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国学回眸之一＊王仲荦和《章太炎全集》

宋公明

谨按：二十世纪陆续远行的国学大师们，如同昨夜星辰闪耀在记忆的天空。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每一仰望，思慕曷及！爰采落英，同沐余芳。述往事，思来者。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王仲荦和《章太炎全集》

  

    王仲荦先生是章太炎的晚年入室弟子，泛滥群籍，尤精乙部，除留下《魏晋南北朝史》等大量著作外，对章太炎遗著的整理、出版也关怀备至。《章太炎全集》就是在仲荦先生的精心擘划、辛苦经营下得以问世的。
   章太炎生前曾手定《章氏丛书》，包括《春秋左传读叙录》一卷，《刘子政左氏说》一卷，《文始》九卷，《新方言》十一卷、附《岭外三州语》一卷，《小学答问》一卷，《说文部首韵语》一卷，《庄子解故》一卷，《管子余义》一卷，《齐物论释》一卷，《齐物论释》重定本一卷，《国故论衡》三卷，《检论》九卷，《太炎文录》二卷、别录三卷、补编一卷，《菿汉微言》一卷。有上海右文社铅字排印本，浙江图书馆刊本，上海古书流通处印本和上海世界书局石印本。右文社本刊行最早，多误字；浙江图书馆本刊印最精，收录较多。所收大都是学术专著，《太炎文录》也只收录了一些诗文，而先前登在期刊上的战斗文章竟多被刊落。《检论》是他就《訄书》增删而成，但《客帝匡谬》、《分镇匡谬》和《解辫发》等篇也都删除了。1933年，章太炎弟子吴承仕、钱玄同校刊《章氏丛书续编》，收《广论语骈枝》一卷，《体撰录》一卷，《太史公古文尚书说》一卷，《古文尚书拾遗》二卷，《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五卷，《新出三体石经考》一卷，《菿汉昌言》六卷，共七种，所收不多。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战斗之作。章太炎去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编印《章氏丛书》三编，1938年在武汉排印《太炎文录续编》，对《太炎文录》初编、续编不收之作，“不敢续录”，《华国》、《制言》所载书札也未阑入。因此，《章氏丛书》初、续、三等三编，并未曾把章太炎文章搜集完备，特别是有关政治性的诗文、演说辞、时评、函电等，刊落很多。
   至于时人编辑或坊间流行的，则有《章太炎文钞》五卷，静庵编辑，1914 年3月上海中华图书馆石印本；《太炎最近文录》一册，钱须弥编辑，1915年4 月上海国学书室铅字排印本；《章太炎的白话文》一册，吴齐仁编，1921年6 月上海泰东图书局铅字排印本；另有《章太炎先生尺牍》、《章太炎尺牍》、《章太炎文选》等。其中《章太炎文钞》出版在《章氏丛书》初编之前，掇拾《訄书》和《民报》、《国粹学报》诸文，间有《章氏丛书》未收之作。《太炎最近文录》一书，　据编者说：“与右文社近刊之《章氏丛书》无一重复”，　其实只是章太炎1911年到1913年间在报刊上发表的宣言、函电等的汇辑；“附录”虽也录有《民报》的文章，但数亦寥寥。《章太炎的白话文》都是章太炎先生发表在《教育今语杂志》上的讲演记录；至于《章太炎先生尺牍》等，则校印多讹，很少可取。
   对于章太炎的文章，《章氏丛书》既收录不全，内容又时有刊削，因此，爬梳佚文，雠校异同，重行辑集，很有必要。特别是他在辛亥革命前的战斗文章，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仲荦先生对《章太炎全集》的辑录、校印，一直是非常关注的。
   还在1961年，我为中华书局编《章太炎政论集》，仲荦先生即很支持。他嘱我搜辑遗文，并就章太炎和经今古文学的关系写一篇论文。后来，我写了《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学术思想评价》，由仲荦先生交由《文史哲》1964年第2期发表， 标题也是经他改定的。不久，“文革”开始，我们的通讯也就中断了，直到1972年标校《二十四史》，我们才恢复联系。
   “四人帮”粉碎后，中华书局决定把早已打好纸型的《章太炎政论集》重排出版，仲荦先生很是高兴，嘱我继续辑佚，考虑结集。由于此书只是选辑章太炎的重要政论（有的还限于当时条件，临时抽删）。他切盼把已收到的佚文系年编于我正在修订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中。
   1978年，上海社联负责人罗竹风同志、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李俊民同志到济南开会，仲荦先生提出：章太炎撰著文字深奥，索解为难，很多专著不易句读，且篇幅浩繁，门类庞杂，最好由章氏弟子或再传弟子分别标校。并多次写信给我，协同联系。
   1979年3月22日至4月4日，中国历史学规划会在成都举行， 仲荦先生和我都参加了，同住锦江宾馆。饭余会后，我经常和仲荦先生商量《章太炎全集》的编纂、出版事宜。他还介绍马宗霍先生的公子马雍同志和我相识，请他提供资料，又和中华书局的李侃、赵守俨同志研究过标校问题。会议结束后，经重庆，越三峡，在武汉停留4天，乘“东方红”12号轮北旋，我们一直在一起。16日晚，轮靠南京， 仲荦夫妇先下，我于次晨抵沪。旅途多暇，我们纵谈古今，更多的是太炎先生轶事和《全集》编纂，包括家属联系、资料征集、人员分工、标校体例等等。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陆志仁同志也参加过会谈，给以有力的支持。临别，仲荦先生提出，由他联系家属和章门弟子，叫我就近在上海和出版部门联系，从而对《全集》整理提出一个可行的框架。
   这样，仲荦先生就多次发函，和章门弟子、再传弟子联系，得到了山东大学殷孟伦、殷焕先，南京师院诸祖耿、徐复，南京大学程千帆、洪自明，武汉大学黄焯，杭州大学姜亮夫、蒋礼鸿，北京图书馆李希泌，以及苏州的朱季海、沈延国，上海的顾廷龙、潘景郑、王乘六、金德建等先生的赞助。这些先生，都已高龄，有的已年逾八十，但他们都积极支持，主动要求承担任务。如姜亮夫教授于1978年6 月22日给仲荦先生的复信说：
   　　十日前得大教，百感交集，有千万言，欲向兄一倾吐，急书四、五张而未
   见主题，目力所不欲，遂尔废置。继思非相见面诉，不足以慰此情，决于文旌
   来沪时，求与兄一面，此中委曲，不关小己，实属师门埌垢之忿，有不可忍
   者，相见时当与兄与季海长言。
   　　整理章公全集，当随兄后，然目力已耗尽，而年来老病浸遁，记忆斗坏　
   为必能胜此任，崔君富章为助，至善至善，一切相见时再谈。
   　　文旌何日南来，苏州诸友是否能来会，印刷既在沪，则实有一集之必要，
   尊意云何？”
   我们经常联系，互通情况，等到稍有头绪，由我写上一份报告，经上海社会科学院转呈上海市有关领导，除说明筹议情况外，提出：
   一、《章太炎全集》的标校工作，采取统一体例，分工负责的办法，每人担负10万字左右。标校采用中华书局《二十四史》规格，每二三十万字分装一册，随点校完毕，随即印出（全书统一版式，分册出版）。
   二、《章太炎全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面组织，不设编委会或主编名义，仅于每册出版说明提及点校人姓名。
   三、《章太炎全集》中的古体字、异体字，以及显著的讹舛衍脱的处理办法，和稿本、抄本的校勘意见，另订点校方案，统一规格。
   上述意见，是仲荦先生授意，由我起草，并经他修定的。8月6日，获上海有关领导批准。在此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我分别函请仲荦先生来沪主持。
   9月1日，仲荦先生来函：
   　　来信收到，知余杭全集事，即可着手，喜可知也。赖陆老周全，玉成其事，
   乞再三为我致谢。
   　　弟本学期有魏晋南北朝史讨论班，系由教育部安排，参加者五人，系重点
   大学讲师级教师参加，时间只有半年，因九月一日报到，所以我一时不能来
   沪，行期大概要在“十、一”之后，来时即电告。
   　　乞由出版社先来函山大党委，说明要我参加印刷章集，以便安排时间，将
   来可以来来去去。
   　　最好不要在沪做学术报告，主要怕心脏病发作，内人本学期有历史文选课，
   所以不能同行，届时如何安排，还要在家内讨论一下。
   　　士复兄那里最好请您去一信，南京方面能担任哪几部书，能定下来。
   　　我这几天，陆陆续续发信和各方联系。
   　　与此信同时，也发去苏州章导一函，并此附闻。
   接信后，我即抄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并询问仲荦先生来沪确期和参加人选，他于9月12日函复：
   　　赐函收到。
   　　荦过“十、一”定能来沪。此间十月上旬成立史学会，荦必须出席，出席完即来。
   　　今日接到孟匡（章导之字）来函，附上原函，阅后请代为保存。
   　　章宅事，由弟去苏料理，弟先到沪，晤兄及出版社，休息二三日，在苏住
   二三日，谒见师母及和导弟把晤，有些私房话，个别谈。
   　　念驰能由出版社借调，参加一些工作，但我来沪时他不适宜和我同去苏州
   （否则反会影响工作），最好我到沪日期，也不告诉他。
   　　出版社当仍以汤志瑩大家和章导为章氏家属代表，工作联系，开始全由我
   和士复兄和他们联系，他们信任得我和士复兄过的。
   　　第一次小组会，是否能请孟伦先生也参加，您、我、士复、孟伦、杭大蒋
   礼鸿五人，如果这样，就各方面有代表了，也能集思广益了。
   　　亮夫先生也要来沪（函附，乞代保存），我怕他年事已高（他点校部分，
   由崔富章协助），我有机会当去杭州一行，和他会晤，届时和蒋礼鸿兄商量决
   定。（杭州之行，是我私人的，因为我母亲坟在杭州，尚未掘去。）
   　　文集编年，有困难，一打乱，不知何篇为先，以后要从长计议。
   　　丛书文集，北图有手稿本，最好请人去复制，《检论》能复制，也好，其
   余就不必了（有问题去北图对校）。原稿都断句，有的注明年月。
   　　殷、蒋、徐约函，由出版社出好了（旅费原单位可报销），不必劳师动众
   ，通过出版局。
   　　我来沪最大心理负担，是怕做报告。我自76年心肌梗塞未死，怕上课。所
   以要求不由上海史学会接待，也不做报告。希望住出版社招待所，或您院招待
   所，一般待遇，被褥干净些，就行了。家里对此，也万分不安，因为童弟周先
   生就是多做两次报告，心脏病发作死的。我这次来上海，家庭阻力很大。希望
   您替我安排一下，除章传事外，一切挡驾。当然，十多年没有来上海，老朋友
   还要去看望的。
   　　此事万望您为弟妥善安排。
   我遵照他的嘱咐，没有把他来沪的消息告诉上海史学会。这时，我把我们在旅途中谈起的章太炎参与“投壶”事，写了一篇短文，于1979年9月23 日《光明日报》发表。他看到后，于9月28日函我：
   　　《光明日报》上大文已拜读，礼制会好像是名誉会长而不是会长，让我来
   沪去苏时，再核对一下。
   当初，上海人民出版社认为排横行简体，印刷时间省，成本低，出版快。仲荦先生则坚持直排繁体，他于10月4日复我：
   　　出版集子几点意见，看后，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横行简体的问题。如果这
   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计划可能会流产，我也无法来上海了。因为参加点校的
   同志，事先一谈到，就是触及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向古籍出版社联系，而不向
   上海人民（出版社）联系，也考虑到这个问题。
   　　章、黄的徒子徒孙很多，我能够把他们组织起来，但有些敏感的问题，我
   也不能完全左右。想不到作出这样一个决定，这使我很为难。
   仲荦先生有心脏病，为了《章太炎全集》，还是抱病来沪。11月3日， 我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到火车站接他，住申江饭店。在上海，我陪他先后拜访了陆志仁、蔡尚思、谭其骧、朱东润、吴泽、顾廷龙、魏建猷、潘景郑等先生，晤见了朱维铮、姜义华等同志。8日，仲荦同志和我，还有出版社的叶亚廉、 王有为同志偕赴苏州，住乐乡饭店。次日，到锦帆路章寓。太炎夫人汤国梨先生已97高龄，这天特别高兴，看到仲荦先生鬓发皆白，戏语我曰：“还是他大（指仲荦先生），还是我大。”章导同志特设蟹宴，并将珍藏多年的章太炎手稿出示，包括函札和佛学、医学著作等没有收入《章氏丛书》正、续、三编的遗著，还有《刘子政七略别录佚文征》等未刊手稿，汤国梨先生还撰有《章氏丛书序例》及目录。当发现章太炎《致报社书》，申明外间流传的挽联多有伪作，“语句猥杂”，联系到《挽孙中山联》的真伪问题，仲荦先生嘱我迅速撰文。三天后，我写了2000字，经他寓目后送出，这就是1980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上的《章太炎挽孙中山联辨伪》。在苏州，我们又晤见了朱季海、沈延国、王乘六几位先生。
   仲荦先生认为章太炎著作，除手稿、抄稿外，很多藏书上有眉批，是章太炎的读书心得，很有价值，也应该录存。他率先将“藏之箧笥，盖四十余年矣”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校评》整理出来，发表在《历史论丛》第一辑。还把太炎先生讲授《尚书》时的笔记写出。他笃于师门，对太炎先生的片言只字，无不珍惜。
   从苏州回沪后，山东大学殷孟伦、南京师院徐复、杭州大学蒋礼鸿三位教授先后来到。经过几次座谈，并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反复磋商，拟出了《关于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的几点意见》。这份意见也是仲荦先生发凡、审定，用出版社的名义印出的。
   此后，根据所拟“意见”，分工搜辑标校。1980年4月，中国史学会重建， 召开代表大会，仲荦先生和我都参加了，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集》进行情况向他作了汇报。1982年，仲荦先生邀请我去山东大学讲学，又得朝夕相晤。这时，日本东京大学近藤邦康教授、华中师院章开沅教授也来济南，荦仲先生特设宴招待，山大的陈之安、路遥同志作陪。在此之前，近藤教授把阿以修三先生在日本发现的《台湾日日新报》上的章太炎佚文，复印分赠刘大年同志和我，我带到济南，交给仲荦先生。他化了好几天时间，过录标校，辑成《章太炎先生清末旅台论文一束》，发表在《历史论丛》第四辑。
   几年来，《章太炎全集》除个别分册的承担者略有变动外，基本上根据仲荦先生审定的“意见”进行。截至今日，已出版六籍，即：
   第一册　　《膏兰室札记》（沈延国校点）、《诂经札记》（汤志钧校点）、《七略别录佚文征》（汤志钧校点），1982年2月出版。
   第二册　　《春秋左传读》和《叙录》、《驳箴膏肓评》（姜义华校点编次），1982年7月出版。
   第三册　　《訄书》初印本、重订本， 《检论》（朱维铮校点），1984年7月出版。
   第四册　　《太炎文录初编》（徐复、钱玄、张芷、祁龙威、程敦复、王子慧、汤炳正校点），1985年9月出版。
   第五册　　《太炎文录续编》（黄耀先、饶钦农、贺庸校点），1985年3 月出版。
   第六册　　《齐物论释》、《齐物论释定本》（王仲荦校点），《庄子解故》（朱季海校点），《管子余义》（沈延国校点），《论语骈枝》（陈行素校点），《体撰录》（沈延国校点），《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姜亮夫、 崔富章校点），1986年12月出版。
   六册共计2212000字。其余各册，有的已经交稿，有的也在进行。
   1986年6月，为纪念章太炎逝世50周年，在杭州举行国际学术会议。 不料就在会议前几天，仲荦先生却突因心脏病猝发，不幸逝世。噩耗传来，伤感不已。会上，由李希泌先生简述仲荦先生对《全集》整理、出版的贡献和代表大会向仲荦先生家属致唁，以示悼念。
   仲荦先生是逝世了，但他对《章太炎全集》擘画、组织和整理、出版的劳绩，却永远留在人间。
   　　　　　　　　　　　　　　　　　　　　　　　　1987年于上海

宋公明

章黄之学，实可谓古代中国学术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最辉煌的收获。以下转贴杨端志回忆文章一篇，以见章黄学派薪火相传的实况。

徐复先生引导我读《訄书》

读到徐复先生的《訄书详注》，感到非常亲切。因为23年前我曾经跟徐先生学习，徐先生为我们讲解过《訄书》。

一、23年前的记忆

   23年前，1979年秋天，当时的国家高教部委托南京大学中文系洪诚先生举办训话学研究班。主讲教师，有洪诚先生、徐复先生和山东大学的殷孟伦先生。洪先生主讲训话学，徐先生主讲训沽学和音韵学，殷先生主讲训沽学专书。来学习的，都是全国重点高校担任训话学教学的教师，共二十八位，(还有一位教师带儿子来南京大学附中借读，号称“二十八个半”)我是其中的一个。在接到的入学通知书中，附有一个必带资料书目，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章太炎《国故论衡》，其中还有章太炎先生的《訄书》。
   这之前，我曾经接触过《訄书》。那还是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一次课堂上老师讲到章太炎是革命家，他的革命思想记载在他的《訄书》中。下课后便到校图书馆借到《訄书》，翻了几天，很难读，不少地方根本读不懂，就送回图书馆了。看到书目上的《訄书》，心想，洪、徐、殷诸老先生都是章太炎先生的再传弟子，这一下要有机会跟老先生们读几篇《訄书》了。果不其然，徐先生用两个下午的时间，为我们详细讲解了《訄书》中的《清儒》。
   由此，我们才算真正懂得了一点《訄书》。

