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洛2005文稿】4. 荒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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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1.    前言
2.    天灾与人祸
3.    勘灾和赈灾
4.    政府与民间
5.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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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这是一篇读书笔记。主要资料和观点来源于法国魏丕信的《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注意：本文对于原书的引用就不一一详细指出了）。我还曾经试图寻找一些原始资料，比如方观承的《赈纪》的文献资料，但在使用google和超星搜索均无结果后，暂时打消全面了解荒政的念头。要整理中国的荒政史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工作，而我现在能所做的，只是根据手头上的仅有资料，将“荒政”简单罗列出一个提纲来。

本文讨论的主要是天灾，即水灾或者旱灾造成的粮食收入减产乃至颗粒无收，从而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中央政府因此而采取紧急措施，对灾民进行救助的过程和体制。

中国是一个如此重视道德的国家，政府以道德治国，士大夫以道德要求自己。经历了十九世纪惨痛教训的中国人，动辄将落后挨打的原因归咎于虚伪愚蠢无用的“道德”，强调制度的进步，坚信人祸甚于天灾，似乎又从某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就荒政而言，清朝最鼎盛时期，在天灾不断的情势下，政府表现出相当的才干和务实，特别是在1720年前后到十九世纪初这段时间内，赈灾活动组织得非常好，政府和官僚都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与精力在赈灾方面，并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而不是某些偏激的史学家所评价之“史书中有名无实的自我吹嘘罢了”。

那个时候，政府要面临比今天更多的技术和体制方面的困难：诸如通讯联络的不畅，交通的不够发达，陈旧的水利工程，古老落后的医疗技术和器材，还要依靠效率低下的行政机构，腐败无能的官僚们来运作。这么恶劣的资源条件，清政府是怎样完成如此巨大工程的呢？

没有政府由上至下严重的关注、非常高的技巧和长期不懈的准备，是不可能达到良好结果的。

因为政府强而有力的干预，使得灾民免遭陷入因为灾荒所导致的恶劣影响之中，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大面积救灾对于现代国家来说也是技术难度很大的问题。例如五十年前发生的“三年自然灾害”，即使是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也骇人听闻，如果参照零星非官方资料透露出的信息，不得不使我们相信，现代政府管理在某些方面，可能还需要向两百年前的政府借鉴经验。

我们或许瞧不上两百年前的这些经验和教训，但人命关天，曾经付出的代价如此惨重，遗留下来的财富弥足珍贵，现在丰衣足食不必担忧，然而谁又能断言人类从此永远脱离了没饭吃的悲惨局面呢？有备无患总是好的。这点小小的心得，不定哪天还能够派上大用场哩。

2. 天灾与人祸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同时也多灾多难的国家。在我们自豪叙述数千年文明史的同时，请不要忘记相伴随的数千年灾害史。

据统计，从公元前108年到公元1911年间，所知的饥荒有1828次，或者说，在某些省份，几乎每年都有一次饥荒。

另一份资料显示，在公元620年到1619年的一千年间，在一个省或者几个省里有旱灾记录的，共610年。特别严重的旱灾有203年，起码在15个最坏的年头里，很可能存在人吃人的现象。

而历史总呈现这样一种不幸的规律：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每当天灾特别严重的时候，往往也是战乱频繁的时候。天灾伴随着人祸，社会的动荡不安使人类受到的伤害更加雪上加霜。

宏观上看，自然灾害是“人口增长的制动器”。无论干旱、洪水、螟蝗，还是战争、瘟疫、饥荒，因此而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客观上都为人类长远发展做出了贡献。

但人类并不会被动接受等待死亡的命运。

面对自然灾害的危机，人类会自然做出积极的应对，可只有政府才能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救助行动，而且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的恢复，政府也必须这么做。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天灾只是开端，一旦处理不善，马上就会演变成更为严重的人祸。

