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检讨“反伪科学”之系列文章

coolsila

这几十年以来，中国的科学进展不尽人意，下面转贴艾瑛系列文章，从中可以看出影响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些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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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反伪科学”：（1）科学问题政治化



（原标题为“关于反伪科学中的几个问题”，首发：博客论坛—社会关注：http://forum.blogchina.com/p692876.html现在，略作修改发表）

在我国已进行了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反伪科学运动，反对的主要对象是“人体科学”（国外叫“超心理学”），后来又和反所谓“封建迷信”和“邪教”纠缠在一起，逞现出复杂状态。这场运动创造了一批反伪斗士，对国民的影响很大，一些急功近利的青年、中年、老年，把他们看成是时代英雄，仿效他们的行为。现在，网络上出现了铺天盖地的文章，反对中医，要把中医打成“最大的伪科学”，就是一个例子。

作者想借机清理一下这场运动。开篇是概说，谈谈在反伪科学运动中，出现的整体性错误，即把科学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用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解决科学问题。提出这个失误，决不是说真正的“伪科学”不应该反，而是说应该不违反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并且符合国际上学术界的惯例，吸取科学史上的经验教训。

一、案例：怎样反对“伪科学”

有个古老的传说：天上会掉下石头来。

但是，在西方, 主流学者们坚决认为：天体运行是稳定的、不变的，不会有石头从天上掉到人间。

“聪明的”科学家认为，老百姓拾来的陨石，是龙卷风或火山抛到天空的石块，也有人认为是雷电打出来的。最糟糕的是，提供陨石文字记录的，大多是宗教人士。不是吗，在西方，首次陨石的科学记录，正是1751年主教法庭作出的，他们报告了这年在南斯拉夫从天上掉下两块陨铁的事实。当时的法国，正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启蒙运动，那些启蒙思想家恨透了教会，正向“宗教迷信”猛烈开火。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宗教人士写这份报告，正是自讨苦吃。幸运的是，那些启蒙大师，不管是乱骂宗教的伏尔泰，还是无神论者卢梭，都没有就这件事大做文章。

1789年7月14日，法国革命成功。近人指出，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一样，有个相同的特点——要改造人的思想。革命后的第二年（1790年），巴黎科学院接到儒里亚克的市政府送来的一份记录，上面有市长带头、共300名市民的签字，说是在7月24日晚上9点，有块大石头从天上掉到城里。科学院的院士们认为报告荒诞，所有签字的人，包括那位市长，都是些疯子！后来，由著名科学家贝尔托隆提议，巴黎科学院通过一项决议：对市长的愚昧和迷信表示遗憾，决定今后要和这种迷信思想作斗争。（沃隆佐夫-维利亚米诺夫：《宇宙概论》  第264页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3年7月）

这是我知道的、在科学史上第一个由科学家做出的，反迷信、反伪科学的决定。

我们能够理解法国科学院的做法。不是吗？说天上会掉石头下来，违反了已知的科学原理，不能重复地被观察，而且提供证词的人，大多迷信，不懂天体力学，单凭“眼见为实”。这些特点，都符合何祚庥们要寻找的打击对象。

法国革命虽然要改造人的思想，但革命后马上发表了“人权宣言”，承认人民有信仰、言论、出版的自由，公民权利平等。所以，这次反伪科学，没有政治和政治人物参加，没有被用来作为教材，教育法国的每个公民，向他们宣传无神论，普及科学精神。因此，也没有产生伟大的政治意义，成为历史上的大事。只是那些主张“伪科学”的民间人士和科学家在各说各的，然而又是激烈地争吵。在我们看来，这当然不过瘾。

1803年4月26日，科学家毕奥在法国科学院作了一个报告，宣布了他对法国最近的一次大规模陨石降落的调查。他询问了几百名目击者，其中有个目击者还拾到正在冒烟的陨石块。这次报告以后，科学家承认了“陨石来源于天上”的民间看法。

这是一场早期的科学争论，出现在刚刚得到民主、自由的法国。通过这场争论，我们可以看到，不能轻视“民间科学”，认为它们不合符科学研究的规范，就断定为“伪科学”。科学史表明，“民间科学”常常是科学思想的来源。

从这个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到，科学与伪科学没有绝对的分界线，伪科学可以变成科学，反过来，科学也可以变成伪科学。

前苏联提供了后者的实例。孟得尔是奥地利的传教士，他利用修道院里的一小块土地做试验，提出了遗传基因学说。这个学说本来是科学，但是，它在苏联却变成了“伪科学”。苏联的农艺师李森科，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学说的发明者是宗教人士，利用斯大林急于解决农业问题，利用斯大林具有“内王外圣”的病态心理，促使苏共中央做出决定，把孟德尔的遗传学定为“伪科学”，而李森科的学说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真正”科学。

但是，在支持李森科的政治因素消失后，情况完全改变：李森科学说成了伪科学，基因学说又变回去，成为科学。从这里，我们得到一条元科学规则：“科学”与“伪科学”只能有一条模糊的界线，不能绝对分开。非科学可以反对，但必须宽容。特别是在条件不成熟，逻辑和实践还无法肯定对方是“伪”的情况下，更要手下留情。

在苏联，还有很多类似的实例，他们批判相对论、批判量子力学、批判控制论、批判化学中的共振论，横扫一切“反动的”资产阶级理论，把许多西方科学家发现的理论打成“伪科学”。资料表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十几次的反伪科学，没有一次是反对得正确的。苏联的做法也传送到我国，伤害了不少科学家，引起了极坏的影响。例如解放初期，我国农业科学界也模仿苏联，批判西方遗传学，结果逼得青年遗传学家李景均“投敌判国”，出走美国。在当时，这件事震撼了世界，也震惊了中南海。后来，李景均“因祸得福”，成为世界级的遗传学家，一度担任“美国人遗传协会”主席。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总结了历史上反伪科学的教训。在学者中，于光远、龚育之等，是这次总结的倡导者也是积极分子，对打破学术的冰冻有很大的贡献。当时得到的几个结论是：

（1）      对科学中有争论的问题，要百家争鸣，让人说话。。
（2）      科学中的问题，应该由科学家自己决定；哲学家，特别是政治家不要从外部进行干预
（3）      科学研究没有禁区。

学者总结这样的经验，是为了在我们国家，以后不再发生政治干预科学研究的事件。但是，这样的事还是发生了，这说明，这类事件的发生，有其内在的规律，不以学者们的意志为转移。

               二、胡耀邦从争论中解脱出来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报道：有个名叫唐雨的儿童，能用耳朵识字。在西方，这叫“超感视觉”，是一种特异功能。

这个消息一出，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应，拉开了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热潮。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学科，在国外称为“心灵学”或“超心理学”。我国的研究者觉得，“心灵学”这样的名词，在意识形态上过于敏感，同时为了把这个研究跟气功、中医联系起来，把它称为“人体科学”。

这样做，可谓用心良苦，但还是招致揭露和批判。

有一大批科学家、离休干部和知识分子，支持人体科学研究，其中最有名的是钱学森教授。他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接触过心灵学。可能有过神秘体验，所以，钱教授从来不去看特异功能的表演或实验，但坚决认为有特异功能，并通过自己的影响，做各方面的工作，支持人体科学的研究。

反对人体科学的领军人物，是于光远先生，后面也有一大批人。于先生是有名的经济学家，对科学哲学也有兴趣，特别是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有研究。他和钱学森一样，也是从不看特异功能表演的一位，但坚决反对人体科学的研究。他的理由是，世上根本没有人体特异功能，所谓特异功能的表演，就是变魔术，是作伪。所以，人体科学是“伪科学”。

两派吵得不可开交，口水战打了十几年。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这种事往往会涉及高层的领导。

那么，中央领导的看法怎样？

上层领导对特异功能，有不同的看法。借用于光远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党中央负责人中对这个问题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何诈庥主编：《伪科学再曝光》  355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9月）

在中国，一谈领导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往往被认为是分裂党中央。其实，我觉得，领导人之间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经常高度一致，才是不正常的。

不仅不同的领导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同一个领导，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例如，胡耀邦同志, 1979年4月24日，在一份简报上批示，认为特异功能是“荒谬绝伦的笑话”，并指示党报不要发表这方面的报道。中宣部根据这个批示，发出文件指明：特异功能是封建迷信活动，各地报纸要清理思想，认真整顿。

这个文件起着“地震源”的作用，全国各地的报刊连续发表文章，形成一股反对特异功能的大海啸。许多报刊编辑、甚至省市领导，原来支持或报道过人体特异功能，现在纷纷作检查。

但是，在关键时刻，原来反对特异功能的记者周文斌，反戈一击，改为支持特异功能。更由于北大教授陈守良，利用在严密控制下对有特异功能的儿童进行的检验，得到正面结果。胡耀邦开始感到，这是个科学问题，自己不宜明确表态。在1979年11月8日，他在一份特异功能的测试报告中批示：“这类事情，科学工作者要怎么办可以由他们去办。”

后来，他又促成中宣部在1982年6月15日发出通知，宣布对人体科学和气功研究的“三不政策”，即不争论、不宣传、不批评。把科学问题交给科学家去解决。

以后有不少人给胡耀邦写信，要求取消“三不政策”，他不为所动。而且自己从这个旋涡中走出来后，再也没有过问这件事。

在胡耀邦刚接任总书记的时候，我在一次电视转播中，看到他发言时手舞足蹈、一动一动的样子，觉得他面对媒体，在全国人民面前，毫无领袖风度。现在，在我看来，在媒体面前不加包装，这正是他为人的率真。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他自始至终，并不相信特异功能，更不相信神秘主义。但是，他能改变自己的表态，消除产生的影响，很快地接收当时学术界的讨论成果，把科学问题交给科学家去处理。中国传统的统治者和官僚有个恶习，认为自己是“金口玉言”，对讲出的话，明知错误，死也不承认，也不设法改正，认为只有这样才够“伟大”。胡耀邦对人体科学态度的改变，说明他已摆脱这个恶习，具有现代领袖的风范。我不知道其他中国人怎样看他，怎样看这件事。但是，正是由于这件事，我觉得他才真了不起！

至于有人说，“三不政策”妨碍了双百花方针的执行，应该取消。这个看法，我完全赞成。但这不能怪胡耀邦，它的实质是邓小平发明的“不争论”的具体应用。所以，在邓小平逝世前，即使有人建议取消“三不政策”，决不会得到明确的肯定。

“不争论”的政策，是邓小平为了“改革开放”顺利进行，不被争论耽误时间，采用的权宜之策。试想，如果我们的放弃“共产”（指生产资料公有制）、有产阶级入党、公务员大幅加薪等事件，作为问题可以公开争论、可以公开批评，也可以在党报上刊登，那不闹翻天，当局能这样顺利进行改革吗？

当然，由于“不争论”政策有不民主的特点，也使许多不成熟的政策，如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拍卖国产、高薪养廉，轻易在社会上铺开，又无刹车装置，造成极大的危害。但是，规范一旦成为政策，就必须执行。反“伪科学”的战士，往往以对方没有遵守“三不政策”作为理由，证明自己违反这个政策是合理的。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和别人杀人自己也杀人，别人犯法我也犯法，属于同样的逻辑。有人违反政策，可以通过有关部门制止嘛，也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修改政策。反伪战士中，很多是党的高级干部、人大委员、政协委员，要做这样的事是很容易的。怎么能自己去违反党的政策呢！

