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识别巧合中的真相

裁判

大量司法实践证明，要还原事实本来面目，公正处理案件，首先就是要善于提出各种假设，尤其是对一些特殊情况，更要多问个为什么。否则，思维陷入片面，差错就在所难免。
    世上之事，无奇不有。有的现象尽管那样难以使人置信，但却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此，一定要根据已经掌握的证据，善于多作一些发散性思维，假设各种各样的情况，穷尽一切现实的可能性。特别应当重视的是，这些需要进一步求证的假设，还必须包括那种在一般条件下无法出现的可能。福尔摩斯曾经说过：“当你把一切不可能的结论都排除之后，那剩下的，不管多么离奇，也必然是事实。”[1]这个论断的前提是排除“一切不可能”，如果做不到这点，很可能恰恰是其中的可能是现实的，那么，错案也就发生了。办案人员应当牢记，任何事物，都无不存在着个别因素和偶然现象。而这些表现为“例外”的情形，却常常是我们极易忽视的。故而可以说，案件的特殊情况，是存在于诉讼活动中的暗礁，只要一不留神就会触礁翻船，酿成冤假错案的严重后果。所以，诉讼过程中的假设，应当是全面的，必须穷尽一切现实的可能性。
    宋朝洛阳，有位僧人到一家旅店投宿，店主告诉已经客满并容许他在院子里的马车上休息。深夜，来了一伙强盗，在店内实施杀人抢劫，见店主的女儿美貌，就劫持而去。因为女子反抗，歹徒便将其杀死，丢在一个枯井里。在这伙强盗离店之后，僧人十分恐惧，生怕官府里的人把自己当成作案者，就连夜匆忙逃走。由于不敢沿原道奔跑，慌不择路，误入荒草丛间，不小心落到了那个枯井里。由于井很深，他怎么也爬不出来，结果被官府捉获。僧人有口难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为什么要慌慌张张逃跑？为什么和被害人尸体在一起？有这么大的作案嫌疑，再“抵赖”就是大刑伺候了。最后，僧人受刑不过，只好自诬。有“凶手”的供述，有抛尸现场，并且“凶手”和死者在一起，从表面上看，这岂不就是一件“铁案”。于是，僧人成了冤死鬼。[2]清朝也有一件很巧合的案件，山西安县大户人家林宝业因为年迈体弱，请了表亲之子张歧指做管家。他的左手有一只多余的手指，故称此名。这年，林宝业为儿子继业娶亲。迎亲这天，人员混杂，有一个叫程三儿的小偷也混入其中，恰恰这个人右手也多余一个指头。酒宴期间，张歧指因肚痛而返回。乘众人在灌新郎的时候，程三儿潜入洞房，见坐在床上的新娘艳丽漂亮，就急忙关门脱裤。新娘以为是新郎，就听凭他解衣宽带，总觉得有歧指和她身体相触。程三儿戏弄新娘后顺手牵羊拿上一些衣物急忙逃走，新娘便睡着了。没过多久，所有的客人都醉了，继业来到新房，叫醒新娘。新娘见之责问：“你是什么人？”继业笑着说：“我是你的丈夫。”新娘看了继业的手后，大哭起来：“有个歧指的人已冒充新郎欺骗我，离开不多一会儿。”继业马上想到了平时轻薄的张歧指，愤怒上门，将其扭送到官府。而此时，蒙受羞辱的新娘在家中自缢身亡。县令方尹经过调查，得知张歧指平时就喜欢干一些男女间风流事，且也长着多余的指头，就严刑逼供。张歧指忍受不了痛苦，最后含冤承认，被斩首处死。后来程三儿抢劫被抓，供认了冒奸行为，并用自己当时所偷的实物为证。[3]如此巧合的案件事实，犹如是一个很容易使人上当的周密骗局，确实会让那些不够认真和细心的办案人员误入歧途，办错案件。
    上述所列举的是古代案例，这样的冤案在现代也同样存在。1992年2月1日，湘潭市外贸宿舍楼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年仅35岁的张小平和她5岁半的儿子被砍死在家中。办案人员在侦查中发现，当地农民姜自然曾到被害人家中打过麻将，重要的是，姜的皮鞋与凶杀现场的血鞋印非常相似。后经鞋印鉴定，得出同一认定结论。于是，姜自然被确定为作案人，尽管在开庭审理时，先后有四名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姜自然没有作案时间，但是，法院依然作出了死刑判决。