二、徐先生讲《清儒》记

   看到徐先生《訄书详注》，我兴奋地找出了当年听徐先生讲课的笔记。徐先生两次讲解《清儒》的笔记赫然俱在。笔记记得虽然不算详细，但我读着笔记，徐先生当年讲课的大家风采，历历如在目前。然而，已经二十三年了。
   读着徐先生讲课的笔记，看着面前博大精深的煌煌巨著——《訄书详注》，我想把徐先生当年讲解《訄书》的内容抄录若干，以示学生对老师大著的历史性的庆贺之情。
   1979年11月9日下午，南京大学教学楼201教室，徐先生《訄书·清儒》讲解:
   “《清儒》载于《訄书》,1902年修订成书，有革命的意义，章先生对东洋、西洋兼收并蓄。当时章先生看了很多新译的书。这些书好多不好找了。注也无法注，没有出处了。
   《訄书》63篇。《匡谬》二篇，是匡正自己的错误，没算在内。我搞五年还没有搞懂他的这本书。
   《清儒》代表了当时学术的一个方面，不到一万字。很好的文章，有革命气质。他同意什么，不同意什么，很清楚。
   “梁启超有一部书，叫《清代学术概论》，有万有文库本，很清晰，比章氏文章晚。
   “支伟成民国十五年间有一本书，叫《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朴学就是科学。当时没有科学一词，它是从日本译过来的。此书较少，南大有。支氏在国学图书馆工作，才二十几岁时写的，很好。我是在民国十八年到金陵大学的。支氏的书写出来后请教章太炎先生，章先生对每篇都作了批语，都印出来了。这样有老先生的话就靠得住了。
   “徐世昌有《清儒学案》，共十几本，某人以谁为师，放在哪个学案，是有一定的。
   “搞训话学应看这三部书。我们搞训沽的就可以晚看数学、天文、地理等类的了。清代二百六、七十年，时间长，不容易把什么学问都搞好。
   “我们来讲《訄书》的《清儒》。
   “章先生认为没有经学就没有清代的朴学。我们知道，章先生为古文学派，他认为‘六经皆史’，这个观点非常清楚，贯穿始终。经即史，就没有什么了不起嘛!我们都可以看，可以发言嘛!这比较实事求是。
   “章先生把中国经学和外国学问做比较，他还懂梵文。拿《周易》与毕达哥拉斯作比较，毕氏约公元前600年。这里是章先生又一观点，六经不是一家之学，道、墨家都要读六经。六经是共同的教科书。不把儒家看得特别神秘。梁启超为康有为的学生，是今文学派，梁的文章绝不会说六经为各家共有。看他们治什么书，就知道他们是什么学派。
   “下面由《荀子》转过去就是汉朝，用很少的话总结了汉儒的情况，因为本篇专讲清儒的嘛。汉朝只讲杜林、贾逮、马融、郑玄四人为代表。章氏认为汉代学问是好的。汉代的情况，《汉书·儒林传》记载很多人呢，这里只讲四人，接着就总结。
   “下面讲清代。
   “《辞海》‘乾嘉学派’条编得好，可以看。
   “先讲顾炎武，明末人，写了本《音学五书》。顾氏本是思想家，想通过文化来做工作。其中有《唐韵正》，要拿古音来改正今音，没有发展观点。有《诗本音》，较粗疏，是开创的工作，有不少错误。有《易本音》。这样，清代音韵学他是第一个，以后就有了发展。
   “阎若璩。《古文尚书》以往搞不清楚，梅赜伪造了这个东西，直到宋、明才有人认为靠不住，考证认为是古今文加在一起的东西。阎若璩写了《古文尚书疏证》肯定这本书是假的，以后再也不要上当了，这个案子清了。
   “张尔歧，搞《仪礼》，写了本《仪礼郑注句读》。‘三礼’都是郑注，郑为专家，别人作疏仍不好懂。张氏作《句读》，好懂了。
   “胡渭，此人名气大，搞《禹贡锥指》，讲地理学。《尚书·禹贡》不好懂，胡氏一搞，也好懂了。
   “清初有这几位大师。这些书可在《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或者叫续编)找到。
   “这些是开山祖，讲清代学术，都要讲他们。”
   此下，徐先生循着《清儒》的次第，着重讲解了吴派、皖派各位学者的经学、小学、校勘学、考据学等学说，讲了浙东学派的史学、地理学等学说，讲了常州学派的今文经学，一直讲到鸦片战争前后的魏源、龚自珍，还讲了陈澄调和古今文的学说，一部书一部书地讲了唐宋十三经注疏，讲了清十三经注疏。
   最后，徐先生告诫大家:“我们是搞语言的，只要书里有语言现象，我们都要去看看。”
   章先生的一篇《清儒》文，经过徐先生的讲疏，变成为一部清代学术史!

三、《訄书详注》的特点

   《訄书》是一部讨论政治、学术的综合文献，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一部要著。修订本的时间是1902年，当时，章太炎先生才35岁，正处于反对旧制度，反对旧思想，情绪激昂，革命思想活跃，政治见识、学术见识非常卓越的时刻。这些都集中的反映在《訄书》中。但是，章先生的书，内容往往涵盖古今中外，博大精深，又往往好用古字古词，特别是好用某部书某个门类的专有名词，自来号称难读，《訄书》尤其难读。
   徐先生是当代语言学大家，文字音韵训话之学的泰斗，对古往今来注释条例烂熟于心。徐先生既是章太炎先生的再传弟子，又曾亲炙于太炎先生之门，熟悉太炎先生治学家法师法。徐先生注释《訄书》，搞了近三十年。在1979年的时候，徐先生说“我搞五年”，那么，徐先生研究《訄书》，应当始于七十年代初。七十年代初至2000年《訄书详注》面世，将近三十年哪。三十年磨一剑，不锋利何为!所以，徐先生《訄书详注》，不仅深得太炎先生之学术，也深得太炎先生之神韵。徐先生《訄书详注》，也扫除了一般人阅读《訄书》的障碍，拉近了《馗书》与读者的距离。这是关于《訄书》的第一部注释书，恐怕也是关于《訄书》注释的一部定评之作，很难有后来者。可以说，徐先生是《訄书》的功臣，是太炎先生学术的功臣!《訄书详注》是徐先生对当代学术界的又一重大贡献!
   徐先生《訄书详注》的特点很多，我们初步认为，主要者有:
   第一，扫除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章先生著书好用《尔雅》、《说文》古字。如《学变》篇说“(烦琐哲学家)惟内心之不充颎”，全句都好理解，一个“颎”就把读者挡住了。因为“颎”字少用，见于《尔雅·释言》。徐先生注释说:“充颎，充实。《尔雅·释言》:‘颎，充也。’王引之《经义述闻》:‘颎，古读若“人户奉扃”之扃。’颎，扃同声，故字亦相通。《淮南子·主术训》日‘横扃四方而不窕’，横扃者，充塞之谓。”如《订孔》篇说“百物以礼穿敹”，其他字都好懂，惟“敹”字少用，见于《说文》。徐先生注释说:“穿敹，谓连缀缝合。《说文·支部》：‘敹，择也。洛萧切。’《尚书·费誓》:‘善敹乃甲胃。’孔颖达疏引郑玄云:‘敹，谓穿彻之。’章先生《新方言·释器》:‘凡非绽裂而粗率缝之亦曰敹。”敹，音，其实就是北方方言“衣服破了，敹一敹”的“敹”，缝的意思。“敹一敹”就是缝一缝。作为口语，从《尚书》一直用到现在，但是，作为字，大家生疏呀。徐先生加上注，好懂了。如《清儒》篇说“其性质有相为正乏者”，作为字，一般都认识，但“正乏”费解。徐先生注释说:“正乏，正反。《说文》:‘乏，反正为乏。”，原来这里“正乏”的“乏”，是相反的意思，来源于《说文》，《说文》又采自《左传·宣公十五年》。《左传》上面的意思是说“正”字反过来写就是“乏”字。“反过来写”被太炎先生引申为“反”义。“乏”字的这种“反”义，在中国文献上就章太炎先生用这么一次，非亲炙太炎先生，掌握太炎先生用字行文之意，绝对理解不了这样的字义。
   太炎先生还常用古代经典很偶然用的假借字。如《清儒》篇说:“《诗》若《薄伽梵歌》，《书》若《富兰那》神话，下取民义，而上与九天出王。”“出王”作为字，多么普通平常呀，可一旦二字联在一起，就很不容易理解。徐先生注释说:“出王，出往。《诗·大雅·板》:‘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毛传:‘王，往。’”参阅《诗经》，就是“出往”，字形、字义就再明白不过了。
   第二，扫除章先生引用西方古今典籍为读者留下的障碍。章先生在《訄书》中引用了大量西方古今典籍。在章太炎先生的时代，引用中外典籍一般是没有注出作者、著作、版本、页码的习惯的。关于中国典籍，我们还可以通过各种工具书索稽，外国典籍就麻烦了。这为后代读者留下了巨大的困难。所以早在1979年，徐先生就说过:“章氏对东洋西洋兼收并蓄。当时章先生看了很多书，这些书好多不好找了，注也无法注，没有出处了。”但是，事过二十年之后，徐先生拿出的《訄书详注》，对章先生引用过的中外典籍，尤其是外国典籍，却一一作出了详注，指出了外国典籍的作者、时代、作者主要观点、典籍的主要内容等等。这二十余年，徐先生以其毫墓高龄，翻阅了多少古今中外的典籍，耗费了多大的心神，就可以想见了。
   第三，以章注章，以黄注章，以己注章。章先生一生著述很多，他的大部分观点，具有一贯性;黄侃先生是章先生的得意弟子，察承绍续章先生颇多;徐先生亲炙章、黄二老先生，深得章黄家法并光大之。所以，徐先生的《訄书详注》，以章注章，以黄注章，以己注章，可深得《訄书》真义。至此，《訄书》之理想，可以大白于天下。《訄书》和徐先生的《详注》一起，可以视为师徒三代人的成就。
   第四，公正平实。章太炎先生著《訄书》时，年龄三十余岁，时代涤旧布新，学术古今文分明;所以著文卓见纷呈，当然也难免偶有偏颇。徐先生《訄书详注》，以其博洽弥补了章先生的偶然之偏，给人公正、平实之感。如《清儒》中章先生讲到魏源，云其“思治今文为名高，然素不知师法略例，又不识字”，这些评价恐怕是有道理的。评其所著书“一切棍合之，所不能通，即归之古文，尤乱越无条理”，恐怕也是有道理的。只是没有讲其一点长处，微显不足。徐先生注中详细介绍了魏源的生平和著述，其中包括《春秋繁露注》、《海国图志》等。人们都了解《海国图志》的价值，徐注就显得更加公正平实。恐怕这也是徐先生一生为人厚道所致吧。

