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重新发现的《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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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重新发现的《老子》

　　《老子》（又称《道德经》）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奇观。 　　

《老子》五千言（汉字）像是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矿，然而它也让后人互相争来辨去两千多年，至今人们除了认同它主要讲了“无为而无不为”及它的讲法言约义丰、言简意赅、言美境深外，在对其思想内容的理解和评价上，几乎是人见人异。这就引出了本文的话题：必须重新发现《老子》，才能在更深或更高的层次上理解《老子》，也才能在更大时空范围里受益于《老子》。 　　

一、重新发现《老子》的可能、必要和思路 　　

尽管人们已经从《老子》中发现了许多宝藏，但是现在却有必要也有可能立足于全球化这种人类新的生存状态再把《老子》重新发现一次。 　　

重新发现《老子》要求我们突破几乎已经成了我们思维定势的进化论模式。德国存在主义先期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１８８３- １９６９）于１９４９年发表的《历史的起源和目的》中提出的“轴心时代”理论，概括了这样的事实，在公元前５００年前后，地球上不同地区相互隔绝地、突发地诞生了一批先哲：中国的老子、孔子及诸子百家，印度的释伽牟尼，犹太民族的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等先知，古希腊的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哲学家。这些伟大的思想巨人提出了人类至今仍在其中思想的基本范畴，创造了人们至今仍赖以生活的世界宗教。“轴心时代”理论事实上是对进化论的思想模式的挑战。 　

　如同阿基米德发现的几何原理和亚里士多德发现的形式逻辑原则成了后来日益丰富起来的实证科学的基础那样，轴心时代人类那些伟大的先人们，从当时已有的人类历史实践和生活经验中，发现了人与人、人与宇宙万物关系的至简至深的大道，而这恰恰是最基本最重要也最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生活指南。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我们能肯定的“进化”只表现为生活技巧和由此而来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相应，人类在精神生活的多样性上水平地开拓出了比古人广阔得多的空间。然而在人类心灵境界垂直提高的艰难过程中，我们则进步太慢。自从轴心时代那些先哲们在其心灵境界层面登上了那样一个台阶之后，至今人类的多数芸芸众生，都还停留在台阶下面，两千多年的时间都没有“进化”上去。 　　

现在，以往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几乎是彼此隔绝的状态被人类发展到今天的交通、通讯技术完全打破，我们人类生存的地球正变成“地球村”。在这种生存状态下，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彼此了解彼此接近的方便，也遭遇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我们在物质维度上膨胀，却在精神维度上萎缩。我们灵与肉关系错乱，与生态环境之间也充满张力。人类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普遍存在着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为真理标准的错觉，在心灵上处于孤岛状态。面对这些困境，立足于此时的人类需要，我们再来看《老子》的教诲，会发现，他在轴心时代揭示的“道”像是提前两千五、六百年为我们人类成长到今天的程度而提前刻意准备的锦囊妙计。只有到这时，只有有了现在的问题和现在的条件，有了这两千五、六百年间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才能读懂老子给我们出了些什么好主意。因此，尽管《老子》在历史上已经被一次次地发现过许多次，此时此刻，我们却迫切地需要再重新发现一次。 　　

重新发现《老子》的思路是：（一）要以更好地面对和解决人类在全球化生存状态下的问题为目的。（二）要以全人类的视角而不是或者东方或者西方的视角来把握《老子》。（三）要想超越以往的各种发现，就必须超越以往的各种偏执，努力把《老子》思想的多个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 　　

二、《老子》之道是易知易行之道 　　

历来解老中一个共同的倾向是把《老子》玄化。在这个过程中许多解老的哲学家创立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但是它们并不反映《老子》的全貌和主流。 　　

老子是深刻睿智的，同时又是淳朴实在的。老子自己在７０章中说：我的话很容易懂，很容易行。可天下却无人能懂，无人能行。? 老子讲的易懂易行之道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老子》第２、１０、３４、５１、７７章中非常清楚明白地表述了的，历来对此的字义解释出入也不大的，老子从对天地自然的观察中体会到的：生而不有、长而不宰、为而不恃、功成不居；就是８１章概括的“利而不害、为而不争”。 　

