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第39楼雨轩于2013-09-21 21:14发表的 :
当大家都不做学问，都去如何贪钱社会会怎样，国家又如何
全球领头的国家其实不多，近代就是西方那几个领先的国家：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以色列，日本，前苏联
有个现象值得大家思索，就是领先的国家中间新教为主的国家占份额多一些，比如德国英国美国是领头羊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其实有成熟的经验和很多教训提供给我们研究了，我们其实可以思索，这宗教和科研关系，新教崇尚的简朴奋斗的精神也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东西，但是为啥我们还在历史循环中间不断重复，而这些新教占主体思维的国家为啥总能推陈出新，从机械文明到后工业时代，再到互联网时代，美国英国德国都还在继续发挥能量，他们为什么能吸引全球精英源源不断的加盟科研事业，我们却总是陷入自己人的小圈子，从洋务运动就形成的私兵部落制度怪圈到现在的学术土围子，我们为啥总要拉帮结派才能有安全感，比如我们总要强调又红又专，为啥人家能来者不拒，我们这边总是有个声音叫嚣着知识越多越反动，这背后的历史其实更有分析的样本意义
再扩展思路：
我们科研人员的安全感何来？
是一定要拉帮结派，一定要站队正确，一定不能特立独行，一定要不做出头鸟，一定要听上级安排，一定要跟着指挥棒走，这样时间长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一个人高科技全家吃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增大安全感增加保险系数的一种权宜之计，就是拉帮站队的政治运动长期作用下形成的一个人格依附的习惯性力量造成的，个人对于安全感的过度追求那么只能是要看上面的眼色，一定要形成依附的心理和依附的习惯，当年钱学森在美国科研机构可是特立独行锥子尖顶着到处发挥作用，回来之后的大师之问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纳成一个安全感的话题，我们的大师是用来追求安全感的还是特立独行发挥作用的，我们的大师是用来做红旗做标杆的站队筹码还是作为一个民族的特立独行的精神财富的一个自由发挥的体现，依附在大师头衔上的那些东西，我们真的研究透彻了么，真的大师称呼就一定能推进我们民族特立独行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优秀顶尖的独特智慧财富创造吗
哎。。。。。相对*官*吏，这点科研经费算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哎...论科研 中国差远了
远的不说,前10大学里老美占了数个之多,中国勉强混进前50
问题出在科研体制上了，我是一名985高校的文科老师，月收入5000-6000（含奖金，科研补助和课时费），如果科研分配体制能革新，不采用课题项目制，都转化为工资，我觉得博士毕业，月收入8000应该不算多吧，但现在的科研制度和发票制度，其实导致全民造假，哪个手头或大或小的人发票每一分钱都是用于科研的？体制的问题，不要总指望提高个人素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否则，永远是治标不治本。
1984年，我首次来到北京，走到西直门地铁站，就听到这样的欢迎致辞——“发票、发票，要发票吗？”此后28年，每次进出西直门地铁站，我都享受同样的待遇，无论冬夏春秋，历久不衰。一个违法活动在同一地点持续而公开地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以上，我们还能说这是违法吗？我从2004年开始使用手机的，自此几乎每天收到兜售假发票的短信，这使我相信：假发票在中国早已成为年产值数千亿以上的产业。为什么假发票能够得到宽容呢？因为，回扣、佣金、贿金、各种名不副实的虚假列支，无一不需要通过假发票去向“单位”报账，假发票成为每个单位掩盖真相必不可少的化妆成本。当陈水扁在台湾因为报假账而获罪的时候，我担心：在中国大陆，如果类似行为都受到起诉的话，那可能引发另一场规模大大超过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清算运动。普遍的违法注定会成为一个国家沉重的遗产，它会把一切追求法治的努力都化为乌有，并最终把我们拉回运动治国的道路。——方流芳《运动治国和依法治国》
为什么要有项目制？传统的对知识分子的统治术是以大棒政策为主，而改革开放后的项目制转为了胡萝卜政策，项目就是掉在知识分子群体面前的胡萝卜，特别是文科项目，我想国家也不一定指望这群书呆子能研究出点什么来的，但是，你要拿钱糊口，就得老老实实的听政府的话，学会如何的安分守纪，学会根正苗红。
而且这根胡萝卜是个危险的胡萝卜，只要你是体制内的，只要你吃过政府的胡萝卜，胡萝卜事实上就成为了悬在知识分子头顶的大，达摩克利斯之剑了，当政府想运动式执法的时候，每个吃胡萝卜的人都有可能被揪出来，作为负面典型而大批特批，同时也为万民唾弃。
其实，这一切错误的根源又在哪里呢？
人物说话：科研经费分配不合理阻碍高层次科研人才回国
