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在辽东的传布—以公孙氏和慕容氏统治时期为中心(这个是原创：)

天人合一

这篇论文是某次学术会议召开以后，论文结集以后，还缺点篇幅，需要以辽海为内容，所以就写了这篇水平比较低的东西，已经发表。发上来请朋友指正。哈，别嘲笑俺啊。



           中原文化在辽东的传布

                     ——以公孙氏和慕容氏统治时期为中心





摘   要：
本文主要考察了三国时期公孙氏据辽称王和十六国时期慕容氏据辽称帝两段历史时期的中原文化在辽东的传布情况。本文认为，在中原乱世的情况下，辽东却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局面，吸引了大批中原士人群体性的迁徙到辽东，使辽东文化水准大幅度提升，知识分子和统治者之间基本形成了政治互信并使讲学传统得到建立和发展，充分采用了礼乐系统，逐步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经济水平明显进步，使中原文化在这两个历史时期得到了广泛传布。

关 键 词：
辽东   中原文化   公孙氏   慕容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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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燕国置辽东郡，辽东始成教化之区[[1]]。秦汉时继设辽东郡，汉人不断迁徙，辽东文化而有新的发展[[2]]。但是，辽东仍是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对于中原文化仍然处于深度隔膜的状态。只有在中原大乱的情况下，辽东才一度形成了较大规模传布中原文化的局面，特别是三国和十六国时期，更是辽东历史上传布中原文化比较多的时期。三国时，公孙度据辽东自立，吸引了大批中原士人到辽东避难立业；十六国时期建立的前燕慕容氏政权也吸引了大批中原士人来到辽东避难建功。他们来到辽东，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促进了辽东文化水平的提高，对政治、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对于公孙氏统治时期的辽东文化，有论文专门探讨了避乱辽东诸士人活动[[3]]的情况；对于慕容氏统治时期的辽东文化，有文章探讨了教育问题[[4]]，但主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化问题上[[5]]。另外，有些文章虽然讨论的主要不是文化问题，但其中也牵涉到中原文化传布的若干方面[[6]]。还有多部东北史著作[[7]]也提到了中原文化在辽东传布的问题。但是，这些论文和专书中对于公孙氏和慕容氏统治时期中原文化的传布并没有系统的论述，并且把两者联系起来的进行综合研究似乎未见[[8]]。本文试图对这两个时间段内中原文化在辽东传布情况进行一个初步的梳理，以便更好的理解辽东文化的发展历程。

一、公孙氏、慕容氏治下的辽东局势

公孙氏政权由襄平人（今辽阳）公孙度建立，历三世四主，前后五十余年，是一个是本地生长的汉人政权；慕容氏政权由鲜卑慕容部的慕容廆创建，历四世，前后八十余年，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这样两个不同的政权却在天下大乱的时候据地辽东，在小区域内建立了政治开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基本局面，从而吸引了大批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士人来到辽东。

公孙氏统治时期，注意保存自己的实力，甚至采纳来自敌方大臣的意见[[9]]，不轻起兵衅，同时，“东伐高句丽，西击乌丸，威行海外”[[10]]，打击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并与关内诸候特别是魏国保持良好关系[[11]]，建立了一个政治相对稳定，又比较开明的局面。与此同时，辽东经济也取得了一定发展。随着大批中原农民的进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带到了辽东[[12]]，这大大提高了辽东的经济水平，人口也较之中原大增，到司马懿平辽的时候，竟然能“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13]] 。公孙氏治下的辽东，大力打击豪强地主[[14]]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据说辽东还出现了“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商贾之人，市不二价”[[15]] 的情况，虽然是溢美之词，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社会是比较稳定的。

慕容氏统治时也注意尽量和晋朝保持良好关系[[16]] ，在慕容翰的建议下，出兵讨伐素连、木津，以求“忠义彰于本朝，私利归于我国”，维护了辽东本地的安宁[[17]] ，司马光就认为：“慕容廆政事修明，爱重人物，故士民多归之”。[[18]] 使辽东地区又出现了一个政治相对稳定，统治开明的局面。在经济上也有一定的发展，慕容廆认为：“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19]] 所以大力发展农耕事业，“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20]] 。而且，慕容廆重视社会稳定，亦曾开仓赈灾[[21]] ，还主张“狱者，人命之所悬也，不可以不慎。”[[22]] 使辽东再次出现了稳定的局面。

