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崛起—日本》观后感2【原创首发】

xiangzi001

《大国的崛起—日本》观后感2
  短短的几千字难以表达诸多的感概和思索，多数中国人对于中国近代的历史的熟悉大多集中在反帝反侵略的内容上（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战争，其根源是什么，很少人去认真思索，有的只是：“落后就要挨打”这句名言。但是中国近代为什么会落后很少人去思考，为什么当权者意识到了落后却没有成功的改变它，很少人去思考。对于面对同样的落后局面成功发展起来的国家却很少借鉴。日本在面对外来发达文明时的学习态度实在是值得中国人学习。以下就日本当时的精英人物以及他们的政策简单谈几点。
  精英人物。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他的意思是英雄人物或精英人物包括在人民群众中），我认为他的观点不完全正确或者太笼统，如果那样说的话当然没错，如果说人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肯定没错，但是太笼统了，没有看到精英人物和下层民众是分为两个群体的，在一定的社会时代，尤其是近代，精英人物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那么当时小到这个社会各项决策的制定推行大到一个国家能否迅速强大都可能成为不可能。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想谈太多，我们国家是马义一统天下，别的历史观如英雄史观当然在在他们眼里是不对的。但是西方却是认可英雄史观的。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工业化，几十年时间便成功地托亚入欧成为世界强国。现代社会引导社会发展的毕竟还是精英人物，没有精英人物的领导是不行的，同样几十年间促成日本崛起的精英人物就有代表性的三位：日本的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号称“东洋俾斯麦”的大久保利通，日本宪政之父：伊藤博文。
日本的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
   这位1867年仅27岁的年轻人，独自出访欧洲，他根据自己游历积累的经验和天生的理财能力，直接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从投身实业的那一天起，他就把中国儒家经典《论语》当作自己的行动指南。他到处演讲，号召日本人做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企业家。涩泽荣一提出了义利合一的经商理念。涩泽荣一震惊我的举动是1873年，33岁的涩泽荣一已经成为主管国家预算的大藏少辅，在众人眼里，他的仕途可谓前程似锦。但是，涩泽荣一却做出了一件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他递交了辞呈，要弃官从商，组织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公司银行，并由此开始了自己极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生涯。他的企业组织活动逐渐向海运、造船、铁路、纺织、啤酒、化学肥料、矿山等产业部门全面展开。他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被称为“日本的现代企业之父”。这与中国的“官本位”的历史传统实在是有着天壤之别，在清末，清政府为了鼓励商人创业、学生出洋学习总是以给予不同的官员头衔来作为奖励，实在是本末倒置。
“东洋俾斯麦”：大久保利通
