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从建国到文革17年文学作品回眸

笑笑生163

建国后不久，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曾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刊登学术界、文艺界人士的长篇自我检讨，他们纷纷批判自己以前的学术思想，寻找同工农兵思想上的差距，如萧乾、冯友兰、费孝通等。1951年到1952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中，各个作家的自序里几乎都是作家的自我批判，曹禺检讨自己的作品“贸然以所谓‘正义感’当作自己思想的支柱”“是非常幼稚，非常荒谬的”，冯至认为自己的诗作“只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一些稀薄的、廉价的哀愁”，老舍的自我否定意识更加彻底:“我几乎不敢看自己在解放前发表过的作品。”并将这一否定落实到《骆驼祥子》、《离婚》等的实质性修改中。50年代仍然活跃在文坛的丁玲也表示要“时时警惕改造自己，洗刷一切过去属于个人的情绪。; 有的作家则换了一幅面孔出现在新中国文坛，“在今天看来不计较这种个人虚荣，所谓冰肌玉骨己经陈腐得熏人。更重要的是应当尽到自己的责任，让我们把红旗插上世界的屋顶。”读过《女神》、《星空》的人怎么能把这样的文字与郭沫若联系在一起呢?陈涌在《我的悼念》中回忆周立波不仅“举止优雅，风度翩翩”，而且“有精致的艺术情趣”，在延安鲁艺讲授“世界名著选读时”，对梅里美文体的雍容、优雅，艺术_}二的精湛完美赞叹不己，““延安整风以后，他自然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趣味”受到批判，对此周立波后悔不己，真诚的检讨了自己“爱惜知识分子的心情”，中了古典名著的“毒”，“不知不觉的成了上层阶级的文学俘虏。”。在后来《暴风骤雨》的写作中，他一反精美的艺术趣味，刻意追求农民式的粗犷、质朴，《山乡巨变》中，他借县团委副书记邓秀梅之口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的看法:“读了书的人，不一定能千”，而对农业赞叹不己:“如今的世界是:‘万般皆下品，惟有劳动高，把农民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家的这种自卑心理在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有鲜明体现。
     草明的《乘风破浪》中，李少祥与小兰是一对恋人。一次，当李听出小兰在讽刺他时也反唇相讥:“怎么你出来才几天功夫，也学了念书人的口气说话了?”在杨沫看来，林道静身上需要加以改造的恰恰是其知识分子特色，如个人主义、罗曼蒂克倾向，而余永泽、戴愉等则从反面映证了知识分子改造的长期性和必要性。《三家巷》中的知识分子不是爱慕虚荣(陈文婷姐妹)，就是浑水摸鱼、惟利是图(陈文雄、何应元、张子豪等)，周炳只有在与皮鞋匠区家和农民胡家等劳动人民的交往中方能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者的转变。

     综观十七年的长篇小说，知识分子是一个另类群体，始终处于革和反革命之间的尴尬位置，他们与工人阶级时而对抗，时而合作，但总体而言他们的特征不外个人主义、自由散漫、自私懦弱、虚荣心强，总之是有缺陷的、需要加以改造的，改造途径则是走工农结合的道路。这是作家对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整体颠覆。

     知识分子群体在短时期内迅速、决绝的彻底否定自己的现象令后人目瞪口呆，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以今天的眼光米看，许多作家的言辞大多是不实之辞，不过是用来为自己营造庇护伞的手段，其中也不排除某些人是把自我否定作为升官进阶的手段。翻开历史，我们却惊奇的发现，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怀着对新生活的赤诚自觉的否定自己的。萧乾说:“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由白区投奔来的知识分子，都是以浪子回头的心情力图补上这一课。搞文艺的，热切捧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喝过延河水的老同志打听1942年整风的盛况，批《武训传》时，我们这些留过洋的，赶紧聚在一起检查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三反’、‘五反’本来同知识分子不大沾边儿，大家也主动认真地深挖起灵魂资产阶级根本。自我否定的真诚可见一斑。《沙菲女士的日记》记录了丁玲的心灵史，而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中，我们却再也找不到作为“这一个”的丁玲。我们在为作者惋惜的同时也不由的为她叫屈，然而丁玲在七十年代末仍这样回忆当年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情景和心态:“那年冬天，我腰痛得很厉害”，“夜晚没有热水带敷在腰间就不能入睡”，“我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并且这样郑重声明:“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以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了，我倒觉得要说出那时我的这种真实感情”，“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下去，而还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象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向前一样，就是为了报答他老人家，为书中所写的那些人而坚持下去的。”在这里传达出一个时代的真实，那一代作家确实是怀着对党及所属集体的荣誉感，自觉的否定自我，使自己“工具化”的。忽略这一点就会对17年文学个体的缺席产生误解。然而正是这种自觉自愿的否定和饭依，使那一代人的选择呈现出更大的悲剧性!他们的真诚被无情的践踏，直至文革发展到极至。

      自我否定的目的在于通过否定自己实现他化的目的，弗洛姆对这一心理作过分析:“不同形式的受虐狂追求同一目标:摆脱个体，丧失自身”，他们认为“个人是虚无，算不了什么，个人应当承认自己的这种无意义性，应当在更高的权利中消解自己，并且由于分享这一更高权利的强大与光荣而感到自豪”。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否定反映出一种时代的焦虑，那就是希望通过否定旧我来成就一个新我，以加入无产阶级行列，这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文化系统的自觉疏离和对农民文化的无条件阪依。在向主流文化靠拢的过程中，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汇入时代的大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