二、中原知识分子的群体性迁移

与辽东的稳定形势相比，中原地区长时间处于大乱之中，所谓“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23]] 说的虽然是汉末情景，但直到公孙氏时期，中原仍然如此。金毓黼先生指出：“中原遭刘石之乱，人民之荡析离居者，十室而九”。[[24]] 在这种情况下，中原人民特别是有一定迁徙能力的士人向辽东迁徙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了。

公孙氏统治时期，主要是吸引了来自齐鲁之地的知识分子，亦如金毓黼先生所指出的：“诸贤皆籍于齐鲁，自登州浮海而往”[[25]] 。先后来到辽东的，史载比较知名的，有国渊、邴原、王烈、管宁、刘政、太史慈等人，其中尤以邴原、王烈、管宁对辽东文化建设贡献最大。他们来到辽东，都不是一个人前来，既有宗族部属随之，又有慕名而来者，如邴原：“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26]]可以说，他们造成了知识分子的群体性迁移。

到慕容氏时期，中原知识分子的群体性迁移越发明显，人数更多，而且地域也从齐鲁一地向外扩展，甚至有来自会稽的。并且，与公孙氏时期的统治者虚尊求名，士人小心谨慎的情况[[27]] 相比，慕容氏正好相反。慕容氏大量任用汉人为官，并给予实职。慕容廆所建立的流寓汉人四郡，就都是由汉人任行政首长[[28]] ，另外还任命了大批来自中原的知识分子任职，“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29]] 在慕容儁称帝后的权力分配中，仍然是汉人占多数[[30]] 。这说明，知识分子的迁徙规模更大了，在政治上也取得了更高的地位。

三、辽东文化水准的大幅度提升

正是由于作为中原先进文化载体的士人——知识分子的群体性迁移到辽东，辽东的文化水准大幅度获得提高。统观公孙氏和慕容氏统治时期，辽东文化水准的提升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和统治者之间基本形成了政治互信并使讲学传统得到建立和发展，充分采用了礼乐系统，良好的社会风气逐步形成，社会经济水平明显进步等几个方面上。

公孙氏统治时期，渡海诸贤多以授课为业，管宁就主动的“因山为庐，凿坏为室。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也。”[[31]] 避开公孙度的怀疑，使公孙度“安其贤”。国渊也以讲学为业：“渊笃学好古，在辽东，常讲学于山岩，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32]] 这种讲学虽是“主动”，却也是“被动”，防止公孙氏猜忌而已。至慕容氏统治时期，国家正规学校建立[[33]] ，士人和统治者已经基本形成了政治互信，不必用讲学避猜以求自保，可以正式的出任各种官职了。甚至“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34]] 慕容皝“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35]] 慕容儁曾“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36]]

公孙氏和慕容氏统治时期，广泛地采用中原的礼乐。如公孙度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的时候，就充分地认识到了礼乐对维护统治的重要意义，并“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坛墠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鸾路，九旒，旄头羽骑。”[[37]]。公孙康“外以将军太守为号，而内实有王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也“卑己崇礼”。[[38]] 慕容廆甚至以“礼”使汉人的“东夷校尉”感到“惭之”，[[39]] 在他的统治时期，避乱汉人甚至不投靠同属汉人的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40]] 慕容皝还“行乡射之礼”、“行饮至之礼”。[[41]] 慕容伟与臣下很正式的讨论过冠服的问题，并逐一“详定”。[[42]] 关于五德历运[[43]] 的讨论，虽然非直接关系礼制，但也很说明慕容氏对中原文化传统的观念和态度。