再说，现在事实上已经取消了“三不政策”，但是，进行过百家争鸣吗？还不是一家独唱！

实际的情况是，有了“三不政策”，没有争论，谈不上政治的介入。

                三、关于“要不要政治干预”的较劲

1995年5月26日，党的核心领导，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进行政治动员，号召：利用舆论工具和其它有效形式，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用科学战胜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何祚庥主编：《伪科学再曝光》  第2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9月）

在同一天，《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等谈张宝胜的表演”。翻老帐，揭发七年前功能人张宝胜的所谓“作弊”丑闻。看文章的标题，好像是记者对何院士的专访。其实不然，一般的记者和编辑，不知内情，还没有这么敏锐的政治嗅觉。文章是何祚庥自己执笔写出的。文章写得很好，情节像小说，对读者有吸引力。

后来，何院士把文章的题目改为“‘超人’张宝胜走麦城”，在好几个地方发表。文章在国内外，影响很大，特别是得到他的老朋友、物理学家杨振宁和其他几位诺贝尔获奖者的赞扬。

从此，开始了一场对人体科学的讨伐。国家科委的申漳先生，是具体管理人体科学研究的负责人。后来，他对这个情况作了如实的描述：

“1995年5月份起，一些人体科学的坚定反对者，以批判伪科学为名，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人体科学发起不适当的批判，将人体科学定罪为伪科学。有些人、有些媒体，采用大批判的方式，给人体科学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申漳继续写道：由于声势浩大，惊动了国家的上层领导，“在此情况下，伍**并没有退缩。他在上层领导询问有关情况时，上书申诉自己的观点。有关领导认真听取和研究了伍**的意见，于10月份制止了不恰当的大批判，于年底重新肯定了人体科学工作。”（申漳：《天惑——特异功能与气功探秘》  第28页  华夏出版社  1998年1月）

伍**对这位领导说了什么意见呢？

这不是什么秘密！

我们从伍**后来的多次谈话中，可以看到，他的申诉内容广泛，与本文有关的，有下列几个关键点：

（1）      科学争论，应该实行“双百方针”，由科学家共同讨论，争论应该在学术刊物上进行；不要弄到群众中去。
（2）      制造舆论、群众公决是政治领域的事，只能解决政治问题，不能解决科学问题；科学问题只能通过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来判别。
（3）      任何科学结论，包括有没有特异功能的问题，不要由政治家去拍板，要由科学家去定夺。

   一句话，就是“桥归桥，路归路”，不能用政治手法，解决科学问题。  

老实说，这些意见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中，是常识性的观点。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看到，反对者拿出像样子的反驳理由。

伍**和反伪人士的争论，实质就是，要不要政治干预的争论。后来何祚庥院士讲，伍**的做法是保护“伪科学”。这话不假。因为没有政治的介入，于光远、何祚庥、司马南、方舟子等，只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是很难打倒人体科学的。

有趣的是，何祚庥院士在保卫自己信仰的项目——“层子学”时，也赞成这样的意见。1996年，有七位记者联名向有关部门提出：“基本粒子无限可分”是哲学命题，不是“实证科学”的问题，冒充科学，就是伪科学。他们建议对这个“研究”项目不拨款或少拨款。

何院士知道后，气急败坏，马上纠集了连自己在内共108人（后被外界戏称为“一百零八将”），以专家自居，发表呼吁：“‘外行们’少插入专业领域内的争论，——应该让专业工作者们通过自由争论去解决，——因为‘外行们’往往弄不清楚学术领域的复杂性。轻率的干预只会影响正常的科研程序，在广大的读者中造成困惑，甚至造成错误的决策。” （《中国科学报》1996年11月25日）

这段文章写得不错！

但是，轮到人体科学，不仅自己干预，还要求媒体、政治、有兴趣的人，大家来反对。

这是明显的双重标准。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能得到成功呢？

也是活该“人体科学”倒霉！

原来，这门“科学”不像物理学等经典科学，积累了大量深奥的理论，想涉足的人，必须经过小学、中学、大学的学习，以后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才能进入殿堂，才有发言权。人体科学“一穷二白”，连个像“浮体定律”这样的理论都没有，更不要说深奥的理论、难懂的公式。所以，只要能识字，不要任何知识上的准备，任何记者、杂文家、离退休干部都能插上一脚，耍点小聪明，还能发表高论，赢得阵阵掌声。更不要说那些退休的院士、有高学历的政治人物了。

所以，伍**的讲话肯定得罪了不少的人。那些高官和有地位的科学家会想，我解决了无数“难题”，现在这么简单的问题还不能解决，那不是天大笑话！

应该说，在一个无神论占主导地位、有不谈“怪力乱神”文化传统的国家，这种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接触到了一个很难缠的问题——人类的心灵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介于实证科学和信仰之间。

按照一般的看法（恩格斯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人类的科学认识，是从容易了解的问题开始，进而解决困难的问题，是从认识简单的现象，到认识复杂的现象。按问题的难、易来分，物体的形状和数量关系、机械运动等最简单，以后的序列大致是，天空现象、物理变化、化学变化、地球变化、生命变化。所以，数学、力学、天文学最早产生，后来，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相续出现。

社会与思维是两个最复杂、最难研究的领域，相应的研究，至今很难形成全世界公认的理论模式。按照美国哲学家库恩的观点，这类研究成果，因得不到公认，不是算作“常规科学”，充其量，只能算“前科学”，说白了，就是非科学。例如，拿马克思主义来说，许多人肯定它是科学，他们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在许多国家（中国、古巴、越南、朝鲜）取得成功，就是实践证明。当然，也有些错误，但这些错误正是人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造成的。但是，这个见解，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就是不承认。上述几个“成功”的“实践证明”，也像特异功能的测试“成功”一样，不同观点的人，对“成功”会有不同的解释，不能算是理论真理性的证明。

当然，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大多数理论，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得不到全世界同行的公认。
对于思维科学，包括心理学，就更复杂。学派林立，没有一个理论得到一致公认，成为科学“范式”。例如，最常见的心理现象——梦，就有十几种理论，心理学家也无法设计出“判决性实验”，重复观察，把可能正确的理论选拔出来。至于暗示、催眠及其它涉及人的深层心理，这方面的研究，情况更不妙。所以，心理学离严格的实证科学还有相当的距离，它的情况，和伽利略时代的物理学差不多，处在前科学阶段。

顺便说一句，在我国，心理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在图书馆和书店，心理学摆在宗教旁边。

超心理学，也叫心灵学，涉及人们的心灵，属于更深层次的心理，很可能处在科学与信仰之间、实证领域与神秘现象之间。我认为，现在很难回答，它能不能成为实证科学。它的复杂性、困难性，甚至诡异性，可想而知。

在上个世纪，我读书的年代，那些中学成绩好的学生，统统去读理工科。成绩差些的去学社会科学或文艺，以为后者容易学成。（其实不然！）现在到好，许多会识字的人，都去谈论人体科学（超心理学），他们傲慢地认为，特异功能是江湖人士混饭吃的工具，以为只要有常识性的知识，就可以深入这门学科的前沿，发表独出心裁的见解。

超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和宗教中的神秘现象有密切的关系。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宗教意识薄弱，士大夫以不相信“怪力乱神”为荣。特别是“五四”以来，不管是北洋政府、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总有“先进人物”把“宗教迷信”当作是攻击目标，隔三差五地骂几句。这给一些科学工作者和政治人物造成一个印象：从政治上批判封建迷信，绝对不会有错误。他们并不了解，近一百多年来，由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打击了宗教，“杀死”了上帝，原来以为，打倒宗教后造成的社会空缺，可以用道德、科学、哲学上或政治中的“主义”等“代替物”填补。但是后来发现，这些 “代替物”临时用用还可以，但时间一长，根本不能起原来宗教的作用，不能整合社会、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更不能为绝大多数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形而上”的信仰，因而造成全社会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经过一、两百年的折腾，西方社会终于认识到，宗教是社会不可缺少的子系统。于是在各国出现了一浪接一浪的宗教热，与之相应的学术界，也出现了研究宗教的热潮。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文化学……取得了巨大成就。而神秘现象，包括特异功能现象，也引起了哲学家、宗教家、心理学家，甚至物]理学家的注意。

遗憾的是，我们的反对伪科学战士，绝大多数缺乏这些方面的知识，更没有宗教修炼、神秘体验的经验，许多作者甚至连做气功的经验也不具备。往往是凭着常识和直觉，最多加上被他们曲解为教条的“科学精神”，一口咬定人体科学是伪科学，是封建迷信。

美国的华人学者唐德刚，曾嘲笑大陆学者总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他认为，没有精湛的（国外输入的）学理，和充分资料的研究作背景，专凭常识抬杠，是不可能有深度的。可惜，这股凭常识抬杠的风气，自“五四”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

反伪科学的浪潮，被那位国务院的高官压下去后，不到三个月，到1996年2月，政治热情被重新燃起。大量政治敏感的知识分子，加入反对伪科学的阵线，“反伪派”力量猛增。伍**依赖“三不政策”与那位高官的指示，苦苦坚持。但是，败象已露，他的行动，只是打后卫战而已。

                  四、要搞政治干预的几种理由

正如龚育之先生指出的，伪科学和迷信活动，不是现在中国独有，而是历史上早就存在的世界性现象。

在西方学术界，伪科学用pseudoscience来表达，不是所有的pseudoscience都那么‘伪’，特别是“超心理学”，不是那么令人厌恶。那么，为什么在中国，仅仅“冒充”了一下科学（而且还不能落实是真的“冒充”），就引起了巨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媒体同声谴责，导致政治的干预和最后解决？

碰到这样的问题，最简单的思路，就是用中国的特殊国情来解释。

   让我们粗略地检查一下这些解释。

一种解释是，迷信现象触目惊心。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科协联合主编的《用科学战胜迷信》一书所说，是“一些地方”封建沉渣泛滥。也就是说，迷信现象是局部性的，而不是整体性的（原书第22、24页）。

从反伪科学战士编的书籍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人科学家杨振宁认为，美国人的迷信也非常严重；台湾东吴大学教授郭一中也认为，台湾的民间迷信更为猖獗。但是，我弄不明白，他们在支持中国大陆反对伪科学后，为什么不在美国和台湾也露一手，来场反伪科学的运动？

我个人的看法是，在世界上，中国是极少数几个无神论占优势的国家，在正常情况下，“迷信份子”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他们能嚣张，最多只是局部地区的特殊情况。从总体上看，中国的迷信现象决不会比世界其它地方，例如，台湾、香港、美国，更严重。但是，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除了前苏联，人家为什么不搞反伪科学的政治运动呢？

还有人说，反对伪科学，主要是针对“宣传迷信、进行诈骗”的行为。这就对了。对这个问题，所有的上层领导，包括伍**和作者本人都是一致的，认为应该对这类行为依法打击。我国对这类犯罪有较完善的法律，例如，诈骗罪的两个要素是：一是被骗者不知情；二是被骗者付出的大大高于得到的。要打击他们，只要收集证据，证明他们的行为具有上述两大要素，就足以把他们作为刑事犯，送进监牢。这是个法律问题，没有必要闹得满城风雨的！

现在，社会上，诈骗活动遍及全国各地、各领域，例如，在官场上，就有歌谣说：“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但是，中国没有一个骗子，能像“神医”胡万林那样“出足风头”。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关于胡万林事迹的书，光我看到的就有五本，更不要说，还有大量散见于报刊上的长长短短的文章。

