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大学校长自白: 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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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一代教育家的风范于不经意中突显在我们的面前。这是刘道玉在沉默了十六年后第一次把自己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揭开了许多隐秘的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对一批又一批的武大学子来说，这部自传的出版无疑是值得额手相庆的，它将唤醒他们心中最美好的记忆，重回武大的黄金岁月，同时也是对弥漫在他们心中的“刘道玉情节”的最完满的注解。.

第一章 塑造灵魂的故土
   8岁开始私塾启蒙教育
   小小的牛倌
   栖人“檐”下的小学生活
   冒名顶替的初考
  《三人行》的风波
  “假文凭”进高中

第二章 读书到苦方觉甜
   “乱点鸳鸯谱”——珞珈山之恋
   “梦想剧场”——我的诺贝尔梦
   “耐（奈）温将军”
   “三点式”读书法
   通过俄语自学英语
   在郭和夫的研究室学习
   政治运动中的角色行为
   诺贝尔奖牌挡不住丘比特神箭

第三章 乱云飞渡仍从容
   留苏预备部
   第一列宁大街30A号
   中将克努扬茨院士
   玛莉娅老太太
   紧张有序的留学生活
   我在莫斯科惟一的夏天
   “反修”战士
   “不受欢迎的人”
   周总理的接见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
   发奋著书立说
   暴风雨的前夜
   李达“三家村”
   神秘的使命
   提心吊胆的北京大学联络组组长
   “不识时务”的“保皇兵团”司令
   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
   第一次逃亡生活
   虎口余生
   接受再教育

第五章 拨乱反正当为先
   教育部的“临时工”
   邓小平召开历史性的座谈会
   北戴河十年来的第一批客人
   全国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会议
   因劳成疾，是坏事也是好事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
   最年轻的大学校长
   “卧薪尝胆，十年雪耻”
   “不拘一格降人才”
   韩德培“晶核”之再生
   教学制度的创新
   感动了“上帝”
   科研实现零的突破
   珞珈山上的快乐学院
   呼唤创造教育

第七章 生不愿封万户侯
   教育部里的余波
   团中央书记的候选
   上访要求不当市长
   北戴河的会见
   厦门大学的盛情
   海南岛之行
   “官贵民贱”的真相

第八章 不了的化学情结
   一切从零开始
   开拓新领域
   承担重点科研任务
   培养研究生
   国际学术交流
   我的最大遗憾

第九章 山外青山楼外楼
   美国西东大学的突破
   中法交流中心
   法国国家荣誉勋章
   耶鲁大学的盛典
   哈佛大学的印象
   中日大学校长会议
   与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话
   春兰秋菊裨益于我

第十章 魂牵梦萦系教育
   我的教改情结
   甘作铺路石
   爱的学校
   太平洋上空的一个梦
   给中学生开选修课
   创造教育三部曲
   “实验田”的辍耕
   人生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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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教育新论》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   
《创业与人生设计》  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创造思维方法大纲》  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创造教育概论 谈知识·智力·创造力》  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创造教育丛书》  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校园文化与创造力培养》  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      
《新世纪曙光》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爱的学校 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教改纪实》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当代高等学校管理学》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新的技术革命与未来》  出版社:《科学与人》杂志社  出版日期: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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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是武汉大学的蔡元培，是19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开
创了武大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十七年前刘道玉因为改革激进，
得罪了保守势力，被突然免职，并几乎被封杀。武大辉煌不再，刘道玉成了武大学子挥之
不去的心结。从此，“有井水处皆咏柳词”－－有珞珈学子处，皆有刘道玉话题。11月5日
晚，应武大某学生社团邀请，刘道玉时隔十七年后首次重登武大讲台，就他的新作《一个
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表演讲。刘道玉卸职时仅有３－４岁的大学生们竟然为之沸腾了，许
多学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们掌声雷动－－为这位传奇的校长，为这位最有个性的校长
，为这位永远站在学生一边的校长。以下是选摘自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被免职
部分的内容。

－－－－－－－－－－－－－－－－－－－－－－－－－

    1988年1月25日至31日，国家教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直属院校工作会议，部署了新
的一年工作的安排。回校后，我向中层以上的干部传达了会议的精神，要求各院系、各部
处在放寒假以前，提出本单位新学期的工作计划，重点是转变教育观念，制定加大教学改
革力度的措施。与此同时，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先后到法学院、经济学院、图书情报学
院、管理学院、中文系、化学系进行调查研究，直到2月9日上午，我还在物理系召开教师
座谈会。我的打算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寒假的时间，制订《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
育改革纲要》，以便从寒假以后的新学期开始，掀起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可是，到了第二天（2月10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是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汉
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到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我的党委副书记、校长的职务。当天
晚上，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我职务的传真
文件。

    时值春节前夕，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校内外为我请愿的信函纷纷寄到
北京，质问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于事无补，但是为我鸣不平的深情，却使我得到了极大
的慰藉。正如一位教授对我所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
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我心想，是呀，我32岁任副教务长，
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
。所以，有人说，我是个超前的人，不仅教育观念超前，而且任职和离退也都超前了。


