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教授最近的两次发言（整理稿）
在“倾听第一线老师的声音”讨论会上的发言（2012年9月9日）
钱理群
这两天学到很多东西，昨天晚上很多老师谈了很多一线的情况，受益不小。今天想谈三个问题：
第一、超教育而言教育。
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就教育而谈教育了，必须超越教育而谈教育问题。我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呢？
去年我和北大的志愿者一起作了一件事：为教育界前辈高仁山先生出文集，建墓立碑。高仁山先生是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教育系主任，也是中学教育改革的一位先驱。他后来成了国民党的左派，参与革命活动，因而成为继李大钊之后第二个被张作霖杀害的先烈，而且他是被押送到菜市口公开问斩的，是北大唯一的一个如此惨烈牺牲的教授。但人们却把他遗忘，几十年无人问津。我们这些北大的教师、学生也是因为偶然的原因，了解到高仁山先生的事迹，深感有愧先烈，经过好几年的努力，才在香山植物园将他迁坟安葬，也借此机会，重新认识他的教育遗产。我因此写有一篇《高仁山先生文集》序言（文章收在今天将要送给诸位的《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的书里），提到他的教育思想有两个要点。一是“在教育内部强调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是最根本的，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验应以教育制度的改革、建设为前提、条件与保证；不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只想用教育方法的改革来作修补，不但无济于事，还很可能是南辕北辙”。二是“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又必须以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建设作为依托。因此，一个真正关心、热心教育的教育家，就不能只关心、热心教育，而要超越教育，关心并参与政治与经济的改革。”高仁山先生后来弃教从政，积极参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并因此而献身，都是抓住了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是真正的教育改革的逻辑之必然，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的必然选择与归宿。他的“超教育而言教育”的思想与选择，在今天的中国，特别显示出其重要意义。
当下中国教育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因为只限于教育方法的改革和实验，而回避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而且是在政治改革滞后、经济改革畸形化情况下，单方面进行教育改革。这样的教育改革必然受到未加改革与约束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干预，甚至控制，其走向形式化，以至变质，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像高仁山先生这样，“超教育而言教育”，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实验，是永远不会走上合理的轨道，没有希望的。
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在前一次讲话里，我谈到自己大概是从1998年左右介入中小学教育改革的；现在回过头来总结，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以“思想者”的身份与姿态参与，主要是提出自己的教育理念，依据教育理想对现行教育的问题进行尖锐的批判，其主要成果收在《语文教育门外谈》一书中，这样的坚持理想的批判立场，遭来了“有人欢喜，有人骂，有人怕”的社会反响。也有教师和朋友善意提醒我，应该更多地结合教学实际，更多地做实事。于是，我对自己的立场作了一个调整，努力追求“思想者与实践者相结合”。于是，我作了两件事，一是把目光转向教育第一线的老师，为他们服务：编选课外读物，作文本解读；同时，又努力发现“真正的教师”，向他们学习，又总结他们的经验，企图从中形成中国自己的中小学教育学（包括语文教育学）。其次，在退休以后的2004年、2005年我又亲自到中学去开设“鲁迅作品选读”课，直接参与中学教育实践。这样的努力的成果，主要收在我的六本书里，即《我的教师梦》、《做教师真难真好》、《钱理群语文教育新编》、《钱理群中学讲鲁迅》、《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经典阅读与语文教学》。但正是在和第一线教师的接触和我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我逐渐得出一个结论：在现行的中国中学教育体制下，应试教育之外的任何教育都很难进入校园。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我前面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以及经济改革的变形。我突然发现，我在中国现行的也已经变了质的教育改革中，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于是，我对中小学教育的参与，必须有新的选择，即“超教育而言教育”。熟悉我的朋友早就注意到，这些年我已经把主要精力，转向现代民间思想史、共和国史和毛泽东的研究。这样的重心转移，固然主要是出于我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和兴趣，但也是为了要从更大的范围、更深层次对中国教育问题进行追根溯源的探究。这方面的成果已经有《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等书。