可见，这次反对伪科学的运动，决不只是为了搞掉几个骗子，还有更重要的政治任务。否则只要启动法律程序就够了，不必麻烦高层核心在科学界反复进行政治动员。这就像毛泽东完全有权下道命令，解除刘少奇的一切职务，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还要搞文化大革命，闹得天翻地覆，震动中国每个人呢？原因是，打倒刘少奇的背后，还有政治任务：彻底改造中国的文化，改造每个人的思想，使中国以后不会再产生所谓的“修正主义”。

那么，在政治上，“反伪科学”的任务是什么呢？这是问题的实质。

一种最普通的说法是，要弘扬科学精神，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这倒是个大问题。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条战线，后者远为落后，措施不力，效果更差。以道德滑坡为标志，“礼崩乐摧”的局面似难阻挡，这种情况导致无数社会丑恶现象的产生，把一个好端端的大好形势，搞得灰不溜丢的。这样，当局想通过某个具体问题，打打“精神”，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不客气地说，想通过反对伪科学，实际上就是反对“超心理学”，再加上反对封建迷信，普及科学精神，抓精神文明建设，持这种想法的人，脑袋深处，一定有个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万能的思想在作怪。它的潜台词是，科学精神是第一位的、主导的，科学精神上去了，最多再花点小力气，精神文明自然会跟着上去。

但是，我认为，这个想法不切实际：

首先，科学方法不是万能的，只能用在科学领域，不能用在非科学领域，特别是，不能用在价值领域，例如用在人才选拔的问题上，也不能用在宗教领域。在现实生活中，上级领导为某研究所、某公司选副所长副经理，最后选了张三，没有选李四。这种选择没有真假的不同，只有好坏、善恶的差别。正是因为没有真假，所以不能应用科学方法检验它的真理性。尽管有关领导在事后会用理性、用“科学”证明，他选择张三是合理的，甚至会借用科学的名义，说他们的选择是科学的，是唯一的真理；选其它人都是错误的，反科学的。当然，在中国，能对你进行解释，比暗箱操作好得多。但是，这种证明是徒劳的。因为他的选择不是根据科学规律，而是根据社会规范。规范也是没有真假的不同，只有好坏、善恶差别。选择可以是好的、善的，但决不会是“真”的。

科学精神也是一样，很难用在非科学场所。例如怀疑主义是一种科学精神，只有在别人认为没有疑点的地方，发现疑点，才能提出科学问题。但是，在非科学领域，运用这个精神必须十分小心。胡适，这位一辈子提倡科学方法的学者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如果有人把怀疑精神用于为人处世，那就完了！他一定会以“自我”为中心，疑神疑鬼，发现对自己的不利，先下手为强；到处看到敌人，搞得自己不正常，别人也难过。

第二，科学精神除了积极因素外，也有消极的因素。许多西方科学哲学家，如拉卡托斯、库恩等，以充分的证据说明，科学作为指导人类实践的纲领，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相对封闭结构系统，必须能抵抗被实践“证伪”的可能性。这表现在人的心理上，就是希望有完全可靠的理论作为精神归宿，厌恶新奇思想和变革。所以，在科学中，特别是在常规科学中，存在着对批判和创新的抗拒，存在着对“不断革命”的反抗。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需要保守、稳定，需要权威、独断、教条，需要顽固者的“垂死挣扎”，一直到这个理论的全部潜力消耗干净，才会退出历史舞台。这种保守性、独断性、顽固性，也是真货价实的科学精神。

何祚庥院士认为，牛顿力学在宏观低速条件下，没有被狭义相对论推翻，就是希望“有完全可靠理论”的心理的表现。这种心理，正代表着科学精神的保守性、顽固性。

第三，在人类的精神财富中，除了科学精神以外，更重要的，还有人文精神。它的核心内容是人的觉醒，是人对自身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认识和捍卫，是人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道德责任和道德勇气。这种以人为中心，围着人转的文化精神就是人文精神，也叫做人本主义精神。而科学精神，以认识事实和规律为目的，是跟着事实走、围着事实转的精神。两种精神显然有差别。
而且，在人类的精神财富中，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中，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比，人文精神是主导角色，处于支配地位。道德高于科学。

是的，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例如，没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中国的老百姓和官员不爱说真话，对天花乱坠的假话、大话、空话自己不去实证，也痛恨别人去证实。谁想去实证，就会被骂成是“秋后算帐”派。所以，高扬科学精神的旗帜，这是不错的。以后在科学教育中、在科普宣传中，还要高扬这面旗帜。按理，反伪勇士都是讲究辩证法的，不会走极端。但是，由于政治激情，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更由于政治的需要，他们把科学精神的作用跨大、神化，说成是“第一精神力量”，动不动就要在价值和信仰领域里，宣称要使用科学方法。

在他们那里，科学方法（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一样，是神圣的、万能的、高于一切的。在他们反伪科学反得最起劲的时候，谁要是敢说科学和科学精神不是万能的、神圣的，敢说科学精神有消极性，敢说道德才是神圣的，高于科学。那么，这个人势必被反伪斗士当成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反对党的领导，是颠覆分子。

由于无产阶级的感情高涨，他们恨不得每个中国人，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到七、八十的老头子、老太太都接受科学精神，特别强调科学精神的重要性，以为把它的地位抬得越高，说得越神圣，就越能使读者口服心服地接受自己的观点，把精神文明搞上去。

全民的科学精神上去了没有？

中国的精神文明跟着上去了没有？

我们请君入瓮，用他们自己宣传的“实践检验”，检验一下这次反伪科学的成果。

               五、精神文明带上去了没有？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我国著名学者胡适先生，作为个人，花很大的精力，在国民中提倡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他说：“我所有的小说考证，都是用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关漏税的方法，来讲做学问的方法的。”（《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 〈上册〉  第444页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年）他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例如，他的学生顾颉刚先生，就是受到他提倡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启示，创立了“疑古派”的历史学派，改写了中国的上古史。这个实例，成为提倡科学方法取得成果的光辉范例。

何祚庥等宣传科学精神，利用的材料是特异功能的研究，比胡适利用“水浒传考证”来宣传科学方法更有吸引力，前者还有“保卫派”和“反伪派”的矛盾，具有“戏剧性冲突”，更能吸引读者眼球。后来，由于“中国式”的不让批判对象讲话，这个“老毛病”发作，而且文章写得像文革时期，党八股猖獗。这些缺点使“看点”大打折扣。

虽然如此，总的说来，何祚庥们提倡科学精神，条件比胡适更好，且有政治力量支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握有“尚方宝剑”的。

但是，效果却不同，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无法相比，白白地糟蹋了好材料！

在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舆论工具大力宣传爱国主义。不知是舆论导向“导”得不好，还是对象素质太低，结果是民族沙文主义猖獗。其中有些左派想学日本人的右派，也修改历史教科书！他们要向上面讲的“疑古派”挑战。

我们的爱国主义者总是说：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 “疑古派”偏偏认为：商朝的历史由于有甲骨文，有实物的证据，可以成立。但是，商朝以前的夏（朝），没有实物证据、也没有文字记录，只是一些神话和传说，是伪史。这样，扳着指头数，中国的历史最多也只有四千年，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中较短的一个。这个情况，搞得一些民族主义者说话也不响亮。在1996年5月，他们提出了一个“凝聚力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要把中国最古老的三个朝代开始和终结的年代搞清楚。这个课题能长无产阶级的志气，给中国人争光，不像人体科学，“丢中国人的脸，让外国有识之士嘲笑。”（老学者叶圣陶、周建人语）1999年，“夏周商断代工程”通过了所谓的“验收”，成为这一年的“十大科技成果”之一。

可惜的是，后来很多人揭露，这个耗资几千万元（是人体科学耗资的几十倍）的科学成果，是个伪科学的成果。例如2002年6月16日“文摘报”刊文指出，这个工程有严重问题，就是：

1.      不讲学术道德：不提别人的已有成果。
2.      方法不科学：最吸引人是高科技口号，而碳十四采纳的英国牛津的程序，不代表国际标准。
3.      试验数据不真实：“人为拟合”的数据至少32％不可靠，批评者现场用电脑进行了演算。  
4.      工程试图把错误的年代作为正式出版物的标准。  
5.      遇到对自己不利的就改字。
6.      学风：存在由于冒进而形成的穿凿。

这几点揭露的正是科学精神上的问题。据说，这期“文摘报”由于刊登这一丑闻而脱销。当然，不能说这个伪科学成果的出现，和反对伪科学运动有直接关系。但它出现于“反伪科学”的高潮中，顶风作案，最少说明：这个带有政治情结的运动，没有起到它的倡导者所希望的作用：提高民族的科学精神。

这种政治运动，也不能够带动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知道，近十几年来，由于拜金主义的盛行、贪污腐败的猖獗、贫富差矩的扩大、道德的沦丧、三信（信仰、信心、信任）危机的出现……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古老中国的人文精神接近崩溃。

我一直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面临两大问题：政治改革和道德重建。政治改革的问题，看上去很难，但只要高层领导，以国家的长远利益为重，下定决心，十几年，最多二十年，就能够解决问题。道德重建、人文精神的建设远为复杂，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效。想急功近利，用政治手段，用快速的方法是不能重塑精神文明的。事实说明，这场反伪科学运动，并没有提高我们的精神文明的质量。

反伪科学（即反“超心理学”），对整个社会来说，即使对科学的整体而言，也是小事一桩，它承担不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正如有人形容：一粒菜籽是能榨点油出来，但决榨不出一斤油来。所以，这场大规模地反伪科学的运动，对科学精神的树立，对精神文明的建设，不会产生太大的作用。

实际上，由于使用的方法不正确，还败坏了精神文明，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副作用。

要知道，用政治宣传、政治批判的方法打击伪科学，向大众灌输科学精神，是很不妥当的。为什么呢？

想当年，波*普尔指出：科学讨论和宣传不一样。科学研究是易错的，所以进行科学讨论的人，地位是平等的，讨论的双方，除了要讲道理以外，还必须时刻准备承认错误；宣传不同，宣传虽然也要讲道理，但是，它预先认定自己在学识上高于宣传对像（读者），同时，认定宣传的内容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宣传者和宣传对像之间是不平等的，宣传者不会认为自己可能有错误，也不允许别人怀疑宣传的内容，更不能让反对者说话。

另外，发生的场所也不同：学术讨论是在学术界的同行中进行的，文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宣传、政治运动的文章，发表在媒体上，面对的不是科学研究人员，而是大众。宣传者考虑的是如何利用群众的接受心理，往往用加大分贝，多次重复的方法，达到宣传群众，运动群众的目的。

  反伪斗士，大都依仗着论战的有利的话语背景， 禀承过去搞政治运动的一套：在文风上，义愤填膺，毫无宽容精神，说话走极端，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喜欢居高临下，以势压人，把人往绝路上逼；口气很大，有打倒之意，无商讨之心……

用这样的宣传方式，而不是用学术讨论的方式，本身就不符合科学精神，不能解决科学问题，包括伪科学的问题，当然，更不能真正提倡科学精神，建设精神文明。

当年，胡适也卖力宣传科学方法。他老人家做学问，养成了“勤、谨、和、缓”的良好习惯，所以，在宣传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时，也是这个习惯。这里只说一个“和”字，胡适说：“和就是虚心，不武断，不固执成见，不动火气。做考究，尤其是用证据来判断古今事实的真伪、有无、是非，不能动火气。不但不正当的火气不能动，就是正义的火气也动不得。做学问要和平、虚心。动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同前，第459页）