在这里，我们探讨的天灾主要是水灾和旱灾。

水灾一般是洪水肆虐，在很短的时间内淹没大面积的地区。侥幸逃出活命的人们会发现庄稼被毁，房屋坍塌，这些幸存下来的农民面临没有粮食过活、没有住所居住、没有牲畜和农具恢复生产的悲惨局面。他们不得不逃离居住地到处流窜，如果不能够立刻就行粮食救济，并即时展开大规模的重建工作（包括房屋、堤坝、水利等等），他们就会被迫沦为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流民”，一方面，他们在制造社会混乱的同时威胁政权；另一方面，对政府而言，他们可能产生的税收从此永远的流失了。

旱灾是一种渐进式的灾害，不像水灾那样具有紧迫性，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加重危害，一场旱灾可能持续几个月、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其产生的后果和水灾差不多，主要表现为食物短缺。农民不得不靠变卖家产来换取粮食，当灾情继续发生，一无所有的农民被迫离开家乡。与水灾不同的是，旱灾持续时间长，危机点到来比较缓慢，政府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查、研究、分析灾情，从全国范围内调度粮食、组织救灾。

无论是水灾还是旱灾，所造成的影响都是严重的。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即使觉得贱民的死亡无足轻重，也必须考虑到再安分守纪、老实巴交的农民，如果没有得到合适的安置，一旦沦为流民，只需要别有用心的一点点怂恿，就迅速成长为“暴民”，小则聚啸山林变为匪类，大则成群结队干起革命来。

显而易见，天灾而导致的人祸就可怕得多啦。

剿匪和平叛所需要的开支至少是赈灾开支的十倍，如果赈灾及时，这些“暴民”完全可以恢复成为帝国纳税者，为帝国创造大量财富而不是消耗更大量的财富。

所以就算是撇开“道德治国”的迂腐论调，完全从利益上考虑，赈灾也是必然的。

当然，救灾是一个对技术性很强的工程，而不是慈善行为。

在天灾下，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饥饿，而是因为家庭粮食歉收和经济崩溃引发的“并发症”。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灾民大都具备营养不良、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特点，在冬季，当气候变得恶劣的时候，虚弱的身体很难熬过来。当春季来临时，灾民又得面临瘟疫的考验。灾民们群居住在城市的收容所里，以古代糟糕的卫生条件，加上混乱、肮脏、拥挤的现状显然更容易加剧了疾病的传播。为了寻找食物，携带病毒的灾民们无规律的盲目流动，或是听说某城市派发路费，或是听说某个有施粥地方，就蜂拥而至。这些多灾多难的流民们很多死在荒郊野外，尸骨无人掩埋，春天时候，尸体的腐烂导致疾病进一步的爆发。

大量人口无控制的转移，对于政府官员更是棘手的问题。流民和暴民经常无法区别，灾民某些过激行为固然情有可原，但社会的稳定需要摆在第一位，如果不进行控制，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救灾。要控制众多愤怒灾民的情绪，也要弹压灾民非理性的暴动，政府官员很难把握处理类似事件的尺度和原则，毕竟这些问题，任何一本圣贤书上都不会有答案的。

救灾这项工作，要求政府官员有丰富的经验才能妥善的处理，很多时候不得杀一儆百，这种时候，泛滥的善良往往是多余而且有害的。比如，在严冬过去后要尽快解散收容所，虽然会造成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者孩子的死亡，但避免了收容所成为瘟疫爆发中心的可能性。又如，官员们命令士兵坚决阻止从瘟疫集散地逃到本地来的难民，宁可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死在城门之外。这样的举措虽然不为民众所理解，也很容易招致百姓的抱怨。然而，个人的善良如果造成了悲剧，就是愚蠢，但后果只由自己承担。而官员在肩负拯救更多人命之责任时的善良造成了悲剧，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犯罪。