——访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2013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王秀杰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10/10/30172304_0.shtml
我国在科研经费上虽然投入很多，但是有关科研经费支出分配比例的一些规定不尽合理。在国外科研经费相当大的比例用于人员费，目前我国科研经费中允许用于人员费用支出的比例很低，绝大部分比例的科研经费用于仪器设备购置和试剂购买等实验直接费用上。这种情况导致我国科研人员的待遇总体来说比较低，没有能力吸引优秀的研究人员来高质量地完成研究任务，并且大部分科研经费最终的受益者变成了国外的设备研制公司和试剂的制备公司。
当前，虽然我国留学人员回流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获得博士学位又有相应研究或其他工作经历的高层次留学人才的回流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在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如何才能吸引更多优秀科研人才回国？
近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王秀杰，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科研经费分配比例不合理是阻碍高层次科研人才回国的原因之一。不过，相比目前国外一些研究组经费紧张的情况，在我国“千人计划”等利好政策下，好项目得到支持的机会更大。她坦言自己就是国家人才政策的受益者，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获得生物信息学方向博士学位后，她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于2004年底回国，时年27岁，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回国后，她带领研究团队在生物信息学研究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性成果，多次赢得国际同行的推荐和好评，2007年她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我国科研硬件已经和国外不相上下
中国青年报：您从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博士毕业后，为什么选择回国？
王秀杰：我当时学的生物信息学专业比较热门，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相关领域的人才都很缺乏。如果留在美国，我可以想象到未来20年的发展轨迹，在公司或者科研机构一步步做下去，最终做到终身教授。但我感觉即使能做到那样，也不是特别有成就感，因为总会有飘在外面的感觉。
回国除了有文化上、精神上的认同感之外，我国发展很快，我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会更多，我不太喜欢风平浪静的人生。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我和我爱人都希望孩子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长大，希望她以作为中国人为自豪。所以我们就回来了。
中国青年报：有没有觉得放弃了美国一些很好的机会？
王秀杰：我觉得没什么，只是做了一个选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改革开放之后最早一批回国的留学生，他们才是放弃了很多机会，因为那时国内外的待遇相差悬殊。他们更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回来就是为了提高我国的科研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从自身利益考虑很少。
不过当时科研人员回国的待遇，虽然和国外相比有较大差距，但是与国内其他行业相比不会有太大落差。而现在在付出同样甚至更多时间和精力的情况下，科研人员的待遇比很多行业要低许多，并且年轻一代回国的生活压力比以前更大，所以很多留学人员在回国前会权衡各方面的因素，包括物质条件、生活质量、事业发展、做事的氛围等。
中国青年报：您2004年回国到现在近10年，您感觉科技领域的海外人才回国的趋势有变化吗？
王秀杰：愿意回国的人越来越多了。10年前国内科研经费、科研条件和国外有较大差距。近年来我国的科研投入有较大的增长，我们的科研经费支持、仪器设备等硬件条件已经和国外一些中等水平的科研机构不相上下。
我认识的一些稍微年长的朋友也有回国工作的想法，但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而无法实现，包括没有特别好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能够获得的职位、待遇与预期有一定的差距等。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家庭或子女教育等原因放弃回国工作，比如小孩比较大了，回来后不适应中文教育。
住房压力是很多优秀科研人才回国的顾虑
中国青年报：在招聘科研人员时，您感觉哪些社会环境因素阻碍了一些高层次人才回国？
