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用《读者》标准评价《读书》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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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用《读者》标准评价《读书》zz
发信站: 一见如故 (Mon Jul 2 04:33:11 2007), 本站(yjrg.net)


　　东方早报记者 石剑峰
　　
　　一向风平浪静的《读书》杂志不久前因为某媒体刊发“《读书》杂志酝酿换帅”的传言而突然进入公共视野，围绕着《读书》如何定位、小众学术化等问题引起新的争议和对峙。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读书》对社会巨变的回应、国际事件的呼应和对思想深度和广度拓展，事实上远高于现在读者怀念的老《读书》。
　　
　　 昨天，《读书》主编之一汪晖和其他编辑来到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学者一起参加“《读书》十年（1996-2005）文选座谈会”。
　　 与外界对《读书》的诸多批评相左，与会学者力挺现在的《读书》风格和主编汪晖，为“《读书》读不懂”进行了辩护，华东师大教授王晓明表示，不能用《读者》标准评价《读书》。
　　近十年，《读书》是唯一的
　　不可否认的是，28岁的《读书》对中国20多年来知识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与会的许多学者自称看着《读书》成长进入学术界。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倪文尖回忆道，“我和《读书》一起长大。《读书》整合了知识界各种资源。”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则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不是唯一的，但进入上世纪 90年代后，“《读书》就是唯一的，它对拓展中国思想界的深度和广度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读书》对社会巨变的回应、国际事件的呼应和对思想深度和广度的拓展，事实上远高于现在读者怀念的老《读书》。
　　汪晖表示，上世纪90年代《读书》就开始讨论“三农问题”、反思苏东改革、讨论亚洲问题等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片面过度西方化，或者说美国化，但《读书》在1996年开始做亚洲问题讨论，把中国知识界的视域拓展到西方或者美国之外，开始关注周边国家。
　　 “《读书》对急剧变动的中国社会相对及时地做出回应。”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高瑞泉也表示，《读书》在这十年中最大的成就是触摸时代最尖锐的问题。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蔡翔则以自己办杂志的亲身经历表示，“这十年是充满辩论的十年，许多杂志都在不同方面介入了讨论，而《读书》是其中的一面旗帜，它适当保持了与社会对话的紧张关系，在社会大势中保持了自己的领先地位。”
　　“说读不懂是一种姿态” 　　 《读书》“不好读了”、“难懂了”，这是近几年来老读者对《读书》杂志最大的抱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读者的流失，并进而传出所谓经营不佳而换帅的“流言”。出人意料的是，昨天与会的学者们作为杂志忠实读者一致为“不好读”辩护。
　　《读书》一位编辑表示，之前他翻阅1987年的一期《读书》，“那期编后记这样写道：很多读者写信反映文章不好读。好读不好读，不是现在的问题。”这本杂志到底应该是坐着读还是躺着读？该编辑认为，在变化的社会中，知识读物需要适应这个变化的社会，它应该在可读性和内涵之间作出选择。
　　 “《读书》不是《读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如此回应对《读书》难懂的批评，“它十多年来自觉对最尖锐的文化问题展开讨论，成就了《读书》在思想界的地位，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无法比拟的。”
　　 而张汝伦教授直言，某些知识分子竟然以不好读为借口来攻击一份杂志，这是精神世界出了问题。蔡翔则认为，这十年中，《读书》最可贵的地方是，它更集中于知识层面的深入讨论，“仅仅以读得懂好看为标准，那对《读书》的要求太低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对“批评《读书》不好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反批评，“现在标榜自己读不懂《读书》已经变成了一个有效攻击武器，成为一种姿态。以前，他们以人民的名义、以大众文化名义批评知识界，所以大家不要陷入这个陷阱之中。”
　　 但与会的一位特殊读者、著名对日维权人士王选则对与会学者的观点不以为然，在她看来学者单纯的讨论看得懂看不懂是没有意义的，“《读书》应该拿出数据来讲话，哪些人在看它，哪些人说看得懂，哪些人看不懂，在数字前再讨论这个问题才有意义。
　　但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则表示，《读书》的问题不在于读懂还是读不懂，而在于制约《读书》发展的背景有哪些。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界中，读者知识水平知识结构也差不多，1990年代以来，公共文化界和知识界开始解体为各个单一学科，学科内讲着行业“黑话”。“有意思的问题是，不仅要分析《读书》本身，也要分析《读书》背后中国知识界的变化。”
　　而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看来，《读书》目前的阅读状况其实反映了当下中国学术界的生态状况。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无论城市和农村、东部还是西部，知识分子都能平等地阅读，因为大家都有相似的知识水平，“但现在的《读书》是大城市的《读书》，它所讨论的问题对西部农村的小知识分子而言是天书，从这个变化也可看到，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向大城市的聚集，就和经济发展一样。《读书》事实上已经无奈远离了内地农村的小知识分子，这是讨论‘看得懂看不懂’背后蕴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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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一见如故 yjrg.net．[FROM: 123.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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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请了这么些人来给他们说好话，但我没觉着他们说了什么。还不如看多年前往复上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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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读书不喜《读书》

木兆轩主人

2006-04-17 15:08:46 阅读 294 次


　　网络上有好事者征联，上联是“好读书不好《读书》，《读书》不好读书好”。我曾经是《读书》的忠实读者，与征联者有同感，也想好事一番，对出下联来。可想了半天，还是对不出，心里不免有点懊丧。
　　昨天下午在地铁里侯车，很无聊，于是踱到书报摊前看了看那些花花绿绿的时髦出版物。眼见有今年第三期《读书》出售，就随意买了一本。要是没有征联一事，我大概也不会去买它。
　　晚间无事，拿起这期《读书》翻了翻，感觉还是一样，找不到自己感兴趣的文章。五分种不到，我就合上了书本，把它扔到一边，靠在椅背上，作闭目养神状。
　　此时有个念头闪过：自己大概是落伍了吧，这么多文章中，难道真的没有值得一读的？是自己的感觉有错误，还是《读书》真的发生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巨变？我曾经跟一位朋友说过：“《读书》现在象是一种准学术刊物”，这个结论下得是否有点过头？
　　于是重新拿起这期的《读书》，仔细地翻阅，试图找出明确的答案。
　　按照一般的读书习惯，我首先是翻看目录，而看目录又首先扫一眼文章的作者。
　　这些作者依次是：倪伟、刘建梅、巴萨明、孙传钊、瞿宛文、甘阳、刘小枫、杨立青、冯象、肖亮中、汪丁丁、郑秉文、梁治平、陈映芳、张西明、盛洪、吴忠超、丁聪、赵汀阳、陈四益。至于小栏目如“品书录”、“短长书”等中的作者，由于是用小号字附在文章标题的末尾，不太醒目，我一般也不太关注。
　　这20个作者中，我有印象的只有6人：刘小枫、汪丁丁、梁治平、盛洪、丁聪和陈四益。
　　刘小枫大名鼎鼎，我是被动知其大名的，其文章和著述我都没有读过，印象中他是治哲学思想的，谈的东西都很玄，对现实有猛烈的批判，在青年中有很多崇拜者。
　　汪丁丁的治学背景是经济学，两年前我读过他的几篇谈网络经济的文章。受其影响，一度坚信在三五年内我辈都将在家上班，大街上的店铺都将关门。
　　梁治平的专长是中外法律、法理比较，借此发挥法律思想方面的问题。过去经常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但我都未细读。法律思想的问题当然很重要，但因其高深，没敢往里钻。
　　盛洪是经济学家，我与他见过几面。他的兴趣似乎不在“形而下”的经济，而喜欢谈“形而上”的经济，天马行空，云里来云里去。如果你问他：“人民币会不会贬值？”他很可能对这样的现实问题不感兴趣而拒绝回答。
　　剩下来的丁聪和陈四益是“狼狈为奸”了十多年的老搭档。小丁的漫画数为《四世同堂》所作插图为最好，近二十年的这种配文漫画我就不太爱看，原因是什么，一时也说不清楚。
　　如此点数了一下，还真的没有自己感兴趣的作者。而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读书》，随便哪一期，总能找到10个左右既熟悉又感兴趣的作者。
　　对于这一点，也许别人会说：“你不熟悉的，别人未必不熟悉；你不感兴趣的，别人未必不感兴趣。”遇到这种情形，我只好说声“看来我老了”的自嘲语了事。
　　说完作者说题材。对作者不熟悉，未必就对他谈的问题没有兴趣。那么，我们这就来看看这些人都在谈些什么。
　　第一组文章共四篇，议论的是近年来出版界兴起“城市热”的现象，兼议有关丛书的得失。题曰《“我不想消失在黑暗中”》的文章是一篇译作，可能是因为与“家园”的问题有点关系，也放在这组文章中。
　　第二组文章共两篇，其一为《自由经济有利与经济发展？》，这比较容易明白作者在说什么；其二为《遗留的思考》，光看题目看不出什么，原来是一篇介绍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邹谠先生其人其学的文章。
　　第三组文章含《圣人的虚静》、《关于伊藤虎丸的〈鲁迅与日本人〉》两篇，前者是对哲学家徐梵澄先生的学术评述，后者是一篇书评。
　　第四组文章由《所多玛的末日》、《隐喻的漫水湾》组成，题目有点诗意，前者是读《圣经》的笔记，后者是对彝族村的考察记。
　　第五组文章光看题目就能知道个大概：《宽带写作》、《股票 福利 经济制度》，用不着多说。
　　第六组文章有三篇：梁治平的《学人社会》拉拉杂杂地谈了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人和事；陈映芳的《从青年文化的孩童化说起》用温和的语气谈了自己对孩童化现象的看法；张西明的《传媒帝国的诱惑》则通过读《默克多传》道出其对西方传媒进入中国的某种忧虑。
　　最后的第七组文章是盛洪的《为天地立心》和吴忠超的《膜世界的生灵》，盛的文章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他在说什么，好象什么都说；吴文好象说了些时间、空间等一些量子物理学上的问题，又好象什么都没说。
　　为了自己能对本期《读书》的内容说出个大概，我是硬着头皮把每篇文章都粗粗地看了一下，前后花了3个小时。3个小时后，我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反应：头有点晕，脑子有点乱，面部的肌肉有点僵硬。此外，突然觉得到尿急，赶紧钻进卫生间。
　　我在追写此帖的时候，也在追忆那3个小时的最后，我的目光是停留在哪几行文字上，以致最终使我产生那些身体反应。想起来了，那是《膜世界的生灵》中的一段：
　　“那么关于预言将来的能力呢？现在看来它至少在三个层次上受到限制。第一是动力学系统的混沌行为，使得拉普拉斯意义上的决定性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在量子力学中状态是由波函数描述的，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使得经典意义上的决定性被减半。第三，不平常的空间拓扑，使波函数被密度矩阵所取代。就在这里引进了热力学意义上的随机性。”
　　有尾无头不好，还是补上最初寓目的那段文字，那是倪伟《书写城市》的第一段：
　　“最近这几年，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结构单位在各种文化论述中越来越备受瞩目，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传承不仅吸引了众多学者埋首研究，而且也给文化市场创造了一个卖点，《老北京》、《老上海》等‘老’字号书籍纷纷出现，俨然造成了一股怀旧的潮流。从某种角度看，都市怀旧可说是信息时代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波及社会心理的一个结果。城市在信息/全球经济时代所占据的节点区位使其成为全球性的或是某一区域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而在城市日益繁荣的同时，作为城市之腹地的广大乡村却是在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败。不仅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鸿沟在越拉越大，而且作为全球化城市的大都会和作为区域中心的中小城市之间的距离也在逐渐拉大，这种结构性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框架很难再成为一个有效的思考单位，鉴于城市在重新组织社会意义上的重要作用，把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论述单位，也是理所当然，所谓都市怀旧，放在这个背景中看，实际上是对城市经验和记忆的整理，它和各种关于城市的论述一起，共同塑造着我们对于城市的新的认知。”
　　怎么说呢？《膜世界的生灵》中的那些话我实在是读不懂，这只能怪自己没有量子力学方面的知识，看来不能怪作者和《读书》的编辑；而《书写城市》的那段话能读懂，是费劲才读懂的。不过，可以说，读过五分钟之后，脑子里就不会有印象了。
　　在我的三个小时的阅读中，还碰到了许许多多此类语言表述方面的障碍，例如《宽带写作》中有这么一段：
　　“把关于‘时间’的争论搁置不顾，假定两个争论的主体之间有一种客观的时间。那么，‘思’的速度依赖于对‘观念’的理解。意识原本是‘流变（flux）’，是连续的‘流’，惟其连续整全而有‘自我意识’，间断破碎者称为‘心理疾病’。可是，‘观念（ideas）’或者‘逻辑’的任何方式的运用，必定要把这连续的流，切断为‘单元’，也叫做‘概念（concepts）’。我不愿意使用‘概念’，因为它过于严格（古典如康德在《逻辑》里定义的‘概念’，现代如代数学‘格论’所定义的‘概念格’），所以继续使用‘观念’，在‘连续’意义上使用‘观念’-----观念逐渐从我的意识之流中澄清自己，它从我对意识的不断反思（回顾）当中凸现为单个的、趋于完整的‘观念’。”
　　文中提到康德的《逻辑》，这可能是作者的笔误，应该是黑格尔的“大逻辑”，即《逻辑学》一书。此“天书”本人二十年前也通读过，记得当时阅读时也没有觉得象今天读这段文字这么艰难。
　　我不想在此给现在的《读书》下个什么结论，好也罢，不好也罢，它还会有读者，还会继续办下去。我想说的只是自己阅读时的感觉，一种通过自我试验而证实的痛苦的感觉。这种感觉也证明了自己多年前不再订阅《读书》的决定是英明的，虽然我也还将读书，但不再喜欢《读书》。
　　(03-13-2002 11:41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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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桃红】
　　我刚上研的时候，和很多人一样，特别喜欢看读书。从封面提示的那些颇有些“诡异”的题目到深奥的文字，无一不喜。在我当时看来，所谓的理论，“和国际接轨”大概都能在这些地方得到体现。当然，许多地方也是读不懂的，如木先生提到的<膜世界的生灵>中的一段。但在以前，面对这样的文字，我通常的直接反应是我水平不够，或者，这些深奥的东西就理应让人看不懂。
　　似乎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接触到“学术”的时候，就习惯于听到人们用“艰涩”来形容一部学术著作。“艰涩”这个形容词本身似乎是不带有价值判断的，但用得多了，也随着“学术”这个带有光环的词被赋予了某种特殊的意义。既然历史证明那些哲学，史学的经典理论都是用某种“艰涩”的语言来描述的，那么，反之，“艰涩”的语言即便不是必然，也是倾向于含有深刻涵意的。
　　这个自然而然的逻辑很长时间都困饶着我，尤其在涉及西方理论或者著作的时候。记得在以前写论文时，因为看了一些英文书，曾很得意的把所得到的东西用我自以为是的“理论性中文”表达了出来。但很不幸，几乎所有我认为很“精僻”的语言都被导师划上了问号，并批注：你究竟想说什么？翻译味太浓！我一愣，反问：