宋公明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章太炎

转贴者按：此篇虽乏精彩，尚称徴实。聊以传扬事迹，光大国学云耳。

谈涛 编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8-24

　　杭州西湖风光秀丽的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翠竹苍柏间有座高耸的墓碑，上面有“章太炎之墓”5 个苍劲古朴的大字。这里就是一代伟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学者章太炎长眠之所。
　　章太炎，初名学乘，后名炳麟。因羡慕明末清初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的文章道学及为人，故改名号。因顾炎武本名为绛，就改名为绛，自号太炎，字枚叔，又做梅叔。
　　一、离经叛道求新途
　　1869 年1 月12 日，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县东乡仓前镇的一个世代书香门第之家。其父章睿，能文善诗，作过知县。章太炎兄弟3 人，章太炎排行最末。大哥、二哥都考中了举人，由此走上了仕途。父亲十分希望自己最小的儿子也走上当时的仕宦的正途——科举，因此请章太炎的外祖父——朱有虔从章太炎9 岁时就开始教他。朱有虔虽然自己在国学上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也是一个根底十分扎实、治学严谨的老学者。他对自己的外孙期望甚高，教导时就格外地用心，前后共用了4 年的时间使一个懵懂少年“稍知经训”。之后，外祖父回海盐老家，章睿就亲掌教鞭。章太炎的求知欲十分强烈，他充分利用自己支配的时间广泛地涉猎史传，浏览老庄，而且尤其好读音韵训诂之书，诸如许慎的《说文解字》、顾炎武《音学五书》、王引之的《经义述闻》、邵懿辰的《尔雅义疏》、阮元的《学海堂经解》等，都是章太炎晨诵夕读的必读书。这为他今后在国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父亲对他学习督促如此之严，当然是希望他也像自己的哥哥一样走上仕途。但章太炎的心性是喜好古文辞，看到八股文就头疼，但那时，只有精通八股才有可能出人头地。迫于父亲和社会的压力，章太炎经过六、七年苦读后，也参加过县的童子试，但在考前却犯了“眩厥”之症，没有考成。自此，章太炎绝意八股。深知儿子秉性的章睿也只好不勉强他了。
　　随着外祖父及父亲训读十几年，章太炎学的是国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没有迎合社会而随波逐流。而且，这十几年对章太炎更大的收获可能是民族主义思想的滋长。
　　章太炎的外祖父在与他闲谈时，常提起“夷夏之防”，以及排斥外来民族的“攘夷”等，喜欢思想求解的章太炎凭自己的推论，提出了：“按照这个道理说来，那么明代被清灭亡，反倒不如被李自成起义军灭亡！”外祖父阻止小太炎再说下去，他说：“李自成本人是不好的，但也难保他的子孙都不好，只是目前不能作这样的推论了！”他的这种李自成总比清朝好些的说法，自然使得章太炎感到十分的新鲜。而且章家有个传统，就是死时入殓时绝对不许穿清朝的服饰，而必须身着汉民族的传统服装。章太炎的父亲临死时就对太炎说：“我虽然作过清朝的官，但我死后也不能违背祖训家教，不能加穿清朝的官服！”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章太炎，自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他后来成为一个民族主义的斗士是不无必然的。
　　1890 年，章太炎23 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了。章太炎料理完丧事后，离开了余杭，来到了杭州，进入诂经精舍深造。由此走向了社会，开始了修身、养性、平天下的漫漫长途。
　　风光秀旖的西湖北畔座落着一个古老的书院——诂经精舍，这所书院的创建者是著名的朴学大师阮元，他在编纂完百卷《经籍纂古》之后，就将修书之所改成书院。历来主持书院学政的多是饱学硕儒。当章太炎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值朴学大师俞樾在此主政。俞樾学问精审，治学严谨，著述繁复，且极有创见和独到之处。
　　章太炎来到这里，真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受，前后首尾共计7 年，专心治学。一改旧日贪多求快、钻研不深的毛病，潜心励志，踏踏实实地追随俞樾探求古文经学的奥妙。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两大学派，前者注重的是探求经书中的所谓微言大义，后者则注重经籍的文字训诂和历史考证。当时，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是刘逢禄，章太炎虽然还未出草庐，但他却写下了 50 万字的巨著来驳斥这位今文经学的大师。虽然现在看来文字比较粗劣，但不盲从、肯思索、敢向权威挑战的求实精神已经显露无遗。经过了7 年潜心励志的苦学，章太炎的学识已经变得淹博精深，而他的思想也由此更加睿智明晰，开始关注书斋外面的世界。
　　书斋是平静的，但外面的世界早已是风云变幻，事变迭起。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一败涂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苦难的中国正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消息传来，平静的西子湖也不再平静。章太炎的心更是翻江倒海一般，难以平静。他一向崇拜明末清初的爱国志士，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句更是刻骨铭心，时时浮现在他的眼前。现在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他岂能坐视！正好，这时传来康有为联合各省应试举人“公车上书”，请求清政府拒签约，迁都西安，加紧练兵，发奋变法以及创办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强学会的消息，深合章太炎的脾胃。他立刻从杭州给上海的强学会寄去了16 元的会费，报名加入了强学会。
　　1896 年8 月，汪康年、夏曾佑、梁启超等在上海发起创办《时务报》，派人到杭州邀请章太炎来报社一道工作。这个邀请正合正要走出书斋，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番的章太炎的心意。他立刻到老师俞樾处欲辞别而去。
　　俞樾一向不过问外界的变化，虽然西学日盛，但他仍一心要求自己的弟子们专心于儒家的经典，究其终始。章太炎是他最为得意的学生，而今却要抛下学业，他当然是不赞成的，因此他极力阻止章太炎去上海。
　　授业之恩、师生之谊当然也在章太炎的心中激起涟漪，但在民族危亡之际，哪里比得上救国图存这个大业的重要啊！
　　1897 年春天，章太炎毅然决然地告别了年逾古稀的恩师以及朝夕相处的同窗好友，离开了求学7 年之久诂经学舍，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南部中国的变法的中心——上海。由此开始了以笔为枪的斗争生涯。
　　二、苍茫求索图破壁
　　章太炎来到了时务报馆之后，立即投入了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中，先后发表了《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等文章。这些文章除了当时维新派所一直提倡的兴学会、开民智等主张以外，比较突出的是注意到了沙俄对中国的威胁。这两篇文章行文瑰丽闳雅，但比之梁启超之类的清新流畅的文章却尤其显得古奥难懂，可以说是古雅艰涩有余，但通俗流畅不足。这样“文必法古”的文章显然与流通于市井的报馆文体例差异甚大，外界对于章太炎的文章也就毁誉参半。但“文必法古”是章太炎终生引以为自矜的一个特点，也是他文笔的一个大的缺憾。
　　在时务报馆与康有为的弟子们在一起共事，虽然总的说来政治主张是一致的，但章太炎与康门弟子在思想上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区别。
　　康有为基本上可以归属于今文经学派，其宣扬的思想概括起来是托古改制，即打着孔子的旗号，实际上宣扬变法思想。这种做法在当时孔子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比较容易被一般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但是若从学术方面而言，康有为的主要著作，诸如《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其论证的方法多为牵强附会，甚至荒诞不经、极端荒谬。
　　康有为的这种做法对于像章太炎这样国学根底厚实的知识分子而言，是难以接受的。章太炎所宗的是古文经学，自然对于康门的这种支离破碎的比附之学十分鄙视，专门写了驳议数十条，驳斥康有为的得意之作《新学伪经考》，这自然就与康门弟子们冲突起来。康门弟子神化孔子，而章太炎却“甚非之”；康门弟子对于康有为的吹捧简直是上了天，说什么南海圣人，孔教教主等等，而章太炎则直斥之为狂悖放肆，如同一群屎壳螂在推滚粪球。如此而来，分歧与隔阂与日俱增，康门弟子对于章太炎的公开辱骂康党之流的话更是如鲠在喉，忌恨不已。终于有一天，康门弟子群集时务报馆，对章太炎大打出手，章太炎自然不甘示弱，奋起还击，还打了梁启超一记耳光。但群殴之下，自然是章太炎吃了亏，但他仍不输口，嘲笑康门弟子说：“康有为有了你们这些学生，莫非就像当年孔子有了子路作保镖一样，从此恶声不入于耳吗？”
　　思想上的分歧，竟导致遭受皮肉之苦，章太炎愤而离开了时务报馆，回到了杭州。几个月内，既编辑《经世报》，又为《实学报》、《译书公会报》，撰写了十余篇稿子，阐述自己对于先秦诸子的看法，宣扬变法维新的主张。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篇文章是《变法箴言》，在这篇文章中，章太炎批评了当时变法主张中的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华妙”，即沉湎于佛学中，逃避斗争；二是“猝暴”，即热衷西方制度，急躁冒进。章太炎预言：“病华妙者，吾惧其不以身殉也；病猝暴者，吾又惧其妄以身殉也。”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章太炎在变法维新日趋高涨时，头脑仍是比较清醒的。
　　1897 年11 月，以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为契机，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也都虎视眈眈，伺机效尤。中国面临瓜分的危险更加迫切了。
　　章太炎对于腐朽的清政府早已不抱希望了，但他对于清王朝的那些掌握地方实力的汉人督抚还抱有一丝希望，以为这些炎黄子孙还能有些赤子心肠。因此，章太炎满怀希望地给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联日抗俄之类的以同种抗异种的建议，希望李鸿章能“旋转逆流”。但这封信如沉海之石，杳无音讯。
　　这时，正好湖广总督张之洞派人来聘请章太炎到武昌帮助筹办《正学报》，章太炎想依靠汉人督抚来改变现状的念头正盛，遂欣然应命前往。张之洞与当时的一些反对变法的顽固派不同，他虽然也反对变法，但却采取了比较隐蔽的手法——以变反变，即表面上顺应时流，也谈“变通陈法”，而在骨子里反对。其典型代表就是他组织一班文人编写的、系统论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劝学篇》。章太炎来到后，张之洞十分热情地接待，并拿出刚刚脱稿的《劝学篇》请章太炎来润色加工。不料，章太炎对于书中的核心——内篇竟不置一词，反而对强调“西学为用”的外篇比较青睐，认为最合时宜。对此，张之洞颇为不快。
　　实际上，章太炎对于《劝学篇》内篇中大肆宣传“忠爱”、“忠君”不置一词，已经是十分地客气了，碍于第一次见面，不好太让主人下不了台。若依他平时的脾气，早就大加批驳了。他私下里对一个叫朱强甫的人说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在根本没有理由让人们忠君，更何况满清蹂躏汉族已经近300年了，早已无忠可言。而要“忠爱”，那要等待革命以后才可以。《春秋》是主张“国弑君”的，国君如果太坏，国民可以将他杀掉。言谈话语中，还十分藐视地直呼满清皇帝的名讳。朱强甫反问章太炎说：“你的祖宗不也有人作过清朝的官吗”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章太炎直言不讳地说：“那是为强暴所污，不得以而为之！”
　　朱强甫是梁鼎芬的弟子，他们师徒正以宣扬忠君的思想而深得张之洞的赏识，章太炎的这番无法无天的革命言论令他毛骨悚然、心惊胆战，立刻到张之洞那里去告密。张之洞立刻派人来质问，章太炎不仅不加掩饰，反而引经据典地一一加以反驳。
　　有一次，梁鼎芬与章太炎闲谈时提起康有为，梁鼎芬说：“听说康有为想做皇帝，有这么回事吗？”章太炎不经意地说道：“没听说这回事，只听说他想做教主。其实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怪，要想做教主，就有点想入非非了。”“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怪”这句话，章太炎虽是漫不经心地说出，但听在梁鼎芬的耳朵里，不尤如晴空中打了个霹雳，他立刻跑到张之洞那里说章太炎心术不正，有欺君犯上之嫌，不宜重用。
　　张之洞派人去请章太炎本来就是借他的学术名气，并非是真心想变法维新，听到章太炎这样放荡不羁，生怕章太炎的狂言为自己惹来祸端，使得自己投机不成，反蚀一把米。就派人将章太炎驱逐出境。据说，章太炎离境时，还被梁鼎芬派人毒打了一顿，盘缠也被劫掠一空。
　　离开诂经精学舍的这段时光，时务报馆不欢而散。上书李鸿章石沉大海，依倚张之洞又是强遭驱逐，章太炎的心中泛起阵阵凄楚。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他在离鄂返沪的路上，写了一首《艾如张》，其中结尾一句为“怀哉殷周世，大泽宁无人？”预言在时代更替的大动荡的时期，一定会有陈胜、吴广那样的造反志士出现的。
　　章太炎返沪不久，戊戌变法开始了。一时间全国呈现出一派轰轰烈烈的兴旺局面，很多人愁眉顿展，以为富国强兵指日可待。但章太炎却清醒地意识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一定会加以阻挠，变法很难取得成功。不幸的是戊戌变法正如章太炎所料，只经过了短短的103 天就夭折了。顽固派不仅囚禁了光绪皇帝，而且捕杀了谭嗣同、刘光第等“戊戌维新六君子”，废除了一切新政，并大肆搜捕主张变法维新的人士。章太炎由于列名强学会，也在通缉名单之内，被迫到当时被日本强占的台湾避难。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章太炎对于改良主义的道路产生了怀疑，在他写下的一首《杂感》中，他借用周武王伐纣的典故，喊出了“何不诵《大明》，为君陈亥午”的呼声。但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章太炎的思想还没有超出改良主义的藩篱。
　　章太炎在台湾期间主要是为当时台湾最大的一家报纸《台湾日日新报》编撰中文版，发表了不少的文字。这些文字仍然是艰深冷僻，十分难解。报社主笔木下新三郎曾问他：“先生所写的文字是自解自读的，还是供一般人共读而都解的呢？”章太炎没有吭声，只是提起了笔，在纸上写到：“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可管不着，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会尚有人知之者。请勿问！”木下新三郎见他如此执拗，也只有叹息而已。
　　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的日子也没有待长，这倒不是由于他的文字的艰深，而是他时常攻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治台政策，引起了当局的不满。开始，由于章太炎攻击的语言还算和缓，当局就没有深究。后来，章太炎又撰文抨击“台湾总督府的官僚大多作威作福，压制人民”，这篇文章由于主编的疏忽而得以刊登出来，人心大快。台湾总督将报社社长守屋善兵卫找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社长一肚子怨气回到报社，立刻派人去叫章太炎。章太炎不理不睬，只写了张纸条：“何不唤守屋来？他不知士前为慕士，王前为趋势乎？”守屋善兵卫难以忍受，亲自跑到章太炎的寓所，咆哮怒骂了一通，并下了逐客令。章太炎待守屋善兵卫走后，平静地说：“礼貌衰，则去之，何用逐？”收拾行装准备离去。正好梁启超在日本主办《清议报》来函邀请章太炎到日本去，章太炎遂于1899 年6 月离开了台湾前往日本。
　　这次到日本是章太炎首次到日本，一切都是新鲜的，也大大开阔了章太炎的眼界。这次在日本，多次与梁启超促膝谈心，消除了旧日的隔阂，改善了两人的关系。尤其是这次认识了孙中山，对于孙中山的革命谈论，叹为“卓识”，只可惜因种种原因两人未能深交。
　　居日期间，章太炎自然又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菌说》一文。这是一篇矛头直接针对谭嗣同《仁说》的重要论文。《仁说》是谭嗣同的最为重要的著作，代表了戊戌变法时期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和儒教的三纲五常观念的最高水平，但这本书中最大的缺陷是内容庞杂，虽然有一些唯物主义的词句，但其主体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东西。由于《清议报》以及上海的《亚东时报》自1899 年1 月开始，都连续刊载《仁说》，在思想界引起极大的反响。章太炎觉得有必要撰文加以驳斥，遂有《菌说》一文，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近代史上对于谭嗣同的唯心主义体系展开批判的第一文，也是反映章太炎唯物论和进化论观点的重要代表作。
　　停居日本3 个月之后，章太炎觉得国内因政变引起的风波渐渐平息，遂悄悄地返回到了上海，后参加了《亚东时报》的编辑工作，结识了唐才常，还被卷入了经元善等人发起的反对慈禧太后废黜光绪皇帝，立溥隽为大阿哥的请愿斗争。这次请愿又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章太炎虽然被通缉，但由于他不是为首者，且身处于上海租界，从而幸免于难。说来，这次联名通电上的章太炎的签名，并非是他自己所署，而是他人妄自代署。当受到通缉时，有人劝章太炎写信向正在得势的梁鼎芬解释求援。但章太炎义正辞严地说：“我虽然是被人妄自代署，但事已如此，我纵使杀身殒命，也决不向梁鼎芬之流乞援。”
　　三、分道扬镳割辫发
　　1899 年9 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国，途中曾写了一首《西归留别中东诸君子》，总结了自己离开诂精舍3 年以来的思想。诗中指斥坠落为保皇派的康有为新党与顽固派旧党是一丘之貉，所谓有“蜣螂（qiāng láng 一种昆虫）思转丸，茅鸱（chī）唯啖肉。新耶复旧耶，等此一丘貉。”并批评改良派目光短浅，救不了中国，决心从事反清革命以救中国。诗中云：
　　仕宦为金吾，肃王志胡蹙。
　　江海此分袂，涕流如雨雹。
　　何以赠君子？舌噤不敢告。
　　弓月保东海，鼢（fén，鼠的一种）冒起南岳。
　　1900 年，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茶，章太炎深受鼓舞，他的思想也开始有了一个新的飞跃——由改良到革命。这个转变的关捩（liè，扭转）点就是与唐才常的决裂。
　　唐才常是湖南浏阳人，与谭嗣同为同乡，号称“浏阳二杰”。他与谭嗣同志趣相同，积极参加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认识了康有为，自请为私淑弟子。1899 春来到上海，在《亚东时报》参加报馆工作。他以办报为掩护，暗中筹划军事活动，组织了正气会，后改为自立会。受康有为的操纵，其宗旨为以武力来逼迫慈禧太后归位给光绪皇帝，而再依靠光绪皇帝进行变法维新。
　　1900 年，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八国联军武装干涉，进攻北京，清政府被迫宣战。但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拒绝执行对外宣战的谕旨，实行所谓的“东南互保”。唐才常认为有机可乘，遂于7月26 日邀集上海名流80 多人，在“愚园”召开所谓的“中国议会”。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自任总干事，会后发表了宣言。主要的宗旨是创立新自立国，不承认清政府有统治中国的权利，请光绪复辟等。显然，这个宣言本身就态度暧昧，自相矛盾。章太炎当场就表示反对，竭力劝说唐才常：“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要拥护光绪皇帝，实属大矛盾，决无成事之理。”但唐才常固执己见，章太炎遂当即声明退出这个组织。回去以后，正好一位朋友带有西式衣帽，章太炎遂愤然剪去了拖在脑后的长辫子，脱去了清朝服装，换上了西装。
　　您现在看来剪辫子换服装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在清朝这可是一件实在大得不能再大的事情。
　　汉族本来没有剃发留辫子的习惯，而是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所损，因此将头发都蓄留起来，盘在头上，再戴上帽子，称“束发”。但清兵入关以后，强迫汉人遵从满族的习俗，剃发留辫，即将四周的头发都剃光，只留头顶上的一小撮，编成辫子，垂在脑后。不遵命者，格杀勿论。因此，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剃发留辫就是臣服的表示，而蓄发去辫，是一种反抗清政府统治的标志。太平天国就是以剪辫蓄发而被清政府称之为“发逆”，其原因就在此。
