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农之子常为农?”--从《管子 小匡》四民分业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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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又问说：“我想修明政事以行时于天下，可以做到么？”管子回答说：“可以。”桓公说：“从哪里做起呢？”管子回答说：“从爱民做起。”桓公说：“爱民之道如何？”管子回答说：“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他们事业互相关系，俸禄互相补助，人民就相亲了。宽放旧罪，救助旧宗，为无后者立嗣，人口就增殖了。减少刑罚，薄收赋税，人民就富裕了。各乡选用贤土，使之施教于国，人民就有礼了。出令不改，人民就务正了。这些就是爱民之道。”桓公说：“人民富裕而又团结了，该如何使用他们呢？”管子说：“开发财源提倡百工，以保障人们的需用；贡献才力而尊崇贤士，以奖励人们求知；施刑罚不要苛刻，以有利于百姓。实行这些措施没有私心，就能够团结众人；说话一定算数，法令就不会失灵。这就是役使人民的办法。” 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对曰：“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对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则大国亦将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战之事，则小国诸侯之臣有守圉之备矣。然则难以速得意于天下。公欲速得意于天下诸侯，则事有所隐，而政有所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作内政而寓军令焉。为高子之里，为国子之里，为公里，三分齐国，以为三军。择其贤民，使为里君。乡有行伍，卒长则其制令，且以田猎，因以赏罚，则百姓通于军事矣。”桓公曰：“善。”于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是故五家为轨，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师，故万人一军，五乡之师率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国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獼，治兵。是故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君有此教士三万人，以横行于天下，诛无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圉也。
译文：
桓公说：“民居已定，事功已成，我想从事于天下诸侯，可以么？”管子回答说：“不可以。民心还没有安定。”桓公说：“怎样才能安定民心？”管子回答说；“修正旧法，选择好的，举用而严格执行；慈爱人民，救济贫户；宽缓征役，敬重百姓，则国富而人民安心了。”桓公说：“人民安心，就可以了吧？”管仲回答说：“不可以。您要整顿军队，修治甲兵，其他大国也将整顿军队，修治甲兵；您有征战的举动，各小国诸侯的大臣就早有防御的准备；那样，是难迅速得意于天下的。您想迅速得意于天下诸侯，就应该行事有一些隐藏的东西，行政有一些藏寓的内容。”桓公说：“那怎么办？”管子回答说：“行内政而寓有军令。建立高于所管辖的里，国子所管辖的里和您所管辖的里，三分齐国，作为三军。选拔贤能，委作里君。每乡都有行伍编制，卒长效法军事制度与号令，并以此进行田猎，实行赏罚，就使百姓懂得军事了。”桓公说：“好。”于是，管仲制定五家为一轨，轨设长。十轨为一里，里设有司。四里为连，连设长。十连为乡，乡设良人。这样来实行军令。因此，五家为轨，五人为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里，五十人为一小戎，里有司率领。四里为连，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率领。十连为乡，二干人为一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为一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之帅来率领。三军中有中军的鼓，有高子的鼓，有国子的鼓。春天田猎，叫作“{虚欠}”，训练回兵；秋天田猎，叫作“遂”，训练出兵。所以卒伍之政在里内确定，军旅之政在郊野完成。内部教令告成，军令就不得再变。因此，卒伍的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年少同居住，年长同交游，祭祀互相祝福，死丧互相抚恤，祸福互相关切，居处互相娱乐，行作互相配合，哭泣互相哀悼。因此，夜间作战声音相闻，就可以不乱；白天作战，眼睛一看，就可以相识。欢欣的情谊足以互相殉死。所以，用来防守则阵地巩固，用来战争则取得胜利。一个国君有这样经过教练的士兵三万人，用来横行于天下，惩治无道之国，安定周室，天下大国的君主就谁也不能加以限制了。 小匡中的其余内容顺便都贴出来，是成脉络的，强国的环节环环相扣。
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公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于是乎乡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之官。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且令选官之贤者而复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维顺，端悫以待时使。使民恭敬以劝。其称秉言，则足以补官之不善政。”公宣问其乡里，而有考验。乃召而与之坐，省相其质，以参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时。设问国家之患而不肉，退而察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而无大过，登以为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选。高子、国子退而修乡，乡退而修连，连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轨，轨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诛也。政既成，乡不越长，朝不越爵。罢士无伍，罢女无家。士三出妻，逐于境外。女三嫁，入于舂谷。是故民皆勉为善。士与其为善于乡，不如为善于里；与其为善于里，不如为善于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终岁之汁；莫敢以终岁为议，皆有终身之功。
