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青杂考——从《水浒传》的花绣说起

虚和子

《水浒传》中，有五个好汉纹身刺青，书中但称做“花绣”。
一个是九纹龙史进。从他的绰号，便可知他身纹九龙。第二回，史太公向投宿的东京禁军教头王进说道：
“老汉的儿子，从小不务农业，只爱刺枪使棒。母亲说他不得，呕气死了。老汉只得随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钱财，投师父教他。又请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身花绣，肩臂胸膛，总有九条龙，满县人口顺，都叫他做九纹龙史进。”
一个是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是他出家后的法号，他的本名鲁达，原是延安老中经略相公帐下的一员提辖。他身上的这花绣，也是在出家前刺的。本来赵员外在求五台山文殊院真长老剃度鲁达时，众僧但见“这个人不似出家的模样。一双眼恰似贼一般”，未曾见他身上的花绣，想这花绣，是刺在身上衣服能遮盖处。到得受度后四五个月，闲极无聊的鲁智深下山喝了一回酒，酒后乱性，才露出这花绣来：
“只说鲁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来。下得亭子，松树根边又坐了半歇，酒越涌上来。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来，把两只袖子缠在腰里，露出脊背上花绣来，扇着两个膀子上山来。”（第四回）
原来花绣是刺在脊背上的。鲁智深的浑号叫做“花和尚”，还主要不在他是酒肉和尚，全不在意佛家的禁忌，而是“因他脊梁上有花绣，江湖上都呼他做花和尚鲁智深。”（第二十七回）
第三个刺花绣的，是病关索杨雄。他的花绣，是刺在双臂上的。因为他做着两院押狱，同时兼着刽子手的脚色，大约总是上捋衣袖，所以杨林第一次在街上见到他，便看到他“露出蓝靛般一身花绣”。施耐庵更做一首临江仙赞杨雄，首句便是“两臂雕青镌嫩玉”，大约他的这身花绣，是翠绿之色，所以以“嫩玉”比喻。
最美的花绣，刺在最美的人物身上，这个人物便是浪子燕青！
“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自小父母双亡，卢员外家中养的他大。为见他一身雪练也似白肉，卢俊义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若赛锦体，由你是谁，都输与他。”（第六十一回）
史进的花绣是刺在“肩臂胸膛”上的，鲁智深刺在“脊背上”，杨雄但刺在两臂上。只有这个燕青，是刺了“一身遍体花绣”，是“若赛锦体，由你是谁，都输与他。”这身花绣，成了燕青的个人名片，随处惹人嘱目：
“却待拽拳再打那前面的，反被那汉子手起棒落，正中燕青左腿，打翻在地。后面那汉子扒将起来，踏住燕青，制出腰刀，劈面门便剁。燕青大叫道：‘好汉！我死不妨，着谁上梁山泊报信？’燕青道：‘你问我待怎地？’那前面的好汉，把燕青手一拖，却露出手腕上花绣。慌忙问道：‘你不是卢员外家什么浪子燕青？’燕青道：‘左右是死，率性说了，教他捉去，和主人阴魂做一处。’便道：‘我正是卢员外家浪子燕青。今要上梁山泊报信，教宋公明救我主人则个。’二人见说呵呵大笑，说道：‘早是不杀了你！原来正是燕小乙哥！你认得我两个么？’穿皂的不是别人，梁山泊头领病关索杨雄；后面的，便是拚命三郎石秀。”（第六十二回）
这是他的主人卢俊义中了吴用题在墙上的藏头反诗“卢俊义反”被官府拿获、将正典刑之时，燕青上梁山泊搬取救兵时的一番情景。正是因为杨雄和石秀看到了他身上的花绣，才认出他的身份，否则，难免做了这两汉的刀下之鬼。
而最著名的，则是惹起了赵官家的婊子李师师的绮思：
数杯之后，李师师笑道：“闻知哥哥好身文绣，愿求一观如何？”燕青笑道：“小人贱体虽有些花绣，怎敢在娘子根前揎衣裸体！”李师师说道：“锦体社家子弟，那里去问揎衣裸体。”三回五次，定要讨看。燕青只的脱膊下来。李师师看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燕青慌忙穿了衣裳。李师师再与燕青把盏，又把言事来调他。（第八十一回）