　　章太炎的举动并非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近3 年时间的探索，对于改良主义道路彻底失望、决心改弦易辙、与之决裂而开始从事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他特意为此写了一篇《解辫发》。因此，可以说，章太炎的剪辫易服是他与改良派决裂的标志，也是他踏上反清革命道路的标志。
　　唐才常在上海“中国议会”结束之后，就潜往汉口，亲自组织自立军，从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但很快就因机密泄漏而被捕入狱，次日即被杀害。清政府紧接着下令搜捕有关人员。章太炎虽然因不同意“中国议会”的《宣言》而公开表示退出这个组织，但他的名字仍然被列在被搜捕的黑名单之上。为了躲避风头，章太炎悄悄地回到家乡过年。
　　1899 年初在台湾时，章太炎曾将自己的一些论学论政的文字辑订成册，命名为《訄书》。“訄（qiú)”的意思是“急迫之言”。全书共计50 篇，首《尊荀》，终《独圣》。这次回到家，《訄书》初刻已经印出，章太炎细加校订。由于思想上的变化，使得他对于当初比较满意的一些文字已经变得无法忍受，遂开始大加删订。诸如《客帝》是他早年比较自慰的一篇，主张以孔子的世胄为中国的共主，而满清可以作中国的客帝。但这篇鼓吹改良主义的文字现在看来当然已经不满意了。为此，他在这篇文字前写了一个眉批，自谓“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终寐而颖，著之以自劾录，当弃世。”不久，又写了《客帝匡谬》，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思想。还有《分镇》一文也是他早年的一篇重要论文，主体思想是想依靠几个地方督抚的分镇而治，希望既不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又改变现状。现在他对于这种思想也加以批挞，写了《分镇匡谬》一文。到了两年以后，章太炎的思想更加激进，因此在他再次修订《訄书》时，干脆将《客帝》及《分镇》两文删掉，而以《客帝匡谬》和《分镇匡谬》取而代之，并列之与全书的前录。在某种意义上说，《訄书》一书的修订编排，堪称是章太炎思想的晴雨表。
　　1901 年初春，章太炎又来到了上海。经好友吴君遂的推荐，章太炎来到了美国基督教会在苏州设立的东吴大学，担任中文教习。
　　在东吴大学任教期间，章太炎曾专程去探视恩师俞樾。本来阔别多年的高徒来看望，应是十分亲热的，但一向温文尔雅的俞樾竟劈头盖脸地痛骂一顿章太炎，说他不忠、不孝，简直“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章太炎虽然对自己的恩师十分尊敬，但对于涉及大事大非的问题也不能含糊。他当即对俞樾的指斥加以反驳，并写了《谢本师》公开声明与俞樾断绝师生之谊。可以说，章太炎此时的思想状况已经是站在时代的前沿，即便是恩师出面，也阻挡不了。
　　思想上的分道扬镳，必然导致行动上的针锋相对。
　　1901 年，梁启超发表了《积弱溯源论》，尖锐地批判了封建专制，但他的结论却是中国由于“积弱”和民智未开，只能实行比较和平的君主立宪，而决不能采取革命这样的激烈行动。这篇文章在甚为流行的《清议报》上发表，影响了社会上很大一批人。有鉴于此，章太炎在东吴大学教书之余，特意撰写了《正仇满论》，点名道姓地逐条驳斥梁启超，指出目前不革命就没有一点出路，并且深刻地分析了光绪皇帝所谓“圣明”的实质不过是欲借变法这面大旗，来保住自己的权位而已。
　　《正仇满论》是章太炎与改良派决裂之后的第一篇阐述革命思想的重要文章，也是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公开对阵的第一篇政论文，由此其影响于后世是十分深远的。
　　章太炎这个人有些特别，他博学多识，事业心极强，讲起课来是滔滔不绝，上下纵横几千年，记忆力是惊人的好。但在日常生活中，又是一个丢三落四、性格古怪的人，有时连回家的路都不识得，平时又不修边幅，发长数寸也不知理。在东吴大学时，有个姓竺的同事每到月末就提醒章太炎应该去理发了，甚至替他垫付理发费，但这样一位同事，章太炎竟见面不知其人姓氏名谁，你说奇怪不！
　　章太炎可以忘记回家的路，可以忘记熟悉人的姓氏，但他绝对不会忘记的是宣传革命。他在课堂上经常讲的是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事迹，向学生灌输的是反清爱国的革命思想。有一次，他给学生出了一个作文题——《李自成胡林翼论》，将当时视作逆贼的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与清王朝的中兴名臣来进行比较，可算作耸人听闻，当时听说的人无不怪异。自然引起舆论大哗，轰动了整个学校。消息传到了江苏巡抚衙门，以至于江苏巡抚恩寿派人到学校找美国传教士交涉，要求逮捕煽动学生作乱的乱党章某。恰巧，章太炎正好已经回家过年了，躲过了一场劫难。他的朋友吴君遂特意赶到章太炎的家乡，通风报信。章太炎只得再次收拾行装，于1902 年正月，东渡日本避难。这次东渡日本，形势与章太炎第一次到日本大不一样。到日本留学的热血青年的数量急剧增多，而且章太炎的结识和活动范围扩大了，他的声望也大大地提高了，相应的，他的影响范围也扩大了。
　　孙中山为章太炎的到来，特意集合了兴中会的同志，在中和堂为他举行了会党内部结盟形式的欢迎会，与章太炎正式定交。革命的同志欢聚一堂，自然是开怀畅饮。章太炎本来就是海量，如今面对知己好友，更是千杯不觉醉，来者不拒。此后，章太炎与孙中山经常互访，相互切磋，讨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赋税、土地以及典章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十分的契合。这些讨论后来就被记载在《訄书》之中。
　　4 月26 日，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自缢身死的日子。章太炎与秦力山等十余人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发起了“支那亡国242 年纪念会”，借助这种纪念明朝亡国的形式来激起人们对于清王朝的仇恨，宗旨十分明确，那就是反抗清王朝的统治。章太炎饱蘸民族主义情感，亲自撰写了大会宣言。纪念仪式准备在崇祯自缢日——4 月26 日在东京上野公园举行。
　　清驻日公使闻讯十分惊恐，急忙找到日本外务省，请求制止。日本政府应其所请，特令警视总监取消此会。东京地方警署奉警视总监之命，将章太炎等发起人召集到警署，武断地宣布取消此次大会。虽然章太炎等据理力争，但最终无济于事。到了预定召开大会的这一天，数百名留日学生由于未能得到通知，按时来到了上野公园，但都被密布的警察劝散。在孙中山的提议下，当天下午，约60 余人在横滨永乐酒楼补行了纪念仪式。在会后举行的公宴上，章太炎又是开怀畅饮，来者不拒，但这次不知为何，素来海量的章太炎竟醉得一塌湖涂。
　　四、奋袂叱咤笔为枪
　　在日本3 个月后，章太炎又回到了国内。他谢绝了各种邀请，径直回到了家乡，准备写一部60 万字左右的《中国通史》。但他僻居乡里的这段时间，实际上并没有写什么《中国通史》，而是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修改《訄书》。前面已经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说，《訄书》一书的修订编排，堪称是章太言思想的晴雨表。”《訄书》在章太炎的一生中曾多次修订，而其中最有影、最具有革命色彩的版本就是这次僻居乡里所修订的。
　　这次实际上是章太炎第二次修订《訄书》，较之1900 年初刻本，这次篇目由原来的50 篇增至63 篇，首尾篇都有所变动，更重要的是内容有了极大的变化。大段地删掉了改良主义色彩的文章，而加上许多革命倾向比较明显的文字。
　　总的说来，这部《訄书》虽然是一部论文集，但可分为4 个部分，即前13 篇可称得上是一部中国学术思想史，次17 篇是哲学论文集，再次 25 篇为典章制度篇，后 8 篇为史书编著及人物评价。这部论文集最为典型的特色就是其浓烈的反对满清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思想，而且文章的论述充满了唯物主义思想和进化论的观点。可以说，这是一部极为重要的宣传革命的论著，是投向满清和帝国主义的一把匕首。后来在章太炎坐牢时，他的一条主要的罪状就是作《訄书》，由此可见《訄书》的革命效果。
　　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訄书》的文字艰深玄奥，生冷怪僻之字满篇皆是，且一句数个典故，令人看后十分难解。其深奥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吧，鲁迅是人人皆知的大文豪，并且还是章太炎的学生，但即便博学如鲁迅，对于章太炎的《訄书》也是蹙眉不已，认为读不懂，甚至于到底应该怎样句逗都弄不清，此书的艰深由此可见一斑。文字总是要让人读的，尤其是宣传文字，不让人读懂，或者说，不让人很轻易地读懂，其社会影响的实际效果自然受到影响。据当时人回忆，《訄书》出版后，销路很不好，就是明证。章太炎的博雅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每到提及这一点，不免令人感到几分遗憾！章太炎的斗士之笔本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的！
　　1903 年春，章太炎受蔡元培的邀请，来到上海，到蔡元培创办的学校——爱国学社担任国文教员。
　　爱国学社是一所新型学校，充满了强烈的资产阶级民主色彩，洋溢着时代的新气息。在上课之余，每周都在张园举办一次时事讲演会，章太炎自然是其中一位极为重要的讲演家，不可或缺。每当章太炎演讲，都是大声疾呼革命，下面便是如潮般的掌声。
　　章太炎激烈地鼓吹革命，对于那些激进的革命青年自然也是倍加爱护和喜欢，尤其是对邹容、章士钊、张继这几位少年英豪，更是情投意合。这4位经常在一起相聚畅谈，情意相投，后来在章太炎的提议下，结为了异姓兄弟。其中章太炎年纪最大，邹容年纪最小，而且这两人虽然年龄相差了接近20 岁，却是最为相得，邹容曾戏称章太炎为“东帝”，自称为“西帝”。邹容早在日本的时候就开始动手写《革命军》一书，到上海后写成。全书虽然只有2 万字，但文字通俗易懂，极具感召力。书中充满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气息，称革命是天演之公理、世界之公理，得之则生，失之则死。怒斥清朝列帝为“独夫民贼”、“无赖之子”。指出当时的清朝已经成为了列强的奴隶，而汉人则沦为奴隶的奴隶。必须彻底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全书如犀利出鞘的钢刀，将满清封建的统治剥得体无完肤，以其饱蘸（zhàn，把东西浸入水中，引申为以液体沾染他物）热情的笔喊出了“中华共和国万岁”的时代最强音！
　　邹容将刚脱稿的《革命军》送给尊敬的老大哥章太炎，请他过目并润色加工。章太炎仔细读过，被书中迸发的革命激情所深深感动，主动提笔为此书作序。序文中，章太炎充分肯定了《革命军》写作的特点，即言辞激烈，慷慨激昂，通俗易懂，是回响在昏昧世界中的振聋发聩的雷霆。读了这本书，哪怕是再糊涂的人，也会悔悟觉醒。如果以《革命军》作为反清革命的“先声”，必然会收到万众一心的动员效果，尤其是此书是如此的通俗，对于那些没有文化的粗人，更能收到其它著作无可比拟的启蒙教育作用。
　　1903 年，《革命军》印成了单印本，并在倾向革命的《苏报》上连续发表了章太炎、章士钊等人的推荐文章，称之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课书”。《革命军》迅速地在上海不胫而走，广泛流行。
　　章太炎为《革命军》做了序言，积极推荐这样一本令人读后“拔剑起舞，发冲眉竖”的好书籍的同时，他本人也对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派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以他那支沉雄博雅的巨笔，搅起了革命群众心中的波潮，扫除保皇派的蛊惑的余毒，再度掀起了革命的汹涛。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得绝大多数的人都由此看清了清政府卖国求荣的帝国主义走狗的丑恶嘴脸，尤其是慈禧为首的清政府无耻地宣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更是暴露了其真实面目，唤起了人民群众，使得许多人屏弃了改良主义的道路，进而转向追求革命，整个国内寻求革命的形势空前的高涨。
　　尤其是那些原来信奉康有为的学说、追随康有为忠心保皇的保皇派内部也产生了分化，甚至于像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徐勒这样的中坚分子也开始动摇，有了一些寻求革命的倾向。南北美洲华侨中的一些保皇会会员写信给康有为，向他述说了忠心保皇却惨遭杀戮的苦衷，并提出了向往革命的想法：“事势如此，不如以铁血行之，效华盛顿革命自立，或可以保国民。”
　　面对这样的形势，原来在戊戌变法中曾超过积极作用的康有为竟仍然死抱着光绪不放，坚持走保皇的改良的道路，竭力反对走革命的道路。不仅如此，这位在海内外有着巨大影响的领袖人物还利用自己的号召力，在1902年，康有为连续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及《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竭力劝说那些已经倾向革命的人回转头，再走回头路。康有为以保皇派的党魁和海内著名文人的双重身份，再加上门徒遍天下，这两封信又写得十分有蛊惑和欺骗性，对当时的革命浪潮起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严重阻碍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为此，章太炎义不容辞地与康有为展开了论战，以他那如椽（chuán）的巨笔，写下了著名的惊世之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康有为的信中，首先指出要将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后党与光绪皇帝区分开来，并且分析了后党必将失去政柄、光绪一定复辟，并竭力论述了中国不可实行革命的四大理由，即革命残酷，中国国情特殊，革命必然招致外国干涉以及光绪享有天命，足以能变法以强国等。在信中，康有为还闭着眼睛说瞎话，说什么满汉早已平等，并大肆攻击革命派反满是“大怪不可解”。最后，康有为得出结论是中国只有实行立宪，绝对不能实行革命。
　　1903 年上半年，章太炎写下令《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对康有为信中所阐述的，逐条地加以驳斥。
　　文章开头，章太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康有为所鼓吹的“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绝非是为了国家和人民，而是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如此欺骗性的言论出自自称“圣人”及“教主”的海内名士之口，必须加以驳斥。
　　首先，章太炎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清王朝统治下的满汉矛盾的尖锐，并列举了从清初的“扬州十日”，直到前几年的捕杀戊戌变法的维新志士的血淋淋的事实。章太炎直截了当的指出，甚至于你康有为不也亲身遭受清廷迫害而流亡海外吗？如此还说什么满汉已经平等，岂非是昧着良心的反动言论！其次，章太炎深刻地分析了光绪皇帝之所以能赞成维新，无非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增加与慈禧抗争的筹码而已。并驳斥了康有为所鼓吹光绪的所谓“圣仁英武”的观点，指出，将来光绪如果一旦上台，也必定是一个残杀维新党人的独裁暴君。
　　再者，章太炎指出在当前这样的形势下，即使实行所谓的“立宪”，也不能解决民权问题，仍是封建专制的天下。 因为在这样的体制下，上院的控制权必然是掌握在满清贵族的手中。
　　对于革命要流血的问题，章太炎予以了正面的回答。他辩证地分析了立宪与革命的难易问题，指出革命是免不了要流血的，但若实行立宪，必然是流更多的血，而绝非是康有为所说的不流血，那是天真已极的幼稚之言。而康有为所竭力鼓吹的光绪有天命纯粹是无稽之谈，何况革命是靠人力而非那无稽的天命。推说中国国情特殊而拒绝革命是不明中国历史的谬论，革命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学习过程。当然，革命必然要与外国发生冲突，但我们可以利用自己国家的有利方面，与之抗争；而且外国也是势得的很，革命稍有成功，外国也必然要承认中国的现实。
　　逐条驳斥了康有为的谬论之后，正告康有为：20 余年来，你围绕着“富贵利禄”，经常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你的那一套已经蒙混不了人了。如果悬崖勒马，赞助革命，还会造就非凡的功业；否则，必将名实俱失，为天下人所耻笑！
　　应该指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政论文，精彩至极！它闪烁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耀眼光芒，是对已往的革命思想理论的总结和集大成之作，更为今后革命的发展吹响了进军的号角。可以说，它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上，是一篇与邹容的《革命军》相媲美的姊妹篇。
　　这篇文章，不仅气势磅礴，思维敏捷，条理慎密，观点鲜明，立论坚实，而且旁征博引，时而激昂痛斥，如决泻之大河，奔腾千里；时而娓娓劝说，如潺潺的小溪。文笔之生动犀利，感情之充沛激昂，理论的深邃精深，的确非常人可比！具有极其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这篇文章写好之后，章太炎特意着人将它带到香港，要交给康有为，但未能如愿。1903 年6 月，《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革命军》同时付梓刊行，不到一个月，就被抢购一空。当月，《苏报》又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摘录发表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更是扩大了此文的影响范围。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这篇文章之所以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而非如《訄书》一样滞销，固然有此文极其鲜明的针对性及深邃深刻的革命理论的因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此篇文章的写作风格有所突破。
　　与章太炎历来的风格，诸如《訄书》等文字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所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一篇十分精彩的散文，一反其玄奥难懂、生冷怪僻的文风。这可以说是章太炎的一次突破，更是一次辉煌。柳亚子曾称赞章太炎：“悲歌叱咤风云起，此是中国玛志尼！”将章太炎比做意大利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中民主共和派的领袖——玛志尼，这个比拟一点都不过分。此时的章太炎的确用他手中的如椽巨笔，奋袂攘臂，叱咤风云，横扫浮云，将沉睡的中国唤醒。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发表，如重磅炮弹一般，轰得改良派的阵营大大分化与动摇，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章太炎的这篇文章对于那些向来不接受和反对革命的封建士大夫的震动尤其巨大。这里有当年同盟会的会员汪东的一段回忆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出章太炎文章的巨大影响力及实际宣传效果：尤其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这样就使当时的士大夫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祖父住在镇江训导衙门里。我祖父已将近80 岁了，常常严厉教训我们不要为革命“谬论”多鼓惑。我却从别人手中弄到一本登载《驳康有为书》的《国民报》，偷偷地把它放在祖父桌上。祖父看见了，仔细地读了一遍，便问我：“这是你拿来的吧？”我一口承认了，原准备大受责备，谁知祖父却笑着道：“这篇文章很有道理。”于此可见文字宣传，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因人说法，收效才大。（汪东《同盟会和（民报）片断回忆》）
　　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邹容的《革命军》与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同为宣传革命的代表之作，但他们是代表了不同的针对面的。邹容的《革命军》以其通俗易懂更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而章太炎以其深厚的功底和深邃的哲理，而对那些比较顽固的分子有着更强烈的说服力，这是《革命军》一书所无法企及的。
　　