辽东本为蛮荒之所，更兼乱世之中，“朋党之人，互相谗谤”[[44]] ，社会风气极为恶劣。自渡海诸贤来到，辽东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据说在王烈的教导下，辽东“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商贾之人，市不二价”。[[45]] 又如管宁，“所居屯落，会井汲者，或男女杂错，或争井斗阋。宁患之，乃多买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来者得而怪之，问知宁所为，乃各相责，不复斗讼。邻有牛暴宁田者，宁为牵牛着凉处，自为饮食，过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惭，若犯严刑。”[[46]] 在他们的带领下，使辽东“左右无斗讼之声，礼让移于海表。”[[47]] 虽为溢美之词，却也能说明辽东社会风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慕容氏十分注重汉化，特别注重儒家文化的传播，慕容翰就“爱儒学”[[48]] ，慕容儁十分愿意和臣下探讨所谓“义理”[[49]] ，并且儒家文化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社会生活[[50]] 。这也说明，慕容鲜卑的汉化程度是比较深的，对于民族融合有着重要的意义，有学者认为：“在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已接受了汉族正统思想，在文化的深层部分完成了重要转变。”[[51]]

在公孙氏和慕容氏统治时期，辽东经济有了较大进展。渡海来辽诸贤，先后带来了大批流民，这些流民掌握着比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到司马懿灭辽时，辽东人口大量增加，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如果没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是不会滋生如此之多的。金毓黼先生也认为：“公孙渊袭其祖父之业，三世具有辽东，物力殷富。”[[52]] 慕容氏不仅大力推行汉化，在经济上也采取中原的生产方式，主动走向农耕社会，并把“苑中”拿出来供农耕之用[[53]] ，特别是在封裕上奏后，更“苑囿悉可罢之，以给百姓无田业者。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若私有余力，乐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沟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54]]有论者认为：“解决了当时流民倍增，民多地少，生产困难的难题，为前燕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55]] 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辽东农业经济的发展。



总之，在公孙氏和慕容氏统治时期，辽东文化有了长足进展，推动了辽海地区的文化事业进步。但是，对于这两段时期的文化事业发展的程度及影响并不能给予过分的高估。因为这是无根的发展，虽然给辽东留下了若干遗址古迹[[56]]，却没有对辽东的社会生活发生根本性的影响。一旦出现“中国稍安”[[57]] 的情况，士人们就纷纷返回中原，他们有了更大的舞台，就无心留恋辽东这样一个边陲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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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佟冬主编的《中国东北史》第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第235页）就认为：燕之在东北南部设郡置官，有助于比较牢固地把这一地区置于自己的有效管辖之下，这对于加强东北南部的开发，推进东北南部封建制的发展，都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2]] 张博泉著《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第66页）指出：随着封建经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中原汉族人民不断地向东北迁徙，他们带着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方法，与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东北边疆，使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3]] 吴兴彬、李键：《东汉末年避乱辽东诸贤活动述略》，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3期

[[4]] 刘兆伟：《中国古代东北乌桓鲜卑教育概说--慕容鲜卑教育的特色》，载《锦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5]] 笔者见到的主要有如下几篇：邹礼洪：《论中原士大夫对前燕慕容氏封建化的影响》，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郑小容：《慕容鲜卑汉化问题初探》，载《文献》1990年第2期；要瑞芬：《试论后赵、前燕、前秦统治政策汉化成分之差异及其原因》，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刘国石：《鲜卑慕容氏与赵魏士族》，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5期；李森：《鲜卑慕容氏诸燕汉化考述》，载《潍坊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李海叶：《汉士族与慕容氏政权》，载《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慕容浩：《浅析慕容鲜卑的汉化》，载《北方经济》2004年第10期

[[6]] 笔者见到的主要有：李交发：《试论前秦前燕对峙中的人才擢用：兼析前秦败亡原因之一》，载《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张云樵：《论辽东公孙氏政权》，载《松辽学刊》1989年第1期；[韩]池培善:《就封裕上书论前燕慕容皝时期的经济政策》，载《许昌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张云樵、张莉：《对辽东公孙氏政权的剖析》，载《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7]] 除上引两种东北史之外，还有金毓黼《东北通史》上编六卷，由五十年代出版社于1944年出版，笔者所据为超星图书馆（http://www.ssreader.com.cn/）藏书，书号为10120014；董万仑著《东北史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程妮娜主编《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

[[8]] 只有一本普及性的小册子《辽海文化》（崔粲、杜尚霞，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简略的并提了这两次传布中原文化，并认为这是传布中原文化的两次高潮。