    过去，有不少人曾不解地向我提过相同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辞去教育部的任
职和拒绝出任武汉市的市长？要不然，你现在也能当上一个什么大官了，至少地位、物质
生活条件要比你现在强多了。”在某些人看来，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有些人为了往上爬
，削尖脑袋投机钻营，到处跑官、要官，甚至不惜用重金去买官。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
可理解的，人各有志，人各有求嘛。尽管人性中有一种迷恋权势的倾向，但我却重义轻利
，重术轻权。我国自古就流传着：“文人不做官，做官的非文人。”我相信这一点，我崇
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摆布，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愿鹦鹉学舌。在一
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
，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中有一句俗话：“不
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当然，我先后多次婉拒了堪为要职的安排，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放弃，可能使我
失去了本可以得到的某些东西，但是我并不后悔。其实，在我的一生中，还有过很多的放
弃，如放弃了在前苏联学习研究的优越条件，放弃了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机会……对此，有
人就说：“刘道玉太傻，不该去响应什么‘反修’的号召，如果像其他人那样‘两耳不闻
窗外事、一心专门作研究’，他肯定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副博士学位，凭着他的聪明才智
和勤奋精神，或许也评上了中科院的院士，也会名利双收。”但是，我认为人生是一个大
舞台，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其中扮演某一个角色，有的是自己选择的，也有的是阴差阳错促
成的。我认为，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管你担任何种角色，只要你尽心尽力，光明磊落地做
人，那么你就问心无愧。因此，我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无论是追求也好或是放弃也好，我
都无怨无悔。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作了这样的评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
，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很欣赏这一句话，也很敬仰这位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的做人行
事的典范。

    我信奉孟子的“性本善”的观点，在教育实践中也一贯倡导博爱精神。因此，对于
我来说，不存在“有过许多敌人”，更不可能“有一个私敌”。但是，我崇尚教育改革，
身体力行地实践教育改革，在改革中两种观念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那些抱着极
“左”路线不放的少数几个人，对我妒忌，左右都看不顺眼，把我当作“敌人”，总是欲
除之而后快。我突然被免职以及以后所遭受的打击，就是他们这一思想的表现，是对我的
报复。其中的一个人，在他整我的目的达到以后，曾洋洋得意地对人说：“我把刘道玉整
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还是这个人，利用手中的权
力，指使一个青年教师进京告我的状，并说如果没有路费，可以到他那里去报销。本来，
这个教师是我的学生，他原在外省的一所普通大学任教，但是他工作了十多年后还没有提
升为讲师，他感到受压。于是，他写信给我，希望调回母校，报效母校。我觉得那所学校
的做法太过分了，出于保护学生的思想，我把他和他妻子（本无对口工作）一起调入了武
大。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很快解决了他的讲师职称，我还亲自为他的一本书写了序言。但
是，他并不满足，紧接着他又要求提升副教授，我未予同意。就这样，他反目成仇，并立
即投靠了那个搞“左”倾的人，充当了反刘的急先锋。

    但是，这个教师恩将仇报的做法暴露以后，很快遭人不齿。他无法在学校呆下去了
，于是要求调走，再次改换门庭。不知是出于良心自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在离校前居
然来向我告别，并征求我对他的意见。我接待了他，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中国知识分子
十分重视道德文章，我认为你缺少的就是品德修养。尽管你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但是作
为你的老师，我还是不忘传道之责，至于听不听由你。怎样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呢？我赠
送给你三句话：不以胜败论英雄，不以好恶判是非，不以得失分亲疏。”接着我解释说，
这三句话是我的信条，包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总是要争取胜利而避
免失败，但是对胜利与失败也必须作具体的分析，那种靠整人起家，踏着别人身子而爬到
高位的胜利，是“胜”而可耻；而那些因为说了真话而受到打击或因改革而遭受的失败，
虽败犹荣。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是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的。亲与疏
也应当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念之上，不能因为得到了某人的好处就亲近他，或者反过来就
憎恨他，如果这样，那岂不是把人降为普通动物一样了吗？

    类似的情况，在我的经历中还有很多很多，真是不胜枚举。有的人，受到我的培养
而成才，但他却忘恩负义；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弃我；还有的人，因犯
错误受到我的保护而摆脱困境，但他却又写书恶毒地诽谤我。更多的人是，在你得势时，
他紧跟你，但是一旦气候变幻，他们马上变脸，或揭发批判，或划清界线，对此，一些好
心的人问我：“你对那些无情无义的人怎么看，是否后悔过？”人本来就是形形色色的，
从个人总结识别人的教训来看是应当的，但后悔却是不必要的。我的信条是：宁可人负我
，而我决不负于人。我还认为，爱是奉献，是以不求回报为前提的，如果你要求索取，那
就是把爱心当作了商品，这是对伟大爱的亵渎。因此，我对任何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自
觉自愿的，是无怨无悔的。

    1988年7月中旬，我的学生田安邀请我到通山县九宫山去避暑，正好我想利用这个机
会在那里写书，于是我同意了。说实在的，我太累了，在任副校长、校长和高教司司长的
15年间，没有过一个寒暑假，没有游览过名山大川，甚至连校工会组织教职工分批到庐山
夏游，我也未能享受。被免职以后，我真正品尝到苏东坡被贬谪黄州时所发出的“无官一
身轻”感叹的滋味！

    一天，我携带一箱图书和文献资料只身上山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避暑胜地过暑
假，一切费用完全自理。那时，旅游条件比较差，道路还是碎石路，坑洼不平，汽车颠簸
得很厉害，沿着崎岖的山路，到午后1 时才攀上海拔1500多米的九宫山的天池，在一个县
乡镇企业管理局的普通招待所住了下来。

    8月5日，学校派车把高伟送到九宫山我住的招待所，她的突然出现使我惊愕不已。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你怎么来了，出了什么事？”她说：“几天前，学校党办
打电话找你，说教育部要你到北京去一趟。我告诉他们你出差去了，没有写信回来，现在
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对他们说，刘道玉已经免职了，还找他干什么，没有什么好谈的。
可是，昨天他们又来电话说是李铁映要找你谈话，好像很急迫似的。所以，我们商量一下
，看去还是不去？”

