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水日记：
据《花蘼麈影》转述张南山《诗人征略》谓：“纳兰容若诗名颇为词名所掩，《饮水集》中，佳构颇多。余最爱诵其《四时无题》诗，谓每首中各有一黛玉在，今录数首如下。”共录十首，其中第一、九、十，三首为《通志堂集》所无……（92.3.8）
按：《饮水词笺校》是否有？
秦洧《多识草木虫鱼之名》，《读书》1992年第7期
《脂麻通鉴》第180－183
这一本《草木鱼虫》的副标题是“中国养植文化”，实在“养植”只是题外话——并非如文震亨的《长物志》，高濂的《遵生八笺》，专意于庭院居室草木虫鱼的栽培养殖，又连带“文化”二字，这题目便做得大了。虽然作者在前言中说：“中国文人照例是小题大作的，香草美人都要联系到国家大事”，“明明是普普通通一草一木，却要把它拟人化一番，要写出微言大义来”，似不以传统为然，只是一旦命笔，却也不能不受传统的影响，已有了几千年感情负累的花花草草，依然难以摆脱人类情感的寄托。这带了人情味的草木虫鱼，即所谓养植文化吧。其实也很自然。因人与草木本同属生命，虽“高级”有草木不可及处，却也正有不及草木处。“兴、观、群、怨”之“兴”，倒也不是刻意“做”出，而是缘自生命对生命一种自然的感发。“圣贤”有见于此，将它纳入“教化”，原也是顺应天理人情。不过后来渐渐失了自然之趣，难免强说，遂流入矫情，便令人生厌了。
《草木虫鱼》以草木虫鱼起兴，讲些“养植文化”的故事，也许意不在寄托，其实难免寄托，于是也牵起读者的无限情思。童年之趣，故乡之思，人世的感怀，本寄于一事一物之中，说来并无雅俗之别。如《牡丹》一节，作者在文末写道：“盛开的牡丹花，采下后以花瓣浸入面粉鸡蛋糊中，油锅炸了，撇些绵白糖吃，极为香甜。花瓣很厚很香，是难得的佳品，由看花说到吃花，似乎太俗气了，但这不也是生活吗？”真的，栽花、赏花、咏花，都是雅兴；以花入味，不也是食中之雅？又不仅牡丹，菊花、藤花、栀子花，皆可以此法烹食——这都是载入食谱的。梅是冷艳高洁之品，清雅如林黛玉也还说：“沁梅香可嚼”呢。梅花可食，自非从林妹妹始。赵功千《南宋杂事诗》有“儿家自点梅花粥，露湿亲封小蕊来”，句下引《传是楼类书钞本》中语：“宋时有梅花粥，杨诚斋云：蜜点梅花带露餐。及脱蕊，收熬粥食之，取其助雅致、清神思也。”《群芳谱》载：“宋宪圣后每治生菜，必于梅花下取落花杂之”，即所谓“还有宫厨生菜美，铿然寒齿嚼梅花”也。梅入御馔，不免身价百倍，但与诗人之“助雅致、清神思”相比，又别是一番滋味。山珍海错之外，也还要梅花助兴，这算得雅还是算作俗，倒不好说了，只道“也是生活”吧。总之，“秀色可餐”，也是佳卉一趣，颦儿之清，诚斋之雅，以及本书作者的烹香食色，都是草木为人类生活添助的一份快乐。
桃李妖冶，牡丹娇艳，梅花清雅，一切都是造物的安排；即使毒草，也并非有意为害，不过按照自然的意旨，依其本性而生长罢了。《草木虫鱼》写毒草，写罂粟，连虱子、苍蝇，也还各个分列两章。在虱子篇中，讲了中国虱子和外国虱子的故事，但没有提到，作为虱子品种之一的衣虱(即与人有亲切交往之虱)，尚有“丹鸿”、“琵琶虫”的雅号。据《山堂肆考》：“宋道君北狩至五国城，衣上见虱，呼为‘琵琶虫’，以其形类琵琶也”，这位倒霉的皇帝，身处“逆境”，犹不失诗人风致(即所谓“形象思维”也)；虱子的故事，倒也算得中国文化的色彩之一吧。而此篇提到的红色的“洋虱子”，想必也不仅仅隶籍美国，“丹鸿”者，似即此类，则中土“古已有之”矣。又因作者说道：“苍蝇之类的题目，原是最好的”，更使我想到曾经见过的一部书，题为《蝇尘唱酬集》，是清末民初的几十位诗人与学人，分别以“蝇”、“尘”为韵，叠相唱和，总成七百余首，合而成之的一个集子。“蝇”韵诗皆以蝇起兴，对蝇的描写，可称尽态极妍了。如孙师郑的第一首：“腐肉丛中易集蝇，朝朝引类又呼朋。鸣鸡每眩中宫听，附骥相夸万里腾。久恋脂膏终自败，窃窥翰墨有人憎。一生惟擅钻营技，略似飞蛾夜扑灯。”虽道出蝇之丑态，但又似乎将人性恶强加于蝇，自然是有所讽的，却终觉对苍蝇有失公平。与此异趣的，有徐曙岑的叠韵：“食畔微怜就热蝇，低声敛翼解呼朋”，是给苍蝇一点人的“理解”吧。不过，最能画出风流浪漫之蝇的，则非清真词笔莫属：“情黯黯，闷腾腾，身如秋后蝇。若教随马逐郎行，不辞多少程。”(《醉桃源》)但要说到“洋”苍蝇呢，古希腊哲学家琉善早就作过《苍蝇赞》了。他称引故事说，苍蝇原是个美丽的女子，很多话，又爱笑，爱唱歌，但是在她所爱的少年睡着的时候，也还止不住地和他款款谈笑。情人便恼了，于是她的情敌(月神)就把她变作了苍蝇。哲学家说：“她的咬人与喝血因此也不是一种野蛮的欲望，却是出于爱情与友谊的。”古老的西方之蝇，其浪漫色彩胜于中土的同类，而诗人与哲学家的仁心广大，也真教人动容呢。虽然，见到妨害人类生存的异类，人们还是没有丝毫容情的。但总之，多识草木虫鱼之名，是可以多添一份诗料，多一方寄情的天地吧。