　　我究竟想说什么？答案似乎又很简单，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想说什么，大概就是想说某种感觉，或者说某种从英文阅读中得到的既很“学术”又很“理论”又自觉很“前沿”的是事而非的感觉。
　　现在读英文书，有时得到一个新理论也会很兴奋的和同学讨论。在我们用中文很严肃的表述这些西方理论的时候，大家都会笑。也许，那些怪异的翻译后的理论词汇原本就是用来写在纸上看的，而不是用来对话的，目的是要给人一种视觉的冲撞。视觉被震撼以后，底气就少了。而对话，某种程度上更直接和平等一点，听不懂要问，这一问，就少了对这个词汇本身的“敬仰”。
　　木先生引用的<书写城市>中的大段，尤其是其中的长句似乎也存在翻译味太浓的嫌疑。“城市在信息/全球经济时代所占据的节点区位使其成为全球性的或是某一区域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个长句子中的长分句不读两遍以上是很难明白其主谓宾的。英文中有很多方式可以给名词附加修饰成份，而转变成汉语，若刻板而生硬的全盘附加在某个名词前面，势必会出现这种“艰涩”的状态(当然你也可以形容为“气势恢宏”：)。
　　可见，语言本身绝不仅仅是载体，或者工具。这一点从文中提及的文章篇名也可见一斑。所谓<圣人的虚静>，<宽带写作>，<膜世界的生灵>，每一个都显得那么故弄玄虚，并且矫情。我不知道在同“国际接轨”的时候，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处理我们的语言文字。但我相信，带给木先生痛苦反应的这些文字是肯定走进了误区。
　　(03-14-2002 02:14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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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冷】
　　佩服木兄的勇气：我就不肯批评《读书》，因为我担心别人说我土。
　　我建议《读书》易名《读西书》，这样是不是准确些？
　　(03-14-2002 02:50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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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同】
　　还不太准确。是不是应该这样：《不太懂中文的文化小资读西书》？
　　(03-14-2002 02:57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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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
　　十年前，《读书》是我最喜欢的杂志。看来，用十年工夫去改变一个杂志，比用同样的时间改变读书人的欣赏趣味还是要容易些。
　　(03-14-2002 05:03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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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点不同的看法。
　　首先，文章好不好，与它易懂不易懂没有必然的联系。明白如话的文章，像E.B.White那样的，其实只是一种理想。在往复，木兆轩主人谈谈版本，金轮法王讲讲元史，似乎我们都可以读懂，然而拿给完全隔教的人，他们未必知道说的什么，难道能认为是文章本身不好吗？我读福柯、德勒兹的文章，一开始觉得难懂，多读几遍，也就明白了，而且我觉得他们讲的很精炼、很准确，并不是故弄玄虚。康德晚期的文章也不好读，你能说他是装样子吗？他又装给谁看呢？反过来说，同样是讲哲学问题，贺麟的文章特别清畅，然不失为深刻。所以说，读不读得懂不是关键所在。
　　其次，我同意各位对杂志上文章的评价。这里不是易懂不易懂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专业不专业的问题，实际上是那些文章本身言之无物的问题，是文章作者对思考的东西没有深刻的洞见的问题。用一些专业的词来吓人，其实吓的也都是外行的人，内行人读了唯有嗤之以鼻，不会真当是一回事情。《读书》上的许多文章，细绎其意，其实空虚得很，这跟它以什么样的文体来表达没有什么关系。
　　第三，我觉得评价也不必搞一刀切。《读书》上多数文章的确已难以达到昔日的标准，但这不完全是作者的责任，原来那批作者不也还在写文章、而且写得很好吗？是《读书》主编易人，才使一群空疏的新左派占得上风。这样讲，也不是说《读书》上的文章完全看不得了，比如木兆轩主人所举的刘小枫、冯象等人，他们的文章还是不错的，也许值得重读一遍。
　　第四，我认为大家应该意识到世易时移。当年，人文类的清流杂志我们只有一本《读书》，如今作者有多少渠道啊，他们不必再集中于《读书》一家麾下，这种变化本身是思想逐渐开放的表征，是值得高兴的好事，虽然也不免令人感到惆怅。
　　(03-14-2002 08:42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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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
　　[这个贴子最后由行人在 2002/03/15 07:27am 编辑] 看到[喜读书不喜《读书》]的帖子，今天外出的时候路过两个书报亭的时候，都特意的问了一下，结果还是没到。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此时还是显得穷乡僻壤了许多……。其实要说这本杂志的话，也看了有年头了。一开始是在单位里订阅的，这一订也就是有5年多了。后来转到他乡工作也就断了下来。条件限制没办法看到这本杂志也有4-5年多了……当然看惯了的话一下子没有也挺不习惯的……开始的话还专门让家人邮送了一段时间，渐渐的工作繁忙也没有那样的心境静心细揽了。事实上在理工科的圈子里虽然也有一些文科志向的摆弄一些和专业没关系的的东西，看一些和专业毫无关系的“邪书”，但是真要忙起来的话，估计都不会顾及那些“邪书”了。……
　　等我再有机会像以前那样可以连续的读起[读书]的时候，又是一个5年过去了。我和楼上的木兄不一样，我从来不注意写文章的人，当然谁是谁我确实也不知道多少。……阅读这本杂志的习惯的话，经济类文章一概跳过。理由是我觉得实在是缺乏参考价值。且，这样的经济类文章几乎都有一个通病，缺乏具体的数据，难以让人信服。当然这一点和理工科有一些相近，想写文章想说话如果没有一些实际数据地把握，又如何能够确保其准确性和说服性。所以，我觉得篇幅日益见涨的经济类文章显得[读书]整体走向了空泛。当然这些经济专业的人们如果换一种其他的方式多少涉及一些类是问题的话，或许是另外一回事儿……
　　回到上海有机会连续的读了半年，才觉得格格不入了。当然，我开始怀疑的是我长时间脱离[读书]的缘故。还有在此期间所阅读的东西中即便有不少文史方面的东西，但是作者表达意图的方式和相当实证的风格给我的影响不小的缘故。总之开始觉得[读书]的整体风格显得空泛了许多。……
　　第三期还是没有到手。但是想说的是第二期中[颠覆还是捧场]、[听听今晚谁在演奏舒伯特]倒是看了个仔细，看完之后居然还是没有弄出了所以然，没办法……后来才听说[读书]的编辑好像也已经换了好几茬了，或许这也有一些关系吧……
　　结果，回到上海的第一年里订阅了一年后，第二年就不想订阅了,外出的时候想起来了就买一本的，看了之后看不下去就扔在一边就算了。原来阅读这本杂志的时间是放在晚上9-10点间的黄静时间段上，渐渐的阅读时间也改成了在上下班的路途上了……不过我也知道即便再不满意，不过下一期杂志要是到了视野里了的话，说实话还是会拿下来，尽管我早就意识到了能够从这本杂志中获取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看到了各位说的事情多少有一些同感，插嘴如上）
　　(03-14-2002 09:52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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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同】
　　读者看不懂文章，如果是因为读者水平不够，或是不懂专业，当然不能责怪作者。但现在的很多场合，读者没有读懂，并不是读者的问题，而是因为作者水平较低，没有能力把话说明白。（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说什么。）
　　的确，好文章也有难懂的，但不能因其是好文章就进而论证难懂也不算毛病。好文章如果难懂，那只能说明这是篇在文字表达上有缺陷的好文章。
　　(03-14-2002 09:53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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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獬豸】
　　很同意乔纳森的意见，读者的水平在发展，《读者》的水平也在发展呀，我们读不懂的书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书，术业有专攻吗，每个人的兴趣爱好都不一样，要求一个杂志一直合自己的胃口是很难作到的——那样读者群可能发展不快，编辑部的人还要吃饭呀。而这也有其他的问题——一方面是自己的发展是不是跟上了杂志的速度，一方面是随着读者群的扩大，读者的要求和热点也就很自然的出现了分散的趋势——杂志就只好适应了——这样我们就可能在一期杂志上找不到一篇自己喜欢的文章——那就不买他了，什么时候有感兴趣的文章再买、再读不就行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现在的杂志是尽量符合大量人的趋势，所以就不能符合一部分人的喜好——说实话这种现实我是非常反感的，杂志这样“努力”的结果就像春节联欢晚会一样吃力不讨好。最好的模式是一些气味相投的文人们自己办出杂志——自娱性而不是赢利性的——那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吧。
　　(03-14-2002 10:19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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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茫】
　　[这个贴子最后由苍茫在 2002/03/14 11:55pm 编辑] 刚读的这个贴子所引《膜世界的生灵》一文，提到了动力学系统中的混沌行为，提到了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后者亦称“测不准原理”。这些东西我也根本不懂。
　　混沌学是七十年代崛起的一门学问。以往的各门科学大抵是以“有序”为研究对象，而把“无序”看成一种应该排除的扰动。可混沌学偏偏以“无序性”(chaos)为研究对象，并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新奇迷人的全新天地，有人认为，它堪称与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同样伟大的科学革命。比如眼下我手头这只香烟，其烟雾变幻无定的飘散状态中，就含有“混沌”。在下的数学不超过小学五年级的水准，只能靠体悟去理解这门学问给人的启迪，可它依然叫人着迷。在十几年前“耳食”这门学问后，居然使我对历史演化的看法，与此前完全不同了。例如洛伦兹(E. Lorenz )所云“对初始条件的高度敏感性”，意味着某处一对蝴蝶翅膀的拍动可以在千里外引起一场巨大风暴；梅(May)关于生物群增长律“周期三则乱七八遭”（“Period three implies chaos”）的结论提供这样一幅图景：事物在某个时候确实会陷入无法预测的无序，同时这个无序居然又是可以用数学加以描述的！
　　“缺掉一枚钉，坏了一支蹄铁；
　　缺少一支蹄铁，跌翻了一匹马；
　　翻了一匹马，死了一个骑马的武士；
　　死了这位骑马勇士，失去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失去了这个胜利，亡掉了这一个帝国！”
　　梅曾在其论文的结尾，向全世界有文化的人这样呼吁：早日把他的一条极简单的差分方程讲授给一切中学生，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包括政治和经济现象中，如果更多的人认识到简单非线性系统可以有复杂的动力学，则一切将变得更好一些。一位最早用混沌学思考社会历史的中国学者(这朋友现在在香港，现在大概仍在做这工作呢)，曾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不过是无数偶然性包围之中的孤岛。我敢预言，混沌学之影响于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是迟早的事情。对那时而井然有序、时而动乱不堪的历史进程，混沌学能提供全新的观照眼光。
　　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侯爵在19世纪初论断，宇宙是完全被决定的。他认为存在一组科学定律，只要我们完全知道宇宙在某一时刻的状态，我们便能依此预言宇宙中将会发生的任一事件。而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则不仅从科学上，而且也从哲学上根本改变了人们关于时间、空间、物质和运动的概念。正如一篇文章所说：“在量子力学诞生后，经典物理的机械论才被彻底打破……动量与位置的测不准原理等量子世界的奇妙现象，现在已为每一个大学生所熟悉。”这原理好像真是“已为每一个大学生所熟悉”了。若是试试网上检索的话就能发现，不仅连经济学、医学、生物学、哲学……的文章作者都熟练自如地引证测不准原理，甚至还进入了休闲的幽默。以下笑话来自一个娱乐频道：“一个数学家，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坐在露天咖啡座上，悠闲的看着对街商店的人来人往。首先他们看到两个人走进商店，过了一会儿发现却有三个人走出来。三个朋友，就他们的专业发表了彼此的看法。物理学家：‘这证明了测不准原理。’生物学家：‘这些人自我繁殖了。’数学家：‘若现在再有一人进入此商店，则里面将空无一人！’”
　　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呢？这告诉了我们──若是有什么文章读不懂的话，那么首先应该假定的是：确实就是自己没读懂。
　　学问的海洋实在太浩瀚了，我们若能略微熟悉其中一个小小港湾，若有闲暇的话再时不时眺望一下更远的景色，就足够了。不懂没什么不得了。
　　(03-14-2002 11:52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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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兆轩主人】
　　獬豸兄：杂志既然要办得适合大多数人的胃口，就更应该在语言表达上做到通俗易懂。你总不至于怀疑大多数人都能读懂的东西，我反而读不懂了？说实在话，本期《读书》的绝大部分文章，在下都能读懂，不过是费劲一点罢了。也正因为我读懂了，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想说什么，才有感于他们这种故弄玄虚的恶劣文风而嘲讽一番。写帖子时，当然不能露出自己的底牌，这叫“以退为进”，你懂吗？
　　(03-14-2002 11:59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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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獬豸】
　　是的，现在已经很少见到白居易那样的平易近人的文风，好象很多搞理论研究的人都喜欢在新名词间转腾或者用许多大家不一定明白的新名词，甚至用一些不规范的译词，使不明就里的读者如坠云雾般无助，而他们还沾沾自喜呢。现在这样的风气在向一般科研者侵蚀，许多人好象认为如果自己文章中没有一些新的名词的话，自己的文章就没有新意，自己没有思想一般。这样一来使本来可以一个小时读完的书让人不得不去读三个小时还不一定感说读懂了。《读书》杂志的作者群中这样的作者近年来是越来越多，我已经好几年没买了，至多是在书摊翻一下目录而已。
　　(03-15-2002 08:17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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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yu】
　　苍茫的解释很好，通俗易懂，终于让我明白了。但有疑问的是，苍茫只解释了《膜世界的生灵》中的第一、二层次，至于第三层次说的是什么，恕我愚笨，我还是不懂。请苍茫好人做到底，再说说第三点，帮助我们向更远的地方眺望一下，哪怕能看到两只蝴蝶翅膀也好。不胜感激。
　　(03-15-2002 10:45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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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茫】
　　YUYU朋友要我来解说量子力学，其实是问道于盲了，岂敢不自量力。我只是想表达一种感想：各个专业在日益专门化，隔行如隔山，但非专业人士在“不懂”的同时也可从中得到启发，哪怕那只是一种思辨的快乐而已。比如量子力学表明，观测方式将影响观测结果，是粒子还是波的呈现，取决于实验的样态。这好像就很发人深思，它挑战着决定论。那么历史决定论呢？