这是宋江带同燕青去东京，到勾栏院里通款李师师，欲借裙衩上达道君皇帝，把梁山泊全盘招安时的一段情景。这李师师大约历史上是实有其人的，在勾栏中不但因着与道君皇帝的一段姻缘，颇为知名，而且据宋人笔记，她与当时的大词人周邦彦亦曲尽绸缪，为此惹得道君皇帝曾经大为吃醋。是这样一位不同寻常的烟花女子，当然眼界肯定是颇高的，也居然对燕青的这一身花绣，爱慕不已，不但“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而且“又把言事来调他”，可以想见这团花绣，是如何的动人心魄了。燕青的这身花绣，在去泰山和任原放对厮扑时，更是先声夺人：
“燕青除了头巾，光光的梳着个角儿，脱下草鞋，赤了双脚，蹲在献台一边。解了腿绷护膝，跳将起来，把布衫脱将下来，吐个架子。则见庙里的看官，如搅海翻江相似，迭头价喝采。众人都呆了。任原看了他这花绣急健身材，心里到有五分怯他。”（第七十四回）
第五个便是最后一个同没羽箭张清一道入伙的花项虎龚旺。那龚旺又自不同：“浑身上刺着虎斑，脖项上吞着虎头”，“斑烂锦体兽吞头”。全身的刺青，都显着武夫的雄壮，和浪子燕青的花团锦簇形成对照。（第七十回）
除了这五筹好汉，书中还提到那一群“三二十个都是花胳膊”的。那是太原的相扑力士任原的跟班。
“前面列着四把绣旗，那任原坐在轿上。这轿前轿后，三二十对花胳膊的好汉，前遮后拥，来到献台上。”（第七十四回）
在《水浒传》里，写到花绣的地方，无一处不是赞叹，无一处不是因着这花绣而表彰人物。单从这一点，就知道作者施耐庵对封建礼教的叛逆精神，如同全书把一伙犯了十恶不赦大罪的强人写成英雄好汉一样。为什么说以赞叹的笔意写花绣，透着叛逆精神呢？因为不但在宋以前，而且在作者施耐庵生活的明初以及此后，纹身都被看做市井下人的作为，为士大夫阶层所鄙夷，为礼法所不容，甚至还为政治生活所排斥。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
“（南宋咸淳七年十二月）贾似道欲制东南士心，乃令御史陈伯大请籍士人，开具乡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乡邻结勘，于科举条制无碍，方许纳卷。又严后省覆试法，比校中省元卷字迹稍异者，黜之。覆试之日，露索怀挟。有李钫孙者，少时戏雕股间，索者视之，骇曰：‘此文身者！’事闻，被黜。时边事危急，束手无策，而以科举累士人，其谬至此。”
贾似道是南宋末年的权相，为揽权固庞，诡计无所不用。对最爱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先打后拉，又打又拉。上引文就是打的一计。科举考试是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重要关节，历朝历代科举是否清明，关乎朝廷是否能得天下士子之心。取士公平，主司巨眼，有才之士得幸；科场舞弊，试官无能，才俊不幸，同时也是国家不幸。所以，严科场规矩，不能说是不对。但贾似道本意根本不在为国求贤，而是为了控制士子，所以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都带有刁难的性质。覆试，即对乡、会试取中者进行复试，本来是科举中重要的一环，借以考察取中过程，是否有上下交通舞弊情形。但贾似道的复试，对士子已是污辱了。“覆试之日，露索怀挟”，即让复试者袒胸裸体，以检查是否有夹带。结果就出现了滑稽的一幕：有个叫李枋孙的，一脱掉衣服，居然少时“戏雕股间”，在两臀之间刺了绣，以至“索者”骇之，检查的人很惊异。这一节的记载，除去贾似道王权乱政的一节不谈，客观的情况是，以正统眼光来看，士子在身体上刺绣，是一件很骇俗的事情。
又《续资治通鉴》卷三十六：
“（仁宗天圣二年）十二月，丙寅，权判都省马亮言：‘天下僧以数千万计，间或为盗，民颇苦之。请除岁合度人外，非时更不度人；仍令自今毋得收曾犯真刑及文身者系籍。’诏可。”