口口声声说要给每个中国人民普及科学精神的反伪战士，不妨找胡适的文章看看，和自己写的东西对照一下。我们写文章要学好的，千万不能学范文澜、学姚文元，虽然他们的文章看上去也不错。但是，他们的文章能通行无阻，全靠政治作后盾，而不是学理上的正确。

这种依赖政治优势，不让人讲话，不考虑别人的理由和困难，虽然能把对手一下子压倒，得到一时的痛快。但决不能持久。

从世界角度看，尽管“超心理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例如，在催眠和濒死研究方面，但它太“特异”了，使人难于把握，没有得到科学界的普遍承认。但是，就目前积累的材料，集“反伪派”的全部理由，绝对不能做出定论，说特异功能不存在，更不能说“超心理学”是伪科学。即使人们依仗权势，下这样的结论，其它国家的学者也不会答应。科学毕竟是超政治、超国家、超民族的事业。他们只能代表自己，不能代表别国的科学和文化。

我相信，所谓的“伪科学”被压制是暂时的。“特异功能”作为学术问题，对许多人有很大的挑战性，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只要人类的好奇心并未泯灭，科学探索的激情尚在，在没有得到结论前，总有人去研究。当然，如果它没有成为常规科学，也总会有人会对它持批评态度，甚至说它是伪科学。这是正常的。

在科学争论中，出现不道德的事也是正常的。正如一位西哲所说：“什么是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人性本来就有丑恶的一面，科学家也不例外。在科学争论中，科学家也会弄虚作假、欺骗、诡辩、做秀、拉帮结派、走上层路线，以达到个人的目的。但是，只要坚持科学的实践检验标准，坚持同行评议的制度，遵守科学共同体的游戏规则，特别是不引进外来的、非学术的政治力量，就能把人性丑恶这个因素对科学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点。这种学术交锋，是积极的，能推动科学的正常发展。
那么，政治和政治人物能起什么作有呢？

它的作用是，创造一个正常的社会气氛，让科学家自己解决本专业的问题，不让非专业的力量，特别是政治力量，从外部干涉科学问题的解决。

至于有人违法犯罪，例如，利用封建迷信进行诈骗，如果能够落实，完全可以启用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打击。犯不着搞政治运动（或变相的政治运动）。

实践证明，政治运动不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

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coolsila

检讨“反伪科学”：（2）指控“伪科学”不要证据！

一个多月前，2005年7月23日《新闻晚报》报道：四川老中医陈建民，在“绝食骗局官司”中，一审取胜；被告“北京科技报”被判赔偿精神损失费1万元。

原来，去年四川老中医陈建民，在雅安碧峰峡宣告，成功“绝食４９天”。但是，何祚庥、司马南、方舟子等反伪斗士认为，这是商业抄作，是场魔术表演的闹剧，是伪科学的表现。后来，“北京科技报”把绝食事件选为“２００４中国十大科技骗局”的首恶。

陈建民一怒之下，把“北京科技报”告上法庭。现在，老中医胜诉。事后，陈建民的律师宣明说：“被告没有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质疑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北京某报在报道中毫无根据地把老中医绝食行为归结为骗局，对老中医是有污蔑意思且是贬义的。我们是针对这提出损害名誉权的诉讼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绝食说成是骗局，说成是伪科学，但是，要有证据。

按理说，这是个很明显的道理，但是，偏偏在反伪斗士那里，碰到麻烦。因为他们制定了一套理论，可以避免自己出示证据，但是，却可以无休止地向搞“伪科学”的人索要证据。虽然是歪理，但讲起来振振有词，头头是道，骗了不少青年人。

早在十年前，何祚庥院士就证明了，指控别人搞伪科学，是不用提供证据的。不信，且看他在1995年3月15日，在《中国科学报》上的文章，“关于‘伪科学’问题的一段有趣对话”，这篇文章第三节的标题是“科学并不适用‘无罪推断’的原则”，其中，有段对话：

作者：……要知道，从某个伪科学里找出方法上或所依据的“事实”上的错误并不容易。我还有比“核实他的错误”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反对者：那么你就不应该批评它！
作者：是吗？如果一个人带来了关于永动机的设计，你会否定这一设计吗？
反对者：那应该指出他错在何处。
作者：完全没有必要！如果他是位认真的科学工作者，他应该自己去找出他的错误。（本文作者加一句：否则，就是伪科学家！）

法律上有“无罪推定”的原则，就是谁起诉别人，谁就得提供证据。如果原告没有证据，被告就是无罪，被告没有必要另外寻找自己无罪的证据。但是，按照何祚庥的上述意见，如果反伪斗士指控你的设想或行为是伪科学，那么，你必须承认自己是伪科学，并且得自己寻找错误；否则，就不是“认真的科学工作者”，而是伪科学家。

当然，这样的话不能经常讲。反伪斗士像那旧式衙门的讼棍，经常做的是，自己没有证据，但是，却无休止地向被告人索要证据。他们的理由是，法律界的规则：谁提出一个观点，谁就得为这个观点提供证据。这样，他还是把“提供证据”的皮球，踢给被告。应该说，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道理，搞科学研究，需要的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嘛。这和何祚庥要求对方承认是伪科学并自己找错误，是有很大差别的。

但是，他们把科学研究中的同行评议，说成是打官司中的对立两方，势不两立，是为把科学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张目，用心险恶。

在科学史上，一个科学思想（假设）刚提出的时候，往往证据是不完善的。新思想需要相当长的喘息期，例如，1540年，哥白尼学说刚刚提出的时候，除了形式简单外，没有一个客观证据。而且，当时人们直觉地感到，地球自转的学说违反常识，十分荒诞：每个人只要从地面向上跳一下，不是落在几百公尺远的西方，而是落在原地，这就可证明地球是不动的，没有自转。你也许会用惯性来为哥白尼辩护，但是，不行！当时还没有惯性定律哩。这个定律是在差不多一百年后，由伽利略发现的。事实上，哥白尼学说刚刚提出的时候，处在反面证据的汪洋大海中。科学家花了整整一百八十多年时间，才一个个地克服这些反面证据，到1725年，英国天文学家布拉德雷，发现了恒星的周年误差，才算找到全面有利于哥白尼的证据！这时，科学家才能为哥白尼提供较完善的证据。

这样，如果按“谁提出（假说），谁举证”的原则，向哥白尼索要站得住脚的证据，哥白尼只好闷死。所以，科学界在同行评议时，有一条宽容性原则，允许坚持己见，允许他们继续研究。让新观点有机会接受时间的考验，不至在襁褓中就被扼杀。不像反伪斗士，把政治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用到科学事业中来，把反对者当成势不两立的敌人，动用政治的、舆论的、司法的手段，利用一般群众厌恶反常识的保守心理，扼杀新的、看上去荒谬的思想。

中国的反伪斗士在方法上、理论上，固守指控别人搞伪科学不用证据，想方设法自己逃避提供证据，无休止地要求对手提供证据。这种做法，不能和西方的“科学警察”，如美国的“超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做法相比，即使他们中的极少数人，无根据地指控别人搞伪科学，也不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破坏。这是因为西方是个多元社会，“超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不过是个民间组织，他们的指控最多只是自己信仰的表达，不会给别人的行为、信仰自由，包括科学研究的自由，造成限制。

我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反伪斗士已经确定，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结盟，而伪科学是冒犯科学，也就是冒犯中国共产党，这是政治问题。所以，在中国，在党的新闻媒体上，指控别人搞伪科学，搞科技成诈骗，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当事人不死也得脱一层皮，没有证据是万万不行的。

最可笑的是，反伪斗士方舟子，起来为自己人不提供证据辩护，他说：“绝食49天是不是骗局，人们甚至不需要知道多少科学知识，根据常识就可做出判断。泸州市纳溪区法院藐视科学、不顾常识去支持一个骗局，不仅不能保护造假者的名誉，反而败坏了自己的名誉。”（《北京科技报》  2005年7月27日）

这里有个漏洞，方舟子说的“常识”，是科学原理，还是想当然？有证据吗，在什么地方经过严格的实验证实？

答案是否定的！反伪斗士在制造伪证。

再说，不用事实，只用常识否定“特异”事件，在逻辑上也有缺陷，因为“特异”本身就意味着在常识、常轨的视线以外。

1995年6月20日，伍绍祖先生，为了反对把“人体科学”政治化，写信给李鹏和朱容基两总理，说“何祚庥等同志的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上讲也是欠妥当的。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原则不是出发点，实践才是认识的来源，以违反常识、原理为由来否定特异功能现象，显然是错误的。”

正是两位总理同意了伍绍祖的意见，才把何祚庥院士掀起的反伪运动，暂时压下去了两三个月。后来，何祚庥得势，这样反驳伍绍祖：“这里要提出质疑的是，‘何祚庥等同志的文章’，在什么地方曾经说过如伍绍祖信中所说‘以违反常识、原理为由来否定特异功能现象’的话？如果有，请给出引文！相反我们之所以提出质疑，提出‘科学乎，抑闹剧乎？’的质疑，正是从我们在上面所掌握的事实，而且这不是一般的事实，是典型的事实，有代表性的事实，作为出发点。”（上两段资料，见《我是何祚庥》  第344—345页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年产能力10月）

何祚庥的这段话，是不是驳倒了伍绍祖，以后再说；现在我们要主意的是，何祚庥承认，能证明没有特异功能的证据，不能是常识、原理，只能是事实。读者一定要记住这点。

看来，何祚庥等反伪斗士有两手：一手是，认为指控别人搞伪科学，不要任何证据，或者仅以常识为证据；另一手是，不仅承反对伪科学需要证据，而且不能用违反常识作为证据，必须以事实作为证据。就像武侠小说里写的，后一手是虚招，前一手才是“黑虎掏心”的实拳。

在“绝食骗局官司”中，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官司失败后，由方舟子出面，说不用证据，“根据常识就可做出判断。”这个举动，完全证明了作者的上述看法。

人类能绝食多长的时间，视个人条件、绝食条件和绝食方法而改变，没有严格的界线。当然，应该有个上限，但是科学不能确定这个上限在何处。从资料中，我们知道，著名的弘一法师在出家前，在杭州虎跑寺就断食三星期；反伪斗士何祚庥自己编的书《反伪科学再曝光》中，第133页就明白地写着：“贵州几个学生游溶洞，迷失了方向困在洞里，最后一个女生获救时，已经饿了四十多天。此事说明：人几天、甚至十几天不吃饭，光靠喝点水维持生命，可以；饿个一二十天，也死不了。”

