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郎*顾之争是如何升级的？”

wicatu

----“2004.8.28”会议回忆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杨帆 教授
　　
　　2005年8月31日
　　
　　2005年7月， 顾*雏*军被拘留，给1年以来的“郎*顾之争” 打上的句号。 案件背后是学术界尖锐的对立，一方是强大的权*力*资本集团，他们开一次研讨会，每个人可以拿到顾雏军8万元出场费，能够在他们“领袖年会”上发言的，大概标价是 25万。 大多数媒体都支持他们， 权*力*资本的势力已基本控制媒体，比收买学术界还要厉害。 于是，代表弱势群体和国家民族利益的一方，就只能作为“非主流”，在网络上与民意结合，与主流抗争。现在，连网络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包括官*方*的限制， 私人以官方名义的限制，和私人直接的起诉等。 那里有什么老百姓的言*论*自*由，和为老百姓的言论自由？
　　
　　什么是“主流”？ 老左派说“主流是马*克*思*主*义”。否！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被边缘化了，实际的“主流”是：以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念主导中国改革开放，支配和控制其他社会科学，控制社会舆论，为腐败的权力和腐败的权力提供理论基础。把他们单纯定义为“新自由主义”也不恰当， 这是老左派一贯只反资本不反权力的思路， 我们反对的是权力资本化，这是国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中国无所不包的权力体系相结合的产物，我现在找到了一个词：“瓜分派”，可能比新自*由*主义更加准确，可以和老左派划清界限。
　　
　　15年以来，我们非主流和“主流的瓜分派”进行了长期的论战， 1年以来集中表现在郎顾之争。 我现在非常想知道；是谁批准抓顾雏军？ 证监委能下这个决心吗？ 这不是抓一个人的问题，顾已经成为中国瓜分派的典型代表，成为收买和支配理论界的代表，这一抓，岂不是改变了理论生态？ 难怪大小刊物对此讳莫如深，只报导顾的案子，不提其背后的理论斗争。 这也说明， 理论斗争比抓一两个人重要得多。权力资本集团可以抛弃几个代表人物，但是不能抛弃他们的理论支柱，否则就形不成“自觉的利益集团”了。
　　
　　在中国，瓜分派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 理论斗争和群众抗议无法战胜他们。他们如果失败，那是因为他们理论水平低， 他们的理论不能使他们更理性，有节制，而是使他们更狂妄， 瓜分无度。 这样会把中国带入金融崩溃，或者败于国际强权，只有此时，他们才能被清算，中国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第二就是他们其实形不成稳固的集团，内部总是有人太狂妄，不断出现象张五常顾雏军这样的，国际标准犯罪分子，不仅自己败亡，也毁灭了自己这派理论的前途。
　　
　　在此顾雏军被拘留的时刻，我写下这篇文章，纪念这位以特殊方式参与，并且影响了中国经济学界论战的企业家。从经济思想史的意义来看，顾雏军是有价值的。就好象毛泽东经常调侃的： “感谢日本人打我们“差不多。如果他行贿的面再大一些，我们的理论对手岂不是全盘丧失了“公信力”？
一．8．28 会议的由来与过程
　　
　　2004年8月20日，我正在南京参加“东部战略研讨会”，连续接到几个记者的电话，希望我们声援郎咸平，原来他因为质疑国有资产流失，遭到顾雏军起诉。我言：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呼吁多年，传媒很少报道，郎咸平也没有声援我们呀，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声援他？是不是因为他是美国回来的，就特别值得炒作呢？
　　
　　当记者们一再解释以后，我觉得应该出面支持。 第一，是郎咸平表示“不希望孤军奋战”，呼吁国内经济学界支持他，许多媒体例如《北京晨报》专门发表评论，把国内大多数“主流派经济学家”保持沉默，称为“集体失语”，并且开始“敲打”经济学家的良心。第二， 顾雏军在香港起诉郎咸平是非常愚蠢的，他为媒体扩大了传播的空间，只要题材涉及个人官司，不仅吸引大众，而且各媒体对此很少限制。当局面失控以后，张维迎们气势汹汹指责媒体，要求他们管住记者，实在是找错了对象。这次是顾雏军自己打倒自己，而且坏了“瓜分派”的大事。 即使他不被抓，也应该被“瓜分派”清理门户了。会后顾雏军不服气，竟然使用高额出场费聘请国家机关研究官员和著名学者替他吹嘘，一付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嘴脸。如果真的被香港方面调查，暴露出问题怎么办？ 顾雏军不害怕有人害怕，他的败露是早晚的事情。