这里要和诸位交谈的，是我的一个研究心得。在讨论教育和其他中国问题时，人们通常说这是体制问题。现在正应该追问：这是什么样的体制，这样的体制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和我们教育问题是直接相关的，弄清楚了，就可以回答我们教育当中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我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叫“五七体制”，这是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提出的“大权独揽”，统管一切的体制，这个体制之前就有，但是1957年以后，把它完整化、体系化了。其具体内涵有五个层面。一是党和政府不分，党即国家。比如党的各级政法委就是凌驾于作为国家政府部门的法院和公安部门之上。二是军队只属于党，是所谓“党军”。三是不允许有任何不受党控制的社会组织存在，没有独立工会，农会，教师没有独立教师工会，党是唯一者。四，党要管思想、管脑袋。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要让党的思想“进入学校，课堂，进入学生的脑袋”。这其实是说出了当下中国教育的本质的，就是要为党统一全国老百姓和下一代的思想服务。不仅统一思想，还要统一言说方式，以及言说背后的思维方式。多年来高考指挥棒造成的“说大话，假话，空话，华丽、花哨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我们的教育所要求的。其后果大家都看到了。最后，党的绝对领导要落实到每一个单位的第一把手上，叫做第一把手专政。昨天马老师发言里那么痛苦的谈到，在他所在的底层学校，一个校长、支部书记就可以肆无忌惮的管你，就因为他拥有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你反他就是反党，你对提意见他就可以宣布你是“反革命暴乱集团”。这个例子可能有点极端，但也很能说明问题，马老师觉得不可理解，其实这样的绝对权力的统管一切，是普遍的，只是马老师所在的底层学校表现得更为露骨而已。这样一种党绝对控制下的、为党管思想服务的教育，就会出现老师们所说的“权力至上”的教育逻辑，大家都要争权力，连普通的老师都会利用自己拥有的有限的权力对学生进行暴力统治，许老师讲得非常深刻，专制成为日常教学生活逻辑了，可以不假思考的这样做，成了习惯。你要违背这个逻辑，你就是异端，他就要把你搞掉。这就注定了在这样一个权力至上的体制下，我们的教育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
第二个是八九风波以后形成的体制。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就是绝对的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和市场结合，就造成了真正的两极分化。首先是形成了权贵资本阶级。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就是新的阶级，用社会学的概念，可以叫做新的阶层。当代中国有这样几大阶层：权贵资本阶层，知识精英阶层，私营资本阶层，属于上层社会；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农民工，这是社会的底层。而且每一个阶级（阶层）都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全力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现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各种利益群体。问题是弱势群体完全没有任何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掌权者却可以利用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样，支配人们行动的，已经不是什么观念，而是赤裸裸的利益。我同意梁卫星老师的观点，现在中国的教育，已经不是什么教育观念之争，而是利益之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以前语文教育界有人文论、工具论之争，很多人把我看作人文论的一个代表人物，开始我也很热心于这样的争论，后来我就慢慢发现，现在很多人讲人文比我还彻底，但是他做的时候却按照他的利益去做。现在支配中国教育行为的，已经不是教育理念，理想，方法，而是利益；尽管人们依然在口头上大谈各种教育理念的高调。中国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及的利益链条，占据主导地位的无疑是掌握份额不等的权力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包括不同程度跟着他们以求分得一杯羹的教师，职员，以及各种“吃应试教育饭”的辅助教材的编写者、出版者，补习学校----等等花样百出的利益群体，还有期待通过应试教育达到让孩子往上爬的利益要求的相当部分的家长，以至学生自己。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如果真的要把应试教育变成素质教育，多少人饭碗就没有了，那是要跟你拼命的。当年我介入中小学教育，为什么有些人死命要把我赶走，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触犯了他的利益，并不在教育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我就注意到，当年我的一些批判者早已把我的教育观念拿过去了，比我还彻底；但他仍然不容你，因为你妨碍了他的利益。现在中国教育的问题是利益的问题，不是观念问题，也不是方法问题。这是必须首先看清楚的。
