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洛2005文稿】8. 帝国之反击——明末国内战略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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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1.    概述
2.    帝国的主要敌人——“流寇”
3.    招抚政策——杨鹤的主张
4.    围剿政策—洪承畴和卢象升的联手
5.    帝国反击——杨嗣昌的战略
6.    渺茫希望——孙传庭的出击
7.    最终选择——帝国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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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文主要参考《明史》、《明史考证》、《明末农民战争史》以及《新版明史》等资料，在尽可能整理手头上资料的基础上汇总出来的。本文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想颠覆历史观，只是站在崇祯朝之明帝国的角度，考察和分析帝国在对待国内农民起义的军事战略上，明帝国晚期限于自身的情况，对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除了军事镇压外，几乎没有其他行之有效的方法了。而本文正是讨论帝国国内用兵的战略。

崇祯朝的军事行动比较受关注的是明帝国在辽东与建州的战争，但相较国内“流寇”来说，辽东边患只是肩背之痛，中原才是心腹大患。所以明帝国末期，其中央政府的主要注意力是集中在国内战争方面的。

崇祯朝时候的明帝国被后人喻为“内部已经烂透的苹果”。

经济上，明帝国中央政府严重的财政赤字持续多年无法解决，巨额军费开支更加剧了帝国危机的到来；官僚体系上，腐败透顶的官僚们对地方上的控制力极为薄弱，基本的行政工作都无法有效开展；军事上，“文官领兵”、“将不专兵”等兵制本来的弊病更加突出，缺饷又导致士兵数量和质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朝政方面，继承了万历以来的“优良传统”，大臣们拉帮结派，党争不绝，无论所谓正义的东林党，还是邪恶的阉党，均不顾事实，纯为私党意气之议论，误国误民。与此同时，天公也不作美，崇祯朝正遭遇历史上的“小冰川时代”，天灾频繁发生，相伴随的是农作物大量减产，农民流离失所。

详细汇总以上方面，给人深刻印象是：明帝国已经日薄西山，走向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究竟谁能给明帝国最后的一击，让明帝国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倒地呢？

崇祯朝的人们并无后人的远见，在他们眼中，明帝国中央政府依然是中华大地上唯一合法的政权，在时人看来，满人和流寇也不过一时嚣张，要夺取政权谈何容易？当时知识分子阶层依然是明帝国坚定不移的支持者，这是明帝国最大的优势。无论从道德观念，还是从实际利益来看，忠于明帝国仍然是他们的不二之选。就明帝国、建州、农民军三方面综合实力衡量，明帝国虽然危机重重，却拥有当世最优秀人才群体，并且是唯一有足够能力去调动十倍于对手之资源（虽然挖掘帝国资金收入也需要付出相当惨重的代价）、实施全国范围内大战略的一方，明帝国没有任何理由坐以待毙。

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帝国政治、军事、经济危机总爆发，主要表现形式为国内农民起义军的风起云涌，面对二百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困境，明帝国积极应对，奋起反击。

显然，明帝国晚期的战略实施受到的约束相当多，剿匪总督总是面临中央政府的信任危机、在联合作战上调度不灵、军饷总是被拖欠、兵力不足和士兵的战斗力不强，

任何大战略都是在诸多条件限制下进行的，从来没有人可以拥有无限资源去制定大战略，评价优秀军事指挥官的标准并不是他争取到的资源多少，而是他在有限的资源下尽可能的扬长避短，从而达到可能达到的最佳效果。

后人评价与建州作战的辽东战场上，最高军事总指挥——辽东经略中，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可谓有军事才能，但比中原战场而言，辽东不过是一隅之地罢了，无论战略还是战术的策划，都不如中原战略那样，涉及到多方势力的利益，并直接决定帝国的生存。“战争是政治最高形式”，就这个角度来看，辽事虽重，但和国内战事衡量，尚不足以相提并论。

在中原作战的，同样可称名将的大抵有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人，而杨鹤、杨嗣昌，虽然战略策划最终功败垂成，却是多方因素造成，不可单凭成败而论英雄。

如果说帝国之人才是农民军和建州的十倍、百倍，并不夸张。奈何人才要得其时，又得其主，方能尽其才也，否则非但无济于事，反为敌所用。明帝国崇祯朝所谓无用的“亡国之臣”，在清帝国顺治朝反多为朝廷中流砥柱，当是此理。

言归正传，回到我们的帝国战略方面。

明末的帝国战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农民军的萌芽期，帝国采取的是新任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之“招抚”为主政策，一度取得效果，但后续的措施不得力，农民军再起叛乱，帝国遂革职杨鹤，转而改为“剿灭”为主的政策。

第二阶段帝国对农民起义军的遏制期，在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总督的指挥下，帝国剿匪无疑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农民军并没有就此屈服，并且起义范围逐渐扩大到中原地区。虽然捷报频传，却始终无法断绝起义的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帝国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杨鹤之子）采取新的战略，一方面军事打击，一方面积极招安，随着农民军领袖张献忠、罗汝才的投降，农民起义陷入最低潮期。

第三阶段为帝国的溃败期，李自成重新出山，张献忠、罗汝才降而复叛，农民军声威大振。帝国方面，杨嗣昌自杀身亡，洪承畴败而降清，卢象升力战殉国，独剩孙传庭，提陕西精锐之师扼守潼关。崇祯急于求成，下令孙传庭出关作战，孙传庭倾巢而出，全军覆没。帝国一蹶不振，再也没能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农民军势如破竹，攻入北京城，明帝国就此灭亡。

