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和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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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和它的价值

   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是明皇朝永乐年间修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其性质有点类似今天的百科全书。它保存了大量的我国古代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地理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很高的地位。

一、《大典》的修纂
   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十一年（１３８８），就曾想修纂类书，商议过“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没有修纂成。直到明成祖（朱棣）永乐元年（１４０３）又旧事重提。明成祖认为“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ｙáｎｇ），不易检阅”，于是命令解缙等人组织儒士，编纂一部大型类书，并规定了编纂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解缙召集一百四十七人，仅用一年时间，匆匆编成《文献大成》。明成祖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符合他的原意。于是在永乐三年（１４０５）再命姚广孝、郑赐、刘季篪、解缙等人重修，并召集朝臣文士、四方宿学老儒达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分别担任编辑、校订、抄写、绘图、圈点等工作。启用了当时皇家图书馆——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还指派官员分赴各地采购图书。《永乐大典》修纂时，订出凡例二十一条，全书总的体例是依照《洪武正韵》的韵目，按韵分列单字，每一单字下详注音韵训释，备录篆、隶、楷、草各种字体，再依次把有关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文异见、诗文词曲，随字收载。也就是以“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辑方法，把自古至明初以来书籍中的有关资料整段或整篇，甚至整部抄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辑录的图书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南戏、平话、工技、农艺、医学等达七、八千种。永乐五年（１４０７）定稿进呈，明成祖审阅后，十分满意，亲自撰写了序言，并定名为《永乐大典》。于是开始清抄，第二年的冬天，便正式完成了。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分装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多万字。

二、《大典》的厄运和新生

   《永乐大典》修成后，藏在南京文渊阁，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即运来北京，藏在北京新宫里的文楼。《大典》从未刊印过，虽然永乐和万历年间商议过刊刻，都因“工费浩繁”而作罢。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四月，宫中发生了一次大火灾，三殿被焚，文楼在三殿附近，明世宗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由于抢救及时，《大典》得以保全。为了防止再遭不测之虞，明世宗决定重录一部。重录工作是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八月开始的，由大学士徐阶负责，为了物色缮书人，特地举行了一次“糊名考试”，招募了一百零八人，规定每人一天抄三页，“如遇差错，发与另写，不拘一次二次”，极为慎重，前后用了六年时间，直到隆庆元年（１５６７）方竣工。副本的字体格式及装帧，全部仿照永乐抄本。自此之后，人们称重录本为“嘉靖副本”或“副本”，永乐年间抄写本为“永乐正本”或“正本”。
   《永乐大典》虽有两部，但它的命运，并没有重录者想要达到的“传之无穷”，而是遭受了种种厄难。首先是永乐正本下落不明，一般人猜测它毁于明亡之际，但史籍并无确凿记载，所以正本的去向，始终是个谜。副本流传至清代，雍正间由皇史宬（ｃｈéｎｇ）移藏翰林院，乾隆中修纂四库全书时发现已缺二千四百二十二卷，尚剩九千多册，虽曾多方查访，残缺部分始终没有找到。道光之后，《大典》即束之高阁，蛛网尘封，鼠啮虫咬，无人过问。翰林院的一些官员专门研究偷窃术，大量偷盗。《大典》于是逐渐流散出去，这就引起了一些帝国主义者的重视，他们用十两银子一册的高价暗中收购，以致此书亡佚日多。但《大典》最大的厄运还在后面。
   咸丰十年（１８６０），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侵略军对翰林院中的书籍任意焚毁劫取，四库全书文源阁本遂化为灰烬，《大典》亦很难幸免。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八国联军又侵占北京。藏书的翰林院座落在东交民巷，与英国使馆相毗邻，该地沦为战场，存放《大典》的敬一亭被毁，藏书绝大部分为兵火所焚，余皆散落在瓦砾之间。令人发指的是，侵略军竟用《大典》来构筑防御枪弹的砂囊和做成马槽，更有甚者，侵略军的炮车陷于泥泞时，曾用《大典》垫道，肆意糟蹋。一些稍微懂得此书价值的侵略者，又乘机抢劫。当时任英使馆官员的威尔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写道：“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在火光中恣情拣选，抱之而奔。”另一个叫翟理斯的官员，就拿走卷一三三四五的一册，送给他父亲作为纪念品。英人莫利逊亦从废墟堆中取走六册。他们还恬不知耻地吹嘘，“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历此浩劫，《大典》仅剩下六十四册了，才由京师图书馆收藏。一些帝国主义分子意犹未已，还千方百计以重金从中国私人和书贾手中收购，实为攫夺。这部出类拔萃的珍贵典籍，就这样被明抢暗偷，肆意糟蹋，几乎丧失殆尽，令人非常痛心。
   解放后，《大典》得到了新生。国家对古代文化遗产极为重视，对《大典》等珍贵文化典籍制订了保护措施。许多公私收藏家，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纷纷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永乐大典》零册捐献给国家。散落在国外的，有一部分也回到了它们离别已久的祖国。苏联在五十年代，把沙俄和日本侵略者劫走的六十四册归还了我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亦归还三册。据了解，现存于世的《永乐大典》约三百七十余册，北京图书馆的入藏数已增加到二百一十六册，上海图书馆也藏有一册，计藏数二百一十七册，已占《大典》现存残帙的绝大部分，这无疑是一桩令人高兴的事情。
   为了更好地利用和研究《永乐大典》，中华书局在１９６０年将当时搜集到的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见上图），此后二十余年来，继续访查，经多方联系，又陆续征集到六十五卷（包括上海、山东新发现的二册五卷），将在近期内影印出版。两次影印本共计七百九十五卷，占《大典》现存卷数约八百卷的百分之九十九，应当说，这是收辑《永乐大典》最为齐备的影印本了。象中华书局这样全面系统地影印，自《永乐大典》诞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所以有人比作“不下于汲冢之文、敦煌的卷子之被发现而公于天下”，是不为过誉的。