因此，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的改革，包括教育的改革，就要追问：改革的动力是什么，它的利益需求是什么？谁来主导改革？改革的结果对谁有利？我想到鲁迅的三句话，非常的深刻：“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还没有阔气的要改革”。以此观察当下中国的改革，就有三种：一是曾经的权势者要求于推动的改革，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到过去，到毛泽东时代，在教育方面就是要恢复“十七年（1949——1966）的教育。二是当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根本不愿意改革，缺乏改革的动力。但因为大家都在要求改革，也就把改革的旗帜拿在自己手里，以便通过他主导的改革来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我完全理解梁卫星老师为什么说，他一听到“教育改革”，就头皮发麻，因为今天正是教育领域里的既得利益者在操纵所谓的“教育改革”，这种改革只能继续以新的名目来损害教育弱势群体的利益。我是1998年介入教育改革的，我发现2000年开始，中国教育实行产业化以后，也就是前面说的权力和市场的结合以后，就逐步出现了全面的大溃退，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是“教育改革”呼声最高的几年，恰好也是最糟糕的几年，教育改革的结果大家都看见了，说一句极端点的话：教育不改还多少能按常识运转，越改越糟。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以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为动力，为主导的。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两大体制问题：权力与利益的结合。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在现行的政治、经济、教育体制下，中国的教育面貌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是每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当然，从更深层次来看，教育本身存在就存在着矛盾。教育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事业。我们的教育理想，是一个彼岸的理想，只能逐渐趋近，而不可能完全达到。教育的乌托邦理想，就像北斗星一样，照亮此岸教育的黑暗，成为批判现实的一种资源、力量，同时成为改革的动力，经过努力，可以不断趋近教育的理想状态，却不可能完全实现。这就决定了真正的教育理想主义者，是永远不满意现状的，即使将来教育发生了大的变化，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也依然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于是又有新的不满，新的反抗。这样，一个真正坚守教育理想主义的教师，必然是边缘化的，孤独的。这个边缘化的位置和孤独的命运，是教育理想主义本身必然带来的。它既让你永远为理想而奋斗，并从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与快乐，但同时它必然给你带来永远的巨大的痛苦，快乐和痛苦是伴随的，我把它叫做“丰富的痛苦”，我痛苦、孤独，但从不感到空虚，我的生命永远是充实的。对这一点，也要看透，如果你想做一个教育的理想主义者，必须准备好永远孤独、永远边缘化，同时享受着丰富的痛苦。
这样说，也许太悲观了。出路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今天想和诸位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关于在绝望中寻找出路，“联合起来，改变自己的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们还要重新谈一谈马小平。昨天马小平的学生黄素珍在这里发言，她曾写了一篇文章阐释她老师的思想，提出了“意义的创造”的概念，强调必须“回归日常，回归于平凡的生活，回归日常的实践”。马小平在跟黄素珍的谈话里也说到“生活毕竟不是关在窗子里漫谈理想，生活是严峻的、严肃的，也是残酷的，我们不能绕过今天的教育现状，生活到明天去。我们必须从今天起步，一步一步地迈向未来”。他说：“诗意化的生活的秘密不是别的，就是行动起来，用审美的眼光打量我们的生活，打量我们的工作，打量我们的人际关系。从现有生活资源中去吸取一种快乐和幸福。只要我们倾心去创作事物，去创造一堂课，去创造一次解决过程，去创造一次美好的生活经历，去创造美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就在创造世界了，就是在创造诗意了。所有的诗意都存在于我们生活的体验中和过程之中”。
这里我也想介绍一下一位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的，也是我很熟悉的老朋友王栋生先生，他为这次会议准备了一篇发言，我念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曾寄希望于教育管理部门能够为未来做些实事，我曾寄希望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也曾寄希望于社会的觉醒，但是，现今我更重视的，是个人的思考与实践。爱因斯坦说过，‘只有个人才能思考’。同样，只有个人才能读书，也只有个人的实践才能获取有价值的经验。因此作为教育者的人文阅读就显得无比重要。全国一千多万教学工作者，如果有十分之一的人有某种基本的人文品质，中国教育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局面”。他说应该从提高教师个人的人文素养开始，“一所学校能有几个思想上独来独往的教师，能有一群读书人，或许如暗夜中的几盏灯，能给‘统一思想’下的学生一点精神的亮色”。