本文虽站在明帝国角度评述帝国战略，却无诋毁农民军之意，而是把农民军当成同等地位的对手，只谈论战略布置和战术实施，不涉及阶级斗争。

另外，我也没有按照年代顺序罗列帝国的全部战史，而是特别挑选了几位有代表性的军事指挥官，以及他们实施的战略战术。最终结果是帝国覆灭，自然这一切战略构想都宣告破产，但对于这几位明帝国将领，历史还是应该给予公正评价的，帝国之病患，深入骨髓，不是军事战场上能够解决的。

2. 帝国的主要敌人——“流寇”

从某个角度讲，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双方“知己知彼”的程度，因为“知己”，所以能够扬长避短，因为“知彼”，所以能够找到对方的弱点。我们要评价崇祯朝明帝国的军事行动、战略部属是否恰当，除了凭借最终结果判断外，还需要了解帝国敌人的情况。

“流寇”的主要成员是破产的农民，这点毫无疑问。但究竟是什么原因直接或间接导致他们的形成，他们的人员构成是怎样的，帝国的中坚阶层——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对他们起过什么作用？在帝国的无情镇压和温情招抚下，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挫折，每个历史阶段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最终是怎样成长壮大起来的呢？

本文只是简要讨论“流寇”的起源和发展，作为分析帝国战略的背景资料以参考。

一般来说，农民沦落为寇，是要经历悲惨命运的。或因天灾、或因人祸，于是流离失所，迫不得已才举起叛旗。如果仅仅是地方上的个别现象，尚不足构成对帝国的威胁，只有这类现象在全国都普遍出现了，才会有动摇帝国根基的力量滋生。

国家税收，就是一项影响全国的国策。

萨尔浒一役，明军大败于建州后，明帝国就增派“辽饷”。巡按江西御史张铨就曾上书曰：“自军兴以来，所司创议加赋，亩增银三厘，未几至七厘，又未几至九厘。辟之一身，辽东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借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溃，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

御史张铨很有远见，他批评明政府因为辽东战事而进行帝国总动员，赋税一加再加，因此而造成中原的动荡，则是亡国之祸了，如今竭尽全国的资源来救辽东，只怕辽东尚未平定，中原就已经陷入了危险。这段话相当有预见性，因为无法支付国家税收，民众不得不逃往或者反抗，反抗形成了规模，镇压则需要大量的资金组织军队，这些资金怎么来呢？只有征收更多的税收，却也造成了更广泛的反叛。明帝国仿佛陷入了某个怪圈，要剿匪就得征税，而征税却使得匪越来越多。这自然是帝国政治恶化、经济崩溃的必然处境。

“流寇”虽然有了普遍的来源基础，但毕竟是一群农民组成的乌合之众，相较帝国正规军来说，领袖人物缺乏军事素养、士兵战斗力低下、缺乏武器、粮食匮乏，没有战略和战术意识，作为匪徒打劫还行，真正作战却一击即溃。

这一切，在正规军人大量加入“流寇”后，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而正规军人的反叛，也是因为辽事。

随着帝国走向总崩溃的同时，帝国兵制也遭到了严重破坏，明初的屯田制到明末非但不能补充国用，连士兵自身的生存供应都不能提供了，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军饷严重不足。在天启七年，陕西巡抚胡廷宴上疏说：“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鬻子出妻；始犹延街乞食，今则离伍潜逃；始犹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也。”

军饷匮乏，从万历晚期开始就出现，那时候还只是表现为士兵逃跑、战斗力低下，还不至于大规模的投奔“流寇”。

崇祯二年，建州大军绕过宁远、山海关防线，从河北遵化、蓟县等地入侵，攻陷遵化、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兵锋直指北京城。当时情况十分危机，明遵化巡抚王元雅自杀，增援的山海关总兵兆率教阵亡，崇祯杀了辽东督师袁崇焕，导致辽东总兵祖大寿带领部队往山海关逃去，北京城一片混乱。

《明末农民战争史》记载：朝廷紧急下令各地督抚速速勤王。于是山西总兵张鸿功带领晋兵五千人增援，山西巡抚耿如杞带领抚标营和太原营三千余人勤王。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和陕西巡抚刘广生、甘肃巡抚梅之焕、延绥巡抚张梦鲸抽调各镇精兵一万七千多人，由沿边五大镇总兵吴自勉、尤世禄、杨麟、王承恩、杨嘉谟率领。此外，还有河南巡抚范景文、江西巡抚魏照乘、陨阳巡抚梁应泽也率领大量官兵。

在崇祯二年，勤王师络绎不绝，为击退建州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样，也因为兵部调度不利、粮饷供应不足等多种原因，导致勤王师的兵哗。

如山西总兵张鸿功和山西巡抚耿如杞率领的数千士兵，因为没有发粮饷，士兵开始抢劫地方，朝廷则以约束不严的缘由逮捕张鸿功和耿如杞，导致士兵一哄而散，逃回山西；陕西三边军队因为各种原因发生哗变。

因为朝廷严令救援京师，边兵紧急动员起来，准备不足，士兵千里跋涉，还被要求急行军，军饷供应根本接应不上，从而导致了相当部分士兵的逃亡。

勤王和兵变对农民起义影响重大。

其一，边兵都是各地的精锐之师，因为大量调离原来的防区，削弱了当地的武装力量，使得农民起义军有了生存空间；其二，参与兵变的士兵无法重新归伍，大量流亡，不少士兵成群结队的加入了农民起义军，这批受过军事训练又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力量大大提高了农民军的战斗力。