　　是不是近年忽然出现了一种故弄玄虚、艰涩费解的文风呢？这个问题大概不只一种答案。记得在80年代有个感觉，就是以往经常看的文学评论什么的，后来竟然逐渐看不懂了。80年代《读书》比较好读，除了办刊方针外，可能也和当时社会科学的肤浅狭窄有关。90年代以后，研究者对国际学界的了解日深，逐渐与国际学术接轨，但同时也给像我这样的非专业读者，造成了阅读理解上的困难。
　　记得陈原先生在其社会语言学的札记中，曾调侃过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一种文风，一种文中充斥着“苦迭打”、“普罗”、“烟士披离纯”之类的文风。陈先生开玩笑地把GENTLEMAN译成“尖头鳗”，令人捧腹。当然陈先生所调侃者，也可看成丰富语汇的一种尝试。语言总是在规范、不规范的新旧纠葛之中，求得进步的；而且人们寻求语言新鲜感的天性，也必然促使新的语词和语法不断滋生，以维持一种进化的张力。比如一篇小说中的如下句子：“那时她的心里忽然很化学……”对此有人嗤之以鼻，可我还是感到它很新颖、很好玩。新鲜表达大量涌现又大量淘汰，但终归会有一些积淀下来。没有这种涌现，也就没有这种积淀。
　　专业语汇和句法也是如此吧。其实这个过程古已有之。魏晋以来的佛经翻译，就曾带来了很多新语汇和新语法，还曾在“胡”与“秦”之间摇摆不定。读惯了五经的儒者初读佛经，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曾有恶心或痛苦之感，就好像看惯了年画的人再看毕加索的作品一样。不过那些前所未有的句法、概念里面，确实包含着新学术在内。前些天偶然读到了德里达的一篇论“忏悔”的文章，感觉就是没想到“忏悔”这么简单的玩艺儿，居然还能“绕”出那么多费解的名堂。于是想起来了当年将梧桐讲的一件事，某哥们看到辞书上把“手”定义为“人体上肢末端的抓握器官”，乐得前仰后合。若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握手”、“伸手”、“招手”的“手”都变换成“人体上肢末端的抓握器官”的话，那就真成了大笑话了；可是现代学术要求概念的精确性，在给“手”一个尽量确切的定义时，这定义就远离了生活和感性。
　　若是写说明书或科普的话，应该说最好让人人都懂。记得当年打算买电脑时先借了本书看，其中像“回车是DOS命令的终止符”这样的说明，让我如堕五里雾中；等电脑搬到家里后，才知道所谓“回车”不过如此。学术随笔、札记性的文字，甚至学术论文，写得深入浅出当然更好一些。像顾颉刚先生的很多论文，其语感之流畅有致、文风之幽默洒脱，非常之喜欢。不过，好像也很难苛求每一作者都既能驾驭思想，又能驾驭文字，而且还能调合众口。陈寅恪先生成绩卓著，而钱穆先生对其文笔就很不以为然，说其“临深作高”，得大量删减篇幅才好。陈先生尚且不能令所有人满意，遑论他人了。在陈先生文中找出包括几个从句的长段复句(真有点“欧化”味儿的)，我想不难。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对这论坛中的许多朋友，当然如履平地；但其中骈文之多、用典之重、引书之广，在下浅陋，读时就得经常另行翻书查找其义所在；至于对一般青年和外行，我们也可以去问问他们的阅读感受。那么对我们所不熟悉的专业文章，也可将心比心吧。
　　思想深刻而表达不佳，甚至文笔艰涩蹩脚的研究者，或有人在；不过若是说到《读书》杂志，平心而论，我想其作者们还不是有意故弄玄虚、买空卖空骗稿费，他们大体都是严肃的学者，其主编和编辑也不是二百五。办刊方针和读者定位是可以讨论的，至于是否喜欢这份刊物，事关个人的兴趣和偏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03-15-2002 02:07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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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狗】
　　苍茫说得大大有理。
　　概念、语言的亏空造成的阅读困难是一回事。但由此推想作者卖弄，显摆，这不是个好的开始。
　　乔纳森，康德后期文章更好懂点，他主要是对受领导警告，不敢说得太明白而已。
　　小桃红，为什么谈严肃问题要笑呢？呵呵，是不是感受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了？
　　(03-15-2002 04:06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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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同】
　　[这个贴子最后由将无同在 2002/03/16 09:13am 编辑] 问题一提到理论的层面，往往就是怎么说都有理。我关心的是，木兆轩君所举的具体例子怎么解释？现在是不是有人故作高深？写一些绝大多数人看不懂的东西？这基本是个事实问题。不再多说，网上的争论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呵呵，这最后一句话还可以引起争论。
　　(03-15-2002 05:41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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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狗】
　　将无同，你这么用不言而喻的商业文明精神来证明——事实问题，很不负责。
　　问题的关键是作出如此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作为个人你可以说：我看懂了，我觉得很简单，我认为还可以有更简单，更精确的表达方式。（虽然我认为你更本就有可能看不懂）
　　这就是一种个体言说，无可指责。如果将无同把自己写得学术点的东西拿出来观赏一下，我照样能够用一种个体言说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于你有话不好好说的愤怒。我们还是用同一种语言。你试想想对于一个依靠翻译的外国读者来说呢？
　　但是，如果你要由此个体言说，上升到论断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人是故意的，还要俺们认可。这里面就隐含着你这一个体言说对思想法权的要求。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如何而来？如何具有正当与公理性呢？
　　当然，我可以换个简单一点的说法：凭什么你觉得懂了？你就认为那个很简单呢？还由此推出别人是故意的呢？
　　天才自有办法，弱智不可救药。在天才与弱智之间的那些人们是需要照顾与指导的人。这是康德当老师的观点。
　　就我看来的《读书》，不是针对天才与弱智，而是中间那些人。
　　对于一本需要购买的杂志，是建立于自愿选择基础之上的。买了，也别抱怨人欺负你，还是故意的。
　　如果要遵循不言而喻的“故意”这一思维逻辑，我个人要阴暗点就可以说：你这是嫉妒，你这是显摆。是想告诉俺们，你比他们还厉害。
　　维护真理，正确的态度之一是相信能够辩明，而不是一句无结果就抽身的。
　　(03-16-2002 10:03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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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判事】
　　看得有点迷糊了，试着整理一下思路。
　　《读书》肯定不能算是一本糟糕的杂志，因为我跑了好几个书亭都说是第三期已经售磬。
　　还是终于买到一本，感觉与八十年代相比如今的杂志作者的整体水平更高。闲絮书话文章少了销量却仍然不错，只能说明杂志的作者群与读者群有了变化，并不能说杂志的水平低了。
　　昔年王国维的训诂、废名的小说都被大多数人指称为“看不懂”，陈寅恪在清华讲课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不过那是老师学生之间程度差异太大所致。上述《读书》文章中的“专业名词”与辞章典故一样成了能否看懂文章的“门槛”，这样理解不知是否妥当。
　　另外同意小桃红的说法，国外的不少新理论及其文法表达用传统中文语言达意是有一定的困难。翻译作品中鲁迅的不少译作就大胆创造了很多当时人读起来颇费解的“欧化句子”，林纾夹译夹作最为人诟病但是仍生硬得很，不过客观的说“洋化白话文”的推广应用对中国现代语言的形成发展功莫大焉。更忠实于原著中的文法表达方式能吸取别种语言的构成和运用揉入中文，这是它的优点，恐怕指责这是作者在故作高深就有些无理了。
　　这样想，也许《读书》还是值得硬着头皮读它一读的。 ：）
　　(03-16-2002 01:27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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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冷】
　　我建议《读书》易名《读西书》，未必不是好选择。或者易名《读时髦的西书》。
　　《读书》当然不是低等杂志，木兆轩兄挑起这一话题，说明他对从前的《读书》很有感情，对今天的《读书》无法适应。这一点是不需要反复申明的。有些朋友在论证文风多样性价值的同时，似乎过分强调了《读书》不失为好杂志，这当然，相信没有人在这里谈《知音》、《家庭医生》一类。
　　问题是，文风晦涩并不是值得骄傲的。读者完全有权力指责一篇文章的作者表达有问题，文字不干净，思想不明晰。这有什么可以辩解的吗？
　　有朋友举出鲁迅的例子，我想，他一定忘记了，鲁迅写过很多文章，尖刻地批评那些翻译式句子。
　　现代汉语的发展，固然有西文译介所带来的巨大贡献，但是，如果沒有本来汉语的制约和坚守，这一成绩是不可相像的。
　　生造的词汇有过很多，经淘汰之后，会有若干留存下来，成为新的语汇。但是，这的事实不意味着当初那些生造的蹩脚词汇都是合理的合适的。我们不能只看见这些留存下来的，还要想想那些被淘汰的，被遗忘的，和被历史嘲弄过的。
　　创新和保守并存，才是文化自新之道。
　　我过去喜欢《读书》，现在不了，问题出在两方面。偶尔读一读，确有木兄那样的不适应。这种感受，是不需要隐讳，更不必自责的。
　　文化自新，有一个适者生存的过程，也就是选择过程。《读书》的读者群的变化，事实上也是“选择”的结果。这不仅仅是文风问题，有可能预示着更深刻的前景：什么新因素可以进入中国文化？什么新因素将被排斥？
　　因此，重视这一话题，还是两面想想为好。
　　(03-16-2002 05:22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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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判事】
　　看文中说明《膜世界的生灵》一文是作者吴忠超将霍金的新著《果壳中的宇宙》中文译稿杀青后写的，他既有条件与霍金直接交流相信理解原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一类文章本来就比普通科技类的文章更加难译，相信跟以前一样原著中有些单词就是霍金自己生造或是另赋新意的，中文生造多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
　　木兆君能以“才有感于他们这种故弄玄虚的恶劣文风而嘲讽一番”这样的态度指责，别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值得争辩一下吗？如果没看过刘小枫的著作，那盖棺定论的基础是什么呢，以汪丁丁的治学背景而言其谈网络经济只是末节，这不是就文论文的态度。
　　传统与创新相比传统的力量总是更为强大，防止被扼杀的对象首先应该是创新，谁该是那些被淘汰的、被遗忘的、被嘲笑的应该由历史说了算而不是我们。鲁迅译文时为何要生造“欧化句子”，又为什么要批评一些翻译式句子，其中原因值得深思。另外被鲁迅指责过的一些词句至今仍有人在用，不管其意如何是否合理如今已经没人说看不懂了。另外言下之意似有一旦新且流行则必属时髦，而时髦则必肤浅无疑。是论不敢妄评，不过目下时风往往说创新就得泼掉孩子，一保守就要折趾裹脚，此种不良倾向幸往复诸君无之。
　　最后一个话题过于广阔，已是不敢作答。
　　(03-16-2002 11:06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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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冷】
　　“谁该是那些被淘汰的、被遗忘的、被嘲笑的应该由历史说了算而不是我们”
　　“我们”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当我们抛弃代历史发言的坏习惯时，我们还是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我们的喜恶，就是今后那些语汇命运的缘由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感受我的态度还是重要的。
　　(03-16-2002 11:54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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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兆轩主人】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简单地说，写文章是让读者看的，那么就要为读者多想想，“我这么写，别人看得懂吗？”不同的刊物有不同的读者定位，作者、编辑都应该根据这个定位来选择题材和把握文章的表达方式。十年前的《读书》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尽管很多作者都是某个领域的重量级专家，但给《读书》撰稿时，都能尽量照顾非本专业的读者，行文明白、流畅，甚至很优雅。这样做，并不影响文章的深刻性，反而让更多的人体会到其深刻性。
　　我并不主张一味通俗，关键要看交流的对象是谁。这里不妨告诉大家，我本人就是学语言学出身的，以上这些简单的意思，我也可以用一种很专业的术语精确地表达，写出长篇大论，变得很“学术”，但那是给专业学术刊物发表的，放在这里恐怕就有点不对路了。用一种浅近的话来表达，并不会太多地影响所要表达的意思的准确性和充分性，为什么非要尽量地显示出自己很专业、很博学呢？再说，自己是否很专业、很博学还是个疑问呢。
　　来往复论坛窜门的，想来多半是有大学经历的，大家是否有这样的体会：越是德高望重的师长，越是平易近人，比如大家所熟悉的周一良先生；学问越是深厚的，教学时越是能深入浅出、切中要害。写文章恐怕也是这个道理吧。
　　(03-17-2002 02:06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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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狗】
　　坚决响应冷师号召，重视问题、两面想。＾０＾
　　坚决赞同冷师以下观点
　　１：读者完全有权力指责一篇文章的作者表达有问题，文字不干净，思想不明晰．
　　２：过分强调《读书》是本好杂志，是不妥当的。
　　３：受到批评，读者与杂志都要反思．
　　大花狗的疑惑
　　１：个体读者判断文章以及作者的标准是什么？
　　２：个体读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３：＂故意＂的表述避开了利益心理学的毒害吗？
　　４：对作者的判断能否适用于杂志呢？
　　呵呵，冷师俺这是有点闲了．＾０＾
　　说点感性的东西．
　　俺不大相信天才能够在俺们这疙瘩存在．所以，一个人要能够同时分辩出伪宇宙学，伪知识社会学，伪经济学，伪神学等等，并且用独断式启蒙语气告诉俺：我都懂，他们故意地显摆，故意地高深，他们有话不好好说．哦，我主！俺觉得俺要是认可这说法，那就太不谦虚了．
　　俺觉得吴忠超还谦虚了点，为霍金的书写译序，还从哈姆雷特开始的．至少他还在尝试让外行进入霍金的世界，没用他那些发析工具．一个外行批评吴没用更简单，清晰的语言来表述，多少都有些不负责任的态度．拿倪伟的话来说：主体几乎总是巍然不动，或是沉浸在个人哀乐之中的自恋狂．
　　我以为教育的缺陷之一就是：习惯于等待中获得简单明了的知识．被动地等待体系对个体思想的淹没．
　　如果一篇千把字的文章，就让缺乏知识准备的人搞明白什么是宇宙学，量子力学，霍金在书中说了些什么，今年诺贝尔就是他的了．霍金这天才的桂冠也到了出让的时候．
　　十年前的《读书》在总体水平上是无法与现在相提并论，哪怕现在有韩得强，甘阳这样哥们存在。那会儿的读书，有着一种封闭过渡到开放式的共识。在广场前后，此种共识的激情在呐喊、彷徨，悲痛、反思中挥霍得差不多了。各人总要开始寻找自己的道路的。相信冷师对不断重复的劝说已经有了深深的厌倦感的。
　　刘小枫从诗话哲学到知识社会学，以至现在的神学的轨迹也算是一个例子。不是一句听说，但未曾亲见，就能够把握住他及其文章的。
　　冷师所言：“我”的感受我的态度还是重要的。按刘对现代性问题的分析，即可以旗帜的消失做一大篇文章。
　　此文俺更愿意理解为个体对一个认知时代逝去的怨歌。评价读书，儿戏而已。
　　呵呵，说到此，想起了《洛丽塔》里面，男主人有一句：我的生命就在那一刻冻结了。前两天还跟一哥们说，为了避免思想僵化，看来有必要偶尔哈日哈韩。免得老了招人嫌，自己还不知道，那才悲剧了呢。
　　(03-17-2002 06:01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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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茫】