“都省”即尚书省，时马亮权判尚书都省兼知审刑院，掌管刑狱。宋仁宗年间，因为乃父乃祖时期采取开明的宗教政策，天下僧道人数增长很快，以至到了害民的程度，兼以僧人之中，确有不守法纪之徒，“民颇苦之”，所以建议采取限制僧道人数。方法之一，是建议除了按照法定人数每年发放度牒以外，不再发放额外的度牒。方法之二，则是重申：“仍令自今毋得收曾犯真刑及文身者系籍”。“真刑”，即是不可赎之刑，马亮特别在这里提出，犯了不可赎之罪和文身者，没有资格求取度牒为僧。于此可见：早在宋仁宗之前，宋代就已经规定，在度僧方面，文身者和犯科做奸、而且是不可赎的罪犯一律看待，纹身不容于世，昭然若揭了。按照这样的规定，那我们自然就知道，象鲁智深，根本就没有资格在五台山落发的。不过，因为他是赵员外特荐的，而且赵员外本身已经有了度牒，所以，文殊院的真长老，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佛门亦有舞弊，是历朝历代常有的现象，在《宽讲水浒之和尚与行者》中还会谈到。）
案：今天所说的纹身，古来有各种名称，宋时称花绣、刺青、点青，唐人称箚青、箚肤，前代则称为雕青，又称雕题。而最早的文献《庄子》中，所称最通俗，就叫“文身”。
《逍遥游》：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河南人到浙江绍兴一带去帽子，但浙江人断发文身，帽子没有用处。这就是说，至少在孟子（前369-286年）的时代，已有文身的习俗。
稍后的宋玉（约前290-222年）在《招魂》中有：
“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人骨为醢些。”
他是说，在极南方有国，其国人镂刻额头，涂黑牙齿，用人肉祭祀祖先，用人骨制作醢酱。（《楚辞补注》，宋洪兴祖撰）“雕题”，朱熹按照《礼记》的解释，训其为“雕，画也；题，额也。雕刻其肤，以丹青涅之也。”则完全同于现今的纹身。
在汉代文献中，说到“文身”、“雕题”的资料开始多了起来。
《史记》周本纪：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这是历史上传说甚盛的故事之一。古公即古公亶，殷时封在今西北地区的诸侯，他生了三个儿子，老三名叫季历，给他生了一个孙子，叫做昌，昌就是后来做了殷纣王的三公、被囚在羑里而演《周易》的周文王。季历和他的妻子太任生下的这个儿子昌，“有圣瑞”，古公亶看了很高兴，就说：“我们这一族如果要兴盛，是不是在昌身上呢？” 古公亶的大儿子太伯、二儿子虞仲听到父亲的这句话，知道父亲将要把国传给孙子昌，而要传给昌，按照父以传子的成法，必定先要传给昌的父亲、也就是他们的三弟季历。为了让父亲的这一愿望得到实现，兄弟两个就悄悄出走，到了荆蛮，太伯自命其地为“勾吴”，也就是今天江苏无锡的梅里一带。
稍宕开一笔。在清朝雍正夺嫡一案中，雍亲王胤禛夺得皇位以后，为了平息上上下下怀疑他得位不正，想出了很多理由，其中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仿效上面这个故事，声称康熙皇帝有意把皇位传给他的儿子，宝亲王弘历，因为康熙曾对他说过：“看起来朕的这个孙子，比朕的福份还大。”比皇帝的福份大，当然至少也要当皇帝。而要传位给弘历，就必得先传给弘历的父亲胤禛了。雍正所编造的这个理由，看起来冠冕堂皇，实际是完全效法太伯让国的故事，可惜他的兄弟们，却没有一个有太伯、虞仲的“贤德”。
话收回来。太伯、虞仲出走到吴地以后，“断发文身”，做了当地人。后来，因为他们的贤德，当地人就推他们为主，成了春秋战国时期吴国的始祖。既称“荆蛮”，可知当时吴越之地，尚在化外，仍很落后。在这一地区，有一风俗，便是“断发文身”。断发即削发，但未必是指把头发全部剃掉。中原文化之所以视荆蛮之地的“断发”为异俗，是因为中原的风俗是“全发”，即受之父母的头发，如同皮肤一样，不可毁伤。（“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曾子全书•内篇•仲尼问居》）