   何祚庥有健忘症，竟忘了自己书中说了什么？

但是，在最后，让我们重复宣明律师的话：对所谓的“伪科学”质疑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要有证据，这个证据不能是常识、原理，只能是事实！

coolsila

检讨“反伪科学”之（3）：唯科学主义的霸道

　　（原文首发于《博客评论》，主要评击“反伪科学”运动，附中医带批评了路垫土的反中医。现在他的文章也出现在《世纪学堂》和《开心科普》上，他是个积极的反伪斗士，天天把自己的文章顶在网站第一页上，可参考。）
　　
　　
　　鲁迅先生的公子周海婴, 在《关于父亲的死》里写道：
　　
　　“说来也许奇怪，父亲去世的前两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我说：“你爸爸要死啦！”这句话非常清晰，我大为惊讶，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什么人。但这句话却鲜明地送入我的耳鼓。一个七岁的人就产生幻听，而且在此后这么多年再也不曾发生过，这真是个不解之谜。姑且写下，以供研究。当时我快步回家，走上三楼，把这件事告诉许妈（作者注：是佣人，不是许广平）。许妈斥我：“瞎三话四，哪里会有这种事。”（《收获散文选》 第422页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1月）
　　
　　中国文人，历来有不谈“怪力乱神”的传统，特别是在那场反对伪科学的运动中，“谜信”的知识分子，包括科、技人员，被狠狠地奚落了一通，甚至受到谩骂，更不敢承认自己相信这些。这位周先生很有点父亲鲁迅的脾气，竟敢在反伪科学以后，回忆父亲的时候，顺便说了这个“特异”事件。
　　
　　尽管周海婴受到“反伪”运动的影响，说自己产生的是“幻听”。问题是，按照反伪斗士的意见，这种“幻听”的内容，应该是过去知觉的重组，而现在的事实是，未卜先知，内容与后来发生的事实惊人地一致！
　　
　　这里，我们利用这段回忆，说明一下“客观事实”和“科学事实”两个概念。
　　
　　如果不是恶意的话，我们必须承认，周海婴说的是一个客观事实：他的“幻听”和后来的事实吻合。
　　
　　但是，毋庸讳言，这不是科学事实。为什么呢？
　　
　　因为科学事实是科学研究的素材，必须能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反复制造出来，供科研人员观察、思考，他们得到成果后，还要实验证明。更重要的是，研究成果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必须经过同行评议。这样，他们的实验结果，也必须在同行的实验室中得到重复。
　　
　　这样，科学哲学规定：“如果一个事实根本无法复核并重现，那就无法成为科学事实。”（《自然辩证法概论》 第123页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年5月）
　　
　　所以，一个事实，能不能被科学家研究，关键在于，能在实验室的条件下，或在自然条件下，重新出现。周海婴遇到的事，他自己都不能重复，别人更不能重复，当然不是科学事实。
　　
　　由此，我们最少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1）科学不是万能的。因为世界上，能够被实证科学研究的现象，仅限于能重复产生、重复观察的事实，是很狭小的。而世界上到处是不能重复的现象，它们在实证科学的视线以外。
　　（2）不能重复的事实，不能进行科学研究，因此，也不能进行严格的科学解释。
　　（3）不能因为这些现象，不能重复，不是科学事实，甚至有人弄虚作假，就否认它们客观存在。
　　
　　例如，社会现象就不能重复出现。英国学者波、普尔，正是根据这点，断言研究社会，不可能成为科学。他的意见，简单明快，很有力量。例如，现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有十几种看法，有经济起因说、政治起因说、文化起因说、心理起因说等等。但是，提出这些学说的研究者，都不能用实验证明自己的假说：在社会上制造出这些原因，就出现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研究者不能用实验证实自己的观点，只能用文字的证据，通过辩论解决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占有资料的多少、理论水平、思辩能力、辩论技巧……等等。当然，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况下，自由讨论有利于学术进步。但是，讨论再好，辩论再妙，也没有实验证明有力，不能使研究结果变成实证科学。
　　
　　再例如，在人类的心灵领域，到处是不可重复的事实：文章开始讲的例子不谈，就是我们每天晚上做的梦，它的内容就不能重复。
　　
　　科学史上几个有名的梦，像德国化学家凯库勒，发现苯的分子结构的梦，俄国化学教授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表的梦，都是不能重复的。怪不得在心理学中，关于梦的理论有十几个，可是，心理学家却不能用实验方法，从这些理论中挑选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论出来。
　　
　　所以，尽管心理学能做少量实验，但大多数心理问题，还得依靠自省和思辩的方法解决问题。因此，在心理学中，有许多理论相互竞争，目前还没有一个理论，能得到全世界心理学家的一致赞成。所以，在目前，心理学还处在前科学阶段，情况和伽利略（十七世纪）时代的物理学差个多，远不是反伪斗士心目中的成熟科学。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社会现象、心理现象、超心理现象，都是不能进行严格的科学研究的，所以，也就不能进行严格的科学解释。
　　
　　但是，反伪斗士偏偏不买帐，违反上述原则。他们往往宣称自己是科学主义者，实际却是唯科学主义者，相信科学方法是万能的，能研究客观世界的所有现象，那些不能用科学方法研究的现象，压根是虚幻的，根本不存在。他们要解释那些从来没有研究过，也不能研究的现象，而解释的目的，就是要否定它们的客观存在。
　　
　　在早期，他们还客气点，往往用社会条件、社会心理、主观心理，如暗示、催眠、等等，来解释这些现象，达到否定客观事实的目的。
　　
　　后来，政治因素越来越浓，他们干脆说，凡是认为有这类现象的，都是骗子或经神病！
　　
　　例如，有个反伪斗士说：“有人说练功后他们听到了一般人听不到的声音，例如听到气功师、菩萨、死人、天外来客在自己脑子里、肚子里或耳边说话；或者听到了信息或信息波；或者听到了古代的编钟音乐，战鼓齐鸣与人喊马嘶等等，等等。……人体科学学会刻意寻找、发现、支持和宣传的这些天眼通、天耳通，异能表现等大多数是精神病理现象（少数自编谎话者例外），所谓天眼通是幻视，天耳通是幻听，都是幻觉。幻觉是一种精神症状，是在没有现实刺激物的前提下病人出现的虚幻知觉体验。”（何祚庥主编：《伪科学再曝光》 第145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9月）
　　
　　话说得响当当、硬梆梆，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据国外统计，绝大多数人，在一生中，都会碰到一次甚至几次，类似周海婴那样的、不能重复的神秘体验，当然内容、形式可能很不相同。这些“特异”事件，有些被漫不经心地遗忘，有些却给一生留下巨大的震撼。
　　
　　有些人在接受外部信息的时候，例如，读到那些关于小概率事件的报道，他们也许科学知识不多，但是，凭自己的经验感到，这些报道是真实的。
　　
　　现在，反伪斗士左一个神经病，右一个骗子，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一切否定得干干净净。
　　
　　当然，他们的哲学思辩能力也许比不上何祚庥们，不懂得客观事实不一定是科学事实，再加上沉重的政治压力，而且，这类神秘事件确实和常识矛盾。他们无权、无法，也犯不着和反伪斗士争论。但是，他们的压抑感可想而知！
　　
　　下面我们再谈谈，和路垫土有关的治疗效果问题。
　　
　　反伪斗士和路垫土对付中医、气功、“神医”，有个绝招：不管什么人，凡是病被它们医好了的，只要没有经过严格的医疗鉴定，都一概不认帐，或者说成是暗示的结果，或者一笔勾销，说是毫无效果。

　　何祚庥在这里大玩概念游戏。问题在于，平头百姓看病，只要病看好了，算不算科学鉴定，他们并不在乎。只要是真看好了，就万事大吉。至于病是不是医好了，在一般情况下，患者自己的感觉和时间可以作证。他们的“核物理”常识可能不如何祚庥，但是，也不至于蠢到，得了病，抽点鸦片，精神起来，就认为是病好了。
　　
　　所以，数以百万计的病员认为，胡万林能治病，对他感恩戴德、送锦旗的也不少。
　　
　　但是，反伪斗士认为，假的是假的，真的因不是科学鉴定，也是假的。所以，胡万林压根不能治病。
　　
　　当然，作者不是胡万林的崇拜者，我只是说，从他治病的实践来看，他确实能治病。不能像何祚庥、路垫土等反伪斗士那样，抹着良心，说人家不能治病。老实说，他治病用的药，往往就是硭硝一味，在受过严格科学理性训练的人来看，很难理解，确实有点……，怎么说呢，……往好处说是“神”，往坏处说是“邪门”。
　　
　　其实，胡万林能治病，反伪斗士也心知肚明，硬说他不能治病，会引起上百万被他治疗过的病员、相关家属、广大知情人的反感，甚至愤恨。事情很难办。所以，另一个反伪斗士胡亚东(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所长)说：“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想这个问题。我们还应该以理服人，最好把所有的道理都给他讲清楚。我不知道能否讲清楚，我确实感觉到，反对伪科学治病这里，搞成科学家做实验那样弄得一清二楚很难，因为目前都没能弄得一清二楚”。（同上书 第227页）
　　
　　他似乎感到，病员很顽固，有自己的主见，对他们以科学的名义施加政治压力，嘲笑、鄙视，加上谩骂，不解决问题。
　　
　　但是，反伪斗士中，如何祚庥、方舟子等水平最高的，在科学界，也只会冲冲杀杀，连常规科学的成果都搞不出来，更不要说用硭硝治病，这种反常规、反常识、反常态、反常理的问题。就凭他们那点见识、观点，根本不可能“弄得一清二楚”，“向社会公众解释”。对反伪斗士来说，“以理服人”只是句空话。实际做的是，利用政治权势蛮干——“即使是真的，也不属于科学鉴定。”也就是说，睁着眼睛说瞎话——用科学的名义，以科学事实否定客观事实，实行科学专政：不让病员说话、作证。
　　
　　这怎么能不引起愤怒和反抗。
　　
　　于是，为胡万林鸣冤叫屈的声音不断，在网上、在民间。
　　
　　他们对付气功的治疗效果也一样。
　　
　　在反伪斗士的小集团内，如他们自己的“气功师”司马南、张洪林，互相吹捧，说他们治疗怎么神。司马南说他自己能用暗示的方法治癌症、结石、糖尿病，违反心理学的公认原则，没有记实性的案例，更不用说科学鉴定，明明是伪科学，但他们半句话也没有。对其他功派，完全抹杀它们的奇迹般的治疗效果，把气功等同暗示，把疗效也限制在暗示治疗的范围内。他们尽量回避某些气功师的成名案例。有时，逼得没有办法，只得承认，但心态是酸溜溜的，裁剪事实，扭曲关键细节，以符合他们的“科学”模板。
　　
　　我们承认，科学家对科学事实的认识，有精密性、确定性；而对于非科学事实，不能得到确定性的认识，它们属于非（实证）科学领域。而且，对非科学事实，有可能弄虚作假。因此，对这种领域，应该保持足够警惕。但是，这只能说明，现代科学使用的方法，假设—演绎法，有巨大缺陷，有待创造新的方法，例如，在社会科学中，就产生了社会调查的方法。
　　
　　但是，对社会调查得到的结果，如气功的疗效、中医的疗效，他们全部以个案没有科学鉴定为理由加以否定。其实，在西医的历史上，许多治疗方法，如接种卡介苗、种牛痘、巴斯德的狂犬病治疗法、等等、等等，都没有经过严格的，如何祚庥、路垫土说的对照实验的鉴定，尽管有人争议，但是，社会还是接受了这些方法。
　　
　　这里提出了一个严重的哲学问题：一个事实，由于不能重复，或者由于时过境迁不能科学鉴定，自然不是科学事实，但还算不算客观事实？它们的存在，是客观的，还是心理的？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非科学事实也是事实，它的客观性不容否定。例如，前面讲的周海婴先生遇到的，决不是科学事实；但也不能否认，这是个客观事实。
　　
　　当然，在原则上，反伪斗士没有明目张胆地否定，非科学事实也可以是客观事实，但是，在他们的具体反伪实践中，是彻底否定的，把非科学事实解释成主观心理现象，而不是客观过程。
　　
　　怪不得他们很重视、崇拜心理学，捧为完善的科学。其实，心理学是前科学，在分类上，属于社会科学。顺便说一句，在上海等大城市，那里的图书馆、书店，心理学的书摆在宗教旁边！ (我这里不是说宗教不好)
　　据说，两千六百多年前，希腊学者泰勒斯，有天晚上，走路的时候观察天象，不小心掉进陷阱里。反伪斗士对科学没有这么专注，而且，他们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对社会的适应能力，远远超过“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不会掉进任何陷阱。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设制了一个“陷阱”：凡不是科学事实的，就不是事实。要相信他们的人往里掉！
　　
　　话得说回来，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这是以科学名义进行的阳谋。
　　
　　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阳谋。

coolsila

检讨“反伪科学”之（4）——反伪斗士离不开“诡辩”

