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换主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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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振平任《读书》主编
时间:2007年7月11日 作者：萧喜 来源:学术批评网


据三联书店资深人士透露，《读书》杂志主编由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潘振平担任。

潘振平是已故著名史学家陈旭麓教授的高足，本人既是资深编辑，也是一位有影响的中国近现代史专家。潘振平作为一位学养深厚的资深编辑，曾长期在人民出版社工作，90年代初到三联工作，分管《读书》等四种期刊。

原《读书》执行主编汪晖、黄平被撤消原任职务。汪晖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据知情人士透露，汪、黄不仅因把八十年代受人欢迎的《读书》演变成为新左派的阵地而受人诟病，而且因2000年长江《读书》奖风波而使《读书》一度成为丑闻的焦点。原来的《读书》老作者，也曾因与汪、黄的政治取向不同而拒绝给《读书》撰稿。据称，《读书》的发行量下降到其创刊以来的新低，在学界之影响力也已明显下降。


《读书》换帅：三联书店答《中华读书报》问
时间:2007年7月15日 作者：《中华读书报》记者 来源:《中华读书报》


北京7月10日电 今天，三联书店负责人就《读书》杂志主编人选变更接受本报独家采访，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中华读书报：最近有媒体和网站在议论更换《读书》杂志主编问题，三联书店对此有何考虑？
三联书店：大家知道，《读书》杂志自1996年起，聘请社科院学者汪晖、黄平先生兼任执行主编，负责刊物的编辑工作，一直延续至今。前几年，由于两位学者的研究、教学工作十分繁忙，他们曾表示在适当的时候辞去执行主编的愿望，但三联方面一直没有提到日程上操作。目前，三联书店面临中国出版集团整体转制的新形势，集团对各出版单位的管理和要求都更加严格。《读书》是中国出版集团主管、三联书店主办的一份重要期刊，应当符合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期刊主编须由主办单位现职人员担任的规定，避免刊物编辑工作与其他工作特别是经营工作脱节。为此，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就优化《读书》杂志管理方式问题，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深入的调研。
　　
中华读书报：三联书店打算如何调整《读书》杂志的管理方式，今后谁来主持杂志的工作？
三联书店：这是当前读者和一些媒体关心的问题。首先，我要说明，提出研究这一问题，完全是基于优化管理方式的考虑，以便适应中国出版集团和三联书店转制的需要，全面加强《读书》杂志的内部建设，改善经营管理，规划和促进《读书》的长远发展。最近，我们就此与汪晖、黄平先生多次进行了协商。
　  本月初，经三联书店领导班子研究决定，汪晖、黄平先生不再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由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潘振平任《读书》杂志主编，《读书》杂志资深编辑吴彬任执行主编、李学军任执行副主编。
　　
中华读书报：《读书》更换主编后，对刊物今后的发展有何设想？
三联书店：具体方案恐怕要由主编和执行主编、副主编提出。我只能说点原则的意见。首先，《读书》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这一办刊宗旨和定位不能变。其次，《读书》要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独立思考、兼容并包的办刊理念和品格，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和读者讨论研究问题的园地。第三，《读书》既要“固本”也要“求变”。所谓“固本”，是指要坚持《读书》之所以为《读书》的那些本质的东西，发扬光大《读书》创办28年来各个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所谓“求变”，是指要与时俱进，伴随时代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内容和形式。一个刊物，只有创新求变，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读书》是一份在知识界有巨大影响并被广泛关注的杂志。长期以来，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等各界作者和读者以及媒体，一直热情地关心、支持《读书》。三联书店和《读书》杂志十分感谢大家。我们一定以不懈的努力，争取把《读书》办得更好，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中华读书报：您能否谈谈对汪晖、黄平两位学者主持《读书》杂志编辑工作的评价？
三联书店：概括地说，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富有成效。在两位学者主持下，《读书》坚持了既定的办刊宗旨，杂志的论题与社会现实联系得更加紧密，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新的拓展，发展了一批新的作者和读者，进一步扩大了《读书》在国内外的影响，等等。当然，他们的工作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正如汪晖先生所说，他从没觉得《读书》是理想的或完美的。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读者对《读书》的意见。汪晖、黄平先生主持《读书》杂志编辑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发生的变化，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11年来，两位学者有各自繁重的本职工作，在百忙中不辞辛苦，为《读书》的编辑工作及刊物的成长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宝贵贡献。借此机会，我代表三联书店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7年7月11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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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真假假的“换帅风波” 汪晖黄平下 吴彬上