三、《大典》的利用和价值

   《永乐大典》由于卷帙浩繁，故前后体例不一，舛误谬讹之处，亦不在少，清人指责它“割裂庞杂”、“前后错互”，我们认为象这样一部有数千人参加，近乎“大兵团”作战方式下短期内完成的巨著，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是在所难免的，并不影响它的巨大的价值。
   说到《永乐大典》的利用不妨先从历史上讲起。《大典》既是百科全书，但在明代秘藏禁中，别说一般读书人，就连那些翰林学士也难以得到阅读的机会，它只不过是封建帝王的御用之物而已。所以，它在明代对社会没有作出过什么贡献。
   对《永乐大典》的利用，是清代才开始的。最早知道这部典籍价值的是全祖望和李绂（ｆú）。雍正间开三礼书局，他们得到阅读的机会，发现其中许多是“世所未见之书”，“或可补人间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之伪书……不可谓非宇宙之鸿宝也”。于是他们相约，每日读二十卷，把要辑的几种书标出来，另由四人抄写。由于《大典》卷帙浩繁，这项工作不是个人所能承担的，到第二年全祖望罢官回乡，无法继续下去，但他们已辑出王安石《周官新义》、田氏《学习蹊径》、高氏《春秋义宗》等十种典籍，他们取得的这些成绩，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清高宗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清高宗批准，成立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开始时人员为三十人，后又增加九人，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都参加了这项工作。到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共辑出书籍：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总计三百八十五种，四千九百四十六卷。如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查考唐人世系及生平传记的林宝《元和姓纂》；后来列入二十五史之一的薛居正《旧五代史》；研究南宋初年历史的重要史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著《博济方》、《伤寒微旨》；著名的目录学著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都是海内难得的秘籍，全靠这次辑出，才流传下来。这次辑佚的重点在宋元艺文志方面，共辑出的一百七十五种集部书籍中，主要是宋元人的诗文集，它们的被辑出，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文学宝库。
   嘉庆间编纂《全唐文》和道光时重修一统志时，翰林院的一些对古代文化典籍有兴趣的人，都做过辑佚工作，以徐松最有远见，魄力也大，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辑出的《宋会要》有五百卷，《宋中兴礼书》、《续中兴礼书》也有一百五十卷，象这些几百卷的大书，四库馆臣都没有能办成，却由徐松完成了。此后，光绪间文廷式、缪荃孙等人，也曾做过辑佚工作，但那时《大典》业已亡佚，故所辑之书，均是一些零星小书。
   总的来说，清代利用《永乐大典》所做的辑佚工作，有一定的成绩，抢救出不少有用的文化典籍，对学术研究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也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开四库馆那次，当时《大典》尚为齐全，条件也比较好，完全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些，由于正处于封建专制强盛时期，辑佚的目的，专为封建政治服务，凡前人著作中有触及统治者利益的，便以“有碍”之名，任意删节。许多有进步思想的著作和科学技术著作，被遗弃不收。单就四库辑本而论，抄误和漏辑情况也是严重的，四库总裁于敏中在检查辑本时就承认“偶尔抽看，即有错字如许”。再加上主持人不重视这项工作，认为“非政务之要”，因而在从事具体工作的三十九名人员中，在局数年，“竟有全无所得者”，以致本应抢救出来的文化遗产又遭散失。
