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次写关于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和颅相学的文章,发现一盒蜉蝣---里面没有任何详细的目录----但有一张书籍宣传单,是关于一心理学家以诗人的达盖尔银版法拍摄的照片为基础分析爱伦坡的书。 我很快在同一个图书馆的别的地方发现这本书,并找到书中相应的页码顺序表明爱伦坡思维紊乱,这个病不仅影响其半边的大脑,而且表现为其面孔的不对称。这个特征被一对一分为二的重叠的页码显示出来,在数字化显示的页面怎么表现呢?除非技术人员意识到复制那些页的多种观点的重要性。不管怎样,如果不是靠整堆书籍的好运气和方便的话,靠意外发现得到新一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是根本不可能的。
难道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数字化疯狂就像尼科尔森•贝克(Nicholson Baker)在《双向摺角:图书馆与对纸张的攻击》(Double Fold: Libraries and the Assault on Paper (Random House, 2001)中描写的对书籍页码破损的恐慌和缩微胶片替换的必要性吗?
我从来不错过图书馆处理书的机会,我从书商的存货中淘了不少好书。一年前,我从当地图书馆花一美元弄到一本《施里曼的特罗亚》(Schliemann's Troja),的首版本,价值将近1000美元。我最近从一个书商那里花200美元弄到Poole's Index to Periodical Literature前图书馆版本。该书对美国文化学家是不可缺少的,就是花400美元也是非常划算的。而这个书商可能在图书馆处理书时以标价为10美元的箱子运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