2007年7月13日 来源：《东方早报》

　经历过真真假假的“换帅风波”，《读书》杂志到底还是“换帅”了。早报记者昨天连线《读书》新任执行主编吴彬和副主编李学军，她们均以遵守相关工作规定为由，拒绝谈论《读书》的人事变动，“以后我们会有一个统一说法。”

早报记者从相关人士处了解到，这一人事变动遭到部分《读书》编辑的抵制。据《中华读书报》7月10日的报道，这一人事变动是在“本月初经三联书店领导班子研究决定”的。而不愿透露姓名的相关人士向早报记者透露，三联书店领导宣布人事变动的会议遭到大多数编辑们的抵制，他们都没有出席该会。因此，编辑部许多编辑至今对该人事任命持质疑态度。按照《读书》改组后的人员编制，仅领导层就有5位，非领导工作人员仅3名。“现在的《读书》管理层是复杂人事斗争的产物。”三联书店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关键问题还是《读书》销量这几年急剧下滑，而这可能连前任主编汪晖都不太清楚。”

　　谈到这次比较突然的人事变动，刚刚履新的《读书》主编潘振平表示，目前还不太方便透露具体的人事变动细节，“以后会给大家一个说法。”近一个月来，《读书》重新进入公共讨论话题，但谈论主题却是“汪晖是否离开《读书》”。“媒体有些报道不太符合事实，但大家这么关注《读书》，也是我们的福气，说明我们《读书》人缘好，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读书》。”潘振平同时对汪晖、黄平二人十年来为《读书》杂志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肯定。

　　北京媒体半个月前曝出“《读书》杂志酝酿换帅”的消息，此消息立即遭到《读书》编辑孟晖等的抗议，称该媒体利用他们制造了假新闻。而一个月不到，该媒体的“预测”居然“中奖”了，“《读书》换帅在圈内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一位相关人士说。

　　而真真假假的“换帅风波”才过去几日，当时的《读书》主编汪晖和编辑部同事便来到上海召开“《读书》十年文选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虽然是“十年文选”，但所有与会者几乎都将谈论主题集中在“《读书》是否应该好读”之上，并为汪晖、黄平十年来的工作和《读书》成就辩护。然而才过去十多天，《读书》主编还是换帅了，该座谈会也成了汪晖代表《读书》出席的最后公开活动。与会的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昨天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读书》人事变动并不知晓，“一直到了活动现场，我才知道原来《读书》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当天参加这个活动纯粹是讨论《读书》十年来的工作，没有其他用意。”而当日为《读书》热烈辩护的学者戴锦华表示，也是刚知道人事变动，谈到之前在上海的座谈会是否有其他用意时，戴锦华教授以不方便为由拒绝评说。

　　《读书》前任主编沈昌文昨天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也是刚刚才知道了《读书》人事变动一事，“这其实也证实媒体当时的说法”，“我对汪晖、黄平离开《读书》不觉得突然，而我现在既不是《读书》的人，也不是《读书》的读者，对他们如何任命不清楚也不关心。”而谈到新任命的主编潘振平和执行主编吴彬，“我和他们很熟，都是我以前的老部下，特别是吴彬，她在《读书》创刊的时候就来到杂志社，比我还早一年。”沈昌文还表示，“吴彬学术广博，人脉很好”。当早报记者问“吴彬是否将有助于《读书》更好地发展？”沈昌文表示这是肯定的。三联书店前总编辑董秀玉告诉早报记者，此次人事变动可能不太单纯，“我一直很关心《读书》，但在《读书》比较混乱的情况下，我希望它能越来越好。”