　　
　　第三，据许多记者反应，京城各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态度实在恶劣，善者以没时间或者不懂为托词，恶者则说郎咸平不是经济学家，不知道这个人等等。这就引起了我的愤怒。
　　
　　虽然我早已经被“瓜分派”列为另类，被许多媒体负责人做为“新左派”而加以限制，我也正式宣布和经济学主流派恩断义绝，而自称“非主流”，但我还是替中国经济学界感到耻辱。他们“以沉默封杀对手”的手段我太熟悉了。对于MBO之类的分国有资产，更是讳莫如深，几年以来大家不断听说各地在分国有资产，不断爆发工人抗议，但就是不见大多数媒体报道，如果没有网络，再过两三年，一次“静悄悄”的瓜分真正会在中国实现了。
　　
　　于是，我与两个年轻人策划，由邵振伟直接联系郎咸平，他欣然接受，地点安排在搜狐网，因为郎咸平是他们顾问。正巧那几天《中国青年报》三个记者找我采访，这个消息就在8月24日上了他们网站。 以后三天，数十名记者询问开会事宜，搜狐网也受到压力，在27号晚上表示不当发起单位，只提供场所。我和邵振伟商量，以他个人名义充当发起人，与乌有之乡范景刚联合主办。 有报纸会后报道：“一神秘人物宣布自己为此次会议的发起人，引起轰动。” 搜狐网重点报道郎咸平，没有刊登我们“非主流”的发言，我们发言全文发表在乌有之乡网站上（WYZXWYZX。COM）。
　　
　　为防止会议当天再出意外，我们商定了临时转移方案，如果实在找不到开会地点，就转移到我家里开。----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开一个讨论重大公共问题的讨论会居然还要准备受这样打压，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等待“有关部门”打电话来封杀这个会，但是居然没有，这也是天意，我至今认为这不是失控，而是“上边”有意放了一下，马上酿成网络上全体人民声讨权力资本瓜分国有资产的强大浪潮， 400多学者参加了辩论。这样的气氛有利于9月份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顺利召开。
　　
　　8．28 上午我们见了郎咸平，他说官司已经开始不宜谈， 这次要批判新自由主义。 是邵振伟在中午帮他准备的发言。 下午郎咸平公布了请而不到的“主流派”学者名单，这也是双刃剑，一方面表示对主流不满，一方面与非主流划清界限。会上他表示自己是主流，要以在国际刊物发表文章确定学术地位，对我们的发言也很不耐烦，引起我的反感和批评。
　　
　　随后几位“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发言支持郎咸平，维护国有企业制度，主张强化管理监督。国资委宏观部部长赵晓不参加会议，但写了发言稿痛斥郎咸平不了解中国情况，破坏改革大局，“好象一头公牛闯进了瓷器店”。
　　
　　“国资委企业部部长，反方代表张文魁单刀赴会”，得到我们的鼓励和善待。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极力避免单方话语霸权。张文魁当时是满意的，但会后却为顾雏军单独举办讨论会进行吹嘘。 还有国资委研究所所长王忠明在2002年请张五常讲演，就此掀起张五常热，除去贬低马克思以外，反复就是一句话：把国有企业送给当权者就是了。 在他们举办的学习班里，大量宣扬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有的高级官员这样说：“把国有企业送给经营者，好比旧社会，穷人养不活自己的孩子就送给富人。”----这样的国资委能否管好国有资产令人生疑。
　　
　　张五常在2003年初被美国法庭以偷税罪判刑，并且没收全部财产，他宣扬20年科斯产权理论，在中国已经变成为权力瓜分理论和政策策划，突然面临灭顶之灾，是“瓜分派”的主将某人积极活动找某“大人物”力保，才渡过这次危机。历史真相还会进一步继续被揭露。
　　
　　事情就这样拖延了2年， 瓜分国企大大升级了，而且是静悄悄的，成系统策划的，也难怪事情被郎咸平突然捅破，瓜分派有些气急败坏。 我们帮助郎咸平打破封锁却是偶然的，多少有些天意，天意就是民意，民意，不是民粹，是老百姓的意志，中国古代叫做“天道”，理论上高于天子的。这是中国人老祖宗的信仰，不知中国的精英们知道否？
8．28．会议既然顺利召开，为避免舆论一边倒，我最后作了一个中性的发言：
　　
　　第一，组织这次讨论会的目的在于打破经济学“主流派”的话语霸权，创造平等自由的对话平台，这比压倒对方观点更加重要，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
　　