后经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姜自然无罪。公安侦查、检察审查和一审法院审理，之所以认定姜自然为凶手，就是没有设想到姜自然的皮鞋与现场血鞋印的同一，不能排除巧合的可能，无法得出唯一的结论。尤其是在多名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姜自然无罪的有力证据的情况下，依然判决被告人有罪，足见办案人员完全缺少对偶合现象的甄别意识，教训不可谓不深刻。[4]前几年，台湾也曾纠正了一起错杀的刑事案件。1996年9月12日，台北市大安区空军作战司令部营区一卫生间内，一名5岁谢姓女童遭奸杀身亡。军方认定在营区服役的江国庆涉案，主要“有罪”证据，就是现场有沾着江国庆精液和被害人血迹的卫生纸。江本人称精液是自己手淫后留下的，对此辩解，办案人员根本不予理睬，深信这个可能根本不可能存在，更不要说去认真查证了。于是，尽管江辩解并非自己作案，但其最终还是被认定为犯罪，并在次年8月13日执行枪决。后来，台湾“刑事局”与“调查局”发现当年女童命案现场血掌印，与犯性侵罪正被侦查的许荣洲相符，许也承认女童命案是自己犯下的。真相终于大白，然而江国庆却因为司法人员侦查思维的狭隘性（当然还有刑讯逼供等其他方面的原因），完全没有考虑到江曾到厕所自慰，精液喷到垃圾桶的卫生纸，女童被奸杀时，血迹也溅到卫生纸这样的巧合情况，酿成了天大的冤案。如果办案人员能够假设江国庆辩解的真实性，以及留在现场掌纹的第三人可能是凶手，那么，这样的错案也就完全可以避免。[5]
    其实，正如无巧不成书，在刑事案件中发生的此类特殊情节，不过是现实巧合的一个部分而已。在日常生活中也每每发生这样的偶然现象，了解认识这些特殊情况，对于我们在办案中进行全面推理，有很好的启迪帮助作用，十分有利于严把案件质量关。家住在铁道旁边的一位美丽少妇，有一天发现自己家里的床，火车每一次经过都会剧烈震动，她很担心这样一直下去会出现什么不好的结果。于是，这位少妇就找到了铁路负责人员，来她家里察看具体情况，寻找原因。她让负责人员躺到床底下感受一回火车经过时所带来的可怕情形。当这个男人刚刚钻入床下横躺身子后，美少妇的老公突然回家。丈夫发现有个男人竟然“藏”在自家床底下，就十分气愤的问道：“你在干什么？”这位负责人很无奈地回答：“我在听火车，你会相信吗？”这样的解释是何等地苍白无力呀，即便这位丈夫不是一个固执己见或者猜疑心很强的人，也会联想出那种不雅的事情。确实，一般的人都会以为这男人与少妇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而不会想到还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否则，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巧合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在办案过程中，假设某种巧合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办案思维，恰恰是否定“恰巧如此”，反倒是片面的。当然，假设这种巧合需要一定的事实基础，并非是胡思乱想，并且，还应当收集证据审慎地进行证明。否则，这样的假设不利于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故而，在办案中尤其不能从某种偶合的现象中，想当然地得出判断——这种认识往往是错误的，而是要善于假设多种可能性，才能排除疑点，得出唯一结论。吴国的皇太子孙登一天骑马外出，有个弹丸射了过来，他的随从就搜索射弹丸的人，正好看见一个人拿着弹弓、身上挂着装弹丸的兜子，就都认为射弹丸的是这个人。然而，此人坚决不承认是自己射的，随从们想用棍棒打他。孙登不允许，让随从们找回射过来的弹丸同这个人的进行比较，结果不相像，证明并非此人所射，便释放了他。[6]显然，如果孙登不深入细查，粗枝大意，必定使人蒙受冤屈。