宋公明

五、身陷囹圄笑顽虏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为章太炎赢来了空前的声誉，但也为他带来了囹圄之苦。在那个黑暗的时代，要唤醒沉睡的民众，没有一点牺牲的精神是难以办到的。章太炎正是样。他的文章唤醒了民众，搅起了革命的新高潮，但他本人却被关进了黑暗的监狱。
　　事情的始末还得从《苏报》谈起。
　　《苏报》本是一家刊载市井俚俗杂事的极不起眼的小报。1896 年，湖南人陈范出资买下了这家报纸。陈范本是一知县，因教案而丢官，“愤官场之腐败，思清议救天下”。由于抱着这样的办报宗旨，使得他的思想倾向逐渐由改良维新转向革命。尤其是1902 年以后，《苏报》与爱国学社达成了协议，由爱国学社的教员轮流给《苏报》写稿，这样，《苏报》就成为了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的一个主要的阵地。自然，《苏报》的思想倾向就深受爱国学社的影响而日趋革命。尤其是1903 年 5 月以后，陆续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章太炎和章士钊推荐和介绍《革命军》的文章，以及摘要发表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时间，报纸的版面上充斥了“革命”、“民主”、“排满”等醒目的字眼，掀起了一个宣传革命的高潮。
　　《苏报》的极力鼓吹革命早就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随着宣传革命的力度的增强，自然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极大的恐慌。由于爱国学社和《苏报》馆皆属于上海租界范围内，清朝统治者不敢明目张胆地去镇压，而是加紧了与帝国主义的勾结，企图通过租界当局来达到逮捕革命派、镇压革命的目的。6 月29 日，也就是《苏报》发表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摘要的当天，清政府的上海道台经过了再三的交涉，终于与上海租界的殖民机构工部局勾结成功，派出了外国巡捕和中国警探到苏报馆，指名抓陈范、蔡元培、章太炎和邹容等。陈、蔡由于事先得到了消息，早已避开了，正好章太炎与邹容也不在，巡捕和警探只抓走了报馆的帐房。
　　当晚，有人向章太炎通报巡捕前来抓人的消息，章太炎却一点也不在乎，只说“小事扰扰”，随即就钻进被窝呼呼睡大觉，根本没有一点要避开的打算。
　　第二天，巡捕和警探又来报馆抓人，邹容闻讯躲到一位传教士家中，正在爱国学社帐房的章太炎不仅不躲开，反而迈着方步迎了上去，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高声说：“别的人都不在！你们要抓的章炳麟，就是我！”对于这样主动送上门来的犯人，巡捕还真是头一回见到，真是喜不自胜，当即拿出手铐，将章太炎套住，立刻带走。连章太炎想带点生活日用品，也被断然拒绝。
　　章太炎被逮捕后，邹容不愿让老大哥独自承担责任，主动投案。
　　自章太炎被逮捕后，前后只7 天的时间内，苏报馆就有6 人被抓，《苏报》和爱国学社也被查封，财产全部被没收。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苏报案”。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章太炎知道巡捕要抓自己，不但不躲，反而要送上门？其动机是什么呀？是不是有点太愚了？实际上这样的疑问当年就有人提出过。在章太炎刚被捕之后，上海《新闻报》有记者登出文章，嘲笑章太炎“不去为愚”。
　　关于这一点，章太炎自己有过明确的回答。他看过《新闻报》后，当即就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狱中答新闻报》，刊登在最后一期《苏报》上。在这篇文章中，章太炎坦然地阐述了自己这么做的动机和意图。他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必须实行革命，而“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之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这些字句足以表明，章太炎见难不避，反而主动送上门来，这样做是经过充分考虑的，他已经抱定了牺牲，准备用自己的鲜血来唤醒仍在沉睡的人们。章太炎相信自己所献身的事业是正义的，自己是全国四万万同胞的代表。最后，章太炎极为嘲讽地对《新闻报》的记者说：“斥鹌井蛙，安足与知鲲鹏之志哉！”他坚定地宣言：“滚开吧！新闻记者。请看50 年后，巍巍矗立于云表的铜像到底是我？还是你？坐以待之，用不着多说什么了！”
　　章太炎的举动绝非是什么一时冲动或愚昧，而是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行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确有着强烈的发聋振聩的作用。对于章太炎、邹容这样两位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反清志士，满清政府当然是恨之入骨，置之死地而后快。固然，反动的清政府可以不顾一切舆论的压力而将这两人处死，但他们对租界内的人还不能为所欲为。因为这里是他们的主子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因此清政府在苏报案一发生，立刻千方百计地想将章太炎、邹容两人引渡到自己控制的范围之内，一旦成功，就准备“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处极刑”。为了达到杀害革命志士的罪恶目的，满清政府派出了大批人员，绞尽脑汁地大肆活动。为了达到引渡的目的，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甚至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在上海和北京，满清政府曾向帝国主义许下了沪宁铁路的特权，白银10 万两，这还不包括另外送给巡捕房的酬劳费。目的就是要将章太炎、邹容引渡给清政府。
　　但是，帝国主义对于引渡章太炎、邹容这两位著名文人还是颇费思量的。为顾及自己的面子，再加上害怕引渡章太炎、邹容之后引起全中国人民的反帝浪潮，最终只得表示：“租界事，应当在租界处理。”拒绝了清政府要求引渡章太炎、邹容的要求。
　　无奈之下，清政府转而求其次，要求审判章太炎与邹容两人。经过多次交涉，最终达成了协议，由租界会审公廨组织额外公堂，对章太炎与邹容等人进行审判。
　　额外公堂自7 月15 日开始，对章太炎与邹容多次开庭会审。审判员名义上是由公廨谳员孙建臣、上海知县汪懋琨及英国副领事迪比男共同组成，但实际上是操纵在英国副领事迪比男一个之手，其它的两人只不过是个陪衬而已。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律师，满清政府出面聘请了西人古柏、哈华托作为己方律师，狱外的革命同志为章太炎与邹容请了西人博易、琼司为辩方律师。
　　说来也是令人感到十分奇怪，这样的额外公堂被告自然是章太炎与邹容两人，但究竟谁是原告，却并非是开始就十分清楚的。因此，被告的律师博易在发问时，首先就抓住这个问题问到底此案的原告是谁，是北京政府呢？还是江苏巡抚？上海道台？要求审判员明确无误地予以答复。一时间，审判员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在辩护律师的一再追问下，公廨谳（yàn，审判定案）员孙建臣只得窘困地承认，他是奉满清政府的指令担任原告的。孙建臣说：“章太炎与邹容是江苏巡抚奉上谕饬令拘拿的，我作为分府只有遵奉上宪札谕来行事。”并且当堂出示了满清政府的札文。
　　这样，明确了原告与被告双方，即以章太炎与邹容为被告、满清政府为原告，双方皆聘请西方人为律师，而且最后由外国人裁定的特殊现象，这种内容和形式的打官司可以说是千古怪事，怪就怪在一个国家在自己的领土之上，竟然要由外国人来裁定政府与私人的官司，岂非是咄咄怪事！当然，这事我们现在看来是怪事，但在当时却是平常得很，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惯常于产生这样的特产！这样的千古怪事！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更是清政府自打耳光的绝妙之作！
　　在这样的官司中，章太炎与邹容大义凛然地与满清政府及支持它的帝国主义展开了顽强、坚决的斗争。
　　审判一开始，古柏代表清政府指控邹容的罪名是作《革命军》，极力鼓吹推翻现代国家政权，图谋不轨；指控章太炎的罪名是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而且自己又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诋毁当今圣上，呼为小丑，犯上作乱。章太炎与邹容从容不迫地进行了辩驳，并且借机大肆宣传反清爱国的革命宣传，令审判员哭笑不得。
　　全国人民广泛地关注着这场特殊的官司的进展过程。章太炎与邹容坚决的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赞颂，当时就有记载说：章太炎与邹容见危授命，可死而不可屈，可杀而不可辱！
　　经过多次的法庭会审，案子迟迟没有宣判审判结果，问题当然是出在清政府的方面。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满清政府的代理人多次与额外公堂、英国领事疏通交涉。一直到了当年的12 月24 日，额外公堂才对外宣布审判结果：章炳麟作《訄书》并《〈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一书，诬蔑朝廷，行同悖逆；邹容作《革命军》一书，谋为不轨，更为大逆不道。??照律治罪，皆当出决。今逢万寿开科，广布皇仁，援照拟减，定为永远监禁，以杜乱萌，而靖人心。
　　这个审判结果，自然引起了舆论的大哗，外界纷纷谴责，要求撤消控案。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次年5 月额外公堂被迫判章太炎监禁3 年，邹容2 年，并且从上年到案的日子起算，服刑期满后，逐出租界。
　　审判宣布后，章太炎与邹容被转到了公堂公廨的监牢里，开始了囚徒的生活。当时，革命的志士的勇敢的斗争岂是一堵围墙可以阻止的！章太炎与邹容虽然身陷在监牢中，但革命的斗志反而更加旺盛，他们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参加狱外的革命斗争，并且在狱内也展开了新的斗争。
　　就在章太炎身陷囹圄不久，传来了反清志士沈荩的死讯。沈荩（jìn）长期在京津地区从事秘密的反清活动，这次被捕后竟被活活地鞭打致死。章太炎曾与沈荩有过交往，听到此讯，十分震恸，在深深哀悼同志的同时，想到了自己目前的处境，他悲愤交集，写下了《狱中闻沈希禹见杀》诗：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
　　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螭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
　　中阴当待我，南北几多坟！
　　诗中不仅表达了对于烈士的悲悼之情，更表明了自己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和勇气。“中阴当待我，南北几多坟”的“中阴”是借用了佛教的术语——人死后七七内的阴魂，来指代烈士的英灵。因此，此句的含义就是章太炎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险恶，因此他请求烈士的英灵不要远行，我将与你同行。上海的爱国志士在8 月23 日为沈荩举行了追悼大会，章太炎虽然因身陷囹圄而不能亲赴会场，但他秘密撰写了《祭沈希禹文》，托人带到了会场，由章士钊在大会上宣读。“不有死者，谁申民气？不有生者，谁复九州？”这铿锵话语，久久回响在会场上空。
　　狱外的斗争如火如荼，狱内的斗争也是如此。
　　公审公廨的监牢地址在提蓝桥，是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反抗的重要机构。狱中的狱卒多是英帝国主义从印度招来的，对待囚犯十分残暴，大肆加以虐待。随意殴打囚犯，有时虐待致死也没人来追究，即使是被查出，也不过是罚四五元钱了事而已。他自然也是饱受狱卒虐待，章太炎虽然身材瘦弱，是典型的文弱书生，但他性如烈火，有着惊人的旺盛力量，与狱卒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甚至于绝食7 天以示反抗。
　　在狱中，章太炎与邹容这两位革命的好兄弟，互相扶持，相依为命。在章太炎绝食前，曾与邹容有过一段十分感人的对话：章：小老弟，你我的身体都十分的虚弱，又不能忍受狱卒的凌辱，与其都被白人迫害致死，还不如早点想个办法，争取保住一人。按照监禁的期限来说，我是3 年，你是2 年，而且你也比我年轻，所以你当生，我当死！邹：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大哥如果死了，我也绝不愿再留在世上！
　　章：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伍子胥兄弟的故事吗？当年楚王要斩草除根，伍子肾的哥哥与自己的父亲共赴刑场，而伍子胥则亡命吴国，最后统率大军杀回楚国，报了父兄之仇。现在我们俩也应该像伍子胥兄弟一样，各得其所，不能一起死掉。你一定要争取活下去，将来报仇雪恨。我采取绝食的手段来逼迫狱方让步。现在外界对于此案的审判议论纷纷，白人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如果我绝食致死，在外界的强大舆论压力之下，狱方必定比较宽待你，这样你就有机会活着出去了。
　　邹：这绝对不行，尤其是饿死绝不是大丈夫所为着事！
　　章：中国有名的绝食而死的饿死鬼，第一是殷商末年不食周粟的伯夷，第二是汉代王莽篡权时不肯出仕的龚胜，第三是唐末朱温篡唐建梁时不肯出仕的司空图，第四是元初不肯出仕的抗元志士谢枋得，第五是南明灭亡时绝食而死的刘宗周。要是像前三个不肯出仕汉人政权的人，那是我不愿意仿效的；如果像后两人那样，因反对异民族的统治而死，却是我所心甘情愿的。最后，章太炎还是没有听从邹容的劝说，开始了绝食斗争。当绝食进行到第7 天的时候，章太炎原本就十分虚弱的身体更加不行了，一咳就吐血，十分痛苦。这时有个狱友告诉章太炎说：“靠绝食而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有的人甚至于需要40 多天，你现在才过去了1/6，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不要吃这个苦了。再加上绝食以后，邹容一直在他的旁边劝说他，现在也来反复开导他，最终使得章太炎打消了绝食的念头，重新开始进食。
　　在狱中的时光，章太炎除了坚持斗争之外，就是阅读佛教典籍。他阅读了《因明入正理论》、《瑜珈师地论》、《成维识论》等，这些佛教典籍固然有修身养性，培养涵养功夫的作用，也使得章太炎学到了一些与人辩难的逻辑方法，但也使得他深受其中所贯穿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消极影响，这对他将来思想的转变，使之颓唐当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邹容在狱中却与章太炎不同，这位年轻的革命家，性情十分的暴躁，不堪忍受牢狱的折磨，终于病倒了。这可急坏了章太炎。他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医药特长，积极为邹容治疗，同时再三向狱方要求保外就医。但是直到邹容的病情十分险恶的时候，监狱当局才同意这个要求。可是，已经晚了。1905年4 月2 日，也就是保外就医的头一天晚上，也是邹容的病被拖了两个月之后，邹容服了工部局医生开的药之后，口吐鲜血，不幸离开了他所眷恋的尘世，离开了他未竟的事业，而这距他结束监禁仅仅只有70 多天了。
　　章太炎手抚着邹容已经冰冷的身体，悲痛莫名，泪如泉涌，眼睛看着邹容，张着口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邹容死得蹊跷，死得突然，引起社会上极大的关注。人们议论纷纷，都说邹容是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将邹容毒死的，并由此担心章太炎遭遇不测。上海舆论界对租界当局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要求改善章太炎在狱中的待遇，保障他的安全。
　　租界当局迫于舆论的压力，同时也担心章太炎真的要有了三长两短，事情就会变得更加不可收拾，便同意了要求，相对改善了章太炎的待遇。本来章太炎在狱中是被罚作裁缝的，改派他去为犯人分配饭食，这在狱中是一个美差。这是因为狱中伙食严格定量，但在厨房里的人可以偷食一些，得以补充一些营养。章太炎后来说：“威丹（邹容的字）既殁，白人稍善视余，使任执爨（cuàn，烧火煮饭）之役，因得恣意啖（dàn，吃）食。余之生，威之死为之也。”（章太炎《与篁溪书狱中事》）
　　1906 年6 月，章太炎终于熬完了3 年的铁窗生活。按照惯例，他被送到了工部局的巡捕房，被限令在3 天内离开租界。但章太炎一跨出工部局的大门，立刻掌声四起。原来预先得知章太炎此日出狱的革命同志，诸如蔡元培等，都到工部局的大门口来接他。前来迎接的革命同志与章太炎一一握手相贺之后，章太炎便与孙中山从东京派来专程接他的人，乘日本邮船，第三次东渡日本，又与革命同志们一起开始了新的战斗。
　　六、主编《民报》旺人神
　　章太炎一到日本，孙中山就组织同盟会的会员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以接风洗尘。与会者多达2000 余人，由于馆小人多，许多人挤在屋檐下或爬在窗台上，以求一睹革命英雄的风采。章太炎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简单介绍了自己的革命经历，主要是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虽然演讲中对于爱国的提倡，对于孔教的抨击都是十分的精彩，但他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的新思想。这可以说是他狱中读书的收获，但在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党已经成立，且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新的政治纲领之后，倡此论调，颇有不和谐之嫌，而且就其实质而言，也的确是落后了。换言之，章太炎已经从3 年前言人所不敢言的时代的最前列的位置掉了下来，这实际上是他后来思想落伍的先声。
　　章太炎一到东京，就已在同盟会会员孙毓筠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并被委任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主编。
　　此时的《民报》正在承担着与保皇派激烈论战的重要使命。这场论战由保皇派的主要笔杆子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首先发难，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章太炎主编的《民报》自然站在论战的最前线。
　　章太炎在此时期内，主要撰写了《讨满洲檄》、《定复仇之是非》、《排满平议》、《中华民国解》等一系列政治论文，深刻地批判了改良主义的一系列观点，动摇其理论基石。章太炎在这时的论文不仅说理透彻，气势磅礴，而且通畅明白，感染了许多人，使得“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民报》的销售数量激增，而《新民丛报》则大规模减少。对于这段时期的论战，鲁迅先生称之为“令人神旺的战斗”，的确是一点都不夸张。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形势越来越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新民丛报》逐渐招架不住了，只好宣布休战，最后不得不于1907 年7 月关门停刊，宣告了保皇派的失败。
　　在主办《民报》期间，章太炎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他以自己在帝国主义监牢里的亲身遭遇和所见所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伪善面目，主张中国要想取得平等和自由，不仅要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还要驱逐这些入侵者。
　　章太炎不仅在《民报》上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同时也付诸了实际行动。1907 年4 月，章太炎与流亡日本的印度爱国志士钵罗罕一起倡导，在东京发起成立了“亚洲和亲会”，其宗旨为：“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去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这个组织虽然实际影响并不大，但却是至今所知亚洲各民族组织反对帝国主义的联盟的最早的尝试。
　　在《民报》的这段时间，章太炎另外一个比较主要的贡献是积极提倡革命的道德，重视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他指出，现今的革命党人应该具有的道德就是顾炎武所提出的“知耻”（懂得廉耻）、“重厚”（朴实庄重）、“耿介”（耿直坦率），另外还要加上一条“必信”，即一定要说话算数，也就是要忠于革命事业。并且章太炎从历史出发，谆谆告诫革命党人要全力避免结党营私的“朋党”之弊。
　　对于章太炎的这种努力，当时的很多人开始不理解，后来则深赞章太炎的远见。日后，一些革命党人在回忆时，讲到：（太炎先生）以富贵利禄为戒，听众耸然，复本其意为《革命道德论》、《箴新党论》二篇，同盟者多奉为圭皋，弥坚其志概。清室以禄利名位招徕游学之士，而民党益锐进不可遏止，是皆先生以其宿学雄文提倡扶持之故也。《民报》如此积极地宣传反清革命，自然引起满清政府的极大恐慌和仇视。满清政府先是禁止《民报》进入国内，在这个办法失效之后，又照会日本驻华使馆，请转告日本政府，要求封禁《民报》。由于日本政府认为应当说服办报的负责人慎重处理有关言论比较稳妥，因此没有立即查封《民报》。对此，清政府又派唐绍仪与日本秘密谈判，许以间岛的领土、抚顺、烟台的煤矿和新法铁路等权利，与日本政府勾结成功。
　　1908 年10 月19 日，日本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正式下达了查封《民报》的命令。作为主办人的章太炎两赴警察署，3 次致书日本内务大臣，一次痛斥说客，为争取《民报》的生存与日本政府积极交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与日本政府交涉没有成效之后，章太炎便开始公开地揭露日本政府与满清政府相互勾结，查封《民报》的丑恶行径。除了以各种形式向外界公布内情、张贴传单之外，章太炎还向东京地方裁判厅正式起诉。
　　11 月26 日，裁判厅正式开厅审问。被告是检事，原告是章太炎。对于被告检事提出的《民报》扰乱社会秩序等一系列罪名，章太炎进行了严正而又无懈可击的辩驳，使得裁判当局无言以对。但是，起诉、审判等不过是日本政府部摆摆样子的东西，虽然章太炎的辩论占了上风，但日本政府并不当一回事，不容分辩地宣判了审判结果：禁止《民报》出版，并罚款150 元。若不交罚款，罚章太炎做苦役以抵偿。
　　虽说150 元并非是一个大数目，但当时章太炎连一日三餐都保证不了，根本无力交纳罚金。最后被判服苦役150 天。就在章太炎被拘留的那一天，他的学生鲁迅、许寿裳等人，多方罗织，凑齐了罚款，将章太炎赎了出来，才使得他免除了这场灾难。
　　《民报》被封之后，章太炎便专门从事讲学和著述，写出了许多学术著作，诸如《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等。其中前两种是探讨文字、训诂、音韵方面的著作，而《国故论衡》则是一部论文集。胡适对此书有极高的评价：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但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国故论衡》、《检论》（《訄书》1914 年的修订本）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这50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50 年，其实我们可以说中国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学的功夫很深，又是很富于思想和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七、渐入颓唐保晚节
　　章太炎主办《民报》以来，其与孙中山思想上的分歧日益明显，渐成裂痕。本来，其与孙中山的关系一直是不错的，章太炎对于孙中山是十分敬重的，尊称孙中山总统，是中国当之无愧的革命统帅。但好景不长，章太炎到了东京不到1 年，就与孙中山闹翻了，起因就在于办《民报》的经费问题。随着事情的逐渐闹大，两人的裂痕日渐加深，以至于达到了在报上互相攻击的地步。
　　1909 年，章太炎与原光复会的领导人、后加入同盟会的陶成章一起，重新打起了光复会的旗号，由章、陶分任正副会长，从同盟会中独立出来。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宣告了清王朝政权末日的来临。章太炎怀着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回到了阔别5 年的上海。上海的舆论界对他期望甚高，称之为“中国近代的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而章太炎本人也颇以革命文豪而自矜。
　　但是，章太炎在抵达上海后的发表的言论中，有不少是对革命不利的，尤其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影响最坏。
　　章太炎之所提出这样的口号，也是有他的思考的。还在日本的时候，章太炎就耳闻到欧美国家资产阶级政党争权夺利的弊端，再加上目睹同盟会内部山头间的勾心斗角，所以认为革命成功之后，就不应有政党的存在。在他提出这个口号之后，旧官僚、立宪派都纷纷借此向孙中山施加压力，要求他销去党名，实际上就是要孙中山拱手让出革命果实，解除武装。这一点尤其反映了章太炎身上革命的不彻底性。
　　章太炎提出了这样的主张，也的确是这样去做的。他卷起了光复会的旗帜，脱离了同盟会，与一些封建官僚、立宪派混在一起，组织起“华民国联合会”。
　　更有甚者，由于对于形势认识的不清楚，是非不辨，使得他的笔锋，一个旧日令改良派、封建卫道士、帝国主义心惊胆战的笔，竟然对准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头上，而对于真正的国贼——袁世凯却是赞誉有加。虽然从主观上而言，章太炎反对孙中山并非是为了个人私事，赞誉袁世凯也是因为错误地将他当做华盛顿之类的人物，而没有看清他的真面目；但就客观方面说来，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几年内的言论和行动，是不利于革命队伍的团结，削弱了革命力量，助长了袁世凯的气焰。可以说，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在他的革命生涯上抹了一个黑道。后来，章太炎深刻地反省了这段弯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自认有罪。1916 年，章太炎在《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文》中反省到：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之所以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不只是“小人偷息之咎，某等亦与有罪焉！”
　　后来，章太炎逐渐认识到了袁世凯的真面目，1912 年底，借出任东三省筹边使的机会，离开了北平。次年发生了宋教仁遇刺案，使得章太炎更加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他立刻南返上海，亲自参加了宋教仁的葬礼，并手撰哀辞。
　　这时，章太炎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认为只有黎元洪的名望和实力可以和袁世凯抗衡，遂于当年5 月来到了武昌，劝说黎元洪竟选总统，与袁世凯对抗。胆小的黎元洪不敢答应，反而诳骗章太炎到北平去看看动静。若劝动袁世凯则万事皆好，不行他再进京竞选总统。章太炎听信了黎元洪，亲自冒险入京。
　　这次入京后，章太炎察知袁世凯称帝之心已坚，为避免遭他毒手，在京只短短地停留了7 天便匆匆返沪。正式致电袁世凯，辞去了东三省筹边使之职，表示“死生之分，一听尊裁”。这封电文被上海报界披露，贯以《章太炎诛佞之言》的醒目标题。
　　“二次革命”爆发后，章太炎又以自己的一枝笔投入了反袁的斗争之中。“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公开下令搜捕革命党人。他借口商量党务，电请章太炎入京。章太炎深知袁世凯心狠手辣，但自己又不愿再次流亡海外，又想在党务方面有所作为，以遏制袁世凯，遂决意进京，“挽此危局”。这次入京，就被袁世凯软禁了长达3 年之久。
　　3 年期间，章太炎曾被四易囚所，而他本人两番绝食，与袁世凯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大骂袁贼，有时吃花生米下酒时，就掐去花生米蒂，口中念念有词地说：“杀了袁皇帝头矣！”或者大书“袁贼”两字，再点火烧掉，称之为“袁贼烧死了！”在他几次设法离京未果后，发起“疯”来，大闹总统府。鲁迅先生对这件事曾评价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1916 年，袁世凯一命鸣乎，章太炎才得以获释。他谢绝了黎元洪的挽留，回到了上海。后来，他又积极参加了反对段祺瑞政府、维护《临时约法》的护法运动。但护法斗争的失败，使得章太炎对于时事彻底失去了信心，回到家乡，杜门谢客，不问国事。
　　“五·四”运动以后，章太炎与孙中山彻底分裂，一个接受了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继续前进，而章太炎却拉车向后。反对新文化运、中国共产党，尤其反对孙中山的联俄政策。鲁迅先生对此入木三分地总结“既离民众，渐入颓唐”。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在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之下，富饶美丽的东三省被断送了，苦难的中国人民再一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
　　年逾花甲的章太炎愤怒了，怒斥蒋介石为秦桧一样的卖国贼，主张坚决抗日，尤其是对于学生的爱国宣传深表同情。他也投袂而起，艰难地投身到了救亡图存的抗日浪潮之中。
　　1936 年6 月14 日，章太炎在苏州寓所因病去世，终年69 岁。
　　总结章太炎的一生，虽然有些污点，但从其生涯的总体而言，尤其是在他的晚年，他从颓唐中走出，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为自己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章太炎，一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爱国主义者，一位博学多识的学术大师，他的历史贡献人们是一定会记得的！