    我突然被免去校长已6个多月了，事前事后均没有任何领导人给我做工作，为什么现
在要找我去谈话呢？我们分析意图有二：一是对我免职的做法不民主、不公平、不公正，
因而引起了校内外的强烈的反响，以至于教育部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他们请时任中央政
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出来约我谈话，目的可能是安抚，变被动为主动。二是可能重新安排我
的工作，因为我被免职以后，教育部一再放出了风声。我们认为，我被免职与李铁映同志
无关，因此无论从组织原则抑或从礼貌上说，我还是应当去。于是，我和高伟乘火车于8月
8日到了北京。

    9日上午，教育部人事司负责人安排我与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见面，当我得知其中有
实际上的一把手参加时，我提出不愿与他见面，如果他出席我就不参加，因为免我的职就
是他一手包办的，而且是借机发泄对我进行改革的不满。关系弄得很僵，一个想参加，另
一方不要他参加，相持不下。怎么办呢？最后，朱开轩副主任多次给我打电话，说明那位
负责人是诚恳的，是专程从北戴河赶回来见我的，希望我消除误会，有话当面说清就是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再坚持，还算是顾全大局的了。

    谈话的场面十分尴尬，似乎谁也不想首先发言。沉静片刻之后，还是那位一把手先
开了口，他说：“道玉同志，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其实，我们对武大的改革一直是肯
定的，对你的工作也是肯定的……”我插话说：“不是什么误会，而是你对武大的改革成
见太深，你不是说：‘学分制在美国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也出了优秀的人才嘛！’这
怎么能说你对武大的改革是肯定的呢？你既然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又为什么不明不白地
免除了我的职务呢？校长可以不当，是非必须澄清。还有，1986年12月15日，我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几个问题》的
学术报告。可是，会后你派人搜集我发言的录音带，其用意何在？这是极不光明正大的，
这篇发言在《高等教育学报》和《上海高等教育研究》都发表了，还用得着你去搜集吗？
这是违法行为，粗暴地践踏了学术研究政策。”

    那位负责人辩解说：“我不是对着你的。听说武大有个教授在会上发言时很激动，
宁肯被开除党籍也要批评国家教委。我以为这一个教授是对我有意见，因此想找到录音带
听听，以便检查自己的工作。”

    “不，绝对是冲着我来的，后来的一系列的事实均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在改革
中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但决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者。”

    谈话当然没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下午，人事司负责人陪同我们到了北戴河，住
在全国教师休假活动中心。

    按照约定，8月10日上午去接受李铁映同志的会见。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别墅，隐藏在
参天青松翠柏之中，四周是绿茵茵的草地和盛开的鲜花。教委人事司的负责人陪同我，穿
过了戒备森严的层层守卫，最后来到了接待大厅。谈话是在我与李铁映同志之间进行的，
他的秘书和人事司的负责人均没有参加。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寒暄了几句。他首先打开话题说：“这一次请你来是个人
间谈谈心，主要是想听听你对教育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希望你谈谈教育改革的建议，对国
家教委工作的意见。同时，也想就你的工作安排问题交换一下看法。”

    既然已经出了题目，我就本着实话实说的态度讲了以下的意见：

    首先，我介绍了武汉大学8年以来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总的说来，我们思想解放，改
革步子迈得比较大，紧紧围绕着教学制度改革这个重点，创建了6种新的教学与管理制度，
使教学质量大大的提高了，学生的素质全面提高了，毕业生深受社会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
的欢迎。此外，还进行了科学研究体制、人事制度、后勤工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使学校
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因而，武汉大学被
誉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

    其次，对全国教育改革形势也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全国教育改革的步伐严重滞
后于经济改革，1985年通过的《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基本上没有落实，教育经费不仅没有
增加，而且绝对值的比例下降了。教学领域的改革根本没有列入国家教委的工作日程，以
至于旧的教育观念、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我们学校教育中占着统治的地位。
不客气地说，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主要负责人不放
权、不改革、不深入基层。这种情况正如维新变法先驱者梁启超所说：“变法不变本源，
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今天，我国的教育改革形势正
是如此，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其前景则是令人忧虑的。

    再次，关于武大的所谓领导班子调整问题。我认为，这次班子调整是不民主、不公
正、不分是非的。工作组在长达21天中，不仅没有进行广泛的民主测验，而且只找了6个教
授个别谈话，置全校95%以上师生员工的意见于不顾。所谓正常换届，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
的，我的任命本无任期，如果一定要4年换届的话，那也没有到期，而且与我同时任职的一
位61岁的女副校长仍保留职位，却要免去一个励志改革、年方54岁的校长职务。对此，我
口不服心亦不服，校长我可以不当，但我要求说明原因，分清是非。

    最后，关于工作安排问题。我说，既然已经免职了，我希望就不要再安排了。同时
，我国的干部仍然是终身制，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高不能低，只能官不能民，这种情况，
迟早是要废除的。我既然励志改革，那么也就决心从我做起，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再说，干领导工作就像吃大肉一样，也有吃腻的时候。我现在腻厌了，太累了，我需要
休息，尝试另一类的生活。

    李铁映同志耐心地听完了我的介绍，中间基本上没有打断我的讲话。待我讲完以后
，他针对我的讲话，一一作了表态。他说：
   

    “关于武汉大学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教育界的反映也是好的。
你富有改革精神，事业心强，工作作风踏实，密切联系群众，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的。至于
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我完全不知道情况，因此我说不清当中有什么问题。不过，既
然已经调了就要面对现实，承认现实。我希望你向前看，改革的成绩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
的，是非将来自有公论，现在就不必再提了。我觉得重要的是把你的工作安排好，继续在
改革中发挥作用，工作实践将说明一切。