《话兰》一节，作者引了《本草纲目》中的一段话，指出李时珍文中“兰花生近处者”，意思不甚明确：“李时珍是湖北蕲州人，是指他家乡近处呢？还是指其它地方近处？”据我揣想，“近处”当指距蕲州(即今蕲春县)二百余里的庐山。汪国权《庐山草木随笔》，对庐山兰花有详细的介绍。“庐山，多兰科兰属中的者兰、蕙兰以及建兰等。远在一千多年前的五代十国时，文通大师匡白便写道：‘东林佳景一何长，兰蕙生多地亦香。’”这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根据呢？此外，前面所引《诗·郑风》中的“方秉蕳兮”，及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注疏》之注，不论《诗经》的“蕳”，还是陆注的“兰”，都是兰草，而不涉兰花。不过，作者“草木虫鱼”了十几万言，其实所谈只是“我”的草木虫鱼，是漫行在“忆之路”(朱自清语)，读者原不必在“多识”上较真儿的。这里赘言一二，纯粹是为扣题——多识，吾所求而已。
(《草木虫鱼》，邓云乡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月版，3.40元)
按：如何玩物而不丧志？
扬之水日记：
午后读梦窗词。近日只是和他纠缠不了，三百多首词作中，有三分之一是情词，杨铁夫有详考，似可为据。人谓梦窗晦涩、堆垛，但就这一部分作品来看，实在并无此病。情深意挚者有，疏朗明快者亦有，《莺啼序》则绵邈密丽，又何尝晦涩。（92.6.2）
按：以当今学风、文风，此又是一篇好文章的立意。扬之水似乎没有重视，这或许正是扬之水日记的当下意义之一吧。
谷风《以“我”之舌言情》，《读书》1992年第12期：
《人间词话》论及《饮水词》时说道：“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套用这一语式，不妨说，梦窗词是以“我”之眼观物，以“我”之舌言情。其所创之境，是一个在在有“我”、甚或在在唯“我”之境。随便拈取两个熟例，譬如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与梦窗的《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大晏词中的意象，乃人人目中可见，人人心中可感，离恨、愁苦，皆不必有特定的对象，即可唤起某种不同的但却相通的人生悲慨。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被观堂先生作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一种境界。而在梦窗词中，清明、西园、秋千，无论时节、场所、景物，皆有特指，皆是为“我”心中的“伊”所设。这里的清明，不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清明，而是与“伊”一别不再的伤心时节。西园，不是陈思王“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的西园，也不是秦淮海“西园夜饮鸣笳”的西园，而是梦窗与心中的“伊”游赏新晴的曾携手处。秋千，自然也非“绿杨楼外出秋千”，而是梦窗词中“人去秋千闲挂月”、“淡月秋千，幽香巷陌，愁结伤春深处”，这梦凝“伊”之“旧色旧香”的“向日秋千”。因此，同为伤愁，在大晏词中，是一个去来无凭，可以包纳无数人生的大我之境；而在梦窗词中，却是一个去来有迹，只有一个人生的小我之境。
不妨参考《笺释》所提供的线索，“碎拆”一座“楼台”——暮檐凉薄。疑清风动竹，故人来邈。渐夜久、闲引流萤，弄微照素怀，暗呈纤白。梦远双成，凤笙杳、玉绳西落。掩练帷倦入，又惹旧愁，汗香阑角。银瓶恨沉断索。叹梧桐未秋，露井先觉。抱素影、明月空闲，早尘损丹青，楚山依约。翠冷红衰，怕惊起、西池鱼跃。记湘娥、绛绡暗解，褪花坠萼。(《解连环》)
