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洛2005文稿】9. 袁崇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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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中文论坛讨论明末史，对袁崇焕评价是一面倒的赞颂，引用的大抵是金庸的《袁崇焕评述》、梁启超的《袁督师传》，还有方舟子的《功到雄奇即罪名》，那时候，对袁崇焕的基本事实认定并无争议，对其历史地位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到了2005年，各个历史论坛又兴起了一股“倒袁风”，在春秋战国论坛、龙空军史论坛和SC军事历史论坛都有过大规模且高水平的讨论，虽然“挺袁派”人数众多、实力雄厚，但“倒袁派”并不落于下风。

讨论的焦点主要围绕袁崇焕在负责辽东军务问题上的一系列行动，包括与后金议和，“五年平辽”的计划是否符合实际，诛杀毛文龙是否名正言顺，对待蒙古和朝鲜的策略是否合适，以及袁是否应该对崇祯二年后金绕道进犯北京城负责，并因此而延伸讨论袁的管辖权，其在辽东的战略等等问题。通过质疑袁崇焕的战略战术渐渐质疑其动机和能力，最终质疑其历史地位。

总的来说，“倒袁派”没有无理取闹，而是言之有据，是通过大量史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且“倒袁派”更多的并不是完全否认袁崇焕，而是将其历史地位回归真正的位置，这点来说是进步的。无论是金庸、梁启超，还是史式，他们在袁崇焕的叙述上，都有过分渲染和忽略事实的地方，今天来纠正他们，是应该的。

用史料来挑战权威是一件好事，但必须格外谨慎考证和组织史料，不可想当然耳，更不可妄下结论。

要评价袁崇焕的历史地位，主要有两大难点，其一，对史料的判断和选择；其二，对明代，尤其是明末整个背景的把握程度。

首先看我们对史料的选择，需要格外谨慎。比如《国槯》虽是明末著名史书，其作者谈迁也是严谨的历史名家。但在论述袁崇焕的事迹上，却可能不够客观。谈迁著书之时，《清太宗实录》并未修好，袁崇焕之冤尚未大白于天下，袁崇焕还是被当成误国者、叛徒对待的。在这种情势下，无论谈迁怎么公正客观，他也难对袁崇焕进行恰当的评价。如果我们要引用谈迁书中有关袁崇焕的史料，也应该尽量选用中性的。同样，在《明史》正式澄清袁崇焕后，历史评价又变成了一面倒的颂扬，特别是二十世纪初为拖翻清廷统治，文人学者为其大造声势，似乎又过了头。

历史对于不同时代、不同立场和不同对象都有不同的意义，文以载道、微言大义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们也应该理解前人的不客观之处。何况没人能够完全还原历史，即使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记录不少，但必将受到官方的影响，许多重要资料当时就被销毁，再加上年代久远的资料湮灭，能保持下来的仅仅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保持下来的史料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史料的记录人也有自己的观点和角度，也受掌握事实的多少程度约束限制。如果我们在批评前人的同时，自己也犯同样的错误，任意组织对自己观点有利的资料，加以曲解和主观臆断，那么，我们比前人又强在何处呢？

即使是有大量的、比较完整的、矛盾处很少的资料，我们也只能倾向于某种观点，而不是认定，至于争议性很强的事情，许多中性资料可能被误读和曲解，那么，与其自以为是的下结论，不如继续存疑。

其次，袁崇焕经略辽东是明末史的一部分，涉及到明末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而政治、经济、军事这些方面又是贯穿整个明代历史的，明末是其发展和延续。如果要了解袁崇焕的管辖权，要判断袁崇焕在辽东的巨额军费开销是否必要，要知道袁崇焕是否应该承担后金第一次绕道进犯北京城的责任，要明白袁崇焕有无可能成为割据的“辽东王”等等问题，是不能脱离明代，尤其是明末之政治、经济、军事背景的。

以上两点，说起来很容易。然而要准确判断选择史料和全面把握明末时代背景，真是谈何容易，即使是专治明史的学者也未必敢夸下这个海口。虽然如此，却也不能说此问题永远无法讨论，毕竟时代在发展，学问也在长进，许多明末问题专家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结论，而明代之经济史、制度史等等也有了整理。可以说，我们今天对袁崇焕进行历史评价，比之前人有更多优势，只要抱开放之心态，接受意见，勇于修正自己的观点，定可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