正月初起，乡长报告公事，桓公亲自询问，说：“在你们乡中，有无平时行义、好学、聪明、质性仁厚、慈孝于父母、长悌之名闻于乡里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的人报告完毕而迟。桓公又问：“在你们乡中，有无勇气、体力、筋骨强壮出众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的人报告完毕而退。桓公说：“在你们乡中，有无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傲淫暴，不遵行君令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包庇属下，也有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毕而退。这样，乡长都回去勤修德政，并把贤士送来。桓公则亲自接见，就用这些人在官府工作。桓公命令官长，年终用书面报告新官成绩并且命令官长挑选新官中的贤者上报。指示说：“有人在我官府有功，德性好而又顺从，要老实地待命使用，以使人们严肃而勉励。至于人民的非议言词，则足以补救官吏的不善之政。”桓公还普遍调查其乡里意见，而加以验证。然后召来与他共坐，仔细观察他的素质，以便了解他的成功成事之处。如可以举拔，就待时任用。凡是考问其国家忧患之事而应对不穷的，下到乡里调查了解他的能力，而没有大过的，便提作上卿的助手。这叫作“三选”。这样，高子、国子便回去加强治乡，乡长回去加强治连，连长回去加强治里，里长回去加强治轨，轨长回去加强治家。这样，哪怕一个普通的人做了好事，也可以得到表扬；做了坏事，也要受到处分。政事成功以后，乡中没有超越尊长的行为，朝中没有超越职位的行为。无行的男人，无人与之为伍；无行的女人，无人娶之为家。男子三次出妻，则逐于境外；女人三次改嫁，则打入舂官谷的地方劳动。这样人们都是努力为善的。士人与其为善于乡，不如为善于里；与其为善于里，不如为善于家。所以，士人不敢贪图一时的方便，都有终年的打算；又不敢只考虑终年之事，都有终身的事业。
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于公，择其寡功者而谯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独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训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于是乎五属大夫退而修属，属退而修连，连退而修乡，乡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政成国安，以守则固，以战则强。封内治，百姓亲，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
正月初起，五属大夫都向桓公报告公事。桓公找出成绩少的批评说：“封予的土地和人民都是一样，为什么只你成绩差？为什么不及别人？教训工作不善，政事就治理不好。一次两次可以宽恕，三次就不能赦免了。”桓公继续询问说：“在你们属里，有无平时行义、好学、聪明、品性仁厚、慈孝于父母、尊敬长辈之名闻于乡里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的人报告完毕而退。桓公又询问说：“在你们属里，有无勇气、体力优秀出众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毕而退。桓公又询问说：“在你们属里有无不慈孝于父母，不敬长辈于乡里，骄傲淫暴，不行君令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包庇下面，等于犯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毕而迟。这样，五属大夫们都回去加强治属，各属回去加强治连，各连回去加强治乡，各乡回去加强治卒，各卒回去加强治邑，各邑回去加强治家。所以，一个普通的人，做了好事也可以得到表扬，做了坏事，也要受到处分。政事有成，国家安定，守则固，战则强，国内治，百姓亲，可以出征四方，建立一个霸王之业的局面了。
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若军令则吾既寄诸内政矣，夫齐国寡甲兵，吾欲轻重罪而移之于甲兵。”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胁、二戟，轻罪入兰、盾、鞈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钧分，宥薄罪入以半钧，无坐抑而讼狱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则入一束矢以罚之。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鉏、夷、锯、欘，试诸木土。”
桓公说；“卒伍已定，事功已成，我想要干预诸侯的事务，可以吧？”管子回答说：“不可以。关于军事，我既已寄寓于内政了，但齐国还缺少盔甲兵器，我想用从轻处理重罪的办法，把赎金用在盔甲兵器上。”桓公说：“怎么办？”管子回答说：“规定犯重罪者交纳武器、盔甲、犀皮的胁驱和两支戟，犯轻罪者交纳兵器架、盾牌、胸甲皮与两支戟，犯小罪者纳金属一钧半；宽有薄罪，只纳金属半钧。至于没有冤屈而从事讼狱，官长再三劝禁不成而理不直者，则须交纳一束箭，以资惩罚。好的金属拿来铸造戈剑矛戟，试之于狗马；不好的金属拿来铸造斤、斧、锄、镰、锯、镭等，试之于木土。”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从事于诸侯，可乎？”管仲对曰：“未可。治内者未具也，为外者未备也。”故使鲍叔牙为大谏，王子城父为将，弦子旗为理，宁戚为田，隰朋为行，曹孙宿处楚，商容处宋，季劳处鲁，徐开封处卫，匽尚处燕，审友处晋。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饰玩好，使出周游于四方，鬻之诸侯，以观其上下之所贵好，择其沈乱者而先政之。公曰：“外内定矣，可乎？”管子对曰：“未可。邻国未吾亲也。”公曰：“亲之奈何？”管子对曰：“审吾疆场，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货财，而美为皮弊，以极聘覜于诸侯，以安四邻，则邻国亲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鲁为主。反其侵地常、潜，使海于有弊，渠弥于河有陼，纲山于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对曰：“以卫为主。反其侵地吉台、原、姑与柒里，使海于有弊，渠弥于有陼，纲山于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燕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于有弊，渠弥于有陼，纲山于有牢。”四邻大亲。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地方三百六十里。三岁治定，四岁教成，五岁兵出。有教士三万人，革车八百乘。诸侯多沈乱，不服于天子。于是乎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半。存鲁蔡陵陵蔡，割越地。南据宋、郑，征伐楚，济汝水，逾方地。望文山，使贡丝于周室。成周反胙于隆岳，荆州诸侯莫不来服。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北伐山戎，制泠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济河，至于石沈。县车柬马，逾大行与卑耳之貉，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诸侯国，莫不宾服。与诸侯饰牲为载书，以誓要于上下荐神。然后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诸侯于阳谷。故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垒，兵不解翳，弢无弓，服无矢，寝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