    至于你的工作，你自己可以选择，来北京也可以，去沿海城市也可以，到国外大使
馆当参赞也可以。不过，我希望你到北京来，最近准备成立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
小组，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工作，建议你来抓这项工作。怎么样？如果你现在定不下来，
回去考虑后再作决定也可以。”

    时针已指向12点了，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似乎应该结束了。于是，我说：“铁映同
志工作很忙，感谢你拨冗接见。至于你谈到的工作安排建议，我还需要认真考虑再作答复
。”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有事再联系。”

    实际上，这些都是客套话。我所说的“认真考虑”，只不过是礼貌性地、婉转地回
绝了他的建议；他说的“再联系”，也是客套话，以后我们彼此再也没有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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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知道刘道玉先生是从《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告文学：“刘道玉晶核”开始的。那是80年代中期，我在机械部下属的一家研究所任翻译，正准备硕士学位入学考试。


        从那篇报告文学中我得知，刘道玉先生是我国高校改革的风云人物。1977年，正值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他受命于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任高等教育司司长。在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教育座谈会上，他作为会议秘书组的负责人，亲自策划出席会议的一位代表提出恢复统一高考。为了适应恢复高考后教学工作的需要，他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了综合大学教学工作会议，形成的会议记要为我国高等学校教学走上正规奠定了基础。
        

        1981年，他被中央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成为当时我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60年代初他留学苏联，后因中苏交恶，他辍学回国。文革前，他是化学专业最年轻的讲师，高等学校恢复职称后，他先后被评化学副教授和教授，曾经连续两届被选为中国化学理事会理事。在化学研究领域，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课题任务，发表的论着颇多。
        

        在担任校长时，他首创并推行了一系列高教改革，为全国瞩目，如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转学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等。电影《女大学生宿舍》，其中的校长路石就是以刘道玉为原型的，当时在全国大学生中具有很大的影响。正是那篇报告文学和那部电影感染了我，我报考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选择的专业是情报检索语言专业。作为跨学科的考生，我复习的很艰苦，全凭自学。当时我将导师张琪玉教授的书划满了红道道，几乎都背了下来。经过一番努力我通过了笔试和口试。就这样，我成为了武汉大学的学生，而刘道玉先生成为了我的校长。也开始了我们长达20多年的师生情谊。虽然他不是我授业、解惑的导师，但他却是我的人生之师，我永远的校长。
        

        一、外交官的风度与气质


        武汉大学是全国高校中校园最美的一座大学。当年胡适在武汉大学讲学，对武大的建校赞叹不止。他曾夸道：“校址之佳，风景之胜，均可谓全国学校所无。人们说他们是平地起楼台，其实是披荆斩棘，拓荒野，化荒郊为学府，其毅力真可佩服。”他还对一位美国外交官说：“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去武昌珞珈山看一看武汉大学就知道了。”

        最初与刘校长的相见，便留作永不能磨灭的记忆。

        那是1985年的初夏，我去武汉大学参加硕士生的面试。武汉的初夏，已十分炎热了。那天正午时分我与几个同学走在校园的路上，我的左面是两排高大的法国梧桐树的林荫道，正面是未名湖，未名湖的前面是一大片樟树林，其间摆了一些石桌和石凳供学生们自习使用。我们快走到未名湖畔时，突然有个同学叫道：“看，那是刘校长！”只见是位中年人的背影。身着一色灰色西装，衣裤笔挺。身体挺拔，削瘦，步履矫健。这就是那部电影中所说的、报告文学中所写的着名大学校长吗？
        

        正是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美丽的校园风光，和壮志如凌云的校长吸引了我报考武大，而我刚跨入美丽的珞珈山校园，便碰到校长。我的好奇心驱使一定要看清他的样子。我快走几步想跟上去，但他走的很快，我追不上，只看清了他的侧影。他昂首挺胸，目不斜视专注地看着前方，好像在思忖着一幅未来的画卷。他左手拿着黑色的公文包，右手臂搭着西服上装，上身白色衬衣，配深色领带，金丝边镜框在阳光下熠熠泛光。神情严肃，举止优雅。他的步履和眼神透露出的沉稳、敏锐、精干、坚定、自信，他的形象和气质给我的第一印像是：外交官。他不是回家赶午饭，而是赴一个外事会议，好像是个行走在校园中的外交官。
        

        初夏、绿肥红瘦、未名湖、在路上、背影、侧影、外交官，这便是初次目睹校长的背影留给我的难以忘却的印象。以后每次想到他都是这个记忆。2004年“十一”长假，我带着儿子重游武大，经过未名湖时，在当年遇到校长的地方合了个影。算是用照片的方式，将记忆中的历史定了格。
        

        二、总是站在学生一边

        我生性开朗，入学后是个活跃分子，喜欢参加各种活动。于是，先是被推选为本届研究生会女生部长，然后又担任了校研究生会副主席。
        

        在做学生会干部期间，我时常有机会见到校长。记得相见时总不外乎以下几个场合：一是与校方开会，讨论研究生管理的问题。我们提出的要求很多，辩论得很激烈，如发展社团，改善生活设施，丰富文化生活等问题。校方主管部门起初总是反对或托故解释，几个回合下来，轮到校长发言，他总是十分平和地把双方的意见做一个归纳，最后总是站在学生会一边。二是学生宿舍停电。每当停电时，很快就会看到校长在其他干部的簇拥下亲临我们的寒舍。用不了多久，我们的宿舍又成了一个读书的不夜城。三是我们举办社团会议和文艺汇演时，他会出席并讲话。四是毕业生典礼，他会语重心长的、激情满怀的向毕业生们提出期望。
        

