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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类】] [转贴]国学回眸之五* 音韵文字世家二三事(赵振铎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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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19 10:20: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谨按:二十世纪陆续远行的国学大师们,如同昨夜星辰闪耀在记忆的天空。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每一仰望,思慕曷及!爰采落英,同沐余芳。述往事,思来者。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音韵文字世家二三事(赵振铎口述)


祖父:从同盟会员到文字学家
我们家最早居住在安徽休宁,更早的情况就不清楚了。大约在我上面11辈的时候,我家从安徽休宁搬到了浙江湖州,堂名叫清澜堂,在当地算是大户人家。高祖景恩公在太平天国(1848年)后,从老家带了一些钱,到了四川成都安下家来。家里有两处公馆,一处在王家坝,一处在会府东街。王家坝公馆抗日战争时期被国民党航委会买去了,我一直没有去过那里。会府东街的房子一直住到解放。祖父澄彦公(仲清),因为亲戚姚觐元当时任川东布政使,就投奔他,在布政使衙门做一个小官。后来又在富顺、懋功当过知县,光绪32年(1905)病死在懋功任上。

姚觐元刻有一部很有名的语言文字学书《姚氏丛刻》,内有《集韵》、《类篇》、《礼部韵略》,后人称为“姚刻三种”。

我的祖父赵少咸,在赵家排行“世”字辈,叫赵世忠,光绪10年(1884)生。他从小就跟到祝彦和读书。祝彦和是莫友芝的弟子,所以祖父从小就打下了相当深厚的文史功底。

1911年,我祖父当时20多岁,是个热血青年,他参加了同盟会,与当时同盟会的重要人物如熊克武等人均有来往。1911年6月成都爆发了保路风潮,我祖父是保路同志会的积极份子,9月,刽子手赵尔丰制造成都血案,我祖父参加了保路同志会在成都举行反清武装起义,他还甩了一颗土制的手榴弹。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职位后,四川军阀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大肆捕杀同盟会革命党人,成都镇压得很厉害,很多同盟会成员因为参加反袁战争而被抄家、逮捕、处死。有人把祖父参加的保路同志会小组的名单弄丢了,被密探捡到后交给成都军政府,军政府立即按名单逮人。

我祖父赵少咸也在名单之中,名字写的是“赵少成”,有人告密说,“赵少成”就是赵少咸。于是我祖父就被军政府抓起来了。无论怎样审问,我祖父坚决不承认参加过反袁,军政府没有办法,就把他关进监牢。在牢房中一天到晚没有事,我祖父请家里带了一本许慎的《说文解字》,每天他就钻研这本书。

祖父被关进去之后,家里的人四处奔走,设法解救,后来由亲戚朋友和邻居出面保他,才放出来。坐了几个月监牢,我祖父把《说文解字》反复看了几遍,对语言文字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祖父出狱后,四川相继发动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讨袁战争和护国战争,新旧军阀在四川混战一片,割据称雄。祖父看到这种情况,再也不愿意过问政治,于是转到了学术界,最初在四川高等师范学堂教书,后来又在石室中学、成都大学教书,最后到了四川大学。先当讲师,后来是副教授、教授。祖父一心做学问,专攻音韵文字学。我也觉得很奇怪,音韵学讲究的是口耳相传,是最难学最难懂的,祖父不仅把它钻通了,还能够深入浅出地讲给别人听。后来我在四川大学读书,钟树梁老师教音韵学。除了在课堂上学之外,回到家里祖父就给我开单份,有啥不懂的我就问他。我读书和做学问很大程度受了祖父的影响。

上个世纪40年代,四川大学的林思进、向楚、赵少咸和庞石帚四位教授被称为中文系的四大台柱,林思进的古代诗词讲得很好,向楚擅长讲古代散文,庞石帚对《庄子》、杜诗和“三苏”的诗文很熟,讲起来头头是道。我祖父讲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等语言文字方面的课程。

向楚称得上是老革命。他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孙中山在广东的时候,向楚当过广东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府秘书,上个世纪30年代当过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兼省教育厅厅长。1949年他代理四川大学校务,把四川大学完整无损地交给政府。黄季陆逃跑之前把国民党四川大学区分部书记的职务交给向楚代理,由于这个原因,建国之后,向楚就被管制起来,与“地、富、反、坏”属于同一类。每个星期天上午向楚要从九眼桥走到王家坝,到派出所去受训。

我祖父研究音韵文字学,他的治学道路和方法与章太炎、黄季刚的学风相接近,所以有人说我祖父属于章黄学派,虽然章太炎的年纪比他大,黄季刚的年纪比他小,但他们研究学问都讲究读书,不空发议论。