桓公说：“盔甲、兵器十分充足了，我想要干预诸侯的事务，可以吧？”管仲回答说：“不可以。治理内政的人选不足，从事外交的也不齐全。”于是委任鲍叔牙为大谏，王子城父为将，弦子旗为理狱官，宁戚为田官，隰朋为通使诸侯的官；曹孙宿驻楚国，商容驻宋国，季友驻鲁国，卫开方驻卫国，医尚驻燕国，审友驻晋国。又派出游士八十人，供给他们车马衣裘，多带物资粮食，财币也很充足，使之周游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的贤士。还带上玩好的物品，周游四方，卖予各国诸侯，以了解他们上下的嗜好，择其昏乱者先事征伐。桓公说：“外交与内政都安排好了，这回可以了吧？”管子回答说：“不可以。因为邻国还没有同我们亲善。”桓公说：“怎么与它亲善呢？”管子回答说：“审查我们的边境，归还侵占各国的土地，订正邻国的封界，不要接收他们的货财。而好好地拿出皮币，不断聘问各国诸侯，这样来安定四邻，邻国就同我国亲善了。”桓公说：“盔甲兵器十分充足了，我想南征，应依靠何国为主？”管子回答说：“以鲁为主。应归还侵占他们的常、潜两地，使齐国大海有屏蔽，小海有围墙，环山都有栅壁。”桓公说：“我要西征，应依靠何国为主？”管子回答说；“以卫为主。应归还侵占他们的土地台、原、姑与柒里。使齐国大海有屏蔽，小海有围墙，环山也有栅壁。”桓公说：“我要北征，应依靠何国为主？”管子回答说：“以燕因为主。应归还侵占他们的土地柴夫和吠狗。使齐国大海有屏蔽，小海有墙垣，环山都有栅壁。”四邻大大亲善起来了。在归还侵人之地和规正其国界以后，齐国领土南至泰山以北，西至济水，北至海，东至纪随两地。地方共三百六十里。三年治定，四年训练成功，五年就出兵了。有练好的士兵三万人，革车八百辆。当时诸侯多有昏乱而不服从天子的。于是，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地之半；救存鲁国，侵陵蔡国，分割越地。南面凭藉宋、郑两国而伐楚，渡汝水，过方城，接近文山，责令楚国贡丝于周室。周天子送祭肉给齐桓公，荆州诸侯没有不来归服的。在中原援救晋公，擒获狄王，打败胡貉，攻破屠何，骑寇也开始征服了，往北则攻伐山戎，制服令支，斩杀孤竹，九夷也开始听从了。沿海的各诸侯国，没有不来归颐的。往西的征战则夺取了白狄的土地，到西河，并船投筏，乘筏渡河，到了石枕，又悬吊兵车、缠束战马，越过太行山与卑耳山的溪涧，拘捕大夏之敌。又西服流沙西虞之地，秦地戎人也开始服从了。所以，兵一出就成大功十二项。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和中原诸侯各国，没有不服从的。桓公与诸侯摆设祭品、书写盟誓，以约誓于上下诸神。然后，率天下安定周室，在阳谷大会诸侯。因而，有兵车的会六次，乘车的会三次，九次会合诸侯，一匡天下。铠甲不解绳，兵器不开箱，弓衣没有弓，箭服没有箭，停武事，行文治，以朝拜天子。
葵丘之会，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宰孔致胙。”且有后命曰：“以尔自卑劳，实谓尔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谋，管仲对曰：“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牂牁、?、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而中国卑我，昔三代之受命者，其异于此乎？”管子对曰：“夫凤凰鸾鸟不降，而鹰隼鸱枭丰，庶神不格，守龟不兆，握粟而筮者屡中。时雨甘露不降，飘风暴雨数臻。五谷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并兴。夫凤凰之文，前德义，后日昌，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雒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虽曰受命，无乃失诸乎？”桓公惧，出见客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颠蹶于下，以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赏服、大路、龙旗九游、渠门赤旗。天子致胙于桓公而不受，天下诸侯称顺焉。
在葵丘大会诸侯的时候，周天子派大夫宰孔送祭肉给桓公说：“我本人有祭祀之事于先王文武之庙，派遣宰孔把祭肉送来。”而且还有后命说：“因为你谦卑劳顿，实告伯舅你不必下堂拜赐。”桓公便召见管仲来商量，管仲回答说：“为君不行君礼，为臣不行臣礼，是乱国的根本。”桓公说：“我能做到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孤竹、山戎、秽貉，拘捕大夏的国君；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国、{爿羊}柯、{瓜长}、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都不敢违抗我的命令，而中国还不抬高我。从前夏、商、周三代之受命为王的，和我有什么不同呢？”管子回答说：“现在是凤凰弯鸟不出，而鹰隼鸱枭却很多；众神不来显灵，守龟不示预兆，而用谷穗卜筮的却很灵验；时雨甘露不下降，而飘风暴雨却不断来临；五谷不丰收，六畜不兴旺，而各种杂草却普遍繁茂。凤凰羽毛的花纹，前面像德义，后面才象日昌。古人受命为王的，总是龙龟来临，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地出乘黄神马。现在三种祥瑞都没有，纵然受命为王，岂不是一种错误么？”桓公听后很惶恐，出来接见宾客说：“天子的威严即在颜面之前，未离咫尺，我小白虽奉天子之命而不必下堂拜赐，但恐怕在下面颠倒礼节，为天子增羞。”于是下堂拜谢赏赐，然后登堂领受赏服、大辂、龙旗九游和渠门赤旗等。天子给予不下拜的命令，而桓公偏不领受，天下诸侯都称颂桓公是顺于礼的。