[[9]] 作为被扣留的曹营支持者，凉茂就曾当面反对公孙度攻魏的企图，而公孙度之所以听取这个意见，除了凉茂个人的胆识，还因为政治上的主动性和军事上的实力都落后于魏。《三国志卷十一•凉茂传》：度谓茂及诸将曰：“闻曹公远征，邺无守备，今吾欲以步卒三万，骑万匹，直指邺，谁能御之？”诸将皆曰：“然。”又顾谓茂曰：“于君意何如？”茂答曰：“比者海内大乱，社稷将倾，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成败，夫为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忧国家之危败，愍百姓之苦毒，率义兵为天下诛残贼，功高而德广，可谓无二矣。以海内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责将军之罪耳。而将军乃欲称兵西向，则存亡之效，不崇朝而决。将军其勉之。”诸将闻茂言，皆震动。良久，度曰：“凉君言是也。”

[[10]] 《三国志》卷八

[[11]] 如建安十二年，曹操破乌丸，部下建议直取辽东，但曹操的军事实力此时尚不足一举平辽东，所以主动给公孙康一个暗示“引兵自柳城还”，公孙康看到曹操无意攻取辽东，立刻斩袁尚等并“传其首”。事见《三国志》卷一：初，辽东太守公孙康恃远不服。及公破乌丸，或说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还，康即斩尚﹑熙及速仆丸等，传其首。诸将或问：“公还而康斩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

[[12]] 如王烈等就带来了农器，并教农民使用，所谓：“躬秉农器，编于四民”（《三国志》卷十一）

[[13]] 《晋书》卷一

[[14]] 《三国志》卷八：先时，属国公孙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为伍长。度到官，收昭，笞杀于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无恩，皆以法诛，所夷灭百余家，郡中震栗。…………故河内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恶度所为，恐为所害，乃将家属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尸，诛其宗族。

[[15]] 《三国志》卷十一

[[16]] 《晋书》卷一百八：廆谋于其众曰：“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何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来降。

[[17]] 《晋书》卷一百八：率骑讨连、津，大败斩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辽东郡而归。

[[18]] 《资治通鉴》卷八十八

[[19]] 《晋书》卷一百八

[[20]] 《晋书》卷一百八。也就在此时，辽河流域开始植桑，可参考《东北地方史稿》的有关论述。

[[21]] 《晋书》卷一百八：永宁中，燕垂大水，廆开仓振给，幽方获济。天子闻而嘉之，褒赐命服。

[[22]] 《晋书》卷一百八

[[23]] 《后汉书》卷四十九

[[24]] 《东北通史》上编六卷，第136页。

[[25]] 《东北通史》上编六卷，第107页。

[[26]] 《三国志》卷十一

[[27]] 如管宁在公孙度处，绝口不谈国事：“宁往见度，语惟经典，不及世事。”（《三国志》卷十一）

[[28]] 据日本学者古川道雄考查，有成周内史崔焘，成周太守卢晏，营丘太守皇甫真、卢偃，唐国内史阳裕等。可参看《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72页注14，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

[[29]] 《晋书》卷一百八

[[30]] 关于此点，古川道雄的分析值得注意，在列举了太尉封奕、侍中慕容恪、尚书令阳鹜、左仆射皇甫真、右仆射张希、中书监宋活、中书令韩恒等并确认封、阳、皇甫、韩等四人明显为汉人后，他指出：“全是套用中国式官制，而且汉族出身者在各级职务中占压倒多数，能够确认为北族出身的只有慕容恪一人。”（前引书，第58页）

[[31]] 《三国志》卷十一

[[32]] 《三国志》卷十一

[[33]] 《晋书》卷一百八：“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

[[34]] 《晋书》卷一百八

[[35]] 《晋书》卷一百九

[[36]] 《晋书》卷一百十

[[37]] 《三国志》卷八

[[38]] 《三国志》卷十一

[[39]] 《晋书》卷一百八：廆致敬于东夷府，巾衣诣门，抗士大夫之礼。何龛严兵引见，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问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礼，宾复何为哉！”龛闻而惭之，弥加敬惮。

