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安馆品藻录

宋公明

《容安馆品藻录 姜亮夫》
　　范旭仑 《万象》二○○四年四月
　　　　
　　　　一九六六年春，容安馆主大病初起，遂理董《楚辞》札记。《容安馆札记》第七百六十一则：　　
　　　　【《离骚》：“黄览揆余初度兮”......窃谓“初度”之“度”当作“贞节”“鸿节”解，品节，志操之谓......小儿初生，品行尚无朕兆，父悬揣而得之，故曰“揆”。王注“揆，度也”，此“度”为“测度”之“度”。近人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乃曰“\"初度\"谓始生之器宇,即下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之内美，受形父母，其美如是”云云。夫“器宇”之“美”乃外貌也，何得曰“内”？“览”而可知也，何必曰“揆”？数语之间，自相违牾。姜书矜夸支蔓，而发明殊鲜，于声音通假尤沾沾自喜，不知文芸阁《纯常子枝语》卷九《卜居》之“突梯滑稽”叠韵变文已发其绪矣。动言创获，胥多事无谓。举此一例，不暇条驳之矣。署“姜亮夫校注”，《序言》署“姜寅清序”，而书中每曰“寅按”。《天问》“恒秉季德”句自注引“先师王静安先生”云云，而四句之后“有狄不宁”句自注引“王国维”云云。盖姜不知著书有体例也。】
　　　　
　　　　《管锥编》论《楚辞补注》，舍弃了“初度”的考释，盖考订名物词句乃钱先生之末节也。而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一九八七年三月，天津古籍出版社）则省悟道：“余旧说从戴震说，以为初生之器宇，空疏不与上下文义相会，非也。”亦改“先师王静安先生”为“王国维先生。”
　　　　
　　说是“不暇条驳”，钱先生还是忍俊不禁，遇事便发------
　　　　
　　　　【“女嬃之蝉媛矣”姜注引张云璈《选学膠言》引“嬃者贱妾之称；蝉媛，妖态也。”较旧说为长。按施愚山《矩斋杂说》云：“天上有须女星......亦足悲矣。”直说诗解颐者，张氏窃之耳。】
　　　　
　　　　“较旧说为长”，《屈原赋校注》（一九五七年六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原作“寅按此说较旧说女嬃为屈原姊妹为允”-----是亦“支蔓”之一端也。《管锥编》考论《离骚》“女嬃之蝉媛矣”云：“施闰章《愚山别集》卷三《矩斋杂说》引李谦菴说云：\"天上有须女星......亦足悲矣.\"室人摧谪，出于\"贤姊\"抑出于\"贱女\"，无可究诘。李语聊备一解。张云璈《选学膠言》卷一三引《集解》：“\"嬃者贱妾之称，比党人也；蝉媛，妖态也。\"似未见施氏书者，故合举之。”钱先生曾说《谈艺录》揭示邵陵豪夺戴昺诗是为了“隐摘”邓之诚《清诗记事初编》之讹，那么《管锥编》此处似乎又是暗讽姜亮夫之迂陋了。这种不屑明驳的“隐摘”，是在说黑话或打哑谜，纯乎春秋笔法，仿佛要咱们扪毛而辨骨。
　　　　
　　　　【姜亮夫驳王，谓：“《九歌》言巫曰\"灵保\"，其单言\"灵\"者，指当篇所祠之神言，此处即指东皇太一”云云。见地乃出王下，遑论洪哉！】
　　　　
　　《管锥编》考论《九歌》，畅言“灵保”。
　　　　
　　　　【《庄子 人间世》载楚狂接舆歌云：“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王，洪，姜亮夫皆失引。】
　　　　
　　　　《管锥编》考论《远游》，则惋恨宋人《爱日斋丛钞》之不引楚狂接舆歌。
　　　　
　　　　【姜亮夫注《离骚》时“故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二句，云东方朔《七谏》用此二句，改“偭规矩”为“灭规矩”，义自当也。似未睹《九章》早改“偭”为“灭”者。又此二句见《七谏》之七《谬谏》，《七谏》之二《沉江》已云“灭规矩而不用兮，背绳墨之方正”矣。】　　
　　　　
　　　　按理钱先生本该接着说：“姜氏恝置不顾，经生复荒于经矣”，话到舌尖上却又咽了。
　　　　
　　姜氏名寅清，子亮夫，以字行，一九〇二年生，一九九五年卒。一九二七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研究院，一九三五年夏到欧洲“钞敦煌卷子”-----《围城》第一章轻轻地扫了一笔。据其高弟傅杰记载（《师范》，《文汇读书周报》二〇〇〇年十月七日），姜亮夫曾称道《管锥编》是“中外打通，又精又博，真是了不得”的书；傅杰将这实话传给钱先生，钱先生报以貌言：“五十年前与亮夫先生在巴黎一面，饥驱南北，睽隔乖违，未遂请益之忱；鲁殿灵光，表式学人。烦代起居为荷。”姜亮夫则认真地说：“他才是鲁殿灵光，我是不够资格的。”真有知言知人之明。不过，姜亮夫只解艳羡《管锥编》的打通精博，而重订《屈原赋校注》，却未尝凿壁借明。

宋公明

《容安馆品藻录·俞平伯》　　　
　　　　范旭仑　　
　　　　
　　钱默存小俞平伯将近十一岁。俞平伯当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师的时候，钱先生正在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念书。钱先生当时评《近代散文钞》，提了句俞平伯——“‘一品’文或‘极品’文（本‘一品当朝’、‘官居极品’之意，取其有‘纱帽气’，即本书俞平伯先生《跋》所谓‘代要人立言’之‘正统’文也）”。一九五三年二月两人同时被分配到刚刚组建的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员。一九五六年五月俞平伯《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完稿，一九五八年二月出版。
　　　　《容安馆札记》第五百九十九则（《钱锺书手稿集》错简，误植诸第一册）：
　　　　
　　　　俞平伯校订《红楼梦》稿，分同人审阅，余得第七十一回至八十回。盖以有正书局本为底本，荟萃诸本，笔削增删，意在集千狐之腋，成百衲之衣。择善从长，固徵手眼，而见异思迁，每添疮痏。如七十五回“你们这起兔子，就是这样专没上水”，平伯订正“没”字为“洑”字；七十九回“若论心里的邱壑泾渭，颇步熙凤的后尘”，平伯据别本改“泾渭”为“经纬”。此类皆惬心贵当。他如第七十三回“放狗屁”，据别本改为“放诌屁”；第七十八回众清客“点头拍手”，据别本改为“摇头拍手”（参观Jean Paul，Vorschule der 膕thetik, §49：“Kein Volk schüttelt den Kopf zum ja. Die Metaphern aller V鰈ker gleichen sich, und keines nennt den Irrtum Licht und die Wahrheit Finsternis.”— Werke, Hrsg. R. Wusthmann, Bd iv, S. 231.又《易馀籥录》卷十五论应璩《百一诗》“左右伪称善，亦复自摇头”云：“《列子·汤问篇》：偃师造人，‘钅页其颐，则歌合律’，张湛注：‘五感反，犹摇头也’，卢舍人本作‘颔’。《说文》：‘钅页、低头也’，今所谓点头也。”今则点头与摇头适相反。保加利亚以点头示立异，摇头示和同）；第七十九回“犯了什么罪”，据别本改为“造什么罪”，又“白操心”，据别本改为“白遭心”；第八十回“猛省”，据别本改为“猛着”。此类皆似不通文理人所为。又往往单文突异，失前后之照顾，断上下之衔接。如第七十一回“出门”三见，而忽改一处为“出了阁”；第七十四回“委屈烦恼”，忽改为“委曲烦恼”；“搜查”忽改为“搜察”。乃至第七十八回官书中语“着查核”亦改为“察核”。盖不知远在有清以前，公稿中已有“查理”、“查勘”等字，所谓日用而不知所自也（《焦氏笔乘续》卷六“公移字”条即举“查”、“弔”、“票”、“绰”诸例。《蒿菴闲话》卷二云：“文稿用‘查’字，本音‘槎’，浮木，乃以为稽考之义；音‘茶’，殊为难通。崇祯年始改用‘察’，不知何故。其时文字避忌颇繁，疑是亲王讳。”刘銮《五石瓠》卷二：“崇祯十一年用阁臣言，以‘查’字系古‘槎’字，悉改为‘察’”）。第七十七回“姑子”七八见，而忽改一处为“拐子”。第七十九回“厮抬厮敬”，忽改作“斯抬斯敬”（同回“耳鬓厮磨”、“厮闹”皆未改）。此类皆喜新标异，取快一时。他尚有了无根据，肊改所不必改者。余凡献替百许事，录二则于此。第七十二回，贾琏请鸳鸯“把老太太用不着的金银家伙偷着运出一箱”去押银子，平伯据别本改“用不着”为“查不着”，大误；同回凤姐云：“想不出法儿来，还是我提了一句，后楼上现有些没要紧的大铜锡家伙四五箱子，拿去算了三百银子”，“用不着”即“没要紧”也。第七十七回王夫人觅人参不得，焦躁道：“用不着偏有”；亦其证。如改作“查”，则史太君似亲自清点库房者矣。《西游记》第二十三回云：“有八九年用不着的米谷，十来年穿不着的绫罗，一生使不着的金银”，可参观。第七十六回，凹晶馆联句：“构思时倚槛，拟景或敲门”，平伯据别本改“敲门”为“依门”。不知“依门”二字大失妙玉所谓“闺阁体面”，“依”“倚”二字又合掌。《鼠璞》“倚门”条谓：俗说母之望子为“倚门”，用《战国策》语云云，今则“倚门”为娼家别称。此自用贾浪仙故事，故曰“拟景”。简斋《游赋诗亭》云：“只今那得王摩诘，画我凭栏觅句图”，则所谓“构思时倚槛”也。平伯诗学甚浅，其《读红楼梦笔记》中论第六十三回所引石湖诗，仅知“铁门槛”为智永故事，余告以上下句皆用梵志诗，始恍然。 　
