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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02 年梁启超第一次提到尼采，1904 年王国维开始介绍和研究尼采，尼采在中国已有 100 年历史了。在这 100 年中，发生了三件意义深远的大事：1919年的五四运动；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今的改革开放。伴随着每一个事件都兴起了一次“尼采热”，仅此一点，足以说明尼采本身以及尼采对于中国的重大意义，这一意义至今还远未为人们所认识。本文旨在探讨第三次“尼采热”，考察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今尼采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对当代“个人”观念的确立之影响。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后，尼采被打入了冷宫。在 1949 到 1978 近 30 年间，对尼采的介绍和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70 年代末，借批判林彪、“四人帮”的东风，尼采被哲学家从冷宫中提出。1978 年前后，在进一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运动中，哲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林彪、“四人帮”的反动世界观的核心是尼采的权力意志论。这方面的文章有梁春《“四人帮”的唯意志论剖析》、张文《尼采哲学的新门徒》、张桂岳《“四人帮”权力意志论批判》、戴文麟《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渊源——批判尼采“超人哲学”的反动本质》、张卓民《权力意志论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刘放桐《尼采权力意志论批判》等。这些文章主要是从尼采的权力意志论、超人哲学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来进行批判的。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也有人认识到“政治的批判代替不了哲学的批判”，并进而提出“是不是尼采也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可以汲取呢？”这里已经显示出某种肯定尼采、为尼采翻案的迹象。
假如我们以为这些文章代表了 70 年代末中国知识界接受尼采的状况和水平，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所看到的，知识界所表达出来的仅仅是冰山的一角。1949 年以后，翻译、介绍尼采的文字虽少，但是如前所述，在 1919 年和 1937年前后中国已经先后兴起过两次尼采热，有过不少翻译、介绍尼采的文字，这些文字虽然比较难见到，但却并未完全被禁，种种资料显示，这些文字有相当多的读者。另外，正如刘小枫所指出的那样，大陆学界自 50 年代初以来，并未与海外西域思想完全断绝因缘，“二战前的西域思想，1949年的思想文化杂志多有评介，1949 年以后，则有《哲学译丛》、《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持续引介。”
众所周知，还有很多文学、思想类作品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出版，供某些特权阶层阅读，这一批作品的读者其实也不少。尼采在中国的影响并未中断，中国知识界对尼采的了解也不像表现出来的那样粗陋。据周国平回忆，60 年代初，在北大就有一个名为“X”的地下文学团体，这个团体以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为首，在他的带动下，大家一起阅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尼采、弗洛伊德、萨特等人的著作。并互相传阅各自的手稿，尝试着以意识流、象征主义等手法创作。周国平本人正是因郭世英的介绍而认识尼采的。地下其实已经有一股汹涌的潜流，只是还没有等到合适的时机和途径喷发而已。借批判林彪、“四人帮”之际，学界打破禁忌，开始谈论尼采，并试探性地逐步肯定尼采，然而导致真正的转机的却是另外两个直接的原因：一个是因朱光潜而起的对尼采美学思想的热烈讨论，一个是关于鲁迅与尼采的比较研究。
1982 年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朱光潜旧作《悲剧心理学》中译本，85 岁高龄的朱光潜为之作了一篇令人吃惊的序，他写道：
一般读者都认为我是克罗齐式的唯心主义信徒，现在我自己才认识到我实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义信徒。在我心灵里植根的倒不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的直觉说，而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朱光潜这份在美学上乃至整个人生观上认同尼采的自白书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掀起了一阵研究尼采特别是尼采美学思想的热潮。不久，他的弟子程代熙发表《朱光潜与尼采——读〈悲剧心理学〉》（《读书》1983年第 11 期）。嗣后，张汝伦、汝信、龚志成、周国平等发表了多篇研究尼采美学的文章。