我由马小平老师和王栋生老师的话，联想起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家，也就是我今天要向大家着重介绍的，捷克思想家哈维尔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小平老师曾经写过一篇《走近哈维尔》的文章，说他“一直想找机会向我的学生介绍哈维尔这个人”。也就是说，马小平曾经想把哈维尔思想引进中国教育界；我今天就是要继续他的工作，建议老师们去读一读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这篇文章（收《哈维尔文集》）。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思想，叫做“存在革命”。“革命”这个词或许有些敏感，我们可以改变一个词，叫“教育存在的变革”。“存在革命（变革）”的思想，在我看来有四个要点，跟我们这次会议的讨论的问题比较接近，实际上我们已经这么做了，我想作一点理论的提升。其一、从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从改变自己的存在，改变自己的教育存在开始。以“建设你自己”作为“建设社会”的开端：要改变革教育状况，从自己的每一堂课开始，从每一次教育行为，每一个教育细节开始，和一群朋友共同一起改变我们的教育存在。当整个社会靠谎言生存的时候，我们这个小群体部分地生活在真实中；当整个社会在追求享乐的时候，我们这个小群体，尝试过一种有社会承担的、物质简单、精神丰富的生活方式；在意义真空的教育大环境里面，我们尝试一种有意义的教育，进行有意义的教学实验。这就意味着，要“在现有框架之中加进一些异数”，不直接和现有框架、体制对抗，而在力所能及的、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按照我们的理念去做我们的教育工作，创造具有内在对抗性的“第二文化”、“第二教育”，并在这一过程中追求自身有意义的存在。在我看来，很多老师的工作就是在建立第二教育。但无须张扬，也不摆出挑战姿态，只默默地做，持续地做，一点一滴地做：真正的教育从来都是“润物细无声”的。
第二、它牢牢把握“当下”，不虚构美好的未来，不寄希望于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教育弊端的所谓“彻底、根本的变革”，而宁愿采取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态度。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就是为了美好的今天。所以它必然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且从当下做起，并在当下的教育实践里，获得意义，享受快乐，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渺茫的、幻想的。
第三、从下面开始，起点在权力之外的某个地方，即我和你，我们之间。眼光向下，立足于自身，立足于和自己一样独立的人们。而且面对的永远是一些具体的个人，一个一个具体的学生。也就是我经常讲的：“帮一个算一个”。这是一个草根运动，也可以说是一个教育志愿者的运动，力量就在你自己和你的朋友，一起来把握自己的命运，教育的命运。
第四、更注重行动，不仅是理想主义者，更是清醒的、理性的、低调的行动主义者，做一个普通人应该做或者可以做的事情。就像刚才许丽芬说的，在荒诞教育环境下，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而且要相信只要有一个人做，有一群人做，就会有更多的人做，它是有辐射效应的。我们要有自信：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符合人性的，是符合教育本性的。因此只要做好了，有效果了，就有说服力，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孤单，也只是相对的。
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认清了中国教育不可能有大的变化，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的前提下，我们又要“反抗绝望”，做有限的和可以做到的事情，提倡一种静悄悄的教育变革，从我们身边做起的，来自于底层的教育存在的变革。既对教育现实保持清醒，又采取进取的态度，既悲观，又积极：这两个侧面是相反相成的。就像我一再强调的，在座的老师，还有比例很小、绝对量并不小的老师，都已经在这么做了，我只是希望把这样的努力，变得更加自觉，并逐渐吸引更多的朋友参与其间。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我们要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做这些事情？
这也是对老师们的经验的总结，就是两句话：一是韧性精神，二是教育智慧。
这里我稍微展开来讲一点鲁迅有关“韧性精神”的思想。他讲了一个故事：你要到山东去，带行李下火车的时候，就会碰到当地的青皮，他给你运货，说要两块钱。你说：路不远，他还是说要两块钱；你说：行李不重，他依然说要两块钱；最后你说：不要你送了，行不行？不行，还要两块钱。认准一个目标，要两块钱，就要到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鲁迅说，这样的流氓习气固不足取，但其韧性精神却值得学习。