《史记》鲁周公世家：
（哀公）七年，吴王夫差彊，伐齐，至缯，徵百牢於鲁。季康子使子贡说吴王及太宰嚭，以礼诎之。吴王曰：“我文身，不足责礼。”乃止。
春秋末年，吴国在夫差时期开始强盛，有北向称霸之心。鲁哀公七年（前488年），吴国要伐齐国，在路过鲁国的缯（在今山东苍山县西北）时，要求鲁国供奉百牢：牛、羊、猪各一为一太牢。季康子那时为鲁国的执政，派孔子的弟子子贡去责备吴王和太宰嚭，认为这种要求是不符合礼法的。当时吴王夫差回答的很妙：“我文身，是不值得用礼法责备我的。”是吴王夫差时期，仍然保留着“文身”的习俗，而他本人也清楚，文身之俗，本身就不合乎中原的礼法。
事实上不但吴地，连同今天浙江地区，在当时称为“百越”，都有断发文身的风俗。所以，《史记》中有所谓“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卻冠秫绌，大吴之国也”的说法（《赵世家》）。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
既是禹之后代，并早在夏初就封于会稽（今浙江绍兴），那么句践的先祖当然是外来人，在他乡也不得不入乡随俗，文身断发。则可知，延至战国末期，吴越之地文身断发的风俗，相沿至少千年以上了。到唐代时，仍有文身的遗迹。唐段成式《酉阳杂记》：“越人习水必镂身以避蛟龙之患，今南中绣面狫子盖雕题之遗俗也。”“镂身”，是文身的另一说法。
但文献之中，除了记载百越人“文身”是作为一地区的习俗而外，并不见于有其它地区的记载。这说明，在中原文化范围之内，至迟到战国时期，文身作为风俗，已经不再大范围的存在了。
对于周边民族，关于“雕题”的记载颇多。甚至以其习俗而命其国名。例如“雕题交趾”。交趾即今我国云南和越南相邻的一片地区，自汉初置交趾郡以治。其所以命名为“交趾“，是因为当时该地人民有男女共浴的传统，“水下交趾。”而雕题，即大约今之缅甸、老挝一带，因其地有文身的习俗，而径命名为“雕题”。
历朝历代，总的舆论倾向，是认为断发文身，为不开化、不文明、不合乎礼制的。西汉淮南王刘安《上书谏伐南越》就说：“越，方外之地，断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全汉文》卷十二）认为对于断发文身的化外之民，不足以冠带之国的法理来衡量，中国根本不值得去征服那些“不牧之地，不牧之民。”
晋武帝司马炎在位后期，亲近小人，紊乱朝政，纲纪渐失，四民不安。《晋书》对此议论说：“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县，翻成被发之乡。”（《晋书》帝纪第三武帝）形容其乱，以“文身”、“被发”喻之。于此可见，中原文化对“文身”之俗的鄙夷态度。《旧唐书》所谓“如文身祝发之乡，久习而莫知其丑；以吐火吞刀之戏，乍观而便以为神”，（《旧唐书》卷一十九本纪第十八上）也是相同的意思。
尽管在社会上遭受如此的鄙夷，大概纹身的习俗从没有断绝过，只不过可能因为纹身主要发生在下层，史料绝少记载。史载，唐、五代至宋，纹身的风尚转盛。
“杨虞卿为京兆尹时，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图箚，体无完肤，前后合抵死数四，皆匿军以免。会有过，杨令所由数人，捕获闭关杖杀之，判云：‘刺箚四肢，口称王子，何须讯问，便合当辜。’”（《中国社会吏料丛钞》第100页）
唐代的京兆尹，是京师长安的最高长官。唐文宗太和九年四月（835），杨虞卿出任此职，但六月份即被斥贬谪。就在他任职的两个月内，他杖杀了“三王子”。这“三王子”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地头蛇，孔武有力。遍体刺青，以至体无完肤。
《说郛》《酉阳杂俎》卷八：
（唐）上都官肆恶少，率髡而箚肤，备众物形状，恃诸军张拳抢劫，至有以蛇集家捉羊胛击人者。今京兆薜公元赏上言：白令里长潜部约三十余人，悉杖杀，尸于市。市人有点青者，皆炙灭之。时大宁坊力者张幹箚左臂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阎罗王。