关于这些情况，也得到了明帝国的确认。

崇祯初年，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就说过：“内地流贼起于万历、天启年间。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因而接聚抢掠，以渐蔓延。不幸边地亢旱四载，颗粒无收，京、民二运转输不继，饥军饥民强半从贼，遂难收拾。”

崇祯十年，兵部尚书杨嗣昌在奏疏里说：“流贼之祸，起于万历已未（万历四十七年），辽东四路进军，三路大溃，于是杜松、王宣、赵梦鳞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其时河南抚臣张我续、道臣王景邀击之于孟津，斩首二十余级，飞捷上闻。于是不入潼关，而走山西以至延绥，不敢归伍而落草。庙堂之上，初因辽事孔棘，精神全注东方，将谓陕西一隅不足深虑。不期调援不止，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

因为抵抗建州的北京防御战竟演变成帝国正规军加入农民军，实在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然而对于接近总崩溃的帝国来说，牵一发则动全身，任何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帝国的灭亡。这样看来，“流寇”居然能从一次旨在抵抗外侮的帝国首都保卫战中获得有生力量，也不足为奇了。

3. 招抚政策——杨鹤的主张

面对崇祯初期的农民军起义，帝国方面，首先出场的是陕西三边总督——杨鹤。

杨鹤，字修龄，武陵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后世对其军事才能评价不高，但无可否认他是一位正直的官员。

万历萨尔浒大败后，杨鹤曾言：“辽事之失，不料彼己，丧师辱国，误在经略；不谙机宜，马上催战，误在辅臣；调度不闻，束手无策，误在枢部。至尊优柔不断，又至尊自误。”

这句话把当时的辽东经略、兵部、内阁大臣乃至万历皇帝都一起批评在内，也算切中时弊了。

天启年间，杨鹤得罪魏忠贤，而“魏忠贤以鹤党护廷弼，除鹤名”。直到崇祯元年，才被“拜左佥都御史，进左副都御史”。

杨鹤遂上言曰：“图治之要，在培元气。自大兵大役，加派频仍，公私交罄，小民之元气伤；自辽左、黔、蜀丧师失律，暴骨成丘，封疆之元气伤；自搢绅构党，彼此相倾，逆奄乘之，诛锄善类，士大夫之元气伤。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调，风邪易入，道在培养。”

这句话，当时众人以为名言，而且从明帝国的灭亡来看，也不无道理。

明帝国末期，危机重重，起义接二连三，帝国不断筹集军费，派出精锐部队，固然正面交锋都取得了胜利，但起义此起彼伏，从来没有断根，即使是在起义军活动的最低潮时期，始终是暗流涌动，蕴量剧变。

简而言之，帝国通过武力镇压，宛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也。自然，帝国不能坐视火烧眉毛了，还悠哉闲哉不予理会。很多时候，好的战略不是想不到，而是实际情况已经不允许这么实施，条件不够成熟就贸然行动，代表进步的改革会遭遇惨败，导致国家走向更加保守，往往就是这个道理。

杨鹤是崇祯元年提出“图治之要，在培元气”的，但当时帝国已经千疮百孔，四处起火，关是应付目前的危机已经应接不暇，岂能好整以暇的“培养元气”？即使杨鹤有此心，只怕也无能为力，更何况帝国的首脑——崇祯皇帝刚愎自用，性子又急，短期内看不到实际效果就翻脸不认人，换另一个人来主事了，很难实施这样长期而又很难见效的战略。

当我们回顾明帝国的灭亡时，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在帝国末期，朝堂之上头脑清醒的重臣们也并不少，帝国中的有识之士早就发现了潜在的危机，并且指出了唯一的解决之道，崇祯皇帝与其大臣们不是不明白这些道理，也不是没有尝试过治本兼治本的办法，但最终还是很可惜的以失败告终了。

有时候隐隐觉得觉得，帝国是眼睁睁看着自己毁灭的，那种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接受灭亡命运的感觉，大概很悲凉吧。

崇祯二年，“其冬，京师戒严，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总兵官悉以勤王行。延绥兵中道逃归，甘肃兵亦哗，惧诛，并合于贼，贼益张。”

帝国虽然一直将农民军称之为“贼”、“寇”，却不是真的把这些人当成与帝国誓不两立的敌人，帝国还是很清楚农民军来源于普通农民的真相，也能够理解造反者有不得已的苦衷。

比如崇祯元年，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曾上言曰：“全陕西地多硗确，民鲜经营。慨自边疆多事，征兵征饷，闾阎十室九空。更遇连年凶荒，灾以继灾，至今岁而酷热异常也。臣自凤汉兴安巡历延庆、平凉以抵西安，但见五月不雨，以至于秋，三伏亢旱，禾苗尽枯，赤野青草断烟，百姓流离，络绎载道。每一经过处所，灾民数百成群，拥道告赈。近且延安之宜、等处，西安之韩城等属，报有结连回罗，张旗鸣金，动以百计。白昼摽掠，弱血强食。盖饥迫无聊，铤而走险。与其忍饿待毙，不若抢掠苟活之为愈也。”