　　第二，针对上海〈外滩画报〉记者挑衅性的提问（他问：郎咸平是不是和新左派合流了），我否认自己是新左派，并且指出，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论，是中国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为了打击不同意见制造的概念，是一顶政治帽子，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能准确地概括中国的真问题。真问题是经济学领域“主流与非主流“的争论。这个概括在这次大辩论中成为流行话语，“经济学主流派”及其瓜分纲领成为过街老鼠，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划分，因为不能概括争论双方自然被抛弃----这才是历史与实践对理论概念的最终选择作用。
　　
　　第三，我肯定国有企业需要改革，但不能被当权者瓜分，我建议暂停MBO，把国企出路定位为“国家战略产业”，以超越左右翼。我随后的文章《国有企业改革要超越左右翼》，当时被上海《国资杂志》部分发表，在9月15日被《社会科学报》和深圳《开放导报》发表，并收入许多文集。超越左右翼是我1994年提出的， 10年以后被实践验证其价值。
　　
　　二． 8．28 会议的意义与作用
　　
　　8．28．会议的顺利召开， 第一个重大历史作用，就是打破了经济学主流派的封锁，把学术争论通过网络扩大到全社会，形成全民自由讨论公共政策的高潮，影响了政府决策。
　　
　　瓜分派对此懊恼不已，他们马上召开一个“传媒的社会责任研讨会”，向媒体施加压力，要他们管好自己的记者。他们甚至向政府呼吁控制网络民意。 事后他们总结教训时，把这一个月的讨论归纳为：学术界新左派利用网络煽动“民粹主义”，形成了互动，搅乱了思想，干扰了改革大方向。改革出现了危机，因此需要把2005年定为“改革年”，并恢复综合性的体改研究机构。他们懊恼之极，说明了8。28 会议的价值。
　　
　　8．28 会议的第二个意义，是迅速打乱了经济学主流派的阵脚， 使其中的“瓜分派”暴露出来。
　　
　　中国庞大的主流派经济学家队伍，奉“瓜分派”为代表人物。 面对郎咸平的挑战他们不约而同地以集体沉默加以封锁，但8。28会议打破了沉默。赵晓，张文魁，王忠明，陈志武等已不能控制局面，许多老资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均不出马，如历以宁，萧灼基，茅予轼，张曙光等。中年的如魏杰，刘伟，钟朋荣，石小敏等也不出马。樊纲曾多次批评国有企业占有70% 金融资源，但只生产30%的国民生产总值，鼓吹私有化，这次却表示：得罪老百姓的事谁干呀。
　　
　　林毅夫以“先解决社会保障再改革”的表态推托了，他曾与张维迎辩论，认为产权不是最根本的问题。 吴敬链既坚持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又表示“国企改革不能停”，这是针对我的。在目前形势下，不先暂停下来就无法制止权力瓜分。二人均提出把一部分国有资产划归社保基金以保持中间态度。
　　
　　此时，“瓜分派”两位中年主将不得不亲自出马。
　　
　　8。28。当天晚上张维迎就在深圳回应说：“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以后又说：传媒要负社会责任，真正的学者要敢于对抗大众，我不和无耻的人辩论等等。两天以后，幕后主将周其仁出马，已按耐不住对郎咸平的怒火，一反平时温文而雅，大骂郎咸平，比起1989年京丰宾馆改革大会上的风采，这次是败走麦城，不仅在理论上没有打赢，而且破坏了自己的形象。主将出马过早，没有留预备队，这是兵家大忌。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出马就败落，问题出在网络民意的强大对抗，挫伤了他们的锐气。他们平时只在富人俱乐部中出入，极大地脱离了人民群众，再不是莫干山时代的“中青年”了。他们不习惯“民粹主义”的话语环境，面对网络民意没有经验，很快就发生对抗，这是最大败笔。
　　
　　8，28 会议的第三个意义，促成一般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分化。 有人把中国学术界划分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 即改革与反改革，我一直反对。认为这是自由派打击对手，设立假想敌的政治策略。我是不戴“新左派”帽子的。
　　
　　我的划分是经济学界的“主流和非主流”，所谓主流，就是以西方经济学树立自己学术霸权地位，为改革提供经济学依据，但是默认中国的权力资本化，实际成为“瓜分派”的那些“著名经济学家”。主流与非主流的争论，真正抓住了中国改革最核心，准确概括了改革焦点。 在这次全民大辩论中，大家自发抛弃了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概念，把“经济学主流派”作为批判对象。
　　
　　自由主义左翼的秦晖多年以来批判“掌勺人私分大锅饭”， 这次关键时刻南方周末资深记者鄢烈山尤其出色。包括许多法学家出面强调依法改革，表明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开始识破“瓜分派”的阴谋并与他们划清界限。
　　