以下为评论袁崇焕之历史地位，作为普通爱好者，没有经过系统的科学训练，掌握的史料也有相当有限，并不适合做这种总结性的论述，然而却不妨抛砖引玉。本文试图从性格层面对人物进行分析，虽然有些唯心的性格决定命运论，但总比用对、错来衡量判断的好。

袁崇焕，万历四十七年成进士，能考中进士当是明代读书人中出类拔萃的人物，称其为八股文专家应该不为过。我们评价历史袁崇焕，总是不由自主的将其当成职业军人，却是强求古人了。

明代遵循文人领军制度，凡高级军事长官，诸如巡抚、总督、经略、督师之类职位，全部是由进士出身的文官担任，多是挂兵部官职兼都察院官职负责军务，高级军事长官的职位从不常设，完成任务则回京。

有明一代，由于是非职业军人担任高级军事长官，又从来没有长期担任，所以素质普遍低下。明末几位尚称能战的高级将领，如熊廷弼、孙承宗、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也都犯有过重大失误。事实上，即使是职业军人出身的将军，在明末那般资源匮乏、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也未必能够战而胜之，何况完全缺乏军事素养的文人呢？

明末时候，士兵军心涣散、军官贪污成性，部队战斗力低下，这是全国都存在的现象。就辽东明军，边兵还算颇有战斗力，但补给不足，缺饷事件时常发生。此为不利之一。

明代朝堂之上，群臣喜欢空发议论，干涉边事。萨尔浒和松山这两次重大战役的失败，都有朝廷催战的因素在内，明末党争激烈，皇帝崇祯多疑且急躁武断，对于军事决策的不良影响特别大。此为不利之二。

明末整个官僚体系风气非常腐败，主要是党争之风尤烈，朝廷官员分成了两派互相倾辄，不论是非，只管立场。官员们好夸夸其谈，喜唱高调，万历皇帝干脆不理政务，天启皇帝只信任魏忠贤，崇祯皇帝则走马灯一般不停的换内阁首辅，国家战略如同儿戏，朝政一塌糊涂。

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写道：“古未有奸臣在内，而名将得立功于外者”，还是很有道理的。明末形势，皇帝无能、官僚腐败，这些比战场上的敌人更加可怕，评论袁崇焕者，不可不知明末朝堂之状况，文天祥说过“时穷节乃现”，明末那腐败的官场，能坚持做个廉洁的官员都不容易哩。

从袁崇焕辽东经略来看，他未必有多少军事天才，但其人不循规蹈矩、性格倔强、自负、胆大，甚至爱逞能、独断、又出言无忌，倒是不虚。

袁崇焕当知县的时候，就“以边才自许云”，袁崇焕大概也是自诩多了，竟然受到御史的推荐进入兵部。袁崇焕好言兵，也像我们爱好历史一样，都是业余的。自古至今，历史上好言兵的文人，如赵括般无用的，那是百倍于如王明阳那样成为名将的。

王化贞广宁兵溃后，袁崇焕也没通知自己所在的部门，“即单骑出阅关内外”，回来还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山海关当真靠袁一人可以守住吗？细细想来，这句话就像几年后袁崇焕对崇祯承诺的“五年平辽”一样，只是妄言，当不得真。可是在那时满朝官员都惶恐不安的气氛中，这种豪气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也得到了廷臣的赞许。

于是袁崇焕以监军的身份来到辽东，明代的廷臣或者宦官监军，没有几个有出息的，袁崇焕作风截然相反。

“经略王在晋令崇焕移驻中前所，监参将周守廉、游击左辅军，经理前屯卫事。寻令赴前屯安置辽人之失业者，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

袁崇焕 “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的确胆大过人，然转念一想，他这个监军，虽然因此而获得了好评，却实在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但由此可见其人性格，在明末官场上相当难得见到的这种独特个性，既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誉，也给他带来了悲剧结局之命运。

不久，经略王在晋和袁崇焕为了是镇守山海关还是镇守宁远而起争执，一直闹到了天启皇帝那里，幸亏大学士孙承宗亲往辽东视察，认同了袁崇焕的主张，并自请督师，罢黜了王在晋。