鲁迅与尼采的比较研究是尼采研究的另一个突破口。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对鲁迅与尼采的比较研究大多遵循这样一种策略：1、强调鲁迅与尼采的本质区别；2、认为鲁迅早期接受尼采的影响是没有看清他的本质，是误解，3、认为鲁迅很快认清了他的本质，并与之彻底决裂。持这种见解的有张华、孙席珍、陆耀东、唐达晖等人。赵家璧说：“研究鲁迅与尼采的学术论文，1980年有了一个大突破，是一次可喜的收获。”这一年乐黛云发表了《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学报》1980 年第 3 期），开始以客观的态度研究尼采。1982 年，钱碧湘发表《鲁迅与尼采哲学》（《中国社会科学》1982 年第 2 期），明确指出，尼采是被法西斯化了。钱碧湘的文章反响很大，引起了人们对尼采的更大兴趣。1983 年陈福雄在《韶关师专学报》第 3、4 期合刊上发表《尼采浅说》一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1、诗人哲学家的曲折的生活道路；2、诗人哲学家的哲学思想；3、诗人哲学家的文学思想和风格。从这三个标题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与以往对尼采的研究多么不同，“诗人哲学家”这一对尼采的界定也基本上奠定了后人评论尼采的基调。陈文的影响可能并不大，但这篇文章是不可忽视的，它是笔者所见到的文革结束后第一篇专门介绍尼采的文章，它标志着从研究“鲁迅与尼采”到研究尼采的转折。
1985 年是尼采研究取得重要转折的一年。这一年张汝伦发表了《一个被误解的哲学家——尼采学说之我见》（《书林》1985 年第 3 期）、《“钉在十字架上的尼采——尼采生活传记》（《书林》1985 年第 5 期）、《尼采美学思想初探》（《青年论坛》1985年第 5 期），汝信发表《论尼采悲剧理论的起源——关于〈悲剧的诞生〉一书的研究札记之一》（《外国美学》第 1 辑，商务印书馆，1985 年 2 月），龚志成发表《评尼采〈悲剧的诞生〉》（《美学与艺术评论集》第 2 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5 月）。这一年春，陈鼓应在北京中国文化书院讲授“尼采哲学与庄子哲学的比较研究”。这一年 12 月，工人出版社出版勃兰兑斯著、安延明译的《尼采》，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1987 年 3 月该书第三次印刷时，印数已经猛增到 144,170 册。
1986 年，对尼采在当代的译介、传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周国平脱颖而出，发表《从酒神精神到权力意志——尼采艺术哲学初探》（《外国美学》第 2 辑，商务印书馆 1986 年 4 月）、《新版尼采全集的诞生》（《书林》1986 年第 6 期）。同年 7 月，周国平轰动一时的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至此，第三次“尼采热”、尼采对当代的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拉开了帷幕。在这本书出版前，《人民日报》（1986 年 2 月 7 日）上曾发表了周国平的导师汝信为这本书写的序言。应该说，在《人民日报》上以这样的形式来预告一本书的即将出版，还是相当罕见的。周国平的这本书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学术圈内，而向文坛、大学、普通读者辐射。此书在出版后的短短8 个月内曾先后四次印刷，印数高达9万册。1997年12月，此书第六次重印，印数达到115,000册。在重印弁言中，周国平说：
我在书中融入了自己的人生感悟，这些感悟也引起了同时代人的强烈共鸣。因此，若要为这本书寻找一个位置，我相信这位置与其说在学术史上，不如说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灵史上。 我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听到许多青年人倾诉读了这本书的激动之情。……使我感动的是，当我和其中一些人相遇时，他们仍然会怀念地谈及这本书给他们的影响。还有一些今日的青年，很偶然地读到了别人手中的这本书，也仍然慷慨地表示喜欢。于是我想，也许书里描述的我心目中的那个尼采形象还没有过时……
周国平在书中对尼采进行了重新估价，他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尼采形象。正如周国平所说，这一尼采形象不仅在当时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至今还未过时，还在持续地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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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26 16: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