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尔曾经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情境逻辑”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有一种纯客观的方法,不妨称之为客观理解的方法,或者情境逻辑。朝向客观理解而创始的一门社会科学可以不依赖于一切主观的或心理学的观念而发展。它的方法在于充分地分析行动者的情境,以致能在没有来自心理学的任何进一步帮助的情况下按照情境解释这个行动。客观的‘理解’在于认识到这个行动客观上适合于情境”[19]。情境逻辑可以解释在某一种相同情境下,行动者(不考虑他个人主观的心理倾向)都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模式,就好像下棋要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一样。在《君主论》中,马基雅弗里就已经使用了这种完全客观的理解方法,他没有流露出他个人的丝毫一点好恶、爱憎,他不动声色、完全置身事外地叙述,他“将这些东西说成仿佛是线、面、体。他不攻击道德原则,但他发现,这些原则在思考政治生活问题时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马基雅弗里把政治运动看做好像是下棋游戏,他极为详尽地研究了游戏的规则,但他毫无改变或批评这些规则的意思。他的政治经验教会他,如果没有欺诈、哄骗、背叛和犯罪,游戏是从来就玩不成的。他既不责备也不举荐这些东西,他唯一关心的是找到最好的一着——在游戏中取胜的走法”[20]。人们会发现东西方关于权术的政治著作几乎都有一些细节上的相似(举一例为证,《韩非子》的《说难篇》简直可以说是对《君主论》第二十三章《怎样避开谄媚者》最好的注解),或许就因为它们都遵循了权力的情境逻辑。贡布里希在他对艺术史的研究中将“情境逻辑”发挥成“名利场逻辑”的概念,[21]而追逐时尚就是“名利场逻辑”的最好示例,一旦你选择追逐时尚,你就必须不断翻新花样永远保持在潮流的领先位置,如果你稍有落伍,比如说你穿着去年流行的式样到时尚人士中去竞争,你就会成为可耻的笑柄。要么选择追逐时尚而永远掌握领先的王牌,要么选择不理会时尚才不会遭到“过时”的讥笑。这也许同样也是权力的情境逻辑,“‘或是凯撒,或是虚无’(Aut Caesar aut nihil),或者过一种个人的、无害的、不招人怨的生活,或者进入政治舞台,为权力争斗,并用最为残酷和激烈的手段来维持权力。在这两种生活之间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