袁崇焕勤勤恳恳，为宁远城的修筑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孙承宗主持辽东期间，袁崇焕受到了相当的重视，但也有些许透露出来的事件反映了袁的性格。

明史曰：崇焕尝核虚伍，立斩一校。承宗怒曰：“监军可专杀耶？”崇焕顿首谢。

这件事在茅元仪的《督师记略》里也有提到，而且记述更加详细。

“是时有杜应魁之兵在台头营。杜应魁者，故辽东备御也，罢官，市酒长安，然其人实悍毅，可为战将。有物色之者，遂坐作声价，必欲得大将方出。给事韩继恩荐为副总兵，招生。所招兵实多百金之士，而索厚粮，部持格不与，遂未免虚伍以养壮士。又时京师有劫略，皆以为应魁所募，乃出之守台头营，遂捕东协副帅。至是言者不已，上敕公会抚臣阅其兵，阎抚军令袁崇焕往，伍有虚者，崇焕斩其人，兵几变。公怒曰，杀人片石，未杀不以请，既杀不以闻，其有无激变帖服不以告，迄今竟不知杀者何人，杀以何事，徒曰奉抚院之令也。监军既可奉院之令而专杀，督师又何烦尚方之剑乎。公向所欲炼崇焕之气而大用之者，此也。”

之所以详细摘录此节，是因为这段历史，和几年后袁以督师身份，持尚方之剑诛杀毛文龙之事十分相似。

袁这次不问缘由，不顾大局，独断专行，越权杀人，虽然事出有因，却不免过于冒昧，以至几乎引起兵变，也不上告孙承宗事情的缘由，而且还自谓“奉抚院之令”，以为杀得有理。这种行为下的动机和心态，大概也是其杀毛文龙时候的动机和心态吧。

惜乎孙承宗仅任辽东经略五年，便被魏忠贤排挤下台，取代阉党高第，否则袁崇焕在孙承宗的约束下，或许能磨炼成真正的将才吧。

高第经略辽东，要求一切反孙承宗军事部署行事，欲撤宁远，退守山海关。袁崇焕蛮性发作，拒不受命，在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都撤退之后，仍然坚守宁远城，自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高第也无可奈何。

袁崇焕这次的违令行为可谓冒险之极，虽然宁远数年经营，坚固牢靠，但宁锦防线大部分已经撤离，高第驻守的山海关更不会派遣援军，以一座孤城抗击建州铁骑，想必袁自己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吧。

宁远大捷，确实是有侥幸之处，但意义重大，将此归完全功于袁崇焕也不为过。

如果宁远失守，北京城和清兵之间惟有一座山海关，辽东辽西之地尽归满人，朝鲜被清胁迫几乎无法挽回，从战略上看，明军对清的威胁大大降低，可能的反击彻底化为泡影。即使山海关不会被攻克，但可能在清兵的一次迂回进攻中失守（诸如借道蒙古，进犯北京城，然后夹击山海关）。只要山海关失守，则明帝国必然被迫迁都，这样想来，宁远大捷可谓影响深远。

虽然称宁远大捷，但袁镇守宁远无疑是一次军事冒险，如果失败，战死沙场则无话可说，幸运的保住性命，也难逃军事处分。这样的举动，无论是明哲保身的人，还是胆小怕事的人，都断断乎不会去做的。

我想，名将的素质应该是不将自己和军队置于危险之地，从性格上讲，身处袁的处境，熊廷弼、孙承宗、洪承畴大概不会这么做，但卢象升说不定敢冒险一博。这样的决策，应该是个性使然，倒不见得理性。

接下来，因为宁远大捷，袁崇焕加封辽东巡抚，出现了骄傲情绪，或许也是性格使然——冒险的成功让袁崇焕更加自负了。

“崇焕既解围，志渐骄，与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桂还。崇焕以之臣奏留桂，又与不协。”

满桂，良将也，忠心耿耿，骁勇善战。袁崇焕不能容此人，又和王之臣争论不休，朝堂之上议论纷纷，须知经抚不和，熊庭弼和王化贞前车之鉴，袁之大局意识确实不强。

因为努尔哈赤的逝世，袁派人与皇太极接触，并私自与后金议和。在后金方面，既然无法突破宁远，不若转攻朝鲜，并且巩固内部。在袁方面，趁机修筑城池，收复失地，两方都是虚情假意。