这是发生在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时京城长安的故事。“髡而箚肤”，即剃光头纹身，与今之情形颇为相似了。令人吃惊的是，有三十多人被杖杀，而且陈尸街市，居然还有人敢于“生不怕京兆尹”，可见纹身之风，何其难扫。这个大宁坊扛大个儿的张幹,连同他左右臂所刺的名文,也被收入《全唐诗》卷八七三。
《全唐诗》同卷还记载另两位在左右臂上所刺的诗句，一位是赵武建，其所刺诗句为：“野鸭滩头宿，朝朝被鹘梢。忽惊飞入水，留命到今朝。”（《全唐诗》卷八七三）据说，这赵武建共在身上刺了一百六处，除了这首诗，还刺有“番印盘鹊等”。（明王圻纂《稗史汇编》页1047）
另一位宋元素，所刺为：“昔日已前家未贫，苦将钱物结交亲。如今失路寻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全唐诗》卷八七三）这宋元素是高陵人，据说他在身上刺了七十一处，除左臂上这首诗， “右臂上箚瓠卢，上箚出人首，如傀儡戏。有郭公者县吏，不解，问之，曰：瓠卢精也。”案：瓠卢，即今之葫芦。
又：蜀小将韦少卿，韦表微堂兄也，少不喜书，嗜好箚青。其叔父尝令解衣视之，胸上箚一树，树梢鸟集数十，其下悬镜，其鼻系有人止于侧牵之。叔不解，问焉，少卿笑曰：叔曾读张燕公诗否？《挽镜寒鸦集》也。（《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第100页）
《中国社会史料丛钞》：
荆州街葛青川，自颈已下，遍箚白居易诗。段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记，反手指其箚处，至“不是花中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黄荚缬窠寒有叶”，则有一树，树上挂缬窠，窠纹绝细，凡箚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
这就非常令人骇异了！一个人自颈以下，刺上白居易三十多首诗，而且诗图搭配，且“窠纹绝细”，需要多么高超的文身技术？这样的技术，恐怕令今人也汗颜吧？而刺字技术的高明，亦必然是因需求者众多且高所致。
《旧五代史》卷十七，记一名叫雷满的，本来是湖南武陵的渔民，在唐末王仙芝起义的时候，投靠节度使高骈，因犷悍勇敢，自己也渐次升至澧朗节度使，累官至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居然做了宰相。这雷满有个十分怪癖的爱好，他在治公之所挖了一个很大的深潭，在上面构了一座亭，经常在亭上招饮。每逢酒醉，就把筵宴上的宝器乱扔到潭中，然后脱光了衣服，下水一一捞起。而就是这位宰相，当他把衣服脱光时，就露出满身的文绣！
不仅唐末的荒唐宰相，五代离乱之际还出了一位“雕青天子”，那就是后周的开国元君郭威。《画墁录》：
“郭祖微时，与冯晖同里閈\，相善也。椎埋无赖，靡所不至。既而各窜赤籍。一日有道士见之，问其能，曰：吾业雕刺。二人同令刺之。郭于项后作雀，左作谷栗，冯以脐作瓮，中作雁数只。”以此后来人又呼郭威为“郭雀儿”。
道士既然以雕刺为职业，当然可以想见社会上有广泛的需求，需求者也大约主要是象郭威、冯晖这样的底层不安分之人。但郭威实在是难得的英才。他仕后汉，东征西讨，为一时中流砥柱，官至枢密使。后汉是短命王朝，二帝不过四年。后汉高祖死后，遗命郭威顾命。而继位的后汉哀帝听从权臣、后宫之言，诛戳朝臣和在外统兵大员，郭威亦是被杀对象。但派去杀郭威的命官不忍也不敢下手，并据实以告。在外征战的郭威怒而还京，时哀帝已被乱兵杀死，人人以为郭威必将取而代之。但郭威虽然胸无点墨，却深有城府，反而向太后建白，应当选高祖弟子刘旻之子刘贇为新帝，因为当初高祖把这个侄子当成亲生儿子看待。有人劝说刘旻，郭威早有反相，应当及早下手除掉。郭威洞悉朝中有人对他疑虑，对刘旻的使者指着自己的脖子说：“自古岂有雕青天子？幸公无以我为疑。”结果，刘旻信以为真，对郭威坦然不疑。及至领兵在外的郭威，为部下裂黄旗为袍加身，拥戴为天子，并逼迫太后废刘贇为湘阴公，刘旻悔之无及矣。以此而论，赵匡胤的陈桥黄袍加身，不过是略师了郭威之意而己。（《新五代史》）