　这种天道，就是对幼儿园的小娃娃讲，他也能理解的：你看太阳普照万物，雨露滋润万物，大地养育万物，它们给我们的好处多不多？它们的功劳大不大？它们可有偏向，给这个不给那个吗？没有。它们有这么大功劳而因此洋洋得意傲慢自负吗？没有。它们可因这些养育万物的大德大能要求过任何名誉、奖赏吗？不曾。因此，天地自然展示给我们的就是这种广博无私的爱。我们做人也要遵循这天道，以一颗成全众生的心态生活。行老子的道，不需要任何特别的技术培训，凡具有正常身心能力的人，想做就都可以做得到。这不是甚易知甚易行的吗？ 　　

《老子》中其他各章讲到圣人在为人处世中如何行道，他自己如何处世，侯王、治国领军者在其实践中当如何行道，人民在做人做事养生中如何行道，所行之道都是此“利而不害”之道的具体化。 　　《老子》对道的论述还远不止此。它不但明白地揭示出道“利而不害”的内容，而且深入全面地阐述了道之形而上学（本体论和本源论），从认识方法论上指明与道相合的行道方法，并提出指导修炼和生活实践的与道相合的价值观。《老子》因此至今居于人类哲学的至高点。 　　

三、《老子》阐述的道之形而上学 　　

要理解《老子》道之形而上学，第１章是一关键。现在大家都认为《老子》上来就宣布：“可以言说之道，就不是恒常的道，可以叫得出的名字，也不是恒常之名。”这种致命的误读，如果从王弼（２２６－２４９）开始算起，已经误导了后人１７５０多年。 　　

王弼版《老子》第一章如下：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本“玄”字都作“元”。贺荣一先生考证：各古本皆为“玄”字。所见王弼本作“元”可能出于清时编印此书避圣祖玄烨[ １６６２－１７２２] 讳的考虑。） 　　

按王弼的理解，第１章可以译为：可以说出的道，不是恒常之道；可以称谓的名，不是恒常之名。“无”用来称谓天地的本源，“有”用来称谓成物的生母。保持无欲的状态，可以观察道开始万物之奥妙；保持有欲的状态，可以观察道终结万物的微妙。“无”作为始，“有”作为母，同出一源，都被称为玄。这种玄之又玄，即是众多奥妙所由出之处。 　　

王弼这个“可以说出来的就不是道”的意思，早在韩非子和庄子就开了先河。这一章的断句，后人有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不同意王弼，而断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的，也有相当多的人与本文依据的版本看法一致，不同于王弼，而主张“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的。 　

　正像本文前面已指出的，老子的道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内涵。而且整篇《老子》就是在讲道，其论道之集中、系统、全面、深入浅出，几乎达到掰开了揉碎了，正面讲反面讲，形而上讲形而下讲，讲透了讲尽了的程度，老子怎么会莫名其妙自相矛盾地说恒常之道不可言说？王弼这个解释绝对是错的。 　　那么正确的理解应当是怎样的呢？应当是： 可（为人生、社会）遵循的道不是平常的小道，称谓这种大道的名称也不是平常的概念。（“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译成英文则是，The Taothat can be followed is not the ordinary Tao; The name that can be namedis not the ordinary name. ――第一章第二个“道”字不是“言说”而是“遵循”或“追随”。这里的“常”字指的是“平常”、“通常”。） 　“无”用来界定天地的起始，“有”用来描述万物的所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因此，试着用无，来观察天地起始的微妙；试着以“有”，来发现万物有形的界限。（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古汉语中，“常”也有“尝”之意，“徼”有“边界”之意） “有”与“无”来源同一，名称不同，都被作为极抽象的概念。抽象再抽象，这是对道作各种解说的必由之路。（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这样理解，我们发现《老子》并不玄，但是却展示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哲学智慧。老子好像吃透了本体论和本源论的形而上学的本质，而超前两千多年提出了摆脱形而上学今天要被“终结”的窘况的思路。 　　

要体会《老子》哲学的深刻，需要对西方形而上学所达到的高度有所了解。西方形而上学的内容主要涉及世界的本质（本体论ontology）和世界的起源（宇宙论cosmology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对形而上学的内容有了自觉，发展到近代，休谟提出人不能通过逻辑推理确证因果关系，他因此置疑人有认识世界的本质和起源的能力。而康德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形而上学本身是“虚假的”，指出在形而上学问题上，“无论哪一个学派都决不会受到合理的、持久的赞成”。康德实际上发现了人认识能力的终极有限性，这是在人类提高自知之明的程度方面的一个伟大贡献。然而康德之后的许多哲学家，包括黑格尔和馬克思，都不能理解康德这一哲学功绩。他们在康德之后仍建立起或者是唯心的，或者是唯物的形而上学体系。 　　

