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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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20多年的高速稳定增长，给我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我国向工业化、现代化和市场化国家大大迈进了一步。但迄今为止，我国经济增长仍然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而，政府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本文从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出发，对目前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转变的途径进行了研究。
  当前区域发展优势、速度、质量和后劲的竞争，实际也表现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的较量。宁波正处于结构转换、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长期积累的体制性、素质性、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尤其是要素供给的瓶颈制约日趋严重，环境承载的压力不断加大，严重影响着宁波经济社会发展，这和多年来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有直接因果关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宁波来说是紧迫而现实，任重而道远，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紧密结合宁波的实际，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
　　纵观西方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增长模型及理论的研究，笔者认为，比较全面的定义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概念的应该是：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一定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能反映特定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经济增长目标的一个经济范畴。所谓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是指实现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不同组合形式。一般而言，推动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可以被抽象为两类：第一类因素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第二类因素则涵盖了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存量增加以及产业结构转变等质量因素。如果以此对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分类，那么以数量因素为主实现的经济增长就是粗放型增长，由质量因素推动的经济增长就是集约型增长。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一国的经济增长往往是通过增加投入而实现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以集约型增长为主。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也经历了粗放型原始积累阶段，它们的发展之所以一直处于全球前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经济增长方式转得快、转得好。西方发达国家从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真正走上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印度的金融业和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经营效率较高，银行坏账率低于１０％。印度私营企业在经营经验和资金实力等方面已有相当多的积累，有很多优秀的商业咨询服务专家和顾问机构享誉全球，尤其在软件工程、制药业等方面有一些非常优秀、世界领先的私营跨国企业。苏联经济学家对这种情况进行了研究，他们得出结论，苏联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源投入的增加，而不是型发达上午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来源于效率的提高。于是他们把基于投入增加的增长称为外延增长，而把基于效率提高的增长称为内涵增长，认为出路在于从前一种增长方式转变为后一种增长方式。日本的做法主要是三点——减、节、转，“减”是指在生产前段，压缩成本，消除冗余。“节”是指提倡节约，推行能源节约措施。“转”是指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改变企业投资方向。著名的丰田生产模式（TPS Toyota’s Production System 也称精益生产模式）就是诞生在这个时期。这一制度不但在当时帮助丰田度过了难关，也在今日帮助丰田战胜了通用，成为世界汽车霸主。通过“节”，许多能源消耗高的产业积极研发、采取了节能技术。1973年以前日本石油消费量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石油消费增长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比例）大于1，到1979年已经减少到0.25，日本对石油资源的依赖大大降低。通过“转”企业投资很少盲目用于量的扩大，更多地用于技术改造和技术更新。与此同时，日本大力增加在研究开发方面的投入，完成了由技术引进、技术改良阶段向自主技术开发转变的过程。
  国内各城市发展来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得好的城市，产业结构明显高度化，科技教育人才的支撑力较强，循环经济已经开始起步，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的良性循环逐步形成，发展的后劲进一步增强，但是还是占少数；而那些转变得慢甚至完全还处于粗放型增长的地方，发展相对比较艰难，矛盾和问题也较为集中突出。现在正处于结构转换、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长期积累的体制性、素质性、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尤其是要素供给的瓶颈制约日趋严重，环境承载的压力不断加大，严重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这和多年来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是有直接因果关系。我国现在对企业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已是迫在眉捷。

三、宁波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经济以GDP 8%以上的增长率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由此得到显著改善。但是，又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所取得的成绩是建立在对资源的巨大消耗、对自然环境无情破坏的基础之上。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环境、能源、生态及社会各方面问题，使得我国经济难以维持长期稳定发展。
　　（一）、资源和环境付出高昂代价，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考验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主要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就是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实现的。据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了全球31%、30%、27%和40%的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创造出的GDP却不足全球的4%。同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要高出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要高出10倍以上。其中宁波市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大大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如镇海炼化、海域污染、姚江污水。。。不考虑资源的人均水平，不顾整体的环境容量，不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纳入环境成本，这样的增长是不真实的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增长。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今后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严峻考验。