梦窗的恋爱事迹，不少学者已作考证，或谓其一生所恋者有三，一在苏，一在杭，一为楚伎；或谓只是二妾，后一遣，一亡；亦有谓其始于一妾，终于一妾者(私意后说近是)。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多半是从作品中“寻消问息”，总少确证，故终难定论。不过，一种幽隐秾挚又刻骨铭心的恋情，始终缠绵于词人心怀，却是可以肯定的。并且，在梦窗词中，形成了几组特定的意象。如前面提到的《风入松》，而这一篇，就更有代表性。
总之，每一个意象，都是由梦窗所经历的恋爱悲剧中一个场面、一个片断、一个影象，以至一鳞一爪，化解而成。它时而铸成一个凄迷婉丽，若有若无的梦境，时而又凝为一个似仙似鬼，若隐若现的幻影。将这一个个意象拼接起来，就可以还原为一个有着完整形象的完整故事(诸家所作考据，多由此取证)。与清真每一首词讲一个故事不同，梦窗在其怀人诸作中，反复讲述的，只是一个故事。
甚至纪游之作，也仍然词中有“我”。如《齐天乐·会江湖诸友泛湖》，所言“霞薄轻绡，汜人重见”、“傍柳追凉，暂疏怀袖负纨扇”、“怕一夕西风，镜心红变”，似皆有意无意地暗寓自家怀抱。不过，即便不作别解，这一首词，也仍然是以“我”之眼观物，“以“我”之舌言情。与友人泛湖，本有多事可记，但梦窗选择的“事”，却多切己怀，正所谓“关心事”也。若将之与《过秦楼·芙蓉》一阕合观，则可见虽词题全不相属，而所咏之“事”，即选择的意象，却多有相合。在熟悉了这些意象后面的“暗示”之后，真要惊讶于词人如此具有个性特征的“传意方式”了。
咏物之作，也不例外。如《宴清都·连理海棠》，富艳精工，又刻画无痕，“是卷中咏物最工之作”。(刘永济：《微睇室说词》虽然也可以说它不过是以很多的语言，表达了很少的一点意思，但若注意到其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即“花梢钿合”，则即可觉察到它的寄意遥深；并且，它仍然是梦窗“心”、“眼”。梦窗词中“还暗忆、钿合兰桡，丝牵琼腕”，“待凭信，拌分钿”，似皆关合词人与“伊”的情事。虽未可测知是否定有“分钿”故事，但与此相类的经历，大抵可以判定。若“以意逆志”，则可推想，除以玄宗谓杨妃“海棠睡未足”之语为启思之外，分钿故事当是梦窗写作此词的一个触媒。而词人浓墨重笔托写的“一点意思”，原是系心于怀、珍重半生的一脉“长相思”。
按：心与眼。
谷风《“花间”无复旧时春》，《读书》1992年第9期：
《脂麻通鉴》第161－164页：
作为最早的词作选集，《花间集》代表了一个时代，一种风格，一种创作形式。“花间”一词，也渐成文学批评中的一个专门术语。不过在当日，它实在只是“诗客”们于持觞品歌之际，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即兴之作。在这人生得到解脱与满足的片刻，大约充溢于襟胸的，只是对生命的欲望与渴求，故奔来眼底之兴象，尽是人生中最堪留恋与回味的“瞬间印象”。“绣衫遮笑靥，烟草粘飞蝶”；“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握手河桥柳似金，蜂须轻惹百花心，蕙风兰思寄清琴”，霎时的婉娈与温柔，才相见又别离的惆怅，相别再难相见的长长的相思，生命的价值竟是如此单纯——功名直如粪土，唯有儿女情长！它是来自民间的“新文学”，所谓本色者，香艳与俚俗也，即一种最朴素的生命之欲求。“不着意一切具体性，而自然地酝酿成某种感情的世界。而这个世界越是不具备具体性，就越是具有无限的深度和广度。”(村上哲见：《唐五代北宋词研究》)虽无法一一指实其中情事，但在这感情的世界中，却正容纳了无数的人生。值得寻味的是，这本来不是中国文学的正统，但这样一种“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陆游：《花间集跋》)的风格与情调，却始终被视为词创作的“正声”。是不是有意要在常常是压抑着的心灵中保存这样一个“感情的世界”呢？
《花间集》中的兴象已变成一个个语言符号，既无初发芙蓉之鲜活与清新，便徒余摆弄字句之“摆弄”与“字句”，虽精光满眼，却只是顾影效颦，了无生气。当初的性灵之作，至此已成“赋得性灵”，故除却遥承余绪之外，恐难再有新的意境。
按：这也是“心”与“眼”的问题。还涉及物我关系。扬之水的人生观。玩物、友物、物我合一。小境界、小叙事，小日子。怡情养志。
一句话，要得是精神。
于飞《误入藕花深处》，《读书》1992年第9期：
《脂麻通鉴》第108－111页：