然而形而上学对世界本源和本质的论断，无论是一元论、二元论还是多元论的，都是人确实没有能力证实或证伪的假设。所以到了２０世纪，随着经验科学的高歌猛进，“形而上学终结了”就成了西方哲学界的时髦话语。可是西方当代哲学要埋葬形而上学的作法比先前的形而上学自负更要浅薄。这是因为，虽然任何种类的形而上学本体论、起源论本质上都是假设，这个假设却是绝对必要的。这个假设将人的认识能力的极限标示出来，同时又将人的有限认识能力与无限的终极实在联接起来。就像释伽牟尼和雅斯贝斯认识到人的生命无论实现到什么程度，老、病、死都是人不可逃避不能超越的生命终极有限性一样，无论人类认识所及的范围扩展到什么程度，也无非是将其与未知的无限交界的边缘向外作有限的扩展而已，都永远无法穷尽边缘外的无限领域。正是在人类认识的极限处，哲学提出形而上学的假设。没有这个假设，哲学就变成了经验科学家族里的一员。抛弃了这个假设，实际上等于人放弃了自觉地、理性地在精神上追求自我超越的参照系。 　　

了解了上述情况，我们就可以理解《老子》形而上学的高度了。 　　

《老子》上来就告诉人们，可以遵循的“道”不是具体的平常的小道理，用来说明这大“道”的也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常概念。要解释这大“道”，一定要用“无”和“有”这种最抽象的概念。《老子》上来就超越了西方哲学分裂共相与殊相、一般和具体、精神和物质的进门方式。他好像对他之后２千年才出现的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观点早已了然于心。他知道对形而上学的内容人确实没有能力给予“科学的”证明。然而还不止此，他还知道康德因此否定形而上学，既不能纠正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偏执，也阻断了人类理性地追求超越自我有限性的可能道路。他清楚其道之形而上学是一种必要的假设，所以他多处用“似”、“或”、“吾不知”、“强字之”、“强为之”等来表述道之形而上学。 　　《老子》中有１２章论及了道之形而上学，即：第１、２、４、６、１１、１４、２５、３４、３７、３９、４０、４２、和５１章，它们涉及了六个方面的问题。 　　
（一）用道来解释宇宙的起始。道在上帝之先（４章），在天地之前。它无声无息而至广至大，独立不倚、不变有恒，运行不止（２５章）。它从无中生出有，又经有生出万物来（４０章），有一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４２章） 　　
（二）道属于形而上学把握的内容。道是超验的，《老子》（１４章）对此作了形象化的描述：道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是视、听、触等感观无法把握的。 　　
（三）道在时空上无限，在因果链条上自有永有。道之上不明，道之下不暗，在前边迎着道，看不见它的头；在后面尾随道，也看不见它的尾（１４章）。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自然（２５章）。“法自然”即“就这样儿”，似是最没学问最朴实的下里巴人的不经意的回答。然而，这恰恰是对这个超出人类认识能力的世界最终起源问题的最高明的回答。 　　
（四）涉及到本体论，《老子》指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４２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２章）。在人的经验范围里，凡存在物莫不有对。而彼此对立（或对应）的两个方面，都有相互依存，互为存在前提与条件的关系。所有这些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就其存在的价值而言同等重要，如同手心手背，缺一不可。 　　
（五）道在经验世界的功能是使万物和谐、养育万物。道空，其用却无穷，道深，是万物的来源。它收敛万物之锋芒，和解其纷杂，融合其光耀，并使其同归于尘土（４章）。道使万物生长发育，使其长大成熟、滋养它们保护它们，但是道生它们却不据为己有，成就它们却不自傲，养育却不主宰它们（５１、３４章）。 　　
（六）道作用的机制可表述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４０章）”这个“反”是道发挥作用的程式，有两层含义。一是“反对”，即有两个方面的“对立”或“对应”或“对待”才有变化；二是“返回”，即是周期性往返的，不是一去不回头的。而弱者道之用，是说道通过甘于处下处弱来实现其涵养万物，利而不害的作用。 　　