　　（二）、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现象严重，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2003年，全国固定投资总额由1978年的23.2亿元增加到4993.6亿元，年均增长24%；仅以浙江省为例，该省的投资率（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就从1978年的26.4%上升到2003年的49.4%，而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投资率均不超过30%。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增长，带来的必然是低效率。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和日本的10.3%。投资率长期偏高和投资效率的下降，加剧了能源、原材料和运输供求紧张的矛盾，也加大了通货膨胀压力。
　　（三）、产业结构矛盾加剧，部分行业粗放经营现象突出
　　产业结构是一个宁波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合理而高效的产业结构是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实现经济集约增长的基础条件。目前，我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偏高，传统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比重低。其中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32.3%，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6.4%，还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5%。自2005年以来，我国钢铁、水泥和电解铝这3个行业的投资增长像勒不住缰绳的奔马，不仅引发了这些产品价格的轮番上涨，加大了物价全面上涨的压力，还使得产业结构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宁波正处于结构转换、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长期积累的体制性、素质性、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尤其是要素供给的瓶颈制约日趋严重，环境承载的压力不断加大，严重影响着宁波经济社会发展
　　（四）、企业技术创新缓慢，产品技术“含金量”不高
　　企业是宁波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如今，宁波企业普遍技术力量不足，技术创新缓慢，引进技术和消化创新技术的比例失调。数据显示，日本和韩国引进技术的投资和消化引进技术的投资比例是1∶5，而国内企业的比例是1∶0.07。就是说，韩国、日本花1块钱引进设备和技术，花5块钱消化创新，而我们是花1块钱引进，花7分钱对引进技术消化创新。这种重引进而忽视消化、创新的投资，导致产品真正的技术“含金量”不高，在国际上失去竞争力。
  （五）政府职能存在问题
  政府职能一直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越位是指政府在社会经济事务中不仅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缺位是指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没有很好的发挥，把有权有利的部分抓得很紧，而服务职能却注意得不够；错位是指政府的职能不仅涉及宏观调控，而且还包括企业内部事务，导致政企不分、影响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政府职能不能适应中国加入WTO的需要。WTO规则要求政府加快改革，转变职能。我国加入WTO已经五年，WTO中涉及到的政府承诺，我国政府都必须履行，政府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行使其管理职能。严格的WTO规则，迫使我国政府要加快改革，加快职能转变。我国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善，而政府机关的行政，执法能力值得怀疑。法律体系不够透明、公正。使得“官本位”思想意识严重。
（六）服务业存在的缺陷
  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是衡量一国经济结构合理程度、国际竞争力强弱、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水平等的重要评判指标之一。与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相比，服务业发展落后的短腿现象却日益突出。这既有基础薄弱、服务消费供给不足的因素，也有服务消费意识淡薄和消费能力低下的因素，更有经济发展战略思维扭曲和调节政策失灵的原因，而后者是更为关键的制约因素。服务业是个涉及面广、专业性强的多部门综合体系，其发展滞后、竞争力弱的状况自然是受制多种因素的结果。首先，思维意识障碍和政策扭曲比较严重。长期以来，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将服务业当作不创造新价值的非产出部门、辅助性部门，夸大生产决定服务、服务从属生产的作用，而忽略服务对生产的积极能动作用，过分强调服务业的非经济职能，忽视其产业功能，甚至把文教、科研、体育、卫生等一些服务部门公共服务职能化，政府供给包揽化，过分强调金融、通信、信息服务等的安全作用而将其神秘化，片面突出出版、影视、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过分偏重医疗卫生、城市公用事业的社会福利性质等。

四、转化宁波经济增长方式的途径
　　目前，宁波已基本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关键时期，所以，每一步都必须走得谨慎，走得不容迟疑。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摒弃传统观念，发展循环经济
　　科学发展观不排斥经济增长，它的核心内涵是按照科学规律，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可持续地推进经济社会更快地发展。这种观念认为，发展应该始终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是低效益、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长，必然导致能源危机和生态退化，给人民的健康生活带来极大的损害。人是最宝贵的资源，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身体健康的需要，我们要认清物质财富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模式上。在转换经济模式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尊重经济规律，还要尊重自然规律，充分考虑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发展循环经济。因为循环经济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准则，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运行方式和规律，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二）优化产业结构，解决资金、技术和就业问题
　　经济增长数量增加是用GDP或GNP的增加来表示的，而GDP或GNP则由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组成。因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就在于生产结构的优化升级，即三个产业中生产要素的提高和各产业内部以及各产业之间的优化组合。纵观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历程发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性。总体上，第一产业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比重由最大转为最小；第二产业比重虽有较大幅度下降，但始终成为三个产业发展的基础；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借鉴别国或其他城市的经验，把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改组改造传统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全面发展服务业。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还会遇到资金、技术、就业等多方面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呢？当然不是。相反，全市只有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科技生产力，迅速提高宁波事的综合力度，这些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顺应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刺激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了经济的长久稳定发展。