1937年,重庆中央大学因为黄季刚去世后音韵学无人教,于是就请我祖父去中央大学教这门课,他到重庆后住在红槽房。当时正值抗战,很多大学搬迁到西南,不少学者、教授也跟着逃难到重庆,他们没有带什么书,等到安顿下来,教书做学问,就发觉没有参考书实在是捉襟见肘。而我祖父从成都去时带了很多书,因此中央大学中文系很多老师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去借书。
在中央大学,我祖父教音韵学,现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著名学者周法高、李孝定、殷焕先当年都是他的学生。
音韵学的一些基础知识需要死记硬背,我祖父这方面要求学生很严。当时周法高这方面的基础打得很扎实,后来他到宜宾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做研究工作,语言学家罗常培发觉周法高对音韵学很熟,一问,才知道他是我祖父的学生。于是罗常培经常与我祖父通信。
祖父在重庆中央大学教了4年书,重庆太热,他过不惯,1943年他又回到成都,在四川大学教书,同时兼任中文系主任。后来潘重规也当过中文系的主任,潘重规是黄侃的女婿,他的夫人黄砚蓉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曾经给蒋纬国当过家庭教师,由于有这样的身份,潘重规一直在台湾没有回来。1989年我到香港曾经会见了潘重规,我对他说:“你是川大的老教授,当过中文系的主任,和我家还是世交,你咋个不回川大来看一看?有啥子关系嘛,回来嘛,没得问题”。后来他终于回来一次,到了敦煌、南京参观,就是没有到成都。
我祖父一生研究音韵文字,写有两部比较重要的书稿,《广韵疏证》和《经典释文集说附笺》,这两部书稿在“文革”中散失了,后来他的学生搜集整理了《广韵疏证》,本来巴蜀书社已经准备出版,因为著作权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就拖下来。
祖父一家比较富裕,他每个月的工资就是好几百块大洋。当时的书多数是木刻印刷,名人名家喜爱什么书,不是去买,而是自己请人刻印。祖父在教书之余,也请人刻印书,记得他曾经翻刻过一套宋朝台州本的《荀子》,并附有王先谦等人的考证。他喜爱研究音韵,还刻了江永的《四声切韵表》。
江永的《四声切韵表》很奇特,仅在成都刻印这本书就有三家。除了我祖父之外,还有一个藏书家严毂生也刻印过。他是陕西渭南人,又是一个大盐商,但喜欢刻书藏书,他刻了一套《音韵学丛书》,里面收有江永的《四声切韵表》。建国后,四川人民出版社用木刻版出版了《音韵学丛书》。这套书在国内的销路不知道好不好,但在国外学术界的影响很大,销路也不错。1960年我在苏联讲学的时候买了一套,当时在莫斯科的一家外文书店看到了这套《音韵学丛书》,标价100卢布,合50元人民币。如果在国内,这套书我是买不起的,当时我在国内一个月工资才80块。
第三个刻《四声切韵表》的是四川大学教授张永言的祖父张慎仪,他刻印了一套《岱园丛书》,里面也收了这本书。在上个世纪初,江永这本音韵学专著,小小的成都竟有三家相继刻印出版,这么关心音韵学,在全国学术界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当时成都学术风气之浓厚。
祖父在四川大学教书,他在家里也专门设了书房,有课桌、黑板,除了给我们讲课外,上门请教的学生也在这里听课。他的学生刘君惠、魏炯若、徐仁甫、周虚白、郭诚永等,后来都是著名的学者教授。他讲课很认真、也很随和,刘君惠讲过我祖父的一个小笑话:当年他读高中时,我祖父在中学教书,刘君惠听他讲过音韵学。后来刘君惠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我祖父给他们上第一堂课,看见刘君惠坐在下面,就问他:“上一次我讲到哪一个地方喃?”学生一下都笑起来了。
祖父喜爱刻书印书,也吸引了很多爱读书、需要书的学生。他们常常到我家来,祖父很欢迎他们,凡是要印书的学生,只需出纸张和印工费,祖父无偿提供刻版,因为家里很宽敞,刻书印书很方便,直到抗战之前,都还有学生到我家里来印书。
30年代,我祖父在皇城坝教书,皇城坝有一个很大的石牌坊,上面有“为国求贤”几个大字。现在成都二环路立交桥下的民俗公园里,还可以看到这个牌坊的样子。
大学教授讲课都习惯带原著,要带很厚一摞书。祖父上课都是坐轿子去,轿子有两种规格,“二人抬”和“三丁拐”。我祖父坐的是两人抬的,规格不高,讲课要用的书就自己抱着。规格比较高的“三丁拐”也是两个人抬,另外有一个人帮忙提书,这是一种排场,像林山腴教授就坐的是“三丁拐”。这种坐轿子的风俗一直延续到30年代初。
那时候成都的官宦绅商、大户人家,包括像我祖父这样住公馆的人家,每天习惯吃两顿饭,上午9~10点一顿,下午4点一顿,这是正餐。早上要吃一碗汤圆、醪糟蛋之类,称为早点。9~10点正式吃饭,中午12点又要吃担担面、茶汤、蒸蒸糕、豆腐脑之类,当时成都这类沿街叫卖的小吃很多。下午4点是正餐,晚上再加一次夜宵,实际上一天吃五顿,少吃多餐。当然,一天能吃五顿毕竟只是少数人。
我祖父是在“文革”初去世的,关于他的去世有很多种说法,而且是有书为证的,有说是红卫兵抄家时,被红卫兵打死了;有说是红卫兵把他的书和多年的研究成果烧了,他气得吐血而亡。实际上,我祖父是在被红卫兵抄家后一个多月病死的,尽管他的死与“文革”的冲击、红卫兵抄家不无关系,但他确实是在华西医院病死的。

