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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类】] 《读书》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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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19 00:05: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读书》的文体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60216/wh/wx/200602160049.asp

南方周末    2006-02-16 15:29:57



  陈平原认为,《读书》文体应追求“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
  《读书》的文体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平原
  
  ●《读书》的幸运,在于其能独立(思想与文体)、善生存(二十年的风雨)、得民心(十几万的印数)。别小看后两者,此乃《读书》得以引领风骚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二十年,并非总是《读书》一枝独秀;眼看花开花落,只有《读书》“香如故”,因而方才显得“鹤立鸡群”。
  ———《杂志与时代———为〈读书〉二十周年而作》
  ●记得《读书》创刊号上有一名文:《读书无禁区》。当年争论不已的口号,如今变成了老生常谈,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进步”吧。回首二十年的风雨历程,我想狗尾续貂,为《读书》的宗旨再补上一句:学术探索与文体实验,同样也应该“无禁区”。
  ———《与〈读书〉结缘》
  
  “对于报刊来说,‘文体’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内容’或‘立场’”
  
  “真有学问的杂志难,真有思想的杂志更难;有学问有思想又有文体,这样的杂志,可就难上加难了”
    
  大约两年前,网上流行一篇俏皮的文章,题目叫《爱读书,不爱〈读书〉》。好多人知道我是《读书》的老作者,以前常在《读书》上露面,现在不怎么写了,还曾在座谈会上对《读书》文体的变化表示担忧,于是纷纷催促我发言。这年头,观众最喜欢的,莫过于文人学者捉对厮杀。主动投身某一热门话题,变成记者们炒作的资料,这种傻事,我是不干的。现在好了,风头已过,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读书》是否有必要或能够坚持自己独特的文体。
  话说公元2004年,平日里不太喜欢抛头露面的我,竟连续在四个不同的场合公开谈论《读书》。先大致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再引申开去,谈谈知识传播与学术表达的问题。
  那年7月,三联书店召开纪念邹韬奋逝世60周年座谈会,会上,我借三联刚出版的《韬奋》一书(此书乃集合以前出版的《韬奋画传》、《经历》和《患难余生记》三书而成),谈新闻出版的理想性及操作技巧。因与会者大都义愤填膺,集中火力批评当时主持书店工作的汪某,对我的发言,大概只听出对于三联书店光荣传统的表彰。我所提及的三联书店出版理念,以及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的经验,没多少人感兴趣。1937年,邹韬奋出版《经历》一书,对其接办《生活》周刊,短短几年间,将一个发行仅2800份(其实主要是赠送)、中华职教社主办的侧重个人修养的小刊物,发展成为发行15万份、影响极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刊物,有过很精彩的自我陈述:“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把材料搜得之后,要用很畅达简洁而隽永的文笔译述出来”。基于这一理念,邹称:“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186—187页)《生活》周刊大获成功,朋友纷纷前来请教,邹韬奋提供了几个原则:要有创造的精神;内容力求精警;要顾到一般读者的需要;发行的技术和计划也很重要等。我特别关注的是以下两点。第一,“不但内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具体说来,就是“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的两三万字的作品。写这样文章的人,必须把所要写的内容,彻底明了,彻底消化,然后用敏锐活泼的组织和生动隽永的语句,一挥而就”。第二,既然是大众文化读物,而不是专门性学刊,“要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196页)。从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一转便是曾引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文学界风骚的《读书》杂志。不过,我说得很含蓄,而且基本上是“老调重谈”:在我看来,对于报刊来说,“文体”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内容”或“立场”。