载于《学人》第一辑的《背景与意义》(葛兆光著)，对中国古典诗歌批评中的一个传统方法，即背景批评，提出质疑，读罢，觉得大有意思。拿起笔来，是想写几句赞同的话；但仔细思量一回，倒又像是有许多可以“抬杠”的道理在。虽然，也还是赞同之后的“反对”也。
我想，背景批评固有种种不当，可靠程度也有限，但作为一种批评方式，它本身也未尝不是一种“背景”。中国的诗歌创作从来都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从“关关雎鸠”开始，就摆脱不了政治的羁绊与纠缠。就诗歌创作者来说，有多少“职业诗人”？有几个终生布衣？即早早脱缚吏网、把酒东篱恬淡至极的陶渊明，也还是经历了一番折腰之苦。甚至布衣而诗名卓著的，到底也还要扛了“名布衣”的招牌，去应“博学鸿词”的征召(如应康熙十八年“鸿博”之试的朱彝尊、严绳孙)。以诗人名世者固不少见，但很少有哪一位是当初就抱定了做诗人的理想。吴梅村遗言以“诗人”为墓铭，那原因却在于既做不得旧朝的忠臣，又终不甘心就成了食新朝之俸的贰臣，才不得已而求其次。故批评家热中于“背景”，实在也还是创作家早授人以柄——宦海风波，碌碌红尘，不论诗人恋恋于政治，还是政治与诗人纠葛不清，总之，诗人已注定被钉在“背景”之上。鲁迅说，虽文艺与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但二者却又是不安于现状的同一。社会太寂寞了，文学家便自己来做戏给大家看。这戏大抵是以喜剧开场，以悲剧收束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话很冷峻，却足令人热辣辣地欷歔一阵。不幸的是，这种悲喜剧，在中国文坛上，几乎从未有间断。
又何况，千百年来的创作实践，积累了那样多的“典故”。几乎世间的一切事事物物，皆有了意义，尽可贴以政治的标签，成为有着特别含义的语码。日月星辰，山川大地，春华秋实，几曾未经诗人“移情”？哪个还有它无善无恶，只是自然生灭的独立性？尤可怪者，吾土之士子才人，思君之情，与怀春少女，闺中怨妇的思偶之心，毫无二致。怕是所有的风月之辞，皆可作满怀忠爱的“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来读。实际上，在无所不在政治之网下，诗人已很难找到一方没有“意义”、不含“背景”的净土。因此，知人论世，作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传统方法，不必论其“是”、“非”，“好”、“坏”，这样一种存在，已经显示了它的意义；它的意义，也正不可轻视。或者不妨说，中国的文学批评中，存在这样一种很有势力的“背景批评”，也正是中国文学的创作及创作与批评的背景所决定的。
诚如作者所言，所谓“背景”，不过是人们对历史记忆的追忆，“客观早已成了主观”，但也还有这样的情况，即某种接近真实(主观并未完全取代客观)的记忆，可以纠正某种偏离真实的记忆。如东坡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后人率依《坡仙集外纪》之说，谓神宗读至“琼楼玉宇”二句，乃叹曰：“苏轼终是爱君。”遂以此词所表，全为忠君爱国之思；于是逸笔仙心，几疑为贪恋禄位之作。而据王宗稷《苏文忠公年谱》，此词作于在密州任时，词中情事，全为忧生之感(见龙沐勋《词学研究之商榷》)，则“忠君”云云，全是耳食之谈。因此，如果有一种综合运用的识力，背景批评，或许还可以多少避免“现时的理解”偏离“当时的真实”。又往往，批评家中，更缺少的是一种严谨的学风，故这种“偏离”，倒是因此而常见。
自然，不了解背景，也丝毫无损于对诗作本身的欣赏。“相当多的诗歌并不需要背景的支撑为靠山就可以拥有完足的意义”，还应当说，这本是作品的最高境界。不过，就中国的诗歌创作来看，“背景历史”作为“其他文本之一”，实在能够为我们提供不少很有意思的东西，即使这已不可算作诗歌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倘把一首酝酿于“背景”之中的诗作，仅仅看作是一首“纯诗”，而全不虑及诗以外的什么，反用《背景与意义》作者的话，即为了“美”，而略掉“真”——哪怕只是近似的“真”——则这样的“偿付”，似乎也是一种遗憾。因为在鉴赏的风趣之后，有时的确有着并不风趣的“背景”，这是为了研究文学而研究文学的批评家也许可以不知道；而不为研究文学，却读一点文学的普通人，不妨知道一下的。