        由于校长总是能倾听学生的意见，我们的学习环境和气氛是十分民主和宽松的。我本科是外语专业的学生，因为当时的武大允许跨专业听课，所以到了武汉大学后常爱去外语学院听课，我还可以去外校听课，我当时每周两个下午都要去中国地质大学听课，考试成绩算入武汉大学研究生的毕业成绩。研究生毕业时我是标准的文理兼学的学生。
        

        在珞珈山，每天清晨伴随我们晨练的是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春天大操场周围各色桃花怒放，粉红的、红的、白的，而樱花大道上樱花如天上的一道彩霞。夏天，珞珈山上有香气扑鼻的金银花，湖边有金色的野菊。秋天校园里有绚丽如画的菊花，香气扑鼻的桂花，火红的枫树。冬季，梅园与行政大楼前，寒风中绽放着各色散发着淡淡芳香的腊梅。
        

        我在武大读的专业书很少，杂书很多，新思潮、新学科的书都是我们图院学生喜爱的，无怪乎多年后校长在一次电话中，谈到很奇怪图院一个学生写的一本音乐史的专着为什么那样好。毕业后联系最多的同学很少是本专业的，而跨专业的同学却与我有着更多的思想碰撞。
        

        武大人崇尚民主、自由、求实、求真的学风，是校长呕心沥血为我们树立的。毕业前夕，我们几个研究生学生会的干部去与校长道别，他送了我一枚小小的红枫叶的徽章，他说是他访问加拿大时带回来的。我知道他是让我勿忘武大的枫园（这是我们研究生宿舍区），勿忘珞珈山，也期望我人生之路走得象枫叶那样有色彩。
        

        因为校长总是与学生站在一起，所以学生们都爱戴他。无论他当校长或不当校长，他都是学生心目中最敬仰的校长，永远的校长，因为许多人的命运因他的教育变革而改变。特别是武大作家班的那些插班生，没有刘道玉校长的变革，许多人就不会进入武大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也不会出现一批学者化的着名作家。刘道玉先生不仅对武大的学生，也对整整一代青年学子的命运和道路产生了重大的正面影响，受到大家的共同尊敬与热爱。同时他在全国教育界也是一位十分着名的人物。
        

        记得临毕业前一年夏天，暑假后刚刚开学，突然从广播中传来了刘校长为《中国青年报》写的“新学年祝词”。通常，这样的祝词都是国家教育部的领导发表的，当时刘道玉先生已不在校长的位置上了，可是《中国青年报》居然请他来写文章，而且是登在头版头条。就在那一刻，珞珈山似乎沸腾了，每一个门，每一扇窗户都被打开了，枫园的、桂园的、梅园的、樱园的，大家都把头探出来，大声叫道：“听，刘道玉的祝词！”那种场面是绝无仅有的。它说明了校长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三、有一个简朴的家和热情的女主人

        刘道玉校长的家我非常熟悉。因为他的家与我的导师彭斐章教授住一栋楼，我去看导师时也同时去看校长。

        90年代，校长的家住珞珈山下，一栋住户不多的公寓中。住宅很简朴，一进门就是客厅，正面是一条简易的旧沙发，摆了几个小板凳。住宅有两个卧室，一间较小是小儿子住的，一间稍大是校长夫妇住的。里面放着一张普通的棕绷子双人床，一个旧衣柜，一个写字台，似乎就放不下什么了。我记忆中只有书房是最“豪华和奢侈”的地方，里面四周墙壁都是书橱，整整齐齐。书房很安静，也很舒适，是这个简朴的家中最舒适的一个角落。
        

        校长的家我去过很多次，我记不得有什么豪华的电器和音响。只记得电话特别多，来的学生和访客特别多，还有就是夫人的菜做的特别好吃。
        

        校长的夫人刘高伟老师也是化学系的教授，研究生导师。据说和刘道玉先生是同班同学，但校长常对我说他的夫人在大学时就是他的领导，比他能干得多。刘高伟老师即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女性，敏锐、深邃、健谈，也是一位热情的家庭主妇。她对待我们这些学生总是面带微笑，她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有一张不停微笑的面孔。让人觉得和蔼可亲。有一回我们七、八个很久不相见的毕业生在校长家相聚了。那天，刘老师给我们做了一桌子的湖北菜，我们在她的家里唱歌、谈笑、畅饮人生。他们一直陪着我们。入夜临睡前，校长和夫人亲自为我们铺床，把家里的棉被和被褥都翻出来，因为儿子在外地，所以我们女生睡儿子的房间，男生睡客厅。直到今天，我们仍忘不了在昏暗的灯光下，刘老师与校长弯着腰为我们整理床铺的情景，虽然棉褥很旧，被子也很单薄，我们那一晚睡得很香甜。
        

        现在每次想到校长的家，就会想到刘老师烧的菜和她的一掬笑容。

        想一想，今天还有几个校长会这样待学生呢？今天的导师多是学生的老板，学生们为他们做实验，写文章，出书，为他们的公司打工。今天的校长们有时间出席官方的会议，老板们的宴席，传媒的仪式与访谈，或许已没有时间和精力在家中款待这些穷小子了。
        

        四、与我一起去探过监

        93年我又考回武大读博士，考博前徵求校长的意见，记得他在电话中说不考为好。他不很赞成我读博士，他认为人文社会科学重在实践，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比读书更重要。他一直给我们灌输“不做大官做大事”的价值观。我没有听他的意见，坚持考了博士，以后他就改了称呼，书信中还谦虚地称我为尊敬的李为博士或尊敬的小为博士。
        