而值得一提的是，那个被郭威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刘旻，脸上也是有刺纹的，不过，那是因为他年少时无行，嗜酒好赌，被“黥面为卒”的。在中国历史上，最显达而刺身的，郭威是唯一一人了。
经五代而入宋，纹身之俗在社会上似乎愈加广泛。《水浒传》的描写，不光是出于塑造人物的需要，也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一种准确反映。
梅尧臣（1002—1060）为苏舜钦贬归苏州后写过一首诗《寄题苏子美沧浪亭》，其中有句：“莫与吴俗尚，吴俗多文身。”是其时吴中仍然有文身的习俗。
苏东坡（1037—1101）谪居海南岛诗《和陶与殷晋安别》：“孤生知永弃，末路嗟长勤。久安儋耳陋，日与雕题亲。海国此奇士，官居我东邻。卯酒无虚日，夜棋有达晨。”则是时儋耳人民普遍有雕题之风，这个风气一直保留到解放以后。
南宋时福建一带农民多文身，陈藻（1136—1185）诗《过建剑书所闻见》：“日夜滩声急，相忘不闹人。见孙犹弃水，农圃各文身。”“建”、“剑”即建州、南剑州，今福建建德、南平一带。
南宋著名的“紫清道人”白玉蟾（1194—1229）有一首诗《陶弓手弃役入道》：“青黑文身志气豪，生擒六贼脱尘劳。当年尚有弯弓手，射杀三尸入大罗。”这个陶弓手是军队的一名弓箭手，并且有“生擒六贼”的勋劳，大约因为厌倦了尘俗生活，做了道士。而他在做军人时，就已是“青黑文身”了。
宋代对于纹身的态度，基本上还是比较开放的。这除了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宋代的士兵，有刺臂、黥面的规定。对兵士刺臂、黥面，源于宋以前的唐末期和五代十国时期。唐末五代之时，天下大乱，遍地用兵，而各地割据政权用兵打仗的目的，也无非是掠地守土，根本与民众的利益无关。青壮被征从军，多数不得己，少数混饭吃，没有什么可以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士兵逃亡现象很普遍。为了制止士兵逃亡，就在他们的手背、胳膊或面额之上，雕刺花纹，以为标记。凡是身有刺纹而逃亡的，被捉以后严厉惩罚。有宋一代，基本上沿袭了唐末五代的这一传统，在很多士兵身上刺纹。宋代军队有三个军种构成：禁兵、厢兵和乡兵。禁兵原是指拱卫京师的军队，是禁卫军，后来不光驻扎在京师，也有被派往各地的，因此禁兵就相当于中央军。厢兵原是指京师以外的军队，因为主要驻扎在边境地区，才被称为边兵。乡兵，则是民兵，农忙为民，农闲训练，负责当地的治安和参与当地的战事。士兵刺面纹身的，主要是厢兵。禁兵作为中央军，有很好的待遇，要加入禁兵行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一般不必担心禁兵会逃亡，就用不着刺身文面了。乡兵在身份上是农民，虽然要有时要参加战事，也主要是保卫家乡的职责，不必东征西讨，没有逃亡的必要。厢兵就不同了。绝大多数的边兵，都是远离家乡的，而且宋代还有“更戍”的规定，各地军队要定期轮流换防，厢兵必须要不停地移驻。一般来说，厢兵戍所既危险又艰苦，所以，逃亡事件总要多一些。此外，驻防边境的军队，也经常策略性地招募当地土著居民，这些土著，大多数是少数民族，没有在正规军中按照规章制度行事的习惯。为了这两方面的原因，宋代对厢兵刺臂纹面，以加强约束。北宋败亡以后，南宋长期和金、元处在战争状态中，禁兵、厢兵和乡兵的划分不那么严格了，有战事全民皆兵，更不用说军队内部的分工了。因此，刺臂、纹面的范围，不仅限于厢兵了。庄绰《鸡肋编》卷下：
车驾渡江，韩、刘诸军皆征戍在外，独张俊一军常从行在。择卒之少壮长大者，自臂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今既效之，又不使之逃于他军，用为验也 。