很多刻薄的规定，表面看上去不近情理，多余而且无聊。但在大量广泛的实际应用中，所谓刻薄的之作用得到了发挥。在大规模项目运作中，大量冷酷无情的教条主义者能够使项目运作起来，反而比一群心地善良的爱心人士、好好先生更有效率，换句话说，能够救更多的人。

3. 勘灾和赈灾

救灾分为勘灾和赈灾两个阶段，勘灾是准备阶段，赈灾是实施阶段。

官方关心的大致是三方面的情况：其一，受灾的程度，为受灾的面积乘以受灾的时间；其二，灾民的调查，主要是有生存危机的灾民；其三，灾情过后生产的恢复。

勘灾为了了解灾民的情况，政府才能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相对准确的救灾政策来。受灾的面积有多大？人口有多少？情况有多严重？受灾地区附近的粮食有多少？可以支持多长时间？总共需要从外地调运多少粮食？要按照怎样的比例分配给灾区？怎样才能不错过下一个播种的时期，让灾民有种子、农具和牲畜来劳作，保证生产的恢复，避免国家税收的流逝呢？

地方上仓库里总是有一些余粮，但必须了解灾民中哪些家庭需要立刻救助？哪些家庭还可以熬上两三个月？如果不加以严格区分，灾民们势必一拥而上，粮食被身强力壮的人抢个精光，体弱多病只能眼睁睁的瞧着，导致需要救助的人反而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这也是不允许的。

总之，政府必须掌握第一手信息，而且要求是尽量精确的信息，不能谎报灾情，也不能隐瞒灾情。在此基础上，户部才能制定全国范围救助政策，利用国家有限的资源，进行相对合理的调配，必要时候甚至牺牲局部地区的利益，实现受灾地区最大程度的救济。

古代的中国政府，维持一种官吏结合的制度。官属于国家公务员，数量很少，官员不得不依靠大量的“吏”来从事技术性工作，以及进行地方控制。而“吏”的腐败是总所周知的。即使是发生灾荒这样的人间悲剧，对吏的良心来说是无动于衷，他们更关心勘灾和赈灾所带来的意外财源，用行话说就叫做“作荒”或者“卖荒”。

如果在勘灾和赈灾阶段向往常一样依靠吏来实际操作，势必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因为吏会滥用职权和借此机会蒙骗，其弊端与不法行为会给政府和灾民造成巨大的损失。

官吏之别，是自从古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重大弊端。现在不少有关现代和古代多少个人养活一个公务员比例的比较，其实也是不恰当的一面之辞。因为一方面并没有考虑到古代更大数量的吏，另一方面也忽视了更多公共事务需要更多的官员来进行管理，诸如交通运输、电信事业、经济贸易等等。当然，这些又是另外的话题了。

吏是古代政治制度下产生的寄生虫和吸血鬼，不过换个角度看，他们也是社会的牺牲品。他们的工资是官员从微薄的俸禄里支付，没有养老保险，没有福利，收入极不稳定，不会受到政府和法律的保护。除了到手的钱，他们还能期待什么呢？我们能不切实际的指望他们良心胜过生存吗？

了解到以上的目的和所面临的困境，我们来看看清政府是怎样安排勘查灾情和赈灾的。

勘查灾情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然灾害”调查，这是在受灾初期，了解灾民土地受到怎样的损失，主要目的是确认赋税的减免程度。第二个阶段是“赈济调查”，这个时候的灾民已经颗粒无收，家庭接近破产。政府面临的不是再灾民交多少税的问题，而是灾民能活多少天的问题了。

在这两个阶段中，每个阶段又分为三个小阶段。首先是胥吏进行“初查”，官员进行“再查”，还有高级官员进行的“抽查”。这是那个时代最大程度防止吏之营私舞弊或者官之漫不经心的方法了。