　　（三）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扶持民营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推进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经济体制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扫除了体制障碍，使市场机制在宏观调控指导下，更加充分地发挥其基础性作用。宁波市民营企业在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而民营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又严重滞后，问题突出，成为深化体制改革需攻坚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需要与政府职能的转变相配合。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要集中精力管好国有资产；作为社会管理者，要把注意力转换到制定法规、培育市场、形成和完善市场规则和社会秩序上来，以确保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能公开、公正、公平地进行竞争，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造不可缺少的良好环境。同时，政府应放宽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这样，不仅释放了民营经济自身的活力，搞活了市场，更促进了宁波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四）推动科技进步，提升市民综合素质。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本质上要求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和知识含量，使宁波的经济的快速增长建立在科技不断进步的基础上。目前，我国的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还相差15～20年，制造业的许多核心技术还未掌握，只能从发达国家引进设备和技术。因此，我们要加快建设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民营企业为主体、创新为核心的科技创新体系，增强产品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同时，民营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一方面要积极推进技术进步，把引进创新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从而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快速提升高技术产业的比重;另一方面要按照提高质量，降低消耗，减少污染的总要求，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推进工业流程的现代化，不断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人。因此，加快实施人才的战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全面提高全市人口文化、科技素质，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变为人力资本优势，从而为科技创新提供稳定而持久的人力资本支持
  （五）政府的自身改革
  目前政府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存在着“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偏差，各级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又管不好的事，而不少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却没有管 或没有管好。针对这种情况，当前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过程中，关键中的关键，乃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1.限制政府权利，建设有限政府
  避免政府越位问题的核心，在于限制政府权利，建设有限政府。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是权利和职能有限的政府，这与计划经济或命令经济中的那种全能的大政府显然不同。在市场经济中，政府除非在市场失灵、而且政府干预的确有效的条件下，不应干预市场交易活动和企业的微观决策，不在地区、部门、企业间依据政府自身的偏好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才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各级政府偏离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成为经济结构的主要调节者，是过度投资、产业结构恶化的最主要的原因。因此，为了提高经济效率，转变增长方式，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限制各级政府的配置资源和直接干预企业和个人微观决策的权利矫正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关键在于实现价格市场化，把定价权还给市场，要素价格由它们本身的稀缺度而不是由行政官员决定，市场机制才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
2.履行政府应有职能，建设有效政府
  政府坚决把自己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社群组织和市场去处理，并不等于政府放弃自己应有的职能，实行“无为而治”或者无所事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转需要政府低成本地履行下面的职责：提供法治环境；通过总量手段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维护社会公平；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酌情使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加以弥补。
（六）、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
  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在发展商贸服务业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块状经济”。虽然宁波事的服务业的“业态”处于从本地熟人市场上的人格化交易转向大范围市场乃至全球市场的非人格化交易的升级和转型过程中，它们的这种由服务业、哪怕是初级形态的服务业带动制造业发展的经验，无论对于它们自己还是对于正在起飞的地区都没有过期。宁波所有的地区都必须尽快改变服务业发展不足的落后状态，把基本的服务业体系建立和完善起来。把先进的制造业确定为宁波市的支柱产业，特别是象宁波这么个大城市，从整体上看也的确需要有强大的制造业。现代制造业是与服务业性质的活动支持互补、相互渗透的产物，带动经济结构化和升级。
   

结论
  通过研究宁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为增强宁波企业的技术水平、市场开发能力、国际竞争力和外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使得宁波企业更有效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确立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进一步促进宁波的经济发展站在世界经济产业发展的高端。只有实现这个转变，宁波才能在这个发展变化的世界中真正的自立自强。
  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性，充分发挥地区特色优势，加快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由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这也是缓解经济快速增长与资源约束的矛盾，实现经济贸易可持续发展，缓解资源不足的压力，确保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安全，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宁波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正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实现宁波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可以为缓解宁波经济快速增长与资源约束的矛盾，实现宁波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上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