　　阅读这些贴子真的在不断受益，同时又想起两个月前一件小事儿。几位学生在饭桌上跟T先生讨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感觉“掘墓人”的措辞不够理想，不过T先生当年没能找出更佳替代。有人提出“终结者”一词不妨采用，而在座者包括T先生都予首肯，因为无论语义还是色彩都是后者居优，这是显而易见的。这“终结者”一词是外来的，大家知道它源于terminator，早年它对国人还相当陌生，不过如今已铺天盖地，什么“病毒终结者”、“密码终结者”、“词汇终结者”、“垃圾邮件终结者”……连玩电子游戏的孩子们都知道这词儿了。
　　当年杜维明在办公楼礼堂讲“文化认同”，在下还记得他的怜悯口吻：“‘认同’这个词儿你们还很陌生吧？”现在“认同”已无人不懂，可是陌生的新词儿依然陆续涌现。曾向研究生C同学请教过怎么理解“内卷化”。这“内卷化”(involution)，在医学上指“A progressive decline or degeneration of normal physiological functioning occurring as a result of the aging process”，在生物学上指“The ingrowth and curling inward of a group of cells, as in the formation of a gastrula from a blastula”；同时它又是《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的中心概念之一，来自克利福德·吉尔茨，指称一种“农作中的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好家伙，这对我来说太费解了。有位先生议论时下的经济史研究，说是加藤繁的经济史做法那才叫好呢──这先生是重实证的，猜想他对《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也不会喜欢的。不喜欢的是其风格路数，至于其理念和论点，也跟我一样感觉生僻艰涩吧。正如《读书》上那些名词一样，这“内卷化”一词，也肯定不符合“让大多数人都懂”的要求，但对之到底是该拒绝、抵制呢，还是承认它带来了新观照、新视角呢？自己就不敢妄作判断了，学界好像还是看重此书的。
　　由于大陆政治与学术的特殊历史，曾有段时间，文科各行当之间的差距没那么大，反正都处于同一种“指导思想”之下。现今就不同了，不但已往看得懂的相邻学科已经面目全非，就是本专业的各专题，若非“术业有专攻”便也有不知所云的可能性。进而专业不同，则表达和思维方式便有重大差异。实证性强的课题，多使用描述性表达；而论理性强的课题，有时不大量使用复句就不易精确达意，而且更加离不开“人体上肢末端的抓握器官”这类远离生活与感性的专业概念。毕竟，对于学术讨论，精确性是第一位的，可读性是第二位的。多年来有种观感，就是搞历史的看不起搞专门史的，比如说对法学界的法律史研究、经济学界的经济史研究，史学界有种无形的轻蔑，具体怎么回事儿这里就不讲了。可谈这观感时，快人快语的N同学曾颇不以为然，脱口就说：这是彼此彼此，人家那边儿也是那样儿呢。“隔行如隔山”可以引发敬畏感、新鲜感，也可以引发疏离感、排斥感。在这时候，同情的理解、多元并存是不是好些呢。
　　具体说到《读书》，那么文笔的晦涩与流畅问题，和专业性与通俗性问题，其实是两个不尽相同的问题，不好全混在一起说。就前者即文风而言，《读书》的作者们，大概不会拉钩相约大家一块玩晦涩吧，他们中其实也不乏文字利落漂亮者。就后一问题而言，这里有一对儿矛盾：一方面，“通俗”无法超越学术底线：要是连那些基本的概念和习语都不能用，那么还叫他们讨论什么呢？他们若不跳离本题，就只好转去默诵“沉默是金”了；另一方面，诸如“膜世界”、“波函数”还有“内卷化”这样的词儿，对我这样遥远的门外汉还是太专业了，尽管《读书》的文章(包括眼下这一期)大多只是札记随笔而已，相对专业论文来说往往已很通俗浅显了。虽然这通俗还没“通”到我这儿来，但我不懂的东西对人家可能没必要解释，从篇幅考虑也不能太啰唆絮叨。比如我就有过一个其傻无比的问题，见一文章说人细胞中的基因缺陷是可以修复的，于是我就开始纳闷儿了：组成人体的细胞多得数不清，若一个一个地修复那得牛年马月呀，那么到底是怎么修复法儿呢？哈！谁能教教我我当然感恩不尽，不过我不期待那文章必得回答这傻问题，承认自己有专业障碍没什么不得了的。总之，阅读时自己的态度就是：能读懂多少就读多少，能读懂哪篇就读哪篇，读不懂的也就拉倒了。反正不过是“眺望”而已，肯定另有很多人看得懂、且有收益就是了。在我看来，《读书》作者大多已尽了心了，依然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专业隔膜，而非恶劣文风。
　　若说到《读书》办刊方针和读者定位的话，那问题就更具体了。来自专业的开拓、深入要求，与来自非专业的普及、通俗要求，其实恰好构成了一种有益的张力。好比这论坛中曾有位“简单”朋友严厉批评中国历史学(当时我就对人说，这朋友真的很可爱)，随即老冷站出来捍卫专业尊严，认为他既然对历史学所知甚少，就没资格贸然置喙、将之一笔抹杀。这也可算是一例吧，行内行外的公婆都有道理、普及和深入都有必要之一例。写作或办刊，多少都该考虑到这两个方面。好在，如今专业和读者群都大大分化了，“化”成了使用不同话语的众多小圈子，相应地，“读书”类的报刊也各有千秋、甚至栏目也千姿百态了，不妨各取所需；正如这论坛中，很多喜欢版本书目、爱好藏书的朋友找到了共同语言一样。无论如何，说这《读书》成了准学术刊物，或者成了“读西书”刊物，依然都是值得编辑部参考的意见。在众多刊物中独独对《读书》加以责难，正如朋友们所说，那也意味着期待从《读书》中受益，也是一份感情和心意呀。我也对《读书》心存敬意，这除了它曾经带来、而且还在继续提供着大量新鲜学术信息之外，还有那几年的沉重时分中，编辑部的三位弱女子艰难操持，居然顽强地把它支撑了下来。
　　读毕了朋友们的高见之后，感触最大的其实倒是：写作是个值得下功夫琢磨的问题。文学意义上的文笔好坏，大概有一半来自灵气。“往复”论坛中有几位写手，私下里就很佩服，他们有的年龄很小，但语感真是叫好，这是一种天分吧。从文学上说，“明白如话”只是境界之一，像杜甫“香稻啄余鹦鹉粒”那种“拗”，历代诗话同样赞不绝口。至于学术写作，实证性内容也许达意就成；但论理部分的写作就不完全是技巧问题了，那也是学术能力和水准的一部分，表述是否清晰、准确和明快，涉及了作者个人思考是否清晰、准确和明快。尤其在驾驭长篇巨制的时候，如何结构匀称精巧、论点环环相扣、表述流利畅达，如何把更多相关事象纳入视野又将之安排得井井有条，在全局规划时又不忽略问题的细部，这都是自己写作时最觉捉襟见肘的地方。有一个感觉不知对还是不对，就是这些年看毕业论文，中国史的平均写作技巧不如世界史的，比如语法、章法、结构、逻辑性等等。是不是因为中国史研究在“实证”上有大量工作可作、而世界史研究本身“论理”性较强造成的，这我就说不好了。
　　(03-17-2002 06:20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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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鱼】
　　【晦涩】：即指读者由于自身缺乏知识而发生阅读困难时内心所产生的对被阅读物的无端指责。
　　(03-17-2002 09:40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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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苍茫先生有这样的观点，实在是因为他真的懂得很多的结果，也是因为他力求自己要懂得很多的结果，是对知识和学术有不同于学匠的理解、是境界超越了所谓“专业”和门户的结果，套一句别人曾说过的话——是“对理性的追求不同流辈”。其他各位可能都是好学者，但苍茫先生别有一种大气象。由此联想起我曾耳闻一位老、大史学家说自己有很多东西看不懂，感到极为焦虑，我深感其老而不朽（这在他们那一代人中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更似乎有所领悟于其所以为大。
　　恕我直言：我从与苍茫先生对立的观点中看到的是知识和心胸上的狭隘和不健康。作为以自己知道许多别人不知道的东西而志满意得的学者，看到满篇的中文字都认得，却不知所云，便气不打一处来，便归咎于作者，这是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作出的推测。但我感肯定傲慢与偏见在中国和北京都是很繁茂的，这正是中国学术欠发达的症候之一。《读书》上的文章有许多不好懂，这本来很正常。《读书》上我也有许多看不懂的东西，有的头次看不懂，后来就明白了一些。因为屡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不一上来就先假定作者是故作高深、故弄玄虚。有几次不懂，就打电话请教专家，结果就此了解了一些很重要或很有趣的问题甚至领域。不是一个专业，学术史、问题和表述方式都不熟悉，哪能随随便便就懂。发达的学术、发达的历史学和发达的组织、发达的社会一样，就是高度分化并且分化不断加深。（顺便说一句，所谓的综合往往是分化在新的层级上的继续。）学术发展确实是一个给外行（甚至本行）读者带来越来越多的看不懂的东西的过程。同样是西方的东西，就我读过的经济学、社会学里的一些东西所感，一般说来二战前的就比往后的好懂得多。还有一个问题，有些东西，由于学术史的缘故，由于讨论的专门化的缘故，是很难用人人都懂的大白话说得清楚、准确的。所以我倒觉得在有些情况下“翻译体”往往是“最不坏”的做法。（苍茫老师想必研究过派深思、爱森斯塔特，是否有同感？）你可以有“行话”和“文风”，别人怎么不行？另外要提醒史学者注意的是，用以表述理论的语言不容许有过多的随意性，因而也必然比针对事件的叙述性语言难懂。（这就是幼儿园里应该多讲故事少说道理的原因。）学问越深，往往问题就越专门，往往概念就越专门，到这里肯定言语就越“晦涩”。经典力学比量子力学好懂得多，社会科学有时也一样，其发展就是和常识、和可观察的“实体”部分距离越来越远的过程，也就越难懂，这从“社会思想”的演进过程中也明显可见。当然可以科普，但那不是进步的主要途径。而且一不留神就“普”出扭曲和庸俗化。“一切真理都是朴素的”，这其实是一句似是而非的话，因为有太多的真理，特别是现代学术中的许多“朴素的”真理都不是用“朴素”的话表达出来的。韦伯的东西在当时就被认为烦琐晦涩，但好象在德国没有人说他故作玄虚。把相对论理解成时空隧道，不是真正的、专业意义上的懂。
　　读书在这里被病诟，或许也是因为有一个错觉——这学术随笔、是各行学者共同的刊物，所以是大家都能看得懂的，所以不应该有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我看不懂的东西，可能有的行内人就看得轻松有趣。这个错觉或许与中国传统学术有关——经史子集是可以一块儿懂的？我不知道。我家乡有句俗话放在这里挺合适：“会赖的赖自己，不会赖的赖别人”。
　　我听到一位治中国史的美国人说，中国古史学者对分化的意义和现实在方法论上缺乏充分的认识。他问到：我们了解、也吸收你们的，为什么你们不了解和吸收我们的？谁错了？中国古史研究有积累、有传统、有规范，麻瓜也觉得往复上的人都很典雅、郁郁乎文哉，我也自以为能对从业者的深切的精神满足和学术快感有所理解。但再一次恕我直言，有时也觉得wangf象个舞台，里头的人都象是在表演，而不是在思考和讨论。《共产党宣言》上有一段话：大意是一切曾经发达但已处于衰落中的产业都呈现出封闭、自足和排斥。
　　（03-17-2002 10:10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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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兆轩主人】
　　大家在讨论问题时，似乎不应该忽略一个重要的前提，即《读书》的读者定位。它究竟是办给谁看的？是专家？还是普通的读者？如果这个问题老是那么含糊，讨论不会有结果。如果大家都认为，它就是一个学术刊物，或者说主要是西学的刊物，那么，我倒反认为它太浅显了。
　　读不懂文章，肯定是因为两种情况中的一种，要么是读者的水平太低，要么是作者表达不清，或者二者兼有。这用不着那么“理论”性地讨论。
　　我们的讨论最好还是回到《读书》这个具体对象上，空泛的论理是不会有说服力的。有朋友说，现在的《读书》之所以让许多人觉得读不懂，是因为现在的作者比十年前的那些老辈作者学问高深了。恕我不能完全同意。一个侏儒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肯定比巨人高，但不能说他就比巨人伟大。就算他的学问比前辈高深，难道我们就不能希望他的文章更流畅、更干净一点吗？
　　我对现在的《读书》不适应，究竟不适应在什么地方呢？用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吧：
　　过去的作者说：“我岳父去世了”
　　现在的作者说：“与我有着婚姻关系的那个女人，其母亲的丈夫，即这个女人的父亲，他，永远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03-18-2002 04:15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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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
　　幸亏俺常读《读书》，且无限崇拜&支持苍茫老师，不然就“是知识和心胸上的狭隘和不健康”了。好悬呀。听说79年以前有过同一种武功，麻瓜老师竟然精熟。“我感肯定傲慢与偏见在中国和北京都是很繁茂的，这正是中国学术欠发达的症候之一。”吓唬人啊。
　　麻瓜老师的另一套武功我更佩服。“苍茫老师想必研究过派深思、爱森斯塔特，是否有同感？”嘻嘻。挠痒挠的正是地方，苍茫老师恰好翻译过这两个家伙的本本。妙在不说破，显德我是神算子。
　　我猜麻瓜老师和我一样，受够了国学癖的鸟气，对现代化理论一窍不通，还爱冒充自由主义。哼。
　　你们表演，麻瓜老师和我当裁判。
　　(03-18-2002 06:12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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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判事】
　　说实话，看了木兆君不少谈藏书、谈版本的好帖之后，又看到木兆君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吃惊的。似乎至少有一部分跟帖木兆君是没有看过，交流时少一分姿态多一点真诚又有何难。
　　光是以木兆君所列举《读书》第三期中的部分文章已可看出，涉及的学科较多，文章作者也多是本专业的专家，即如被木兆君列入“浅显文章”的作者吴忠超翻译霍金的著作也不是第一次了（他尚有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的《时间简史插图本》译著已出版）。《读书》的读者多半还是普通人罢，毕竟，通才是少数。似乎可以说，《读书》的大部分读者在读一部分内容时是“专家”，读另一部分则成了“普通读者”。
　　关于《读书》的定位相信大家心里还是清楚的，老冷说过它的读者群肯定与《知音》、《家庭医生》有所不同。当然，正如大家看到的它不是一本学术刊物，也正如往复不是学术网站。不过，如果有人在往复讨论学术问题或是准学术问题会不会被视为“定位不当”呢？
　　每个概念、每个学科、每个物种都各有其源流，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都有其意义。说“整体水平更高”并不能等同于“更加伟大”，前者不过是个人的读后感受后者就是在代历史发言了。“水平”是客观指标，连这个孰高孰低都不能是我们说了算，更何况是要企图作历史地位评价。这也许不仅仅是一个看问题的角度问题了。
　　至于木兆君把过去和现在的众多作者群用这样简单肤浅的比喻来比较，以我看大可一笑置之，因为正如君所言恐怕如此空泛的论理是不会有说服力的。
　　另苍茫兄举的几个例子都极为有趣，尤其讲杜维明这个例子觉得很好玩。还有个相似的例子，不过是和翻译有关。八十年代初关于明清史料中的“丁”“口”的关系有过一场争论，起始于“丁”“口”并不相等被一部分国内学者认为是个新发现，一直到80年代中期仍无定论。结果某学者在美国访问时就此一问题问了不少中国学研究生，结果众口一词的说是“丁”的真正含义是一个“fiscalunit”而不是“population number”。更发现何炳棣出版于1959年的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一书中早就以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丁”在明清时代的大多数时侯只是一个赋税单位，根本不是人口数据，由此可知与当时实际人口数并无比例关系。
　　引进和翻译总是太迟太少，一部分无意义的无效劳动和低水平重复本可以避免的。更由此想到八十年代《读书》的辉煌更多的原因恐怕还在当时此种渠道仍然较少，读者没得选择，想起《读者》所走过的路不由人肃然起敬。
　　(03-18-2002 08:29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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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狗】
　　托克同学诛心呢！呵呵，但有启发。论坛上多关注观点，少关注人，更能够享受网络互动。私下里,俺有个想法:就算知道ID后面那个家伙是谁,也要装着不知道.不然,现实中的各种羁绊很容易破坏一次很好的交流机会.至少俺就是这么做的,呵呵,像俺这种小草民好不容易才到手的话语权不能轻易就让出去的.这是题外话. 木兆轩的"有朋友",不知道是不是唤俺呢?呵呵,俺脸皮厚,看着又没人理俺,姑且就当是俺. 俺说总体水平高,就是陈述一个俺以为的事实,这不是看不懂的原因.也没有更伟大这个结果.地球人都知道,敢称伟大的就是一个-主席呢^0^ 至于具体例证,俺已经举了刘小枫的三个阶段,这里不在重复. 学习了一把木兆轩的修辞类比. 这种错误,在文学小青年的抒情作品里面倒是经常存在的_那就是罗嗦.俺们都是反对罗嗦,重复定义的.你早这么用清晰的语言告诉俺你反对的就是这个,俺坚决拥护.看来语言歧义是注定了的呢.^0^ 但俺还是个阴暗点的想法:这类比里面有取巧的成分在里面.^0^ 再阴暗点,真要说清楚岳父是什么,哦,我主!那就得请出海德格尔了^0^闲扯一句,别计较了.哈哈哈!!!