恒公忧天下诸侯。鲁有夫人庆父之乱，而二君弑死，国绝无后。桓公闻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马牛选具。执玉以见，请为关内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男女不淫，马牛选具。执玉以见，请为关内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卫，卫人出旅干曹，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系马三百匹，天下诸侯称仁焉。于是天下之诸侯知桓公之为己勤也，是以诸侯之归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使天下诸侯以疲马犬羊为币，齐以良马报。诸侯以缕帛布鹿皮四分以为币，齐以文锦虎豹皮报。诸侯之使垂橐而入，载而归。故钧之以爱，致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国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归之。喜其爱而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国诸侯之多与己也，于是又大施忠焉。可为忧者为之忧，可为谋者为之谋，可为动者为之动。伐谭莱而不有也，诸侯称仁焉。通齐国之鱼盐东莱，使关市几而不正，壥而不税，以为诸侯之利，诸侯称宽焉。筑蔡、鄢陵、培夏、灵父丘，以卫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社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劝于中国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于桓公，远国之民望如父母，近国之民从如流水。故行地滋远，得人弥众，是何也？怀其文而畏其武。故杀无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济河，而无怵惕焉，文事胜也。是故大国之君惭愧，小国诸侯附比。是故大国之君事如臣仆，小国诸侯欢如父母。夫然，故大国之君不尊，小国诸侯不卑。是故大国之君不骄，小国诸侯不慑。于是列广地以益狭地，损有财以与无财。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夫如是，居处则顺，出则有成功。不称动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于天下。
桓公是为天下诸侯操劳的。鲁国有庄公夫人与庆父作乱，两个国君被杀，绝嗣没有后代。桓公知道后，使高子存全它。使他们男女不乱杂，牛马齐备。他们拿玉来拜见桓公，请备为齐国的关内侯，但桓公没有那样处理。狄人攻伐邢国，桓公修筑夷仪城加以封赐。使他们男女不乱杂，牛马齐。他们也拿着玉进见桓公，请求作齐国的关内侯，桓公也没有那样安排。狄人攻伐卫国，卫国人出旅曹地，桓公修筑楚丘城来封赐它。他们的牲畜已经散失，所以桓公给予良马三百匹。天下诸侯称道桓公仁义。这样，天下的诸侯知道桓公为他们服务，所以，诸侯归附桓公，好象去赶集一般。桓公知道诸侯归附他，因而少收进见的币而多给回敬的礼。所以天下诸侯用瘦马犬羊为礼币，齐国则用良马回报；诸侯用素绸和鹿皮四张为礼币，齐国则用花锦和虎豹皮回报。各国诸侯的使者，总是空囊而来，满载而归。所以，用爱来钓取，用利来吸引，用信来结交，用武来威慑，于是天下小国诸侯，都服从桓公，不敢违背而来归附了。他们喜欢桓公的仁爱，又贪图桓公的货利；相信桓公的仁义，又害怕桓公的武力。桓公看到天下小国诸侯多来与自己亲睦，于是又大加施惠。可以分忧的代他们分忧，可以谋事的替他们谋事，可为动兵的替他们动兵。攻伐谭国和莱国而不据为已有，诸侯称道他的仁。自东莱交换齐国的鱼盐于各诸侯国，使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存放货物而不收捐，以为各国诸侯之利，诸侯都称道他的宽惠。修筑蔡、郡陵、培夏、灵父丘等城，以防御戎狄之地，用来阻止戎狄向诸侯暴掠。修筑五鹿、中牟、郧、盖、牡丘等城，以保卫诸夏之地，用来表示中国的权威。教化大功告成。因此天—厂对于桓公，远国人民望之如父母，近国的人民从之如流水。所以，行地益远，得人益众，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感怀他的文治而畏慎他的武备。诛杀无道之国；安定周室，天下无人抵御，正由于兴立武备；停止各种革甲，收起各种兵器，穿朝服过河开会而无所顾虑，正是由于文治显著。于是使大国之君惭愧，小国诸侯归附。大国之君事齐如臣仆，小国诸侯喜齐如父母。正是这样，大国之君不显得那么尊贵，小国诸侯也不显得卑下。因而大国之君不骄傲，小国诸侯不恐惧。于是分取地多的以增补地少的，削减有财的给予无财的。周济其君子，不失成功；周济其小人，不失成命。这样，平时居处安顺，出动行事则有成功。不必发动战争，而完成文王、武王的治绩于天下。
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谋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度义光德，继法绍终，以遗后嗣，贻孝昭穆，大霸天下，名声广裕，不可掩也。则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初，桓公郊迎管子而问焉。管仲辞让，然后对以参国伍鄙，立五乡以崇化，建五属以厉武，寄兵于政，因罚，备器械，加兵无道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说。于是斋戒十日，将相管仲。管仲曰：“斧钺之人也，幸以获生，以属其腰领，臣之禄也。若知国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胜任；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许诺，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犹尚可以为国乎？”对曰：“臣未得闻。”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侧，田莫不见禽而后反。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继，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则恶有不可者矣？”对曰：“人君唯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异日请与吾子图之。”对曰：“时可将与夷吾，何待异日乎？”公曰：“奈何？”对曰：“公子举为人博闻而知礼，好学而辞逊，请使游于鲁，以结交焉。公子开方为人巧转而兑利，请使游于卫，以结交焉，曹孙宿其为人也小廉而苛忕、足恭而辞结，正荆之则也，请使往游，以结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后退。相三月，请论百官。公曰；“诺。”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辨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行。垦草入邑，辟土聚粟多众，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为大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为也。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桓公善于吸收群臣意见，以增加自己智慧。宰相是管仲，大夫有：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用这五个人任事行义，扬德继法，昭示天下，以传后世；贻孝昭穆，大霸天下，名声广布，都是不可湮没的。这就是因为有明君在上，良相在下。当初，桓公郊迎管仲时曾向管仲请教。管仲最初辞让，然后谈出了建立三国五鄙的谋略，立五乡以提高教化，建五属以厉行武事，寄托军事于内政，利用刑罚置备兵器，征伐无道之国以事奉周室等。桓公非常满意。于是斋戒十日，将拜管仲为相。