  1871年，一支近百人的政府使节团从横滨港出发，前往欧美各国。使节团中包括49名明治高官，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政府官员总数的一半。为了支撑这次庞大的出行，成立刚刚三年的明治政府拿出了当年财政收入的2％。在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写下了长达百卷的考察实录。政府投入之大，官员级别之高，出访时间之长，在日本乃至亚洲国家与西方世界交往的历史上，岩仓使节团的出访都可称得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动，日本的最高领导阶层，以岩仓为首的，访问欧美的这样一个代表团，最后用的是始惊、次醉、终狂三个词来概括，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始惊就是他们到了欧美，看到了西方发达的文物制度以后，那种吃惊的程度；次醉就是陶醉在西方这种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中；终狂就是下决心发疯似地学习西方一系列的文物制度，要使日本跟西方一样。回国后主导日本工业化进程的，正是岩仓使节团的副团长、自称为“东洋俾斯麦”的大久保利通。回国后，大久保利通升任参议兼内务卿。这位掌握了明治政府实际大权的铁腕人物，带领日本开始了一段迫不及待的现代化急行军。日本看上去面目一新，明治维新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就在这个时候，49岁的大久保利通在清水谷被刺杀。强硬的大久保利通采用简单的拿来主义方式推行改革，但政府在发展工业方面既缺乏经验又急欲求成，导致政府财政难以为继，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现代文明与本土传统的激烈冲突。　我认为：任何一个政府，只要他要改革，必然就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必然会遭到他们的反对，这是个铁的定律，改革本身就是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大久保利通的例子很多，联想到中国古代的改革家，好像大多没有好下场，商鞅被五马分尸，王安石被罢官，张居正死后被刨棺戮尸。改革是一项大工程，太激进了必然会导致一些问题。今天的中国是一样的，改革必须慢慢来！
日本宪政之父：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执政时的日本，由改革引起的矛盾已经突现在社会的政治生活当中。在西风东进中睁眼看世界的日本民众开始主张自己的权利。一场大规模的、持久的自由民权运动正在日本社会各阶层展开，伊藤博文认识到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于是他开始起草日本的第一部宪法。1889年2 月 11 日，伊藤博文起草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实施。伊藤博文借此化解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宪法》颁布之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极端西化的做法被慢慢遏制。虽然此后的日本逐渐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但是他的经济却是高速发展起来。
   从以上日本的三个精英人物对于日本的贡献来看，却是极大的，我赞同时势造英雄的观点，却不得不承认同时期的中国却产生不出这样的人物，这又足以证明同时期的中日的环境有着深刻的不同，即使这样的人物在中国产生了也会被压制以及消灭。中国的例子：郭嵩焘（1818－1891）清代第一位驻英、法公使,不仅敢于考究西方政体,而且敢于肯定其优长之处。然而他的主张不容于当世,下场凄凉。1876年郭嵩焘奉命出使西洋时，湖南的顽固派对郭嵩焘大肆攻击，大街上贴出一副对联辱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把他说成是罪该万死的坏蛋。1879年郭嵩焘从西洋回来，自沪返湘，因风向阻滞，郭家的两艘坐船一直由小火轮拖带，小火轮当时被称作洋轮。洋轮要驶入停泊长沙，长沙一带士绅闻之色变，纷纷写信劝阻，对郭进行“道德谴责”，长沙的封闭一至于此，当时全国封闭保守的状况也大致类似。郭嵩焘是孤独的。晚年时，郭嵩焘曾三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但终归化为泡影。
郭嵩焘是个人才，可惜却孤独至死，他的主张没人采纳。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同时期的日本的涩泽荣一却主导了日本的经济发展。中日之间的差距在19世纪70年代就注定了的。