现在，民间出现了一股自发地批判方舟山子的浪潮。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我们看到，方舟子在文章中，广泛使用“诡辩”伎俩，其实，我们不应忘记，其他反伪斗士，同样大量地、肆无忌惮运用这种手法。

一般人认为，“诡辩”是个骂人的词。其实不然，它有自己的严格含意：利用人们思维不精密，有意识施展某种手段、计谋，包括用很难觉察的方法违反逻辑规则，让人觉得这种“论证”似乎很有道理。诡辩是种权谋，有很大的欺骗性，容易使人上当受骗。

反伪斗士是诡辩“大师”，手法很多，这里讲几种。

一，不相关的证明   

它的特点是，不直接针对论题进行证明，而是做一些与论题或结论无关的“证明”，再用不正当的手法，使人以为他们真的证明了结论。

在历史上，宣传工作中，用得最多的诡辩手段是“诉诸感情”。

其中以“妖魔化”打击对像最“有效”。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在对待被批判打击对象时，不管是胡风、胡适，还是山东那个倒霉的乞丐武训，不管是地、富、反、坏，还是邓小平、刘少奇，不管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还是所谓“伪科学”，都不能按其本来面目，实事求实地介绍他们。往往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妖魔化打击对象，在群众中煽动对这些人和事物的仇恨，让读者以为批判的对像是坏人，批判的内容也就真实。反伪斗士也借这股风搞诡辩。

有个新出现的反伪斗士——路垫土，他想把中医打成伪科学，很少直接批评中医，却采用妖魔化中医的方法。

他说：“千千万万的善良的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上自国家第二卫生部，下至各省的中医院、校的博士、专家会是 ‘有意无意的骗子‘（有意的骗子占99％）！！！”

他认为，所谓的中药，多是些让人发怵的东西，如大便、毛发、阴毛、妇女的月经血、男人的精液……总之，什么东西让你恶心，路垫土就写什么。目的是，要你吃中药时，想着就会吐。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婴儿汤”，说是利用活的、刚产下的婴儿，杀死后熬的汤，而且，还附有死婴的彩色照片。

读了路垫土的这些东西，使人感到，中医师一个个表面上是悬壶济世的君子，暗地里却是谋财害命的巫师或巫婆，做出来的事比基地组织还恐怖。不过，路垫土始终没有指出，中国的哪家中医院，哪个大夫用过他说的这些“药”，做过所谓“婴儿汤”。

除了“诉诸感情”外，还有“诉诸个人”，又叫“人身攻击”。

这个诡辩的特点，就是攻击、甚至捏造别人的缺陷，以此证明这个人的思想也是错误的。为了得到攻击的“子弹”，不惜抛档案，挖隐私。其实，一个人的人品、行为的好坏，和他的思想的正确性，没有关系。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可能道德行为、政治品质恶劣，但不能由此证明他的学术成果不值一文。

例如，前不久，孙文鹏、任振球等九位学者，写的《科学探索不需要也不可有“科学警察”》一文，受到方舟子的反驳。但是，方舟子不去批评他们的论点、论据，比如，任何创新思想，都有反常识的成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而不是反伪斗士的意见，等等，这些方舟子都避而不谈，却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说什么：

“那些反对‘ 科学警察’ ，甚至从根本上否认伪科学的存在的人，其实都是一些从事、支持伪科学活动的人士，当然害怕“科学警察”。比如这九个人，都属于一个叫做 ‘天地生人’ 的伪科学团体，多年来一直在从事、支持伪科学活动……”。

姑且不说方舟子是造谣，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们是所谓“从事、支持伪科学活动的人士”（其实不是），难道有这样的“公理”，根据这条“公理”，就能演绎出，他们就不能说话了，说的话就全错了？答案只能是否定！

这类诡辩还有很多，如“诉诸群众”、“诉诸压力”、“诉诸起源”、“诉诸权威”，等等。

这些诡辩手法，虽然简单，用得也老掉牙齿，但还是在不断改头换面使用，而且效果显著。

二，自创诡辩一例

不过，说他们只会用老掉牙齿的诡辩，没有创造，这就冤枉他们了。在“诡辩”领域里，人家也有创造发明！

哲学界有位学者，是我尊敬的人，因为他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佛教史专家。
上个世纪末，我听说他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得到高层领导的赏识，成为反伪科学的重拳，就想找来看看。好在文章很吃香，那些反伪“巨著”中，都转载了这篇文章。

但是，我看到文章的第二段、劈头第一句：“从所周知，近代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一个最基本的成就，就是证明了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神灵是不存在的。”（何祚庥主编：《伪科学再曝光》   第403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9月）这时，就像吃饭时，筷子夹的是明明块肉片，放到嘴边，却发现是只蟑螂，直想作呕。

按理说，既然是“众所周知”，我也是“众”的一员，应该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不起来，在哪本数学书、物理书，或者生物、天文、地学书中，有关于神佛、上帝不存在的证明。这只能说明，压根就没有这一证明。他在虚张声势，用“众所周知”来吓唬不知自然科学发展情况的人。

其实，无神论和有神论一样，是种信仰，不能得到实证科学或实证方法的证明，这并不丢人。但是，现在中国的无神论者，为了在国民面前，显得自己比“有神论”和别家“无神论”高明，吸引群众相信自己，说自己是科学无神论，和自然科学一样属于实证领域。这种把信仰冒充科学，是不是伪科学，读者可以自己判定。

由于他是位资深学者，不会不知道，无神论是种信仰，是无法科学证明的。所以他的上述证明，是“有意”进行的诡辩。不过，作者翻遍了逻辑书，也查不出这种诡辩的名称。

看来，这是个诡辩的新品种。

三，用“推不出”进行诡辩

何祚庥写过一篇文章，《为什么说“人体特异功能”是假的》，转弯抹角，企图论证“人体特异功能是不存在的”。

他是怎样诡辩的呢？

首先，他用偷换论题的办法，把所谓的“存在命题”——“人体特异功能是不存在的”，变成了一个表面上的“真假命题”，即“人体特异功能是假的”。

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知道，许多科学哲学家、逻辑学家，如波普尔早就指出，有两种对立的命题：普遍命题和存在命题。前者永远不能证明绝对为真，例如：“所有的人都有十个手指”，是个“普遍命题”，你找出一万个、百万个有十个手指的人，也不能证明上述命题绝对为真，因为只要找到一个人不是十个手指，就推翻了这个命题。

相反，永远不能证明“存在命题”绝对为假，例如，“世界上有红色的天鹅”，你把世界上所有的天鹅，包括历史上有过的天鹅的资料都找来，没有发现红天鹅，也不能证明上述命题错误。因为，那怕是一亿万年以后，在其它星球上，找到一只该死的“变异”红天鹅，就证明了这个存在命题的客观真实性！

反伪斗士早就知道，关于“存在命题”，证实与证伪的不对称性：原则上永远不能证明，特异功能是不存在的；佛、神灵、上帝是不存在的……每当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反伪斗士往往表现得非常愤慨，怨恨老天对他们不公；同时，也感到非常无奈。

问题还不完全在逻辑上，宗教心理学也给反伪斗士出了难题。按照心理学家荣格的意见，那些神秘的东西，存在于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是完全真实的，而且随着遗传留给后代。虽然，心理的真实不一定等于客观的真实，但这也给我们警示：高尚的宗教信仰和邪恶的迷信，作为一种深层的人性（深层心理），将长期、甚至永远存在，社会的责任是引导高尚，抑制邪恶，把迷信控制在社会能容忍的范围内。老实说，这只有在政治改革、民主化以后，才能做到。由于这些属于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的专门问题，就不讨论了。

我们回到逻辑上去：不能严格地证明“特异功能是不存在的。”这个死结，是挺立在反伪斗士面前的一堵“铜墙铁壁”，虽然看不到，摸不着，但推不翻，绕不过！

但是，他们不甘心做细致的工作，像人家美国的“超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那样，对每件事，作为个案认真处理，一个个地严格考查。我国的反伪斗士觉得，这样太没有水平，会像“愚公移山”那样，他们的子子孙孙“反伪”不已。那时，他们的子孙，就会骂他们没有本事，害得后代还要反“伪科学”。

这大概就是反伪斗士想一劳永逸的原因，企图证明“人体特异功能不存在”，下决心要把“封建迷信”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翻身，地球从此太平，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的功劳。

我们试问：偷换论题后，何祚庥院士能不能“证明”：“人体特异功能是假的”？

何院士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间单，那就是十多年来那些‘人体特异功能 ’研究者，从未拿出过真正科学的、像样的研究，足以证明这一‘特异’现象是真的，相反，仅从我们所掌握的若干事例中，却存在着相反的证据。”（何祚庥：《我不信邪》  第341页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年10月）

果真是这样吗？

姑且不说，许多实验，如1982年4月在北师大全国“特异识字的联合测试”……等等，并未发现做假。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们十多年来，“从未拿出过真正科学的、像样的研究”，能不能说其它国家的研究成果也是假的？能不能说，在未来，人类也拿不出真的研究成果？
显然，不能作这样武断的结论。

这里，何祚庥院士犯了“推不出”的逻辑毛病。也就是说：


以下列证据作为前提：“十多年来那些‘人体特异功能 ’研究者，从未拿出过真正科学的、像样的研究，足以证明这一‘特异’现象是真的，相反，仅从我们所掌握的若干事例中，却存在着相反的证据。”

推导不出这个样的结论：“所以，一切人体特异功能是假的”，。


又是个诡辩，也就是说，偷换论题后，何院士也没有达到“证明”的目的！

在这个例子中，何祚庥院士说，“这个问题的回答很间单”；在前面，那位佛教史专家说，“众所周知，早已证明”。看来，除了诡辩外，两位都在用心理战，让读者相信问题简单，放松警惕，轻而易举地上当受骗，相信他们诡辩！

其实，两个例子都不简单，而且是根本不能证明的问题。

我可以大胆地说：反伪斗士在一些主要的、关键的论证里，使用的全是诡辩。上述把人体科学打成伪科学的基本观点——“人体特异功能是不存在的”，论证方法靠的是诡辩；而“科学无神论”的主要的、基本的观点也是这样。

由于一般学校没有逻辑课，再加上我们在自己的专业以外，很少受到严格的思维训练，不小心犯点逻辑错误，是难免的。但是，诡辩是有意识违反逻辑，让读者上当受骗，因此，就不是纯逻辑的问题，而是个道德问题。