父亲:郭沫若定的副研究员
我父亲赵幼文,1906年生,1993年去世。我父亲幼年和少年时代受的教育,与祖父的教育密不可分。父亲在石室中学读书,班次比郭沫若低一些,大概和李一氓差不多,他们互相都认识。石室中学毕业后,父亲就和母亲结婚,婚后第二年就有了我。我父亲是祖父的第二个儿子,由于大房的爷爷文若公去世得早,我父亲就过继给大房。大房的婆婆姓吴,成都人,娘家在成都双林路,当时叫双林盘。婆婆家里很有钱,人称“吴百万”。后来他们把家产田地全部卖了,搬到上海,住在租界,他们有钱,光吃利息就够了。1929年,父亲带着母亲和我,一家人到了上海。
我随父亲到上海时只有八个月大。父亲到上海后,本想去南京考柳贻徵的研究生,研究文化史,结果因为水土不服,害了一场大病,病好之后身体依然虚弱,就不敢再去南京,只得暂时留在上海,偶尔写点文章。
听我父亲讲,当时全家在上海,日子过得很难,经常都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我的婆婆家很有钱,她的舅舅当家庭医生,钱挣得不少。她还有个女婿是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他们在上海日子过得相当不错。我父亲是过继给婆婆的,只不过是他们的穷亲戚,她有钱也不愿意拿出来用。她每个月拿30个大洋给我父亲,作为一家的生活费,这在上海是相当困难的。我一家在上海马当路租了一个独院,“文革”中我到上海还去马当路看过当年的住家,老样子没有变。
1934年,我祖父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川,到了南京、上海,会见了许多学者,尤其与黄侃在一起交谈最多。为啥我祖父与黄侃这么熟?因为我的姑父殷孟伦是黄侃的学生,而黄侃出生在成都金玉街,他父亲叫黄云鹄,曾经当过成都知府,所以黄侃对成都很有感情,这从他给我祖父的信中可以看出来。
祖父到上海后,看到父亲一家生活如此困难,就要他回成都去,加之“1.28”事变后,上海的局势也不太稳定,1935年底父亲带着我、二弟和三弟回到了成都。
回成都后,我父亲到中学教书,第一年在岳池中学教书,每月60个大洋,第二年他到三台中学教书,每月有180个大洋,后来在石室中学、西北中学、建国中学等学校教书。
1942年,四川大学招聘教师,我父亲和杜仲陵、曾君一等人应聘,进了四川大学,1946年我父亲升为副教授。
抗战时期,不少外省学者教授逃难到四川,四川大学来了很多外地学者教授,如程千帆、潘重规、林尹、黄侃的儿子黄念田等,我父亲与他们都有交往。由于各自的经历不同、学问不同,外来的学者与四川大学本地学者,特别是与一些老先生有矛盾,有冲突,宗派现象比较明显,经常有一些笑话。
有一个教授在一篇文章写道:古人都是晚上写书,比如屈原的《离骚》、荷马的史诗、但丁的《神曲》都是晚上在清油灯下写成的。有人就专门挑他的“漏眼”,嘲讽他:“你这样说有啥根据?中国古代用清油灯,荷马、但丁是不是就用清油灯?屈原那个时代有没有清油灯?”
有一次,某教授在学生办的杂志上写了一篇散文,其中有一句是希望学生们“朝着时代车轮前进”,有人抓住这一句就嘲笑他,说,“朝着时代车轮前进,哪不是要被时代车轮压扁?”
当时四川大学有一种不好的习惯,一些老先生看不起外地的教师,像叶圣陶这么著名的学者,到川大来,居然没有让他在校本部教书,而是在成人夜大教书。叶圣陶当时在省教育厅兼职,常常要到外地去考察。一些老先生见他有时不在学校,就趁机贬损他,说“叶圣陶为啥不敢来上课嘛,他的《辞源》、《辞海》还没有运来,等运来了,他就来上课了”。
我父亲和丁易也有过交往,丁易后来是现代文学的著名专家,在北师大教书,但当时在成都,丁易也只能在石室中学教教书。
1946年,经程千帆、殷孟伦等人介绍,我父亲到了西北大学中文系教书。当时川大给他的是副教授待遇,而西北大学给他教授待遇。和他一起去的有台湾学者高明(仲华),还有高文(高石斋)。
我父亲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讲《三国志》、诸子概论,讲《韩非子》、《荀子》。据西北大学的学生讲,我父亲讲课受欢迎,学生很感兴趣,不仅教室里坐满了人,连窗台外面都站满了人。在西北大学,高明、高文和我父亲三个人往来密切,与系主任张西堂闹矛盾,不到两年,三个人就离开了西北大学,各奔前程。
我父亲回成都后,没有回到川大,而是到了乐山师范教书,后来又先后在铭章中学、成都二师教书。
建国后,我父亲如何调到北京,进了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的呢?这还要从他与郭沫若的关系谈起。我父亲和郭沫若是石室中学的先后同学。1956年我父亲把《殿本三国志考证》手稿寄给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郭老当时正在写剧本《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急需要一个熟悉这方面史料的人,因此就把我父亲调到了中国科学院。有关方面审查我父亲的学术资格,他在成都中学教过,大学也教过,此前他主要是搞文学,现在要转到史学,究竟该评个什么职称。据说是请示了郭老,郭老的意见是先评副研究员,我父亲也不计较。我父亲在北京结识了孙毓棠、胡厚宣、谢国祯等学者,相处很好。
父亲在北京的重要工作,就是为郭老写《蔡文姬》提供历史资料,据父亲说,有一次郭老问他有关蔡文姬《胡笳十八拍》诗的押韵问题,他也不是很清楚,于是他又写信向祖父请教。
关于曹操80万大军下江南是否滥杀无辜的问题,我父亲根据虞预的《江表志》、王沈《魏书》的佚文,给郭沫若提供了史料和的建议。魏国和吴国的史学家由于所处的国家不同,立场不同,所以记载也不一样,吴国的史书就说曹操下江南,滥杀无辜,杀了上百万人,但魏国的史书上记载是杀了十多万人,二者数字相差很大,我父亲认为曹操80万大军下江南,杀人肯定是有的,但是否上百万值得考虑。后来郭沫若在为曹操翻案的文章中,参考了我父亲提供的资料和观点。我父亲的遗稿《三国志校笺》后面有一篇《自述》中提到过这件事。
大约60年代初,朝鲜对我们与他相邻的边境领土有一些异议,我国有关方面需要中国科学院历史所查阅有关东北边境的历史资料,了解历史上我国东北边境的变迁。我父亲参加了这项工作,并一直延续到“文革”之前。
1973年,也许是叶落归根的思念情绪,我父亲请求调回四川,回到了成都。
父亲一生对名利权位比较淡然,对很多事情都看穿了。当时他在北京是副研究员,回到四川省哲学社会研究所(四川省社科院)也是副研究员。那时不时兴职称,后来时兴评职称了,有人问他“你还评不评正高?”他说:“我教授都当过了,评正高还有啥意思?当教授也就那么回事,我现在的工资在所里面算是比较高的了,无所谓了。”
后来他退休的时候,领导找他谈话,“你这么大年纪,可以退休了,你有啥要求?”当时他都快80岁了,他说:“该退休就退休嘛,我没得啥要求。”
父亲作为一个学者,尽管一生力作很多,但到了晚年,他对学术问题,既不争论,也不写文章。我都劝过他,“你在这么一个单位,不写文章咋个行嘛?”劝了好几次,于是他写了一篇文章,《卢弼三国志集解献疑》,对那本书提出批评。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中华文史论丛》杂志,寄去之后很快就发表了。同时我也交了一篇文章给《中华文史论丛》,结果好几年后才发出来。
1981年父亲写的《曹植集注》也出版了。实际上,这部书稿早在“文革”前就写成了。“文革”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历史上有屈原、曹植、李白、杜甫等12个大诗人,都应该出他们的专集”。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把整理注释曹植诗文的任务交给了我父亲。他很快就写完了,书稿交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久,“文革”就开始了。“四人帮”倒台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清理旧稿,发现了他的书稿,准备出版,派人来问他:“你还有没有修改?”父亲回答说:“没有啥修改的”。很快《曹子建集注》就出版了,我父亲去世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再版了一次。
我父亲一辈子都在搞“三国”研究,除了上面提到的著述之外,他在《三国志》书的边边角角写有很多批注,很多字我都看不清楚。有很多成果只是书稿,还来不及出版。比如,《殿本三国志考证》,他写好后交给郭沫若参考,郭老后来退给了他,他带在身边,躲过了“文革”抄家之劫,书稿得以保全。
父亲去世前,告诫家里的人,不要开追悼会,也不要搞遗体告别。据说单位写讣告,写到我父亲是“副研究员”时觉得不妥,因为他一生的成绩摆在那里,不写,也不好,斟酌来斟酌去,最后改成“老一代历史学家”。
父亲去世后,我和老伴、儿媳一起,花了几年时间,把父亲有关《三国志》的研究成果汇集整理为《三国志校笺》。当时我用的计算机是286型的,很多字都打不出来,漏掉的字很多,我就一个个用手填,工作量太大,1996年才整理完毕,2001年这本书终于在巴蜀书社出版。