我理解鲁迅倡导的韧性精神具体来说有三个要点。首先是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鲁迅说：一代不行，就两代、三代-----地坚持下去。从个体生命来说，一代、两代、三代的时间确实太长了，有点可怕；但是从民族的发展来看，两代、三代就不算什么。我是看明白、也想明白了，反正在我的有生之年，已经看不到中国教育会有多少长进；而且在我看来，在座所有老师，大概都看不到自己教育理想的实现，原因就是前面说的中国改革（不仅是教育改革）的空前复杂与艰巨，对此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和思想准备。我们的努力，只能是“只顾耕耘。不问收获”。
第二、要慢而不息。这个“慢”包含两个含义：一是中国做事情太困难了，鲁迅说连搬一个桌子都要流血。因此，只能慢，必须慢。另一面，教育本质上就是一个慢的事业，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是急不得，也无法立竿见影的。但是不能因为慢，就停息不前。要慢而不息，认定要做一件事，就做到底，绝不停止，绝不放弃。即使落后，也要坚持做；不怕慢，只怕站着不干。
最后，鲁迅还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认准一个目标，有几种做法，一个是不吃、不喝、不睡去干，精神可嘉，持续不了，顶多一个月。但是一边做，一边该谈恋爱，该读书就读书，该玩就玩，这就可以持续很长时间。这就是说，要把你的奋斗变成日常生活实践，不是在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去做事情，那只能坚持很短一段，无法持久。如果变成日常生活化的努力，就可以长期做下去。
我在很多场合都讲鲁迅的这一思想。我说有三种活法：一种是“只打不玩”，精神可嘉，却难以坚持；一种是“只玩不打”。其实，这是现在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要尊重这种选择，只要他是用自己诚实的劳动，支持自己的“玩”，是不失为一种人生选择。但是我们这些人，总想做一点利己利人的事，就不能只玩不打了。那么，就只能“边玩边打”，一边为自己的某个长远的或短期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同时该玩就玩，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坦白说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每年都看准时机写一两篇很“狠”的文章，有人欢喜，有人骂，还有人怕。我也不管，从来不看别人的反应，骂我也听不见。我就去玩了：该旅游就旅游，该看戏就看戏。等到休息好了，再找个机会，写篇文章“打”一下：这样的日子，多痛快！
我最喜欢鲁迅说的两个字：“纠缠”，像毒蛇一样地纠缠。我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介入就是毒蛇般的纠缠。一些教育界的既得利益者不是不喜欢我，要赶我吗，我偏不走。这个世界绝不能让既得利益者那么顺利地独占一切，总要有人反对。我的存在就是让你不舒服，明知道打不过你，也要纠缠不止，这也是一种人生价值。很多青年让我题词，我就是写这八个字：“边打边玩，纠缠不止”。
但纠缠也要有方法，这就是“智慧”。这就涉及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我经常说，思想者和实践者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思想者讲彻底，超前，实践者要讲现实条件，讲妥协。在现实生活与教育实践里，完全不妥协是不行的，但妥协又要有一个度，过了度，就会失去自己。如何掌握好“度”，既能通过一定的妥协，把事情办成，又不失度，不丧失自己的基本原则，这就需要智慧。这里还涉及对现代体制的分析。刚才已经谈到体制的根本问题，这是就其整体而言，具体的实际情况就比概括的分析复杂得多。统治尽管严密，却并非毫无空隙。我在第一天讲话里，提到在座的老师遇到的五大问题，其实也还有另一方面。
第一、行政部门的压制固然存在，但也不是铁板一块，而且时紧时松，这就有鲁迅说的“钻法网”的可能：当它松的时候，你就拼命挤进去，把它扩大；等它紧的时候，你就沉下来做准备；再松了就再作发挥，而且发挥得更为充分。这是一个反复博弈的过程，而且缝隙会越来越大，路越走越宽，反正我们并不谋求私利，就是想按我们的信念，做一点有利于学生健全发展的事情，这是关不了，档不住的。
第二、现在家长的情况总体来说，问题很多，常常成为应试教育的社会基础。但据我的观察，家长也在发生变化，一些家长本身就有一定的人文素养，他对现行的应试教育是有看法的，这就有了和我们沟通的可能。如果我们做好工作，至少有一部分家长是会由阻力变为支持我们的存在变革的动力的。
还有学生。学生的不理解，以至反对，这确实是我们最感痛苦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学生的可塑性，关键还是看我们的引导。我一直认为我们严重了低估了中学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只要引导得当，孩子是能够成为改变教育存在的主要的推动力。刚才夏昆老师发言里谈到了学生对他的试验的支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和体验。
第四，同行的不理解与掣肘，确实让人沮丧；但也要看到，同行也是复杂，可能变的。今天夏昆老师没来得及讲，但他昨天告诉我，他所做的艺术教学，最初被看作是异端，但最近变了，有的老师主动要求他提供电影教育方面的资料。你做得好，学生接受了，就有可能被一部分同行接受，不管他动机如何，这总是好事。反对你的同行，也有变的可能，我们的教育试验，在学校里并非完全没有发展的空间。