　　　
　　　　“摇头拍手”、“着查核”等六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已照钱先生的指教改正了，“白遭心”、“猛着”等四条则没理会钱先生的指正，钱先生“献替”的“大误”二则，俞平伯也全不信从。钱先生的姓字也没有出现在《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承朋友们给我真心大力的帮助”的志谢名单中，只隐藏在“又承本所中国古代文学组几位同志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里。“笔削增删，每添疮痏”云云可参看《管锥编》论《老子》“各逞私意，阴为笔削”云云、论曹植《与吴季重书》“院本小说底下之书，人人得以悍然笔削，视原作为草创而随意润色之”云云（亦见《容安馆札记》第七百九十六则）。《容安馆札记》第七百五十九则评俞平伯曾祖曲园亦有“俞氏好行小慧，见异思迁”之诃。
　　　　第七百九十八则专门考论《红楼梦》，都五十馀事，论第六十三回妙玉称赏“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复云：
　　　　
　　　　按详见余《宋诗选注》论范成大。俞平伯《笔记》中考二语出典，亦如宝钗辈之稗贩类书耳。
　　　　
　　　　“读红楼梦笔记”当作“读红楼梦随笔”，其“论石湖诗”条发表于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五日《新民报晚刊》。第四百四十三则（影印本误植于第二册）论《石湖居士诗集》，连类《红楼梦》故事；《管锥编》论《太平广记·卖药翁》亦拈出《红楼梦》称引的石湖句是“以梵志诗对梵志诗”。盖“得意话重说一遍”而“惜君着眼未分明”也。俞平伯当时“恍然”，过后依然茫然（《读红楼梦随笔》一九八八年三月收入《俞平伯论红楼梦》）。
　　　　《容安馆札记》尚有暗讽俞平伯者。第一百八十六则：“施瑮《随村先生遗集》诗殊俚弱，未成家数。然有资《红楼梦》考订者一事，而治红学之徒无道之者。”第七百九十八则力辟“钗黛合一”之虚妄，曲终奏雅：“此又作《红楼》梦呓、《红楼梦》捉影者所未及也”；并警诫“读书者且守正文，勿学舍家逃走之贫子可也”。“守正文，勿捉影”乃《管锥编》长言永叹之义。
　　　　“平伯诗学甚浅”不由人不想到钱先生批注《宋诗纪事》时对俞平伯等的骂（见栾贵明整理《宋诗纪事补正》第七册影印钱先生手迹）：“痴人认真，死在句下，便成笨伯，正缘读书少，执一隅而不能观会通耳。俞曲园不肖孙辈之考订小说本事，即‘痴人前说不得梦’，尤说不得《红楼梦》也。”“辈”正同“之徒”，当然包括陈寅恪、吴世昌、周汝昌等人。“治红学之徒”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患《红楼》梦呓症者”（《管锥编》论谢庄《月赋》）。而钱先生一九七九年五月作的访美观感报告《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简况》却说：“哈佛大学James Hightower研究骈文和词（他极佩服俞平伯先生的《读词偶记》）……一般学者对宋元以来小说戏剧有兴趣，他们在我的同事里，对孙楷第先生也就比对俞平伯先生有兴趣。”仿佛俞平伯是以研究词著名似的——那小册子名叫《读词偶得》。
　　　　“尤说不得《红楼梦》”者而偏偏以治《红楼梦》专门名家，于是“紧张时产出了悲剧，松散时变成了讽刺”。一九七八年九月钱先生在意大利说：“一九五四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大辩论的一个作用，就是对过去古典文学研究里的实证主义的宣战……经过那次大辩论后，考据在文学研究里占有了它应得的地位，自觉的、有思想性的考据逐渐增加，而自我放任的无关弘旨的考据逐渐减少”（《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一九八〇年十一月钱先生在日本还反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文学研究有好几次论战。极重要的一次，就是敝所同僚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引起来的，主要的是反对文学研究里的繁琐考证”（《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学情况》，参看杨岗昆《钱锺书先生在京都大学谈文学》）。这是钱先生在讲坛上发表的不寻常的见解。然而，钱先生在客厅里则表达了现在通行的舆论：“四九年以前，他曾经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从学术的角度提出过批评。但五十年代全国掀起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弄得轰轰烈烈，对《红楼梦》一知半解甚至一窍不通的人，都在一夜之间变成红学家，对俞平伯口诛笔伐。钱先生说，在那整个政治而非学术的‘红楼梦批判’中，却始终‘没有钱某一个字’。”（《万象》一九九九年五月号张隆溪《怀念钱锺书先生》）如果“政治而非学术”真是“钱先生说”（“批评”未之见，恐不确），那就为《谈艺录》论庾信所谓“往往一人之说，是丹非素，时无先后，而判若冰炭”，增添一个亲切的注脚。
　　　　“读书少”自然“诗学甚浅”，自然“稗贩类书”，自然“死在句下”，自然“不通文理”。说实在的，俞平伯并不是手不释卷、膏以继晷的学士，而更像是个名士（《管锥编》论《史记·律书》）——二十来岁便跟着周作人专心并力作名士。当年评定职称，文学所领导定的一级研究员名单是钱锺书、俞平伯、何其芳，学术委员会中的“党外专家”却要把俞平伯降一级（邓绍基主编《文学研究所五十年记事》第六页）。
　　　　不用说，钱先生很会做人，面子上是给俞平伯面子的。不知底细的人会觉得钱先生“对于俞平伯老人的广博常识和道德文章出自内心地赞许”（《人民日报海外版》二〇〇〇年八月二十九日武柏索《钱锺书拒绝“著名”》）；红学家周策纵亲眼看见钱先生“一见俞平伯就像日本人那样深深一鞠躬，叫声‘老师’”（汤晏《民国第一才子钱锺书》第九页）。

宋公明

《剪刀浆糊造就国学大师：揭穿钱仲联的剽窃真面目》
　　《万象》杂志2004年第6期
　　范旭仑
　　
　　　　“在过去，中国的西洋文学研究者都还多少研究一些一般性的文学理论和艺术原理，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几乎是什么理论都不管的。他们或忙于寻章摘句的评点，或从事追究来历、典故的笺注，再不然就去搜罗轶事掌故，态度最‘科学’的是埋头在上述实证主义的考据里”，而“上述实证主义的考据”则是“对作者事迹、作品版本的考订，以及通过考订对作品本事的索隐”，“就是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就是钱锺先生一九七八年九月在国外向外国人报告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时说的。“他们”里想来有钱仲联在，尽管只是微末的一个。早年的《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年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剑南诗稿校注》、《李贺年谱会笺》，晚年主编的《清诗纪事》，钱仲联一辈子忙乎典故的笺注、轶事的搜罗、实证主义的考据。不特此也，钱仲联的品操和文德，也是做文章的好题目。
　　