宋公明

章太炎年谱简编

梁涛

一八六八年   一岁

农历十一月三十日即公历一八六九年元月十二日，章太炎生于浙江杭州府余杭县东乡仓前镇。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父章濬，曾任县学训导，并在诂经精舍担任监院多年，好经术。有子女四人，太炎排行第三。

一八七三年   六岁

   入私塾就读。

一八七六年  九岁

外祖父朱有虔自海盐来，对章太炎进行系统的文字音韵学教育。

一八八〇年   十三岁

朱有虔归。在父章濬、表兄章篯指导下研读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顾炎武《音学五书》、郝懿行《尔雅义疏》、王引之《经义述闻》等，打下初步汉学基础。

一八八三年   十六岁

参加县试，癫痫病突然发作，没有考成。从此放弃科举，广泛涉猎经史子集。

一八八八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农历11月），康有为上书请求变法，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京师一时为之哗然。

一八九〇年   二十三岁

父章濬去世，遵父遗训，进诂经精舍学习。时诂经精舍由经学大师俞樾主持，授学者有高学治、谭献等。

一八九一年   二十四岁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刊行。《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以下简称《自定年谱》）称本年“始分别古今文师说”。

一八九二年   二十五岁?

纳妾王氏。

一八九三年   二十六岁

女■生。

这一时期完成作品有：《膏兰室札记》四册及《孝经本夏法说》、《子思孟轲五行说》等。

一八九四年   二十七岁

与夏曾佑相识。夏氏主《公羊》、《齐诗》之说，与章多有辩论。又好佛学，劝章氏购览佛典。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撰《独居记》。

一八九五年   二十八岁

四月十七日（3月23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五月二日（4月初8日），康有为“公车上书”。

十一月，寄会费银十六圆，加入康有为在沪设立的上海强学会。

一八九六年   二十九岁

撰成《春秋左传读》(初名《春秋左传杂记》)五卷及《驳箴膏肓评》、《砭后证》，驳难清代常州今文学家刘逢禄《左传》不传《春秋》之说。

八月九日（7月初1），《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任主笔，汪康年任经理。

一八九七年   三十岁

一月，离诂径精舍赴沪，任职时务报馆。读谭嗣同《仁学》，“怪其杂糅”，不相许。

四月，因不满康有为倡言建立孔教，自称“教主”，遭康氏门徒围攻殴打，愤而离泸返杭。返杭后，与宋恕、陈虬等创办“兴浙会”，为《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撰稿。

本年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刊于《时务报》)；《变法箴言》、《平等难》、《读管子书后》、《东方盛衰论》(刊于《经世报》)；《后圣》、《儒道》、《儒兵》、《儒法》、《儒墨》、《儒侠》、《异术》、《重设海军议》(刊于《实学报》)；《译书公会叙》、《论民数聚增》(刊于《译书公会报》)。

一八九八年   三十一岁

一月，上书李鸿章，末有结果。三月，受张之洞邀请，赴武昌筹办《正学报》，不到一月即离去。七月，在沪任《昌言报》主笔。发表《商鞅》、《弭兵难》、《书汉以来革政之狱》等。戊戌政变后，为躲避清政府迫害，携家避难台湾，于十二月抵达台湾。

一八九九年   三十二岁

春，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书信往来，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发表诗文多篇。六月，应梁启超及留日学生之邀，东渡日东，与孙中山相识。不久离日回国。夏秋间，辑订并出版《訄书》初刻本，收入文章五十篇，由梁启超题名，木刻刊行。冬，在沪任《亚东时报》主笔。

本年发表作品有：《答学究》、《客帝论》、《分镇》、《儒术真论》(刊于《清议报》)和《今古文辨义》(刊于《亚东时报》)等。

一九〇〇年   三十三岁

义和团运动兴起。六月，八国联军进军津、京，清廷决定宣战。

七月，参加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断发以表示与清政府决裂。唐才常自立军失败后，思想发生较大转变，撰《客帝匡谬》、《分镇匡谬》，并开始修定《訄书》。

一九〇一年   三十四岁

往苏州东吴大学任教，宣扬民族民主革命，引起江苏巡抚恩铭的注意。

发表《正仇满论》批判梁启超《积弱溯源论》；撰《征信论》批判康有为借今文经学以治史。

一九〇二年   三十五岁

二月，为避恩铭等人追捕，东渡日本，暂寓横滨《新民丛报》社，与梁启超、孙中山相会。四月，与秦力山等发起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七月，由日本返回故乡杭州，删定《訄书》重刻本。

本年翻译出版日本岸本能武太著《社会学》，发表《文学说例》，与梁启超通信谈修改《中国通史》。

一九〇三年   三十六岁

三月，在上海爱国学社任教，结识邹容、章士钊等。五月，邹容写成《革命军》，章太炎为其撰序，并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六月三十日（闰5月初6日），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勾结，制造“苏报案”，章太炎被捕入狱。次日，邹容自投入狱。

本年发表：《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刊于《国民日报》)、《与刘师培书一、二、》、《释真》(刊于《国粹学报》)。

一九〇四年   三十七岁

章太炎被判刑三年，邹容被判刑两年。章氏在狱中开始研读佛经。

五月，《訄书》重印本在日本出版。冬，光复会成立，推举蔡元培为会长。

一九〇五年   三十八岁

在狱中继续研读佛经，读《瑜伽师地论》等。

二月，《国粹学报》在上海创刊。邓实主编，撰稿人有章太炎、刘师培等。

四月三日（2月29日），邹容死于狱中。

八月二十日（7月20日），中国同盟会于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

一九〇六年   三十九岁

六月二十九日（5月初8日），章太炎出狱，孙中山自东京派人来迎，遂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主办民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章氏发表演说，认为当前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

十月，成立国学讲习会，作《论诸子学》等讲演。

清政府下令预备立宪。梁启超在《新民丛报》鼓吹立宪，反对暴力革命。章太炎在《民报》撰文予以批驳。

本年发表：《俱分进化论》、《建立宗教论》、《人无我论》、《无神论》、《革命之道德》、《箴新党论》、《衡三老》、《悲先戴》、《哀后戴》、《伤吴学》(刊于《民报》)；《与人论朴学报书》、《古今音损益说》(刊于《国粹学报》)。出版《国学讲习会略说》，收入《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篇。

一九〇七年   四十岁

继续主《民报》笔政，因《民报》经费问题与孙中山发生矛盾。

二月，康有为将保皇党改为国民宪政会。九月，梁启超、蒋智由在东京筹组推动立宪的政闻社。章太炎撰文予以批驳揭露。

四月，章太炎与张继、刘师培等在日本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主张“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

本年在《民报》发表：《社会通诠商兑》、《讨满洲檄》、《中华民国解》、《五无论》、《定复仇之是非》、《国家论》、《官制索隐》。《春秋左传读叙录》在《国粹学报》刊完。撰《新方言》，并开始在《国粹学报》连载。另撰《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古双声说》、《国粹学报祝辞》、《与刘师培书六》、《某君与人论国粹学书一、二》等，均刊于次年出版的《国粹学报》。

一九〇八年   四十一岁

光绪、慈禧死去，溥仪即位。

从四月开始，为留学生开设讲坐，讲授《说文》、《庄子》、《楚辞》、《尔雅》等。七月，又为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等单独开设一班，另行讲授。

刘师培、何震夫妇受清政府指使，于五月二十四日的上海《神州日报》刊登《炳麟启事》，对章太炎进行诬蔑陷害。章太炎登文予以否认。

十月十九日（9月25日），《民报》因宣传革命被封禁。

本年发表：《大乘佛教缘起说》、《辨大乘起信论之真伪》、《龙树菩萨生灭年月考》、《排满平议》、《驳神我宪政说》、《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四惑论》、《五朝法律索隐》、《马良请速开国会》(刊于《民报》)；《小疋大疋说》上下、《八卦释名》、《六诗说》、《原经》、《毛公说字述》、《刘子政左氏说》(刊于《国粹学报》)。《新方言》在《国粹学报》续完。

一九〇九年   四十二岁

因《民报》复刊和筹款等事与孙中山发生尖锐冲突。撰《伪民报检举状》，指斥汪精卫等复刊之《民报》为非法，并对孙中山进行攻击。

编订《太炎集》，舍弃了一些曾起了重大政治影响的政论文章，追求“俗或末之好”的“传世”之文。

本年发表：《与刘光汉(师培)书七》、《原儒》、《原名》、《致国粹学报社书二、三、四》、《庄子解诂》(刊于《国粹学报》)。出版《小学答问》。

一九一〇年   四十三岁

一月，黄兴在《日华新报》发表《章炳麟背叛革命党人之铁证》，指斥章太炎为清政府特务、革命党之叛徒。

二月，章太炎、陶成章等于东京重组光复会，章太炎任正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创办《教育今语杂志》作为机关报，与同盟会正式分裂。

夏，黄侃创办《学林》杂志，刊登章太炎《文始》、《封建考》、《五朝学》、《信史》、《思乡愿》、《秦政记》、《秦献记》、《医术平议》等许多重要著作。

本年撰定《文始》、《齐物论释》。编定《国故论衡》上卷小学十篇，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在《国粹学报》发表《驳皮锡瑞三书》，批驳皮锡瑞所撰《王制笺》、《经学历史》、《春秋讲义》三书。对《訄书》再次修订，原件现存北京图书馆。

一九一一年   四十四岁

继续在东京讲学。

十月十日（8月19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东京，章氏中断讲学。

十一月三日（9月13日），上海发动起义，次日“光复”。

十一月十五日（9月25日），章太炎回到上海。在上海国民自治会演说：“宜先认武昌为中央政府。”当黄兴就扩大同盟会问题相询时，章太炎以“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告之。

槟榔屿《光华日报》连续刊载章氏政论《诛政党》。

一九一二年   四十五岁

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一月三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章太炎、程德全被选为正副会长。章太炎发表演说：“本会性质，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认为“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

一月十四日，陶成章在上海被蒋介石刺杀，章太炎与孙中山隔阂进一步加深。

孙中山函聘章太炎为枢密顾问。二月七日，章太炎应邀赴南京。在建都问题上，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旋即返沪。

三月一日，中华民国联合会改名统一党，选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熊希龄、宋教仁为理事，后又与民社等合并为共和党。

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篡夺总统职位。冬，任章太炎为东三省筹边使。

一九一三年   四十六岁

章太炎在长春设筹边使署。

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

四月十七日，章太炎从长春赶回上海，受到孙中山的欢迎。又前往武昌见黎元洪，“以为联合之图。”五月上旬，通电袁世凯，要求罢黜四凶：梁士诒、赵秉钧、陈宦、段芝贵。下旬，由武汉返回北京。袁世凯授与二级勋章一枚。六月，由京来沪，由蔡元培主婚，与汤国黎在哈同花院举行婚礼。

六月十九日，袁世凯通令各省尊孔祀孔。孔教会成立。章太炎发表《驳建立孔教议》，反对定孔教为国教。

七月，二次革命爆发，不久失败。八月，章太炎昌着危险返回北京，为袁世凯幽禁。

一九一四年   四十七岁

被幽禁于北京龙泉寺。手定《章氏丛书》，并将《訄书》定名为《检论》，从分卷到内容，都有很大变动。

一九一五年   四十八岁

仍被幽禁。

四月，《太炎最近文录》出版，钱须弥编，收录章氏辛亥以来电文演说。章太炎对此书深为不满。

五月，《国故论衡》增订完毕。《检论》定稿，共分九卷，正文六十篇，附录七篇，大半为新写或据《訄书》旧稿重新写定。

七月，上海右文社出版《章氏丛书》，铅字排印，两函二十四册，包括《春秋左传读叙录》一卷、《刘子政左氏说》一卷、《文始》九卷、《新方言》十一卷附《岭外三州语》一卷，《小学答问一卷》、《说文部首韵语》一卷、《庄子解诂》一卷、《管子余义》一卷、《齐物论释》一卷、《国故论衡》三卷、《太炎文录初编》文录二卷别录三卷。

冬，章太炎口述，吴承任笔述整理成《菿汉微言》。自述“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

十二月，袁世凯复辟称帝，申令明年为“洪宪元年”。

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

一九一六年   四十九岁

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讨伐中死去。

六月，章太炎恢复自由。七月，抵上海，受到热烈欢迎。九月，出国赴南洋考察，十二月，回国。

一九一七年   五十岁

三月四日，章太炎在上海发起亚洲古学会。

七月一日，张勋等拥立溥仪复辟。十二日，复辟覆灭。

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掌中央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

九月一日，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组织护法军，讨伐段祺瑞。章太炎被任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前往昆明争取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支持，因唐缺乏诚意末果。

一九一八年   五十一岁

赴四川，到邹容祠行礼。在重庆等地讲学。又赴湖北、湖南，十月归抵上海。

十一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把一九一三年拟定的注音字母公布，注音字母采自章太炎。

四川观鉴庐出版《太炎教育谈》。汪太冲编《太炎外纪》出版。

一九一九年   五十二岁

五四运动爆发，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

《章氏丛书》浙江图书馆刊本问世，较上海右文社版新增《齐物论释》重定本、《太炎文录初编》、《补编》、《菿汉微言》三种，校勘颇精，改正了右文社版不少错误。

一九二〇年   五十三岁

一月至三月，身患黄疸，病卧。六月，热病大作，几死。

章太炎由反对军阀割据逐渐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提出“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

一九二一年   五十四岁

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

夏，主张“武力统一”的吴佩孚率军南下，打败主张“联省自治”的湘鄂川军，“联省自治”运动遭到打击。

《太炎学说》上下卷由四川观鉴庐出版。上卷为章氏一九一八年在四川讲演记录，下卷为一批书札。《章太炎的白话文》出版，吴齐仁编，泰东图书馆铅字排印本。

一九二二年   五十五岁

黎元洪就职总统，章太炎受勋一枚。宣讲“联省自治”，还主张“南迁武汉”。

四月至六月，应江苏教育会之邀，主讲国学，每周一次，共十次，讲题为《国学大概》、《治国学方法》、《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国学之进步》。讲演记录有两个版本，一为曹聚仁所编《国学概论》，一为张冥飞所编《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

柳诒徵对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诋孔”的观点提出批评，章太炎公开答复，表示接受，还懊悔“前声已放，驷不追舌”。

《章太炎尺牍》出版，上海文明书局铅字排印本。

一九二三年   五十六岁

三月二日，孙中山在广东宣告大元帅大本营成立，章太炎以为“广东帅府之欲以武力统一西南，亦西南之吴佩孚也”。

九月，《华国月刊》在上海创刊，章太炎任社长，欲发扬“国故”，挽救“人心”。

一九二四年   五十七岁

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发表宣言，实现国共和作。

在国民党右派冯自由、居正的怂恿下，章太炎发表公函，反对国共和作。

《章氏丛书》上海古书流通处印本出版。

一九二五年   五十八岁

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章太炎撰文祭悼。

五卅运动爆发，章太炎发出通电，欲“使水深火热之民，早登衽席”。

一九二六年   五十九岁

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纂夺北伐军领导权。

四月七日，章太炎在上海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任理事。发出通电，叫嚷“反对赤化”。八月八日，章太炎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江苏省长陈陶遗聘请，到南京任“修订礼制会会长”。十三日，通电全国，反对蒋介石组织北伐。

一九二七年   六十岁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

五月至六月，被上海市党部临时执委会指名为第一号学阀，呈请国民党中央加以通辑。

七月至十一月，居同孚路赁寓，终日宴坐，兼治宋明儒学，借以惩忿。

一九二八年   六十一岁

写《自定年谱》，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五十五岁止。

一九二九年   六十二岁  

终年闭门杜客，对国事、学术俱保持缄默。

一九三〇年   六十三岁

撰《春秋左氏疑义答问》。自称“为三十余年精力所聚之书，向之繁言碎辞，一切芟■，独存此四万言而已 ”。

一九三一年   六十四岁

五月一日，《国学丛刊》由中国大学出版，章太炎弟子吴承仕编辑。章氏在该刊发表文章有：《与吴承仕论宋明道学利病书一、二》(1917年撰)、《论古韵四事》、《汉儒识古文考》上下等。