老子前后不但西方哲学史上的各种形而上学体系，都在一元论、二元论或多元论中转圈子；而且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在形而上学问题上也没有一个达到了老子的高度。对老子道之形而上学理解最深者可说是庄子，他以优美洒脱的文字、形象生动的比喻，发挥了道的自本自根，自有永有，无形无象，又无所不在的规定性，但是庄子却祛除了道“利而不害”的价值取向。汉代注释家们以唯物主义解释道，把老子的“无”解释成阴阳未分的元气，并认为它是一种原初的物质。魏时王弼提出一套“以无为本”的“贵无论”来，把《老子》的易知易行之道弄成玄学。宋代道教中还有人把道界定为“心”。到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中国的老子研究则陷入几近吹毛求疵的无谓争端中。学者们争辩不休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老子》是唯心还是唯物，二是老子是什么階級的代言人。按照馬克思主义的观点，世界上所有哲学非唯物，即唯心，再不就是不彻底的二元论，超越唯心与唯物的形而上学在这种框架里根本就不可理解；世界所有哲学家，不代表统治階級便代表被统治階級，能够提炼出人类普遍价值，能够代表整个人类发展要求的哲学家在这种框架里也就不可思议。 　　

然而老子的境界之高，思想之深，胸怀之大，用任何一元、或二元、或多元的框架怎能塞得进去？老子在５０００字的短短篇幅里为“利而不害”之道奠定了一种几乎是超越时空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使其能经得住人类理性的推敲、琢磨、反思再反思，并终有一天可能在全人类范围内得到认同。

　　四、《老子》阐述的辩证认识方法论 　

　老子并不是为了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他要帮助人在其现实生活中，通过闻道、修道、得道、行道来实现精神境界的超越。因此他对道的阐释就一定会扩展到对认识（方法）论的阐发。 　　
《老子》中对辩证法的阐述贯穿在三个层面。一是如上所述在形而上学的层面揭示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普遍状态（４２章）和道起作用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之基本程式。二是以自然界和人生中的经验事实教给人们符合存在客观规律的辩证认识方法论。三是将这种辩证认识方法论与“利而不害”的价值方向统一起来，论证“唯道是从”的价值观（详见本文下一节）。这里，先来看看《老子》阐述的辩证认识方法论。 　　“反者道之动”中的“反”，如上所述有两层含义。两极相依的例子，《老子》第２章中列举了美丑、善恶等六对关系。它们从静态上说明了万物负阴而抱阳，突出了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相互对立、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的性质。第２２章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则突出了两种对立性质的互相转化。这些经验事实可使我们领悟生活中的辩证法。 　　《老子》论述的辩证认识方法论还有更深刻的内容。第９章揭示的物极必反的规律，教给人们做事不可走极端，要有意识地保持在适量，适度才可长久的道理。 　　
用这种辩证认识方法论来把握处世的原则，《老子》从正反两面提出：不自我张显而能明达；不自以为是可得到光大；不自诩夸功而能有功；不自傲自负而能长久（２２、２４章）。进而提出“凡要达到收缩之目的，必先要让其扩张；凡要削弱的对象，必先要允许它增强；凡要废除的事物，必先要使它兴旺；凡要取得一定的收获，必先要付出一定的代价（３６章）”，则是将物极必反作为辩证认识方法论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老子也对“弱者道之用”作了具体化的阐述。越是伟大的东西，表现得越不起眼；越是刚强的东西，表现的越是柔弱。反之亦然。越是弱小的东西越有发展的希望，越是强大、刚硬的东西越接近灭亡。（３０、５５、７６、７８章）。 　　心术或品行不好的人读《老子》，很容易把老子讲的“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４５章）；“人之所恶，唯孤、寡、不榖，而王公以为称”（４２章）理解为一种伪装；把“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３６章）当作实现其功利目的甚至邪恶目的的一种策略。这种道为谋利所用，实际上已经背离了道。而老子所举应用辩证法的具体事例，并不是要人们把道作为一种谋私的智巧。依道而行，绝不是自以为聪明，闻道即“大笑之”的“下士”们（４１章）不屑一顾的那样。他要说明的是，这种辩证的认识方法论是最高明、最有效、最容易、最安全，也最有益的。 　