　　一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容安馆札记》第六百四十则：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荟萃群言，细大不捐；卷首采辑书目中有先君《韩愈志》，卷一《答孟郊》、卷六《三星行》注释皆引余《谈艺录》，可谓贪多务得者矣。惜发明不多。好附会史事，尤其大病。若卷七《晚菊》注至引陈苍虬《崇教寺看牡丹》诗，谓“意本退之，而尤为深曲刻挚也”，真瓜皮之搭李皮；即使切当，亦乖体例，况其未乎！仲联字萼孙，常熟人，出唐蔚芝丈之门。二十五年前余于先君客座曾与一面，渺然侏儒，衣履华鲜。作诗亦小有才藻。
　　　　《诸家诗话》中录《冷斋夜话》记沈存中、吕吉甫论韩诗，注云：“《诗人玉屑》引《隐居诗话》与此略同，《历代诗话》本《临汉隐居诗话》无之。”按似不知此节见魏道辅《东轩笔录》卷十二。又戚鹤泉《景文堂诗集》卷四《诗韩昌黎诗》（见第六百三十三则）不可不引。没有可补者。如《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四《语录》“诵昌黎《调张籍》一篇”云：“读书不到此，不必言诗。”徐渭《青藤书屋文集》卷十七《与季友》：“韩愈、孟郊、卢仝、李贺诗，近颇阅之，乃知李杜之外，复有如此奇种，眼界始稍宽阔。”汪懋麟《百尺梧桐文集》卷二《选韩诗序》。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七《跋〈黄氏日钞〉》、《读韩文公》（论《拘幽操》，申江申修之说），卷十一《跋〈临汉隐居诗话〉》（论《此日足可惜》。钱本卷一仅引《义门读书记》、《北江诗话》说“观龙斗”句）。《施愚山诗集》卷十八《莆田余希之注李长吉古诗作歌寄之》。《道古堂文集》卷七《韵典析疑序》、卷八《古诗选序》。张习孔《云谷卧馀》卷三 、卷五。平步青《霞外捃屑》卷八上（论《陆浑山火》“夫丁妇壬”本张说《温泉箴》。钱本卷六仅引《猗寮斋杂记》、《巢经巢集》、《云笈七签》）。蒋超伯《垂金荫绿轩诗钞》卷一（“昌黎有小诗数首，力摹彭泽，偶读一过，从而追和之。”《江汉虽云广》、《长安交游者》、《夜歌》、《岐山下》四首。）冯煦《蒿叟笔记》卷感动论昌黎用俗语俗字。《谭嗣同全集》卷二《石菊影庐笔识·思篇》第四十六。
　　　　又按《诸家诗话》中录刘辰翁《赵仲仁诗序》，必自《谈艺录》第四十一页转录，故亦略去“味其言外似多有气不满而不知”、“也”等十四字。
　　
　　并录《静志居诗话》、《明诗纪事》论辩韩愈“于诗”是否“无所解”。又补引《珩璜新论》以佐证戚说。
　　　　此则共考论韩诗近四十首。日札完成，钱先生意犹未尽，乘兴作了篇书评，一九五八年六月发表在《文学研究》上。钱先生于易代之际“自甘废井”，十年来不做书评了。钱先生最爱写作书评，也就是最爱“教训作者”，只有《不够知己》没骂著者本人--还是借嘴骂了好些人。这篇八千字，是钱先生最长的书评，也是最后的书评。所举正的事例，都不外乎此则札记。其中考论“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别见《容安馆札记》第六百三十三则。
　　　　“好附会史事，尤其大病”，也是他终身的疾患——钱仲联一辈子安身立命于斯。“盖‘诗史’成见，塞心梗腹，以为诗道之尊，端仗史势，附合时局，牵合朝政；一切以齐众殊，谓唱叹之永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词。远犬吠声，短狐射影，此又学士所乐道优为，而亦非慎思明辨者所敢附和也……专门名家有安身立命于此者，然在谈艺论文，皆出位之思、馀力之行也。”（《管维编》第一三九○页）
　　
　　　　卷一《汴水交流》：“发难得巧意气粗”，王元启谓“发之难，得之巧”。按未切。“发难”谓发毬者，使其“难”于应接也。“得巧”谓得毬者能不为发毬者所困，而“巧”于应接也。
　　　　卷九《示儿》、《符城南读书》。按徵引未备，参观第四百三十九则。
　　　　卷十一《拘幽操》“臣罪当诛兮”二句引《随园诗话》。按当引《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三《书韩子〈琴操〉后》。
　　　　卷十二《奉和杜相公太清宫纪事》。按《有不为斋随笔》壬云：“抑禹稷以崇老子，虽时王之制使然，究与平生攘斥佛老旨背，不作可也。”与王元启《读韩记疑》谓“似非公所宜出”意略同。《巢经巢文集》卷五跋此诗，曲意回护，说颇穿凿。〔参观〕《李太白文集· 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共工不（此不字必衍文，而王琦注仅引《论衡》说本事而已）触山，娲皇不补天，其洪波汩汩流。伯禹不治水，水其鱼乎？礼乐大坏，仲尼不作，王道其昏乎？而有功包阴阳，力掩造化，首出众圣，卓称大在雄，彼三者之不足徽矣！”
　　
　　这四条是标明补正钱书而书评没涉及的，即书评所谓“‘团辞试提挈，挂一念万漏’，恰好是本地风光……有责任去驳斥他们的错误--终得像韩愈所谓‘分’个‘白黑’也。王元启、郑珍之释皆钱书所集。钱先生尝称赏《有不为斋随笔》“甚赡核”，怅恨“知者无几”，故随机标举，“发其幽潜”（《管锥编》第三九四页）
　　
　　　　卷八《石鼎联句》。按《后村大全集》卷四十三《释老六言》之八：“吾尝评《石鼎》诗，盖公一手所为。若使弥明能道，唐代有两退之。”钱氏引《贞一斋诗话》谓“应是昌黎一手所构”云云，后村早言之。
　　
　　这是不知何时补插在行间的，钱先生可通报忘记钱仲联于题注已引洪兴祖《韩子年谱》对“或云皆退之所作”的反驳以及朱熹《韩文考异》的赞同，皆早于刘克庄。《管锥编》第一四四二页亦引李书此节。
　　　　在这则札记的头前，钱先生后来补录了一节《潜丘札记》卷二里的妙语，还没来得及点睛：“煅者有冷锤，于成刀剑后细密加锤也；精铁得此，愈见坚利，毛铁则破碎。注释诗文之冷锤也，有意愚昧得注精彩倍加，无意则破碎。”姑妄言之：钱氏之注释诗文，贪多务得而未克团辞提挈，发明不多而白黑未分，正缘未有“冷锤”也。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居然两番“引余《谈艺录》”（卷五《荐士》“中间数鲍谢”句注亦引《谈艺录》：“钱锺书《谈艺录》曰：沈归愚怪其标举诗流而漏却渊明，而昌黎诗如《秋怀》、《晚菊》、《南溪始泛》、《江汉虽云广》等未尝不师法陶公”），尽管卷首“采辑诸家姓氏”里并没有标举“钱锺书《谈艺录》”，钱先生还是高兴的。就在前些年，钱先生有感于某书“二十年前颇盛行今则如刍狗”，喟然慨叹：“费尽胭脂画牡丹，翻新花样入时难；与君皆有流传作，更累何人访冷摊！”（见《容安馆札记》第五百六则；后两句旋改作：“灾梨覆瓿应同慨，万一何人访冷摊！”）是的，那篇书评刊布不多时，文学所就要“批判《谈艺录》”了，而钱先生自己也先请朋友“提意见”（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在书评里，钱先生批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既“贪多”又“挂漏”：一、未能“窥古人文心所在”；二、附会史事，牵扯世道；三、联系或比较不足欠妥；四、发明少，只采用而不辨正。钱先生还说，“集释这项工作最好由集体来负担”，《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达到了“一个的起的注本的最低”面不易做到的要求，好处是“省掉不少翻找和抄录的麻烦”。
　　　　对于自己这篇书评，钱先生并没有“自观犹厌，敝屣视之”，后来还增补了一节--“《书影》卷三引徐文长评汤《感士不遇赋》，‘以“四裔语译字生”讥之，又云：此不过以古字易今字，以奇谲语译今语’云云“（亦见《容安馆札记》第六百七十六则），收入一九九○年六月刊行的《钱锺书论学文选》第六册里（感字、前语字皆讹夺）。
　　　　钱仲联的羞愤恼怒，可以想见。一九八四年八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韩昌黎系年集释》（序写于一九七八年四月），钱仲联不犹豫、不客气地把原引的《谈艺录》删个干净，采辑书目中的《韩愈志》也连带铲削了，卷十一《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题解徵用的《韩愈志》也遭清洗。于钱先生好心卓识的指教，钱仲联竟无动于衷，不予理会。只是新版不见方东树“对韩诗不换用生僻的恭维”、陈衍“挖苦王士祯的话”、“夏敬观申说“韩愈并没有给硫磺毒死”，还能透漏钱仲联看过钱先生的书评（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九月出版吴文治辑《韩愈资料汇编》则瞢然不晓）。至于删汰“陈曾寿、黄濬之流的”--还有曾国藩的，那是钱仲联雅善适时权变的一个标志。修订本还增徵了钱先生鄙夷的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及《论韩愈》（参看《容安馆札记》第七百三十七则）、章士钊《柳文指要》--“近人论韩，更加梦呓矣！”（《容安馆札记》第七百二十则）钱先生痛快地一言以蔽。