“九·一八”事变后，通信中多次议论时事，对蒋介石、张学良拱手将奉、吉让予日本不满，也不满粤方乘机倒蒋。

一九三二年   六十五岁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章太炎愤怒之下，北上见张学良。在燕京大学演说，号召青年拯救国家的危亡。

秋，赴苏州讲学，组织国学会。章太炎亲撰《宣言》，主张“范以四经”。四经指《孝经》、《大学》、《儒行》、《丧服》。

一九三三年   六十六岁

民族危机严重。二月，章太炎与马相伯联合宣言(“二老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

《章氏丛书续编》于北京发行，章太炎弟子吴承仕、钱玄同校刊，收录著作七种：《广论语骈枝》一卷、《体撰录》一卷、《太史公古文尚书说》一卷、《古文尚书拾遗》二卷、《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五卷、《新出三体石经考》一卷、《菿汉昌言》六卷。

一九三四年   六十七岁

秋，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因与“国学会”旨趣不同，另创章氏国学讲习会。

一九三五年   六十八岁

三月，蒋介石派丁维汾(鼎臣)慰问，并致万金为疗疾费，章即将此款移作章氏国学讲习会经费。

四月，开办章氏星期讲演会，共九期，讲题为《说文解字序》、《白话与文言之关系》、《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论经史实录而不应无故怀疑》、《再释读经之异议》、《论经史儒之分合》等，一一都有记录单行出版。

九月，《制言》半月刊创刊，由章太炎主编。其宗旨是研究中国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

一九三六年   六十八岁

冬、春间，于章氏国学讲习会授《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学略说》，俱有讲演记录刊行。夏，给国学讲习会学生讲完《尚书》。六月十四日，于苏州病逝。时人评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国民政府令以国葬，葬杭州西湖畔张苍水墓侧。

宋公明

国器章太炎

　　转贴者按：太炎先生政论高明与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采此一篇，略窥全貌。

　　太炎的学问，当世即甚少有人质疑；而其论政，则向为人所轻，早年便有“章疯子”之称。一般多认为太炎论政的文字，不必认真看待。然而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太炎在民国历史关键时刻的策论，不仅不是隔膜的书生之论，且都颇能切中时弊。其论政多从中国整体出发，眼光远大，所献之策，常常是最应该做的。不过，太炎计之所出，有时要求领袖要有天下为公的愿望，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性；而民国政治人物，似又不能不顾及本派本党利益，实难超越。结果太炎所献之策，几乎无一被采纳，故给人以所论不中的印象。

　　在清季民初的过渡时段，遗存的士与新生的知识分子共存，那一两代读书人的心态和行为常有相互覆盖的现象。像章太炎这样最后一代的士，早年处于思不出其位的时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时的议政就是参政；晚年却不得不议政多于参政，有时甚而不问政治，恰体现了从士的时代转化为知识分子时代的社会大潮：他们在思想上仍欲为士，但社会存在却分配给他们一个越来越近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给这批人的生涯增添一笔悲剧的色彩。

　　1900年严复至上海，太炎曾将其著作呈上，欲得“大将为施绳削”。严复对其文章至为欣赏，赞太炎能“自辟天蹊，不以俗之轻重为取舍”，实希望他专意于学术。但太炎则以“嵇康之遇孙登”来比喻他和严复的交往。按《晋书》说嵇康从孙登游三年，临别时孙登劝嵇康避世不出，“康不能用，果遭非命”。太炎此比虽示谦退，显有不听劝而终欲入世参政之意。然嵇康虽欲用世而不容于世，太炎之言不免有点谶语的意味。后来章氏虽不至死于非命，但其参政论政也多不能为世所接受。

　　“政治家”或“文章士”？

　　章太炎不但好论政，也善论政。前者为时人所共知，而常为研究者所忽略；后者则一向甚少得人首肯。刘成禺说太炎“与人讲音韵、训诂，不甚轩昂；与人谈政治，则眉飞色舞”，则其喜好可见一斑。章氏自认其长于论政，更在其学问文章之上。据周作人回忆，清季太炎在东京讲学时，已颇叹世人不了解他，常对人们只请他讲学不满；他曾一再十分认真地对弟子们说：你们不知道，我所长的是谈政治。周氏在北伐期间一时激动曾写过一篇《谢本师》，那里面也说，他知道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

　　可知太炎自诩长于政治决非虚言，但章氏弟子大都不同意老师的自定位，以学问名家的黄侃即觉太炎论政是“用其所短”。周作人也说：东京听讲的学生们都读过太炎的政论文章，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却仍以为老师的伟大一在反满，二是学问，实在看不出多大的政治才能。北伐期间太炎颇热衷于“反赤”，周氏乃因“先生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与一些学生一起对章表示不满。这多半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评价，并不足说明太炎是否真正长于政治。

　　章门许多弟子基本是文化人或学问中人，对实际政治了解不足，很可能看不懂老师的政论文章，恐怕未必真知其师。太炎弟子中能对老师稍具“了解之同情”者，大约要数鲁迅。他以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所以他给章太炎的定位，乃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有一点大体不差：言革命时的章太炎，正处时代思想言说的中心；而其学术贡献虽大，却未必总能占据当时学术言说的中心。

　　鲁迅强调：“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这里当然也还有一个差异，即何者可算“战斗的文章”，恐怕太炎自己与鲁迅的标准就未必相同。与周作人一样，鲁迅对太炎晚岁的政治表现也甚不以为然。若依太炎本人的意思，后来许多人认为其“反动”或“落伍”的那些政论，应该也都很有“战斗性”，不仅不是什么“江郎才尽”，或者还是“庾信文章老更成”呢。但鲁迅能认识到太炎的政论超过其学术业绩，已属甚少见的知音。

　　的确，太炎的学问，当世即甚少有人质疑；而其论政，则向为人所轻，早年便有“章疯子”之称。据说此称号最初还是太炎自己使用，但很快就成为论敌习用的诟骂；三人可以成虎，重复的次数多了，人们多少要受其影响。结果一般多认为太炎论政的文字，不必认真看待。民元时统一党等合并为共和党，太炎颇有异议，连函张謇陈述其见解。张謇颇不以为然，在其日记中说：“连接章函电，槎桠特甚，乃知政治家非文章士所得充。”

　　章太炎究竟是个“政治家”还是“文章士”？我们如果细读太炎的《自定年谱》，里面除少年时多涉及其读书外，其成年后讲述政治活动和言论的内容，远远超过论学者。可知太炎的自选身份认同，恰是一个主要关怀政治的士人。周作人指出：太炎对政治的关怀本是“出于中国谬见之遗传，有好些学者都是如此，也不能单怪先生”。去除其褒贬的春秋笔法，此语终点出有意参政乃中国士人的传统，还算稍有所见。

　　传统的士人把“立功”置于“立言”之上。章太炎曾两次为自己寻墓地：民初被袁世凯软禁时选择葬在“攘夷匡夏”的明刘伯温墓侧，1936年国难危重时则选抗清英雄张苍水墓侧；其自选的盖棺定论恰侧重于“立功”而非“立言”，且均以“攘夷”为标帜(不过前者抗元而“匡夏”有成，后者抗清却失败，大致合于当时的国势)。鲁迅说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浙江省长谭震林说其是“反帝哲人”，两者合起来最接近太炎的自定位。

　　一语足定天下安危

　　像章太炎这样最后一代的士，晚年虽基本以讲学为主，看上去很像专业知识分子；但他们确如周作人所说，是与传统士人一样参政不成之后才做学问。尽管他们常常被迫(而非主动)回归学术，大都出于天下无道、不得不退隐以挽救人心的被动选择。其想参政的传统情结一直都在，且“出仕”的愿望到老并不稍减。一有机会甚至一有可能，他们仍旧要“出山”身与直接挽救世道的努力。

　　太炎参政愿望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在1923年拥黎元洪反直系时，他有一次与人论及内阁总理人选，发现拥黎派诸人或不愿出山、或能力不足，皆有不合适处；而他自己则不仅会“毅然不复推辞，且于草昧经纶，亦自谓略有把握”，几乎是毛遂自荐了。但黎元洪等或与张謇看法相类，并未认真考虑太炎的愿望。太炎直接参政的机会不多，然其在民国历史关键时刻的策论，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不仅不是隔膜的书生之论，且都颇能切中时弊。

　　章氏的政治主张，多本“天下为公”的理念，而少注意一派一系的私利。辛亥起义后，太炎首先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继而先主张建都武汉、复主张建都北京，更参与筹组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统一党)，皆实行其自定位的“任调人之职，为联合之谋”的宗旨，而有背于他所在的同盟会一党的利益，故颇为革命党人所侧目。

　　民元时中国军政势力形成三大中心，除北京外，尚有黄兴任留守的南京和副总统黎元洪坐镇的武汉。太炎上书袁世凯，教之“以光武遇赤眉之术，解散狂狡；以汉高封雍齿之术，起用宿将；以宋祖律藩镇之术，安慰荆楚”；希望获得真正的全国统一，进而使中国“复一等国之资格”。这是广为引用的名句，但引者多受国民党(同盟会)观念影响，以此诟太炎以革命党人身份而助袁。其实章太炎以国士而献策于中华民国新任大总统，追求的是国家的安定统一，自不必以党派观念而非议之。

　　若就其策略具体言之，则不仅不是什么书生迂论，反处处是切实可行的要着。但当时的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皆顾及自己派系私利，而不以太炎所论为然，致民元时大好局面，迅速被破坏。充满希望后的失望，远甚于无望。民国乱象的肇因之一，即是许多人的极度失望。后之研究者多从革命党观念看问题，独归咎于袁世凯(甚者复又归咎于中国文化)。且袁氏固然自私，党人也多乏公心，恐怕双方都有相当的责任。

　　进而言之，袁世凯不能用章太炎所献方策，自有其特定的考虑，但不能据此说太炎的谋略不高明。当时参谋次长陈宦也曾对袁世凯献计，欲逐步化解废除各地军政势力，其计大致即由前引太炎一段话化出。惟陈之所虑皆以巩固袁个人地位为先，而不以全国的真正统一为重；结果在增强中央政府权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南北的畛域之见，为后来的南北对立伏下隐患。

　　据说章太炎在民元进北京，见了当时的参谋次长陈宦就视为“中国第一等人物”，但同时也指出，“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盖陈知章所献方略之功用，而章知陈识其策，惟其心不全在“国”，反多顾及一方之私利。后来太炎去世，陈宦称世无知音，并云他是真知太炎者。陈氏明确指出：章氏一语，足定天下安危。

　　中外之别大于内部政争

　　民初的中国，列强实际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故有内政与外交实已打成一片而不可复分之说。既如此，攘外与安内也就成为一个问题的两面了。1913年外间传言袁世凯欲称帝，章太炎就对他说：“夫非能安内攘外者，妄而称帝，适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载则然矣。法之拿破仑，雄略冠世，克戡大敌，是以国人乐推。今中国积弱，俄日横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

　　与章太炎一样，孙中山也注意到那时俄、日两国对中国的影响力。不过章主张藉攘外以安内，而一向主张利用外力于内争的孙中山则意在先安内后攘外。孙在1922年曾说，在列国之中，有两个国家，尤其和我们休戚有关。这就是我们的近邻日本和俄国。假如这两个国家都成为我们的盟友，当然最好，如果不能，至少也要获得其一，我们的革命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两位老革命党所关注所思虑的相同，而实际的策略则相去甚远。这正是老同盟会人章太炎后来激烈反对国民党联俄的根本出发点。换言之，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已认识到其统一中国的努力势必与列强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故他们原则上坚持收回在不平等条约中丧失的国权，在策略上却以为不妨在获取全国统一的斗争中利用外力，待取得国家统治权后再向列强挑战。但熟悉史事的太炎则认为，中外之别大于任何内部政争，中国历史上在内争中引入外力的结果通常都对中国不利，故他强烈反对即使是策略上的引外力入中国，并根本视之为“叛国”。

　　五卅事件使章太炎态度一变，因外患显然压倒了内忧。他在致黄郛的信中说，他不赞成孙中山“扩大民族主义，联及赤俄”，但孙氏“反对他国之以不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沪汉变起，全国愤然，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时固当专言外交，暂停内哄”。当时段祺瑞任命黄郛为外交委员，黄辞谢之。太炎以为，“为人格计，固应如是。但此次交涉，匹夫有责；督促政府，仍宜尽力”。当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出现冲突时，后者要让位于前者；国家需要与个人出处有所矛盾时，国家需要应该优先。

　　北伐前后，章氏突然异常活跃，不仅大发政论，更或直接或间接奔走于各军政势力之间。太炎在北伐前夕本来支持黎元洪联合奉系打击吴佩孚，后来见奉军的张宗昌部用白俄军队打中国人，即以为是“叛国之罪”，旋转而联吴反奉。到世传冯玉祥接受苏俄援助后，太炎于1925年末发表通电，说冯玉祥既“与俄通款”，则其“叛国之罪既彰，外患之罪斯立”。他的结论是：“中国主权，重在法统之上；苏俄侵轶，害居关东之前。”两害相权取其轻，故当舍奉而讨冯。

　　北伐军兴，章太炎因国民党军用俄国顾问，视联俄的南方为“卖国”，所以站在北方一边，并支持他几年前曾经反对过的孙传芳讨赤。时北洋军阀方自内斗不息，而太炎则早见到北伐军的厉害，故力劝吴佩孚等“将北事付之奉晋，而直军南下以保江上。开诚布公，解除宿衅，与南省诸军共同讨伐。志在为国，不为权利；虽有小愤，待事定而后论之”。他并预言，若不能团结一心，则“巨憝不除，虽有金汤，危如朝露；猝被俘虏，要领即分；何地位之可冀、恩怨之可复哉”！

　　若从国民党立场看，章太炎此计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惟太炎既视联俄的南方为“卖国”，所以决心支持北方。假如跳出国民党比北洋军阀更“正确”的南北之见，纯粹从军事战略角度言之，则太炎的战略眼光，实较北洋号称能战的吴佩孚为高，安能以书生陋见视之。倘吴能听章之言，则北伐的进程决不可能那么顺利。但吴未将南方力量放在眼里，仍全力打击北方的冯玉祥。结果北伐军一举而定三湘、迫武汉，待吴醒悟，为时已晚。

　　太炎虽然深“苦主兵者不能尽听吾言，乃令丁零群丑，轶荡中原”；然似也早知其所谋难以扭转世运，在几年前就作一印云“亚父者范增也”，此时更感到“恐终身遂与此翁同揆”。其实范增也须遇到项羽一类人主才可稍有作为，北伐时北方“群帅”是否有项羽一类人物已很难说，关键在于他们并不准备像项羽任用范增那样借重太炎。这些军人恐怕更多像当年的张謇一样，视太炎为不能从事实际政治的“文章士”而加以利用罢了。

　　到1927年，章太炎在其六十岁的《生日自述》已有“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之语。既然已有“兴亡”发生，太炎只能由兼善天下转为独善其身，不得不退出政治而泛舟江湖。北伐军占领江南后，太炎所考虑的重点已是保持“名节”。他认为，“拔五色国旗立青天白日旗，即是背叛中华民国”。虽然“自恨学行之薄”，不能像范桀、王应麟那样足不履新朝之地，但决心“宁作民国遗老”。

　　民国的隆中对

　　然而，到九一八之后，严重的外患使章太炎面临一个身份认同的挑战：作为“民国遗民”，他可以不认同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人，他却不能忽视国家这一实体正在遭受侵略这个现实。太炎最恨政府不抵抗，但他一开始尚处沉默，因为“拥蒋非本心所愿，倒蒋非事势所宜，促蒋出兵，必不见听”；除了沉默，别无他法。1932年东三省全部沦陷后，太炎终不能再沉默，不得不公开表示“搁置”其“反对一党专政”的主张，支持中央政府，将其爱国落实到国民党“党治”之下的整体中国之上。

　　当日军对华北威胁日急时，太炎又给当局献策，建议将北方之中共力量“驱使出塞，即以绥远一区处之。其能受我委任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军视之”。

　　此计的倾向性且不论，从策略角度看，的确高明。首先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而共击日本，最合时宜。从国民党的私利看，若中共得绥远，即处对日之最前线，此时为自保也不得不与日寇死拼；则国民党不仅可省下“剿匪”的兵力以对外，而日军亦必因与中共的交战而削弱。

　　但那时的当局者恐怕敌视共产党不亚于日本军，太炎此计终未见听。不过这一次不听，局势很快就发展到对国民党当局极为不利。到1935年，章太炎观察到：“为今日御敌计，欲乞灵外援而人不助我也；欲改良政事而时不我待也；欲屈志求和而彼谋求无厌也；欲守险穷山而入不可复出也。”这一分析，实将国民党政府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尴尬局面说得透彻无比。太炎以为，虽然第四策“差可苟延祚运”，但也只能是“姑经营以待末路”。

　　后来国民党果然退入西南“守险穷山”，其结局也基本如太炎所说是“姑经营以待末路”。抗战后虽也曾复出，几年内即不得不退出大陆，“转进”台湾。则章太炎当初的预见，实不亚于诸葛孔明之隆中对。1935年时即能有那样深远见解的，举国似未见第二人，实乃名副其实的国器。可知太炎自谓其“于草昧经纶略有把握”，所言不虚。

　　有人或指责章太炎一生论政，立场反复，变化频仍，缺乏原则性。其实章太炎论政有一特定原则，即他自己所谓“但论今日之是，不言往日之非”。这也有其思想基础，他早就注意到“丘壤世同，宾萌世异”的历史规律，故“上古以来，百王有政教，各持一端”。这样，“欲经国宁民者，不得不同于世俗”，而世俗又是在不断变化的，“昔人所即是非，亦与今人殊致”。民初中国政治局势变化急剧，既然侧重“今日”之表现，则其所论必因时因事而变。