　　(03-18-2002 11:30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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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冷】
　　扯到这个程度，全是车轱辘话了。
　　甲：杏儿太酸了，我不喜欢。
　　乙：可是它有营养。
　　甲：我最讨厌酸东西了，我喜欢甜的。
　　乙：忽视杏儿的营养而指责其微不足道的酸，是不对的。
　　甲：难道它不酸吗？难道我必须喜欢酸食吗？
　　乙：杏的酸，恰恰是其所以有营养的成因之一。要接受营养，别在乎酸不酸。
　　甲：如果不酸就更好了。
　　乙：哼，酸有什么不好？你狭隘呀你！
　　争论到这里，木兆轩、将无同，还有我，似乎应当齐声说：是，我应当喜欢《读书》。
　　可是，不喜欢的终究还是不喜欢，尽管已经有人升华到“知识和心胸上的狭隘和不健康”这样的高度了。
　　我想说得再明确一点。
　　也许我这样的“学术匠人”早已失却了对任何新知的欢悦渴望了，——这也许是人之必然，也许是个人悲剧。从前读《读书》时的状态早已不再。当然，今天足以替代的读物多得买不过来，更别说读不过来了。
　　为什么对别人议论《读书》的话题还有兴趣呢？
　　正象大花狗说的，可以理解为“个体对一个认知时代逝去的怨歌”。然而不仅于此。现在允许我退一步来表述我的意思。
　　我相信现在《读书》上每期都有好文章，值得花时间拜读。事实上我也偶尔遇到自己喜欢读的文章。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还有期待，期待什么呢？期待着那在不刊物上的好文章。
　　一个学术人的休闲场所（我这样理解《读书》的性质），每个到场的人必各有自己的期待。
　　这些年来，《读书》上我最不能忘怀的文章，就是1998年5月号（？）钱理群嘲讽北大校庆的文章。
　　然而不再有了。
　　冷落《读书》，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新知的拒斥，《读书》也不是新知的法人代表。这冷落自有其缘由。然而人人不同，我不喜欢了，别人照样喜欢，我不会阻止别人的。
　　讨论《读书》时，讨论到了知识更新的问题，思想深度似乎是进了一步，然而，似乎也是走题了。至于非得驳倒别人的感受和感想，岂不是霸道了一些？更何况，那些意见，呵呵，恕我直言，换个场合，我一样会说。
　　(03-19-2002 12:12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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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
　　呵呵，除了钱理群教授纪念北大百年的文章外，我记得的二十年间《读书》好文还有这样几篇：
　　高尔泰：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
　　远志明：感性人与理性人（谈胡平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哲学思考》）
　　董鼎山：正午的阴影
　　……
　　当然，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也是忘不了的，只不过我是在发表几年后读到的。
　　细细一想，原来在大学和研究生时代，读《读书》杂志对我是某种程度的启蒙。至于各种具体知识的了解，《读书》起了引路和导读的作用，这些也都是忘却不了的。曾几何时，我以某几期《读书》被人借走未还而懊恼，甚至试图从书摊上配齐旧的《读书》。
　　公平而言，《读书》仍是一本有质量的杂志，虽然早不订阅了，但偶尔也会买上一本看看。说实话，不是木兆君开辟了这个话题，我还想不到分析这种变化的原因。提这些，就当成怀旧吧，对自己一段值得回忆的阅读经历的一次提起。
　　(03-19-2002 12:42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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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兆轩主人】
　　“《读书》上的文章有许多不好懂，这本来很正常。《读书》上我也有许多看不懂的东西，有的头次看不懂，后来就明白了一些。因为屡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不一上来就先假定作者是故作高深、故弄玄虚。有几次不懂，就打电话请教专家，结果就此了解了一些很重要或很有趣的问题甚至领域。不是一个专业，学术史、问题和表述方式都不熟悉，哪能随随便便就懂。”
　　-----对不起，我没有这样的耐心。电话是绝对不会打的。
　　“学问越深，往往问题就越专门，往往概念就越专门，到这里肯定言语就越‘晦涩’。......当然可以科普，但那不是进步的主要途径。而且一不留神就‘普’出扭曲和庸俗化。”
　　------看来科普作家都应该回过头来向科学家赔罪，如果他本人也是科学家就扇自己的耳光吧！
　　“但再一次恕我直言，有时也觉得wangf象个舞台，里头的人都象是在表演，而不是在思考和讨论。”
　　-----末尾应该加上一句：“除了我”
　　(03-19-2002 12:48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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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兄所说“空泛的理论”想必是指缺乏经验研究支持的说理。在历史学界，这种东西当然是要被排斥的。历史学家基本的工作伦理是“一切从事实出发”，中外皆然。历史学者都认为，理论可以而且必须直接建立在“基本事实”之上；继而认为，在理论依附于经验的必要前提下，两者应该而且必然是一种和谐和完全兼容的关系。但是对有的人来说，理论和经验的关系比上面说得要复杂得多，有“张力”存在的情形。围绕着“理想类型”，就有些复杂而微妙的东西被人讨论。其实，学术除了经验主义取向之外，向来还有唯名论的传统。不仅是以往的玄学家和经院哲学家，现在的社会科学家当中也有不太在意“事实”的人。比如，一位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就讲：“科学的非经验部分是更重要的要素”，某些种类的理论不能最终和完全地为事实所证实和证伪，而理论的价值也不必在经验世界中彰显，理论推理对‘真实世界’保持‘相对自主性”（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第一讲“理论是什么？”）。研究“社会”而不去搞抽样调查、田野考察和搜集数据材料，以历史学的想法这似乎太“不扎实”，但许多人就是以此为主要的工作方式来探究社会。我们可以不同意、不理会他们的主张，但是似乎也不好无视这一类人中的许多在学术史、思想史上的地位。而且他们的确不断给观察“真实世界”的人打出智慧之光，甚至是润物细无声地启发和开导着读者和乃至耳闻者。经验与理论、历史学与理论化的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值得好好探究的问题，但在我们这里一般都是想当然地对待。有些作品，比如黄宗智的，在我们这里似乎被认为是理论性强得很，但人家却强调自己研究的经验品格。我个人所持的一个看法是，应该让问题高居于理论和经验之上。至于“说服力”，我倒觉得这不应该是判断理论优劣主要的标准。我们不妨把理论看作是一种路径，它该被用来帮助恰当地提出问题和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且帮助有效地组织经验材料。在这条路上走多远、怎么走是可以选择的，它的涉及“对错”的最终主张并不那么重要。
　　一对一地比，现在的学问未必比十年前高深。但总体上肯定是比十年前更新，学问的分化更深，对国外动态的介绍更多更快，也可以说许多门类里的确比十年前高深。我还记得吴敬琏在93年说他看不懂国外大学的教科书，要赶快补课。现在许多经济类本科生都开始直接用外国教材了，这当然是进步。10年前我们能看懂得多，现在能看懂的少，其中的缘故正如文艺复兴能出百科全书式的人，20世纪就不能了。这是好事。
　　翻翻10年前的《读书》，真比现在有更多的容量和更大的深度？我还记得更早时有一篇“文艺复兴和思想解放”，当时不少人觉得好，现在肯定不会了。这也是说，不同门类的学问和不同部门产业的产品一样有生命周期的差异。近些年有纪念邓广铭先生、张光直先生的文章，也有讲掌故的文章。想想这些文章肯定不是人人爱读，真是不必太苛责编者和作者。我就有爱读那些聱牙的、讲“空泛的理论”的文章的朋友。
　　木兄的侏儒和巨人的比喻我不大明白。不过我想，真正能站到真正的巨人肩上其实不多，能站上去的就必有过人之处，侏儒怕是站不上去。一个书生，对巨人能有所理解，有所沟通，有所阐发，能顺着巨人的手放眼望出去，就是快活的事情了。
　　03-19-2002 03:12 AM kyoto 麻瓜先生提到：
　　在历史学界，这种东西当然是要被排斥的。历史学家基本的工作伦理是“一切从事实出发”，中外皆然。历史学者都认为，理论可以而且必须直接建立在“基本事实”之上；继而认为，在理论依附于经验的必要前提下，两者应该而且必然是一种和谐和完全兼容的关系。
　　个人感觉似乎把“一切从事实出发”改为“一切从史料出发”更为准确。同样，下面一句似乎是，历史学者认为，任何观点论证可以而且必须建立在基本史料之上。
　　如果这里说的事实是marcel mauss所说的total social fact 可能是另外一种概念。
　　麻瓜先生所说的理想类型是不是max weber的所谓ideal type? 这个词大概有很深厚的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背景。就象经济学里的“经济人”概念一样。
　　(03-19-2002 03:38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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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茫】
　　沈沫朋友自称“粗人”，“话糙”，但理儿不一定“糙”。“不一定”，哈！“装孙子”说话就没这么爽了。很希望能在别的场合、以别的方式跟沈沫先生认识一下，若是沈先生乐意的话。
　　在下以为，新近贴子之中，老冷在文末带出来的“那些意见，换个场合，我一样会说”之言，其实倒是最有趣、最精彩的一句。不由得想来跳出眼下的论题，谈谈对网上论辩的一般感想。
　　网上论辩，当然包含着严肃的论理层面了。在这里，大家尽力把一己论点发挥到极致，各自看看由此到底能走出多远、能走到哪儿。但在下以为，这样的辩论未必有是非胜负，只要最后能让人看到，这论题到底涉及了那些不该遗漏的因素、变换了视角可能又是什么情况，各个“片面”都变得“深刻”了，也就足够了吧。
　　同时换个眼光说，网上论辩多少也是一种“隔江斗智”的游戏，双方比着你绕我、我绕你。这时人们也许就见过这样的事儿：一不留神，把自己绕进了无形的圈套。本来是些即时的感想，也许未经深思，可说着说着，那感想便一轮一轮的被强化，敌忾也在不断增长，到头来竟成了一种主张、一种信念的捍卫者了。哈哈，好像不那么说都不成了似的！另一些原属本心的东西却被压抑了。本来也出身“寻常百姓”，不妨也引几句“糙”的──
　　炒股炒成股东，
　　炒房炒成房东，
　　泡妞泡成老公，
　　练功练成××功……
　　生活何尝不经常如此。刘少奇也不是说过，加入共产党和加入国民党，最初不过是一念之差么。这样的情况──相近的话题，但换一个惹起辩论的由头、换一些观众、换一个背景，论辩双方的立场态度完全倒了个个儿──没准的真的发生过吧。
　　各位朋友都很明智，未曾陷入过那样的“套儿”。我这番话，也不过是说不妨留个心眼儿。在论坛下有朋友跟我辩论，我说何必那么认真呐，你就当我是讲歪理好了。这决没有不尊重对方和读者的想法(“歪”就是“片面”的意思)。只是觉得“游于艺”的那个“游”字很有深意，洒脱平和、游动不泥的心态，真的是很有益的；在切磋求知的时候，总归是不要被“套”住才好。所以我说，老冷贴中“那些意见换个场合我一样会说”一语，值得大书特书。同时也很佩服木兆轩先生，随即就把宗旨还原到“读者定位”问题上来了。
　　当然，除了论理和游戏，网上论辩的结局还有别的可能性，若不想陷进那个层面的话，大家可以相视一笑了。
　　(03-19-2002 06:45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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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
　　呵呵，论坛辩论，居然看见“獬豸”也在，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已经看晕了，将无老师每次都让我来看这种文章......打打趣儿吧！
　　咳，说白了不就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了么！什么东西是可以永远不变的呢？
　　我觉得最难改变的是一个人的“习惯”。比如我习惯了不骑车，我就一直走路走了两年；我习惯了用263，现在263要收费了我居然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习惯了在电脑上写东西，用纸和笔的时候居然会忘记有些词怎么写...大家习惯了过去的《读书》，不免对它的印象和期许根深蒂固，因而对于它的变化不太适应了。
　　不过，因此牵扯出来的讨论依然非常精彩，但我是指从中看到的老师们的眼界和学识而言，至于那些关于《读书》的争论－－呵呵，我实在是提不起兴趣。
　　(03-19-2002 08:49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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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语独上西楼】
　　引起话题的上联是书话的朋友出的，却没能见木兆轩主人在书话这般侃侃而谈。如果不来往复，真的遗憾。：）
　　差不多十年了，一直订阅《读书》，完全成了一种习惯－一卷在手一篇都读不完全，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我读书原是为了消遣，看得眼痛头晕又何苦来呢。
　　字读的少，图就看得多一些，但是，也不喜欢丁聪和陈四益合作的那些东西。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丁聪的插图，《牛天赐传》也很好。：）
　　(03-19-2002 09:07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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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茫】
　　沈沫先生的贴子怎么给删了呀，挺好的嘛，可备一格。我知道沈先生除了“糙”话，也会说不“糙”的话的。
　　顺便补充一句，以免剽窃之嫌：在下上一个贴子的说法，老冷应该有部分版权。昨天饭桌上一块聊这事儿来着。共同看法好像是：加入了网上的文字游戏，就得经得起逗，沉得住气。是不老冷？
　　(03-19-2002 09:16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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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钟离】
　　我也是属于以前很喜欢《读书》，一个朋友出国前把从1979年到整个八十年代全套一箱《读书》留给我，我还真准备有空的时候细细读一遍。
　　但是，新出的读书，我可很难再多看一眼。读不懂可能是学养不足，但也可能是作者本身就没有懂得自己所写的东西，食洋不化几乎是近期治西学的中国学者必然要经历的时期。记得以前有一段时间为准备一门考试，读了一些西方学者的传记，比如穆勒、福柯、阿隆等，得到一点印象是，西方人文社科学者青少年时期所受教育与我们差别极大，不多说了，比如萨特在中学时哲学教师是法国当时第一流哲学家、黑格尔专家伊波利特，他向这些中学生详细讲解了黑格尔哲学的精髓，想一想我们中学时的《辩证唯物主义》课本和老师吧！更不用说，西方人自幼社会环境里的宗教、法律、政治等方面的熏陶。所以一个中国的文科学生，在受教育到大学毕业，二十几岁甚至三十几岁再去西方留学5年到10年，要想在真正的意义上懂得西学，几乎是不可能的，学理科就没有这个问题。