　　　　事隔几十年，九十二高龄的钱仲联还愤忿地数叨：“锺书先生是喜欢写俏皮文章的，里面有不少皮里阳秋的话……其实我的辑录都有按语，而且非常之详细……光是按语就可以辑成专著，这与锺书先生讲的事实是相反的……锺书先生说：这部书比韩诗的一切旧注都来得丰富，完全可以代替顾注和方注，免得别人翻书了。但在后面加了一句话说：这是对这部书的最高的评价了。一般人看了这话是要拍桌子的。”但不忘“一个指头遮羞”，加上个帽子——“锺书先生这篇书评的目的是对这部著作的推崇”（见卜志君《高山流水话知音--钱仲联谈钱锺书》，收入一九九九年八月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陈斌编《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锺书在一起》）。教人咋舌的是，差不多同时出版的钱仲联著、周秦整理《钱仲联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三月）半个字不提钱先生近万言的教训，倒把那稍悦耳的一字不落地抄出，浑不顾那只是起承转合的客套而已，有影没影地矜饰渲染：“著名学者钱锺书在《文学研究》上发表长篇书评，详细论述了这部书的学术特点和贡献。钱锺书先生对书中材料的丰富，对著者搜集功夫之猛，尤其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七四页）而早些时候出版的钱仲联自撰《钱仲联自传》（巴蜀书社，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则未失分寸地淡写：“当代著名学者钱锺书在《文学研究》上著专文评论，认为完全可以取代以前一切的韩诗旧注。”（第一八页）我想起钱先生的至理名言：“盖辟佛而名高望重者，如泰山之难摇、大树之徒撼，则释子往往不挥之为仇，而反引以为友；巧言曲解，称其于佛说貌离而神合、心是而口非焉。”
　　　　得指出，《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里钱仲联自己的语言稀罕得不使劲爬梳字隙是看不出的，“光是按语就可以辑成专著，这与锺书行生讲的事实是相反的”，那是蒙人。
　　　　钱先生特别指责钱仲联用己书而没己名，真是目光如炬。那或许出自笺注家的作业手法而养成的职业习惯。钱仲联《王船山诗论后案》（刊于《文艺理论研究》一九八○年六月创刊号，收入《梦苕盫论集》）有云：
　　
　　　　“巧”在诗歌创作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对自然之美简择至精是巧，刻画自然，古书夺天工也是巧。韩愈《答孟郊》诗所谓“方案觑天巧。”“觑”字下得好，“天巧”尤其好。明乎此，可以理解司空图《诗品》论“洗练”而有“古镜照神”，“乘月返真”的话，也就是莎士比亚所谓持镜照自然之意。
　　
　　持镜一照，碰巧觑见《谈艺录》开明书店本第七二页（中华书局本第六○页），也就是《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答孟郊》注引徵的——
　　
　　　　师法造化，以模写自然为主 ，其说在西方，创于柏拉图，发扬于亚理士多德，重申于西塞罗，而大行于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其焰至今不衰，莎士比亚所谓持镜照自然者是。昌黎赠东野诗“文字觑天巧”一语，可以括之。“觑”字下得最好；盖此派之说，以为造化虽备众美，而不能全善全美，作者必加一番简择取舍之工。即“觑巧”之意也。
　　
　　好一个“巧夺”！用鸿渐兄的话，天下断没有那样巧合的事。莫非人“巧”在学术研究中“也是必不可少的”？阑入《诗品》论“洗练”的“古镜”，亦有瓜皮搭李之嫌。再如钱仲联稍后在同一个地方发表的《古代山水诗和它的艺术论》（亦收入《梦苕盫论集》），后面的《画墁集》、《池北偶谈》等五六条引文，怎么看怎么像是从钱先生《中国诗与中国画》“转录”来的。
　　
　　二
　　　　《管锥编》第一三三○页：“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一《香港感怀》第三首：‘盗喜逋逃薮，兵夸曳落河；官尊大呼药，客聚众娄罗’；时人《笺注》引顾欢此论，非也，第四首：‘夷言学鸟音’，或可引顾允语为注耳……‘官尊大呼药’句黄氏自注：‘官之尊者，亦号总督’；笺注者未着片言，盖不知《周书·卢辩传》、《北史·卢同传》载北周官制有‘大呼药’、‘小呼药’、‘州呼药’等职，黄氏取其名之诡异也。”这“时人《笺注》”就是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商务印书馆铅印线装出版，钱先生看的是一九五七年九月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增订本（第三首是第四首之误，第四首是第五首之误，号字原作称字。《人境庐诗草笺注》一九八一年六月上海古籍出版社修订本已补注《周书》、《北史》）。《管锥编》此节是增损《容安馆札记》第六百四十八则写成的。这一则专门补正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但钱先生没有照例标出撰者的姓名，也没有总论或简评。共考论人境庐诗二十来首。
　　　　 一九八三年前后，钱先生补订《谈艺录》，在论骘黄公度诗时提到好些时人，有云：“钱君仲联笺注《人境庐诗》，精博可追冯氏父子注玉溪、东坡，自撰《梦苕庵诗话》，亦摘取余评公度‘俗艳’一语，微示取瑟而歌之意。胡步曾先生命余订其《忏庵诗》，因道及《谈艺录》，甚许此节。”（第三四七页）兹将《札记》此则中明确补正钱注的几节录出，好看看“精博”的模样。
　　
　　　　卷一《羊城感赋》第四首：“祆庙火焚氛更恶”，《注》引《通典》“祆祠常有群胡奉事，取火祝诅”；卷八《书愤》第三首：“乍闻祆庙火，已见德车旌”，《注》引《石遗室诗话》云：“言因杀二教士而失胶州。‘德车旌’借用《曲礼》，甚巧”；卷十《述闻》第三〔四〕首：“火焚祆庙连烽燧，辙涸羁臣乞海波”；《天津纪乱》第四首：“薪积祆神火。”按祆庙火焚，元明词曲小说中常语，而说者皆不知其本诸《法苑珠林》卷三十，详见第七九五则论《元曲选· 留鞋记》。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第三折所谓“白茫茫溢起蓝桥水，不邓邓点着祆庙火”，弘治本《西厢记》有注，详见第二十一则。《乐府群珠》卷二兰楚芳《四块玉·风情》云：“蔴秸盖下一座祆神庙，你烧时容易烧，我着时容易着，他燎时容易燎”，语尤奇警。《袁文笺证》卷十四《檄吴县城隍神文》“欲斩神丛，先焚祆庙”，石韫玉注仅引《墨庄温录》“东京城北有祆庙”。钱《注》引《一切经音义》说祆字之音而已，并未知元曲也。
　　
　　按“《注》引《石遗室诗话》云”初稿作“石遗室诗云”。《石遗室诗话》卷七那句话，本来位于《人境庐诗草笺注》卷末《诗话上》，不是《书愤》的《注》引的。“按”字后钱先生曾增补“钱注未中肯”，后又涂去。钱书一九八一年六月本增：“元李直夫有《火烧祆庙》剧，今不传。”是于元曲依然酩酊无知也。殆“博雅自命，不读非圣书”欤？
　　
　　　　卷二《由轮舟抵天津作》：“华夷万国无分土，人鬼浮生公转轮”，《注》：“此用陈恭尹诗‘江山无地限华夷’句意。佛书，五趣之三鬼趣，轮转五道”。按下句之“人鬼”即上句之“华夷”。《广东新语》卷十一“土言”条云：“海外诸夷曰番鬼”；卷十八“洋舶”条亦有“红毛鬼”之称。吴伯成《留村诗钞·抵香山舍舟从陆》七古云：“鬼子来迎群稽首”。盖明末清初流俗早传此名矣。“浮生”指浮海，“转轮”指轮舟，正公度所谓“假借”也。卷二《述怀再呈霭人樵野丈》：“东南鬼侯来”，亦指外国公使。
　　
　　按参看《管锥编》第五四一页、《七缀集》第一四三页，《谈艺录》第五六三至五六四页。
　　
　　　　卷二《武清道中作》：“岭南好时节，不为荔支留”，《注》：“本宋湘诗〔《滇蹄集》卷三《席上歌者索诗戏书其扇》〕‘江南好时节，莫待落花来’”。按是矣而未尽。宋芷湾诗乃自老杜《江南逢李龟年》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化出。公度此作本之芷湾，而可与小杜《隋堤柳》绝句“自嫌流落西归疾，不见东风二月时”、元遗山《俳体香雪亭杂咏》“重来未必春风在，更为梨花住少时”（金埴《不下带编》记洪昉思爱诵遗山此二句，“重来”易为“明朝”，“更”易为“且”）、查初白《敬业堂诗集》卷四十一《雨后过自怡园看海棠同院长作时余复请假》“勿辞烧烛看 ，为是别花来”、《从刺蘼园步至出陶然亭》“此来直与孤亭别，贪得凭栏一晌闲”、卷四十四《端阳前二十日游北兰寺》“衰年未必能重到，更为斜阳作少留”参观。又按公度得力芷湾，参观第六十七则。