　　历时一个月的大辩论， 人民群众与爱国主义学者相结合，依托网络，取得了1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大胜利。瓜分国有资产的阴谋既然被揭露，就很难再推行。大辩论与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配合默契。 这样的配合，瓜分派也有一次，那就是2002年的“张五常热”，由于美国审判张五常，他们演了一次闹剧。这次，是一次列入史册的雄壮喜剧。人民群众归根到底可以创造历史，决定改革的方向和命运。
三． 会后较量与中国改革的未来
　　
　　“瓜分派”在国庆节期间才清醒过来，组织多次反击， 包括：接受顾雏军之类的资助，召开了北京华侨宾馆会议，专门为顾雏军鼓吹， 随后在搜狐网组织瓜分派的反击。民营想到的是又被华生痛加批判，华生是80年代改革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瓜分派”又做改革的文章，其纲领是把2005年定为“改革年”， 实质是抵制中央新领导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科学可持续发展观”，“ 统筹兼顾”，调整社会矛盾的基本纲领，急于按照他们已经设计并且正在推行的“权力资本瓜分”，把所谓改革强行推行下去，而不顾一切社会后果。 在理论上维护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维护房地产泡沫， 进一步组织利益集团，这是他们力量的显示。
　　
　　他们所谓的“改革设计”确实阴险。瓜分派一些人是80年代参与改革开放的佼佼者，有贡献，许多人是我好友，共同为推动改革开放奋斗了15年。许多人信奉哈耶克，痛恨集权官僚体制， 崇拜西方人权自由，但是为了推进市场化改革，他们竟然越来越选择了一条制造权力腐败，让他们所痛恨的官僚利用权力先发财的道路。把国有企业有意搞垮，然后低价卖给企业经营者，就是其中最恶劣的一个。
　　
　　为什么他们有市场，能够得到强势集团的赞助和包庇，就是因为这样做能够给当权者带来他们从来没有过，甚至不敢想象的利益。 这个“当权者”是广义的，包括所有有投票权，评审权，支配权，出版权，录取权，话语权，审判权，监督权的人在内，都可以参加瓜分。这就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他们很可能成功，就象越王勾践送西施给吴王夫差， 20年，也足够亡了他的国。
　　
　　所幸的是阴谋暴露，骗术不灵，人民群众的力量正在壮大。国家应该通过立法，进一步加强人民群众的博弈力量。
　　
　　----网络是天然的低成本的自由与民主，现代社会，任何阴谋瓜分的事情实际是已经无法进行了。 瓜分派失败于网络，说明他们不代表先进生产力。
　　
　　-----外部势力的威胁，促使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空前高涨，今年通过网络，形成数千万人签名反对日本入常的壮举，加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瓜分派所谓“改革年”争取话语权，至今没有奏效。
　　
　　-----国家监管力量加强， 揭露一个又一个的腐败和犯罪分子， 和理论争论相互促进形成合力。 顾雏军被抓，给一年来的争论做了结论。以后还有更多犯罪被揭露，为他们服务的理论和经济学家将随之败落。
　　
　　----全社会的反思逐步深化， 经济学界的老前辈继陈岱孙以后，纷纷发言批判市场经济教条。 刘国光以80岁高龄撰写长文，强调社会公平的意义；周叔莲指出市场经济自身有缺点；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的批评医疗改革市场化的报告，引起极大社会支持；可预见，教育，科技，国防，社会保障，政府机关和学术界在权力资本化中间受到的损害，也必将一个一个被反思和纠正。
　　
　　我们最近提出“新改革开放观”， 主张在改革中间更加强调公平重于效率，在开放中更加强调国家安全。 关于国有企业的争论已经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基本权利问题，全面争论和博弈将在各个领域展开。
　　
　　中国向何处去？ 我们需要象30年前那样，再来一次思想解放，从新的市场教条中解放出来，坚决揭露和制止改革中的权力资本化和开放中的买办化倾向，使中国遵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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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何处去？ 我们需要象30年前那样，再来一次思想解放，从新的市场教条中解放出来，坚决揭露和制止改革中的权力资本化和开放中的买办化倾向，使中国遵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