这条资料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是宋室南渡以后，将领对士兵的文刺，有随意化的倾向。既如本条所记张俊一军，已经是相当于禁军的角色，也居然“自臂而下文刺至足”，简直是全身刺遍了；其二这样的做法是仿效旧时京师开封“浮浪子弟”的做法，说明流俗的好恶，已经深入军队。于此可见，在南宋以前，就是京城这样所谓的“首善之区”，纹身也曾作为一种时尚。值得说明的是，所谓的“浮浪子弟”，大多是指殷富或权贵之家的子弟，与一般的市井之徒不同，可见进入宋代，纹身作为时尚，已经进入社会上层的一些人中。综合分析，军队把纹身作为士兵身份的标记，必然使得社会上一般人，不再把纹身作身份低下的标志。相反的，却以此自夸。
不特如此，纹身者还有自己的组织，并且在各种节日上进行比赛。《水浒》中李师师口中的“锦体社”，就是纹身者社团组织的名称。周密在《癸酉杂识》中记载南宋京师杭州端午节的风俗，讲到各类比赛表演性质的活动，其中就有“锦体社”的比赛，大约就是展示花绣的高低优劣。
宋代对于纹身采取的是宽容态度，但到了元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元代对于纹身严行禁止。有趣的是，对犯人的刑罚，仍有黥面的，这常常会与纹身冲突，所以元代的法律，还特别煞有介事地详细规定了对于纹身者黥面的办法。
《元史》卷一百四 志第五十二 刑法三
“诸应刺左右臂，而臂有雕青者，随上下空歇之处刺之。诸犯窃盗已经刺臂，却徧文其身，覆盖元刺，再犯窃盗，于手背刺之。诸累犯窃盗，左右项臂刺遍，而再犯者，于项上空处刺之。”
如果应该刺字的地方已经纹身，那就找没有纹的地文刺，如果全身纹满，就覆盖他的原刺。于此可见，元代纹身者定不在少数，而且所纹的部位也是五花八门，否则，不必劳动立法者如此苦心地专门定出法律。
明陆容《椒园杂记》卷十：
“元时，豪侠子弟，皆务为此，两臂股皆刺龙凤花草，以繁细者为胜。”到明初，仍“有为雕青事发充军者”。“洪武中，禁例严重，自此无敢犯者。”朱元璋以布衣起自田间，所部领之众也多为寒畯之士，其中不免有雕青文身者。朱元璋这个人，行事颇为机敏，凡是助他得天下的，在他登基为帝后，一律禁止。例如，元末的起义，本来是奉明教的，朱元璋就是在这杆大旗下，托庇于明王韩山童的儿子小明王韩林儿。做了皇帝，就严禁明教的任何活动，大肆镇压。同样的，雕青文身者，多为豪侠不逞之徒，易聚易滋，是很不安定的因素。所以，他甚至对文身者，施以流放充军，以为儆尤，而“自此无敢犯者”。因为这个原因，大约在明代，文身者大为减少。
文身这种社会现象，自古有之，中外有之，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社会含义。周清泉先生甚至考证：金文的“文”字，其本义就是文身的意思，文身以记事，和“结绳记事”有同样的功效。 则按此说，文身倒确实是一种最早的文化现象，“文而化之”，其起源在此。但总起来说，中国自从进入礼法时期，文身就被看做一种有违礼教的陋俗，不但排斥，而且时有法禁。但它从来没有中断过，甚至在思想控制稍稍宽松的时期，还曾盛行，——当然，主要是在社会下层。至今，文身似乎成了一种时尚，甚至许多“大人物”也有文身的癖好。足坛巨子贝克汉姆和他的xxx，便是其中之著名者。据说小贝正请在马德里的文身大师给雕刺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而这已是他的第十个文身了；他的太太xxx则在手臂上刺下了“VIII V”这几个数字，以纪念她和小贝九年前初次的浪漫之夜。名人尚且如此，况凡人乎？喜也，悲也？“吾不得而知也”。
“……燕青便起身，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八拜。那八拜，是拜住那妇人（李师师）一点邪心，中间里好干大事。若是第二个在酒色之中的，也坏了大事。因此上单显燕青心如铁石，端的是好男子！”
这样的好男子，才不枉了那一体锦绣软翠呢！