根据渐渐壮大的农民军对帝国之威胁，杨鹤提出了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战略。

杨鹤上疏指出“盗贼”之起，“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以剿为主则要调集大军，军粮和军费都是巨大的开支，最终结果仍然是“诛杀胜诛”，“屡剿而屡不定”。采用招抚方法除了既往不咎和委以利诱外，还需要真正的帮助农民安置下来。“盖解而散，散而复具，犹弗散也。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面后谓之真解散。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面后谓之真安插。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抚局既定，剿局亦终。臣所谓欲行剿抚之实著，必有剿抚之实惠者此也。”

杨鹤很看重招抚政策的真正落实到位，首先就需要适当的经费。如果只是表面上解散敌人的武装和队伍，不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无异于自欺欺人，即“徒以抚愚贼，是即以贼自愚，此不终日之计也。”

最后，杨鹤还特意算了一笔帐给崇祯皇帝看，派军队剿匪的费用，大量的钱花了就花了，杀人太多并不是一件好事，还有考虑士兵的善后问题。但把钱用在招抚上则大为不同，招抚一个盗贼，则是多了一个帝国纳税人。

帝国同样是开支大笔费用，剿匪的费用是收不回来的，而招抚却是提供了长期的资金来源，实在是最划算的事情。

回顾一下杨鹤的招抚主张。其一，招抚比剿匪要划算，其二，招抚不能流于形势，必须实实在在的安置农民生产，提供种子、耕牛，这也是为帝国纳税创造条件。

杨鹤的这种说法，即使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也会认为相当有道理。在当时，也说服了崇祯皇帝。崇祯四年正月的一次廷对中，崇祯就对陕西参政刘嘉遇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

于是崇祯皇帝拿出十万帑金招抚，并且发布诏书，帝国的招抚政策正式展开。在杨鹤的努力和朝廷的放赈下，招抚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陕西的各部起义军几乎都接受过招安。

但十万帑金和藩王捐助的五万白银和粮食二万石并不够用，“所救不够及十一”。

崇祯四年七月，李继贞就上疏坦言“前赈臣携十万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万人，而斗米七钱，亦止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赈臣回奏，前十万金果足乎？不则当早蓓恩膏，虽内帑不宜惜也。”

招抚政策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资金不足，解散起义军，将农民安置回家乡，帮他们修好房屋，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和生产工具，这才算真正的化贼为农。这个战略执行时间长，初期费用投入高，还需要地方政府的组织配合工作，一旦资金不足停滞了下来，农民则会降而复叛，乃至功亏一溃，所有努力和投入都白白付之东流水了。

由于后继资金严重不足，招抚政策渐渐陷入了危机，主剿派势力抬头，极力攻击杨鹤的绥靖政策，地方官员甚至秘密策划诱杀受降的农民军首领，引起了农民军的警惕，以至于陕西局势再度恶化起来。

陕西农民军的兴起激怒了朱由检，缺乏耐心的崇祯皇帝勃然大怒，把努力贯彻招抚政策的杨鹤当成了让农民军壮大的罪魁祸首，除了痛骂一通外，还将其罢免、下狱、戍边。

至此，帝国的战略由招抚转变了围剿。

4. 围剿政策—洪承畴和卢象升的联手

帝国的战略从主抚调整主剿，并不意味着只剿不抚，一般来说，剿和抚是同时进行的，只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其中某一方面而已。

事实上，主剿期间，有关抚的记录也比比皆是。

《崇祯实录》记载有：

崇祯五年，洪承畴请留陕西饷银二十万资剿费，并以劝农，从之；

崇祯六年，上心谓饥民非流寇，而鼎臣亦藉以宽文法也；上遂谕都察院，以“民穷盗起，皆由亲民之官妄取民财、弥逢上官；小人得志，百姓愈困”敕巡按御史广访以闻；

崇祯七年，三月丁亥〔朔〕，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济上言：流寇有四：一乱民、一驿卒、一饥黎、一难氓；宜分别剿抚。上善之，命专委总督陈奇瑜。

由此可见，帝国的主剿绝非不抚，这点不容忽视。

杨鹤的招抚政策，虽然在理论上是完美的，但帝国中央政府资金极度匮乏，难以维继，况且以帝国当时官僚系统的组织和后勤能力，是否能真正完成农民的安置工作，还值得怀疑，招抚为主的战略阶段性结果也不好。

《崇祯实录》记载，巡按陕西御史李应期言”秦贼旋抚旋叛”；御史吴甡新代，上命其确察报闻。于是甡上言：“为今之计，惟集兵南北合剿，歼渠魁而余众自破，明赏罚而士气自鼓；秦事犹可为也”。

相比主抚派而言，主剿派并不是完全扼杀破产农民的活路，而是从较为实际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寇”虽然来源于农民，但成为了寇，则起了质的变化。“寇”的特点是流动性强，为了避开帝国军的优势兵力，不得不四处逃窜，破坏了当地的治安，又煽动当地农民造反。杨鹤主抚以来，寇虽散回原籍，仍然劫掠，反而成了“官寇”，影响恶劣。主抚政策招致地方官员和乡绅的强烈反对，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从后世的角度看，主剿也未必没有道理，主剿则是把起义军扼杀在摇篮中，主抚反而养虎为患了。

在农民军起义初期，山西乡绅曾经记录过一个“流寇”首领名单，为：

“紫金梁其首也，余八大王（张献忠）、扫地王、邢红狼、黑煞神、曹操（罗汝才）、乱世王、闯将（李自成）、撞塌天（当即闯塌天刘国能）、满天星、老回回（马守应）、李晋王、党家、破甲锥、八金刚、混天王、蝎子块、闯王（高迎祥）、点灯子（赵胜）、不沾泥（张存孟）、张妙手、白九儿、一阵风、七郎、大夭王，九条龙、四天王、上天猴（刘九思）、丫头子、齐夭王、映山红、催山虎、冲天柱、油里滑、屹烈眼（当即革里眼贺一龙）。”