音韵文字世家的继承人
我是1928年生,我们弟妹一共10个,我是老大。因为是长孙,祖父很宠爱我。记得3岁时在上海的时候,父亲管得很紧,要求很严格,每天要背《三字经》,一天背4句,隔几天默写一次。7岁时本来要在法租界读小学,父亲考虑到要回成都,就让我在家里自学。平时我除了背《三字经》外,还要读父亲买的小学国语课本,那些课文很多篇至今我还能背得。
我回到成都已经是秋天,错过了学校招生,祖父说“那你就在家里读书”。父亲到鼓楼街一家叫“墨耕堂”的书店,买了一本《诗经》。祖父就每天教我读,他先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我就跟着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他念了3遍之后,就该我自己念,然后要我背,隔一段时间他还要抽我默写。当时完全不懂《诗经》的内容。读完《诗经》后,祖父就教我读《左传》。当时我看了一本书《周秦历史故事》,用白话文写先秦历史,所以《左传》中讲的故事我基本上都晓得。
第二年我进了华英小学,祖父把我的学习抓得很紧,每天早上要把他教的内容背熟才准我去上学。读完《左传》又读《礼记》,《礼记》更难懂了,只好选一些来读,读得最多最熟的是《檀弓》、《乐记》。1937年我祖父到重庆中央大学去教书,父亲在新繁石室中学教书,不在家。我母亲就辅导我学习,她是旧制中学毕业的。那个时候,为了躲警报,我家已经搬到苏坡桥。母亲喜欢柳宗元的散文,她就教我读《永州八记》。关于读小学的经历,我曾经写了篇文章《我的小学》,发表在《蓉城金秋》杂志2002年第1、2、3期上。
小学毕业后,我在蜀华中学读初中,最近我写了一篇《蜀华中学散记》,刊登在2002年第9期《龙门阵》杂志上,回忆了当年蜀华中学的经历。
蜀华中学是私立中学,我总觉得低人一等,所以后来考高中我就考了四川省立成都中学,简称省成中,就是现在成都二中。学生入学要有保证人,保证学生在学校遵纪守法,不参加异党活动。当时程千帆先生在省成中兼课,他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我就找他当保证人。他看见了我,说:“你也考取省成中了,那篇作文你写得好嘛”。入学作文考试的题目是《故乡岁华记》,恰恰是我在初中作文做过的,考试之前我把以前做的作文都背熟了,所以考得特别好,直到今天,省成中考试那篇作文我还背得。
程千帆老师告诉我说,这个学校有两个特点,一是学风好,考试不能作弊,作弊不仅要挨打,还要开除;二是学生喜欢闹事,如果老师讲课讲得不好,学生就要起哄,赶老师走。
我进了省成中之后,发现果然如此。学校高考的升学率很高,有人说,进了省成中,就有一只脚进了大学。我读高二的时候,班上就有同学考起大学了。学生都很刻苦,晚上学校10点钟吹了灭灯号,电工把电闸拉了,寝室的灯都灭了,过了几分钟,电工又把电闸合上,寝室的灯又亮了,同学们就可以开夜车了。夜车还有前后之分,有的同学开到1、2点钟后就睡了,有的同学是睡到1、2点钟后起来一直开到早上。这样搞,学生身体当然不好,所以有人说,这个学校的学生是“药罐罐”,学校烧开水的茶炉上,经常摆着不少的药罐罐。
省成中的老师要是课讲得不好,学生就不听你的课,唱“空城计”,如果老师上课看到没有几个人,就晓得“遭”了,下回就不愿来上课了。前几年我曾经在《龙门阵》上写过一篇文章《别了,省成中》,我很感慨,当年省成中刻苦学习的风气现在很少看到了。
读高中时,祖父对我的要求还是很严,规定我每天要读《说文解字段注》5个字,祖父告诫我:“段注里面很多东西你不懂,比如什么切,什么反,古音在什么部,这些你可以不管,其余的你都要搞懂。”星期六回家,祖父就要考我。开头我还不在乎,一天读5个,一周不过30个字,随便读完了。哪晓得不是那么回事,每个周末回去,祖父都要考我,问我《说文解字》读了好多,这些字咋个解释,弄得我如坐针毡。这样就迫使我仔仔细细地读,高中三年我把《说文解字段注》读完了。
高中毕业的时候是春季,离高考还有半年,我就自己在家里复习。我考的是四川大学中文系,高考发榜,我的化学成绩最好,考了85分。当时我们班上40多个同学考川大,只有几个人被刷下来,其余的都考上了。
记得高考的作文题目叫“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说”,这句话是顾亭林先生说的。华美女中的刘映月写得最好,当时川大中文系老师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考大学的作文写得再好,也只给79分。阅卷的老师很欣赏这篇文章,给了79分,又拿给院长向楚看。向楚看了之后,说:“写得好嘛,你才给79分?”向楚把红笔拿过来,改为81分,加了两分,又写了两个字“必取”,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刘映月的古典诗词和散文都写得很好,后来她在德阳教中学,是特级教师。我们那一届考生中总分第一名是黄昌禄,建国后他当过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
我在省成中的同学还有杨析综,他比我高一个班,后来他与我同年考川大中文系,成了同年级同学。
课余时间我的爱好就是打排球。在省成中的时候,我的个子就比较高了,很快就进了学校排球代表队,而且在成都中学排球队里面小有名气。高中毕业后,体专(后来的成都体育学院)要组织一个排球代表队参加比赛,他们请我去,我在那里打了半年球,有比赛就去参加,没有比赛就在家里复习功课。进了川大后,体育老师在新生中物色体育尖子,曾经看见我参加过成都中学生的排球赛,就把我选进新生院排球代表队。后来新生院代表队参加学校的排球比赛,校代表队的队长看我打了几场球,说:“这个人还可以嘛。”就把我要到校代表队。后来我又到过成都市排球代表队和四川省业余排球代表队打过球,直到1957年在青岛参加全国排球锦标赛,后来就很少打球了。
当时刚进校的一批女同学喜欢打排球,而且还打得好,王德芬就是我们同年级的同学,后来她当了四川女排的教练。
大学四年,我认真读书的时间不到一半,进校第一年和第二年上半年在认真读书,下半年面临解放,我在学校认识的人很多,经常参加学生运动、罢课。1949年12月成都解放了,1950年3月我入了团,在中文系当学生干部、团总支委员,读书的时间就更少了。三年级下期我随西南地区篮排球队到北京参加全国篮排球比赛,回来不久,土改开始了,又参加土改。