如果说诡辩也算是种智慧的话，那么，它就是种邪恶的智慧。

所以，建议有条件的读者，学点逻辑，学会识破诡辩。这样，身上就多了一套防身术。

coolsila

检讨反伪科学之(5)——违反常识、科学原理就是“伪科学”吗？

一，伟大发现，都反常识

何祚庥、方舟子等反伪斗士认为：新提出的科学观念，不能违反常识，不能违反已经证实的科学原理，否则，反伪斗士不用提供证据，就可以断定，这是伪科学，是诈骗，在政治上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

但是，他们的这套货色，违反科学发展的规律。要知道，科学史上的那些最伟大的发现，都是反常识的！且看：

第一例，古代希腊学者，在月食时，看到地球在月亮上影子，轮廓是圆弧，断定大地是球形。在当时，这是个伟大的发现，但是，违反常识。因为在那时，不知道地球有引力，人们认为，如果大地是圆球，生活在地球对面的人，是倒挂着的，而且，会掉到下面的宇宙中去。

第二例，1540年，哥白尼写了一个本手抄的小册子，提出了地球在自转的观点。但是，人们发现，地球自转的假说也违反常识，十分荒诞：每个人只要从地面向上一跳，掉下后，不是落在几百公尺远的西方，而是落在原地，这就充分证明，地球是不动的，没有自转。你也许会用惯性来为哥白尼辩护，然而，不行！当时还没有惯性定律，这个定律是在差不多一百年后，由伽利略发现的。

第三例，爱因思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违反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理论。广义相对论认为压根就没有引力，所谓“引力”，是因为天体在扭曲的“时—空”中，作“曲线运动”产生的惯性力。这也违反了人们已公认的常识。

第四例，爱因思坦还提出了一个“宇宙有限”的模型，违反人们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常识。他的宇宙设计，受到马克思主义的长期咒骂，说是唯心主义，是为上帝创造宇宙找根据。但是，后来的“宇宙大爆炸”学说，证明了爱因思坦的远见。

前不久，何祚庥院士提出，要用政治标准来评价科技成果，在网上引起了嘲笑的浪潮。我没有找何院士的原文来读，不能作评论。但是，胡适、玻普尔等前辈科学哲学家，也提出过评价科学成果的标准。

他们的标准，出于我们的意外，而且和反伪斗士的科学标准相反，认为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发现，一定是反常识的！例如，胡适就认为：“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

也就是说，科学假设越大胆、越反常识、反常见、反常轨，不仅不是伪科学，被证实后，划时代的意义就越大，价值越高！

玻普尔从“证伪主义”出发，旗帜鲜明地指出：从科学价值来看，小心谨慎，提出一个人人都觉得可能正确，即符合常识的假设，例如，“所有的人都有十个手指”，即使被证实，价值也不大。这是平庸“学者”做的事。但是，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说，人人都认为不正确，即反常识的假设，例如，不存在“万有引力”，这类假说，犯错误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一旦证实后，就有重大价值，能载入史册。

它的伟大，就在于推翻了一个常识，具有科学革命的性质。

何祚庥、方舟子们，和深思熟虑的哲人相反，认为只有符合常识，符合公认的科学原理的理论、观点，才是科学；否则，不用提供任何证据，就能断定是伪科学。他们利用掌握的话语霸权，通过各种形式，如写文章、作报告、办展览，成功地宣传了这种观点，已在青年中，在新闻和法律界的从业人员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这种观点在理论上荒谬，在实践上有害。它的教育和宣传，会使青年学生和科学工作者，失去批判性思维和怀疑精神，使他们生活在一个独断的气氛中，谨小慎微。而且，一旦进入科学研究的前沿，进入开拓性的研究领域，它的危害性就更明显。

二，“科学假说”理由都不充足，充足了就是“科学理论”

最近，司马南在网易访谈中，好像是科学史的权威，神秘兮兮地对主持人说：提出新科学思想的学者，“必须要按照几百年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原则来办事儿，要拿出证据来，而这个证据必须要合乎规范。这一点不复杂，但是恐怕需要很多话才能讲清楚，让您理解也比较费事儿。”

这些人越来越堕落。2004年在中央电视台时，他到说得很明确：“应当给出叫科学家共同体，科学家圈子，足以相信的科学的证据。”

司马南们向新科学思想，索取“足以相信”的证据的要求，好像很合理，符合普通人捍卫常识的本能，能欺骗一些只熟悉现成知识，只熟悉中学或大学科学教科书，但对科学史无知的人，受到许多崇拜科学、但又不了解科研进程的人的赞美。

但是，和司马南的说法相反，“几百年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说明，那些重大的科学发现者，毫无例外，刚开始，其发现者想方设法，绞尽脑汁，拿出的证据，都不是司马南所说的“足以相信的科学的证据”，无法堵住反对者的嘴巴。

也就是说，伟大的科学理论，刚产生的时候，都没有充足的证据。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科学理论的前身是科学假说，而任何科学假说，都是在条件不成熟，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猜想。如果证据充分，就不是科学假说而是科学原理了。假说的真理性是或然的，犯错误的可能性非常大。正像达尔文所说：就是最有成就的科学家，能证实的科学假说也没有十分之一。看来，提出科学假设的学者要冒犯错误的风险，而在中国，还要冒被打成“伪科学”的危险。

要新的科学假说，拿出拿出充足的证据来，社会必须提供理论的和物质的条件。例如，要哥白尼拿出“足以相信的科学的证据”，必须发现惯性定律，发现万有引力，工业上能制成强大的望远镜，等等。这就得等待。“哥白尼学说”一等就是一百八十年，直到1725年，英国天文学家布拉德雷，利用先进的望远镜，发现了恒星的周年视差，才算找到全面有利于哥白尼的证据！

原子学说、大地是圆球的假说，足足等了两千多年！

“科学哲学”把证据不全，没有得到公认的科学假说，称为“前科学”。前科学家的思维，具有哲学思维的特点，有强烈的神秘主义的色彩，非逻辑的灵感、想象和直觉，是它的重要形式；这种思维不符合科学规范，不是或不完全是“实证科学”的思维。但是，前科学决不是伪科学！

人类有保守的天性，对于违反常识，违反群体意见的人，不用政府提倡，人们会自发地群起攻之，就像过去攻击“奇装异服”一样。这对社会的稳定有益：不让新奇的、不成熟的思想过早进入社会，影响社会的正常生活。否则，就会出现，上午社会上流行牛顿力学，下午有人提出反对，马上流行另一种力学……这还得了，一切都会乱套。

历史证明，“前科学”中的思想绝大部分是错误的，会在群体反对的潮流中被淘汰。但是，伟大的科学思想，却混杂在这些错误假说的汪洋大海之中，无法提前分辩。哥白尼学说、原子学说的实例说明，这种混杂有时是长期的。

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科学理论，在当时，以常人的眼光来看，思想怪异，不合常规和常识，证据又不足，而且混迹于错误学说之中，所以，往往被人认为是异端，是毒草，是歪理邪说。在一个多元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建制完善，在民间社会，在科学界，人人都有发表意见，包括发表反常识的意见的权利，别人也有反对的自由，但是，必须宽容，不能阻止别人有坚持研究的自由。这种社会气氛，有利于新思想的产生，有利于不成熟思想的淘汰，也有利于正确的新思想在交锋中完善和发展。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必须提倡，在没有科学以外力量的干扰，特别是没有政治干扰的条件下，进行自由讨论，思想交锋。

当然，科学的自由讨论，反对异端，必须宽容，否则，就会把有价值的思想也反掉。

三，应该结束反伪科学运动

在正常的多元社会，人人有言论自由。对新出现的科学假设，有反对意见，“个人打假”，是正常的，有利于科学的发展，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反伪科学是另一回事。它决不是正常的科研中的“同行评议”，而是一种政治讨伐。

在这次网易访谈中，有网友问何祚庥：“……《伪科学曝光》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编辑产生的，所以这本书并不是纯粹的学术性的文集，关注社会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视角，您书中的序言说，伪科学是反动的，是与社会主义社会，与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本不相容的。这是该书编辑的一个基调，张颖清教授的全息生物的学说，可能有学术品质问题，但是这样一本《伪科学曝光》，容易代表一种政治上的打压。”

尽管这位网友，对反伪科学背景的讲述不准确，但和“晨报”相比，抓住了问题的要害，问得也很客气。

司马南代为回答：“……我非常佩服这位网友的政治敏感度。但是请问，难道我们科学家在理解社会事物，理解科学问题的时候，把马克思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把实事求是原则作为考虑问题的一个纬度，一个原则有任何错误吗？我们这位网友，您是否过于敏感了？您到底想说什么？何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这是答非所问，还想施加政治压力！你要“把马克思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把实事求是原则作为考虑问题的一个纬度”，完全可以。关键是，这种考虑不能演绎出“全息生物的学说”是伪科学，“是反动的，是与社会主义社会，与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本不相容的”。

即使从更高的“政治原则”出发，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实践证明，反伪科学并不如“晨报”所说，是“个人打假”。人家何祚庥院士自己就说：“这几年有一种风气，一看到有某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的发表，就问有什么来头——其实就是问有什么政治背景。我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没有哪一位中央领导要我做这件事，因而没有什么来头。后来一想，我太老实了！……我反对伪科学的来头大不大，大得很！”（何祚庥：《我不信邪：何祚庥反伪科学论战集》  15页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年10月）

用行政支持的办法，反对没有被公认的科学观点，很不好，即使有时反对得正确，例如，反对水变油，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它不是采用科学讨论的正常方法，而是把一个科学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用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解决科学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不听对方的解释，总认为别人的理由不充足，不符合科学规范。而且，动不动就进行政治威慑。

按理，那些刚产生的、本来就不完善的“科学假说”，应该有个相当长的喘息期，现在，受到这样的打击，还能存活吗？

反伪斗士不懂什么宽容不宽容。他们以不违反常识，不违反公认的科学原理，作为科学与伪科学的分界线，认定“违反常识”就是伪科学，就是诈骗，也不提供证据，二话不说，劈头就打，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对科学创新的打击、摧残和破坏。因为任何创新思想、开拓性的发现，都多少包含着反常识、反常见的因素。

让我们记住玻普尔的话：那种只把成果熟的、教科书中的理论当成科学，而把不成熟的假说当成非科学，是“对科学的危险，实际上也是对我们文化的危险。”

coolsila

检讨反伪科学（6）——把科学和马克思主义推上神坛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由于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使马克思主义受到强烈质疑。

反伪斗士虽然三句不离本行，口不离科学，但实际上，最感兴趣的还是政治。他们出谋划策，认为利用科学和科学方法进行论证，能为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神圣性作证明。

有位虽然不很出名，但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比司马南等强得多的反伪斗士——钟科文说：“苏联、中欧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是什么？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失败，人民不再相信脱离实际生活并与现代科学思想严重脱节的、僵化的社会主义理想。前苏联意识形态领导，从日丹诺夫到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直至雅可夫列夫，都只把科学当做政治的附庸和实用工具，从未认真的面对意识形态的科学性问题，即意识形态的科学基础问题。”

后面, 他说得更明白：“一方面，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意识形态需要用一般的自然观来为自己的合法性作出解释和论证。……另方面，一定的自然观又直接渗透于意识形态构成其观念形态的深层基础。这个基础使意识形态具有无上的权威性，……是直接‘取法于天’的，因而‘天不变，道亦不变’。”（钟科文、杜镇远：《现代迷信分析》  第291页、295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