我们可以发现，在帝国后期成名的“巨寇”，诸如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以及马守应、贺一龙等人，都是在初期就崭露头角，久经沙场，才成长为终结帝国的领袖人物。按照主剿派的观点，在这些造反者形成气候之前，就全力击杀了他们。试想，如果没有了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这些人，帝国虽然未必能避免最终灭亡的命运，但压力能够减轻许多吧，很有可能会延长十几年的寿命，绝不至于在崇祯十五、六年就不可收拾。

“崇祯八年八月，以卢象升为总理，与洪承畴分责东南、西北的剿除农民军战事”，帝国末期的两位杰出军事人才，此番一起上阵，联手绞杀农民起义。其中，“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

崇祯八年底到崇祯九年上半年，卢象升所负责的河南、安徽、湖广等地域之主要对手是闯王高迎祥。洪承畴所负责汉中、西安、延安等地域之主要对手是李自成、过天星。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卢象升，字建斗，宜兴人，天启二年进士。两位都是文官中难得的将才。

洪承畴是明末颇有争议的人物，但其政治才干和军事能力不容置疑，在明帝国晚期和清帝国初期，都立下了赫赫功劳，可谓真正的国之栋梁。

杨鹤被革职后，洪承畴取代其为陕西三边总督，“督诸将曹文诏、杨嘉谟剿贼，所向克捷，陕地略定。”

但农民军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陕西虽然被平定，山西又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然而在当时，无论陕西还是山西，依然是属于一隅之地，直到崇祯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农民军渡过黄河天险，这才真正活动于明帝国的腹心地区，给明帝国造成致命伤害，帝国也不得不动员全国的力量来对抗极度危险的敌人了。

从整体形势上看，农民起义发展越来越壮大，但在洪承畴控制的地域，起义还是受到了扼杀，在崇祯十一年，李自成受到了洪承畴的重击，几乎被全歼。洪承畴部只是因为走错了路才错过抓获李自成的机会，洪承畴懊悔的上书说：

“夫闯将为诸贼中元凶，仅领三百丧败之众抱头鼠窜，诚数年未有机会，即穷日夜之力，身先士卒，不顾性命，以擒斩此贼，亦是应得责任。无奈计算不到，追赶不紧，使元凶脱然远逝。目前既不成一股完功，将来尤必费兵力扑灭。光先何所辞责?”

虽然洪承畴没有能彻底的斩草除根，但崇祯十一年冬到崇祯十三年冬这两年时间，李自成都销声匿迹，没有喘过气来，这份功劳还是得归功于洪承畴的。

卢象升，“白皙而臞，膊独骨，负殊力”，他不仅仅是难得帅才，更有一身好武功在身，作战勇猛。（卢象升个人的勇敢，这是洪承畴所不能及的，当然，洪承畴的长处在于调度各方力量，却也不是卢象升所能做到）

《明史卢象升传》记载：“象升每临阵，身先士卒，与贼格斗，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逐贼危崖，一贼自巅射中象升额，又一矢仆夫毙马下，象升提刀战益疾。贼骇走，相戒曰：‘卢廉使遇即死，不可犯。’”

卢象升悍勇异常，如崇祯六年底的郧阳战事，对手很强大，但在卢象升的硬碰硬打击下，还是取得了胜利，事后卢象升回顾说：“郧事之难、之苦，海内所无。两月来督剿流寇，九战皆捷，斩首万余，地方已敉平矣。所难者收拾破残，图维善后耳。”

崇祯八年，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卢象升立即赴任不久，对当时形势进行分析。上疏曰：

“两月来奔驰于汝、宛、河、雏之间，万分忙苦。贼多而且横，前后俘斩虽有数千，尚非荡平胜著。必于（九年）正、二、三月内先剿尽闯王一股，余贼方可次第歼散。闯王之贼大约有七万余，妇女可一、二万，丁壮可一、二万，精骑可三、四万。此贼不让安、史，庙堂或未之深知耳。顷自秦中洪亨老(指洪亨九，即洪承畴)与之大战三次。近入豫地，某与之大战两次。计禽斩死伤逃散可二万计，现今尚有五万，依然劲敌也。又他贼五、六股，见剿兵渐集，皆与闯贼合群，是以势益多。”

当时起义军中，以闯王高迎祥部势力最为庞大。明兵科都给事中常自裕曾向朝廷献策道：“贼渠九十人，闯王为最强，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步伍不乱，非他鼠窃比。宜合天下之力，悬重购必得其首。第获闯，余贼不足平。”

于是明帝国遂定下首先围剿高迎祥的战略。崇祯九年五月，卢象升部官军齐集于豫西洛阳一带，堵住农民军由陕西折回中原的路，陕西巡抚孙传庭和三边总督洪承畴部官军，则充当围剿高迎祥部的主力。

在明帝国两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围剿下，高迎祥被擒，并送至北京处死。

如果卢象升继续和洪承畴配合绞杀农民军，帝国形势说不定会有所改观。但是，因为与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的不和以及清兵入侵的原因，洪承畴和卢象升都被调离中原的作战，而去与满人交手。又因为受到多方制约，卢象升死于和清兵的战事，洪承畴则败而降清，成为清帝国的开国元勋。