　　
　　按《谈艺录》第四九一页即以此为蓝本。此类“擘肌分理，取心析骨”，即钱仲联所嗤鄙之“挖脚跟”也。又按“《滇蹄集》卷三《席上歌者索诗戏书其扇》”钱先生补注的。钱仲联著述引徵不爱注明卷次页码--许是方便稗贩吧，未现代化。
　　
　　　　卷二《述怀再呈霭人樵野丈》第三首：“两汉举贤良，六朝贵门第。设科不分目，我朝重进士。孔孟生今日，必就有司试。岂能无斧柯，皇皇行仁义”，《注》引《性理精义》朱子云：“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按此数语见《制义丛话》卷二引《书香堂笔记》，《性理精义》倘取之此耶？
　　
　　钱先生下引董应举《崇相堂集》、方楘如《集虚斋学古文》、何焯《何义门先生集》、吴敬梓《儒林外史》（参看《谈艺录》第三五五页）、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相类语，以补钱书之疏陋。
　　
　　　　卷七《新嘉坡杂诗》第二首：“巧夺盟牛耳，横行看马头”，《注》引《左传》“唯余马首是瞻”，非也，即码头耳。
　　
　　按钱书二○○○年七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本订补作：“或谓马头即码头”（参看《钱仲联学述》第六三页）。
　　
　　　　卷八《酬曾重伯编修》第二首：“文章巨蟹横行日，世变群龙见首时”。按同卷《赠梁任父同年》第二首云：“佉卢左字力横驰，台阁官书帖括诗。守此毛锥三寸管，丝柔绵薄谅难支”，即“巨蟹”句自注脚。馀见第六百三十三则。钱《注》引《蟹谱》“横行介士”云云，未知其用《琅缳记》也。
　　
　　按参看《槐聚诗存》“文章巨蟹未横行”句自注。钱先生盖有惩于世人之寡陋焉。
　　
　　　　卷九《己亥杂诗》第二首：“亦曾忍死须臾坐，正用此时持事来。今午垂帘春睡起，拥垆牛箸拨寒灰”，《注》引《东观不汉记》更始、韩夫人事。按此仿曾茶山集外绝句机杼，见第十百十六则。
　　
　　按详见《管锥编》第三三二页。
　　
　　　　卷九《己亥杂诗》第三十九首：“荷荷引睡施施溺，竟夕闻娘唤女声”。按所见殊浅；“施”即矢溺，见《揅经室一集》卷一《释矢》。
　　
　　按《管锥编》第一四六九页引“荷荷引睡施施溺”以证成人语小儿每一音叠言，而未道“施即矢溺”。
　　
　　　　卷十《京乱补述》第六首：“虏尘重扰扰，又换八旗扬”，《注》云：“谓换以联军八国之旗”。按胡瘦唐《驴背集》卷三“游遍江湖气未平”首自注：“美人丁韪良亦在围中，归上海，述被始末，切齿诸满员，倡言曰：‘满洲之入中国也，兵分八旗，今我八国之兵，其国旗亦犹是也。天道好还，不急取，后悔何及！’”
　　
　　按参看论《己亥杂诗》第七十五首：“‘怜君胆小累君惊’云云，《注》谓指梁鼎芬，是也。《花随人圣盫摭忆》载节庵为长素居间手札，考引甚详，惜独漏却公度此首。”足见钱先生网罗掌故之功力亦远迈时流也。
　　
　　　　卷十一《启銮喜赋》：“罪首既诛昏墨贼，民心犹戴往黄皇”，《注》引《左传》“昏墨贼杀”、《谷梁传》、《韩诗外传》、《白虎通》“王者往也，民所归往”，因从古直说，“‘黄’为‘王’之误字。”按：“黄”与“墨”字对，既有“黄”字，何须更着“王”字？“黄皇”如言“皇帝”--“黄”人之帝“皇”也。亦如卷六《锡兰卧佛》所谓“天若祚中国，皇帝垂衣赏。人人抑震旦，谁侮黄种黄”、卷八《赠梁任父同年》第一首所谓“黄人捧日撑空起，要放光明照大千”、卷十《八用前韵》第二首所谓“中央土复尊黄帝，十等人能免黑奴。”古说过迂拘不通。
　　
　　《谈艺录》第九一页则嗤笑古直（一八八五至一九五九）“心劳日拙”。
　　　　《林纾的翻译》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本增补晚清评论《醒世姻缘》的文献：“黄公度《与梁任公论小说书》：‘〔前略〕以供驱使’（钱仲联《人境庐诗钞笺注· 黄公度先生年谱》光绪二十八年）。”而《管锥编》第一四六一页“黄公度光绪二十八年《与严又陵书》论翻译”云云则有意不志有自。这儿的“诗钞”，或许不是排字匠的小错误。这两处都已见《容安馆札记》此则。
　　《人境庐诗草笺注》一九五七年九月本卷末《诗话上》引“钱萼孙《梦苕庵诗话》”：“人境庐诗，论者毁誉参半，如梁任公、胡适之辈，则推之为大家。如胡步曾及吾友徐澄宇，则以为疵累百出、谬戾乖张。钱锺书则又以卑格俗艳少之。予以为论公度诗，当着眼于其人民性现实性之深度如何。其反帝爱国精神，能反映出近百年来中国史上之主要矛盾。公度诗之真价即在此，不当于小节处作吹毛之求。抚世感事之作，悲壮激越，传之他年，足当诗史。”而一九八一年六月本则剔除“钱锺书”作：“如胡步曾诸君，则又以过欠剪裁疵累百出卑格俗艳少之”。并于《诗话下》增录“钱锺书《谈艺录》”论人境庐诗全文。《梦苕庵诗话》（齐鲁书社，一九八六年三月）又删除“卑格俗艳少之”、“于其人民性现实性之深度如何。其反帝爱国精神，能反映出近百年来中国史上之主要矛盾。公度诗之真价即在此”。盖如颜大官人“侧头侧脑的看了一回，良心不昧，自己也看不过了”（《管锥编》第八一九页）。不料十几年后，钱仲联又留声机般三番四复地说一句话：“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都有反映，可以起到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见前引卜文）。
　　
　　
　　三
　　　　“锺书先生不仅是我的知己，也是苏州大学的恩人。一九八一年第一届博士导师评定，由于苏州大学的前身江苏师范学院是普通省属高校，按规定只能申报硕士点，所以我就申报硕士生导师……评委钱锺书说：‘钱仲联，我知道的，光凭他八十八卷的《剑南诗稿校注》，我看就可以当博士生导师。钱仲联假使只能做硕导，我看在座的包括我钱锺书都只能做硕导，都不能带博士生。’这个情况是王元化跟我讲的。”这是钱仲联亲口对记者说的（见前引卜文），展转传闻，夸大走样是免不了的。《谈艺录》第一二一页有言在先：“放翁诗不僻不奥，具休文之‘三易’，须注者鲜”；《剑南诗稿校注》虽然初稿成于一九六五年，自序作于一九八一年一月，但印行是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事先也没请钱先生审订。《钱仲联自述》第一五二页弥缝为“即将出版”，也没有“钱仲联假使”那些话。
　　　　《剑南诗稿校注》的“引用及参考书目”里有“钱锺书宋诗选”、“钱锺书谈艺录”。钱仲联早年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书时印了一本《宋诗选》，所以无意识地以为钱先生的和他的同名。《宋诗选注》给：“引用”仅一处“（卷八十五《示儿》），遭偷用或潜窃的倒不少。咱们开开眼罢。
　　　　《宋诗选注》一九五八年九月本陆游简评：
　　
　　　　“妆画虚空”、“扪摸虚空”原是佛经里的比喻（《杂阿含经》卷十五之三百七十七，卷四十一之一千一百三十六）、“法不孤生仗境生”、“心不孤起，仗境方生”也是禅宗的口号（智昭《人天眼目》卷四载石佛忠《相生颂》，延寿《宗镜录》卷四论‘心法’，《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七引黄庭坚语也说：“诗文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但是涵意不明）。
　　
　　　　《剑南诗稿校注》卷五十《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注：
　　
　　　　智昭《人生眼目》卷四载石佛忠《相生颂》：“法不孤生仗境生。”延寿《宗镜录》卷四：“心不孤起，仗境方生。”《杂阿含经》卷一五“妆画虚空。”李幼武《名臣言行续录》卷一载黄山谷言：“诗文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游诗即同此意。
　　
　　将胡书变换成李录，欲灭盗袭之迹耳。接下钱仲联引的《广西通志》也是来自陆游简评（早见《谈艺录》），只不过查核了原书，替换了钱先生的省略号罢了。《宋诗选注》一九七九年六月本“但是涵意不明”已删却，补引了《独醒杂志》、《艇斋诗话》。
　　　　《宋诗选注》陆游《山南行》注：
　　
　　　　陆游诗里一再讲到山南的鞦韆蹴鞠，例如《剑南诗稿》卷十一《忆山南》第二首：“打毬骏马千金买”，卷三十七《春晚感事》第二首：“寒食梁州十万家，鞦韆蹴鞠尚豪华”，《感旧》第三首：“路入梁州似掌平，鞦韆蹴鞠逞清明”等是。
　　