　五、《老子》提倡的“唯道是从”的价值观 　　

对于老子价值观的最大误解，莫过于把《老子》坚持的最高价值理解成消极无为，避世全生。这种误解或曲解从庄子时就开始了。庄子把行道的价值理解成一种超然世外、情外，也超然于主客体之分、是非善恶之辨的“逍遥”的“自由”。 　　
与《老子》揭示出来的“利而不害”之道一致，《老子》明确提倡的价值观是“唯道是从”。老子在极其有限文字空间里，把这种价值观贯穿在修炼、为人、处世、养生、做事、执政、治军等方方面面，把它讲透了。 　　
许多人都把中国没有西方式宗教作为指责中国人文化素质低的一个理由。实际上，中国传统道、儒思想中有丰富而深刻的修炼内容。《老子》第１０、１６、５５、５６章很明显地讲到了修炼中“炼”的状态和要求，而其重点仍在“修”上。第５４章则直接讲了“修”道成德，明确地强调了从个人到逐渐扩大的人类群体，如能唯“利而不害”之道是从，就可以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高尚和生活中的福份。 　　任何宗教修炼都以超越人的生命终极有限性为目的。信奉各种宗教的人，自然会有肉体生命结束后其灵魂向天国、佛国往生的追求，最低限度，会有死后不下地狱，或下世不再受苦，或来世得福报的祈求。但是，修炼者如果只停留在这样的层次，会永远为这样一种超验的功利目的所左右，会永远受制于这种终极的精神被动。只有当提升到不以神、天堂、地狱、福报、恶报的存在为条件，而自觉、自愿、自然、无条件地对众生“利而不害”时，修炼者才可突破这种终极被动，成为一个自主地执善而固执的人类存在。老子之道，就是这样一种可指导人在修炼过程中不经历这种终极被动而能不断提高精神境界的高层修炼大法。但是难也就难在这里，设若没有明察秋毫的神的存在为前提，人很难达到从善如流，避恶恐慢的“慎独”。所以宗教中修炼难在跳不出终极的被动，而按老子之道修炼难在做不到过程中的自觉。 　　

老子知道，他的易知易行之道，由于人性的弱点行起来会相当困难，而引人向善又不能强迫。因此他在１５章给我们展示了古时道者的外表特征，他们谨慎迟缓、严肃端庄、坦然随和、敦厚朴实、心胸豁达，还不修边幅；在２０章则通过自我描述，展示了道者的心理状态。他说：大家都崇尚浮华的人生，唯独我淡泊处之。我就像是单纯的小婴儿，什么成见也没有。众人都有剩余，我却像有所失落。我是憨憨的愚人心态，我与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我珍视养育我们的生命母亲――道。 　　

这里展示的自觉地选择同道而行的坦然与坚定，这种与世无争、淡泊名利，并非以一位惩恶奖善的神作前提，更不是因对天堂的向往和对地狱的恐惧，全凭对自然而然“利而不害”之道的领悟、认同、追随与执著。 　　许多人认为老子之道的核心是“无为”或“不为”。实际上，与其说老子号召人们做回避人间烟火的避世者，不如说他希望世间所有人都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成为自觉的道者。为此，《老子》把“唯道是从”的价值观，从国家的内政、外交、治军、一直到处世、养生、治学、做事全部贯通起来。他还喜欢用“圣人”如何如何，来表现这种价值观被贯彻的理想状态。因此《老子》中之“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没有违道之为。 　　对于国家管理者，“唯道是从”就要“以百姓之心为心（４９章）”。统治者的“无为”颇似“管得最少的政府是管得最好的政府”，不但如此，还要不压榨人民，不“修理”人民，不误导人民，而给人民充分的思想、言论、信仰、谋生、从政的自由。（５７、７２、７５、５８章）“ 　　老子崇尚和平，他希望道行天下，能消除战争。老子揭示出战争给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造成的危害（３０章）。老子主张，即使迫不得已地打仗、要动用军队武器，也是漠然为好，甚至打了胜仗都要以丧礼处置。（３１章）同时老子还指出了“以奇用兵（５７章）”，以“不争之德（６８章）”用兵的原则。 　　在外交方面，老子主张大国小国都要以谦虚居下求和睦。（６１章） 　　在处世方面，老子形象地告诉我们：“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唯有不争，才无忧患。（８章）”他还说，最大的祸患是不知足；最大的罪恶是贪欲；最大的错误是贪婪。（４６章）“了解别人可谓有智，知晓自己可谓明白。胜过别人可谓有力量，战胜自己可谓强大。知足常乐的人富有，坚定笃行的人志大。不失其正的人长久，死而不朽的人长寿。（３３章）” 　　在养生方面，除了那些守静的炼功方法外，老子还亲切地指点我们：名声和生命相比，生命是更重要的。“适可而止才没有危险。（４４）” 　　在做事方面，除了不要走极端地为外，还要有恒心地为。（５９章）想解决难事从易处着手，想完成大事从小事切入。（６３章）慎终如始，就不会功亏一篑。（６４章） 　　《老子》还讲了为学与为道的不同。上面所归纳的老子讲的做事的原则，同样可用在为学方面。但他明确地指出，“学习知识越学越多，修道去私妄日修日少。（４８章）”无论是为学，还是为道，老子提醒我们，要清楚自己的有限性。他说：“知道（自己）有所不知是高明；不知而以为知，是弊病。（７１章）” 　　老子把他的“唯道是从”的价值观概括为“三宝”：一是慈爱，二是俭省，三是不敢为天下先。他指出：慈爱才能勇敢；俭省才能广大；不敢为天下先才能有大作为。（６７章） 　　可见，《老子》不但没有教人“消极无为”，相反他教给我们的是一种将辩证大智慧和博爱大品德统一起来，可以使我们真正有所作为的“唯道是从”的价值观！ 　　

