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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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了一下，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游记，但这一篇谈游记文章的随笔，算是打个擦边球吧）
  
  我们对游记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
  小时候学写作文，在度过看图识字阶段后，老师大都通过写游记来训练我们的描写能力，皆因普遍认为游记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描写景物。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写游记，则是因为我有一本非常好用的小书，里面全是三行以内的漂亮句子--种种比喻拟人任君选择丰俭由人，让我提前体验到文字上的小康社会。记得四五年级时曾经写过一篇千字左右的\"游记\"，其实通篇都在写飞机上见到的云，极尽附会想象之能事。当时写完后很得意，觉得不用多久自己的句子也能印到小书上了。后来读到王朔写云，说这块云像海盗，那块云像马克思，只这么两句，让我从此绝了写云的念头。
  游记是否算一个独立或相对独立的体裁，颇有商榷的余地。单凭题材通常是不足以成为一个体裁，但从在文学史的位置（通常是受冷遇的）看，游记文学又仿佛自成一家，沈从文曾抱怨\"游记文学历不列入文章正宗，只当成杂著小品看待，在旧文学史中位置并不怎么重要。近三十年很有些好游记，写现代文学史的，也不过聊备一格，有的且根本不提。\"然而今天的文学史里，关于游山玩水题材的讲述真不少，比如郭璞的游仙诗和谢灵运的\"山贼\"美名都为读者熟知。
  近年自助游风气大盛，随之而来的游记多不胜数--除了因为简单好写（最末流的游记就是流水账），大概是好不容易旅行一次，不写些漂亮的游记留念实在说不过去。然而我因为笔头极懒以及一贯的眼高手低，总是去的地方多写的东西少，美其名曰述而不作，家人因此觉得给钱给我旅行与打水漂无异。其实常旅游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卯足了劲儿写成的游记往往看着矫情或过分趣味化，而本来不当游记写的文字却常常让人爱不释手。
《水经注》便是这样的例子。虽说其与《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和《文选注》合称四大名注，但由一本注书而发展成的\"郦学\"却是其余三本书难以企及的（\"文选学\"源远流长，但并非由其注发展而成）。因《水经注》自隋唐以来都是宫廷藏书，世人难得一见，至宋景佑之后才逐渐有些残缺的版本流入民间，到明清时郦学大兴。一般认为郦学分三派，其一为明万历年间形成的考据派，主要是针对自宋以来以讹传讹的钞本订正补全，此派到了乾嘉学者（全祖望，戴震等）手里至臻完善，为《水经注》整理出较完善的版本；其二为晚清的地理派，针对《水经注》研究过于脱离实际的情况，同时依据考据派学者的研究成果，杨守敬等人开始奋力剥削《水经注》的地理学剩余价值。当然也有三派以外的学者，晚年胡适便是，据说他穷十余年之力研究《水经注》是为了替其安徽老乡戴震打抱不平，大概是玩笑。在下无意冒充郦学专家，还是回过头来谈游记。
《水经注》研究的三派中，与本文主旨关系最紧密的当属第三派：辞章派。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水经注》的文学价值甚至超过了其地理学价值，对后世游记写作（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等）影响甚大，其《三峡》一文也选入了国内中学语文课本。辞章派的学者多是文人，主要从文学的角度欣赏《水经注》，其代表作是明代末年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合作的《水经注》点评本，谭元春在序里写道：予之所得于郦著者，自空濛萧瑟之外，真无一物。见识失之浅薄，评点中难免漏洞百出，更难免被考据派群起而攻之，板砖往死里拍。其实流连文字不是错，像苏轼在《寄周安孺茶诗》中就写到\"嗟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但自己在家里偷着乐也就罢了，出点评本就有点说不过去。这方面，远的例子有钟谭点评《水经注》，近的例子有前几年三国题材影视作品红火的时候，作家李国文重新点评《三国演义》，徒增笑耳。
  说到竟陵派，自然会提到之前的公安派。后者以三袁为核心，其中袁中郎（宏道）恰好也以游记名世，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入了他的《满井游记》（突然觉得好像中学语文教材成为衡量作家水平的重要指标了，汗）。关于公安派的文章前人著述甚备，我自己的一点体会是，在中郎笔下，写出游，开篇必写不得出游；出去赏花必定是挑残红时节；宿僧家又专写被屋外溪声吵得睡不着觉；和朋友喝酒也以挤兑朋友为乐，实在有点\"各色\"，至于周遭景物倒往往一笔带过，仿佛它们是为了衬托自己和友人而存在，这完全是\"六经注我\"的态度嘛。明末张岱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评价，在这里必须再次引用，张岱在《琅環文集·跋寓山注其二》中写道：古人记山水乎，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把袁中郎视为继郦道元和柳宗元之后的游记第三人，这是极高的评价。有人会问，明末的徐弘祖（霞客）为何不入张岱法眼，这大约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徐弘祖死后（1641）其日记才被整理付印，张岱（1597-1679）很可能因为\"国破家亡，避迹山居\"而没能及时看到徐的游记，其二可能是因为在张岱看来，徐弘祖的游记\"游\"有余而\"趣\"不足吧。其实张岱自己的游记做得也相当好，我很喜欢他的《西湖七月半》，此文劈头第一句是这样的：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想来后世林语堂等人鼓吹的\"幽默\"文章，也未必超过了这个水平。
  既然已经从公安竟陵谈到了林语堂，忍不住多谈几句新文学。在新文学里，周作人，施蛰存等都是晚明小品文的发烧友，施蛰存早年编过《晚明二十家小品》就是周作人题的书名，编者在自序中推搪说\"著书都为稻粱谋\"，但在我看来其兴趣才是真正原因。至于周作人自己，在其讲演《新文学的源流》中早已说得清楚：\"那一次的文学运动（案：指明末公安竟陵派），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很多作品也都很相似。\"新文学
的信念，在周作人看来，早已在袁中郎\"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八个字中概括清楚。新文学的发生，和除游记散文外的另一种游记文学：纪游诗颇有关系。1916年7月8日，《留美学生季刊》在纽约开会，会后任叔永、梅光迪（觐庄）等人一起在康乃尔大学附近的湖里划船，遇上大雨，船在靠岸时翻覆。为此，任叔永写了《泛湖即事》四言长诗记趣并寄给胡适看。胡适看后批评诗中\"言棹轻舟，以涤烦疴\"、\"猜谜堵胜，载笑载言\"里\"言\"和\"载\"都是死字，\"载笑载言\"是\"三千年前之死句\"，只有\"猜谜堵胜\"是\"20世纪的活字\"，引来梅光迪为之打抱不平。胡适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便写了（被认为是）新文学史上第一首白话诗回赠梅光迪（1916年7月22日），可谓\"活泼泼地\"，摘录如下：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而言，何必纷纷闹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    ……
  可能胡适当初都没想到，白话诗由纪游诗引出，没过几年就有\"信腕信口\"得简直不成律度的白话纪游诗出现：四川袍哥康白情一高兴，在他的长篇组诗《庐山纪游》里竟抄了一份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