王秀杰：住房压力是很多人考虑的一个因素。像我国科研做得好的几个大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只有个别大学有提供住房的条件。还有环境状况、食品安全等因素也会使一些人才犹豫回国。尤其今年北京雾霾严重，我们所原想引进的一位优秀留学人员就因为空气问题最后选择了留在美国。
中国青年报：一些年轻的科研人员提到国内的科研管理体制问题，使他们犹豫回国。您怎么看？
王秀杰：我国科研管理体制确实有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项目申请、汇报、审计等环节比较繁琐，新回来的科研人员会很不适应。我觉得影响较大的一点是，我国在科研经费上虽然投入很多，但是科研经费支出分配比例的一些规定不尽合理。在国外科研经费相当大的比例用于人员费，目前我国科研经费中允许用于人员费用支出的比例很低，绝大部分比例的科研经费用于仪器设备购置和试剂购买等实验直接费用上。
这种情况导致我国科研人员的待遇总体来说比较低，没有能力吸引优秀的研究人员来高质量地完成研究任务，并且大部分科研经费最终的受益者变成了国外的设备研制公司和试剂的制备公司。比如同样一个博士后，在国内研究所或者大学工作和国外研究机构的工资相比会有四五倍的差距。所以，很多前沿的项目，国外是有经验的博士后在做，而我们这里是没有经验的博士生在做，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在国际竞争中领先的机会。
中国青年报：我们做了一项调查，78.8%的受访者认为人情关系复杂阻碍了优秀人才回国。
王秀杰：我对这一点不是很认同。我回来这么久，没有为了申请项目去拉关系，但是我并不缺研究经费。也许有一些通过关系得到支持的项目，但是我看到身边那些兢兢业业的科学家的有价值的工作都会得到认可与支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明确的科学目标，做好自己的工作，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外研究组都有经费紧张的情况，在我国好的项目得到支持的机会相对来说更大。并且国内无论单位还是科学家之间对归国人才的支持很多在国外是没有的。我回到中科院之后很有归属感，从研究所的领导到行政部门的同事，都对科研工作提供全心全意的支持，比如申请项目时研究所的同事和科技处会给予建议，研究所会为新研究员在实验室安排、学生招生、和安家落户等方面提供便利。这些都非常难得。
国家政策应为国内人才提供更多发展空间和机会
中国青年报：近年来国家推出“千人计划”等人才引进措施，您怎么看这些措施的作用？
王秀杰：我国通过“千人计划”、“百人计划”等人才政策在一些急需领域引进尖端人才，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自己也是“百人计划”政策的受益者。我觉得，在今后政策执行过程中，后继的评估和监督机制有待完善，好的计划要有更好的配套措施和管理措施，从而在需要的领域引进需要的人才。而且，现在引进人才总的思路可能还需要一些适当的调整。
中国青年报：有什么样的调整？
王秀杰：改革开放后国家大力引进了很多优秀人才，现在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去培养自己的人才。但目前的人才政策仍然主要侧重于引进人才，而针对国内培养优秀人才的政策很少。这种情况导致一些学生选择出国的目的，已经不是因为国外有比较好的科研条件、能够接受更好的训练，而是如果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很难有相应的政策使得他们有较好地发挥专长和解决经济压力的空间。所以，希望国家能出台相应的政策，在重视引进人才的同时，为国内人才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中国青年报：如果一直待在国内，他们对国际前沿科学会有敏锐的洞察力吗？
王秀杰：现在我国的教育和科研交流已经非常国际化了。科学是无国界的，要做到国际领先不可能“闭关”，而是要知己知彼，才能找到突破口、引领新方向。青年人才不一定要去国外读博士或者做博士后，比如可以通过参加国际会议、短期出国交流、进修等形式，使得他们不需要在国外待很久就可以了解国际科技前沿或掌握最新技术，这样可以避免优秀青年人才的流失，也有助于提高研究工作的持续性。现在一些人出国使得在国内已经开展的很好的项目需要重新培养人才来接续，很可能导致研究成果失去了国际领先的机会，这对国家是很大的损失。
主要是要加强监管与审核制度………………
引用第47楼golden21c于2013-10-10 19:12发表的
atm ，还不用密码的
梅德韦杰夫中国科大演讲 提到俄罗斯科技创新政策不是支持个别项目，而是支持创新项目的机制和群体。鼓励科研机构、公民和科学家在生活中都应用到科技创新。
http://learning.sohu.com/20131024/n388824124.shtml
演讲节录
中俄应进行科技合作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面临的挑战很多。现在世界经济处于转型期，中俄两国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与国之间关系有所改变。过去国家之间在军事领域竞争，靠武力解决争执，现在我们希望能在科技领域有合作。