   中华书局已影印出版的残存本七百三十卷和即将影印的六十五卷，虽仅占原书的百分之四，由于《大典》每册几乎都是一个历史资料的小渊海，它仍有不少可为研究工作者采择利用的。
清康熙年间曹寅监修的《全唐诗》，未能利用《大典》这一宝库，所以今《大典》内保存的许多唐人诗歌，其中如著名诗人王维、韦庄、王贞白、李群玉等人的一些作品，都是《全唐诗》没有收录的。至于宋元两代人的著作就更多了，宋代文学家苏轼、陆游、陈亮、文天祥、谢翱、汪元量等，即使今天存有别集，但《大典》可以补充的还是不少。
   据《大典》目录卷一三九六五——一三九九一，载有戏文三十三种；卷二○七三七——二○七五七收杂剧九十余种。这些戏文和杂剧在乾隆时尚完整保存着，由于辑佚者的封建正统文学观的偏见，弃之不收，以至绝大部分亡佚，今戏字韵一册，仍收有《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三种南戏剧本。南戏是宋元间流行在浙江民间的著名剧种，除现存的《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和《琵琶记》外，这三种是我们所见的最早南戏剧本了。
   《大典》中有关宋元史料，极为丰富，清人法式善说：“苟欲考宋元两朝制度文章，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者焉。”这样的称誉并不过分。如卷一四六二○——一四六二九收有《吏部条法》一书，这是一部有关宋代官吏铨衡、考绩制度的档案汇编，所记截至南宋理宗一朝，可补《宋会要》修至宁宗朝为止的这一段空缺。过去罗振玉仅据日人所藏《大典》二卷中的《吏部条法》影印，已视为珍宝秘籍，现在还可据《大典》再补辑七卷，这将更有利于我们对宋代职官制度的研究，堪称一代宏典的《元经世大典》，虽《大典》中仅存片断，亦可为研究元代典章制度者用以取证。元代另一部巨籍《元一统志》，原书近八百卷，记载元代地理区划、沿革以及山川河渠、物产土贡、往古遗迹等甚详，也是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今人赵万里有辑本，但摭拾未尽，尚可补辑，使之更为完善。
   《永乐大典》中的方志，犹如一座蕴藏丰富的矿山，四库馆臣对志乘一门，几乎完全放弃，只是后来徐松、缪荃孙等才稍加留意。方志所记各州、府、县的山川、气候、物产、风俗、人物、艺文等资料，尤为详尽可信，并可补他书之缺。现存《大典》所收方志约略有数百种，除少数为明初外，其余皆为宋元志乘，较为完整的就有《临汀志》、《太原府志》、《湖州府志》、《汀州府志》等。如卷一一九○五的《南海志》，所记元代广州赋税、土产及舶货、诸蕃国名等，是了解元成宗大德年间海外交通的珍贵史料。《太原府志》中记有山西各地煤矿的分布和开采情况，这一重要内容，为以后的方志所无。我们今天可以此方志为线索，采用先进的仪器设备，进行实地勘探，可进一步了解矿产分布情况，对加快开发山西煤炭资源，极有参考价值。
   监修《大典》的姚广孝，本医家之后，担任医学副总裁的赵同友、蒋用文又是太医院的名医，《大典》医学部门不仅编纂精审，而且征引医籍特多。清人在辑佚《大典》时仅辑出二十一种，现存《大典》至少还可辑出五十多种，这些医籍都是远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前的宋元医学名著，内容包括内、伤、五官、儿、妇、产等诸科，所记验方，均切实可行。《大典》中还有不少医案验方，对治疗疑难杂症，亦颇有功效。这些医药著作，对研究古代中医学、药物学以及继承和发展中医事业，都有值得参考和借鉴之处，可惜尚未引起医学界的足够重视。
   《永乐大典》可征引的书籍，皆据明文渊阁所藏宋、金、元精本摹写，与今天的通行本相对照，《大典》本“无不文从字顺”，足可订正今本文字讹误。象卷一一一二七——一一一三九、一一一四一等卷几乎保存了一部宋版《水经注》，又如《商君书》、王子年《拾遗记》皆以明刊本为最佳，今以《大典》相校，不仅文字远胜明本，而且有逸文。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前辈学者缪荃孙、傅增湘、陈垣等，曾用《大典》雠校群书，所获綦多。我们在整理古籍时，也可用《大典》相校，一定可以整理出更好的版本来。

robertch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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