不过，这话说得不公平。前苏联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御用学者，在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方面，下过苦功，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不比我国的反伪斗士傻，也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出现，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符合规律的，用中国古人、或钟科文的话说，就是“取法于天”的，因而是神圣的。老实说，他们做学问，有深度和广度，反伪斗士只会打打杀杀，根本无法和人家相比。当然，他们不像我国这位，开口科学方法，闭口科学精神，好像自己就是科学的化身，喊得叫人肉麻。

中国的反伪斗士，只是把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强拉在一起，用了《红楼梦》里的一句话，叫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就得胜回朝。这里那算得上是科学论证，它像这大半个世纪中国的许多学术论文一样，只有判断，没有论证。这样的“判断”，实质是“武断”。

这样，由于目前中国的特殊话语背景，更由于自由主义的冲击，他们没有真正做到，把马克思主义推上神坛，但是，在一段时间里，确实把科学推上了神坛。

这期间，为了反伪事业，何祚庥院士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论证：科学原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一旦经过实践证实，就成为绝对真理，永垂不朽，不能被新的实践推翻，因而，神圣不可侵犯。神圣到谁要是敢冒犯，不用查找证据，就知道是伪科学，打你不用商量。

何祚庥把神化科学原理的工作，当作是自己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到处宣传，也不管听的人是不是在暗暗摇头！

何祚庥院士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举牛顿力学为例。确实，院士慧眼独到，牛顿力学受到过实践的严格检验：我们人每天走路、吃饭，社会上每造一部汽车、轮船，每建造一座桥梁、发射一次卫星，天文台每预言一次日食或流星雨，加起来，亿万次都不止，这些实践都证明了牛顿力学的正确性。

更重要的是，牛顿力学通过预言，在1846年，发现了海王星，在1930年，发现了冥王星。这是牛顿力学的光辉业绩。

在何祚庥看来，牛顿力学经过了“如此大量”实践的检验（他喜欢说成是“证明”），“是不可能为新的实践所推翻的”。然后，他借助牛顿力学的威风，逻辑上轻轻一跳，马上指出毛泽东说的一些话、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被中国革命的实践，被朝鲜、越南、古巴的革命实践证明，因而是永远不能被推翻的。（《我不信邪：何祚庥反伪科学论战集》  第273—275页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年10月）

为了强调牛顿力学是绝对真理。前几天，何祚庥还在网易上宣称，你“拿不出第二套牛顿力学！这就是反对者的要害。”

除了牛顿力学，真的拿不出第二套力学来吗？

我真不懂，何祚庥这个理论物理学家是怎么当的。爱因思坦不就拿出了“另一套力学”：相对论力学。

这恰恰是，何祚庥在这个问题上的要害。

但是，他狡辩，理由似乎是理直气壮：“所谓相对论力学只不过是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对牛顿力学的修正，当运动速度小于光速时，相对论力学就自动还原为牛顿力学。”

事实并不如此！

原来，根据相对论中的狭义相对论，运动着的时钟会变慢。例如，你在骑自行车、坐汽车、飞机时，你的手表会变慢；我们还可以把你的心跳、呼吸、新陈代谢、衰老的过程，也看成是“时钟”，在运动的时候，这些过程也会变慢。这就是说，如果有一对双胞胎姐妹，一个是白领小姐，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很少运动，而另一个是开飞机的，那么，开飞机的那位会显得年经。这种在本质上是时间的差别，叫做时间的相对性。

但是，人的感觉不到这种差别。按照相对论，只有在时钟运动的速度接近光速时，时钟变慢才很明显。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接触不到这么高的速度。何祚庥院士正是钻了这个空子。

但是，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在低速运动时，时间—空间也是相对的，只是人的眼睛和其它感觉器官不能感知罢了。如果有精密的测量仪器，照样能检测出来。

1971年，美国海军部门，把铯原子钟分别装上两架飞机上，从华盛顿出发，分别向东和向西飞行。绕地球一周，两架飞机都回到华盛顿。结果发现向东飞行的铯钟与停放在地面上的铯钟，相差59毫微秒；而向西飞行的铯钟，差值为273微秒。这说明，时—空的相对性，在常态（低速、小引力）条件下，也是成立的：相对论力学推翻了牛顿力学认为时间是绝对的观点。

何院士会说，这种时间的变化太小，在感觉上毫无意义，这个证据不能算数。但是，不要忘记，他是讲究精确性的，不相信眼睛等感觉器官，只相信数学推理，何祚庥不是说：“如果两根直线会在5公里以外相交，这就不是一眼可以看清楚。”但是，如果几何学证明了它们不平行，就不用把直线延伸到5里远，也能知道它们一定相交。（同上书   第289页）现在相对论力学的情况完全一样，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在速度小于光速的情况下，时间的变化虽然“很小”，但决不是数学上的无限小，更不是零！ 这个要命的“很小”很重要，足以推翻牛顿力学。

更重要的是，相对论不像何祚庥所理解的那样，是个数学上的“式子”，它有自己的物理意义：它推翻了绝对空间（即以太）的设想，推翻了牛顿的物理引力，把引力看成是物体在扭曲的空间运动产生的惯性力。

如果按照何祚庥的意思，“当运动速度小于光速时，相对论力学就自动还原为牛顿力学。”这时，就应该有“以太”了？就应该有“万有引力”了？

如果这样的话，何祚庥就应该对普通物理学进行补课。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在工程实践中，可以把这个“很小”忽略不计。因此，为了简化计算，用牛顿力学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工程师承认牛顿力学，承认时空是绝对的，承认有绝对的空间坐标（以太），承认有“物理的”引力的存在…… 这时，牛顿力学只是一个计算用的模型，就像人们在计算“北京时间”时，用地球不动、天球运动的“地球中心学说”，作为计算模型一样。但是，计算者知道，实际上，地球是自转的。

上个世纪，波普儿在接受怀劳特的访问时，谈到爱因思坦对自己的影响，他说“甚至象牛顿万有引力理论和菲涅儿的光学理论这样得到充分证实的科学理论，也正如爱因思坦所表明的那样，可以被推翻或者被纠正。所以即使那些得到充分证实的科学理论总归还是一种假说，一种猜测。”

牛顿力学经过了亿万次实践检验，它的被推翻，说明在这个世界上，在经验领域，没有绝对真理。何祚庥院士想让马克思主义，借牛顿力学的威风，成为神圣不可侵犯，这个目的不能达到。

相对论力学推翻牛顿力学，这一事件，对科学，对人类的认识，特别是对哲学的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现代哲学的产生。例如，正是由于牛顿力学的被推翻，使波普儿创立了证伪主义。

但是，相对论的出现，在何祚庥那里，却成了哲学大倒退的理由，说是牛顿力学成了不可推翻的绝对真理。要知道，即使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恩格斯、马克思，也不承认有绝对真理。

而且，早在“实践标准”大讨论的时候，我国学术界已经明确，已经被实践证实的科学真理，包括马克思主义原理，不是凝固的，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丰富和发展。

科学是个开放的体系，马克思主义也必须与时俱进。看看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就知道，何祚庥等反伪斗士，通过所谓的“反伪科学”，把科学推上神坛，他们的所作所为，表面上是吹捧科学，实际上是害科学；表面上是爱党、爱国，实际是误党、误国。

何祚庥制造的绝对真理的神话，该破产了！



作者注：此文因涉及相对论，尽管作者想方设法，希望写得通俗点，但是由于水平的限制，恐怕还是很难懂。在这里，我向能耐心读完此文的网友致谢。

长歌－废墟

事实证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绝对不能让政治干预，一干预就完了——乱七八糟。

长歌－废墟

“伟大发现，都反常识”，对。我敢说十九世纪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量子力学为常识的。

weter

[fly]何作秀等人是跳梁演员，还在抱着文革“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僵尸，跳着“忠字舞”，让人觉得御用文人的无能和无耻。[/fly]

weter

什么是发现？未知的事物被揭示出来。没有大胆的假设，就不会去进行前仆后继的探索，就不会有更多的发明创造。

千幻

开了眼界了，没想到在读书园地上竟然看到这样的文章，还被推荐！真是荒谬！
只要有点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伪科学在中国的危害，何祚庥、方舟子等人的工作是得到社会公认的，是代表了知识分子的良心的，你们竟然在这里大肆的污蔑！

长歌－废墟

　　本来我觉得有些事情不需要挑的太明，但是看了楼上的发言，我突然觉得要再说几句以防被后来的网友误会：首先，我（我想还有cool兄）赞同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至于核心思想是什么大家一看就明白，说多了不好——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这文章中所有的枝叶，事实上我对所谓的人体科学极其反感——我曾经有五年时间迷恋它，深知其中的荒谬。第二，据我了解，这场论战在初期还是很正常的科学讨论，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想推翻某些东西，可以，证伪它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牵涉到科学以外的东西（在这里我把一些人视为科学中最重要的东西的一些其实是借助世俗权威建立的东西排除在科学之外，因为至少自然科学只服从于自然权威，而这不是）对不起，那是很让人鄙视的事情，鄙视这事情怎么办？只能连这些借助于此的人一起鄙视进去——这是我很反感何的最重要的原因。第三，到了争论的后期直到现在，何在干什么呢？他在写所谓的物理论文（对不起，说那是物理论文，简直就是对物理学科的亵渎！），他的简历中可以看出，他大学中学的是物理，而且还是名牌大学的物理毕业生，但是，早在50年前他就脱离了物理，而转入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去。50年后，他突然又回到了物理中来。为什么？原因大家一猜就中。他那所谓的物理论文我也拜读过一些，满篇没一个公式——他要是当年的玻尔也行，但是我想谁把他和玻尔并称那就是对死者的不敬——他们两的水平犹如一个在天，一个在深渊。——除了玻尔以外何是第二个写理论物理论文从没有公式的——除非把1+1＝２（别瞎想）也认为是公式。
第三，关于本文中牛顿力学与相对论的说法，事实上我是比较赞同何的（这是学物理的基本功），本文的作者可能因为对物理学史可能不太了解，所以在理解两者关系上出了点偏差——特别是关于“以太”问题上。

ajawei

好文章！把何祚庥之流的丑陋嘴脸揭露无遗了。
已经下载收藏，谢谢！

swell

引用第10楼千幻于2006-01-22 03:19发表的“”:
开了眼界了，没想到在读书园地上竟然看到这样的文章，还被推荐！真是荒谬！
只要有点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伪科学在中国的危害，何祚庥、方舟子等人的工作是得到社会公认的，是代表了知识分子的良心的，你们竟然在这里大肆的污蔑！

社会公认的？是代表了知识分子的良心？
>>>>>看出来您是读过书的，但是请您来给大家说，得到社会公认有什么标志？或者通过什么方法可以知道社会是否公认！！好吗？
>>>>>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良心？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好吗？有什么标志？或者，反过来，没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呀？
>>>>>读过书和会思考或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之间，有没有差别呀？
>>>>>我好像读过辩证法方面的书，也读过马列方面的书，只是读过而已，但是不太会思考，所以，想请教一下，没有看见的东西是不是不存在？或者，用比较通俗的话，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还有，既然事物都是发展的，任何绝对或绝对正确的东西好像都不会有的，所所以，对待事物的二分法好像也不太管用的，对不对呀？
>>>>>还有很多问题的，好困惑哦～～～～～～～～

cycle_zzy

有大规模的假打，就有必要打假，，怕的是假打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