学的成果。例如2002年6月16日“文摘报”刊文指出，这个工程有严重问题，就是：
1. 不讲学术道德：不提别人的已有成果。
2. 方法不科学：最吸引人是高科技口号，而碳十四采纳的英国牛津的程序，不代表国际标准。
3. 试验数据不真实：“人为拟合”的数据至少32％不可靠，批评者现场用电脑进行了演算。
4. 工程试图把错误的年代作为正式出版物的标准。
5. 遇到对自己不利的就改字。
6. 学风：存在由于冒进而形成的穿凿。
这几点揭露的正是科学精神上的问题。据说，这期“文摘报”由于刊登这一丑闻而脱销。当然，不能说这个伪科学成果的出现，和反对伪科学运动有直接关系。但它出现于“反伪科学”的高潮中，顶风作案，最少说明：这个带有政治情结的运动，没有起到它的倡导者所希望的作用：提高民族的科学精神。
这种政治运动，也不能够带动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知道，近十几年来，由于拜金主义的盛行、贪污腐败的猖獗、贫富差矩的扩大、道德的沦丧、三信（信仰、信心、信任）危机的出现……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古老中国的人文精神接近崩溃。
我一直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面临两大问题：政治改革和道德重建。政治改革的问题，看上去很难，但只要高层领导，以国家的长远利益为重，下定决心，十几年，最多二十年，就能够解决问题。道德重建、人文精神的建设远为复杂，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效。想急功近利，用政治手段，用快速的方法是不能重塑精神文明的。事实说明，这场反伪科学运动，并没有提高我们的精神文明的质量。
反伪科学（即反“超心理学”），对整个社会来说，即使对科学的整体而言，也是小事一桩，它承担不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正如有人形容：一粒菜籽是能榨点油出来，但决榨不出一斤油来。所以，这场大规模地反伪科学的运动，对科学精神的树立，对精神文明的建设，不会产生太大的作用。
实际上，由于使用的方法不正确，还败坏了精神文明，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副作用。
要知道，用政治宣传、政治批判的方法打击伪科学，向大众灌输科学精神，是很不妥当的。为什么呢？
想当年，波*普尔指出：科学讨论和宣传不一样。科学研究是易错的，所以进行科学讨论的人，地位是平等的，讨论的双方，除了要讲道理以外，还必须时刻准备承认错误；宣传不同，宣传虽然也要讲道理，但是，它预先认定自己在学识上高于宣传对像（读者），同时，认定宣传的内容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宣传者和宣传对像之间是不平等的，宣传者不会认为自己可能有错误，也不允许别人怀疑宣传的内容，更不能让反对者说话。
另外，发生的场所也不同：学术讨论是在学术界的同行中进行的，文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宣传、政治运动的文章，发表在媒体上，面对的不是科学研究人员，而是大众。宣传者考虑的是如何利用群众的接受心理，往往用加大分贝，多次重复的方法，达到宣传群众，运动群众的目的。
反伪斗士，大都依仗着论战的有利的话语背景， 禀承过去搞政治运动的一套：在文风上，义愤填膺，毫无宽容精神，说话走极端，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喜欢居高临下，以势压人，把人往绝路上逼；口气很大，有打倒之意，无商讨之心……
用这样的宣传方式，而不是用学术讨论的方式，本身就不符合科学精神，不能解决科学问题，包括伪科学的问题，当然，更不能真正提倡科学精神，建设精神文明。
当年，胡适也卖力宣传科学方法。他老人家做学问，养成了“勤、谨、和、缓”的良好习惯，所以，在宣传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时，也是这个习惯。这里只说一个“和”字，胡适说：“和就是虚心，不武断，不固执成见，不动火气。做考究，尤其是用证据来判断古今事实的真伪、有无、是非，不能动火气。不但不正当的火气不能动，就是正义的火气也动不得。做学问要和平、虚心。动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同前，第459页）
口口声声说要给每个中国人民普及科学精神的反伪战士，不妨找胡适的文章看看，和自己写的东西对照一下。我们写文章要学好的，千万不能学范文澜、学姚文元，虽然他们的文章看上去也不错。但是，他们的文章能通行无阻，全靠政治作后盾，而不是学理上的正确。
这种依赖政治优势，不让人讲话，不考虑别人的理由和困难，虽然能把对手一下子压倒，得到一时的痛快。但决不能持久。
从世界角度看，尽管“超心理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例如，在催眠和濒死研究方面，但它太“特异”了，使人难于把握，没有得到科学界的普遍承认。但是，就目前积累的材料，集“反伪派”的全部理由，绝对不能做出定论，说特异功能不存在，更不能说“超心理学”是伪科学。即使人们依仗权势，下这样的结论，其它国家的学者也不会答应。科学毕竟是超政治、超国家、超民族的事业。他们只能代表自己，不能代表别国的科学和文化。
我相信，所谓的“伪科学”被压制是暂时的。“特异功能”作为学术问题，对许多人有很大的挑战性，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只要人类的好奇心并未泯灭，科学探索的激情尚在，在没有得到结论前，总有人去研究。当然，如果它没有成为常规科学，也总会有人会对它持批评态度，甚至说它是伪科学。这是正常的。
在科学争论中，出现不道德的事也是正常的。正如一位西哲所说：“什么是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人性本来就有丑恶的一面，科学家也不例外。在科学争论中，科学家也会弄虚作假、欺骗、诡辩、做秀、拉帮结派、走上层路线，以达到个人的目的。但是，只要坚持科学的实践检验标准，坚持同行评议的制度，遵守科学共同体的游戏规则，特别是不引进外来的、非学术的政治力量，就能把人性丑恶这个因素对科学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点。这种学术交锋，是积极的，能推动科学的正常发展。
那么，政治和政治人物能起什么作有呢？
它的作用是，创造一个正常的社会气氛，让科学家自己解决本专业的问题，不让非专业的力量，特别是政治力量，从外部干涉科学问题的解决。
至于有人违法犯罪，例如，利用封建迷信进行诈骗，如果能够落实，完全可以启用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打击。犯不着搞政治运动（或变相的政治运动）。
实践证明，政治运动不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
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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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2-14 22:37: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