　　按“感旧”是“感旧四首末章盖思有以自广”的简称，“逞”是“趁”的讹字。看来钱仲联倚赖得连覆检一遍都懒得了。《剑南诗稿校注》卷十三《小园》注也承袭了《宋诗选注》的误字（“月上坐钓矶”之上字原作下字）。
　　　　看文字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不恕他！再像卷七《病起书怀》注引陆诗歌咏《出师表》的例，全不出《宋诗选注》陆游《书愤》注以外。钱仲联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也没有把钱先生疏凿的河流加深，不肯在小数点后多除几位（如卷三十七《感旧》第五首：“凛凛隆中相，临戎遂不还。尘埃《出师表》，草棘定军山”；如卷七十四《新春感事八首终篇因以自解》第七首：“梁州陌上女成群，铜绿春衫罨画裙。相唤游家园里去，鞦韆高挂欲侵云”）。
　　　　卷八《雨中山行至松风亭忽澄霁》及卷五十《初春杂兴》的注，钱仲联也是“放纵了倚赖的惰性”，借鉴了《宋诗选注》的文同简评。
　　　　卷十七《临安春雨初霁》“矮纸斜行闲作草”，钱仲联注：“张芝号‘匆匆不暇草书’，见卫恒《四体书势》。所云草书，盖指章草，章草有一定规律，故匆匆不暇作。北宋人亦有‘事忙不及草书’语，见李之仪《姑溪居士集》卷三九《跋山谷草书〈渔夫词〉十五章后》。此游诗所以云‘闲作草’也。”按此注舍“章草”云云（妄说尔，参看《管锥编》第一一二四至一一二七页），亦全盗袭《宋诗选注》。
　　　　不消说，钱仲联没看过补订本的《谈艺录》，自然就未“引用及参考”，自然就不会和钱先生的注文“不能不合”了。《剑南诗稿》卷一《霜风》“岂惟饥索邻僧米，真是寒无坐客毡”，钱仲联仅注引人所熟知的韩愈、杜甫诗（参看钱先生评The Rapier of Lu，Patriot Poet of China），未能拈出《谈艺录》第四四三页增补的张耒诗“常忧送乏邻僧米，何啻寒无坐客毡”（亦见《容安馆札记》第五百九十八则、第六百十六则）。卷十三《蔬圃绝句》第二首“凭谁画我荷锄归”，钱仲联无注，《谈艺录》则畅谈了一大篇（第四车二至四四三页）。卷九《草堂拜少陵遗像》亦像（《谈艺录》第四五五页）。不俱举。
　　　　《宋诗选注》的好言足为本地风光：钱默存先生的诗学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有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末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钱仲联虽贪吃懒做，亦欲与钱先生争强，想后来居上，要别开生面。结果呢，只使得他那“诗史成见”和“说教”有机会就要发作。
　　　　《剑南诗稿》卷五十三《谢王子林判院惠诗编》“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钱仲联注引《谈艺录》“以入画之景作画，宜诗之事赋诗，如铺锦增华，事半而功则倍，虽然非拓境宇、启出林手也。诚斋之不如诚斋，正当以此轩轾之。……放翁之不如诚斋，正以太工巧耳”一大段，大批判道：“此论第就艺术技巧方面衡量，但放翁诗主要精神所在，是反遇时代现实，激扬爱国热情，此非诚斋所企及。即以艺术技巧论，诚斋之病，正坐太巧。放翁自谓‘我不如诚斋’，乃譌谦之语耳。”对于“反映”的考史和“爱国”的说教，《谈艺录》的旧本第一五五页早辞而辟之矣：“放翁爱国诗，功名之念，胜天君国之思，铺张排场，危事而易言之，舍临殁二十八字，无多佳什。”亦见钱先生评The Rapier of Lu，Patriot Poet of China：“In Lu Yu\'s patiotic poems，I find one phrases recurring with disagreeable insistence，to wit，‘dead and glory\'。”《容安馆札记》第六百十六则专论《剑南诗稿》，大多已融入《宋诗选注》、《谈艺录》补订本、《管锥编》中，亦云：“放翁忠义愤发之诗，几乎连篇累牍，而胞与痌瘝之什，如……于全集不过牛之毛、海之粟，亦不及石湖此体之佳也。”《谈艺录》补订本第四五七而则称情惬心地宜申前所蕴蓄者：“放翁谈兵，气粗言语大，偶一触绪取快，不失为豪情壮慨。顾乃丁宁反复，看镜频叹勋业，抚髀深慨功名，若示其真有雄才远略、奇谋妙算者，则似不仅‘作态’，抑且‘作假’（contrived performances）也。自负甚高，视事甚易……梦语出狂，夸词人诞……放翁投老江湖，所言未见诸行事，自是渠侬大幸，尚博得后世抚几嗟咨也。文士笔尖杀贼，书生纸上谈兵，历世皆有话把……盖已成‘人物典型’，有处承时可遇，而放翁殆此中最文采钜丽者乎！”物论难齐，于陆游钱仲联自可“吹嘘上天，绝倒于地，尊玞如璧，见肿谓肥，”做个“崇拜和倾倒的肌肉特别发达”的佞臣（《管锥编》第三九八页）。
　　　　当然，钱仲联在《前言》里觉得钱先生有的大判断还“比较中肯”：“近人说他‘多文为富，而意境实鲜变化。’‘高明之性，不耐沉潜’（钱锺书《谈艺录》）”。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作《沈曾植集校注· 前言》，钱仲联赞美《谈艺录》驳陈衍奉钱为“学人之诗”：“钱锺书先生这一论断是具有卓识的”，口气大变。以小人之心度之，得毋缘于钱先生识钱仲联于风尘草泽之中，拔之出于碌碌众伍，成了钱仲联的举主或“知己”？呵呵！
　　
　　四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钱先生忽然收到《清诗纪事》前七册，照例回了封感谢信；《钱仲联自述》第九七页夸饰为“抑制不住欣喜的心情”，并抄录全文（最早公布于一九九二年七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刊行的《书与人文丛》第一辑）：
　　　　敬启者：忽奉惠赐钱仲联先生主编《清诗纪事》前七册，惊喜交集。虽未细览，然望气已识其宝矣。体例精审，搜罗弘博，足使陈松山却步，遑论计、厉。惟于邓氏《初编》，颇有恕词，愈徵广大教化。邓书附会影响，甚至杜撰虚造，逞其私智，误人不浅。如谓塞尔赫集中《西洋镜》诗即寓“西洋镜一戳即穿”之讥，然《晓亭诗钞》卷二只有《西洋画》诗；又如称邵陵自题《疏园集》诗非邵长蘅所及，不知此诗全袭南宋戴东野《农歌集》卷四之作，仅易一字而已（拙著《谈艺录》三一四页已隐摘其讹）。此类不胜枚举。又于诗学实无真解，评骘语每令人笑来。仲联先生自运，卓尔名家，月眼镜心，必兼文心史识之长。烦代致倾倒之忱。草此布谢，即颂
　　　　编安
　　　　苏州大学明清诗文研究室
　　　　钱锺书上十二月二十五日
　　要辨识钱先生文章的好赖话，着实大不易呢。“望气识宝”之概颇令人想起钱先生少年文字里的顽皮：做书评的时候，不用细看所评的书，把鼻子一嗅，便知好歹。钱仲联其实是领着人把邓之诚那“附会影响”而“令人笑来”的《清诗纪事初编》全部剪贴到《清诗纪事》上了，“广大教化”地循蹈了“学术的轮回”；钱先生特别拈出的两例“杜撰虚造”就出现在第四四八七页和第二四三七页里。钱仲联们袭谬传讹，真“误人不浅”啊。照例“不打送礼的”，所以钱先生就指鸡骂猴。《清诗纪事》也是志在考史（《钱仲联自述》第九四页：“以辑存有清一代以诗史为主体的叙事作品为宗旨，并对有关诗人的创作活动和诗歌评论资料广为搜录，以助读者着眼大处，知人论世”），无意词章。如同《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这部钞纂的“资料汇编”也是“往往只邀请了大家来出席，却不去主持他们的会议”。《容安馆札记》第八百一则称美良友张遵骝“博究载籍，又具史识，蒐罗而能贯穿焉”；钱仲联则乏“贯穿”之能。“必兼文心史识之长”是假设句，也是祈使语--谓之对编者的要求亦可。钱先生尝面谀《全宋诗》“集思广益，远讨旁搜，极为精博，洵巨业也”，也被拿去做广告（见《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九三年第六期《我校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硕果累累》），可同时钱先生又复信给较熟悉的一个主编“给予严厉的批评”（傅璇琮《记钱锺书先生的几封旧信》，《人民政协报》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相信咱们还会看到钱先生对《清诗纪事》摘讹纠谬的文献。
　　　　两年后再得到一九八九年七月出版的《清诗纪事》后十五册时，钱先生就做一纸八行书，从“米汤大全”里信手拈来几句受者爱听的浮夸之辞：“钱先生与诸君子之愿力学识，文史载笔，当大书而特书。举世学人受益无穷；不才蒙启迪之深，更非言词可谢矣。”钱先生“蒙启迪”安在，到现在我们还看不出。