说到文学批评，又不过是为理解作品提供一种可能。不必说“精确到有些残酷的背景批评”常常破坏欣赏的乐趣，其实作品只要一经批评的解剖刀，这种不幸就难免。(背景批评还算是与“意义”保持一定距离的，“背景”二字已表明它只是从外围为阐发“意义”提供可能。实际上它已放过字面意义的探究，而主要考虑可能的言外之意)“诗词的进行思想，好像是在架空飞渡”，“讲解诗词，不免要找寻那潜伏着的脉络”，“假想走那脚踏实地的道路，这是一件最笨的工作，永远不能做得十分圆满的。”(《浦江清文录·词的讲解》)席勒有一首题为《康德及其解释者》的“警句诗”：
一个富人竟然能养活这许多乞丐！／国王们造宫室，手车夫就忙碌起来。
用它来形容文学批评家，稍嫌刻薄；但想一想李白、杜甫有那样多的解释者，而人们记住的，依然只有李白与杜甫！尽管一种倾向的文学批评，往往会在一个时期，“独揽意义的解释权”，故一定程度地影响人们对一位创作家的评价，但最终确立其地位的，依然是作品本身。
不过，“诗无达诂”的话讲了上千年，强作解人者仍复不少，因为一首含蕴丰富的诗，无论如何是一种诱惑。所以我更欣赏易安居士一首小词中的境界：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鸥鹭惊飞，空余艳艳荷花荡。得耶？失耶？曰：有得有失也。
——心中眼中，依然一片风景，即便是没有鸥鹭、只有藕花的“杀风景”。
总之，作者对背景批评所作的剖析，本来精彩，我却因此而以为背景批评的背景尤可注意，这似乎将问题扯开去，是真正的“误入”了。
(《学人》，陈平原等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版，9.80元)
按：文学创作和鉴赏当然需要背景，只是作者所言的“背景”与葛兆光先生所言的背景，是不同的。概念的辩证很重要。
唱和之作、典故的应用，都不仅有背景，而且求背景。有背景，自然是求得内涵丰富；求背景，那是为文章选择了特定的读者群。勿信西人新批评之言，两种文化，背景不同。
扬之水日记：
（梵澄先生）又说，他的文章是有文气的，一种沉静之气。我连忙问：“那么我的呢？”“你还没有达到这一步，但已是不浮的了，现在好多文章都很浮。”（92.7.6）
按：文以气为主。读他人书，不可看热闹啊。
梦兄不知是否有看周振甫先生的《诗词例话》，我觉得极好。
文以气为主，确实如此，记得曾文正公也有论及。
梦兄博览群籍，让我等汗颜啊。
于飞《爱此人间第一虫》，《瞭望周刊》1992年第31期：
《脂麻通鉴》第186－187页：
这一部“蟋蟀史”，对民俗及文化史研究者来说，当是很可珍贵的研究资料，做这一门学问的人，对此也必定生出极大的兴趣，但令我歆羡不已的，却是这一种“玩”的境界。“才起秋风便不同，瞿瞿叫入我心中。古今痴绝卸多少，爱此人间第一虫。”[宋人作《谢氏诗源》有“王孙”一条，云：“袁（王雚）《秋日诗》曰：‘芳草不复绿，王孙今又归。’人都不解。施荫见之曰：‘王孙，蟋蟀也。”’《尔雅·释虫》谓幽州人称蟋蟀为促织，楚人则称之为王孙。这一册《蟋蟀谱集成》中就有一种题为《王孙谱》。想世襄先生私将此虫爵封“第一”？虽稍稍高其品秩，却也还是“信而有征”的吧。]这一种始终怀了童稚的心，专注地投入的玩，正是周二先生所说的，“不但是得了游戏的三昧，并且也到了艺术的化境。这种忘我地造作或享受之悦乐几乎具有宗教的高上意义，与时时处处拘囚于小主观的风雅大相悬殊：我们走过了童年，赶不着艺术的人，不容易得到这个心境，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既不求法，亦不求知，那么努力学玩，正是我们唯一的道了。”(《知堂序跋》)我想，王先生虽然是玩出了学问，但这“学问”二字，却决非玩之初心。私心以为，正是这一种“忘我地造作或享受之悦乐”，才是最难达到的境界，这是玩之道，又岂不是生之道。至于蟋蟀，不论在小说里还是在现实中不期与国破家亡的悲剧牵扯在一起，原是因它离了玩之道，生之道，实是反其道而为之，遂演为“肉食者”的暴政之一。异史氏日：“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促织》)，正是对万千生灵之运命系于一人之身的沉痛哀叹，想来也唯有承平世界，方能为人们保留一个“忘我地造作与享受之悦乐”的天地，即所谓“安乐时的闲适吧”。关于蟋蟀的文字，竟也有了人生的、道德的训义，这却是一种“意外”了。
扬之水.书趣文丛 脂麻通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03月第1版.