明帝国末期对农民军的中原绞杀行动，最终以两位指挥官被调离而告终。

5. 帝国反击——杨嗣昌的战略

崇祯十年，帝国开始考虑对镇压农民军进行统一的部署，经过崇祯皇帝精心挑选，杨嗣昌登上了明帝国的舞台。

杨嗣昌，杨鹤之子，字文弱，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杨嗣昌能说会道，是明帝国政府成员中难得的一位深得崇祯皇帝信任得官员。

被启任为明帝国兵部尚书后，杨嗣昌立刻制定了明帝国的国家战略。

首先，就是确认现阶段明帝国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满人还是农民军。杨嗣昌是一位典型的“攘外必先安内”信奉者。

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杨嗣昌论述道：

“窃臣犬马驽钝，加以草木幽忧，一切失其常度。蒙恩破格起用，叠奉明旨星趋，首以安边荡寇勉臣料理。似乎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乃言必安内方可攘外。何也？窃以天下大势譬之人身，京师元首也，宣蓟诸边肩臂也，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人之一身，元首为重。边烽江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诚不可缓图，而深者尤不可忽视也。诚使腹心又安，脏腑无恙，则内输精血，外运肢骸，以仰戴元首而护卫凤寒于肩臂之外，夫复何忧？今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乾，肢骸徒有肤革，于以戴元首而卫肩臂，岂不可为慄慄危惧也哉！以故臣言必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

确认明帝国军事重点后，杨嗣昌提出了“十面张网”的计划。

《明末农民战争史》解释这个战略部署是：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个农民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四正，责成这四个地方的巡抚“分任剿而专任防”，即以剿为主，防为辅;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这六个省份为六隅，责成这些地方的六个巡抚“时分防而时协剿”，即以堵击起义军进入自己管辖地区为主，必要时也参加协剿。另以陕西三边总督统率西北边兵，同中原地区的五省军务总理直辖的机动兵力作为主力，“随贼所向，专任剿杀。”

为了实现“一举荡寇”之目的，杨嗣昌建议帝国征兵十二万。经过谨慎考虑，明帝国认定是流寇使得生灵涂炭，所以必须剿灭。而今不征兵就不能荡寇，不筹集钱粮就不能征兵，所以为了天下百姓着想，征收二百八十万的“剿饷”。

崇祯十二年，在杨嗣昌的建议下，明帝国征收七百三十万的“练饷”，以为训练边兵使用，用来提高帝国军的战斗力。

这便是明末臭名昭著的三饷之一——“剿饷”和“练饷”的来历。从后世角度来看，明帝国中央政府本末导致，没有意识到是自身的腐败和横征暴敛才导致农民起义（或许有所意识到也不予承认），反而将百姓之悲惨命运完全归罪于流寇，以为天下老百姓都希望帝国军将流寇扫荡干净，心甘情愿的捐出自己的财产为国家做贡献。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慨一下，在后人看来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明帝国却是以为理所当然的。

如果不论帝国的政治、经济及其影响，则杨嗣昌的战略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

首先，确认了帝国内外之敌的军事重点。对付满人，则坚守宁远防线，等待新兵以剿代练，在平定内患的过程中锻炼成精兵，再以巨大国力为后援，不愁不能收复辽东。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是因为明帝国面对清兵和农民军两方面的敌人，显然不能将自己陷入两面作战的危机，不如集中力量先对付其中的一方。在军事理论上，这种构想是无懈可击的。

其次，帝国军有了一个统一的调度，而不是各个地方上各负其责，农民军的流动性相当强，经常转战多省，地方驻扎之帝国军各自为战的话，很难一举歼灭农民军。这是根据农民军活动区域越来越广、势力越来越庞大之新形势做出的调整。

当时“流寇”的特点，兵科张缙彦曾奏言：“臣任清涧知县，于兵情、贼势，亲见有素。盖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贼之长技在分，而贼之穷技在合；贼之乘时在夏、秋，而贼之失时在冬、春。”

为什么这样说呢？其道理就在于“夏、秋之间，刍粮尽在场圃，足供士马之资；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则尤易。故时有利、不利也。今若杀贼，唯在乱其所长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番两军，一追、一驻，贼当之必破矣。”

“十面张网”战略相当清晰的体现了杨嗣昌的思路，针对流寇的流动性进行不同地方的遏制，从而强迫农民军和帝国军进行决战，而帝国军则以优势兵力予以打击。

再之，帝国已经深深认识到自身军事力量的不足，不足具体表现在士兵的数量和质量上，剿饷和练饷就是针对这两点实施的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看到，从军事层面上，杨嗣昌的战略显然是针对帝国病症所下的药，这个药宛如镇痛剂一样，能够暂时缓解帝国的剧痛，但无法彻底根除帝国渗入骨髓的病根，理解的说，帝国的病根也不是杨嗣昌层面能够预见和解决的。

杨嗣昌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在明帝国强有力的军事打击下，农民起义来到了最低潮时期。李自成差点被擒，带着数百人逃进深山老林，数年都没缓过气来。张献忠、罗汝才接受了明帝国“招抚”，其他义军虽然仍有活动，但也渐趋微弱。