　　不过太炎变的只是态度，所据的原则其实是不变的。他一向主张中外之别大于国内的派系之分，1925年曾明言反对“广东的党政府”。然而在“九一八”之后，当华北的宋哲元欲以“共党分子”之名制止学生运动时，他又主张“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论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态度似乎数变，而立场则始终如一。

　　观章太炎一生论政，秉持只看今日，不计以往的原则，似乎非常实际；而其所论，又常从理性出发，即揆诸当时局势选出最佳策略而进言。且其论政多从中国整体出发，眼光远大；所献之策，常常是最应当做的。不过，实际政治最好也只能在“最应当”和“最可能”之间妥协：上焉者或因不得已而妥协，下焉者根本就选取对当局之个人或政团最有利者而为之。太炎计之所出，有时要求领袖要有天下为公的愿望，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性；而民国政治人物，似又不能不顾及本派本党利益，实难超越。结果太炎所献之策，几乎无一被采纳，故给人以所论不中的印象。

　　有人或者会说：既然所献之策无一见纳，实说明都过于理想而不切实际。其实不然，所谓切合实际，主要看是否具有可行性。观太炎上述各策，明显对各当局者有利，且并无太多实行的困难；只是当局者另有所虑，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盖前述各当局者，派系的私见往往超过理智的判断：凡事不仅要对自己有利，还希望完全不对他人有利；即使是所谓“双赢”的局面，也不愿接受。结果还是自己吃亏，利了他人。这中间的互动关系相当微妙细致，此处就不能详论了。

宋公明

“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章太炎

    按曰：呜呼大哉！

　　章太炎的疯是出了名的，癫是出了名的，狂也是出了名的，而他的味道又远远不止于疯、癫、狂三项。他的学问淹通博洽，造诣精深，是灵光岿然的国学大师，那些著作，绝非普通疯子所能结撰。但他更喜欢别人称他为革命家，只要前脚迈出书斋，说话行事，他就恣睢放纵，常常会做出些令“高级食肉动物”极端头痛和难以收场的事情。他有包天巨胆，不怕杀头，不怕坐牢，想鸣就鸣，想吼就吼，想骂就骂，想咒就咒。章太炎图的是个酣畅淋漓的痛快劲，他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在《苏报》上戟指着光绪皇帝（此时已被幽禁在北海瀛台而自身难保）霉得发乌的鼻梁（肯定不是酒糟鼻），忿骂他为“载?小丑”。灌夫骂座，豪气虽高，怎及“章癫”语惊天下结果，他因文贾祸，锒铛入狱。好个邹容，本已匿迹于虹口一座天主教堂，可保安然无恙，但他义薄云天，不忍让亦师亦友的章太炎独作苦囚，便走出匿身的租界，径直去上海警察局自首。他原想，蹲几年西牢又如何只要留得大好头颅在，就不愁等不来再度开战的日子。可惜，一年后，这位刚满二十岁的天才青年，即瘐死于狱中，令章太炎的司马青衫又濡湿大片前襟。
　　有人想，到了民国，“章神经”的疯病就会不治而愈，也该闭嘴收腔，躲进书斋安安心心做学问了。袁世凯尤其是这样殷切期盼的，老实说，他有点害怕此人，只要“章神经”指着谁的鼻子一骂，谁就会声望大跌，身价大减，身体大病，笔头和嘴巴都相当了得的康有为也难逃此劫，“老猿”可不想沾上这样的晦气。若是别种类型的烂笔头烂嘴巴疯子，十个百个千个，早被格杀勿论了。举世都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这人可万万杀不得。袁世凯读过史书，知道身为君王，扑杀国士，会遭致千秋恶名，他有所顾忌。当年，曹操将当众裸着身子援桴击鼓，骂他个狗血淋头的祢衡作为“高级礼物”，奉送给荆州牧刘表，打的就是借刀杀人的如意算盘；刘表也不是缺心眼的傻瓜，立刻将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了麾下的大将黄祖，他明知黄祖是一介莽夫，不怕戕害了国士，遭千秋唾骂，刘表同样是嫁祸于人。奸雄袁世凯左思右想，决定压曹操半肩，高刘表一头，把事情做得非常漂亮，他量体裁衣，特意为“章神经”设置考文苑（或谓弘文馆），用高薪将他羁縻起来，免得此人再生事端。然而“章神经”之为“章神经”，又岂能常日闲得无聊？他喜欢读报，交游，唱反调，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处处听来和看到“老猿”桩桩件件龌龊事，心气如何平顺得了，嘴巴哪能关得住风？便要去找那位独夫民贼好好理论一番。大冷的天气，他只蹬一双破棉靴，穿一领油油的羊皮袄，手中绰一把鹅毛扇，扇坠吊着一枚景泰蓝大勋章，不衫不履，不伦不类。接待员问他要名片，他白眼一翻，大叫：“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西牢的‘章神经’！”他捺着火爆性子在接待室中踱来踱去，眼见国务总理熊希龄谈过了，副部长向瑞琨谈过了，还轮不到他。一怒之下，骂道：“向瑞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见得，难道我见不得？”他径直往里闯，警卫阻拦，双方立刻起了冲突，章太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操起桌上的花瓶朝大总统画像猛力掷去，“哐啷”一声巨响，“大总统”就已粉身碎骨。“章疯子”闯了祸，被卫兵强行捉入马车，当晚，只得委屈在宪兵教练处过夜。满腔怒气耿耿难消，他又指名道姓骂袁世凯为“包藏祸心”的“窃国大盗”和“独夫民贼”。反反复复骂个不止，看守他的卫兵都已心惊胆战，赶紧找来棉花，塞住受虐的耳朵。
　　章太炎被捕的消息一传开，便有高层的故旧前往总统府为他缓颊：“袁总统有精兵十万，何必畏惧一介书生，不恢复其自由呢？”袁世凯回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袁世凯可真有幽默感，舆论的压力太大，他不好给章太炎派罪名，就定了个“疯子病发违禁”的滑稽名目，以缓和外界批评，求得大家谅解。但不少旁观者仍拭目以待，看袁世凯会不会杀掉“民国之祢衡”。他偏不杀，想借此表明自己的大仁大德。
　　袁世凯琢磨来琢磨去，虽然不动杀机，也不能放虎归山，还是先留一手，将章太炎幽禁在北京钱粮胡同的新居，这所房子原是凶宅，翌年（即1915年），章的长女即在此自缢身亡。
　　在钱粮胡同的居所，章太炎可读书写作，亲友和弟子也可前来探望，但警方就是不给他出门的自由。“章神经”哪里受得了这套全天候包饺子似的“照顾”？他要泄愤是不会找不到办法的，先是在八尺见方的宣纸上大书“速死”二字，悬挂于厅堂正中；然后满屋子遍贴“袁世凯”字样，以杖痛击，谓之“鞭尸”。他还有一个消遣也出人意料，把得意弟子黄侃叫来，口授《中国文学史》讲义，由黄侃悉心整理，师徒二人常夤夜不辍。遭软禁而不废学术，此公真好精神。他还召集寓中所有仆役，颁示条规：（一）仆役对主人须称呼“大人”，对来宾亦须称呼“大人”或“老爷”，均不许以“先生”相称。（二）逢阴历初一、十五，须一律向主人行大礼，以贺朔望。如敢违例，轻则罚跪，重则罚钱。章门弟子钱玄同感到很好奇，问老师为何要立此家规？章说：“我弄这个名堂，没别的缘故，只因‘大人’与‘老爷’都是前清的称谓，至于‘先生’，是我辈革命党人拼死获得的替代品。如今北京仍是帝制余孽盘踞的地方，岂配有‘先生’的称谓？这里仍是‘大人’‘老爷’的世界，让他们叩头，不是合情合礼吗？”
　　这时期，章太炎曾两度绝食，以死相抗，致夫人汤国黎的信，气调十分悲苦。第一封有点自悼的意思：“以吾憔悴，知君亦无生人之趣。幽居数日，隐忧少寐。吾生二十三岁而孤，愤疾东胡，绝意考试；故得精研学术，忝为人师。中间遭离乱，辛苦亦至矣。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言尽于斯，临颖悲愤。”第二封信则纯然是奄奄一息者的告白：“汤夫人左右，槁饿半月，仅食四餐，而竟不能就毙，盖情丝未断，绝食亦无死法。”汤夫人收信后，担心疯子老公就此归西，立刻拍了一封电报给总统袁世凯和副总统黎元洪，说是“外子生性孤傲，久蒙总统海涵”，这回仍请求他们高抬贵手，保全性命。
　　到了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内心的帝王瘾类似于狂犬病，骤然大发作，筹安会“六君子”抓紧时机，竭力宣传，怂恿各界名流上书劝进。于是全国很快就闹腾得臭哄哄的。这时，有人想邀功，在袁世凯面前自告奋勇，声称他可以说服“章神经”，让他改弦易辙，须知章氏清望极高，影响深远，若能撰文拥护帝制，则局面大可刷新。翌日上午，袁世凯没想到会这么快，章太炎就教人把信送了过来。袁的心情好不舒畅，可是信还没读完，他脸上的喜色就蓦然全消，化为一片寒冰：
　　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
　　袁世凯这回可真是被激怒到了“非杀此人，不足以消吾心头之恨”的地步，但外界的舆论盯得太紧，再说，演礼仪，试龙袍在亟，节骨眼上，别败了自家的兴致，姑且饶他不死吧。心平气和了，袁的姿态摆得蛮高，只以澹然的口气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
　　章太炎在雪亮的剃刀下任意旋转头颈，不怕割断喉咙，真是好胆色，寻常的读书人哪有这份专捋死神虎须的神勇？他1906年东渡日本时，曾在留学生界及同盟会的欢迎席上说了这样的怪话：“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形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听了这席话，你就明白了，章太炎自称为“章神经”，纯属自鸣得意，并非自贬或自嘲。
　　中国历史几千年来，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一直罗网严密，又何曾有几人是佯狂的？箕子佯狂为奴，那是逃躲商纣王的屠刀，为了保命不得不如此；楚人接舆佯狂，遇到潦倒落魄的孔子，以半规劝半嘲讽的语气说，“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身逢乱世，他也只能独善其身；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佯狂，个个不拘礼法，酗酒，打铁，吃药，耍青白眼，追姑妈家的丫头，均为玩世不恭，惟一的“亮点”是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他最终弹奏一曲《广陵散》——不知其他六贤是否到场掩面而哭——就被司马氏砍去了大好头颅；唐代的处士刘叉佯狂，只不过“野夫怒向不平处，磨损心中万古刀”，多半还是吞口唾沫忍了；宋代程、朱理学盛兴、能孕育狂士的特异子宫就越来越少；元代的王冕骑着青牛归隐九里山后，兴起时画画梅花，能保住节操而没饿死就算万幸，哪里还狂得起来？明朝大才子徐渭无缘无故将无辜的老婆当柴劈了（这一点与当代诗人顾城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是真狂，病得可不轻，后来又豁然好了，不再磨刀，大家便原谅了他的凶行；到了清末民初，世道凌夷，风云际会，佯狂之士陡然多了起来，与章太炎同时代的“革命和尚”苏曼殊是癫的，“三副热泪”不离身的诗人易顺鼎是癫的，狂饮苦茶而伤身的黄侃（章太炎的高足）也是癫的，但他们都是为情而癫，惟独章太炎为政治而狂。对看不顺眼的政客和军棍子，他总是疾言厉色，恨不得将对方的耳朵拧下来，炒一碟下酒菜。曾有某省总督执贽而来，三句话不对谱，章太炎便以杖击地，怒骂那人是“北洋军阀的鹰犬”，将茶杯狠狠地掷了过去。那位总督平日作威作福惯了，这回却如同小鬼遇菩萨，哪敢抗颜顶嘴？赶紧抱头鼠窜，只恨爹娘生的腿短。
　　章太炎首如飞蓬，衣衫褴褛，有“邋遢相公”王安石之风。他持论偏激，行为怪诞，又不愧为“民国之祢衡”。他自称“章神经”，颇有自知之明。早年在日本，东京警视厅让他填写一份户口调查表，原是例行公事，章太炎却十分不满，所填各项为：“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这与另一位洋傲哥的表现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人是谁？是英国文学家王尔德，此公赴美演讲时，海关检查员问他有什么东西需要报关，他说：“除了天才，别无他物！”真是神气非凡。章太炎精研佛学，青年时期曾想去印度出家，可惜川资困竭，徒有愿心而无法成行；中年，他被人诓到峨嵋山剃度，头顶还灼了两行香疤；晚年，他托杜致远代谋葬地，信中说：“刘公伯温，为中国元勋，平生久慕，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家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慕，亦犹张苍水从鄂王（岳飞）而葬也。君既生长其乡，愿为我求一地，不论风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兆而已。”他对明朝的那位智者刘伯温动了惺惺相惜之心，选择如此高明的芳邻，想必他做鬼也不会寂寞了。谁说他疯？他一点也不糊涂，心思可真够绵密的啊！
　　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三声，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你肯定以为他又耍轻狂，殊不知，他真还著过《霍乱论》和《猝病新论》，并非街头卖狗皮膏药的那号混混儿。他四十四岁丧偶，众人为他提亲，问他择偶的条件，他依然疯话连篇：“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其后，他还在京沪各报登了征婚广告，此举在民国初年可算惊世骇俗了，对女方提出三条要求：一须文理通顺，能作短篇；二须大家闺秀；三须有服从性质，不染习气。老朋友蔡元培看了这则启事，对章太炎说，你老弟别挑选得太辛苦，此事包在我身上，淑女必为名士妻。他果然给章太炎介绍了汤国黎女士，不仅条件全符合，是位才女，还比章太炎年轻了十余岁。
　　中国的读书人，只要脑袋未被儒家“温、良、恭、俭、让”的药剂洗成空白磁带，身上或多或少总会有一点狂狷的因子。连恪守中庸之道、素性矜持的孔圣人都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第十三》）具体到章太炎身上，他就走了极端，看着谁恶心了，糟眼了，想骂就骂，管你是什么狗屁皇帝，还是什么猫腻总统，也不管自己的死活。但他早算准了，自己的盛名摆在那儿，实力摆在那儿，对方要动刀来切，必然会有相当的踌躇，杀一国士这样的恶名，曹操一千多年前就不背，袁世凯自命为盖世英雄，当然也不会去硬扛着；至于清末骂光绪，对方已是既没人疼又没人爱的倒楣蛋，慈禧老妖婆绝对不会为他强出头，这步棋似险而不险。
　　章太炎有妙笔，也有败笔。妙笔是他为死友黎元洪写的那篇《黎大总统墓志铭》，售价为好几千块“袁大头”，可能是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文字。败笔则是应皖系军阀孙传芳——此人说过“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的混账话——之邀去投壶，与这等甲级屠伯乐成一堆，章太炎的晚节可是亏损不小。
　　总而言之，小疵不足以掩大醇，章太炎一生孤鲠，半世佯狂，对反动统治者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胆色仍是一般书生难以望其项背的。他狠批龙鳞、猛跺虎尾而大难不死，刀锋总在梗硬的脖子上凉丝丝地探来探去，那滋味可不好受。但他始终不肯缩回脖子，侧转身子，改变样子，逃之夭夭。放眼百年世道，似章太炎这样能将政治秀出顶尖水平，骨头又超级硬朗的学问家，岂非凤毛麟角放眼后世，千人一面，个性泯灭，更是其迹如扫。或许有人会说梁漱溟堪称章太炎的一脉传人，可充其量，不过勉强够格，梁固然也与领袖在万人大会上为“农业政策”猛顶其牛，但只是一味地蛮干，言行又怎及章太炎那么诙诡机智？何况梁漱溟后来还幡然悔“过”了呢。

宋公明

黄季刚先生谈读书、为学

一．应读之书
★《十三经注疏》、《大戴礼记》、《荀子》、《庄子》、《史记》、《汉书》、《资治
通鉴》、《通典》（不读《通典》，不能治《仪礼》）、《文选》、《文心雕龙》、《说
文》、《广韵》，以上诸书，须趁三十岁以前读毕，收获如盗寇之将至；然持之以恒，七
八年间亦可卒业。
★读经次第应先《诗》疏，次《礼记》疏。读《诗》疏，一可以得名物训诂，二可通文法
。《礼》疏而后，泛览《左传》、《尚书》、《周礼》、《仪礼》诸疏，而《谷》、《公
》二疏为最要，《易》疏则高头讲章而已。陆德明《经典释文》宜时时翻阅，注疏之妙，
在不放过经文一字。
二.读书之法
★语言文字之学，为各种学问之预备，舍此则 一无可通。
★由小学入经，出经入史，期以十年，必可成就。
★小学之事在乎通，经学之事在乎专，故小学训诂自本文求之，而经文自注疏求之。
★治经之法，先须专主一家之说，不宜旁骛诸家。
★治经须先明家法，明家法自读唐人义疏始。
★治史之要， 以人、地、官、年为入门之基；四者亦即历史之小学也。
★读书贵专不贵博，未毕一书，不阅他书。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须有相当成就；否
则，性懦者流为颓废，强梁者化为妄诞。用功之法，每人至少应圈点书籍五部。
★初学之病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读古书当
择其可解者而解之，以阙疑为贵，不以能疑为贵也。
★凡阅近人书籍，须先调查其材料。
★清人治学之病，知古而不知今；明人治学之病，知今而不知古。
★治中国学问，当接收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论。佛经云，依法不依人，即此义。
★汉学之所以可畏者，在不放松一字。
★读天下书，至死不能遍，择其要而已矣。刘申叔年三十五而学成，即得择要之法。

★不有根底之学，而徒事翻书，此非治学之道。然真有根底之学，而不能翻书，亦不免有
鄙陋之讥。翻书者因所知以及所未知，其用有二：一、己所不知，翻之而得；二、己所不
记，翻之而记。凡临时检查而得之者，必其平时能翻之者也。
三、为学之道
★读书人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
★学术二字应解为"术由师授，学自己成"。戴东原先生学术提纲挈领之功为多，未遑精
密；其弟子段懋堂、孔广森、王念孙，靡不过之。
★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
★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
★天下人之所长，非己所能有；己之所长，为天下人所不能有，如是始能有自立。
★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
★通一经一史，文成一体，亦可以为成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