  接下来,神使鬼差的,大家都来找我谈《读书》。来人目的不同,有想让我提供砖头,好敲打敲打今天的《读书》的;也有对《读书》十分迷恋,希望我追溯往事,给予掌声鼓励的。很可惜,我两边都不搭界,基本上是自说自话。
  之所以有如此荣幸,应邀谈论享有盛誉的《读书》杂志,与我此前十几年的“出色表现”不无关系。曾检索《〈读书〉杂志20年》光盘,发现我竟在上面发了37篇文章。并非专栏作家,如此投入,让我自己都有点吃惊。这你就能理解,2004年4月《新周刊》上刊出《〈读书〉二十年大盘点》,其中“《读书》十大文章”和“《读书》十大作者”(注),我都忝列其间。正因为有此因缘,我谈《读书》,始终本着理解、呵护、期待以及添砖加瓦的心态,深怕出言不慎,不独于事无补,还授人以柄。
  大概是8月中旬,我被迫接受了某周刊的电话采访。说“被迫”,那是因为,人家锲而不舍,我心里并不情愿,可最后还是勉强做了。老实说,那位记者提问的方式,让我感觉很不愉快:“新老《读书》的差距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现任主编不满?”这哪里是采访,分明是考试,而且“标准答案”已经准备好了。不理会记者的提问,依旧自说自话,谈我对《读书》的印象。可以想像,这样没有“猛料”的“答客问”,很让人失望。
  9月间,又一次被邀谈《读书》,这回是中央电视台第十套节目。“读书时间”改版为“记忆”,希望从《读书》、《中国青年》、《收获》等杂志的创刊,切入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那是朋友的活,必须帮忙,于是,我冒险出镜。记得是在北大五院接受采访,背景是满墙的爬山虎,很是壮观。谈我与《读书》诸君的交往,谈思想史文化史上的《读书》,也谈《读书》别具一格的文体。随问随答,拉拉杂杂,说好只是提供素材,让导演回去自己剪辑。节目播出来,竟效果极佳。上下两集,都拿我的话做穿插。我的研究生看了,说是借以了解1980年代的思想氛围及学术潮流,有意思。
  转眼到了10月,万圣书店在西山庭园搞了个《读书》回顾展,吸引了不少读者。23日,星期六,下午3点,应主办者邀请,我和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赵一凡合唱一台戏。时间紧,来不及商量,我擅自确定了演讲的题目“《读书》的文体”。事后证明,这主意不错。两个人都能畅所欲言,听众也很感兴趣。
  不到半年时间,竟然4次被邀“妄谈《读书》”。为什么大家突然对作为杂志的《读书》那么感兴趣,而且是从历史总结的角度,将其作为“记忆”来品味?关注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潮流的朋友,多从“主义”、“立场”、“流派”、“利益集团”乃至具体的人事关系着眼;不才识小,我谈《读书》,始终限制在“文体”。在我看来,“话题”可以转移,“立场”可能变迁,但自觉的“文体”意识,不该丧失。
  谈及办杂志,我的体会是,真有学问的杂志难,真有思想的杂志更难;有学问有思想又有文体,这样的杂志,可就难上加难了。找到恰当的对象(故事或论题)不容易,找到恰当的文体更难———对于社会的影响,后者或许更长远。记得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陈独秀的《新青年》,鲁迅、周作人的《语丝》,胡适的《独立评论》,储安平的《观察》,都是有很鲜明的文体特征的。好的杂志文体,不是凭空而降,总有继承与发展。比如现代史上最为显赫的思想文化刊物《新青年》对于前辈的继承:梁启超《新民丛报》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文体、章太炎《民报》的政治立场与论战姿态、章士钊《甲寅》讲究逻辑性的政论文。
  在《杂谈“学术文化随笔”》一文中,我曾提及,《读书》思想上追摹的是《新青年》,文体上学习的是《语丝》;现在看来,邹韬奋先生《生活》周刊的“以少胜多”与“一挥而就”,也是其直接的渊源。