　　对话

　　汪晖：我们要坚守这个空间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读书》杂志原执行主编。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汪晖对《读书》争议、发行量、读者群以及“换帅”等问题进行了回应，并表示，如果不编《读书》，将集中精力做自己的研究。

　　记者：十多年来，对于《读书》的议论之声此起彼伏，为什么较少听到你们在媒体上反驳呢？

　　汪晖：我和黄平都是学者，我觉得学者的角色与编辑的角色应有所区别。学者有自己的观点、立场，含混不得，而编辑的工作最好低调一点，多听听别人的批评意见。杂志是公器，不是谁的。让我惊讶的是有关《读书》的说法就两句话：一是说不好读，二是说“新左派”。假定《读书》上的都是“新左派”的文章的话，那么，中国知识界的图景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思想自由并不等同于每个刊物应该毫无自己的取向。

　　记者：做了11年《读书》的主编，您和黄平是不是早已经有了终将会卸任的心理准备？汪晖：11年对任何一个人而言都是够长的了。我和黄平都有自己的研究工作，只不过觉得《读书》的讨论很重要，所以就坚持下来了。

　　我们编《读书》十年文选，也是觉得到了一个阶段，需要对这段历史作一个总结。

　　早几年，我们曾经讨论过交班的问题，但后来三联出现过一些变故，《读书》也面临过一些从未遇到的问题，在困境之中，我们不会选择离开。我过去也说过，是因为挑战不断，我们才留下来，要是风平浪静，一切顺利，我们早就离开了。

　　记者：如果不做《读书》了，您还会想办其他杂志吗？

　　汪晖：我很想集中精力做我自己的研究。我过去办过《学人》杂志，也担任着国内外很多刊物的编委，但《读书》是最不一样的。

　　《读书》在知识领地里形成了某种公共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非常值得摸索。其实，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刊物已经非常少了。正由于此，我们要坚守这个空间，无论是我们继续做，还是别人来做，我希望中国永远有这样的空间在。综合自《北京青年报》

　　◇相关链接

　　网友谈《读书》“换帅”

　　“我看这次对于《读书》换帅的风波其实就是个老板不满意而炒员工鱿鱼的普通事件而已。”“《读书》挣钱吗？或者说能挣到足够的钱么？其实所有的关键点就在这里而已。”

　　“理念偏颇,经营无方,销量下降,名声也坏了,连一向‘支持工作’的领导也急了。”“让那些想谩骂的人谩骂去吧。你们不是孤独的，会有更多的人明白《读书》这十年间到底为什么而奋斗。”

　　《读书》大事记

　　自创刊以来，算上目前新上任的主编潘振平、执行主编吴彬，《读书》已经进入“第四代主编时代”。

　　在陈原、范用时代，《读书》以《读书无禁区》引起了人们的共鸣。金克木、吕叔湘、黄裳、王蒙等在《读书》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文学类文章比例相当大。沈昌文任职的十年里，《读书》延续了文学特色，增强了思想性和可读性。从1996年以来，汪晖、黄平执掌后，文学类文章大量减少，学术化倾向明显，关注的学科领域大大拓宽，关注的重点包括三农问题、全球化、亚洲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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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别用《读者》标准评价《读书》”
2007年7月2日 来源：《东方早报》

一向风平浪静的《读书》杂志不久前因为某媒体刊发“《读书》杂志酝酿换帅”的传言而突然进入公共视野，围绕着《读书》如何定位、小众学术化等问题引起新的争议和对峙。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读书》对社会巨变的回应、国际事件的呼应和对思想深度和广度拓展，事实上远高于现在读者怀念的老《读书》。

6月30日，《读书》主编之一汪晖和其他编辑来到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学者一起参加“《读书》十年（1996-2005）文选座谈会”。

　　与外界对《读书》的诸多批评相左，与会学者力挺现在的《读书》风格和主编汪晖，为“《读书》读不懂”进行了辩护，华东师大教授王晓明表示，不能用《读者》标准评价《读书》。