一般来说，政府规定了调查的原则和分类方法。比如将需要救济的人口分为“极贫”、“次贫”、“稍贫”三类，获得不同的登记所得到的待遇是不同的，但这三类的标准不好定义，“次贫”变成“极贫”很可能只是一个月的时间。到赈济下来的时候，区别对待是不合适的。作为一个务实的政府，在告知官员可操作的原则的同时，也要求他们具备一定的灵活性。

勘查土地收入也是一项细致的工作，不负责任或者缺乏经验的统计会造成很大的误差。比如水灾时期，第一次调查灾情的时候，某些高地由于躲过了洪水的袭击，受灾程度无法体现出来，按照规定是不能受到国家赈济的。然而经过七月份的连续风雨后，这部分的收成全部损失，但全县的灾情已经确认完毕并且提交。那些受灾又得不到救济的灾民面临的是灾难性的打击。

总的来说，勘灾的目的是确认需要帮助的人得到相应的帮助。查赈就是在受灾村庄中挨家挨户地进行，包括估定每个家庭的财产情况，粮食储备和牛力农具情况，人口数，以及农业以外地收入来源。

委员将人户情况登记在册，每户的详细情况都进行记录，包括：村名、勘查序号、户主姓名、男口、女口、小口的数量和年龄，家庭的非农业生产活动、耕种土地的数量（其中受灾土地数量及成灾分数）、粮食储备、农具、牲畜情况、不应赈济的壮丁和襁褓中的婴儿数量等等。

赈票为两联，盖有地方官和协办委员的钤印，一联交给户主，另一联作为地方官的存根。

赈票上写着：“今查得（某村庄）（极、次）贫一户（某姓某名），应赈大口（若干口），小口（若干口），共口（若干口），乾隆某年某月某日。钤印。”

这些登记册和票根就是救荒的“底册”。

但是，不管高级官员所组成的“委员会”怎样敬业，他们的数量和专业素质都不能够满足受灾广泛而深入的情况调查，他们必须依赖胥吏提供受灾信息。胥吏的贪污是在所难免的，而一般情况下，灾民习惯过于夸大自己的受灾情况，以换取更多的救济。胥吏也乐于配合，从中牟取自己的利益。高级官员走马观花似的勘查很难识破灾民和胥吏勾结的骗局，

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心理性和强迫性措施，制约欺诈者。比如赋予官员随时处罚胥吏的权力，当发现胥吏舞弊时，可以“立毙杖下”，尽管官员实际上不会拥有这项权力，最多只能“无意中”“过度”使用了“杖刑”造成了“意外死亡”。

政府要求官员尽可能多和村民做沟通，争取他们的理解，在赈济的各个阶段，都要提前广为通告晓谕，诸如“张榜公告”、口头传达、官府告示，以防止胥吏垄断信息并利用其来牟取私利。

不过，即使政府在制度规定条文上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弊端也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官方报告上往往将原因归咎于胥吏，但官员们的表现确实不尽人意，他们有的缺乏经验、有的办事不认真，有的甚至会参与贪污，即使是官僚最清廉的年代，也不乏大量的庸才和贪官。

弊端无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有不少案例甚至上报给了皇帝，虽然都是典型和警示的例子，却也反映了弊端大量存在的事实。

关于赈灾，人们总是把注意力免费施舍方面，实际上免费施舍粮食或者钱财并不是赈济的最好方式，但却可能是最令人感动的方式。（赈济较好的方式：譬如政府提供工程项目的效果远远超过无偿救济，如果进行水利工程的改造，以工代赈，既提供了谋生手段，又改善了水利条件，还能使灾民安心呆在自己的土地上。）

试想一下，大量的灾民失去了土地上的粮食，家产都卖掉用来维持基本的生活，现在已经一贫如洗，几天没吃过一餐像样的饭了，而寒冬还没有过去，如果还没有粮食的摄入，只怕是熬不过今晚了。

然而，官方无偿提供了粥厂，每个人都能领到不够吃饱，但足以维持生命的口粮。据说，救济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时候，灾民能不由衷的感激皇帝，直呼“圣天子活我”吗？