然而议和这种大事，袁崇焕未能请示朝廷，也有违规之嫌，只不过我们已经熟知，袁大将军向来是违规惯了的。

“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崇焕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

从袁崇焕担任辽东巡抚的战略来看，仍然是孙承宗那套步步为营，并且卓有成效，修城之道，功不可没，然而对朝鲜的处理，袁却有不当之处。

“会朝鲜及毛文龙同告急，朝命崇焕发兵援，崇焕以水师援文龙，又遣左辅、赵率教、硃梅等九将将精卒九千先后逼三岔河，为牵制之势，而朝鲜已为大清所服，诸将乃还。”

后金议和，主要是进犯朝鲜，是为了争取战略优势，袁议和，却只为修城，看不到朝鲜的战略地位，直到朝廷发令，才派兵前往，这是战略上的短视。

我们从资料不难发现，辽人守辽土，靠坚城利炮是袁崇焕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在修筑辽东城堡还是维护朝鲜的战略选择上，袁显然是倾向于前者的。虽然，明军是否具备挽救后金侵略朝鲜的实力尚待商榷、

征服了朝鲜后，后金进攻锦州，被击退。此役，袁崇焕因为坚守宁远未出援救，但锦州城修筑是袁之功，真正算起来，只有锦州防御战才是袁的功劳，但当政的魏忠贤却以袁不救锦州之事，责之为“暮气”，袁遂辞职回乡。

崇祯元年，魏忠贤被诛戮，群臣推举袁崇焕负责辽东军务，于是这次袁崇焕担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也，被委以重任。

崇祯元年七月，袁崇焕入京对答辽东功略，出惊人之言：“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崇祯皇帝给予厚望，答道：“复辽，朕不吝封侯赏。”

五年平辽，以当时的形势来看，只怕难以实现。虽然袁崇焕没有机会完全施展战略，但按照他自己所说：“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想靠步步为营来推进，得以五年平辽，确有妄言之处，《明史》也有：崇焕顿首谢。帝退少憩，给事中许誉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焕言：“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由此可见，袁崇焕也自知失言了。

当然，在我们想来，五年平辽即使不成功，但只要能够确保辽东局势的稳定，抵抗清兵的进攻，甚至跨越辽河在辽东建立堡垒，这都是可以办到的事情，势必归功于袁崇焕的。

袁崇焕刚到辽东，就发生了缺饷兵变事件，于是“闻变驰与广密谋，宥首恶张正朝、张思顺，令捕十五人戮之市；斩知谋中军吴国琦，责参将彭簪古，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发正朝、思顺前锋立功，世荣、涵淳以贪虐致变，亦斥之。独都司程大乐一营不从变，特为奖励。一方乃靖。”

袁此次督师辽东，显然要大施拳脚，立志有一番作为的。新官上任三把火，此次以督师身份，得皇帝器重，又有限期平辽重任，用法不免过急过苛。从袁到辽东一系列行动来看，停辽东巡抚、登莱巡抚；控制皮岛的后勤补给，诛杀毛文龙；定兵制，核虚报，减冗兵。说到底，是为了集中权力，精兵简政。

袁提议撤掉辽东巡抚、登莱巡抚，那是为了集中权力。经抚不合误国，熊廷弼和王化贞是有过先例，何况明末崇祯在山海关一带设四督师、六巡抚、八总兵，百无一用，可见越分权，越混乱。

从表面上看，袁有独裁的嫌疑，甚至有人批评其建立袁家军，欲成为“辽东王”，然而辽东是军事重镇，却严重依赖京师提供后勤补给，如果没有大量的白银和粮食送入辽东，这座军事重镇就会崩溃。这一点，无论是袁崇焕，还是以后的吴三桂，心里都很清楚。没有帝国的支持，山海关、宁锦防线的存在就没有意义。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始终是受人以柄，从这点上看，当时任何人都没有可能成为辽东军阀的。

控制毛文龙的补给，其后杀掉毛，也是为了集中权力。

毛文龙独据皮岛，于后金有牵制之功，本来是一支奇兵。但毛不服从文官督军约束，狮子开大口要军饷的事情不少，加上其和魏忠贤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清流重新把持朝政后，自然对其攻击良多，而朝鲜方面也对毛印象不佳。