　　　　“《清诗记事》颇多徵及拙著，故苏州大学主编者曾以全部相赠。”钱先生对送礼者说（见张昌华《走近钱锺书》，《人物》一九九九年二月号）。《谈艺录》开明书店本论及清诗人的，《清诗纪事》大都录取了。如第二四六○页田雯篇引《谈艺录》两节：“清初诗文好为沉博绝丽者，莫如田山薑”云云，“清初渔洋以外，山左尚有一名家，极尊宋诗而尤推山谷者，则田山薑是也”云云。《谈艺录》评骘袁枚又多又好，可《清诗纪事》袁枚篇一个字都不提，教人好生诧怪。《谈艺录》的补订本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九月出版，可能发行太迟，使得《清诗纪事》的编者来不及采掇。钱先生一九八四年三月在香港出版的《也是集》倒给采着了（第九五八九页龚自珍篇、第一二三九四页黄遵宪篇），也就是补订本《谈艺录》的第三四七、四六五页。
　　　　还得让大家知道，《管锥编》钱仲联好像从没用过，钱先生白送了。

宋公明

《容安馆品藻录·冒景璠》
　　范旭仑
　　　　
　　　　 《容安馆札记》只有为诗人冒孝鲁作的诗。在评述到钱先生与冒孝鲁交往的书籍和文章里，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和刘铮《钱锺书冒孝鲁交谊探隐》（《万象》二〇〇三年五月号），都很有参考价值。那些文献讲过的，这里不再重复。
　　　　
　　　　一九五三年钱先生作《槐聚日札》第一百十四则：　　
　　　　
　　　　得孝鲁书并近什隐括其语戏寄　
　　　
　　　　吊丧借面泪频挥（多哀挽之作），躁释矜平自免灾（袁树珊批命语）。生谥而今须换字，翁文厉改李文哀（杨西禾手札云翁覃溪号文厉公，黎蓴斋作《李芋仙墓志》谓曾文正戏呼为文哀公）。
　　　　
　　　　漫与新篇大有功，室人休谪饭箩空。绝诗吃鸭还看戏，甭说长排与古风（赠全增嘏七绝）。（增嘏请吃烤鸭并看蹦蹦戏。）
　　　　
　　　　不付新妻更付谁（挽潘伯鹰亡室诗）？译场（寿瞿蜕园）虎却为猫师(孝鲁曾译《一个英勇的兵》，乞怒厂润色)。佳人佳茗（挽陈仲陶）滋疑窦，湿活平添检讨资（赠增嘏）。　　
　　　　
　　　　“译场”句初作“译场（寿瞿蜕园）人物晚唐词（赠赵髯翁）”，又作“译场英勇弟追师”，复作“译场舅却拜甥师”。钱先生曾解释：“傅，浦东人，读其姓如虎，君姓音近猫。《罗湖野录》及剑南诗自注皆言猫为虎舅，教虎百为。”冒效鲁译《智勇的战士》一九五一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孝鲁近什”《叔子诗稿》存者似不多。《调赵髯》：“南唐人物晚唐词”；《寿瞿蜕园六十》：“象管翻经冠译场”；《挽陈仲陶》：“佳人佳茗今难再”；《入春以来屡共增嘏夫妇游宴聆歌戏成数绝》：“留作他年检讨资”。嘻笑之哀，胜于啼哭。《槐聚日札》第二百三则云：“今之自我检讨，非有泪不足示深刻，斯又《哭为礼仪说》（《癸巳类稿》卷十三）所未备也。”“深刻”的好注脚是第三百二十则：“后世再醮者，必丑诋故人，一若失身强暴，力谄新人，一若既见君子，而后夫亦非此不肯纳之闲房。”《洗澡》第三部第六章实写其实。《管锥编·全梁文》卷论王僧孺《与何炯书》已发于此，但隐晦了“今”。钱先生戏诗的一种改本见于刘永翔《蓬山舟影》第三〇页（所录冒孝鲁五律二首作于之后近三十年，似非“反唇相稽”钱先生此三首七绝）。
　　　　
　　　　在这一则纸边行间尚有“几于谑虐”之篇，似作与冒孝鲁，有煞费解处——　
　　　　
　　　　飞机忽薄九重天，又送诗人降海边。青子甘香□□味，红儿比美赋新篇。
　　　　
　　　　徵歌徒弟高低自，索画师娘大小便。黄四减三娘变姨，加亲亲上口流涎。
　　　　
　　　　一往深情三表妹，半日杰作九姑娘。江西末派方虚谷，苏北名门冒辟疆。
　　　　
　　　　娇唤同夕稣半体，猛逢异睡热心肠。古尘蔌蔌□□事，引吭三郎唱四郎。
　　　　　　
　　　　稿既漫漶，印复失真，遂致字不易识，一也；戚友间俳谐嘲戏，而外人猝闻，每不识所谓，二也。安得好事者横说竖说以解颐乎？
　　　　
　　　　《叔子看花相忆寄诗奉答》是《槐聚日札》第一百十八则的题目，全文是：　　
　　　　
　　　　槁木寒岩百虑灰，春回原似不曾回。陈人何与芳菲事，赚得花前远忆来。“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定厂主语，见《五灯会元》卷六。
　　　　
　　　　兔锋渐秃才都退，马齿加长鬓已苍。端赖故人相告慰，不增不减是清狂。来诗云“书来北客狂犹昔”。《露书》卷二：“《谷梁传》荀息牵马曰齿加长矣，读者皆以长音掌，余以为当音常，盖牛老则齿短，马老则齿长。”
　　　　
　　　　桃情柳思为谁春，诗老行吟迹已陈。凄绝一坏花下土，去年犹是看花人。君与余皆以诗见知于墨巢丈，园花开时必共燕赏，今则已矣。
　　　　
　　　　观河面皱早成翁，参到楞严法相空。争似风流还自赏，春波照影学惊鸿。《首楞严》卷二云佛语波斯匿王观恒河自伤发白面皱，来诗云“抚鬓临流讶已翁”，可谓貌同心异。　　
　　　　
　　　　冒诗《槐聚诗存》作“照影方塘瑟瑟波”，乃杜撰。诗为《雨后独游兆丰公园忆默存北京》：“辛夷秀拔玉千峰，抚鬓临流讶已翁。沐我如膏三月雨，干卿何事一池风。书来北客狂犹昔，梦到西湖句未空。失笑观鱼成独乐，几时濠上相得从？”
　　　　
　　　　过不几天的第一百二十一则日札还是诗什：　　
　　　　
　　　　寻诗争似诗寻我，伫兴追逋事不同。巫峡猿声山吐月，灞桥驴背雪因风。钩来恰值秋虾美，得处何心上药通？五合可参虔礼谱，偶然欲作最能工。《分甘馀话》尝以胡擢郑綮二人语相比。唐彦谦《索虾》云：“姑孰多紫虾，极美宜于秋”；“既名钓诗钓，又作钩诗钩”。李义山《药转》云：“换骨神方上药通”，“忆事怀人兼得句”。《书谱》有“五合”“五乖”之论，“偶然欲书”为“五合”。
　　　　
　　　　叔子书来，谓余三年来罕作诗。近忽富篇什，殆渠所启发，因赋此答之。
　　　　　　
　　　　《槐聚诗存》恶作剧般地将写作时间提前了四年，世换代易之年，连自注都省得一干二净。第七百二十九则论孙虔礼《书谱》：“孙退谷本此帖珂罗版，余尝摹写数过。即以文论，亦疏落萧散，有晋宋遗风。”“启发”当然唤起我们对《谈艺录》“友人冒景璠，吾党谈诗有癖者也，督余撰诗话”的记忆。
　　　　
　　　　有一阵子钱先生标注作日札的起止月。《槐聚日札》第三百十九则作于一九五四年六月：　
　　　　
　　　　叔子无书经岁忽寄怀一律鬓丝髀肉情见乎词步韵奉答
　　　　
　　　　情怀验取报书迟，霜鬓难教四海知。犹许营巢怜幕燕，只堪生子话邻貍。是非忽已分今昨，行止安能问险夷！长忆江南松菊好，无家漫自说归期。　　
　　　　
　　　　《叔子诗稿·书近况寄默存北京》：“久书阙报叹衰迟，毷氉情怀圣得知。此日照盘同苜蓿，几时穿柳聘猫狸（藏书为鼠啮，不得不瞩望于君家食牛乳之狸奴也）？鬓丝渐觉春非我（大杰有春非我春之感），道胜何妨夏变夷。一逻西山青可念，区区位业付虚期。”“髀肉”是钱先生自己的情词。第六百十八则：“学识虽进，人则衰老，正未知是得是失也。”第七百十九则：“赵秉文《除夜》云：‘龙锺三十九年春，讳说新年似讳贫。’按十年前教授清华，读《全金诗》至此首，批曰：‘余明年四十三矣，讽之感不绝心。’今年五十二，更何以堪！”《管锥编》第五八六页：“不及壮盛，田光兴感；复生髀肉，刘备下涕；生不成名而身已老，杜甫所为哀歌。后时之怅，志士有同心焉。”所谓长歌之哀非耶？
　　　　
　　　　第四百一则题为：　
　　　　
　　　　苏渊雷和孝鲁寄怀诗韵相简，又写示《寓园花事》绝句十六首，即答，仍用孝鲁韵。渊雷好谈禅。比闻尽弃所学，改名曰翻，以示“从前种种”之意，故诗语云然。　
　　　　
　　　　“比闻”云云不为《槐聚诗存》存。晚明以来有句相传的名言：“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参看第四百四十七则）“分今昨”亦用此。“斯世亦非吾世，群伦将复谁伦”（第七百六十七则、《管锥编》第一四一页）！读之如睹其郁结蹇产，危涕坠心。
　　　　
　　　　槐聚居士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作第五百四十三则日札：　　
　　　　
　　　　闻叔子多病余亦衰徵益著赋怀却寄
　　　　
　　　　蕉树徒参五蕴空，相怜那问患相同！眼如安障长看雾，心亦悬旌不假风。因病得闲争似健，以身试药恐将穷。与君人事推排倦，白发何须叹未公！　　
　　　　
　　　　《槐聚诗存》系于一九六六年，当是故意。参看《吴宓日记》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日：“接钱锺书（北大中关园二十六号）十一月一日复函，有‘眼如安障长看雾，心亦悬旌不假风’之句。”在钱先生看来，“这次运动”如同“历次运动”（《干校六记小引》），始皇帝焚书坑儒的劫火一直“星星未熄”（《阅世》）。钱先生洞明世故，初不如“诸生皆说咸阳好，临到坑时始怨秦”（《日札》第二十七则录阎尔梅诗句）也。钱先生曾自释“诗意”：“冒和我都老而多病，但冒尚有‘壮心’，我则甘居衰退。”