1952年7月,我被临时抽调到重庆西南文教部高教处工作,当时整个高等教育体制学习苏联,高教处成立了一个高校院系调整办公室,我参加了西南片区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当时康振黄也在那里,他负责院系的设计方案。
在重庆搞了四个月的高校院系调整:11月我又回到川大,分配到中文系。系上个别老先生对我留在中文系当助教颇有微词,讥讽我们这一批留校的是“革命草包”,其原因一是瞧不起我们,认为我们没有读多少书,另一个原因是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一些老先生曾受到我们的冲击和批评,因而心存芥蒂。
刚留校那段时间我的压力很大,原先我以为会留在文学组,因为觉得在古典文学方面有浓厚的兴趣,结果把我分在语言组。我找系上的领导,我说:“我原来学的音韵、文字、训诂,现在都用不到,要重新学现代语言学理论,如果不到外面去进修一下,恐怕不行啊。”领导就说:“好嘛,以后给你找个学习的机会。”正好当时北京大学办有语言专修科,我就提出到北大去学习语言专业知识。当时一切向苏联学习,包括语言学理论也要学苏联,我也很老实,决定必须要学俄语。当时热情很高,我花了一个月时间突击俄语,然后看一本苏联契科巴瓦的《语言学概论》,花了半年时间,居然看完了,俄语水平也大有提高。
1953年,中文系就介绍我到北大中文系进修班,导师就是高名凯教授,当时他才40出头,已经是全国有名的语言学家了。他讲的语言学理论就是苏联的,教材就是我看过的那本苏联的语言学教材,和其他一起来进修的老师相比,我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我学的俄语,教材早就看过了。
当时国内高校都没有开语言学课,能够讲语言学课的就更少,进修班一共7个人,后来都成了各地语言学的骨干。
北大的条件很好,语言学的师资力量很强。我去的第二年,北大又把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调整到北大,王力、岑麒祥等著名学者都来了,可以说集中了全国语言学界的精华。这些先生讲的课,我有幸都听了。在北大进修两年,读了不少书,思路也开阔了。没有出去之前,我只以为川大的语言文字学不错,出去之后才发觉,语言学方面自己好多东西还不懂,好多知识还要更新,语言学要吸收国外的理论,不能固步自封。
到北大进修前,我曾经下决心金盆洗手,不再打排球了。到北大后,课余时间我也常常到排球场去,但我只看不打。教体育的林启武教授发现我经常在旁边看,而且很投入,他就走到我面前,说:“同学,你把手伸出来我看一下。”我把手伸出来,手上尽是茧巴。林老师教体育,一看就知道我是打排球的,他说:“我看到你在某某排球队打过球。”林老师就把我调进北大学校排球队当运动员,后来我还代表北京青年队打过球。
在北大进修了4年,获益不少,1957年我回到川大。当时中文系像我这样的年轻教师不多,我算是比较可以的,很快就从助教提成讲师。当时学校要中文系派一个人出国去讲学,我老老实实地推荐甄尚灵先生,甄老师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后来系上决定派我去。
1959年秋到1961年夏,我在苏联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汉语。我到莫斯科去的时候,苏联已经和我们吵架了,关系逐渐紧张,但苏联老百姓对中国人还是很好。我们在城里排队买东西,如果排在最后面,往往有苏联老太太就把我牵到前面去,对排队的人说:“他们是中国人,让他先买”。
学生就不同了,他们常常找我的麻烦,出一些难题,问一些怪问题。记得有一个学生问我:“你们为啥要镇压西藏人民,为啥不要他们信教?”当时由于印度对中国西藏边界提出领土要求,中印边境关系一度十分紧张。有一个学生问我:“你们是不是侵略了印度?”遇到了这类问题该怎么回答?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要是再问这类问题,你们就批评他们丧失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
其实,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特别是学中文的,还是很害怕我们教汉语的老师,如果他的中文不及格,他就遭了,不能毕业。以后又有一个学生提出类似挑衅性的问题,我就对他说:“你对中国这么不友好,你这样就不能再学中文。”这个学生期末考试考得很差,本来我还是想让他及格,那天教研室主任也在考场,问了他几个问题,结果他一个也回答不出来,教研室主任提出这个学生不能及格,后来他就离开了国际关系学院。
和我一起在莫斯科教汉语的,还有一位武汉大学的教授李格非。我们是在北京大学进修的时候认识的,后来又一起到苏联。他比我大12岁,他经常说:“我们两个是忘年交”。他在莫斯科大学教汉语,我在国际关系学院教汉语,我们都编在中国专家党支部一起活动,两人经常在一起。后来我们又在一起编《汉语大字典》,编了16年,算是老搭档了。
在苏联那一段时间,中苏关系逐渐紧张,我们除了教书以外,不能到处随便走,只好到列宁图书馆看书,我看了很多语言学方面的书,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其中最有价值的资料是那些没有发表的学位论文,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之后,图书馆就不再借学位论文给我们看了。
在莫斯科大学教了两年,学会了简单的生活用语,俄罗斯的国骂也懂了,但俄语并没有学好。
我大学毕业后,留在中文系语言文字教研组,祖父很是高兴。他教我读《经典释文》并把他的校本拿给我抄。我到北大进修,祖父不止一次写信给我,告诉我,北大的魏建功、周祖谟、王力和高先生都是有学问的人,要我好好向他们学习请教。1955年,祖父接受系上交给的讲授“汉语史”课的任务,就开始写教学大纲,当时我在川大,每周回去一次,他就和我讨论讲课的内容,我体会他是在教我如何做学问。后来领导觉得他年事太高,就改让杜仲陵教授去讲课。祖父写的教学大纲在“文革”中散失了,但基本内容我还记得。