六、老子孔子本一道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扬孔抑老的“霸权话语”一直严重扭曲着老子与孔子的思想关系。实际上，老子、孔子是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侧重阐发了同一个“利而不害”之道。 　　

《老子》中过去被视为反对孔子仁、义、礼、智的内容，一是可以视为老子对历史发展中有得有失情况的客观描述；二是老子显然认为引导人民纯朴无华地“唯道是从”比教他们行“礼”用“智”更为可取；三是老子认为统治者及为统治者帮闲的知识分子，把仁、义、礼、智作为统治的工具，而他们自己却行假仁、假义、虚礼、心机智巧，是应当贬斥的。对《老子》１８、１９、３８章流行的解释容易让人们产生老、孔对立的误解。实际上，１８章完全可以理解为老子对历史现实发展的一种预见：大道被废弃时，会有仁义补救；智慧产生时，也会有大的诡诈；六亲表现出不和，会显出孝子女、慈父母之爱；国家昏乱之际会有忠臣出现。１９章的核心意思则可理解为：杜绝智巧和争辩，人民会得到百倍的利益；杜绝仁义之说教，人民会恢复其孝慈；杜绝取巧生利，盗贼就会绝迹。杜绝这类浅薄的学问则不会有忧烦。第３８章也可照这样的思路理解。而这样的理解应当说是更符合《老子》的辩证认识方法论的。 　　

避开老子与孔子年龄的考证，应当说老子的思想是逻辑在先的。与庄子相比，孔子也更好地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实质。庄子虽然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发挥了道的规定性，但他追求的无非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屑于官禄名位，也不顾人间疾苦的超然世外。老子那种心系人民，渴望天下太平、人间和谐的情怀，庄子一派根本没有体悟。而孔子说的“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则正好是对庄子的批评。 　　

孔子对老子之道还加以系统发挥，形成了他的爱人之道，即“仁”道。“仁”体现为忠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 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认为“可以终身行之”（《论语? 卫灵公》）之道。它体现的正是老子之道慈爱众生的精神内核。孔子还在行“仁”道的方法上提出了“执其两端用其中”的中庸之道（《中庸》），这是对《老子》深刻阐释的物极必反，做事不可走极端的教诲的继承发挥。 　

　孔子也深刻地理解老子要求执政者“无为”，是要他们无违道之为。孔子在《论语? 尧曰》中提出从政要“尊五美，屏四恶”。“五美”即“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与《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圣人欲不欲”、“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不正相对应吗？“四恶”即：“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这与老子说的“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难道不正所见略同吗？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 季氏》）与老子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难道不是心有同想吗？孔子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与老子的“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论语? 季氏》）难道不是所见一样吗？ 　　可见，老子的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被孔子完完全全地继承下来。 　　《史记》中记载了孔子见老子的情形。老子忠告孔子：要去骄气与多欲，去态色（自负）与淫志（无节制）。老子说：这些都与你无益。但是老子还是先肯定了孔子：“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见过老子后，对弟子们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发出了“老子堪比龙呀！”的感叹，可见，他从老子领略了真正高深的东西。 　　孔子是老子之后两千五、六百年间最忠实也身体力行了老子之道的道者。老子和孔子这一脉相承之道给予中华民族以深远影响。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尚德不尚武，视义重于利。在“利而不害、为而不争”之道的熏染陶冶下，在２５００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在我们曾经是世界最富，宇内最强的国家时，我们的火药没有被制成杀人武器；我们的航海技术没有被用于对外掠夺和扩张；我们以文化同化了侵略的民族；我们以浩瀚的经史子集、丰富绚丽的诗词歌赋、端庄伟岸的长城古都、以及几臻真善美之极致的多姿多彩的戏曲、曲艺、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武术等民族国粹，记录下来中华民族内涵至深，爱力至伟的泱泱文化。 　　