管仲说：“我是一个有大罪的人，幸得免死，使腰颈相连，就算我的福气了。管理国家政事，怕不是我所能担任的。”桓公说：“您接受国家政事，我就胜任；您不接受，我怕要垮台。”管仲许诺，再拜而接受相位。过了三天，桓公说：“我有三大缺点，还能把国家搞好么？”管仲说：“我还没有听到过。”桓公说：“我不幸嗜好田猎，昏夜还要到薮泽野地，直到田野静寞不见野禽以后才回来，诸侯使者不得当面致意，百官也无从当面报告。”管仲说：“这虽然不是件好事，但还不最要紧。”桓公说：“我不幸嗜好饮酒，日以继夜，诸侯使者不得当面致意，百官无从当面报告。”管仲说：“这也不是好事，但是也不最要紧。”桓公说：“我还有一件污行，就是不幸而好女色，连表姐都有不嫁于人的。”回答说：“这也不是好事，但还不是要紧的。”桓公作色说：“这三者都可以，难道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事情吗？”回答说：“人君唯有优柔寡断和不奋勉为不可。优柔寡断则无人拥护，不奋勉则不能成事。”桓公说：“好。您请先回去，改日再来同您详谈。”管仲说：“此时就可以谈，何必改日呢？”桓公说：“我们该怎么办？”管仲说：“公子举为人见闻广博而知礼，好学而语言谦逊，请派他出使鲁国，以结国交。公子开方为人机变而锐利，可出使卫国，以结国交。曹孙宿，他的为人有小廉又有小明，十分谦恭而善于辞令，正合乎荆楚的风格，请派他去到那里，以结国交。”这样，立刻打发了三位使者，而后管仲才告退。管仲为相三月，请与桓公共同评论百官。桓公说：“好。”管仲说：“升降揖让有礼，进退熟悉礼节，说词刚柔有度，我不如陨朋，请封他为‘大行’。开发荒地使之成为城邑，开辟土地使之增产粮食，增加入口，尽土地之利，我不如宁戚，请封他为‘大司田’。在平原广郊之上，使战车不乱，战士不退，鼓声一起而三军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封他为‘大司马’。审判案件，调节纷争，不妄杀无辜的人，不妄诬无罪的人，我不如宾胥无，请封他为‘大司理’。敢于冒犯君主的颜色，进谏必忠，不伯死，不贪图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立他为‘大谏’。这五个人，我一个都比不上；但是用来同我管夷吾去换，我是不干的。君上您想要治国强兵，有此五人就够了；若想图霸王之业，则有管夷吾在此。”桓公说：“好啊！” 有人推荐看吕思勉《中国社会史》关于阶级和宗族的两个章节。
链接：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540066&uk=1379392417 关于《商君书》应当看其中卫鞅本人的篇目，其余篇目应当辨别地看。考虑到商鞅变法在秦国得罪了不少人，包括后来的秦王都被其处罚过，后来被车裂而死，其文也被《商君书》而不是类似与《管子》等诸子百家命名为《商子》，因此其篇目应当详细的看语气、叙述、历史背景、编者的语气及其与商鞅的关系等看，不能否定后边和卫鞅意见相左的人处于诋毁其思想而恶意篡改其语气和著作的行为。对此请有这方面研究的书友提出考证意见。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9%9E%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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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考证
(2011-05-22 11:09:2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记载：“殆法家流，缀鞅馀论，以成是编”，所以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商君书》 应为商君及其后学共同编撰，实非商君一人之功也。
一、历史流传
《韩非子·五纛》中有：“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从这里可以看出商君之书以及商君之法在战国末期已经是广泛流传于民间。而且《韩非子·內储说上》中有：“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此话可见于《商君书·靳令》，不同之处不过是“行刑”在《靳令》篇应做“行罚。”韩非子所写的“公孙鞅曰”表明，韩非子认为《商君书》的《靳令》篇，或者乃至于整部《商君书》皆为商君所撰。
西汉初年的《淮南子·泰族训》中提到：“今商鞅之《启塞》、申子之《三符》、韩非子之《孤愤》……”此处所谓之《启塞》篇实则应为现传《商君书》中的《开塞》篇。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也有记载“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注：此处之《耕战》篇应为现传《商君书》的《农战》篇。）”另外，《史记·商君列传》中所录的商君与甘龙、杜挚的辩论内容一节，与现传《商君书》中的《更法》篇所述内容大致相同，编者认为此处应为司马迁通读《更法》篇后在《商君列传》中引用了其中的情节及内容。
《商君书》现传二十六篇，其中《刑约》、《御盗》两篇有目无书。而《汉书·艺文志》在法家类别中录有“《商君》二十九篇”，在《兵书略·兵权谋》中录有“《公孙鞅》二十七篇”，至于现传的《商君书》是《汉书》中所记载“《商君》二十九篇”的独本，还是“《商君》二十九篇”及“《公孙鞅》二十七篇”的合本，由于相关资料的丢失已经无可考究了。
在两汉时期，商君所著之书被称为《商君》或《公孙鞅》。到了三国时期，诸葛亮在《为先帝与后帝遗诏》中有：“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现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志。”可见《商君书》这一书名在两汉和三国时期就出现了，但是至于具体的出现时间和命名者，就已经不可考究了。
宋朝郑樵所编的《通志·艺文略》中记载：“《商君书》五卷，秦相卫鞅撰，汉有二十九篇，今亡三篇。”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中也记载：“《商子》五卷……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然而到了宋末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又记载：“《商子》五卷……汉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已亡其一。”虽是如此，但可见《商君书》最初应为二十九篇，由此可以推断，在当时《商君书》和兵书《公孙鞅》是有所区别的。
到了清朝，严万里在《商君书总目》中记载：“余得元镌本，始《更法》，止《定分》，为篇二十六，中间亡篇二：第十六、第二十一，实二十四篇……因已知宋无镌本，或有之而流传不广，故元时已有所亡失也。”也就是说，《商君书》二十九篇其中的三篇，已经在漫长的历史流传过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另外的两篇则是有目而无文，我们很难在见到完整的《商君书》了。
二、《商君书》的作者
最先质疑《商君书》真伪的应属宋代的黄震。在《黄氏日钞》卷五十五中有如下记载：“《商子》者，公孙商鞅之书也。始于《垦草》，督民耕战……或疑鞅为法吏之有才者，其书不应烦乱若此，真伪殆未可知。”可见《商君书》在宋代的镌本于元代的镌本有所不同，前者始于《垦草》，《垦草》为现传《商君书》之第二篇；后者则始于《更法》，至于《定分》，与现传版本大致相同。