1961年6月我从苏联讲学回来,祖父快80岁了,学校要我去跟他学习。那时候《中国语文》杂志正在讨论《切韵》,我读了讨论的文章,写了一篇读书笔记,祖父给我改了多次,最后我把这篇文章寄到《中国语文》杂志,这就是1962年10—11月号发表的《从切韵序论切韵》。祖父觉得我的音韵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又要我读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我用了3年时间把这部书读完,写了几万字的读书笔记。每写完一节祖父都认真批改,并经常与我讨论。文章写完已经是1964年,没有寄给刊物,直到1979年才选了一部分,题为“读《广雅疏证》”,交给《中国语文》杂志,于该年第四期发表。这篇文章王力先生非常赞赏,不止一次向人推荐。其实,这篇文章我祖父花了不少心血。
1961年底我当川大中文系副主任,这一当就当了25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教书的这一段经历,后来在“四清”中成为我的罪状之一,说我“宣扬苏修”,当时我简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完全是“糊”的,咋个批判我,我就咋个检讨,我前前后后检讨了18次。“四清”运动完了后就叫我下乡参加农村的“四清”。一年之后回到学校,“文革”就开始了,造反派整我,说我是“走资派”。开初我心里还有点紧张,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无所谓了。我想:“你说我是走资派,现在川大和隔壁的成都工学院的系主任都是走资派,都是走资派就没有走资派”。造反派又贴了我一张大字报:《苏修特务赵振铎的形形色色》。是不是“苏修特务”我自己心里最明白,我认为:这些人的本事到此为止,柳宗元《三戒》中说的黔驴技穷就是这个样子。到过苏联的就是苏修特务,那就没有苏修特务,这个叫辩证法。
当然,我的这些话要是说出来肯定要遭到造反派批判,说我“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情绪”。尽管我没有啥问题,但一直到1969年才宣布“解放”,是中文系“解放”得最迟的干部之一。虽然我“解放”了,但中文系的“革委会”已经成立了,造反派把大小职务都占满了,就把我搁在一边。当时学校也没有上课,我也落得清闲。家里很多小说都被“革命群众”拿走了,说是“大毒草”,只有古籍书没有拿走,我就认认真真地读《周礼正义》。
1970年学校派我参加“毛泽东思想干部宣传队”(简称“干宣队”),我当队长,进驻成都市房建公司。当时川大党委书记丁耿林还没有解放,也是干宣队的队员,他是10级干部,级别相当高。很多事情我都向他请教,他就告诫说:“莫要乱整”。房建公司的住宿条件确实相当差,我就对丁书记说:“你到工地上去住实在不合适,干脆你骑自行车回家住,我们派一个人跟到你。”其实,派一个人跟到他,等于保镖,主要是怕房建公司的造反派整他。
“四人帮”倒台后,我参加编写《汉语大字典》的工作,后来带硕士生、博士生,一直到2000年2月退休。退下来我就集中精力搞《集韵》,这部书还没有人全面整理过,我想先搞一个校本,再搞一个疏证,弄清楚字音是从哪里来的,字义是从哪里来的。这部书我70岁开始搞,争取在80岁搞完。
我虽然已经70多岁了,但还没有老之将至的感觉。很多学术活动能参加的我还得要参加,比如社科评奖、学位论文答辩、学术研讨会。我这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但还是有很多值得留念的平凡事,我准备写一本《八十春秋》,把我一生的经历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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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19 12:15:04 | 显示全部楼层
經常把向楚與項楚搞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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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19 12:21:20 | 显示全部楼层
提一个小建议,兄可以把说国学人物的帖子,帖在一起,这样大家看起来又连贯又舒服^_^
谢谢宋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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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19 12:24:48 | 显示全部楼层
下面是引用giufa于2005-11-19 12:15发表的:
經常把向楚與項楚搞混了
呀,我想给楼主威望,结果弄错了.giufa兄弟,请多多支持本版,并且补上一篇精彩的啊^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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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1-19 13:13:57 | 显示全部楼层
下面是引用长歌-废墟于2005-11-19 12:21发表的:
提一个小建议,兄可以把说国学人物的帖子,帖在一起,这样大家看起来又连贯又舒服^_^
谢谢宋兄.
谨遵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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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19 13:15:43 | 显示全部楼层
下面是引用宋公明于2005-11-19 13:13发表的:

谨遵将令~~
哈哈,是我谢兄的支持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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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1-19 13:25:33 | 显示全部楼层

[转贴]国学回眸之六*讀書種子未絕─訪錢穆先生

谨按:二十世纪陆续远行的国学大师们,如同昨夜星辰闪耀在记忆的天空。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每一仰望,思慕曷及!爰采落英,同沐余芳。述往事,思来者。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讀書種子未絕─訪錢穆先生


      穿過自強隧道就是外雙溪了。喧囂擁擠的臺北市拋在後面。下車後,面對清山溪水,暑氣全消。錢穆先生的素書樓,就座落在附近的山坡上。步上兩旁楓林濃蔭夾道的階,就是素書樓主人錢穆先生居住和研讀寫作的地方了。兩層西式的建築,樓上是錢穆先生的書房和臥室,樓下是客房、錢穆夫人的畫室和客廳。客廳裡陳設都是中國式的紅木坐椅,靠牆的條几上,有座尺來高孔子的銅塑像。壁上還懸有一幅朱熹手書的墨拓。素書樓主人錢穆先生,坐在靠窗的椅子上。透過窗子可以看到一叢竹子,有一隻小鳥在近窗的松枝上棲唱著,這是八月二日上午的九點半,園內有滿園的驕陽,室內有一室的幽靜。

      錢穆先生彈去指間的煙灰。然後說:

      先不講理論,不講理想,沒有一個國家社會能沒有一個讀書人。最近大陸上又出現了一些過去的讀書人,這是因為毛澤東思想,打不掉中國舊思想,要想用新思想推倒一個舊時代不是這麼簡單的。最近大陸上,又出現了許多讀書人,這些人的年紀都在小則六十,大則八十多,像顧頡剛先生就八十多歲了。馮芝生也八十多歲了,他是壞人,不談他了。他們之中有些是我同輩的朋友。也有我的學生。吳晗是我的學生。

      我離開西南聯大,到華西大學,就把我教的中國通史交給吳晗,那時他在雲南大學教書,就這樣到了西南聯大。吳晗原先在上海的中國公學讀書,後來考到清華國學門。他雖人在清華,卻到北大聽課。他跟孟森研究明史,學問很不錯。在昆明他常與張蔭麟在一道。張蔭麟對自己所學非常自負的,吳晗和他常往來,當然也不錯,否則不會氣味相投的。可惜後來歡喜政治,不然後來的學問成就會更大,也不會落得那個下場。
   
      大陸那麼大,總有人在讀書的,共產黨也管不了。關起門來自己用功別人也不知道。而且大陸上雖然天天搞政治,一個人關起門來的就不會再搞政治了。再說大陸上和外面不同。沒有朋友可以應酬,也沒有娛樂。這樣下來,一個讀書人閒下來,不讀書還有什麼事可做。

     今天在大陸之外,臺灣也好,香港也好,美國也好,讀書人這一點就不 如大陸了。因為他們應酬多,娛樂多。應酬一多,娛樂一多,讀書的時間就 少了。所以大陸上隱藏著很多的讀書人。祇是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我從江南到廣州來教書,有一個我教過的女學生,忘記她叫什麼了,她 是研究戰國史的,而且也想寫一部戰國史。當時她在武漢大學教書,寄了她 寫的戰國史第一篇給我,一共有七、八萬字。祇要她能活到現在,我想她的 那部戰國史一定可以寫完了。

      我在廣州的時候,中山大學有位先生學問很好,年紀大概比我小十年。後來我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想請他來,他不出來,如果現在還在,他不會不讀書的。

      再舉一個例子,像錢鍾書也不容易。過去他寫《談藝錄》,宋人以下的文集,他都讀。聽說他最近又寫了《管錐編》,宋以前的文集怕該也讀完了。讀書不一定要什麼環境,祇要讀就行了。他在集中營裡關過了幾年,他讀的是馬克思的書。馬克思的也是一種學問呀,讀書人要知己知彼,所以要讀書,是關不住的。       我和錢鍾書很熟。他小孩子時候就很熟。有一年他在北京讀書,他太太要到北京去,正好我也要到北京去,他就寫信給我,要我同他太太一起去。

      我們都姓錢,都是無錫人,但並不近。不過,我們姓錢的輩分都是通的。不過,我稱他父親錢基博叔父,錢鍾書又叫我叔叔。我們只講年差,不問輩分。

      錢基博錢鍾書父子曾在同一個學校教書。但學問的路子不一樣。抗戰勝利後,錢基博要到湖北師範學院教書,錢鍾書要到北京去教書。但兒子不希望父親去湖北,父親也不希望兒子去北京。勝利後我決定不去北京留在上海,他們在上海來看我。錢基博希望我勸勸錢鍾書。他對錢鍾書說,你要多聽賓四叔的話。