        考上博士，要回校考试，每次回校就能看到校长。记得我每学期至少要回校一次。因为外语免修，学校没要求我回校上课。
        

        我有一个好朋友，同是武大的校友，笔名叫野夫。当时，他是武大的插班生，是很有才气的诗人、作家。作家班是刘道玉校长在武大的高教改革创新之一，也是他的至爱。作家班的学生大都是有潜力，有资质的英才俊杰，他们几乎都错过了上正规大学的机会。正是由于校长的创新，他们很多人的人生因此有了改变，现在他们许多人都是文化界、教育界、文学界的杰出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多年后仍对刘校长怀有感激之情。
        

        野夫就是他们中的一个。然而90年代初，野夫因一起本来他没有责任的冤案被送进武汉市的监狱坐牢。我每次去武汉考试一定去看他。我有一次去看他是校长陪我一起去的，我记不清当时校长是如何鼓励他的。只记得是一个冬天，我去之前穿了刘高伟老师的呢大衣，因为我穿的衣服不够暖。我们去的那天，不是探监的日子，当监狱长得知是刘校长探望他的学生，破例地让我们进去了，而且监狱长把他的办公室让给我们谈话、照相，使得我们无拘无束地谈了近两个小时。临别时，野夫还给我们赠送了他们制作的工艺美术品。离开监狱后，我们在监狱的高墙外照了几张相，至今我们仍保留着。
        

        其实，校长在探监以前与野夫一直有通信，他们相互寄贺卡、赠诗词。此前，我去看望野夫时，校长还几次托我送补品进去。校长能迈出这一步是需要勇气的。因为那时他自己的处境也很困难，可是校长更多担心的是自己的学生，全然没有考虑对自己会什么不利的后果。从那次探监后，校长不仅更关心野夫了，而且也关心野夫的家人。他在电话中、书信中，经常询问他们的情况。
        

        也许是校长的鼓励吧。野夫在狱中表现十分出色，他与狱警们相处得很好，很快成为一个管理的“头目”，而且几乎提前两年多被释放。那是一个晚上，我正在武大珞珈山上的招待所准备第二天的考试课，野夫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们见面恍如隔世。那个晚上他给我讲了他所经历的许多事情，其中就有校长的故事。
        

        野夫后来到北京出版界发展，已成为京城颇有名气的出版人，他所在的出版社出版了许多有思想的好书。野夫后来每逢节日回湖北时，也一定会去看望老校长。而在京城，每当他在自己的豪华公寓凝望华灯初放时，他一定会记起他的狱中生活，还有校长的那次探监。
        

        我最感到欣慰的是，野夫开始每年资助几个从湖北大山里考入北大、清华的苦孩子，其中就有北大山鹰队的队长。我在他亚运村的家里就碰到过这些孩子。野夫在从商的事业上很有开拓，但他仍然怀着诗人的梦和文学的梦，他一定要写出让校长骄傲的文学作品。那些被伏尔泰所宣称的：“这里有一颗我的心脏，但到处都有我的思想”的那种作品。
        

        五、对理想执着以求

        有些人的理想是储藏起来的，而有的人的理想是每天追求的目标，是为实现而设立的。我是前者，而刘道玉校长是后者。青年时代从莫斯科留学回来，可选择科学院，甚至周总理建议他到军事科学研究院去工作，可是他眷恋着母校，于是他毅然回到了武汉大学。在校长的职位上，他连任两任校长，他把自己的青春和全部心血贡献给了武汉大学。离开校长的岗位后，他一心想往办学，希望实践自己的办学理念。教育是他的人生，是他的生命，办学是他晚年执着的理想。终于在花甲之年，他参与创办了一所学校：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那几年他很辛苦，但却十分快乐。他早年一直仰慕历史上的教育家和思想家的办学思想，如柏拉图、夸美纽斯、黑格尔、杜威、罗素、陶行知，95年他终于有了一块教育改革的“实验田”，他的理想实现了。由于这所学校的鲜明办学特色，在社会上获得了普遍赞誉。
        

        一年以后，他出版了一本《爱的教育》，这本书很薄，但是将他的办学理念阐述得十分清晰。他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既德、智、技、群、体、美并重，全面开发人的智力，培养具有创造性素质的多功能人才。这本书也是他晚年教育人生，教育园丁生涯的真实记录。当年我曾很认真地读过这本小书，其中他对学生们的关爱让我感动得几乎落泪。我们的老校长把周末回不了家的小学生接到自己家当小客人接待，陪她散步，为她准备可口的饭菜；在寒冬与初一的学生们练竞走，扭伤了大腿也坚持陪练；与初中生们谈心，谈人生的意义。从大学校长到小学校长，他都做的认认真真，勤勤肯肯。现在为了儿子的教育问题，我常常翻阅这本书，收获的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教育思想。这是一本让天下父母都受益的教育读本。
        

        我十分敬佩刘道玉校长为实现理想而执着追求的精神。我总是将我的一些小小的理想当梦想一样埋藏起来，随着年龄的变化一换而再换，这些理想都和教育有关，可我从来没有付出行动去实现过。如乡村教师、大学教授、中学老师。也许，有一天我会像他那样为实现理想而无怨无悔的追求一次。
        

        六、对待疾病持积极心态

        记忆中校长的精力很好，但身体并不是特别健壮，最使他倍受折磨的是泌尿系统的疾病，他后来又患了丘脑梗塞，留立下了右膀臂麻胀和右手书写颤抖的后遗症。
        

        泌尿系统的疾病困扰了他十多年，先后五次开刀，让他吃尽了苦头。90年代初，每次到京开会，时而来301医院看病，在信中经常提到这个疾病给他的痛苦、折磨。近几年，他几乎每年都要住院，但我每次电话打到医院，他的声音仍然响亮，还很幽默。在病痛严重时，他不得不实行了膀胱造□，带着引流尿袋来来北京办事。但是，他对疾病的态度是积极的，从没有失去信心。
        