而真正提出《商君书》乃是伪书的应为宋末元初的马端林在《文献通考·经籍者》中所引的《周氏涉笔》，其文中记载：“《商君书》亦多附会后事，拟取他辞吗，非本所论著也。其精确切要之处，《史记·列传》包括已尽。”其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述并且赞成《周氏涉笔》关于《商君书》“非本所论著”的观点，同时又提出“周氏特据文臆断，未能确证其非。”并且《总目提要》又提出新的证据：“孝公卒后，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书？如为平日所著，则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开卷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由此认为此书“殆法家者流，缀鞅余论以成编。”《商君书·更法》篇开篇即言“孝公平画”，这的确可以说明《更法》篇为后人所著，但若仅凭这一点就认为《商君书》全非商君所著，却的确是有些以偏概全。
那么《商君书》现存的二十六篇（其中两篇有目无文）中，到底那些是商君所著，而那些又是商君后学所做的呢？编者认为《商君书》中大致可分为三类：1、疑为商君自撰；2、非商君所著；3、未能考证由何人所著。
1、 以下几贴为转帖的看法，感觉非常有道理。
现今可阅的商君书一共二十六篇，原著据传为二十九篇，三篇已经失传。
那么，经过两千多年的流传，究竟《商君书》还是不是商君书呢？我想，否定的成分多，肯定的成分少，例如：里面的《更法》篇，开篇说的是“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套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这段话就非常值得怀疑，“孝公平画”？为什么用孝公？而不是君上或秦公？孝公乃赢渠梁死后谥号，此处用孝公说明此篇必写于秦孝公死后，秦孝公死于公元前338年，而《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在这一年里商鞅一直是疲于奔命，人都快忙疯了还有时间去写书？商鞅又是秦孝公死后几个月就被杀了，可见，阴魂是不可能写书的。所以，此篇不是商君书。 再来瞧瞧论坛秦黑最为热议的《弱民》篇：
这段：“乌获举千钧之重，不能以多力易人。”稍稍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乌获是秦武王时期的大力士，同秦武王一道因举鼎而归西，商鞅是神仙吗？知道几十年后的秦军中出了个乌获大力士能举千钧之重？
再这段：“秦师至，鄢、郢举、若振槁；唐蔑死于垂涉，应謟发于内，楚分为五。”这是公元前301年秦昭襄王时期发生的战役，商鞅都死了多少年了？怎么又会死而复生将它写进自己的书中呢？
所以，此篇是地地道道的伪作。 再就是《徕民》篇：
篇中写到：“自魏襄王以来，野战不胜，守城必拔，小大之战，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
胜数也。”魏襄王是什么时期的人物？在位时间是公元前318年——公元前296年，商鞅怎么知道他在位的事情？
又有：“周军之胜、华军之胜，秦斩首而东之。”“且周军之胜、华军之胜、长平
之胜，秦所亡民者几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几何？臣窃以为不可数矣。”商鞅真牛逼，知道秦国后来出了个白起大打胜仗，知道长平之战打赢了，知道华阳之战跟伊阙之战都大获全胜，看来商鞅真是劳心劳力呀，死了那么多年了魂魄还在举秦后世的案例。
再有：“此王所不能两成也”“王必加大赏焉”“而使后世为王用乎”这简直就是神经不正常，是个人都知道秦国君称王时商鞅都归西了，还这王那王的，不是妄想症就是精神分裂。
可见，此篇也不是商君书。 那么，既然都不是商君书，那么《商君书》究竟何人所写呢？为何要以商鞅的名字命名呢？
从书中内容稍微可以看出些端倪，个人以为乃法家术治派，势治派，加上各儒教徒所共作，原书当为术势二派弟子所做，成书后儒教做全方位修订。而后世全修书籍并得到帝王重视的人只有一个——董仲舒。
势术二派弟子打商鞅旗号而作书，传至董仲舒进行全方位改编修订，用以劝服汉武帝罢黜百家而尊儒的目的。
《开塞》篇中：“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故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则服。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故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
此正合儒教思想“唯上智下愚不移”与法治思想背道而驰。
《修权》篇中：“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
《赏刑》篇中：“一赏，则兵无敌；一刑，则令行；一教，则下听上。”
《画策》篇中：“势不能为奸，虽袉可信也；势得为奸，岁伯夷可疑也。”
《禁使》篇中：“凡知道者，势、数也。故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数。今，夫飞蓬遇瓢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探渊者知千仞之深，县绳之数也。故托其势者，虽远必至；守其数者，虽深必得。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离娄不见；清朝日撽，则上别飞鸟，下察秋豪。故目之见也，托日之势也。得势之至，不参官而洁，陈数而物当。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通数者不然也。别其势，难其道，故曰：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故先王贵势。
或曰“人主执虚、后以应，则物应稽验；稽验，则奸得。”君以为不然。夫吏专制决事于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计书以定，事以一岁别计，而主以一听，见所疑焉，不可蔽，员不足。夫物至，则目不得不见；言薄，则耳不得不闻。故物至则变，言至则论。故治国之制，民不得避罪，如目不能以所见遁心。今乱国不然，恃多官众吏。吏虽众，同体一也。夫同体一者相不可。且夫利异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上与吏也，事合而利异者也。今夫驺、虞以相监，不可，事合而利异者也。若使马、焉能言，则驺、虞无所逃其恶矣，利异也。利合而恶同者，父不能以问子，君不能以问臣。吏之与吏，利合而恶同也。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之所以为端也。民之蔽主，而不害于盖。贤者不能益，不肖者不能损。故遗贤去知，治之数也。”
这么多篇统统尽是些法家势治派与术治派的思想，跟商鞅法治派思想以及出土秦简法律明细唯法是从显得格格不入。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山无盗贼。”
如司马迁记载属实，那就证明当时的秦国老百姓相当富有，谁他奶奶的穷的叮当响还大悦，还道不拾遗，还夜不闭户，还山无盗贼，脑子有病啊。