老子之道也有其弱点，但并非主张“愚民”和“小国寡民”。老子以“愚”自况，也希望人民淳厚朴实。“小国寡民”是在当时交通通讯技术都很低、人口相对较少的情况下的自然状态，是最有利于人民生活安康的。如果国君一心想扩大疆土，势必会有战争和死伤。所以老子第８０章与其说是提倡“小国寡民”，不如说是提倡和平。 　　

老子之道的优点即是它的弱点，有此优点必有此弱点。这优点和缺点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一是它的辩证思维使它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得心应手，因此，它弱于分析、解剖、还原式和精密式的量化思维。二是它强调人性中天使的一面，因此极重视扬善、感化和德教，而对人性中魔鬼的基因重视不够，因此缺乏防恶制恶的有效方法。三是它极注重人际关系的整体和谐，而对个人之独立性和个人之权利的认识不足，因此客观上有助于维护專制等级制度。 　　

但是，在世界发展中落伍不到四百年的中国，现在正在和平崛起。中华民族有许多可以造福全人类而现在还不被人了解的精神珍宝。中国一旦在政治文明方面克服了自己的缺点而与这方面最先进的国家并驾齐驱，人家有的我们有，人家没的我们也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定会展示出其伟大的魅力，为人类的整体进步做出伟大的贡献。 　　

七、《老子》对于人类新文化哲学基础的建构性意义 　

　现在我们可领会《老子》留给我们的“锦囊妙计”了。 　　
在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在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上空前地密切、容易了。然而在思想文化价值观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现在还都处于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这种情况又由于将相对性绝对化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盛行而强加。这有点像是在交通拥挤的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混乱、低效和撞车就势不可免。我们需要建立起一种和平、和睦、和谐的人类新文化，需要在形而上学、价值观和认识论的哲学内核层为这种新文化打造起骨架。 　　几千年来，不同的宗教和意识形态，都认为自己对终极实在的认识是唯一真理，这是当今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思想原因。《老子》道之形而上学假设可以为各宗教和唯心或唯物的世界观和平共处、存在发展提供一个思想基础。 　

　几千年来，人类的多数在解决生活和实践中的问题――比如信仰与理性、精神与物质、理性与非理性、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人类与自然、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秩序、市场与计划、公有与私有、法治与德治、权利与义务、富人与穷人、男权与女权等等关系时，从来没有深刻地领悟到“万物负阴而抱阳”，相互对应或对立的两方面的和谐是事物存在的最佳状态；从来没有主动自觉地认同过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物极必反”、“过犹不及”的辩证认识方法论。我们总是在两个极端中被动地弹来弹去，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总也落不到中庸之道上。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如果我们自觉地追随《老子》之道，就会避免走极端，而有可能达到恰到好处的和谐适度。 　　人类的全球化生存状态尤其要求我们能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在世界观方面我们可以彼此不同，我们可以唯心也可以唯物，可以有神也可以无神，但是在人类生活的经验层面，我们必须为自己立起一座共同遵守的价值红绿灯以避免在各顾各地盲目奔突中横冲直撞、自相伤害。我们已经有了联合国１９４８年《普遍人權宣言》，它涉及了权利层面的人类普遍价值；１９９３年８月由世界宗教议会第二次大会通过《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则找到了一些伦理方面的人类普遍价值。这些以及我们还将发现的人类普遍价值，在更抽象的层面都可以概括在《老子》阐述的“唯道是从”的“善利万物而不争”的价值观中。 　　可见，《老子》留给我们的锦囊妙计就是可以做这种和平、和睦、和谐的人类新文化哲学内核的道之形而上学，道之认识论和道之价值观。而以此为骨架建构起来的人类新文化，必然能融汇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呈现出健康高尚、多姿多彩、和而不同的丰富、美丽与博大。它将使人类真正自觉地举起精神升华的旗帜，努力地向着先哲们已经在其上召唤了我们两千五百多年的心灵境界的更高台阶迈进。 　　

人类文化的发展远未到尽头，《老子》在高处正勉励我们向上登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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