在现代，这样的画面一定会被电视台及各种媒体做加油添醋的广泛报道吧。虽然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根本就是“做秀”，但这也确实是不折不扣的、真实的救济，即使那个时代的奏章和记载中满是令人呕吐的溢美之辞，也不能改变其本质。

中央政府向赈灾官员一再强调，赈灾的目的不是慈善事业，而是为了恢复生产进行的政府行为。赈灾的主要对象是农民，赈灾是对农民每年上交税款的返还或者补偿。

显然，清政府不具备现代政府的服务性质，康乾时期的中国也不是福利国家，但在对待赈灾问题上，清政府是务实的。堪灾和赈灾从恢复生产的角度去考虑，自然，提供灾害过后的种子、耕畜将摆在了救活灾民同等重要的地位上。

政府自然会从全局考虑进行资源的调配，灾民可以较快的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而政府也能较快的得到了税收的回报，将社会不稳定因素扼杀于摇篮之中。对政府、对灾民、对社会来说，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4. 政府与民间

政府要在灾情的时候发挥有效的作用，就需要在日常工作方面做好足够的准备。国家的粮食储备就是最重要的手段了。

政府的粮食储备主要分为三部份。

第一部分是地方上的仓储，主要就是常平仓；第二部分是漕粮；第三部分是从市场上购买并在需要的时候调配的粮食，这部分粮食主要取决于国家的财政储备。

常平仓是地方主要的物资储备。我们在小说和电视中常听到的“开仓放粮”，放的就是常平仓的粮。

常平仓的建立显然基于一种古代社会理想化的考虑，地方官员在丰收之年低价收购粮食，在欠收之年高价买出粮食，所产生差价作为常平仓的正常运转（粮食价格规律是6－8月价格升到峰值，8月份粮食收获后价格下跌，9月到秋末跌至峰底）。当发生一般灾情的时候，常平仓通过借贷或者无偿支出等手段支援灾民。当发生大灾时，常平仓提供必要的粮食使灾民熬过等待国家救济下来这段艰难的日子。常平仓的理想状态是既保证仓谷的正常更新，避免霉烂腐朽，又不能让仓库完全空虚。常平仓存储量比较高的地区主要在国家的战略要地，诸如甘肃，以及贫困而且交通不发达的地方，比如山西、陕西。

在荒政的黄金时期，常平仓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其致命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当中央政府有足够的精力去管理和财力去补充时，常平仓的运作还能勉强维持，但中央政府缺乏财力和精力时，常平仓就失控了，每年买卖可能出现的亏空要地方官员承担很难被接受，腐败的官员利用伪造帐目等方法挪用公款比比皆是。当整个官僚体系渐倾腐化时，常平仓就演变成了空仓。

漕粮主要是利用大运河与长江进行运输的粮食。漕粮和常平仓不同，常平仓主要是为老百姓而征收并且储备的粮食，漕粮则是为了中央政府而提供的贡粮，提供给皇室贵族、官僚和京城驻军消耗。

中央政府征收的漕粮永远要比实际需求高的，在大荒之年，漕粮被广泛截留在受灾地区，为大规模的赈灾提供了物质条件。随着常平仓的日益空虚，漕粮承担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不过，历史上漕粮的利用时间也很短，随着运河的失修与河沙淤积，以及漕粮的征收困难，1801年后，漕粮很少被用来大规模的赈灾了。

第三部分就是基于国家财政基础的采购。从平定三藩后，约1680年末到道光年，即1821到1850年间，清政府的国家总预算一直是顺差。国家的财政储备一直在2000万两白银以上，雍正时达到了6000万两，乾隆时甚至达到了7800万两。由于有足够的财政储备，中央政府主动承当了赈灾的全部费用，并且十分慷慨，动辄上百万两的支出。