另外一个古代案件，也值得我们借鉴。唐朝南海，有个富商的儿子停船江边，看见岸上一所高门大户里有一位美貌女子，一点也不回避人，便上去调戏她说：“今夜我要到你屋里拜访。”女子听了没有显露出反感和为难的表情。到了夜里，女子果然开着门户等着他，不料有个窃贼潜入。女子误认是富商子，就高兴地迎上去。窃贼以为是来捉自己的，便用刀割断了女子的咽喉，慌忙逃离。富商子随即来到，在夜色中一脚踩到血泊中摔倒，听到女子头颈处尚有流血声，这才发现有人倒在地上，便急忙跑回船上，连夜解缆开船逃离。女子家人发现后，循着血迹追到江边，便向官府提出控告。衙门派人追捕，抓到了富商子，投入监狱，拷打审讯。富商子讲述了事情经过，只是不承认杀人。时任南海节度使的刘崇龟没有被这种巧合所迷惑，仔细查看了凶手遗落在现场的杀人刀，原来是把屠刀，于是下令：“某日要大宴，全境的屠夫都要集中到球场，等待分配宰杀任务。”那天，屠夫们集合起来，到了夜晚，刘崇龟宣布解散，命令屠夫们各自留下屠刀，次日再来。等屠夫们散去，刘崇龟让人用杀人刀换下一口刀来。第二天，众屠夫们各自认领了自己的刀走了，只有一个人站着不动，说：“剩下的这口刀不是我的。”问他是谁的刀，回答说：“是某人的刀。”刘崇龟急忙派人捕捉，可是那人早已潜逃。于是，刘崇龟便把另外一名应当处死的囚犯假充是富商子，在天将黑的时候予以处决。那潜逃的罪犯听到这个消息，便返回家中，便被捕捉，依法判处死刑。富商子犯了“夜无故入人家”之罪，仅被判处杖刑。[7]刘崇龟正是想到了其他可能性，才排除了由于现实的偶合所造成的富商子作案嫌疑。
     刑事案件的种类很多，作为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奇妙的碰巧之事，总会不时发生。巧合，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用一般的常识进行判断推理，必然要发生错误。“人之负冤，多因疑似。听者不能审谨，忿然作威，遂致枉滥。”[8]尽管这样的特殊情况出现得并不多，但却不可否认此类现象的客观性。因此，我们在办理案件时，既要用常情进行分析，也要用特殊的思维方法进行假设，设想可能出现的种种偶合。如果这个特殊假设被证据证明了，尽管是那样地难以使人置信，但终究是客观事实，从而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缺少这种特殊思考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思维狭隘，有一种可能性没有被想到，而恰恰这种可能就是事实，那么，刑事错案的发生也就无法避免。

注释：
[1]（英）阿·柯南道尔著：《福尔摩斯探案集（五）·皮肤变白的军人》，刘绯译，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第269页。
[2]李无未、陈维礼、刘琦主编：《古今冤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103页。
[3] （清）吴炽昌著：《客窗闲话》，王宏钧、苑育新校注，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107页。
[4]刘斌主编：《20世纪末平反冤假错案案例纪实》，珠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84—88页。
[5]http://baike.baidu.com/view/5156581.htm，访问时间2015年7月18日。
[6]孙一冰、刘承珍著：《白话折狱龟鉴》，警官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7]孙一冰、刘承珍著：《白话折狱龟鉴》，警官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8]孙一冰、刘承珍著：《白话折狱龟鉴》，警官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