　　近十年，《读书》是唯一的

　　不可否认的是，28岁的《读书》对中国20多年来知识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与会的许多学者自称看着《读书》成长进入学术界。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倪文尖回忆道，“我和《读书》一起长大。《读书》整合了知识界各种资源。”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则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不是唯一的，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读书》就是唯一的，它对拓展中国思想界的深度和广度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读书》对社会巨变的回应、国际事件的呼应和对思想深度和广度的拓展，事实上远高于现在读者怀念的老《读书》。

　　汪晖表示，上世纪90年代《读书》就开始讨论“三农问题”、反思苏东改革、讨论亚洲问题等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片面过度西方化，或者说美国化，但《读书》在1996年开始做亚洲问题讨论，把中国知识界的视域拓展到西方或者美国之外，开始关注周边国家。

　　“《读书》对急剧变动的中国社会相对及时地做出回应。”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高瑞泉也表示，《读书》在这十年中最大的成就是触摸时代最尖锐的问题。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蔡翔则以自己办杂志的亲身经历表示，“这十年是充满辩论的十年，许多杂志都在不同方面介入了讨论，而《读书》是其中的一面旗帜，它适当保持了与社会对话的紧张关系，在社会大势中保持了自己的领先地位。”

　　“说读不懂是一种姿态”

　　《读书》“不好读了”、“难懂了”，这是近几年来老读者对《读书》杂志最大的抱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读者的流失，并进而传出所谓经营不佳而换帅的“流言”。出人意料的是，昨天与会的学者们作为杂志忠实读者一致为“不好读”辩护。

　　《读书》一位编辑表示，之前他翻阅1987年的一期《读书》，“那期编后记这样写道：很多读者写信反映文章不好读。好读不好读，不是现在的问题。”这本杂志到底应该是坐着读还是躺着读？该编辑认为，在变化的社会中，知识读物需要适应这个变化的社会，它应该在可读性和内涵之间作出选择。

　　“《读书》不是《读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如此回应对《读书》难懂的批评，“它十多年来自觉对最尖锐的文化问题展开讨论，成就了《读书》在思想界的地位，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无法比拟的。”

　　而张汝伦教授直言，某些知识分子竟然以不好读为借口来攻击一份杂志，这是精神世界出了问题。蔡翔则认为，这十年中，《读书》最可贵的地方是，它更集中于知识层面的深入讨论，“仅仅以读得懂好看为标准，那对《读书》的要求太低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对“批评《读书》不好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反批评，“现在标榜自己读不懂《读书》已经变成了一个有效攻击武器，成为一种姿态。以前，他们以人民的名义、以大众文化名义批评知识界，所以大家不要陷入这个陷阱之中。”

　　但与会的一位特殊读者、著名对日维权人士王选则对与会学者的观点不以为然，在她看来学者单纯的讨论看得懂看不懂是没有意义的，“《读书》应该拿出数据来讲话，哪些人在看它，哪些人说看得懂，哪些人看不懂，在数字前再讨论这个问题才有意义。

　　但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则表示，《读书》的问题不在于读懂还是读不懂，而在于制约《读书》发展的背景有哪些。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界中，读者知识水平知识结构也差不多，1990年代以来，公共文化界和知识界开始解体为各个单一学科，学科内讲着行业“黑话”。“有意思的问题是，不仅要分析《读书》本身，也要分析《读书》背后中国知识界的变化。”

　　而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看来，《读书》目前的阅读状况其实反映了当下中国学术界的生态状况。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无论城市和农村、东部还是西部，知识分子都能平等地阅读，因为大家都有相似的知识水平，“但现在的《读书》是大城市的《读书》，它所讨论的问题对西部农村的小知识分子而言是天书，从这个变化也可看到，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向大城市的聚集，就和经济发展一样。《读书》事实上已经无奈远离了内地农村的小知识分子，这是讨论‘看得懂看不懂’背后蕴含的问题。”

lala

十年都过了，老汪们也该歇歇了。好不好读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大的问题在于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