但是好景不长，镇压叛乱的巨大开支，税收的减少，国家衰弱的同时，中央政府也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力，而中央财政也渐渐面临破产的局面。

政府不能在任何时候都包办代替一切工作，往往还需要民间进行配合，其原因很多，但主要还是帝国政府的制度造成的。

一个庞大帝国的政府，有着无数机构和人员，必须使是一套复杂而且繁琐的制度和流程。这些都是必要的，从此以后，大家目标明确，齐心协力完成任务。整个政府体制不会因为个人的任性或者错误而产生致命的动摇。

公务员在处理事务上往往不够灵活、循规蹈矩、效率低下、胆小怕事、智商极低，这也是制度的作用，政府就像一个由人组成的巨大的机器，这台机器是不需要个性张扬和特立独行的人才，它只需要循规蹈矩的服从，久而久之，人就被制度化，变得冷酷无情，程序化的处理公务，只关心不犯错误和赢得上司的欢心。

大概制定制度和流程的人一定是个天才，他改善了混乱低效率的局面，带来规范化的管理。但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够完美得永久适应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制度的修正程序越来越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制度和流程的修正往往滞后于实际，而官僚们本身的堕落和腐败加剧了这种糟糕的局面，这个时候，改良的难度和阻力异乎寻常的大，只能依靠另一个天才来推翻旧制度和流程，建立新原则和基础的制度与流程。

所以制度和流程这东西，不要因为其曾经起到过好的作用就迷信。同样，不要因为其在现代是落后的就嘲笑，恣意诋毁，否认其曾经积极的作用。

就像现代的司法制度，即使一个很明显的案件从搜集证据到法庭审判，乃至双方辩论到定案，或许要几年时间。现代人了解法律的公正原则，也有足够的耐心来等待正义的到来。正如我们可以理解现代司法的拖延一样，我们明白相对快速但混乱司法制度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为了公正的司法，必须付出代价。

回到荒政的题目上来，当出现灾情苗头的时候，地方官员即使立即调查，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搜集足够的证据提交上报，而上报的流程往往是漫长和繁琐的，任何一个环节漫不经心的搁置就足以导致救灾事务的拖延。往往当地方官员掌握足够证据时，已经是救灾到了刻不容缓地步的时候。

对于再多饿几天就会死的灾民来说，已经无法等待官方漫长的流程了。这时就需要地方政府组织民间进行临时救济。

民间为救灾进行准备的是“义仓”和“社仓”，也是类似于常平仓的运作方式，只是由民间提供主要的粮食，但亏本买卖永远是没人愿意长期做的，在经过几次大规模无偿救济又没有国家赔偿后，民间“义仓”和“社仓”也随着消失了。

正常情况下，政府往往是义无反顾的承担起赈灾的主要责任，但当政府处于财政危机时，民间救济则不得不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民间的救治的效率和组织是远远比不上政府的。

我们也可以想象，在一个政府敌视民间组织的帝国中，民间力量的发挥是相当有限的。

打个比方，如果你是一个爱心人士，凑巧还家财万贯，在灾年的时候，你慷慨的捐出一半家产。这是一个伟大的决定，但离真正的执行还有一段距离。

首先，你不会把这一半家产直接交给地方政府吧？那时候没有红十字会，也没有专门的救助独立机构。最惠泽灾民的民间方式就是办理粥厂。

办理粥厂，第一步就是要进行粮食采购。你必须要得到官方的许可，派出最值得信任的管家，准备一定的人手。因为饥荒开始，各地有可能禁止粮食的输出，而饥荒有可能引起商人的炒做，粮食运输途中可能引起饥饿人群的抢夺。这些都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接下来，你要准备一个大的仓库以容纳粮食，并找人看管。还要准备一个大的粥厂。你要估计大致有多少人的用餐，要核算你的粮食存量，经过计算后，事先公布施粥的时间。以使住得远的人能够提前准备赶过来。