        有一次我的先生为他推荐了一种野菊花栓的药，他用过后症状大为减轻，他很高兴。专门写信谈感受。他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药不在贵，能治病则灵。照此下去，有可能完全治愈。如能治愈，那真是莫大幸事，使我精力集中，可在研着方面再大干一番。”（91年10月信）可惜这付药不久便失效了。
        

        听刘老师说，刘校长有一次差点丧命，是因为药物的副反映使他休克，由于救治及时才没酿成大祸。刘校长对待疾病与对待工作一样，他从来是不言放弃的人，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他也要去作尝试。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和工作的效率，他又下决心接受了第五次手术。所幸的是，这次手术成功了。他的勇气和毅力让我想都不敢想，而再次冒险后，他真的丢掉了引流尿袋，生活质量真的提高了很多。
        

        90年代末，一次校长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回来途中因过度疲劳患了脑中风，此后他的手书写都是在颤抖的状态中写出的，但字迹依旧工整、清晰。对待这个打击，他没有被吓倒。一方面他开始积极锻炼。他说每天和夫人都要到珞珈山上去走一圈，并且诙谐地说：“走，百练之首。”从95年起，每年他都有几本专着出版，有大量的关于高教改革的文章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许多文章都被全国报刊转载。
        


        对于一个有理想的人，没有什么可以将他打垮。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一个人如果自己不躺下去，就没有人能够把你打倒，即使推倒了，他可以凭着自己的毅力重新站起来；相反地，如果一个人自己躺在地上不起来，那也就没有人能够把他扶起来。”所以，无论仕途的挫折也罢，疾病的折磨也罢，他从来都是坦然与乐观的。
        

        校长的经历和人生态度，常让我情不自禁地将他与中国文学史中的中国文人精神的代表人物苏东坡、陆游、刘禹锡、李商隐加以比较。他似乎有着李商隐的执着，陆游的豪放，苏东坡的洒脱，刘禹锡的达观。他和他们一样在逆境中、在疾病中仍念念不忘国家强大，百姓安康。他那份执着与忘我的精神，让我敬佩也让我感伤。也许，古往今来中国文人特立独行的精神和智性从来就是相通的。我常常在他们背负凝重、深厚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精神层面上，分不清哪是哪，谁是谁。“一蓑烟雨任平生”是苏东坡的精神，也是校长的。“夜阑卧？听风吹，铁马冰河入梦来”的精神是陆游的，也是校长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乾”的精神是李商隐的，也是校长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是刘禹锡的精神，也是校长的。
        

        七、爱读信与写信

        刘道玉校长是个重视精神生活的人。在生活中，他十分喜欢读学生们的信，而且遵守“来信必回”的诺言，不管是大学生、中学生或小学生。他曾说，他不断地从青年人身上吸取新鲜思想，这是他思想不僵化和保持锐意改革精神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于88年毕业后，近二十年来一直断断续续地与校长有着书信联系。从88年到2002年，他给我的手书有50封之多。
        

        这些年每当春节之际，我总要将导师、老师、校长的书信翻出来重读一遍。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感慨，每读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我都会被校长的精神和真诚所打动。
        

        校长的信件都是在他匆匆忙忙的岁月中写下并寄出的。他离开校长的岗位后，从没有真正赋闲过，他活动在四条战线上：一是化学专业的学术活动，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科研任务，他是中国化学理事会的理事；二是高等教育研究，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中国的教育改革，不断有教育论着出版；三是社会咨询活动，他曾经担任了武汉市人民政府两届咨询委员会主任，关注高新技术的开发；四是办学，办大学、办中学、办小学，希望实现他的教育理念。所以，他比在武大任校长的时候还要忙。
        

        他给我的每一封信，都会写出他的繁忙生活和快节奏的生活。几乎每封信都会谈到马上要去的地方，马上要开的会议，即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他说他每天要接待许多访客，各类新闻媒体的记者、学生、科研人员等等，因为他有一句“来者不拒”的信条。特别是节日之际，他说他总是“被动的挨打”，见不完的客人，接不完的电话。
        

        他给我的书信，大多是在到处奔波和日常活动被安排的满满的时候，见缝插针写的。然而，他的每一封信字迹都很工整，清晰。他在繁忙中写信，他的信涉及的内容很广，每一封都很认真、很真诚，他谈读书、写作、他的理想，也谈疾病，谈科学、哲学、高等教育等。
        

        他一直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他在书信中写道：“我并不为岁过半百而自扰，壮心尚存。我愿献身到自由的文化、科学、教育、思想的研究中去。这贡献也许不是一官半职所能比拟的。”（88年12月）
        

        他一直是有着乐观精神的。他曾经写道：“我有过一个信条：‘思若大海，行为天马’。在当校长时是这样做的，既使现在，我依然坚信不已，笃行不移，我是永远乐观的。”（91年10月）
        

        他一直锺情于改革，忘情于改革，他甚至痴情地写道：“我愿意把自己再次摆在风口浪尖上，让人们去议论，去琢磨，为了教育改革事业，即是把我碾得粉碎，我也在所不辞，我对改革的崇尚，对创业的追求永远不会变，直到生命最后一息！”（96年7月）
        

        他数十年在教育改革道路上筚路蓝缕，遭遇许多挫折，中箭落马之事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但是他还是得到了历史的认可。1998年11月他给我的信中告诉我，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摄制组到武汉家中采访他，历时两天，制作“流金的岁月”大型专题片，其中一集叫“科学教育的春天”，主要反映他在恢复统一高考和教育改革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后来，《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谢湘等人，也对他进行了采访，写出了长篇专题报导。《人物》杂志，武汉教育电视台等媒体，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之际都赶去采访了他。
        