袁崇焕试图控制毛，最后杀了毛，究其用心，是为了使桀骜不逊的毛之军队真正为辽东所用，为明帝国所用。初衷虽好，结果未必尽佳。

总的来说，袁杀毛仍属于不顾大局，太过冲动的行为。加上得到皇帝的批准，属于越权行为。不过人既然已经杀了，无法挽回，当给予袁崇焕一个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其戴罪立功。

然后人批评袁崇焕将毛文龙诛杀而导致皮岛失守，却又过苛了。皮岛之瓦解，尚可喜等人之降清，实在是在袁崇焕被捕后又发生太多事情才导致的，不宜一味推到袁崇焕身上。何况如果袁不是几个月后就被捕，给他时间对皮岛善加安抚，说不定不会发生叛变事件呢。

崇祯二年三月，清兵绕道入关，袁崇焕千里营救，几经血战，最终崇祯中反间计将袁逮捕入狱，后凌迟处死。

清兵绕道入关，此为论述袁崇焕防区失守之一大要害，当略论之。

其一，因为文人担任的高级军事长官都是临时性职务，职权也含糊不清，根据和皇帝的关系，跟朝臣的关系，和地方的关系，实际职权各个不同。就辽东经略来说，孙承宗以内阁大学士身份督师辽东，是帝师，深受皇帝器重，又曾在内阁任职，后勤保证自然优先支援，地方管辖也不敢异议；王化贞担任广宁巡抚的时候，熊庭弼的辽东经略并挂兵部尚书衔，职位应当在其之上，但王化贞是阉党一派，又得兵部尚书支持，所以把握重兵，更有实权；袁崇焕任辽东巡抚的时候，王之臣为辽东经略，他们的分工则是袁关外，王关内；袁崇焕督师辽东的时候，虽然挂兵部尚书衔，但实权不如孙承宗，控制力集中于在山海关、宁远一代，其对蓟辽或者其他地区是否能够有效实施所有军事行为的控制，尚是疑问。

其二，有证据表示袁崇焕是获得过情报的，也提醒过蓟辽总理，不过如果是袁的防区，总难辞其咎。但袁能否确认自己的情报准确无误，在得到情报后能否充分调动各种资源进行防御或者阻击，个人看法是应该继续存疑，谨慎结论，建立在其上的推理要更加谨慎。

清兵在入关前一共五次绕道进犯，每次都是如入无人之地。后几次明军也得到过情况，也做过相当的准备，也曾经层层布防，但实际效果一点都不好。如果明军后几次在得到情报，组织了大军防御和阻击都无法阻止清兵进犯，也无法抵抗清兵的攻势，那么对清兵绕道进犯的无计可施似乎可以理解为明军整体的无能为力，而不是仅仅为袁督师失职了。

袁崇焕之处死，《明史》评价为“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这倒也未必。袁崇焕死后十来年，辽东战场上清兵虽然取得了多次的胜利，但始终也没有突破最后防线。直到北京城被攻破，山海关也控制明方手中。保持山海关防线的完整，却也不是没有袁就不行的。

袁崇焕绝非完美，却是当时明帝国难得敢战之将。如果其能在孙承宗手下多历练几年，说不定能够磨炼成为真正的帅才。如果崇祯皇帝不将其处死，应该能在辽东战场上为明帝国做出更多贡献。然而寄希望于其收复辽东，又或者打击农民军，似乎期望过高。

究袁崇焕一生，忠于明国，虽然军事天份不足，却以胆略补其不足，宁锦之功，无论怎么嘉奖也不过分。其自负和独断也犯下过错误，但因此得到凌迟下场，实在是个人的不幸，也是明帝国的不幸。崇祯用人，多疑、刻薄、固执、性急，遂换五十位大学士，十一个刑部尚书，十四个兵部尚书，诛杀总督七人，杀死巡抚十一人、又逼死一人，实在无驾驭人才的能力。

二十世纪初期，为了推翻满清统治，社会精英大造舆论，将袁崇焕抬举到过高地位，只怕九泉之下，袁自己也未必认同。而今已无此等偏见，当将其回归真实之历史地位了。

qian_nian@hotmail.com 林洛

twlk

“军事天份不足”不知作者怎么得出来的？不知道军事天才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创造怎样的奇迹？迅速剿灭满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