最后，社会环境也会发生变化。这次企业家的介入，本身就说明了外在的环境正在变化，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有识之士，理解与支持我们。而且我认为经过努力，宽容、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是可以在局部范围内实现的。发展空间与机会总是有的，就看你能不能利用机会，关键在你有没有足够的教育智慧在现行体制下寻找发展的空间。
我想总结几句话，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教育的艰难时刻，这不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这是我们分析的前提。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作为，也还可以有作为，不能大有作为，但是小有作为、中有作为是可能的，而且要靠我们自己去创造、努力的，这里就有一点孔夫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这其实也是鲁迅的反抗绝望的精神。同时，我们要自救、互助，就是我在前一次讲话里说的“好人联合起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最喜欢用的词就是“相濡以沫”，越是艰难时刻越是需要相濡以沫。我相信历史的合力的作用，大家不要只看着自己，或者我们这个小圈子，其实全中国很多人都在努力，只不过彼此不知道罢了。我们无须串联，默默地做就行。但是要相信，和你一样默默做事的有很多人，而且各人用适合于自己的不同的方式去做。最后就会形成历史合力，会发挥你意想不到的巨大的作用。这就是我的悲观中的乐观：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包括我们这样的普通教师，大家都在思考，在聚集，在行动，这就是希望的所在。
2012年9月8 日开幕式上的讲话
非常感谢王瑛女士和主办方给我一个机会，和来自教育第一线的老师们见面。在座的很多老师我们都是神交已久，或者文字之交已久，但是没有见过面，现在有机会聚在一起，我真的特别高兴。
我感到遗憾的，是有三位老师没有来。我的母校南师附中的王栋生老师和王雷老师，他们此刻在南京也有一个教育活动，只得缺席；还有一位四川农村中学的李国斌老师，我和他相识很有意思：是他的学生找到我，说钱先生你一定要写一下李老师；我想如此受到学生爱戴的老师应该是有魅力的，于是就把他写的《我的学生我的班》找来看，一看就觉得有许多话要说。此时他已经得了癌症，在他动手术之前我赶着把文章写好寄去。这次开会，我就提出一定要请他来，后来才得知他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就没有来。我们在这里祝福李老师的身体逐渐好转吧。
见到诸位，我首先想起的，是我大概是1998年开始介入中小学的教育改革和语文教育改革的，到现在14年了。这一路风风雨雨地走来，经过很多的曲折，有的人总想把我赶出中小学教育界，回到我应该去的地方——大学，但是我偏要留下来。我为什么要留下来，并且坚持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座的老师们对我的支持。
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在寂寞和孤独中相濡以沫，我不能离开诸位，诸位也不能离开我，而且无需有更多的交往，我们会有一种心灵的契合。有这一点，就足够，足以使我心满意足了。在这里我应该向这些年支持我，和我一起艰难前行的老师们表示谢意！（起立鞠躬）
今天看到很多马小平的同事、学生、朋友、同学，我也非常感动。我是通过马老师的学生王翔，后来又通过也是学生的黄素珍认识他的，从一开始就感觉到这位老师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的生命和学生的生命紧紧交融在一起，我甚至感觉到已经形成了一个生命的共同体。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很高的教育境界，很高的教师的人的境界：这是马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
马老师给我的第二印象，是他特具的世界眼光，全球意识。他不仅从中国现实出发，更从世界性教育危机、人类文明发展危机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问题来看中国的教育，这几乎是我所接触到的中学教师中绝无仅有的，眼光之高远让我非常折服。
第三个印象：他是一个“精神的人”，有很高的精神追求，一开始就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一个中学老师能够走得多远？”他和王翔有一个对话，让我非常震动。王翔评论说，“老师，你是永远年轻的，你有一颗燃烧的心。”马老师对他说，“你也有一颗燃烧的心，但我和你不一样，你自己燃烧，我燃烧自己我还要燃烧学生。”这有力地证实了我的一个观察和判断：我们对中学老师及中学生的潜力远远的估计不足。我们教育的问题恰好在于，对于中学教师和中学生潜力的压抑，如果释放出来是非常了不起的。那是真正能改变中国与世界的教育的。
当然让我最感到震撼的，是曾鸣写的那个报道里的细节：“有一次马老师被许多的家长围住，责问他为什么不按应试教育那一套教学，马老师显得很疲惫，甚至有一点手足无措，最后泣不成声。”这个场面真正的让我震撼，并由此形成了两个概念，提出了两个教育命题。一个是“真正的的教师”的命运。什么是真正的教师，或者说合格的教师？我跟南师附中的王栋生老师有一个交流，我们共同认为，真正的教师、合格的教师应该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独立思考；第二喜欢读书；第三他的一切教育活动，以致他的生命，都是围绕着学生的健全成长，这是他的教学的出发点和归结点。但是这样的真正教师，像马老师的命运所昭示的那样，在中国现实的教育环境里，却要面对五大困境。一是不同程度上受到教育部门、行政部门的压力；二是受到家长的包围，教育产业化的结果，已经根本改变了家长和老师的关系，变成雇主、老板和雇员的关系；三是反对自己的常常是学生，应试教育已经成为学生一种内在的要求；四是常常受到同行的另眼看待；五是社会舆论的不理解。