      錢鍾書說賓四叔怎麼說怎麼說,結果誰也沒有勸住誰,錢鍾書去了北京,基博叔去了湖北。錢鍾書和費孝通不同,錢鍾書不搞政治,共產黨不注意他,所以在政治上沒有問題。顧頡剛也不搞這些東西,雖然過去寫過《古史辨》,但沒有出事,可以關起門來讀書。中國這麼大,關起門來讀書的有的是,慢慢兒就會知道的。像王船山全書裡,現在添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在雲南縣志裡面找到的。章實齋有些未刊稿,是我當年在四川發現的。現在大陸重刊《章氏遺書》,就把這些未刊文章加進去。可見大陸上不是沒有讀書人,這些讀書人不是毛澤東思想可以蓋掉的。祇要這些人還沒有死絕,書還是有人讀的。像錢鍾書那樣,不講話,祇做學問,關起門來讀書的人,一定很多。

     前不久,余英時去大陸,在西安的一個大學遇到一位先生。他經過四人幫的時代不能讀書。他現在教學生讀我的書。我有些學生留在北大清華教書的,後來都得寫文章批評我。但我相信他們文章雖然寫了,但心裡卻不一定那麼想。

      這些人現在的年紀近六十歲了,難道他們能不關起門來讀書嗎?

      祇要有書在,人就會讀書的。過去在香港辦《人生雜誌》的王道,有一個兒子留在大陸沒有出來。當時他年紀還小,後來他寄給他父親的一封信,文章寫得非常好,又是用文言寫的。我要王道在《人生雜誌》發表了。他的兒子並沒有讀過中國古書,文言文是那裡學來的呢?後來他兒子寫信都告訴他,說共產黨來了以後家裡存的書都被抄掉了,但卻留下一部殘缺的古文觀止。他沒有事時就翻讀,慢慢兒就比著上面的文章學寫就學會了。

      科學技術可以向外國學,但文史卻要在國內學。雖然,過去大陸三十年對中國固有傳統破壞,但毛澤東思想經過三十年也無法代替中國的文化傳統。可見中國的文化傳統是不易搖動的。祇要有書在,祇要中國的讀書人還沒有死絕,中國文化的根是不會斷的。我們在海外的中國讀書人更有責任保留這一線文化命脈。否則等大陸上的讀書人都死絕了,就不好辦了。
─────────────────
摘自三民書局《胡適與當代史學家》,逯耀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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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1-19 14:52:28 | 显示全部楼层

向楚與項楚

下面是引用giufa于2005-11-19 12:15发表的:
經常把向楚與項楚搞混了
向楚:辛亥革命志士,教育家。字乔,一作先樵,重庆市的巴南区(原四川省巴县)人。19岁(1898)入县学,1897年考入重庆东川书院学习,得山长赵熙嘉赏,与同学周善培、江庸被称为“赵门三杰”。1899年秋随赵熙赴北京,曾在清廷内阁任职,接触了章大炎著作。1900年赴乡试中举。1901年,沪州创设经纬学堂,任教习。1902年中举后应聘赴广东任两广节署教读、两广师范国文教师。1904年在重庆开智学堂、正蒙公塾任教。1906年由杨庶堪介绍入同盟会,又一同到永宁中学堂任教,开展革命活动。1907年赴北京,授内阁中书。1908年同盟会急召回重庆,担任同盟会宣传工作。1911年11月22日,重庆革命党人在朝天观举行市民大会,宣告重庆独立,他会同朱之洪等人迫令重庆知府纽传善、巴县知事段荣嘉剪辫缴印,跪地投降。当晚,又受命接收清政府的大清银行及浚川银行,将两家银行的全部存款270万银元一并提走,为蜀军政府作了经济上的保证。蜀军政府正式成立后,任秘书院院长,负责蜀军政府的日常工作。1912年3月,成渝军政府合并,重庆设镇抚府,改任镇抚府秘书厅厅长。1913年8月孙中山发动“二次车命”,重庆响应,任讨袁军民政总厅总务处长和总司令部参议兼秘书等职。讨袁失败后,逃亡上海。1915年入中华革命党,参加策动“肇和号”兵舰起义的机要工作。1916年任南京高等学校教授。1917年赴广东,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孙中山亲笔为他题赠“蔚为儒宗”四字。1918年在成都,先后任政务厅长、省府秘书长等职。后弃政从教,1924年起先后任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文学院长。1933年任巴县县志总纂。1937年返四川大学任教。1949年底代理四川大学校务,迎接解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川西文教厅文物委员会委员。1952年任四川省文史馆副馆长,曾当选为四川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茎中央委员。
项楚: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浙江永嘉县人,1940年出生,1962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取四川大学中国文学史专业研究生,师从庞石帚教授攻治六朝唐宋文学。文革中分配到军垦农场劳动两年,又当了10年中学教师。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的研究领域以敦煌学为核心,涵盖了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和佛学等诸多方面。其中对于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享誉国际学坛。出版《敦煌文学丛考》、《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敦煌诗歌导论》、《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寒山诗注》等专著多种,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敦煌变文字义析疑》等系列论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一等奖,《敦煌文学丛考》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王梵志诗校注》获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他具有深厚的国学根柢,孰读佛经和四部典籍,精于校勘考据,擅长融会贯通,在研究中熔语言、文学、宗教于一炉,开成了独具的治学特色。他在佛教文学研究中取得了最为丰硕的实绩。并开创了系统而大量地运用佛教文献进行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先河,他对敦煌学的研究折服了自诩“敦煌学在外国”的外国学者,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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