颠倒梦想

感慨于兄的文字，不自量力，我提一个题外的，其实也应该是题内的建议，兄可否把近代中国成因的探索放得长远些、宽泛些？国外的学者往往把明清的中国视为从来的中国，但是国内的学者竟然似乎更加短视，断代断代，断断裂裂，其实，个人感觉“退一步”海阔天空

robertchrs

我发现楼主跟我心有灵犀呢，今天挑来挑去还就是挑了一个日本看了看。
ps：发现颠倒兄对史学也很有见地，有位搞中外关系的名家跟兄的观点也是一样的。

xiangzi001

回复颠倒兄：
一、要回答中国近代为什么如此衰败落后的成因，难度实在大。我想就是诸多史学大家也未必完全回答的了，很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法取得一致的结论。我认为任何一种史学理论以及由此理论出发而得出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例如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书中一再反思关于鸦片战争的诸多问题，如为什么会有这场战争、战争的情况、战败的原因、并由此上升到民族性格、文化传统等深层次的问题。可是他在书中只是不断的反思，让读者去注意他的反思，并没有给出结论，也许一给出结论就有局限性，还不如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而他只是提出问题。提出问题容易，全面地回答它却很难！
二、关于能否把近代中国成因的探索放得长远些、宽泛些。我认为：这跟个人治史的思路有关，有人喜欢宏观思维，从长远来看；有人喜欢微观研究，研究具体的每一个问题。两种方法各有千秋。谈到宏观思维的典范当属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他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万历十五年》、《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历史》、《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中都体现出他的宏观历史观：即大历史的观点。他对于中国历史发展到鸦片战争前的局面的原因往上追溯其中的根源，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三点上：大陆文明、农业文明、儒家文化。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三点的产物。这种观点有一定见解，代表了一种说法，但也只是一家之言。1979年黄仁宇在美国被纽普兹州立大学解聘,被解聘后,他不得不卖房子,领取失业救济金。他的观点在美国并不是主流，而是次流的此流，即不入流的。虽然他的书和观点在中国很畅销。说到微观研究方面，以傅斯年、陈寅恪为代表的史料考证派认为史料就是历史，可谓微观到了极致，说到底都只是一种史学研究思路和方法。
回复robertchrs兄：
  说实话，大国的崛起看了后，最有感触的还是日本这集，原因很多，例如都是闭关锁国的落后东方国家，为什么日本在近代强大起来，中国在近代沉沦下去了？还有，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从远至西汉就有交流，唐代更是大盛，几千年的文化交流（当然也有战争），使我对日本历史相对熟悉些（比较欧洲诸国），尤其是近代的几场战争更是使人刻骨铭心，想不思考都难。还有两者毕竟都处于儒家文化圈的影响范围之内，都是黄种人，有着太多的相似；在民族性格上却又有着天壤之别的区别。日本：这个仅有3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土地稀少、资源贫乏、却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美国第一，可是美国国土面积多大，积累了多少年啊），这一切都使我思考……
   我那短短几千字的帖子只是我的观后感，难以表达更多的观点，无法思考的更深入。只是我观后感觉有必要写出来跟诸位仁兄共同探讨的东西。

robertchrs

不知兄听说过“地理环境决定论”没有，虽然以前批驳此观点的人很多，但就现在来看孟氏的观点还是很有市场的，所所言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就是一个“论点”。海洋型的民族较大陆型的民族更具有挑战和拼搏性吧。兄可以从这个角度再对历史的一些现象解释一下会另有一番味道。

颠倒梦想

引用第3楼xiangzi001于2006-12-11 21:47发表的“”:
回复颠倒兄：
一、要回答中国近代为什么如此衰败落后的成因，难度实在大。我想就是诸多史学大家也未必完全回答的了，很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法取得一致的结论。我认为任何一种史学理论以及由此理论出发而得出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例如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书中一再反思关于鸦片战争的诸多问题，如为什么会有这场战争、战争的情况、战败的原因、并由此上升到民族性格、文化传统等深层次的问题。可是他在书中只是不断的反思，让读者去注意他的反思，并没有给出结论，也许一给出结论就有局限性，还不如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而他只是提出问题。提出问题容易，全面地回答它却很难！
二、关于能否把近代中国成因的探索放得长远些、宽泛些。我认为：这跟个人治史的思路有关，有人喜欢宏观思维，从长远来看；有人喜欢微观研究，研究具体的每一个问题。两种方法各有千秋。谈到宏观思维的典范当属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他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万历十五年》、《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历史》、《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中都体现出他的宏观历史观：即大历史的观点。他对于中国历史发展到鸦片战争前的局面的原因往上追溯其中的根源，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三点上：大陆文明、农业文明、儒家文化。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三点的产物。这种观点有一定见解，代表了一种说法，但也只是一家之言。1979年黄仁宇在美国被纽普兹州立大学解聘,被解聘后,他不得不卖房子,领取失业救济金。他的观点在美国并不是主流，而是次流的此流，即不入流的。虽然他的书和观点在中国很畅销。说到微观研究方面，以傅斯年、陈寅恪为代表的史料考证派认为史料就是历史，可谓微观到了极致，说到底都只是一种史学研究思路和方法。

