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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4-23 11: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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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一生都在致力于改造国民性、追求中国理想人性的伟业。史密斯的《中国人德行》对他确立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鲁迅先生认为,这本书“虽然错误亦多”,但“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因此,他希望有人将这本书译出来。这书在赞扬中国人节俭、勤劳的同时,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国人的种种陋习,诸如死爱面子、缺乏时间观念、因循保守等等。这些指责对于一直思考着中国国民性的鲁迅来说,一定是“心有戚戚焉”。比如,史密斯说中国人爱顾全“面子”,只要“给了面子”,什么事情都好办。鲁迅先生对此发表过相似的见解,他在多篇文章中对中国人好面子的心态做了淋漓尽致的讽刺和分析。例如,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在答复日文《北京周报》的访问时,他就谈到了《“面子”和“门钱”》,三十年代中期又写了《说“面子”》一文,指出:“要面子”也容易变成“不要脸”,两者有时很难分辨。使他担心的是:外国人注重实际,似乎“想专将‘面子’给我们”。
关于这部著作对鲁迅的影响,国内早有学者指出: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并规定了中国文学现代以来解剖国民性的主题,“鲁迅即属于第一代这样的读者,而且是一个很不平常的读者。他根据史密斯著作的日译本,将传教士的中国国民性理论‘翻译’成自己的文学创作,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设计师”(《跨语际实践》,刘禾著,三联书店出版,第88页)。《中国人德行》的译者张梦阳先生在“再版后记”部分甚至提出:“鲁迅如果没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没有看过《中国人德行》的涩江保日译本,是不会形成‘改造国民性’思想的”。
在今天看来,一双西方的蓝眼睛看中国,难免有很多错误和偏颇,但也有一些真知灼见。读这样的书,可能会心痛,会脸红。但就书本身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苦口良药”。因作者有着与我们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为我们对照自身提供了一面镜子。史密斯的这本书曾被誉“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特别是书中揭示的中国人重面子、多虚礼、缺诚信、少公心等,某种程度上仍是今天中国仍是德性之痛、社会之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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