崇祯十一年底，国内的农民起义似乎已经沉寂下去，崇祯皇帝和兵部尚书杨嗣昌依稀望见胜利的曙光。帝国的反击如愿以偿的实现了目标，国内叛乱终于快要接近尾声了。

但崇祯皇帝和杨嗣昌料想不到的是，农民起义的沉寂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帝国反击也只是夕阳返照。不久的将来，马上就是农民军东山再起，风起云涌。帝国前期政治上的战略失误和气候原因带来的大灾荒彻底断送了帝国最后的希望，明帝国很快就会走向无法挽回的败局。

6. 渺茫希望——孙传庭的出击

崇祯十五年，当孙传庭被崇祯皇帝从狱中放出来时，明帝国已经濒临崩溃的局势。

杨嗣昌的帝国反击仅仅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但随着张献忠、罗汝才的降而复叛、崇祯十三年、十四年的大灾荒，以及猛如虎的“三饷”压力，农民军又获得了新生，李自成也东山再起，势力更甚昔日，明帝国开始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这个时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是孙传庭及其三边精锐部队。

孙传庭，字百雅，代州振武卫人，万历四十七年成进士。《明史》记载其：“自父以上，四世举于乡。传庭仪表颀硕，沈毅多筹略。”

若论军事才能，孙传庭自然不如洪承畴，若论个人武力，孙传庭也不如卢象升，但孙传庭知大体、能练兵，作战勇敢，也是明帝国不可多得的高级军事指挥官。

崇祯九年，孙传庭任陕西巡抚，在洪承畴麾下，多立战功。当时实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就是被孙传庭所擒的。

“当是时，贼乱关中，有名字者以十数，高迎祥最强，拓养坤党最众，所谓闯王、蝎子塊者也。传庭设方略，亲击迎祥于盩厔之黑水峪，擒之，及其伪领哨黄龙、总管刘哲，献俘阙下。录功，增秩一等。而贼党自是乃共推李自成为闯王矣。明年，养坤及其党张耀文来降。已而养坤叛去，谕其下追斩之。击贼惠登相于泾阳、三原，登相西走。河南贼马进忠、刘国能等十七部入渭南，追之出关，复合河南兵夹击之，先后斩首千余级。进忠等复扰商、雒、蓝田，叛卒与之合，将犯西安。遣左光先、曹变蛟追走之渭南，降其渠一条龙，招还胁从。募健儿击余贼，斩圣世王、瓦背、一翅飞，降镇天王、上山虎，又歼白捍贼渠魁数人。关南稍靖。遣副将盛略等败贼大天王于宝鸡，贼走入山谷，传庭追之凤翔。他贼出栈道，谋越关犯河南，还军击，贼走伏斜谷，复大败之，降其余众。”

杨嗣昌定下战略，征收剿饷的时候，孙传庭上疏曰：“无益，且非特此也。部卒屡经溃蹶，民力竭矣，恐不堪命。必欲行之，贼不必尽，而害中于国家。”从更加深刻的层面论述征税的弊大于利，但却因此得罪了杨嗣昌。

孙传庭的坚持不按照杨嗣昌的意图执行，杨嗣昌到崇祯皇帝面前告状，孙传庭振振有辞的反驳：“使臣如他抚，籍郡县民兵上之，遂谓及额，则臣先所报屯兵已及额矣。况更有募练马步军，数且逾万，何尝不遵部议。至百日之期，商、雒之汛守，臣皆不敢委。然使贼入商、雒，而臣不能御，则治臣罪。若臣扼商、雒，而逾期不能灭贼，误剿事者必非臣。”

因为在征税、招抚张献忠、调集秦兵援辽等问题上屡屡和杨嗣昌的意见相左，孙传庭郁郁不得志，提出自己耳聋有病请求退休，杨嗣昌趁机诬陷了孙传庭一把，崇祯皇帝大怒之下，将孙传庭下狱。

直到崇祯十五年，杨嗣昌战略彻底破产，本人也自杀殉国。明帝国遭遇前所未有之危局，朝中再无军事人才能够独当一面时候，才想起狱中的孙传庭来。

崇祯十六年，也就是明帝国灭亡的前一年，李自成大军已经攻克襄阳、荆州、德安、承天等地，河南大部分地区、湖广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农民军控制。李自成建立了襄阳政权，并且进行了军制改革，将一部分兵力分出来作为留守防御部队，至此，农民军已经摆脱了“流寇”身份，开始建立并巩固根据地。军事力量此消彼长，明帝国节节败退，已经处于被动防守的局势了。

孙传庭自从出狱后，着力于练兵防守，其战略为：“计守潼关，扼京师上游。且我军新集，不利速战，乃益募勇士，开屯田，缮器，积粟，三家出壮丁一。火车载火砲甲仗者三万辆，战则驱之拒马，止则环以自卫。”这是做长远打算，准备进行持久战的防守。

明帝国的战略从积极进攻转变为消极防守，是不是符合当时的情况呢？

在崇祯十六年，明帝国真正可战之部队大约为三支，除了孙传庭练的这支陕西部队外，还有辽东精锐之师以及左良玉部队。辽东士兵虽然善战，但承担着抵抗清兵的重要责任，不可轻易调动、左良玉的二十万大军号称兵多将勇，但左良玉本人相当跋扈，只关心保存自己的实力，无意为朝廷效命。要对付农民军，唯一能派上用场的，也只有孙传庭的部队了。