这五个方面压力最后就转换成内在压力，形成自我心灵的困境：我教书还有意义吗？我还能坚持下去吗？我想在座的老师大概都会经常这样拷问自己，好多人都觉得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我想马小平老师的痛苦大概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这样的真正教师、合格教师，本来应该是我们教育改革的动力或者依靠对象，但实际却恰好不是。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依靠的是什么人呢？我也有一个概括，叫“不合格的教师”或者“伪教师”。他们或者是低智商的粗俗的利己主义者，或者是高智商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教学水平可能并不低，因此很容易和真正的教师相混淆，但是有一个根本区别：“伪教师”是没有任何教育思想、理想，也毫无教育公心，既不真正关心学生的成长，也不从教育自身追求个人生命的意义，只是追求和教育本质相违背的个人名利，因此他们一切教育行为都是围绕权力转的，迎合领导也就会表演作秀。我在这里并不是对这些教师进行个人道德的谴责，这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他们是现行教育体系弊端的产物，同时也是现行教育体系得以维持、得以发展的支柱，但他们常常成为我们教育改革的骨干和依靠对象。
在我看来，中国的教育改革的问题就在这里：真正的动力和依靠对象受到排斥、打压，发不出声音；而另外一些低智商、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却在拼命谋取利益，现在是利益把这些人捆绑在一起了，为了利益的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了利益的改革是什么改革？这是应该提出根本质疑的。
那么我们怎么办？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两个方面的事情。
一是“互助”，大家聚集起来，尽可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尽可能地营造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环境。我觉得今天到会的媒体朋友们，在这方面应该做更多的事情。刚才杨林科老师讲，当他最困难的时候是《华商报》支持他的，在《华商报》展开了讨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方面媒体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在评论杨老师的文章里，就提出要“营造一个扬善抑恶、宽容宽松的教育环境”，这是我们能够做的。我想王瑛女士今天开这个会就是想在这方面一点工作，这是互助。
二是“自救”，就是老师们自己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我想今天的会议也是一种方式，大家交流、互相认识，以后还要保持联系。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会觉得非常孤独，包括我自己，我坐在书房里觉得非常寂寞，今天在这里看到大家，就觉得很温暖，因为你发现还有很多人跟你的想法是接近的，这就是我说的相濡以沫，自己救自己。我想王瑛女士组织这个活动，大致就是这两个目的，一是营造一个环境，帮助大家发出声音来，并且放大诸位的声音，所以叫做“寻找来自一线老师的声音”；第二就是为大家建立一个相互联系的平台。在座的杨东平老师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我到处讲。杨老师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好人联合起来，坏人已经联合起来了，他们干了那么多坏事。我们好人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好人为什么这么软弱？好人应该联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会议就是好人联合起来，讨论我们自己的事情，然后发出自己的声音。
谢谢大家！
“1912年9月8 日开幕式上的讲话”应该是2012年，笔误吧，呵呵 是的。多谢楼上指正。这是别人传过来的。记得改了，怎么还是这样子。 看到陶梦兄台整理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的关于教育的两次讲话，引起了兴趣。不是有个“三农”问题吗？实际教育事业的主体也有个教育部门的主管、教师、学生的问题。今不妨重温北大之父——蔡元培当年关于教育问题的演讲，似乎对现实的教育问题也有所裨益。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蔡元培）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惧？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仕事，但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己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此演说发表于1917年4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京大学开始执行校长职务。1月9日发表就职演说，提出办大学的三项基本方针，并以此为标准开始了改造旧北大、建设新北大约伟业。
此文又收入《蔡元培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0 ，第70——72页。 拜讀兄所發之帖，想見兄為人，請絲綢之路兄台多多指教。 引用第4楼陶梦于2012-10-08 20:33发表的 :