煮粥和对粥的配料都是有技巧的，最好配得比较难吃一点，这样就只有真正的灾民才会去吃。你要提防粥被身强力壮的人抢走，而体弱多病的吃不到；你要提防一次性过多的食粥会使长期饥饿的人病死；你要提防因为保存粮食过程中的失误或者搅拌、煮过程中的问题造成粥对人体的损害。这些情况造成的死人并引起大规模动荡与骚乱都是有先例的。

最后你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让官方发你一个“乐善好施”的牌匾和派士兵保护是必要的，以免没吃到饭的暴民把你剩下的财产抢夺一空，甚至威胁你和你家人的生命安全。

你要熬过这些艰难的日子，需要官方的良好配合，需要经验丰富的策划，需要行政天才的组织。

你会渐渐发现，你救活的人只是需要帮助者的很少一部分，你不得不承认靠个人力量是无法拯救世界的。您会理解如果能够联合当地的士绅，自己做好带头作用，救灾效果会更加显著的。

为了这次的私人救济，你殚精竭力，还担惊受怕，最后满脑子都是有关施粥技术层面的细节，怎样摆脱麻烦，怎样解决难题。至于悲天悯人的初衷，已经荡然无存了。下次灾难来到的时候，你还有勇气来进行施舍吗？

5. 综述

对于自然灾害，现代人的态度习惯“重人祸而轻天灾”，以为“天灾”并不可畏惧，而“人祸”才是造成大面积受灾的主要原因，这是有道理的。一方面，由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能力大大增强，在国家现代化的同时，也带来生态环境的恶化，这也就是“人祸”导致天灾的发生；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国家物资和财政储备丰富，交通和通讯发达，加上全球的关注和支援，救灾只是政府的决心问题。如果天灾之下，不能够及时、妥善的处理，则无异于政府——或者说“人祸”的罪恶。

但我们把现代的理念强加到古代和古代政府，并以此为衡量古代政府效率和能力的标准，却是不公正的。我们不能一厢情愿的要求古代政府脱离实际，完成那个时代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公正的看，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在其官僚体系的运作下，利用极其有限的资源，实现了效果良好的救灾，我们就可以视其为伟大的成就。比如清代中期的荒政就是伟大的成就，同时代的欧洲众多国家甚至无法想象可以进行这样庞大的工程。

过去的成就在我们今天看来或者不屑一顾，但我们要认识到，过去的成就也是建立在更遥远过去经验和教训之上的。就像我们今天的成就，相对过去或许辉煌，但我们的错误对未来而言，却很可能是可笑而愚蠢的。

如果非要找一个古今都适用的标准，不妨使用以下原则：

从农业减产来看，一般来说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天灾大于人祸”；但从农村集中缺粮来看，一般是决策错误导致的“人祸大于天灾”。

清朝中期，雍正到乾隆年间，是中国历史上荒政的黄金时期。伟大的帝国主要继承了明代的救灾方式、技术措施和规章制度，荒政自宋代就开始了探讨和研究，终于在十八世纪达到了最高峰。十八世纪中叶，荒政的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完善、标准而且制度化，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使灾民得到了普遍的有效的救助。

随着政府财政濒临破产（主要是因为开支的增加和收入的减少）以及政府对地方控制力的减弱，荒政就渐渐沦落为纸面上的制度。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再也无力处理应付天灾人祸的。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旦遭遇天灾，对于处在生存崩溃边缘的人民来说，只有一个稳定无战乱的国家，其中央政府才具备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精力来可以救助他们。

当国家陷入内忧外患的时候，政府的能力也因此减弱，国家的弱势群体，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民，只有默默无闻的遭遇死亡，毫无反抗之力。这类人民历朝历代都是“伟大而神圣”口号下的牺牲品。讽刺的是，他们的牺牲往往是当朝政府和革命者们以他们的名义来发动战争直接或者间接造成的。

qian_nian@hotmail.com 林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