国家发展中，科技创新作用独特，创新潜力很大。我们要提高国家效率，共同应对疫情、环境污染的挑战。当今世界相互联系，共同合作共处。历史也证明，合作对我们都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用共同的智慧，并且用这些智慧去适应具体的国家，才能获得优势。
科研机构多与民交流
俄罗斯实施的是开放创新战略，非保护主义，而是加强国际合作，注重国际市场。我们的创新政策不是支持个别项目，而是支持创新项目的机制和群体。鼓励科研机构、公民和科学家在生活中都应用到科技创新。
为了发展创新，我们认为，要支持国家科研机构更开放、更容易与居民交流，以便获得社会团体的支持，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中国在过去几年发展高新技术取得了很高成就，中国发展的高新技术世界有名的品牌有“联想”“华为”，这是个很好的现象。
我们和你们的科技交流历史悠久，科大校长侯建国曾在俄学习过，副校长在莫斯科获得过博士学位。
能源领域也能创新
俄罗斯正在进行经济现代化，从农业发展模式转变为创新发展模式。我们有很多稀有能源资源，我们可以通过能源获得盈利，和中国在能源领域也有合作。
我们在能源领域也可以进行科技创新。现在争取创新经济领域发展，把医学、能源、计算机、航天技术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集中发展，我们在这些方面有很好的基础，可以集中发展。
两国青年应多交流
2012年、2013年都举办了中俄旅游年，2014年、2015年是两国青年友好交流年，希望中国科大青年都有机会到俄罗斯去访问。我会为双方青年交流创造最便利的条件。为了互访交流，肯定要学习对方语言，因此我们在中国的大学开办了俄语班，俄国有20多个孔子学院。
引用第51楼golden21c于2013-10-24 11:18发表的
觉得很寒心呀!
http://learning.sohu.com/20131118/n390322280.shtml
广东科技厅窝案波及逾50名官员 正副厅长均落马
http://news.sina.com.cn/c/2014-02-17/021929485546.shtml
2014年02月17日02:19 人民网 我有话说(6,981人参与)
蓝之馨
广东科技行政系统腐败“黑洞”又卷入一人。
据广东省纪委2月14日通报，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王可炜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继去年省科技厅原厅长李兴华后，广东科技行政系统又一名落马的厅级官员。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去年广东科技行政系统腐败涉案人数已逾50人，其中包括广东省科技厅原“一把手”李兴华和广州市科信局原局长谢学宁。李兴华于今年1月被开除党籍。
经费发放易“寻租”
据广东省科技厅官网信息，王可炜任省科技厅副厅长期间分管办公室，协助分管产学研结合处，并负责联系广东科学中心。
目前，广东省纪委尚未披露王可炜案件的具体信息。一位接近广东科技系统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科技系统官员出事，多与科研经费的发放和产学研项目有关。
产学研项目申报的大致情况如何？
广东某高校产学研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以该校为例，去年学校参与的产学研项目有100多项，其中由学校牵头的项目大概30多项，也就是说，大部分项目由企业牵头。
该工作人员说，每个项目的经费在20万~80万元之间，大部分项目要求企业以1：3的比例配套资金。比如，企业在拿到20万元的项目经费后，必须自筹60万元以上的资金投入该项目。
具体企业与学校如何合作，该工作人员说，这就由老师与企业自主协商决定。“实际上，具体如何合作，合作密切程度如何，这都无法鉴定。”因此不排除有些“空头”合作，企业与熟识的老师合作套取产学研经费。
每年年初，科技厅网站会挂出申报通知，而到年底审核才完毕，周期比较长。该工作人员说，评审环节存在较大的寻租空间。
曾有一名高校科研工作者告诉本报，其所在高校曾申请到一个100万元的项目，光介绍费就要60万元，剩下的40万元两名合作老师分。
去年落马的李兴华则被外界猜测与广东省LED专项补助资金的发放有关。在“十二五”期间，广东省财政每年投入4.5亿元设立LED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科技系统腐败窝案
去年一年，广州佛山两地科技行政系统腐败涉案人数已逾50人。
广州市检察院今年2月13日对外披露，广州检方2013年立案查处该市科技信息系统腐败窝案25件29人，其中涉及局级官员1人，处级官员7人，涉案金额共计5000余万元。
广州市检察院反贪局有关负责人称，该起窝案涉及广东省、广州市及各区三级科信职能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涉案人员上至“一把手”，下至基层官员，涉案企业既有知名高科技企业和上市公司，也不乏新生小公司，涉及项目扶持资金动辄数十万、上千万元，且多为广东省内配套扶持项目。
今年1月佛山市科技工作会议披露，去年以来佛山科技系统接连爆出腐败窝案、串案，有科技局内部人员涉嫌通过伪造事项申请材料帮企业骗取政府科技补贴。该市目前已立案查处包括一市两区(南海、顺德)在内的经贸、科技系统滥用职权、行受贿等系列案共21件21人。
科研投入、产出不成正比