        他在书信中常常谈他的读书体会和写作计划，谈他一年来的办学成就，写作成就。字里行间，你会感受到他的执着，感受到他的乐观精神。17年之后重读这些信，我依然对校长充满了崇敬之心，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我找到了人生的楷模。
        

        互联网时代来临，我与校长之间的书信变成了电子邮件的往来。更快捷更方便了。没有了“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的感怀，但是那些期盼信件的岁月，读信与写信的岁月依然是我们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依然是我最值得记忆和怀念的岁月。
        

        八、有着诗人情怀

        刘校长有时喜欢用诗歌方式言志和表达情怀。这一点我是在与他通信了多年后才发现的。
        校长写给我的诗，大多是在外出开会时写的，有的是在旅途中写的。这些诗大多反映了他对理想、信念和人生价值的追求。有些诗也反映了他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如一首诗显然是在南行火车的中秋夜晚写的： 只听火车嗡嗡声，不见中秋月儿明。 自古庸官不明政，壮志未酬心难平。
        

        又如去杭州参加学术会议时，写了杭州遇友三首（92年）：

        （一）

        西子湖畔遇故友，以车代步环湖游。推心论评天下事，文人自古为国忧。

        （二）　

        相见何必曾相识，一席诤言恨见迟。虽说今世多旦丑，人间不失有真知。

        （三）

        早先相识莫斯科，忆往岁月多蹉跎。青春宦禄虽逝去，老而弥坚再开拓。

        每逢有感而发时，他也会用诗歌表达心情。

        1993年11月21日，他六十岁生日，学生们在武汉东湖宾馆为他举办了大型庆祝会，他特填词一首，以诗言志。
        

        清平乐·六十怀志

        春风拂来，生命六十始。老骥伏枥志千里，壮心豪情满志。

        改革潮遏不止，民主力千钧势。自由照耀世界，永作真理卫士。

        2003年11月27日，一位书法家来访，赠送了他一幅书法作品，写的是陆游的《卜算子·咏梅》，颇具蕴意：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他读了这首词十分激动。他在信中给我写道：“激情之下，我当天就和了一首：‘珞珈本有梅，如今似无多。傲雪凌霜独自开，何惧风雨泼。　无意攀权贵，俸禄如粪土。冷落摧残奈若何？独行我如故。'”

        每逢教师节他都会作诗。2004年的教师节前，他给我的电子邮件写道：“尽管教师节过去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与我一起欣赏我为记念教师节而写的一首诗：
        

        师魂──第二十个教师节感赋

        教师职业受人尊， 敬业乐群献爱心。 为人师表重修身， 育才润物细无声。

        为师时刻须躬省， 远离歪风保节名。 学术腐败孰可忍？ 害人害己误前程。

        他还写道：“其实，我每年教师节大多都写了诗句，反映了那时的形势和我的认识。从诗的角度，也许一钱不值，它们只不过是我每个时期的思想记录而已。兴许，将来在我的文集里会有一章教师节《组诗》。自传也好，文集也好，都不过是对往事的记录。往事是人生的一条河流，回忆跨过这条河流的桥梁、险滩、惊涛骇浪，以及所看到的一切怪现像是有益的，我目前所作的一切，仅此而已！”

        学生、老友病逝，他往往会写诗表达悲哀的心情。董辅□先生病故，他非常悲痛。他给我的信中写道：“近来，悲痛的事一直不断，继杨小凯院士去世之后，董辅□先生于7月30日在美国杜克大学医院不幸逝世。董先生不仅是我的学长，而且他的女儿、女婿和儿子都是我的学生，他们到美国留学都是我推荐的。在我任校长期间，董先生为我进行教育改革提出过不少有益的建议。因此，当我得知这一不幸消息以后，我想方设法找到了他女婿王小凡和女儿董欣年的电话，我当即就拨通了他们美国家中电话，向他们全家表示了慰问，向董先生的不幸逝世表示哀悼！
        

        这几件事使我心里极不平静，我觉得似乎天嫉英才，不该去的人却匆匆地走了，每思及此，我就痛心疾首！悲痛之中，我又向他的女婿发去了两首悼念诗：
        

        （一）

        早年留苏学有成， 学术苑地任驰骋。 人才流动率先行， 经济学界扬美名。

        （二）

        市场经济应推行， 私有改革是根本。 “温州模式”辩护人， 中小企业保护神。

        正是因为有了诗人的情怀，校长在逆境与病痛中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坚持追求自己热衷的事业，即便面对失败他也无怨无悔。晚年他参与创办的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在实践他的教育理念方面是十分成功的，教学质量与研究成果也是公认的。但是，由于投资人玩空手道，使学校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以至于被迫关门。本来，这所学校是他百般呵护的改革实验“躬耕田”，突然停办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令他伤心不已。然而，他是一个意志顽强的人，他仍然在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上继续执着地进行研究。他的梦魂依然被教育改革所萦绕着，他的晚年生活依然如夏花般灿烂。他还是当年的那个刘道玉，想其所想，写其所想，言他人之未言，言他人之不敢言，每年都有颇具新意的论着发表和出版。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我丝毫不会怀疑他的教育思想还会重新影响中国的教育界。在中国教育改革的进程中，我的校长刘道玉先生永远都会如疾风般地行走。
        

        2005年4月2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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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的校长。

尚戚

武汉大学，没落的贵族。纵使几个学校合并，还是只能与华中科技大学平起平坐。

尚戚

实际上的一把手应该是臭名昭著的何东昌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