　　但话又说回来，这批学成归国的“食洋不化者”确实现在国内西学水平最高的人，如果你要学习西学，又懒得读原文著作，就得忍受这样的文风，并感激这些作者，他们对于中国学术来说，也是很可宝贵的人才。
　　不过，我确实是不能忍受。
　　(03-19-2002 10:20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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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看看】
　　其实《读书》里有些文章显得高深（或艰涩？）的原因是西学研究者的浅薄。本来，介绍西方著作老老实实的途径是精确流畅的翻译。但是有几个名学者在认真地翻译？他们选择的是小道弯弯曲曲夹在翻译和创作之间。不是翻译，是创作吗？难怪艰深！
　　(03-19-2002 10:24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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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判事】
　　我有责任，也许网络讨论不宜太认真也不宜太不认真，这不一捣乱就破坏气氛了。我这就面壁思过去。
　　在线写帖子速度是很快，不过好像也容易出错。发现前一个帖子最后把《读书》错写成《读者》，因一字之误竟谬之千里，有趣。
　　(03-19-2002 10:51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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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冷】
　　苍茫：经得起逗可不是一种普通的常见的素质。在争论中保持清醒抱定主張不随着气氛而转移，这是我十分佩服却又无法学到的。比如，我家里如果有什么事需要和有关方面交涉，我一般是不去的，因为我去说上几句就着急了。看到有的人不紧不慢有条不紊地和人争持，我真是佩服。在关天，我就发现自己不仅不适合在生活现实中与人争辩，到了网络上居然还是这样。一般地说，遇到争辩的时候，我就装聋作哑——这就和此刻将无同的策略一样。
　　(03-19-2002 10:59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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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同】
　　哈，老冷把我揪出来了。我再说几句。记得小时候见过一句格言，大意是说如果争论长久持续，那双方必定都有错误。具体到这个话题，大概双方确实都有点问题。首先提出问题的甲方强调读不懂的责任在于作者，而乙方强调读不懂的责任在于读者、在于读者的知识准备不够。我一直认为这两种情况都存在，但我更倾向于这读不懂的责任主要在作者。
　　在我看来，苍茫兄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是采取了一点措施的。他实际上有一个预设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读不懂的责任全在读者。有了这个前提，下面该讨论什么了？下面就该讨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我们不懂的新知识。于是，苍茫古今中外，纵横驰骋，话越说越有理，文字也是越来越神采飞扬。其实在这时他已经不知不觉地转换了话题。就对待新知识的态度而言，我想我们应该是没有分歧的。问题的关键是，他所预设的那个前提是否就是唯一的？是否也确实存在着由于作者文字晦涩而使读者难以理解的情况？对这一方面的回避就使得关于新知识的讨论有点自说自话了，正如老冷所说：“
　　讨论《读书》时，讨论到了知识更新的问题，思想深度似乎是进了一步，然而，似乎也是走题了。”把你的话题搁一边，我说我的。我确信，用这种办法，苍茫即使站在甲方的立场上，也还有的说，他可以说：把复杂的道理用简单的话说出来是一种很高的境界，真理都是朴素的，美都是简单的。在这方面他同样可以举出古今中外很多感人的、有趣的例证。是不是？最后，苍茫还会适时地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远远地眺望一下那朴素的真理和简单的美。这么解释苍茫可能是黑了点。哈，走。：）
　　(03-20-2002 01:41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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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yeur】
　　康德老师是写过《逻辑》的。是他的授课讲义。虽然不如黑格尔老师的那么有名，不过对于研究康德的老师们来说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是理解《纯批》的逻辑理论，特别是范畴表部分的重要参考。也许比那个还要重要一点。事实上，《纯批》的结构和《逻辑》的结构有一个同构关系。感性论对应的是概念，知性论对应的是判断，辨证论对应的是推理。这好象是康老当时学校里讲逻辑的通常结构。···其实黑老《逻辑学》的结构也是这样的。
　　还有，言之有物和言之无物的区别其实比较难拿。因为这跟有没有“会心”有关系。让别人很激动的句子你可能觉得无聊。反过来也是一样。凭一眼的判断，多少有些不公平。特别是那种问题参考系不明显的文章。可是，也确实存在那种不与某个具体问题明确挂钩的“思想”吧。
　　哦，还有，看不懂又下“言之无物”的判断，好象有点是在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当然轩主说“看不懂”可能是客气话。···我坚信那一定是客气话。：）
　　···
　　我觉得轩主老师有一点强要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说成是错的的那种冲动或者倾向：好象不如此就不能说服自己接受自己的反感或者不能反感的理直气壮。
　　(03-20-2002 01:55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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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茫】
　　梧桐又出来了。老冷说我专喜欢找人逗嘴，是“文革”“大辩论”练出来的，梧桐则指本人为姚文元。哈。若从心态说，其实真不妨在网上争论中，把自己看成是辩论赛中的正反方之一的，然后双方各自去发挥好了。从精神生活说，智慧就是人类的游戏嘛。怎么能说梧桐“黑”呢？梧桐不怎么“黑”的，别动不动就走。
　　(03-20-2002 08:14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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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同】
　　不是，不是姚文元。我是说苍茫在诡辩方面和姚文元有一拼。：）
　　(03-20-2002 10:30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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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兆轩主人】
　　楼上有一位朋友说：“轩主说‘看不懂’可能是客气话。···我坚信那一定是客气话。”我想说的是，这不是什么客气话，的确有一部分是我无论如何都读不懂的。当然，我读懂的那些，也只能说是自认为读懂了，用别人的眼光看未必如此。倘有人认真质问我：“你真的读懂了？”，我心里还是有点发虚的，尤其是在这年头。
　　现在看来，说自己读懂了，危险；说自己读不懂，也很危险。在网上看到一则也是议论《读书》的帖子，其中有这么一段：
　　“这些年来，我认为有这样一个现象：大师级的作者写的东西容易懂，初出茅庐的人的文章容易懂，最让人无法忍受的就是那些刚混了点名头的人，满口专业术语、之乎者也，反正就靠这个就能唬住人，读不懂的是学术，看不懂的是艺术。你敢说你不懂吗？那说明你水平低！有几个人还敢说自己不懂呢？”
　　“《读书》自称里面的文章都是具有学术背景，但又通俗易懂的。有学术背景这一点谁都能看出来，但通俗易懂这方面就做得不怎么好了。看看80年代的《读书》，随处散发出智慧的光芒，那时候真是既严肃又通俗的，但现在的的确让人有些难以接受了。”
　　(03-20-2002 11:06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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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伯格】
　　文章最重要的还是它的内容，不是表达方式，不必太过于看重这些表面的东西。
　　思想深邃未必有一流的表达能力，不能因噎废食。
　　被指出知识缺陷纵然让人难堪，但是文过饰非的恶习更要不得！
　　(03-20-2002 11:17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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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兆轩主人】
　　[这个贴子最后由木兆轩主人在 2002/03/22 09:55pm 编辑] 下围棋时，眼看自己就要输了，我常常忽然下一着毫无道理的棋子，对方以为我有什么深谋远虑，注意力于是被分散，我则找机会救出败兵，居然有时也能转败为胜。
　　其实我的棋艺臭的很。
　　我想，这一招是不能经常使用的，因为遇到明眼人它就不灵。
　　(03-22-2002 08:43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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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生】
　　好题目。海外购中文书略有不便，刚翻完到手的《读书》三、四、五期，插几句话。
　　因身在海外，多年来看《读书》的目的可能有点不一样：主要是想看大陆流行些什么书，讨论些什么题目。我以为《读书》不如当年，但还是很可一读。
　　上面有位说现在《读书》是读《读时髦的西书》，这话很对。西书此间可看的看不完，不必看《读书》。手边这几期里面和传统有关的，仅李零等数文，二篇居然是有关《论语》、《世说》英译本的。觉得《读书》现任编辑们，于此不是很懂行。如《世说》一文，替洪煨莲先生改名威廉亨，编辑未能检出，很不应该。少此类文章，不知编辑们是藏拙还是没有兴趣。至于木兄说现在《读书》，未不能像当年一样的深入浅出，很对。
　　但《读书》近年持续讨论的题目有些不错，如人类学、农村、教育、法治等，这些正好也是我有兴趣的。可以看到背后的人文关怀。看《万象》什么的，学上面的话，就只见“小资颓废”了：-)。
　　《读书》文章虽然有些较次的人情稿，一般水准还是比《书屋》等好和稳定。但校对常有小错：如上谈“膜”文的excite ment。
　　(06-02-2002 10:31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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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过耳】
　　吴忠超是霍金的学生，我相信他不是故弄玄虚的。作为一个理工科的学生他说的那段话我还是大致看得懂（也比较费力：））。但同样内容的文章确实有作者写的更明白，大约是个人文风的问题了。
　　我想问题大概在于涉及科学前沿的文章如何写给外行看。时间简史大约是一大成功，把物理学一些最前沿的东西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但我也看到这种做法的副作用。比如我常在论坛上看到有人读过时间简史后，就开始批驳霍金的理论。其实《时间简史》作为科普读物，只是介绍了一些科研成果，根本对现代物理学的基本工具，如黎曼几何等都没有涉及。而连这些这些基本知识都没有，就以为自己懂了物理学，甚至批驳是件可笑的事情。
　　类似的事情在CHAOS混沌理论上更明显。
　　（顺及苍茫兄，周期三"eriod Three Implies Chaos".，那篇论文的作者是李天岩（TY。LI）和YORKE，不是MAY，作为校友我得帮他讨个公道。CHAOS这个术语是他们首先使用的。呵呵。）
　　还有就是用那首小诗来解释CHAOS理论我是不太赞成的。因为CHAOS指的确定条件导致系统的类随机状态，和真正随机事件是有很大区别的（这句话不知道是否足够准确，或是否好懂）. 打个比方，三体运动（三个星体在万有引力作用下运动）是混沌，因为我们有确定的方程的计算他们的轨迹，但这个轨迹是混沌的。而抛硬币是随机的，我们没有方程来确定抛硬币的结果。
　　用CHAOS理论比附历史现象，未必合适。历史现象比抛硬币大约复杂点吧，更不应该是混沌了。li和YORKE的论文是没有这首小诗的。正式的论文的里估计都不会有这个。大约是出现在科普书里。
　　所以这里的问题就成了：容易被人理解的比喻，由于仅仅是比喻，肯定和被比喻的原物有不同，不熟悉的人就容易误解。
　　我觉得至少在科学文章上，令可读懂的人少一点，也要尽量严谨，尽量不要引起误解。
　　初来乍到，胡说几句，惶惶
　　(11-03-2002 06:05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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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梦道人】
　　某也有同感，有些作者好像在说梦话，似乎根本就不想让读者读懂，或者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让读者读懂的东西。早年也订阅了几年《读书》，后来不订了，偶尔到书摊上去买，再后来就只在书摊前翻翻而已，现在忽然想起，已经有一、两年连翻也不再翻了。
　　(11-28-2002 12:15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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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eek】
　　呵呵，第一次来这里，还没闹清方位。我用“回复”再发一遍，不知对不对。请原谅。
　　看过几年读书，没订过，只买，很好买。
　　现在不看了，一是看不懂的文章越来越多，二是看得懂的文章也是看得越来越累，三是好看
　　的、可以用作谈资的东西越来越少。
　　我是编通俗杂志的，平时听得最多的是“定位”这个词儿。于是我就想，一定是读书的定位
　　发生了变化，它变得越来越新锐前卫了。而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都快奔40了，所以自然就
　　不喜欢读书杂志了。
　　我从没研究过学问，学历也就是刚刚大学混毕业。学术著作我是从来不看的，我以前一直把
　　读书杂志当做一本好看的读物来读，现在的读书对我而言，基本上就是学术著作了。而且它
　　的内容好像有太多的经济学之类的内容。联系实际的有关经济问题的文章还是比较好看的，
　　但术语一多就看不进去了。当然，这些学者没必要照顾我这样的人。
　　我看过的最深奥的书大概就数《管锥编》了，虽然也是很多看不懂，但看得津津有味。
　　很喜欢木先生的率直，也很佩服苍茫先生的圆滑（绝非贬义），其他的贴子也看得很过瘾。
　　今天偶然上狗哥搜“读书20年”，搜到这儿，注了个册，于是就像钱钟书的《诗可以怨》
　　文首提到的那个自以为发明了伞的乡下人，用棍顶着块破布，冒失地闯进这里来了。