拜讀兄所發之帖，想見兄為人，請絲綢之路兄台多多指教。
陶梦兄客气了。上文“建设新北大约伟业”应为“建设新北大的伟业”，可能还有其它错别字。 教育制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就拿新中国的教育制度来说，大体主要的就包括：
教育指导方针（文教政策），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核心的东西是教育指导思想、指导方针。
基本制度：根据教育立法，大陆实行学制体制（学前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制度和成人教育制度），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学校工作制度（思政。教学、科研、后勤等），国家教育考试制度，学业证书、学位制度，教育督导制度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评估、考核制度等。
此外，教育立法、教育投资体制、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体制，都是现代教育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香港、澳门也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教育制度。
余语：教育制度的完善和创新。既受国家政治环境的影响，财政拨款力度的制约，也涉及是否有国际视野，吸收世界一流学校成功的经验，是否善于总结教训。等等，不一而足。钱理群教授的“超教育而言教育”，是很有见地的。教育业的问题既有教育本身的，但更有来自非本身的。 “—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钱教授选择在9月9日北京“寻找来自—线老师的声音”座谈会上，发出这样的足够让人去深刻思考的声音，是对他从北大退休后在中学教育十年里的一声无助的呐喊！
“现在已经不是教育理念的问题，是利益链条的问题。学校、教师、学生、家长都成了利益链条上的一环，谈理论他们也许会讲得比你还好听，但是做就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对现行国家的基础教育的一个较为直白的总结，通过他十年来的所闻、所见和所想，结合我们自己的亲身体会，我认为是比较准确的。教育的改革关乎民族的未来！
钱教授与现行填鸭式的中学教育”纠缠“了十年，谁能理解这位为民族教育身体力行的教育家内心的无奈。“现在不是教育大可作为的时候。”，但是给年轻教师的告诫，“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至少让我深深感到“五四”以来已经很少见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执着、责任、大爱和包容。钱老，辛苦了！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教育的艰难时刻，这不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 举步维艰与另觅新境——读钱理群先生的《做教师真难，真好》 http://img1.douban.com/lpic/s3943361.jpg 这本《做教师真难，真好》其中的文章和书评，大多以人文情怀为主去看语文教育教学，不能说这样不对，但人文情怀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景，而非切实可行的能力。尤其是不能以人文情怀代替扎实的教育教学研究。钱理群先生之所以失败，一方面是其陈义过高，跳跃性太大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学生缺乏相应知识基础和研究能力所致。不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自然举步维艰。虽说归罪应试已经是万灵的理由，但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即便不顾应试，这些因素所产生的问题，也不容小觑。
而且基础教育中行政化的手段一直挥之不去，对教育的发展已经成了一个大障碍。教师没有自主权，也就无法灵活运用教学原理和教学方法，而因材施教更成为了空谈。
在目前科学收割和功利思想的影响下，学生的成绩=教师的业绩=领导的政绩，即便教师可以放下自己的业绩，但家长盯成绩，领导要政绩的压力依然存在。更何况，在经济利益的时代“三绩”又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而领导又拥有聘任的权利，教师即便可以为了追求真实的教育而抵抗不合理的要求，但现实生活却会提醒他“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钱老之所以在中学失败，恐怕还有中学教师因为感到生存压力，而不得不走“三绩”路线以自保的原因。钱老孤军奋进，又不知己知彼，自然难以凯旋而归了。
就目前“三绩”循环之紧密来说，从其内部使之毁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其问题不在教育上，而是在认识上和制度上。其实，以钱先生的影响，应该走一条“三绩”之外的路。例如，以其影响广邀各行业的成功人士走进校园举办讲座。给学生们指出“唯绩是看”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人生空间，这样才有可能使学生认识到中学阶段只是一个必经阶段，而大学也不是人生的最终标的，从而减少“混大学”的现象，也可能会开启一部分学生的求知欲与探索心。如果真能有人做到这个无用功，那么其功德亦是无量的。因为人生的启迪总是来源于人，而不是来源于书本上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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