没想到兄洋洋洒洒地给了这么长的一个回复。那我也回复一下，比较直，如果有冒犯，还望海涵。
第一个回答，其实只是一个很圆滑的场面话，实际上不是回答。历史为什么成了边缘学科？社会大环境是一个问题，但是历史学本身的教学不也很有问题？学问的最大威力，就在于预测、解答。为什么麦金德、托夫勒、何新等等成为一些人追捧的对象？不就是给了预测？按着现在的一些学历史的解答，按着他们的想法来做，能成吗？历史学者淡漠世事（不要用现在的政府政策来作借口，外国也是有种种限制的，古代更是有多得多的限制），不晓世事，不懂世事，怎么可能赢得社会的尊重？知识分子也是分类的，一些是只有搞纯研究的能力，另外的则是兼具实际的能力（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即是预测、解答）。古今中外，如果一个学科无法产出具有实际能力的人才，绝不可能为社会所尊重的。个人的理解，向来没有玄乎的、纯粹知识，如果有，就是宗教吧。
把答案让给读者，那要你教授干嘛？真理、或者接近真理的思想从来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一旦成了大众的讨论，那是舆论，是政治，不是学术。社会总是存在核心与领导的。

第二个是关于方法论的问题。这里我先说明一下个人的观点，黄仁宇先生的很多想法我都不怎么同意，感觉其底子，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西化了的东西，另外，一些经济学家也是，比如郎咸平先生，我的感觉，中国人的东西还是得有中国人自己来弄。估计我这样的想法应该也是很多人不同意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兄的话：方法论不重要，下功夫就可以？或者说方法论没有优劣之分？之前的文化大革命，搞得云里雾里，说是太宏大了，现在要讲究细切口，我的理解，文化大革命是非正常时期，没什么好比较的。方法嘛，还是不要限制得太死了的好，该宏大就宏大，当细小就细小，现在倒好，还剩下些啥呢？学术讲究自由，但绝非没有标准。
承接前话，不认识到中国并非只是明清时候的中国，那么我们所作的反思岂不是错误的反思了？把远非我们民族的缺点与有点塞进来，不造成错乱才怪。但是靠那些专门来弄明清断代史的人来解释行得通吗？不理解日本，不理解近代中国为什么会成为那样，你怎么来解答为什么中日会有类似的不同？你被问什么，总得答什么吧。否则岂不是答非所问？然后一句所知有限、学术扯皮来搪塞？
连基本的地理学派都不提及，个人感觉是非常不恰当的，不要以为地理学派只是可有可无的把戏。

以上言论只针对有心做事，真的心怀天下，而非躲在故纸堆里面寻找活计的历史学者而发。如果只是求着过过日子、发发牢骚、随便议论的历史职业者，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我听一位教授抱怨道（不是学历史的），现在的中国的历史界比乾嘉学派还不如，这不是一种耻辱吗？

言辞比较偏激，大概是我不会打太极的缘故吧，见谅，见谅，海涵，海涵

robertchrs

会打太极兄就写不出这么有想法的回帖来了。小R学过历史，对圈子里的是是非非也有所耳闻，乾嘉学派学问固然高深，但那也是一个学派，俗话说“术业有专攻”嘛。不是一个专业谈论专业问题也很难达成一致，就算是一个专业，方向不同讨论的问题也大相径庭，这存在一个学术深度的问题。我不想为当前的历史学辩护什么，兄已经将他的弊端暴露无遗。造成目前的历史学的现状要怪只能怪国家，教师是好教师，学生是好学生。教师很卖力的“授业解惑”，不过国家的某些政策的确不能让历史重新回到古代精于学术的道路上来。过去诵经读史可以入仕通“天”，而如今呢？“通天”之路变成了人人都可以考取的公务员考试，试问能上公务员的有几个“博古通今”？在文凭满天飞的时代，急功近利的思想对当代的中国人干扰太大，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读史真可以向过去一样混“秀才”“举人”出身，地位也一样高的话，你再看看中国肯定遍地都是学历史的、学中文的，乾嘉学派都是专科，算不上大本。小r也有点激动了，至于那位教授他不懂历史学界与乾嘉学派的关系，这不能怪他，也许真应了那句话“隔行如隔山”。以上所言纯粹就事论事不存在任何弦外之音~~：）
希望学史的人能不断充实自己，学史明目，对将来官场厮杀还是益大于弊。说点好处，刺激刺激那些急功近利的人~~让你们不学史，将来当官了后悔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