按：小道可观。小物更可观。在太平时期，培养世道人心恰恰需要这些东西。
陶兄似乎很喜欢读扬之水的文章。我倒建议不妨读读刘咸炘的文章。刘先生英年早逝，却是一代天才，文史哲兼通，俨然大家气象，辞章、考据、义理三者均极其出色。
扬之水《诗案一例》，《读书》1993年第7期：
“利用小说反党”，曾被称作是“一大发明”。这是已有定论的旧案，无须多说。不过就中国的传统而言，利用诗歌讽谏当朝，却是一种古老又古老的尽忠方式。“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语出《诗大序》，可知这传说，至少已有两千年的历史。而吟咏的人，也不必是“国史”。
总之，“诗案”云云，终觉荒唐；“诗案”之迭出，且绵延后世而不绝，就更为荒唐——毕竟不合吾国吾民以诗歌讽谏当朝的传统，也有乖圣人之教。沈从文先生曾经很温和地议论说：“事实上如把知识分子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问题就简单多了。因为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特别是对生产对斗争知识并不多的知识分子，说什么写什么差不多都像是即景抒情，如为人既少权势野心，又少荣誉野心的‘书呆子’式知识分子，这种抒情气氛，从生理学或心理学说来，也是一种自我调整，和梦呓差不多少，对外实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抽象的抒情》)但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文艺与政治原为歧途。“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那么，议论朝政的“抒情”，也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诗教”本身，原就不合乎社会生活的实际。当然，杀头已是极端的措施，也许并不常用，倒是苏东坡那样的“从宽”之例，更多一些。何况文艺家只是因为“抒情”而触怒当朝，其实“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所谓“风流郁烈芬芳，久而弥盛”，故文艺家总未曾绝迹也。
但蔡确似乎不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一类先举枪的、动作超前的文艺家(语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他是政治家。唯做不成政治家的时候，偶然误入“抒情”的文艺家的歧途，结果被政治家“请君入瓮”。这是很有些悲哀的。
按：与2012年第3期《读书》上的《乌台诗案》相比，高下云泥。
读过，手边有他的一套书。现在做扬之水的专题阅读。学其方法，味其学风。刘氏毕竟是学究一途，灵气不多。
确实如陶兄所言，也如钱钟书所拈出的，学士穷研，往往不如文人慧悟。而刘咸炘先生更多的算是一个学养深厚的学者，而非一个创作欲旺盛的文人。
扬之水日记：
（王泗原）先生说，把值得送的书送给爱书的人，对于书来说，是得其所哉。（92.10.30）
按：很壮烈。
（徐梵澄）“要我心里流出来，欲罢不能的时候，写下的才是好文字，若是外来的压力，就一定写不好。”
……
“贺麟是有风云之气的。”“那么先生也是有的了？”“我可没有，我只有浩然之气。”“那鲁迅先生有。”“对，那是大大的风云之气。”（92.11.4）
按：徐先生诗：不着意时书便好，守真规处画难工。性灵功夫交融处，一片天机造化中。对写文章也是一样的观点啊。
风云气和浩然气。一外一内？
“那么先生认为自己可以传世的，是什么呢？”
“《五十奥义书》、《薄伽梵歌》，可以算是吧。此外《老子臆解》，有二十三处发前人所未发，也算有些新东西。”（92.12.28）
按：前读刘小枫书评，识见不凡。不知他看到扬之水日记后，对这二十三处，有何看法？哪二十三处呢？有时间要读一读。
恰巧昨晚翻阅了贺麟先生的《文化与人生》，折服于里面收录的一篇演讲“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真是大气象，风云之气啊！
现找出电子版，贴于此，以飨书友。
陈平原《关于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
陈平原著.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09月第1版：
第二个事情，是去年我在浸会大学做过的一个演讲，里面提到关于教科书的编纂。以通史、概论为主要方式的教科书编纂，是接受西学教育才出现的。传统中国有四书五经，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读本，但是没有哲学概论，也没有文学通史。换句话说，没有今天流行的让学生在一个学期内对某一学科综合把握的那种概论性的教材。以前没有。大概是1903年前后，我们才开始编纂这种教材。这种教科书出现以后，除了在各个大学里流通，影响每个学生知识结构的形成，更重要的是，这种编纂形式，影响到我们对知识的认定，以及我们写作论文的方式。所以，关于什么是“教科书心态”，以及世人是如何从教科书人手理解学问、从事研究的，这里面的陷阱与弊病，我谈得比较多。也就是说，教科书的编订，不仅意味着知识的规训，而且是一种学术表达方式的形成。
按：陈教授在这里谈的是大学的教科书，中小学的教科书的编订，也是在西学东浙的大背下开始的，它影响到每个学生的知识结构的形成，影响到我们观察自然、体悟人生、言语和行动的方式。借用陈教授在另一文中的话，“我们不仅已经改变了观念与思想，而且改变了思维习惯；不仅改变了学问的内容，而且改变了讨论的方式。”（《如何“述学”，什么“文体”》，《文史知识》2012年第11期，第89页）再模仿陈教授论现代性的话说，现有的教科书从形制、体例、内容等方面对师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教科书成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表述方式。（陈教授原话是：“现代性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表述方式。”《如何“述学”，什么“文体”》，《文史知识》2012年第11期，第88页）现在，我们可以做逆向的探讨，教科书能否提供多种表述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思想体系，以助于多样化的人格培养和人才培养？
Less than human : why we demean, enslave, and exterminate others /David Livingstone Smith.—St. Martin’s Press 2011.