　　　　
　　　　《槐聚诗存》里的《叔子五十览揆寄诗遥祝即送入皖》、《叔子病起寄诗招游黄山》没有出现在《容安馆札记》中。第七百九十九则眉录存《喜得叔子书并寄诗》：
　　　　　　
　　　　书来行细告平安，因病能闲尚属官。得酒肠犹起芒角，耽诗心未息波澜。一流顿尽惊身在，万态纷更忍俊难。传语故人勤料理，残年饱饭数相看。
　　　　　　
　　　　这是《容安馆札记》自录的最后一首诗，也是《槐聚诗存》为冒孝鲁作的最后两首之一。“万态纷更忍俊难”有味乎其言也。“寄”的当是《壬子岁暮游沪得口号如干首纪实》，中有悼杨必、忆槐聚。冒孝鲁复作《次答默存见怀》。一九七七年《槐聚书来速北行报以绝句五首》则是《叔子诗稿》赋咏槐聚词人的尾声。“篇什周旋角两雄”，而今盖“如鸣禽已营巢，不复娇啼恰恰矣”。
　　　　
　　　　日札还有个摘句和冒孝鲁有关。第六百九十七则：　　
　　　　
　　　　余居湘时和孝鲁诗云：“身树频移怜意尽，心花孤表识春荒。”又《感怀》云：“风怀睡起理残梦，春事阴成缀晚花。”庶几暗合矣。　
　　　　
　　　　“暗合”的是阮大铖《与马瑶草同宿范华阳居》“闲身如古木，寒尽不知春”。参看第六百二十四则：“余游滇时亦有《寱词》云：‘缥缈华胥不易来，莺啼鸡报莫相催。原知醒后徒添怅，好梦人生得几回！’今日追思，更如余寓湘时《感怀》所谓‘风怀睡起理残梦，春事阴成缀晚花’矣。”第四十四则尚有一绝他处未见，姑录于此——“发为弘文”则自惭未能也：“余昆明戏作云：忍换他年薄倖名，情怀掩抑未分明。此心劫后残山水，一角何堪位置卿？”
　　　　
　　　　冒景璠，字孝鲁，号叔子，“分今昨”之时换字为“效鲁”——盖“易名字则可以度厄”，后遂以“冒效鲁”行。钱先生晚年正式则呼“冒景璠”（《谈艺录》第三四六页“归舶邂逅冒君景璠”、“景璠嗤余”）。《谈艺录》起头的“友人冒景璠”，开明书店本作“友人鲁叔璠”。“鲁叔璠”？殆因忌讳而组合其名字号耶？疑冰莫涣。《槐聚诗存·杂书》之“近邻喜冒郎（叔子），璠也洵鲁璠”则易解。《槐聚诗存》里的《亚历山大港花园见落叶冒叔子（景璠）有诗即和》、《答叔子》、《再示叔子》、《题叔子夫人贺翘华女士画册》原本（《国师季刊》第五期）作《孝鲁无题云谁识幽人此夜心渺如一叶落墙阴因忆余牛津秋风所谓此心浪说沾泥似更逐风前败叶飞真同声也因赋（地中海归舟作）》、《孝鲁以出处垂询率陈鄙见荆公所谓无知猿鹤也（香港作）》、《更呈孝鲁（香港作）》、《简孝鲁索翘华夫人画（昆明作）》。《读近人诗鲜厌心者适孝鲁寄鹤柴翁诗来走笔和之（昆明作）》则为《槐聚诗存》删汰。钱先生给冒孝鲁的第一首诗好像从未刊印，冒的和诗是收入《叔子诗稿》中的《马赛归舟与钱默存（锺书）论诗次其见赠韵赋柬两首》。民国三十年春钱先生序徐燕谋诗稿说“余集中诗为君及冒君孝鲁作者最夥”——《中书君诗初刊》则为杨季康及张惠衣作者最夥。
　　　　
　　　　“真正友谊的产物，只是一种渗透了你的身心的愉快”，钱先生《得孝鲁书却寄》（刊于民国二十九年二月《国师季刊》第六期）把它洗琢得光洁了——
　　　　　　
　　　　得书苦语短，寄书恨路长，争似不须书，日夕与子将！前年携妇归，得子为同航，翩然肯来顾，英气挹有芒。谓曾识名姓，睹我作旁行。对坐甲板上，各吐胸所藏。子囊浩无底，我亦勉倾筐。相与为大言，海若惊汪洋。哀时忽拊膺，此波看变桑。寻出诗卷示，鸷悍乌可当！散原若吷庵，批识烂丹黄。命我缀其后，如名附三王。别子何太夙，孑身落南荒。有子心目间，从兹不能忘。寄诗勿遗远，笔辣似蘸姜。缘情出旨语，譬姜渍以糖。耆旧都敛手，未老与争苍。独秀无诗敌，同声引我伧。张号齐于韩，坡谓走且僵，才难姑备位，免子弦孤张。隔岁归复晤，追欢若追亡。流连文字饮，谐谑抵鄱阳。哂我旧刊诗，少游是女郎。乃引婵娟来，女弟比小仓。我笑且骇汗，逊谢说荒唐。稍复商出处，憎命文相妨。舍命以谋生，吾妇语悲凉。子曰食蛤蜊，沃之一巨觞。南皮忆昔会，当日只寻常。秋风吹我去，各看天一方。载愁而携影，来此涸阴乡，弥天四海人，一角闭山房。惟幸亲可侍，不负日堂堂。君平岂弃世，被弃如剑伤。赖子念幽独，不吝寄篇章。亦云寡欢绪，失我枯诗肠，浪仙井欲废，子瞻泉不汪。袁先惊溘逝，言笑隔渺茫。花落成恶谶，并无半面妆。推排老辈尽，子亦万夫望。三十年匪少，斯言黄溍尝。已觉多后起，不见吾侪狂。云龙虚有愿，何日随颉颃。寄书恐不达，作书恨不详，安得不须书，羽翼飞子旁！
　　　　
　　　　余与君遇于欧洲归舶。君言在俄时睹杂志有余所为英文，遂心识之。余舟中和君论诗所谓“舟行苦寂寥，可人不期至。东涂西抹者，惭子知姓字”是也。
　　　　
　　　　君有舟中与余谈两绝云：“莫向沧波谈世事，方忧此海亦生桑。”余题君诗二绝有谓：“气潜足继后山后，笔韧堪并双井双。”非溢美耳。
　　　　
　　　　余在昆明，君寄示《还家》诗云：“妇靥犹堪看，儿啼那忍嗔？”余覆书谓：君诗甚辣，此则似蜜渍姜，别是风味。
　　　　
　　　　余二十四岁印诗集一小册，多绮靡之作，壮而悔之。君见石遗翁《诗话》采及，笑引诚斋语谓曰：“被渠谱入《旁观录》，五马如何挽得回？”又曰：“无伤也！如‘干卿底事一池水，送我深情千尺潭’、‘身无羽翼惭飞鸟，门有关防怯吠猧’等语，尚可见悦妇人女子。”遂相戏弄。
　　　　
　　　　君来书附《哭袁丈伯夔》诗有云：“忍事早知生趣少，吞声犹有罪言存。”丈去春赋《落花》八章，遍徵诗流和之。英尽枝空，遂成诗谶。
　　　　　　
　　　　《围城》第三章初本（《文艺复兴》第一卷第五期）：“一个眉宇英爽，气概飞扬……斜川才气甚好，跟着老子做诗，很早就受老辈文人的赏识。”《叔子诗稿·送默存讲学湘中》：“我生寡朋俦，交子乃恨晚。岂不欲子留？饥驱不容缓。独此方寸心，不与境俱远。回思谈艺欢，抗颜肆高辩。睥睨一世贤，意态何瑟僴。每叹旗鼓雄，屡挫偏师偃。光景倏难追，馀味犹缱绻……得暇倘寄书，慰我别后眼。”可互相照明。冒孝鲁《默存自湘归屡过谈艺顷出示入湘前诗卷辄用东坡岐亭赠陈季常韵柬之》（《同声月刊》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号刊登，《叔子诗稿》未收）堪作嘤和：“子尝评我诗，譬姜蘸蜜汁。又尝哀我穷，乞醢慰忧湿。我归子远游，相衡孰失得？倦飞子竟还，觅我意何急？齐梁沸蜩螗，吴楚乱鹅鸭。视天何梦梦，八表烟云幂。黑风吹海翻，一夜鱼尾赤。烦冤无告语，名理犹剖白。坐谈每移晷，发散不遑帻。缅想造字初，雨粟鬼夜泣。奈何干天刑，讥弹抵巇缺。儿童拍手呼，向来无此客。厄穷终不悔，一笑看矢集。”诗人姑妄言之，旋即一官疗贫去也。
　　　　
　　　　冒景璠民国三十一年秋已受伪职，来看钱默存。中书君作《叔子来晤却寄》（载于《国力月刊》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号，《槐聚诗存》未存）：“斗室谈诗席尚温，堂堂交谊不磨存。是非莫问心终谅，悲喜相看语屡吞。志在全躯保妻子，事关孤注赌乾坤。思君梦入渔洋句，‘残照西风白下门’。”梦觉须臾，钱先生好言慰之（《槐聚诗存》的“叔子索书扇即赠”原作“慰叔子”，见《且住楼诗十首》中，《京沪周刊》第三卷第一期，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九日）。钱先生深明大义，然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初不悻悻割席也。
　　　　
　　　　钱先生早年赠柳存仁的诗提到冒孝鲁（新写本影印于柳存仁《和风堂新文集》卷端）：“佳士如好山，可爱非可有。写以画若诗，聊代持之走。柳郎才轶伦，汲汲务不朽。论交多巨子，徐行未渠后。冒君美其文，赠篇丸脱手。着语此已赘，稍用答意厚。私欲吾诗中，大名见谁某。”《赠柳雨生》收入《叔子诗稿》。
　　　　
　　　　“四劫三灾次第过”，一九七九年秋，冒效鲁命学生郑海凌拜谒钱先生，修介绍函外，还馈赠老友手杖、徽州铁画。“钱先生从冒辟疆谈到冒鹤亭，然后谈到他与冒效鲁相识于一九三八年自法国归国途中，以诗会友，一见如故……钱先生颇为动情，眉宇间焕发出青春光彩……‘《围城》里的一个人物，原型就是你的冒老师，你读了《围城》会认出他。’”（郑海凌《铭记钱锺书先生的教诲》，《名家》一九九九年二月号。钱先生从前覆苏渊雷书：“冒公子硬认为书中斜川，此不知《文子》所谓‘镜不设形而物无遁形’，非弟之有心描画也。”只是讲了俏皮话而自鸣得意耳。）冒景璠比钱先生早生一年，早死十年。一九八八年夏钱先生覆郑海凌函怅恨道：“效鲁先生去世时，我正住院。前年夏天在京一面，遂成永诀。”

苏鲁支

未翻钱公书有年，忽见宋兄巨献，读来酣畅，殊足疗饥。谢过谢过

宋公明

引用第4楼苏鲁支于2007-09-09 20:14发表的 :
未翻钱公书有年，忽见宋兄巨献，读来酣畅，殊足疗饥。谢过谢过

哈哈～～这酒却是陈年的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