　　(12-15-2002 10:27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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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猪希】
　　《读书》上的文章是中文的么？现在看来好像进入了另一个语言环境：（。尽管这些字都似曾相识，但组合在一起却象一座浮躁的城市，令人感到陌生和惘然。这是工业污染在精神领域的额外收获。
　　(12-24-2002 02:44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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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鹏】
　　没有研究过，大学时比较喜欢＜读书＞，由于远离了喧嚣的城市，对于它反而不怎么在意了．不能否认它的功劳，但是也不否认这份杂志有点＂喧嚣＂．让爱读的人读去，我现在是不读的了．
　　(12-31-2002 09:43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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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estra】
　　“不懂电脑的现代人就是文盲”这句话已经不再象刚流行那会让我诚惶诚恐，不是因为我的电脑技术有丝毫的进步（怕是要终生做菜鸟了），而是我非常绝望地发现我在各个方面都成了文盲。
　　有人说本科生只能去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我觉得一点没有错，不过那里恐怕也有深奥玄妙得让我汗颜的佛经。我看象我这样不研究学术的人只好躲到北京人的洞穴里去了，可怕的是洞穴学也不是我辈能懂的。
　　(10-15-2003 08:37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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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骆驼】
　　我曾相信:北<读书>南<随笔>.如果楼主是想找到这个妥切的对联的话. 我还想到另一件事.就是张承志曾编务的<人文地理>一年一本,上头的意见是因把一本杂志类的做成了专用书号才能完成的事项... 还是因为这个杂志的定位:第三世界的立场和文明内部的发言.出了什么问题
　　我不得而知,很想求教方家... 由 红骆驼 于 12-11-2003 02:44 PM 最后编辑
　　(12-11-2003 02:41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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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涛浩淼】
　　《读书》 我现在已经不看了，以前，《读书》 总是大约2期里面有一篇被我评价为垃圾，例如：盛洪的《为天地立心》，这文章哄别人有
　　用，骗我没门。
　　但看了甘阳
　　的垃圾文章《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后，尤其是被列为第一，真为《读书》编辑的判断能力低下而吃惊，觉得《读书》已经没味道了。在世纪沙龙论坛，甘阳《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被驳得成了垃圾。
　　没意思，现在已经没好的高水平普及性学术杂志了。
　　看了回贴，有人提到韩德强，觉得很有趣，此人被我评价为业余经济学博士。即水平是业余的，学位是经济学博士。
　　中国文科的水平真是让我觉得低下啊。
　　也许香港还是台湾的哲学家说得对，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已经被白痴化。
　　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已经被白痴化后，恢复正常智力是一个长期过程。
　　(12-11-2003 09:30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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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
　　看了这一期[读书](第十二期)上题为[黄河依旧绕青山]的文章，作者是葛兆光。说的是对黄仁宇的自传[黄河青山]的看法的，好像葛先生对黄老先生的成见还是不小的呀。[黄河青山]这本书也是前些年看过的，老实说看得我是苦不堪言。据说黄老先生的原书篇幅还要巨大(前言还是序中涉及到，记不清了)，不过他本人将其大篇幅删节，剩下来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本[黄河青山]的自传了。如果没有删除的话，估计看这本书更是苦不堪言了……。生活上的不遇、其“大历史”史观的孤僻都成了黄老先生耿耿于怀反复说明的事情了。其实我倒是觉得学术观点能否被他人接受，他的那些学术著作是否能够出版等等，这些事情他可能不要太多的设计更好一些。看了他的自传内心里确实是不畅快，可想而知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该是怎样一种心境呢。不知不觉之中会不会是扭曲了一些呢，而且黄老先生个人好像并没有摆脱出这种内心的扭曲……
　　看到葛兆光先生的文章，又想起来了这本书，也想起来看这本书时候的不畅快。用办公室里那些女孩子们现在的说法叫做“不爽”……
　　(12-12-2003 10:24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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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猫】
　　以前本科读书的时候非常喜爱这本杂志，有一期买一期。很多年以后，趁太座回国之际让她给多买几本。买来后，翻了几册，不仅仅是失望，用一句沪上的老话来说，是“又好气又好笑”。于是就搁了起来。太座发觉，很不满：早晓得你不看，我才不会跑地摊给你找来这些破书，那工夫还不如用来淘D版碟子呢。
　　(12-23-2003 04:33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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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涛浩淼】
　　苍茫，你对混沌学的理解不对。
　　引用: 在十几年前“耳食”这门学问后，居然使我对历史演化的看法，与此前完全不同了。例如洛伦兹(E. Lorenz )所云“对初始条件的高度敏感性”，意味着某处一对蝴蝶翅膀的拍动可以在千里外引起一场巨大风暴；梅(May)关于生物群增长律“周期三则乱七八遭”（“Period three implies chaos”）的结论提供这样一幅图景：事物在某个时候确实会陷入无法预测的无序，同时这个无序居然又是可以用数学加以描述的！
　　例如洛伦兹(E. Lorenz )所云“对初始条件的高度敏感性”，意味着某处一对蝴蝶翅膀的拍动可以在千里外引起一场巨大风暴；
　　这话的意思是比喻，实际不是这样。
　　我读过混沌学的书，蝴蝶效应的意思是：连续起作用的（已知或未知）小因素可以导致结果的巨大不确定，包括无法预测。
　　由 波涛浩淼 于 12-24-2003 02:43 PM 最后编辑
　　(12-24-2003 02:40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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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涛浩淼】
　　别人在关天讨论蝴蝶效应的回复：
　　作者：wxy466　回复日期：2003-06-26　16:41:46 我想您可能理解错了蝴蝶效应的意思。它不是说蝴蝶扇一下翅膀，就会一定在别的什么地方引起一场风暴。而是说，由于误差的累积，我们无法预测“系统现在的状态与它的历史有关的”系统的状态。如果一地的一场风暴没有预测到是因为忽略了另一地的某只蝴蝶翅膀的扇动，那么我们就没办法做得更好，因为在天气预报不可能去考虑某只蝴蝶翅膀的扇动的。
　　(01-13-2004 07:37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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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茫】
　　To 波涛浩淼：
　　我“蝴蝶效应，意味着某处一对蝴蝶翅膀的拍动可以在千里外引起一场巨大风暴”的表述，或许有语病(写帖时率易所致)。也许把“可以”改成“可能”就好一点了。呵呵。
　　假设两个其它条件相同的气候状态，但不同的是其中一个有只蝴蝶拍了一下翅膀，而另一个没有，这就构成了一个“初始值的微小差异”。但由于“对初始条件的高度敏感性”，拍翅造成这一点点微小差异，在后来有可能演成一场风暴。当然它也可能导向了别的什么状态，而非风暴；也决不是任何蝴蝶的拍翅，都能引发风暴(要不然的话，这世界岂不全都是风暴了，天下有多少蝴蝶啊。)这个微小的初始差异，会导致什么后果，是很难预测的；这个难以预测的区域的存在，已由数学证明。所以蝴蝶效应，只是表达了某种特定状态下的不可预测性。这就是你说的“连续起作用的（已知或未知）小因素可以导致结果的巨大不确定，包括无法预测”。那么我们各自的理解，其实是差不多少吧？
　　又比如数量相等的两群羊，分别放牧在条件极其相似的两个牧场上，但很多很多年后，它们的数量可能会有很大差异。我们不能肯定很多年后，它们数量必定依然相等。因为这两个牧场和羊群只是“非常相似”，而非一切全等，总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同样，历史也可能是如此。两个看上去相似的人群，微小的差异有可能导致大不相同的发展结果。所以我们总结的那些历史经验，很多是极其可疑的。
　　请波涛浩淼指正！
　　(02-20-2004 09:47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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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尹家】
　　偶然发现这个论坛，进入这个帖子，才发现有许和有自己有着相同想法的人。
　　我从来没有迷恋过《读书》，但确有一个时期，大概有一年左右时间吧，基本上是每期都看，基本上是每期上的每篇文章都看。
　　这大概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想，如果能在《读书》上发表文章，能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文章，能在商务印书馆出书，这辈子就可以了。
　　如今，这个理想早已实现。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也已不止一篇，但我却早已不读《读书》这本杂志了。
　　其中的原因，我想有这么几点：
　　一是《读书》杂志本身立场的转变。当年，《读书》是知识界思想解放的先驱，因而也被一些人视为“右”倾。今天，《读书》早已蜕变为新左派的阵地和代言人了。
　　二是今日的中国学术，受西方影响太深，未学到西人治学的精髓，只学了点形式化的皮毛，单是那种欧化的句子，就让人受不了。《读书》本以思想深刻而被称道，但看看现在《读书》的文章，只不过以欧式的文字游戏掩盖思想的贫乏而已。
　　三是当今中国的学者，受外界诱惑太多，有几人还能沉下心来，究心学问？十余年前的学者，或许没有今天的学者接触的知识多，但他们有时间去思考。今天的学者，哪有时间静下来思考问题？
　　还有几点，不一一备述，但这三点，确是我不再看《读书》的主要原因。不知木兄以为然否？
　　(07-13-2004 04:27 PM )

编辑：wangfu
http://wangf.net/data/articles/d00/228.html

mmdzz

读书人与其指责《读书》让人难懂，不如先检讨一下自己的知识结构有没有欠缺，关注的视野是不是太狭窄。下面转贴汪晖的自我辩护，觉得他有理由自豪。从讨论三农问题、生态问题，到反思一味崇美的倾向、主流经济学的缺陷，哪一项话题都称得上站在时代的高点、指引学术新风、启发思想的突破、而且事关民族乃至人类未来的切实问题。

思想的价值不是屁屁坐在哪一边决定的。不看思想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按左派、右派之类的阵营给人定论，那是自甘沦落在利益之争的套套里，没劲。

zt：汪晖谈《读书》：坚守思想空间
　　
　　
　　北京青年报：刘净植
　　
　　
　　■编辑手记
　　
　　
　　今年5月，六卷本《读书精选》出版不久，我们试图联络《读书》的两位主编，请他们回顾《读书》杂志十余年来的成绩、不足和持续不断的争议，但因汪晖先生出国，采访被搁置。等我们重新拾起这个计划，却出乎意料地赶上了一场热闹———上周，北京某报刊发了"《读书》杂志酝酿换帅"的"传言"，激起了围绕《读书》的又一轮争议和对峙。
　　
　　在这次采访中，汪晖先生既对我们原来的采访计划做出了回应，也谈及了《读书》的发行量、读者群以及"换帅"等问题。他希望人们能够珍视《读书》的思想空间，理解它的存在价值，参与讨论它关注的问题，而不是总拿一些陈旧的说辞，针对一本作为载体的刊物炒来炒去。遗憾的是，因黄平先生不在北京，我们同时采访《读书》两位主编的愿望终究没能实现。
　　　　
　　■首先，评价《读书》的标准绝不应该只是所谓印数。其次，从1996年到现在，《读书》的发行量在它28年的历史里是最高的时期。
　　　　
　　■消费主义文化创造了一种品位，它甚至会让学者们也用什么"好读"或"不好读"这样的不是标准的标准对思想讨论加以评断。
　　　　
　　■富于穿透力的理论性思考也是很有美感的一件事，美感并不仅仅停留在修辞之美上。
　　　　
　　■早几年，我们曾经讨论过交班的问题。但在困境之中，我们不会选择离开。因为挑战不断我们才留下来，要是风平浪静，一切顺利，我们早就离开了。
　　　　
　　■要是所有人都在给《读书》拍手叫好，这本杂志基本上就完了。
　　　　
　　■如果所有最重大最深刻的问题我们都不能去触及，这叫什么人文精神？那不是在把《读书》变成消费品吗？
　　
　　
　　
　　记者：近日有媒体报道称，《读书》杂志酝酿更换主编，您对此怎么看？
　　汪晖：意外也不意外。在争议中成长，好像是《读书》的命运，我们已经习惯了。不久前，我们《读书》编辑部编选了十年文选，计六本，也多少有总结一下的意思吧。我和黄平参与《读书》的编辑工作已经十一年多，现在年轻一些的编辑早已成熟，过去几年中，我们的确讨论过所谓"过渡"问题。但这与那家报纸的炒作毫不相关，我对该报道中涉及的所谓"事实"也一无所知。我所知道的是：那篇采访涉及的《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先生，已经在第二天公开发表文章抗议对他的歪曲报道，另一位被引用者也在网络上发表了抗议。报道中的受访者之一、三联书店的副总编辑樊希安先生给我打来电话，声明对该报放在他名下的那些话不予认可。《读书》杂志是一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它也力图针对当代中国和世界发生的问题做出思考。但总有人不愿意对我们思考的问题发表意见，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媒体对一份杂志进行攻击，这实在有点让人惊讶———在中国，大概没有第二份刊物享有这份殊荣。
　　　　
　　记者：这也是我想问的，为什么在您和黄平就任主编的十多年来，这份杂志会引起那么多的议论，而且从不间断？