因此，《商君书》其实并非商君书也。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5%8D%81%E7%AD%89%E7%88%B5
商鞅制定的二十等爵制度，虽然后来被曹操废掉，但是影响深远，为此有位日本学者西島定生还写过本书《二十等爵制》（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2）。
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538490&uk=1379392417 历史是复杂的，去伪存真非常不易，古汉语的语境与现在已经大不相同，愚民在当时可被解读为使民纯朴（淳朴），如果是这样解读就圆满一些，也不那么刺耳了。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与时代的政治形势相适应，这时在学术上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针对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各国的政治弊端，当时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就如何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等问题提出了许多主张和看法，“愚民”这一政治观点就是其中之一。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中，较早提出“愚民”观点的是老庄和管仲。老子曾公开倡言要用愚民政策来窒息人民的反抗思想和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说“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注：《道德经·六十五章》），他极力反对开发民智，要求从精神上、物质上杜绝一切能够激发民智和引起争端的措施。庄子则更是将老子的观点绝对化，他主张取消一切制度、规范和文化，认为只有“绝圣弃智”（注：《庄子·去箧》）社会才能安宁。管子也认为“君明、相信、五官肃、士廉、农愚、商工愿，则上下相体，而外内别也。”（注：《管子·君臣》）因此“昔者圣人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知和同以听令也。”（注：《管子·法禁》）他主张“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注：《管子·任法》）其后，许多学派特别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如李悝、吴起、申不害、慎到等人，都在各自的学说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愚民的主张。但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商鞅和韩非子的愚民主张是最明确、最有系统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而韩非子的愚民思想实际上是对商鞅愚民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挥，因此商鞅的愚民思想在先秦诸子愚民思潮中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具有特殊的意义。 牋 其实人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人群，先天的基因不尽相同，后天成长环境和自己努力也不尽相同，因此各有特性和擅长。国家的职责是发现不同人的其特性和特长，并将其培养、发展和巩固下来，在各种有竞争的环境下识别人才并使用之，此为所谓开启民智。感觉管子的识别人才的办法很好，一些观点也中庸的多。
人虽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确实有差异性，也各有其擅长之处，所以要重视这种差别，发挥其长处。农村地区在历史上流动性比较小，人的品种之间的交流小些，因此基因的交流也比较纯粹，是宝贵的人才库，这点在美国表现的特别明显，例如华盛顿等大城市人口交流比较频繁，品种发生退化，也就是说杂种较多，相反在一些乡下，品种却要纯粹的多，一些优秀的片段所在。
在育种中，发现优秀的品种，有种方法想筛选的“数量遗传”有群体性的差异，比如某些性状和表现，群体之间的差异较大。发现后可以通过“近亲结婚”的方式提纯作为本，最后可以选择出纯度相对高的为本，当然这个方法对于人是不现实的，近乎残酷。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个性发展的渴望，外界事物对一个人的刺激往往可以唤醒这种渴望。有个比较优秀的系列电影叫《上帝也疯狂》，里面描述的是工业文明和原始社会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群之间的一些对世界的认识，看似很搞笑，但是用来配合G版的这个话题，契合程度比较高。一个飞机上抛下的可口可乐瓶，就能让一个土著人去寻找外面的世界。
我相信物竞天择，在一个狭小的圈子或者地域生活久了，人就会有明显相同的价值趋向和地方习气，更大程度上主要是受环境的影响。统治者知道，民要分而治之，把不同的人群固定在不同的环境中，把性质相同的人群生活和发展环境都集中在一个固定的模式下，这样就能避免过多的思想交流，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最为稳妥的。
人的差异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遗传吗？我看未必，从优生优育的角度来看，人口跨地域交流可能会更好。我看老百姓对这种群体隔离的阶级统治保持长期的抗争意识，古代到现代都会有典型的事例，越是近现代越鲜明，近现代革命历史，解放后的国民教育，虽然在制度上大部分还是为设计者服务，但是至少让底层或者说在老百姓上几代根本无法涉及的发展环境提供了进入的可能性。
现在这个环境下，还是要多注重个性发展，承认个体差异的同时，在制度设计上要多提供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机制，不能让农民的后代完完全全世世代代继续服务”三农“，“红二代""官二代"继续把持政府的各个要害部门，这是时代的呼唤，更是大部分老百姓的渴望。否则，很多真正的人才可能都会被外面抛下的可口可乐瓶吸引走了。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5/08/c_124677828.htm
5月5日晚上9点多，中国青年报记者拨通了杨元父亲杨顺武的电话，他还在建筑工地上干活。
“你问我相信读书改变命运吗？我也相信，但我更相信命运改变命运。”他平静地说， “我只希望杨元以后的生活能够过得比我好一点，不要日晒雨淋，不要像我在工地上这么辛苦。”
杨顺武很少跟人提起，1984年，他在中考中拿到了421的高分，他所报考的师范中专的录取分数只有320分左右。但后来杨顺武知道，县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让老师的孩子先上”。和儿子一样，他的数学也曾经可以考到接近满分，但他未能被中专录取，最终成为了建筑工人。 这里边的两段话感觉很好。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5/09/c_124683746.htm