醉乡常客

请谈谈创作背景吧。本坛也有学者对水浒颇有研究。

虚和子

读过《水浒》多遍，但谈不上研究。之所以写了这么一篇东西，是因为有一点感想——现今不少历史题材的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和戏剧作品，虽然顶着”历史题材“的帽子，却根本没有历史味道。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创作者”复原历史环境“的能力太差了，张冠李戴、笑话百出。历史题材的作品，越真实地复原历史环境，越能体现出历史味道，才能说得上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人物、情节可以虚构，可以讲”艺术真实“；但历史背景却必须要求”历史真实“——或者说事实上的真实。很多创作者撇开历史真实，不是因为创作的需要，而是因为知识的缺乏。对比于我们传统的文学名著，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三国》和《水浒》，对于它的作者来说，都是写历史题材，对历史环境的复原都很好——不一定全部都好——这是这两部作品之所以长久为人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哪些方面和如何复原历史环境，太笼而统之地说是没意义的，因此本人想具体地说一说。“花绣”的题目是其一。还有其它一些题目，例如“老娘的洗脚水”——xxx之类。不过是一点兴趣，也不一定说得好。期待您批评。

spuer

好文章，记得那本书里曾说过，纹身就是表示和传统社会的决裂，看来此言不虚。

fenglong88

前些日子看妹尾河童的《窥视日本》。其中就提到了刺青和文身，并介绍刺青和文身在日本发展的情况。也谈到了这种文化受到了水浒的影响。



在日本的浮世绘中，也有表现梁山人物身上有文身的主题。找了找，找到两张，印象中应该还有一张九纹龙，回头再说了。

hufucopy

端的是好文章啊。

长点见识。谢谢楼主

robertchrs

引用第3楼spuer于2008-01-09 02:46发表的 :
好文章，记得那本书里曾说过，纹身就是表示和传统社会的决裂，看来此言不虚。

请兄说说书名阿，老钓我胃口~~

fenglong88

今天看见这张图了，发上来。

醉乡常客

怎么看着像鬼子一样的？

borhes

说《三国》和《水浒》“很好地复原了历史环境”，似乎不确。《三国》之文字，近乎游戏。古代两军对垒，极少有将军先比武艺之事，而在《三国》中几乎成了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且《三国》中几乎没有任何饮食起居、风俗民情之描写，人物口中的语言也没有中古意味。何谈“复原历史环境”？《水浒》的文字要好得多，也能给人一个较有形的历史环境印象，但那似乎是元末明初的历史环境，而非北宋的历史环境。举个例子，小说中人物所到之处便“切三五斤牛肉”吃上一顿，显然就非北宋的饮食习惯，而是元朝蒙古人统治中原之遗风；小说中的语言也是明代的语言风格，读者可与《大宋宣和遗事》对照读读即可知道。后者是南宋人的作品，虽然粗糙，但颇可看出当时的一些语言特点。

kuangnu

"而值得一提的是，那个被郭威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刘旻，脸上也是有刺纹的，不过，那是因为他年少时无行，嗜酒好赌，被“黥面为卒”的。在中国历史上，最显达而刺身的，郭威是唯一一人了。"
这里说的黥刑与刺青应该是两码事,虽然手艺上差不多.

另,《水浒》中有刺青的确实不止这五人，只是这五人所着笔墨较多些。手头没有原书，就不引用了。晁天王与吴用初起事时，吴用介绍阮家三兄弟，阮家老二阮小五刚出场时，就有一段胸前刺青的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