　　汪晖：原因有多种。我认为根本的问题是：《读书》一直试图对当代生活和知识状况提出一些不同的、批评性的思考。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八十年代以降，中国知识界崇美风气很盛，以致美国也是触动不得的话题。这在今天说起来有些可笑。美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思想和人物，但在所谓全球化进程中，它所扮演的霸权角色怎么可能不去触及？反思和批评美国又怎么可能避免？我记得《读书》批评美国的战争政策时，有许多朋友感到不满，但经过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其他各种事件，这样的声音现在好像不那么强烈了。但你见到有谁写了自我批评的文章吗？人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历史，反省自己、承认错误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再比如为了摆脱过度的西方中心论，我们发表过有关亚洲、拉丁美洲等非西方地区的讨论，这在过去的讨论中几乎是没有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候，我们的知识界拿不出有分量的分析文章，有些经济学家在危机爆发前鼓吹"亚洲模式"，等到危机爆发后，就又回到了西方的"自由市场"，没有什么独立的批判性见解。我们邀请了一些海外学者一起讨论分析这个状况。我记得一些经济学家对我们的分析是不以为然的。《读书》发表的很多文章在当时不被理解，甚至遭到抵制，但事后看来，这些文章比它们的反对者更接近真理一些吧。我们也比较早地发表了讨论生态问题的文章。我记得那时就有人批评我们是 "赶时髦"，在他们看来这种问题只有发达国家才会有，根本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短短十多年，生态危机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计。类似的讨论引来了许多攻击———以扼杀讨论为目的的攻击性言论。回头来看，这些现象正说明了思想讨论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一个社会不尊重这样的讨论，报复会很快到来。1999年到2000年，《读书》杂志发起有关"三农问题"的讨论，到今天，这已经是一个被广泛承认的问题。我们从1996年起就开始讨论乡村问题，这是过去的《读书》杂志没有做过的，许多人认为我们不该讨论"三农"这样的问题，觉得《读书》只发表一些文学性的文字才算是有"人文气息"，却没有检讨身处都市的知识分子自身的眼界有什么局限。在如此深刻的历史巨变中，我们对于中国最为巨大的危机和变迁闭目塞听就叫做有"人文性"？这种幼稚的看法至今还在流传，实在难以理喻。我很欢迎人们对《读书》提出的问题进行争论，对杂志进行批评，但十多年来总是说什么"不好读"之类的话，这算是对思想讨论的批评吗？"三农问题"当然不是什么风花雪月，战争与贫富分化也不会是高雅文人热衷的话题，那么他们的"人文性"就是排除了暴力和严峻社会问题的"人文性"？我看温铁军、李昌平等人的文章不但思想性强，而且感情丰沛，比那些天天叫喊什么"人文性"的人的文章要富于人文精神得多。现在是一个修辞泛滥而缺乏真正的力量和感情的时代，他们这样的文章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能说文体只有一种，更不能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只能停留在某一个层面。如果所有最重大最深刻的问题我们都不能去触及，这叫什么人文精神？那不是在把《读书》变成消费品吗？
　　　　
　　■对《读书》风格的争论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反思性的文化到底还有多少存在的空间和余地？
　　　　
　　记者：的确，"不好读、看不懂"一直是这么多年来《读书》遭受批评最多的一个问题。
　　汪晖：我并不是说《读书》杂志不应该关注风格问题，恰恰相反，我们一直在思想性与可读性之间寻求平衡。许多朋友在这方面的建议值得认真听取。其实，在《读书》杂志中，真正读不懂的文章的比例是很少的。我们也希望更好读，但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把理论性的和探讨社会问题的文章排除出去呢？因为那样只会造成新的单一性，这是很危险的。但现在这种对《读书》风格的争论实际上提出的是另外一个尖锐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反思性的文化到底还有多少存在的空间和余地？消费主义文化创造了一种品位，它甚至会让学者们也用什么"好读"或"不好读"这样的不是标准的标准对思想讨论加以评断。在当代社会里，批判性的思考就是需要穿透表象、常识，揭示出为"常识"所掩盖的真相。这种富于穿透力的理论性思考也是很有美感的一件事，美感并不仅仅停留在修辞之美上。
　　
　　记者：您怎么看待这些争论本身呢？
　　汪晖：中国社会正处在急速变迁当中，中国的知识界也处在急剧的分化、组合当中，产生争论本来是很自然的。《读书》中老、中、青、左、中、右的声音都有，你只要翻一翻我们这次出版的六本文选就知道了。我说这些不是要掩饰我的立场，也不是要遮盖《读书》的取向。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就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取向吗？判断这一点并不需要看谁在叫喊什么口号，而只要看一看哪些人在认真地研究、思考和讨论，哪些人以攻击别人为能事就可以了。《读书》杂志发表的文章包含了不同的立场，但我们尤其希望发表那些虽然一时不被大众或大多数知识分子理解，但却包含着真正的洞察力的文章。在对《读书》的争议之中，当然存在人事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的确存在思想分歧。思想分歧只能通过讨论、对话或争辩来加以解决，而绝不能通过抹杀讨论的意义来加以解决。一些热衷于公共讨论的知识分子却没有养成良好讨论的习惯，他们对于吵架、攻击和炒作的兴趣远远大于对讨论的兴趣。
　　　　
　　■十一年来，《读书》的印数大概在九万到十二万之间起伏，今年也并没有所谓的"订户量下滑严重"
　　　　
　　记者：在媒体报道中，还提到《读书》发行量大幅下降的问题。具体情况究竟如何？
　　汪晖：首先，对于《读书》这样一个刊物，评价的标准绝不应该只是所谓印数问题。我们知道，许多刊物是把发行量看作秘密的，《读书》从来没有这样的秘密，也从来不用虚数撑门面。从根本上说，这份杂志的质量不能简单用数量来说明。其次，从1996年到现在，《读书》的发行量在它28年的历史里是最高的时期。在我们这十一年里，《读书》的印数大概在九万到十二万之间起伏。我们今年邮订数有所上升，零售回款有所下降，后者的原因也比较复杂，但并没有所谓的"订户量下滑严重"。我和黄平通常只管编杂志，不大管发行之类的事情，也许三联书店可以把《读书》28年来的所有数据公布出来，看一看是不是因为我们编的杂志"不好看"而发行量大不如前。中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大众性、消费型的刊物很少，相对于众多的学报而言，《读书》是容易读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发行量很大。那时一些专业性的刊物比如《文学评论》、《历史研究》或者《中国社会科学》发行量恐怕更大。这说明每个时代阅读趣味有所不同，不能证明别的什么。今天有《中华读书报》、《书城》、《万象》等报刊，更不用说各种各样的流行性刊物、网络的大规模出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读书》的发行量当然面对各种挑战，但总体而言，仍然处在一个较高的时期，已经相当不容易。说《读书》因为不像过去那么有文学性而印数下降的说法，已经流行了多年。记得好些年前，一位著名作家问三联书店前总编辑董秀玉，说《读书》现在不行了吧？董秀玉告诉他说发行量又上升了，他非常吃惊，说："不可能吧？"
　　　　
　　记者：十多年来，对于《读书》的议论之声此起彼伏，为什么较少听到你们在媒体上反驳，谈论这些争议呢？
　　汪晖：我和黄平都是学者，我觉得学者的角色与编辑的角色应有所区别。学者有自己的观点、立场，含混不得，而编辑的工作最好低调一点，多听听别人的批评意见。杂志是公器，不是谁的。《读书》十年来的许多讨论影响是很大的，国内的我们已经说了，其实世界各地的许多重要报刊都报道过与《读书》有关的讨论，这也说明有更多的人关心我们的讨论，而不是关心对于《读书》的议论。对杂志而言，别人的意见说得对或是不对，除非是蓄意的攻击，一般来说没必要特别去分辨，真正的读者凭自己的阅读判断事实，只有不读的人才会相信流言。就像一个人一样，一个杂志基本的品德，是靠时间慢慢留下来的，而不是靠一时的舆论。再说《读书》也不是一本完美的杂志，作为编辑，我们没有做到的地方很多，需要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地方也很多，听听别人的议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处。有什么必要那么着急地去分辨呢？让我惊讶的是有关《读书》的说法就两句话：一是说不好读，二是说"新左派"。假定《读书》上的都是"新左派"的文章的话，那么，中国知识界的图景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思想自由并不等同于每个刊物应该毫无自己的取向。中国这么多刊物，反对者为什么不去发展自己的空间，却要反复地攻击《读书》？这真是奇怪。为什么《读书》会引发这么多的争议和攻击？我认为与它实质地触及了现实及其利害关系有关，也与它愿意向"常识"提出挑战有关。有人讨论总让人高兴，但我希望的是讨论我们讨论的问题，而不是讨论我们这个杂志。杂志不就是个载体吗？炒它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需要对自己十一年做过什么有个总结，也希望能够和缓地完成过渡
　　　　
　　记者：不管传闻是否准确，做了11年《读书》的主编，您和黄平是不是早已经有了终将会卸任的心理准备？
　　汪晖：11年对任何一个人而言都是够长的了。我和黄平都有自己的研究工作，只不过觉得《读书》的讨论很重要，所以就坚持下来了。《读书》的年轻编辑已经很成熟了。我们编《读书》十年文选，也是觉得到了一个阶段，需要对这段历史作一个总结，总结我们走过的道路、取得的成绩、种种的不足，也算提供一些经验和教训吧。我们需要对自己做过什么有个交代，也希望能够和缓地完成过渡。早几年，我们曾经讨论过交班的问题，但后来三联出现过一些变故，《读书》也面临过一些从未遇到的问题，在困境之中，我们不会选择离开。我过去也说过，是因为挑战不断我们才留下来，要是风平浪静，一切顺利，我们早就离开了。
　　　　
　　记者：那我的问题要问回去了，当年您和黄平接受董秀玉女士的邀请来主编《读书》的时候，打算办的是一份什么杂志呢？
　　汪晖：开头的时候并不是很清楚。那个年代对于《读书》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如果《读书》继续走所谓旧路线，很多学者也会不满。我觉得《读书》有值得珍视的传统。我们基本的想法是一方面继承传统，一方面拓展空间。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中国经历了一个激烈的巨变过程，如果只是固守原来的模式，谁还爱看啊？时代变了，知识状态变了，我们必须面对新的、重大的问题。其实，《读书》的每个阶段都是如此。我的另一个想法是：《读书》根本上不要变成哗众取宠的刊物，而应该成为正视和思考问题的空间。我最讨厌 哗众取宠，不论哗哪一个众。在今天这个社会里，说一些好像很勇敢的话其实不需要多少勇气，真要去思考一些问题，力排众议倒是要一点勇气的。一个杂志、一个人都要有独立思考的品质，以及承担独立思考所带来的各种后果的力量。在面对问题的复杂性的同时，不怕任何的误解和莫名其妙的说法，这是一个思想空间必备的品格。我常和年轻一些的同仁说，要是所有人都在给《读书》拍手叫好，这本杂志基本上就完了。
　　　　
　　记者：那您考虑过《读书》应该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读者群吗？
　　汪晖：实际上《读书》的读者分布还挺难统计的。大学生、研究生、知识分子群体、中学老师、公司职员、公务员……都有看《读书》的。没必要说某一阶层的人才读某几种杂志，不同阶层的人都有可能。当然大学生、研究生、学者占了我们读者的很大一部分，这些年来读者群也有不很清晰的变化。因为读者群分布不是单一的，对于文章的判断，包括好读不好读的判断也就一定不是单一的。懂或不懂不能以一己判断来定。
　　
　　记者：经过这十多年来的努力，您觉得《读书》达到您心目中的理想了吗？
　　汪晖：对于一个杂志，永远没有一个理想状态。我从来没觉得《读书》是理想的，相反，即使在状态最好的时候，我也常常是不满的。杂志一期又一期地编下去，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弱，这也是由条件决定的，不完全取决于编辑。即使所谓好的时候也不是完美的，各方面的不完美，稿源、文字、风格、搭配，都有。我相信《读书》的同仁没有人会认为它完美，所以我们不敢懈怠。但另一方面，《读书》起到的作用也超乎我的想象和预料。从20世纪90年代《读书》发起的一系列讨论，后来在不同领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这是我最初没想过的。至于它的社会影响，则应该由读者和时间来加以判断。
　　　　
　　■坚守这个空间，无论是我们继续做，还是别人来做，我希望中国永远有这样的空间在
　　　　
　　记者：做《读书》主编是您学者身份之外的兼职，对您个人来说，《读书》意味着什么呢？
　　汪晖：无论如何，11年来它在我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不在于具体的编辑工作，而在于作为编辑，你每天都会想到与它相关的人、事和问题。我不是一个很喜欢交游的人，更多地是在书斋里工作。《读书》使得我不得不去面对很多事情，也有很多收获，作为一个学者，很多别的领域的东西可能就不去看了，但是做编辑就会去看很多不同领域的东西，也会跟很多完全不是一个背景的人交流，不但从他们那儿学习到很多东西，而且也培养起跟社会的更为多样的关系。另外一个收获就是习惯了被攻击。我是认真说的。这一点是我一生中很大的收获。一个文人、学者最怕的就是这件事吧？对我来说，这好像已经不是问题了。
　　　　
　　记者：如果不做《读书》了，您还会想办其他杂志吗？
　　汪晖：我很想集中精力做我自己的研究。我过去办过《学人》杂志，也担任着国内外很多刊物的编委，但《读书》是最不一样的。第一，《读书》是一本月刊；第二，它不是纯专业性的杂志；第三，多样化程度非常高；第四，它往返回应的概率要高得多，一期杂志、一篇文章出来，马上就会有回应，而且可能引起后续的讨论。很多学术论文写出来发表了很可能就完了，而《读书》上的文章可能是不断在滚动。就做杂志而言，做《读书》的编辑还是比较好玩的，它生动，有某一种动力在里面。同时它又不是纯粹的报纸或周刊，如果那样就疲于奔命了，没有余地把自己的想法灌注在里面。《读书》在知识领地里形成了某种公共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非常值得摸索。其实，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刊物已经非常少了。正由于此，我们要坚守这个空间，无论是我们继续做，还是别人来做，我希望中国永远有这样的空间在。
　　　　
　　记者：就您了解的情况，国外有什么和《读书》类似的刊物吗？它们的生存状况怎样？
　　汪晖：在国外，常常有人将《读书》与《纽约书评》、《伦敦书评》、《世界外交杂志》等相比，是否恰当，我也说不大清。从形式上看，这些刊物都接近于报纸的形态，而《读书》还是更像一本杂志，角色还是有所不同的。总的来说，思想文化类的刊物在当代世界里普遍地面临着困境，大致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有的杂志被更大的媒体集团收购，渐渐地改变了性质；二是由于网络文化的发达，纸面刊物不再像过去那样拥有特殊地位；三是学院文化与大众社会日益隔绝，思想文化类杂志在学术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双重挤压下难以获得自主的生存空间。国内的报刊也发表过有关文化类刊物生存境遇的讨论。我认为一切都事在人为，贵在坚持，中国有着良好的阅读传统，也需要这样的刊物。正因为如此，我希望人们能够珍视这样的空间，理解它的存在价值，而不是将大众文化的逻辑和经济利益的考量作为衡量这类刊物的唯一标准———那是对文化和思想的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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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读者》标准评价《读书》？别埋汰《读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