董倩：
我们可以看到严峻的就业形势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常态的话题。那么与有限的工作岗位相比，人们更关注的是怎么能够实现就业的公平，我们可以看到从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就业促进法》里多次提到创造公平就业的环境，然后向劳动者提供平等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平等、公平反复出现，但是现实生活中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继续连线张先生。张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叫“龙生龙，凤成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就这样的一句俗语，在目前的就业市场上，您觉得体现它的这种存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张翼：
的确在我们说改革开放以来，曾经有一段时间打破了这样一种局限，使得农民的小孩通过读书能够改变自己的身份。但是到2000年以后，社会上层的封闭性程度有所增加，尤其是在扩招以后，农民的家庭的子弟进入到社会上层来的通道就越来越狭窄，导致在就业环境比较紧张的情况下，社会上层的人士通过很多种办法把好的工作岗位、把容易提拔的工作岗位、收入比较高的工作岗位，然后通过各种方式转给自己的阶层这样一些人士的比重就增加了。这种增加把整个就业市场的这种公平这样的程度给损害了，因此大学生在评价的过程当中就会放大就业市场之上的个人的竞争的影响，而把由于家庭背景的影响而导致出现的这个不公的程度概括为最终的原因，因此我们就说的确是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与严重化会导致对中国社会流动的渠道有一个负面的评价。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05/09/25106929_0.shtml
难忘那夜的秋雨
本文节选自吴官正著《闲来笔潭》，出版时间：2013年5月，人民出版社推出
1950年深秋，我母亲到亲戚家赊了头小猪来养。大约过了不到十天，亲戚家的掌门人来到我家，对母亲说：“我是来看弟弟的，顺便来收你赊的猪崽钱。”母亲说：“现在确实没钱，等筹到钱一定给您送去。”这位掌门人没有说行还是不行。接着，她指着我家的破屋说：“我的亲戚现在住的都不错，就是你还住牛栏，这么破，这么矮，狗都跳得过去。”晚上，父亲知道了，大发脾气。好像猪崽也听懂了似的，不停地叫。父亲骂母亲没骨气，怨亲戚无情，也恨自己没用，坚决要把小猪送还人家，宁愿饿死，也不低三下四。
母亲没办法，要我同她一起在小猪脖子上绑了根绳，牵着赶回亲戚家。
已是凌晨二时许，秋风瑟瑟，细雨绵绵。我在前面牵着小猪，母亲在后面吆喝。快走到村西两棵大樟树旁时，想到这里曾枪毙过一个恶霸、一个反革命，那个恶霸被步枪打穿了胸脯，血肉模糊；那个反革命被手枪打碎了脑壳，脑浆迸溢。因曾亲眼目睹，感觉十分恐怖。顿时我双腿发软，走不动了，吓得哭了起来。母亲也难过地哭了，安慰我说：“不要怕，哪里有鬼？就是有鬼，也不会吓我们这样的穷人，我活了四十多岁，受过人的欺侮，没有受过鬼的欺侮！”我心里好像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慰，又好像吃了一颗壮胆药。再往前走了约一百米，又看见村里一个被邻村杀死的人放在棺材里，并用砖垒了一个小屋，说是报了仇才能下葬。我又害怕起来，但还是硬着头皮，牵拉着小猪往前走。这家伙不停地叫，好像是为我们壮胆，为我们叫苦，抑或是抨击人情太薄。
再往前，要翻过一座山，走二里多长的山路，这时雨下得更大了，身上也湿透了。走在山路上，忽然窜出一只动物，不知是狼是狗，吓得我胆战心惊。母亲说：“不要怕，你是个大孩子了，畜生不会伤害我们。”快到西北边山脚下时，看到一大片坟墓，大大小小的坟堆，好像大大小小的土馒头。母亲说：“再走一会儿就出山了，有我在，你不要怕。”我想到母亲可怜，又呜呜地哭起来。大约又过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把小猪送到亲戚家，这时天才蒙蒙亮。掌门人淡淡地说：“把猪关到栏里去，你们吃过早饭回去吧？”我们全身湿透了，像落汤鸡，一夜折腾得够呛，连水都没喝一口，肚子早饿了。但母亲只轻轻地说了句：“谢谢，我们还要赶回去。”在往回走的路上，天先是阴森森的，慢慢地亮了些，秋雨袭来，身上不时打寒噤。
回到家里，看到我们可怜的样子，父亲没做声，转过身去，不停用手抹眼泪。母亲赶紧把我的湿衣服换了下来，都是打补丁的旧土布衣服。
父亲煮了一锅菜粥，桌上放了一碗咸芥菜，也没放油。父亲说：“哼，人穷盐钵里都会长蛆。”母亲对我说：“你都十多岁了，家里人多，几亩地又打不到够全年吃的粮食，你爸爸也忙不过来，不要再去读书了，好吗？”我没做声，放下碗，倒在床上哭。父母心软了，让步了，又说：“是同你商量，你硬要读就去读，反正我们穷。”我爬起来，饿着肚子就往学校跑，母亲把我追了回来。
这天傍晚，乌云密布，秋雨扑面，可晒场上的那棵松树，还是那样刚劲，不管严冬还是酷暑，总是那么挺拔。吃晚饭时，父亲突然问：“你能读个出息来吗？今后能不能当上小学教师？”我说：“不知道，只要你们允许我读，我会努力的。”这时，母亲发现我发高烧，赶紧烧了一大碗开水，叫我全都喝下去，盖上被子把寒气逼出来。
窗外秋雨仍下个不停。秋风从船板做的墙壁缝中往里面灌，冷飕飕的。看到父母骨瘦如柴，岁月和苦难在脸上刻满了忧愁，我鼻子发酸，眼前一片漆黑。再看自己皮包骨头的手，像鸡爪子，皮肤像那两棵老樟树的皮。
有人说：“求人比登天难，人情比纸还薄。”这虽不是生活的全部，却也道出了世态炎凉。童年经历的人间苦难，令我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感同身受，格外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我自认为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尤其懂得知恩图报。
（写于2007年12月30日） http://news.sohu.com/20130510/n375514432.shtml
这些类似的事例就是基层老百姓所说的读书无用论的立论依据，按照游戏规则当然合乎规矩，因为你们就是定规矩的或者说可以影响到规矩的制定，可以把潜质大得多的乡村、工厂出身的好苗子从发展的根子上定规矩定出去，你们不符合规矩谁能符合规矩？在县乡实际生活中间此类事情比比皆是，不足为奇，难怪有人推荐读《金瓶梅》，写的是现实，当然除了里边一些描写不太健康外。
湖南耒阳前常委称80后儿媳团市委书记符合规定 李宗仁——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
http://war.163.com/07/0612/15/3GQ2AK5D00011232.html
此文实际是唐德刚博士《李宗仁回忆录》口述历史中的一段，李宗仁在检讨抗战时，提到：
“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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