近年来，我国政府财政性科研经费连年大幅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总量达10298.4亿元，增长18.5%，总量居世界第三，投入强度在新兴发展国家中居领先地位。
然而，科研经费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科研效率低的现状令人担忧。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中艺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尽管近年来科研经费的管理逐渐在加强，但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仍然较低。“有时候几百万买一个仪器回来，搁置几年，实在快不能用了就让给企业，美其名曰与企业合作。”杨中艺还说，大量的钱投进去“生产”出来的都是没什么人看的论文，实在可悲。
http://d1.sina.com.cn/pfpghc/4a5e83f3437d4012b691dec6668f641e.jpg
杨中艺认为，科研体制改革要向国外学习，研究与开发的主力军应该是企业，而非高校和科研院所。政府出钱的有两类：一是基础研究和战略性研究，比如支持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和使用；二是与公共利益有关的，比如医疗卫生、能源保障。如果仅仅是应用于经济领域的科技研发工作，大部分都应由企业自己去做，坚持市场导向。
杨中艺说，科技体制改革应该突出“引导”作用，要引导企业把资金投入到研发上，比如通过科研投入抵税等政策引导，使他们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取代目前政府直接将财政资金、公共资源投入到某几家企业上的做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2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改革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会议指出，要把政府引导支持和企业主体作用有效结合。财政资金积极支持基础前沿、战略高技术、社会公益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建立财政投入与社会资金搭配机制。对市场导向类项目突出以企业为主体，自主决定研发方向、要素配置等。此外，强化资金监管，建立科研信用“黑名单”制度，杜绝一题多报、重复资助等现象，消除行政化定项目、分资金的弊端。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深刻感觉到腐败是全社会的问题，审计需要独立
一切都是钱造成的。
政协委员：某高校花六千万买设备 放了5年都没拆包
2014年03月09日 02:19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2014lianghui/shengyin/detail_2014_03/10/34609373_0.shtml
另外我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记者朋友提到的，希望能够把科研经费中的违法现象、违纪现象，甚至还有一些是正常现象区分开。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有很多大学的老师他们都向我反映这个问题，希望我作为人大代表反映这个问题。有些人被判刑了，有些学者、教授确实是很无耻的，让我们面上无光，他们拿这些钱去做很不好的事情。
有些事情做出来是情有可原的，有些事情让人觉得是出于无奈。有这么几个道理。第一点，有的科研项目设置的开始要编一个预算，后来这些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将来这些预算要严格执行，完全不能变动，如果一旦变动就会出问题。第二点，不管是科学院系统，还是社科院系统，科研预算中所有的支出中恰恰是没有科研人员的劳务性的收入的。可以买机器，可以买设备，但是劳动是没有报酬的，大家对此都一致认为不公平。虽然有劳务支出那部分，但是这部分是支出给课题组之外的人，课题组之内的人没有任何劳务报酬。
很多科研人员觉得很辛苦，这项劳动是特别累的，但是恰恰最后劳动最多的人是最没有报酬的。而且科研经费现实拨付是很迟的，一般都是三四月份拨下来批准项目，但是经费差不多都得到九、十月份才能到帐，这半年大家都得做这个事，就得先花自己其他的钱，结果到了九、十月份，到年度快要结束了，预算就要走向结算了，这个时候才拨下来的钱怎么办？有些人就拿这些钱把前面的窟窿给补上，或者说为了后期的事情，先把这个钱放在一个地方，这是违规的，财务上肯定不许可的，如果数目大了就要判刑了。
有些人的确用这些钱做了不正当的事，但是绝大多数科研人员都是很好的，都是奉公守法的人。另外，是不是真的有侵吞财产的动机？我们要把这些问题分清楚。有些人并不是挪作私用，仅是留待下一个科研用，这些人是很无辜的。而且，我认为要给做科研的人一定报酬。从事科研的工作，很多都是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无关的，而且待遇是很低的，不能从事科研的人反而没有报酬，这种做法也说不过去。我的意见也不全面，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