孙传庭这支部队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明帝国唯一的王牌了。

这个时候的明帝国采取守势，只要扼守潼关，则李自成大军无论南下或者北上，都有相当的顾忌，不能全力以赴，如果李自成大军要攻下陕西，那就正好以逸待劳，且占据地理优势对抗。从短期看，虽然不能改善局面，却也不会导致恶化。这样的战略确实有些消极被动，但明帝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如果明帝国采取攻势，假设孙传庭一举歼灭农民军，自然大功告成。但如果遭遇不测，来个惨败，非但陕西三边不保，北京城也没有兵力抵抗了，帝国之覆灭则在所难免。

论及崇祯十六年明帝国的军事战略，孙传庭的陕西精锐是坚守潼关，还是寻求和李自成军的决战，反复权衡利弊，实在不适合赌上帝国的命运博这这渺茫的希望。所以兵部侍郎张凤翔劝说崇祯皇帝：“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副家当，不可轻动。”

但是急性子且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哪里听得进这些老成持重的话，他早已经输红了眼，一心就是翻本，轻易把最后一点赌本扔到了赌桌上。

听到朝廷敦促出师的严令，在潼关的孙传庭顿足叹道：“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

崇祯十六年八月初一，孙传庭带着明帝国最后的希望离开了潼关，进攻河南。这一战李自成打得相当漂亮，首先让孙传庭长驱直入，使孙传庭补给困难，然后切断帝国军的饷道，逼迫帝国军溃退，再给予致命一击，帝国军遂大败。

李自成乘胜追击，帝国在潼关已经无力抵抗，孙传庭死于乱军之中。于是农民军攻下西安，占领三边。不久东渡黄河，直到进入北京城，再也没有遭到明帝国强有力的抵抗。帝国最后一个错误的军事战略决定，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7. 最终选择——帝国的灭亡

崇祯十七年初，大顺军已经于西安建国，且李自成率大军东渡，帝国首都岌岌可危，帝国方面却是面临无数的问题：军事方面是再无良将可派，再无士兵可征，再无资金可筹，再无粮饷可发。

从战略上讲，此刻的明帝国也不是惟有坐以待毙等待灭亡，还是有几条路可以选择的。

其一，南迁。在中国历史上，南迁也不是先例。东晋、南宋政权都是在南方建立起来的，依托明帝国正统地位，依仗长江天险防御，靠着江南发达的经济支撑起对抗北方的军事力量，还是值得尝试的。

如果崇祯南迁成功，则清帝国与大顺两虎相争，而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明降军很有可能为南明所用。崇祯皇帝作为明帝国的象征，其核心凝聚力不可低估，只要崇祯皇帝或者其太子在南明政权，就能吸引大部分的明帝国官员和将领，而清帝国和大顺政权也不敢重用明降将。

此策看来，虽然失去长江以北的地区，但是维持了帝国的血脉，树立了明帝国的旗帜，崇祯皇帝也保全了性命。

只是明帝国的皇帝太要面子，而大臣们也太精明或者太迂腐，南迁则意味着放弃北京城、放弃半壁江山，这个罪责没人愿意承担，大家都高谈阔论，自命道德高标，于是南迁虽议，却始终没有结果。

其二，放弃宁远，将吴三桂的辽东精锐调回北京城。

虽然此策就像派遣孙传庭出关一样属于孤注一掷，但总比不设防的等死要好。大顺军东渡兵力至少在十万以上，要击退之，非得尽数调遣宁远、山海关防线的士兵。

然而一旦调兵，则无异于放弃辽东最后的防线，清兵一旦入关，也是对明帝国的威胁，驱虎进狼，实在不是好的抉择。

但是，即使不是好的选择，至少也是一个选择。总比什么都做不了的强。可是帝国朝廷诸位大臣互相推诿，即使崇祯皇帝拍板做了决定，办事效率仍然极其低下，李自成大军已经入京，吴三桂的部队还没赶到。

其三，与清帝国议和，甚至可以借兵荡寇。

与清帝国议和并非天方夜谈，明帝国有过试探举动。可惜明帝国上下都不敢背负屈辱投降的罪名，兵部尚书陈新甲和崇祯皇帝密谋议和，因为暴露于朝廷，崇祯竟然杀了陈新甲来掩饰此事。

权衡此策，虽然仍是养虎为患之举，但北京城已然危在旦夕，如果真的是渴得要命，不喝水就是死路一条，那么引鸠止渴没什么。清帝国和大顺政权一交战，说不定还有机会呢。

帝国不是没有可选择的道路，却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过，无所作为。这并非帝国看不清形势，南迁和弃宁远、议和满人早就在议程之上，但都没有实施，关键在于崇祯皇帝以及朝中大臣们已经无法正确判断并执行战略了。

本文讨论的是明帝国战略，论述的是帝国几位军事最高指挥官的思路和执行过程，在这些指挥官之上，一直受到帝国皇帝的约束。

身为帝国皇帝，最重要的是将适当的人选摆到合适的位置上，让他们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但从用人角度上看，崇祯皇帝是历史上最失败的一个。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换了十一个刑部尚书，十四个兵部尚书，诛杀总督七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

在崇祯眼中，明帝国朝中的大臣都是贪生怕死、卑鄙无能之辈吧，所以才频繁的更换帝国最重要的官员，所以才留下“臣皆亡国之臣”的遗言。殊不知正是他自己性急、猜疑、自负的个性，才使得明帝国的将才们大受约束，以至于最终失败。从这个方面说，崇祯皇帝的个性，也是导致明帝国覆灭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惜乎，明末之良将，生虽逢时，却不得其主，终不能力挽狂澜，挽救帝国于万一。

qian_nian@hotmail.com 林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