  上述这则短文,初刊于1996年9月21日《文汇报》,原本是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随笔丛书”写的序,却被误认为是专门针对《读书》的。想想也不无道理,因为那阵子我正努力揣摩《读书》文体的特征及意义。10年过去了,当初对《读书》文体的溯源,现在看来,仍不无道理:“关于‘语丝文体’,鲁迅概括为‘任意而谈,无所顾忌’(《我和〈语丝〉的始终》),周作人则是‘古今并谈,庄谐杂出’(《〈语丝〉的回忆》)。此中微妙的差别,进入1930年代,便成了推崇犀利杂文的太白派与主张闲适小品的论语派之间的对立。可《语丝》中还有另一种尚未被学界关注的文章(既非杂文,也非小品),主要任务是论学说理,但同样取‘任意而谈’姿态。这种大学者所写的小文章,其文体特征不易界定,只知道其跨越‘文’、‘学’边界,蕴藏着某种一时难以言明的智慧。这种以知性为主,而又强调笔墨情趣的‘学者之文’,半个世纪后,由于另一个杂志的出现,而被发扬光大——我指的是创刊于1979年的《读书》。《读书》对于八九十年代中国学界的贡献,不只是‘思想’,更包括‘文体’。不妨这么说,今日的‘读书文体’,接续了‘语丝文体’中逐渐被遗忘的另一侧面,使得中国人心目中的‘随笔’,有了更大的发展前景。”
  1999年,为了《读书》创刊20周年,我写了两篇文章,短文用的是大题目(《杂志与时代———为〈读书〉二十周年而作》),长文谈的反而是小事情(《与〈读书〉结缘》)。如此以大搏小,以小见大,正符合《读书》的风格。我自己更喜欢后一篇,因其契合我对《读书》文体的界定:“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
  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读书》,是想引出一个重要话题:思维、学识、立场等,与文体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密切联系。记得博士论文答辩时,有老先生夸我文字好,当时感觉很不自在,心里想:难道我就只有“文字清通”吗?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多了各种土八股与洋八股,终于明白,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会写文章”是多么重要的基本素质。记得周作人曾谦称,自己不过是“国文粗通,常识略具”。如此平淡高远的境界,对于老辈的读书人来说,是自然而然达成的;而我辈后生小子,则必须穷尽一生精力去摸索、去探求,而且还不一定能实现。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2006年1期《读书》的“编辑手记”,也对文风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一再追问:“为什么文章不能再简短些、精炼些,再深入浅出些呢?”我同意主编的看法:“绕口的东西,晦涩的东西,故作深沉的东西,矫揉造作的东西,是留不下去的。”当然,想得到的,不见得就能做得到,但总是表达了一种良好的愿望。2006年1月1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作者注:
  ●该文所列“《读书》十大文章”为:《读书无禁区》(李洪林,1979年1期)、《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王蒙,1980年1期)、《从“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甘阳,1987年7期)、《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默默,1988年6期)、《百无一用是书生》(金克木,1989年5期)、《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孙津,1992年4期)、《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1995年10期)、《北大校庆,为何改期?》(陈平原,1998年3期)、《“不道德”的经济学》(樊纲,1998年6期)和《“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温铁军,1999年12期)。该文所列“《读书》十大作者”为:丁聪、陈四益、金克木、董鼎山、王蒙、刘小枫、费孝通、陈平原、汪丁丁、辛丰年。
  
  ●如果一定要为所谓的“《读书》文体”找代表的话,我首先推举金先生。几年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将“《读书》文体”概括为:“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老实交代,当初写这段话的时候,金先生乃标本之一。印象中,金先生应该是《读书》最高产的作者,为保险起见,我查阅了“《读书》杂志二十年”光盘。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我想到《读书》竟有那么多铁杆作者!以下几位先生,建议《读书》杂志为其颁发“劳模”勋章:王蒙82篇,黄裳98篇,董鼎山101篇,金克木101篇,冯亦代112篇。正当我颇为沮丧,为金先生没能拔得头筹而叹惜时,忽然想起,先生还用辛竹笔名发文章。一查,辛竹所撰25文,并没归入金先生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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