非常感谢gidiok的帮助！希望我能感荷gidiok兄的美意，读完这本书，并写出一篇很久以来就想写的文章。
I wouldn’t have considered undertaking this project were it not for the rgings of my friend and colleague Anouar Majid, who insisted that I should evote my energies to investigating dehumanization at a time when I was onsidering various possible projects, and was uncertain which one to hoose. “You’ve got to do it, David!” he said to me enthusiastically over inner one evening.“Everyone talks about humanization, but hardly anyone theorizes it.” As I soon discovered, he was absolutely right.
按：人人谈论非人化，但是没有人进行理论探讨，这是一个问题。我们经常拿出一些大而化之的观点，却缺乏思考的耐心，更不要说论证。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THOMAS JEFFERSON,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ESE THIRTY-FIVE WORDS ARE OFTEN QUOTED reverently. The ideal that they express—the principle that all men (that is, all human beings) have certain basic rights just because they are human—is easy to resonate with, and to applaud. But Jefferson’s words beg a vexing question: the question of who, exactly, should be counted as human.
按：天赋人权，人人都享有某些基本权利。作者却不禁反省：谁被当作这样的“人”？
I wrote this book to bring dehumanization out of the shadows, and to jump-start a conversation that is centuries overdue. To do this, I’ve drawn from a rich palette of sources—including history, psychology, philosophy, biology, and anthropology—to paint a portrait of dehumanization and the forces and mechanisms that sustain it.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ans embraced a certain type of dehumanization, but so did the Athenians during the fourth century before Christ, the Germans of the 1930s and ’40s, and the Eipo tribesmen of highland New Guinea, who refer to their enemies as dung flies, lizards, and worms.
In this book, I will argue that dehumanization is a joint creation of biology, culture,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human mind. Grasping its nature and dynamics requires that we attend to all three elements.
按：“非人化”不仅存在于18世纪的欧洲，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人（后文说：The Nazis labeled Jews as Untermenschen (“subhumans”) because they were convinced that, although Jews looked every bit as human as the average Aryan, this was a facade and that, concealed behind it, Jews were really filthy, parasitic vermin.）和新几内亚高原上的一个部落也会将他们的敌人称作肮脏的苍蝇、蜥蜴和寄生虫。
探讨“非人化”，需要从生物学、文化和心理结构这三个角度入手，缺一不可。
In this book I am concerned with the kind of ehumanization associated with war, genocide, and other forms of mass violence.
I’ve had to deliberately restrict my focus. I’ve chosen to concentrate largely (but not exclusively) on the dehumanization of Jews, sub-Saharan Africans, and Native Americans, for a couple of reasons. One is their immens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e human story is filled with pain and tragedy, but among the horrors that we have perpetrated on one another, the persecution and attempted extermina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the brutal enslavement of African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Native American civilizations in many respects are unparalleled. The other reason is that they have been richly documented, which makes them excellent paradigm cases for discerning the core features of the dehumanizing process. What we learn from them can then be applied elsewhere.
Dehumanization is too important a topic to be left to the experts, so I’ve tried to make this book appealing and accessible to a broad general readership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ddressing the concerns of specialist scholars in several disciplines. In doing this, I’ve done my best to balance academic rigor with engaging prose, on the principle that anything worth explaining is worth explaining in a clear and interesting way. In general, I’ve avoided technical jargon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have included explanations on the occasions when its use was unavoidable. However, there are a couple of exceptions to this rule. There are two ordinary words that I sometimes use in out-of-the-ordinary ways. The words are person and human. This isn’t a self-indulgent plunge into academic obscurity. It’s motivated by the need for a vocabulary to capture ideas that are hard to put into ordinary speech.按：既追求学术论文的严谨，又希望文章写得引人入胜。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或者对必须出现的专业术语进行必要的解释。这也是人性化的体现。通透或者圆融，恰恰要求我们这样做。
It’s clear from these considerations we need a vocabulary to express the conceptual distinction between appearing human and being human. In defiance of the norms of common speech as well as time-honored academic convention, I reserve the word person for any being that appears human. You, the reader, are a person in this sense, and if Dracula, the Terminator, or any other man-shaped monster existed, they would be persons, too. I use human for beings that are members of our own kind, irrespective of their appearance (although what’s meant by “our own kind” won’t become fully clear until Chapter Seven). You are human, but Dracula and the Terminator aren’t, even though they look human. John Merrick, the “Elephant Man” was human, in spite of his nonhuman appearance.