[[40]] 《晋书》卷一百八：时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自以为南州士望，意存怀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

[[41]] 《晋书》卷一百九

[[42]] 《晋书》卷一百十：俊给事黄门侍郎申胤上言曰： 夫名尊礼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汉以萧、曹之功，有殊群辟，故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世无其功，则礼宜阙也。至于东宫，体此为仪，魏、晋因循，制不纳舄。今皇储过谦，准同百僚，礼卑逼下，有违朝式。太子有统天之重，而与诸王齐冠远游，非所以辨章贵贱也。祭飨朝庆，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长至，太阴数终，黄钟产气，绵微于下，此月闭关息旅，后不省方。《礼记》曰：“是月也，事欲静，君子齐戒去声色。”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从八能之说。或以有事至灵，非朝飨之节，故有乐作之理。王者慎微，礼从其重。前来二至阙鼓，不宜有设，今之铿锵，盖以常仪。二至之礼、事殊余节，猥动金声，惊越神气，施之宣养，实为未尽。又朝服虽是古礼，绛褠始于秦、汉，迄于今代，遂相仍准。朔望正旦，乃具衮舄。礼，诸侯旅见天子，不得终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仪。礼贵适时，不在过恭。近以地湿不得纳舄，而以衮襈改履。案言称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体之间，上下二制，或废或存，实乖礼意。大燕受命，侔踪虞、夏，诸所施行，宜损益定之，以为皇代永制。俊曰：“其剑舄不趋，事下太常参议。太子服衮冕，冠九旒，超级逼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废，皆可详定。”

[[43]]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参考罗新的《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44]] 《三国志》卷十一

[[45]] 《三国志》卷十一

[[46]] 《三国志》卷十一

[[47]] 《三国志》卷十一

[[48]] 《晋书》卷一百九

[[49]] 《晋书》卷一百十：俊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暇，唯与侍臣错综义理，凡所著述四十余篇。性严重，慎威仪，未曾以慢服临朝，虽闲居宴处亦无懈怠之色云。

[[50]]例如，一女不嫁二夫的思想已经融入到妇女本身的思想里面了，慕容德的女儿平原公主就认为：“忠臣不事二主，贞女不更二夫”。事见《晋书》卷九十六：段丰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书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为平原公主。年十四，适于丰。丰为人所谮，被杀，慕容氏寡归，将改适伪寿光公余炽。慕容氏谓侍婢曰：“我闻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无辜，己不能同死，岂复有心于重行哉！今主上不顾礼义嫁我，若不从，则违严君之命矣。”于是克日交礼。慕容氏姿容婉丽，服饰光华，炽睹之甚喜。经再宿，慕容氏伪辞以疾，炽亦不之逼。三日还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书其裙带云：“死后当埋我于段氏墓侧，若魂魄有知，当归彼矣。”遂于浴室自缢而死。及葬，男女观者数万人，莫不叹息曰：“贞哉公主！”

[[51]] 郑小容：《慕容鲜卑汉化问题初探》，载《文献》1990年第2期

[[52]] 金毓黼：《东北通史》上编六卷，第111页

[[53]] 《晋书》卷一百九：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

[[54]] 《晋书》卷一百九，封裕奏文甚长不具引

[[55]] 李森：《鲜卑慕容氏诸燕汉化考述》，载《潍坊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56]] 关于公孙氏和慕容氏统治时期辽东的文物古迹的研究，笔者目力所及者集中在前燕遗存，有如下数篇：田立坤、李智：《朝阳发现的三燕文化遗物及相关问题》，载《文物》1994年第11期；田立坤：《朝阳前燕奉车都尉墓》，载《文物》1994年第11期；于俊玉：《朝阳三合成出土的前燕文物》，载《文物》1997年第11期；田立坤、张克举：《前燕的甲骑具装》，载《文物》1997年第11期

[[57]] 《三国志》卷十一

长歌－废墟

顶上去,哈.我不懂,但个中高手应该会感兴趣的.

无终子

最近有些人说古襄平在铁岭,不知确否?

物虚生

高丽王曾被封为辽东郡公，
好像是资治通鉴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