In Chapter One, I explain why investigating dehumanization is worthwhile. To do this, I make use of some examples from World War II. Although most educated people are aware that the Nazis dehumanized Jews, Gypsies, and others, it’s less commonly known that all the major players in the war, including the Allied forces, dehumanized their enemies. After delving into these historical examples, I talk about the role of dehumaniz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focusing on how it manifests in the mass media, particularly in coverage of the ongoing conflic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battle against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Most discussion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dehumanization begin with the work of twentieth-century social psychologists. But these were latecomers: the story actually begins many centuries earlier. My mission in Chapter Two is to describe how the concept of dehumanization evolved over the centuries, starting with ancient authors such as Aristotle, Augustine, and Boethius, then moving forward through the Middle Ages and Enlightenment right up to the present. This hitherto unwritten piece of history also gives me an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a key theoretical idea that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later on in the book: the notion of essence.
In Chapter Three, I tell the story of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New World, and the dehumanization of its indigenous peopl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Native Americans were human had been simmering ever since the Spanish arrived in the Caribbean. It came to a head in 1550, when campaigner for Indian rights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clashed with
Spanish humanist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in a debate that has been described as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vents in Western political history.7 I use these events as a springboard to discuss and assess ideas about dehumanization that have been advanced by psychologists since the early 1970s, and finally round off the chapter with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notions of essence and appearance introduced in Chapter Two.
Chapter Four focuses on the role of dehumanization in slavery. I discuss the history of slavery, from ancient times onward, including both the trans-Saharan and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s, all the while focusing on how slaves were considered subhuman animals. I also touch on race and racism in this chapter (a subject to which I return in Chapter Six), and then turn to the issu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looking at how dehumanization weakens our inhibitions against behaving cruelly toward our fellow human beings.
Chapter Five takes up the role of dehumanization in genocide. I survey the part it played in six major genocides: the German genocide of the Herero in 1904, the Armenian genocide of 1915–16, the Holocaust, the Cambodian genocide, the Rwandan genocide of 1994, and the recent genocide in the Darfur region of Sudan. I then go on to examine a Nazi publication of the 1940s entitled The Subhuman, and use this text to identify some of the core features of the dehumanizing process.
The next three chapters pull together many of the strands from the preceding chapters, and weave them into a theory of dehumanization that is sensitive to its cultural, psychological, and biological dimensions.
Chapter Six looks at the concept of race,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acism and dehumanization. Although everyday notions of race are scientifically groundless, most people continue to take the idea of race seriously. Social constructivists see race as an ideological category, but they ignore its psychological underpinnings. I argue that, understood correctly, the notion of race (together with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responsible for our tendency to view people through racially tinted spectacles) is crucial for making sense of the dehumanizing process. Dehumanization feeds on racism; without racism, it probably couldn’t exist.
It’s often said that war is not uniquely human, and that ants as well as chimpanzees also wage war on one another. In Chapter Seven, I critically assess this assertion, and argue that same-species killing by these animals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 form of war, basing my conclusion on a comparison of intercommunity violence or “raiding” by chimpanzees and raiding by the Yanomam
Dehumanization isn’t a way of talking. It’s a way of thinking—a way of thinking that, sadly, comes all too easily to us. Dehumanization is a scourge, and has been so for millennia. It acts as a psychological lubricant, dissolving our inhibitions and inflaming our destructive passions. As such, it empowers us to perform acts that would, under other circumstances, be unthinkable.
按：“非人化”不只是一套说辞，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浮于表面的思考，把表面的存在挖得乱七八糟。
A rough answer isn’t hard to come by. Thinking sets the agenda for action, and thinking of humans as less than human paves the way for atrocity. The Nazis were explicit about the status of their victims. They were Untermenschen—subhumans—and as such were excluded from the system of mor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hat bind humankind together. It’s wrong to kill a person, but permissible to exterminate a rat. To the Nazis, all the Jews, Gypsies, and the others were rats: dangerous, disease-carrying rats.
按：作者引用军事法庭审判为纳粹服务的医务人员时说：“在他们的谋杀过程中，这些不幸的人们不再是一个个的人，而是一群连动物都不如的试验品（they came in wholesale lots and treated worse than animals）。”这句话让作者看到“非人化”。在纳粹看来，他们不是人，自然没有人应该有的种种权利和义务。杀人是不对的，但是杀一个小白鼠却是可以的。在纳粹看来，那些犹太人、俄罗斯人、罗马人、波兰人、吉普赛人，就是危险的带病菌的老鼠（dangerous, disease-carring r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