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剪贴簿
董橋：《景泰蓝之夜》陸谷孫先生英漢大辭典有 sunny-side up條，說：「（煎蛋時為使蛋黃留在上面而）單煎一面的： two eggs sunny-side up兩個單面煎的蛋」。
「古書上認定琺瑯器皿是婦人閨閣玩物，非士大夫文房清供；
瓷器表層的玻璃光叫釉，瓦片上的玻璃光叫琉璃，塗在金屬器物外表的那層玻璃光叫琺瑯釉。寫明代清代琺瑯工藝朱家溍先生寫得簡明好看，陳夏生也好，台灣《故宮文物月刊》上登過好幾篇。陳夏生說玻璃、瓷釉、琉璃和琺瑯釉原料大致相同，成份都是矽酸鹽類。
掐絲琺瑯元代末年從阿拉伯傳進中國。阿拉伯人信回教，蒙古人稱阿拉伯為大食，明初《格古要論》於是稱掐絲琺瑯為「大食窰」、「鬼國窰」，後來稱「法藍」、「法朗」，明末清初小牛說的《春明夢餘錄》改叫「琺瑯」。聽說十五世紀明代景泰年間藍地掐絲琺瑯色溫質潤，「景泰藍」大名大紅，掐絲琺瑯隨之也叫景泰藍。
那年冬季，我匆匆讀完米勒的《北回歸綫》和《南回歸綫》，似乎沒有想像中好看，只記得《南回歸綫》裏有一句話說他這輩子樣樣事情都來遲了一步，連出世都遲到，爬上雪橇趕聖誕，終歸還是晚到了半小時：\"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o me happened too late... It was even so with my birth. Slated for Christmas, I was a half hour too late.\"
一九四四定居加州 Big Sur，作品漸漸影響二戰後「垮掉的一代」 Beat Generation，早先遭禁的作品一下子翻身成了純真的色戒\"innocent eroticism\"，一些婦權份子從此對他又愛又恨。
其實米勒那本散文集還是好的。書名叫《 Remember to Remember》，我買的是一九四七年 New Directions版，收十二篇文章，都是念人憶事的上佳隨筆，做了書名的那篇八十幾頁長一點不悶。威爾遜說米勒即興寫作，錯漏不少，論斷虛弱，幸虧心地善良，觀察細膩，寫人寫景文筆精練而準確，紅了那麼些年是有道理的：「米勒的佳作也許不是他的小說，」他說。「米勒小說之外的雜著才是他應該傳世之作！」《 The Air-conditioned Nightmare》寫美國旅程，文筆尖刻，活力充沛，跟那本寫 Big Sur墾荒的集子一樣深摯。依稀記得讀來最開心的是《 The Books in My Life》，寫記憶中他讀過的書，有點學究，有點放浪，坦然叙述他不很正統的讀書歷程，筆調不像歐洲、英國那些書人的書話。米勒一味在瑣碎裏營造體系，在不經意中流露關愛，那時候我剛讀了張愛玲的《張看》，心中確實激起綿綿的漣漪，隱隱然覺得書話應該這樣寫。不久，我放假回香港路上想繞到希臘看看，威爾遜給了我米勒那本《 The Colossus of Maroussi》，說遊記寫成這樣算是頂級了，難怪 Edmund Wilson稱讚米勒寫希臘人希臘景希臘事誰都沒有他寫得動人。是二次世界大戰開戰之初寫的書，他揮別住了十年的巴黎先到希臘遊歷了八個月才回美國。聽英倫前輩老蕭說，書一出版英國報上的書評說米勒散文講究一個「碎」字：拋開意識中知識人的矜持已然是莫大的挑戰，揭示知識人學問之博而淺\更是最難的謙卑，米勒都做到了，下筆從此「碎」得沉實。老蕭還說 Isaiah Berlin閑談中也說過這樣的顧慮，說是編織學術著述沒有這個心理負擔，處理非學術的文字卻要刪削許多無心的賣弄：\"Pedantry\"。
弄不清米勒為什麼那麼敬畏他（John Cowper Powys），還說一生受惠不盡：\"... one of the few persons I shall always revere, whom I shall feel forever indebted to.\"我隱約記得米勒那本《 The Books in My Life》也寫了波伊斯，可惜書不在了查不出。
厚古而不敢薄今，浪漫而不忘務實，米勒懷舊懷的是文化那炷幽明的香火和儒林那份執着的傳承。三十四年前威爾遜送我《 The Colossus of Maroussi》的時候皺着眉頭補了一句話：「世界太喧鬧了，我們差點錯過了這樣遠古的一聲喟嘆！」
龔定盦得葉小鸞眉子硯寫一首詞云：「天仙偶厭住瓊樓，乞得人間一度游，被誰傳下小銀鈎。烟澹澹，月柔柔，伴我薰香伴我修」。鄧之誠\駡他「語意呆滯，殊乏纏綿之意，辱此硯多矣！」高伯雨說駡得好。高先生說常熟吳逸香女史詠眉子硯的一套北曲才是風神絕世。我讀了，真是句句可誦：「你看櫻花開落幾昏朝；又是寒食御風斜照。誰解道、昇天成佛任逍遙，祗憐她、曇花幻影增悲悼。」
我也喜愛山谷道人詠梅詩：「障羞半面依篁竹，隨意淡妝窺野塘。飄泊風塵少滋味，一枝猶傍故人香」。林和靖的「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也好，奇怪黃山谷竟說和靖先生那句「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勝過前句。講韻致，黃山谷之「淡妝」與「風塵」縱然略輸林和靖之「疏影」與「暗香」，幸虧結句「一枝猶傍故人香」扭轉天地，大見懷抱。難怪王湘綺說「絕句難作，費工夫，無大成，可勿存稿，聊作以自娛則可」。
老先生說他年輕的時候學過國畫，家裏也集藏許多近代國畫家的作品，總想着水墨不同油彩，創造變幻的畫面效果很難比油彩好，中國畫於是全靠經營意境：「學畫國畫最好先學會作詩填詞！」老先生想起西洋畫往往相反，講究意境的傳統大畫家不容易討好，成名太難：「洋人要的是創新，是叛逆。」法國畫家莫奈作品意境上佳，三、四十年代英國年輕一輩已然嫌他老舊，說是巧克力盒的畫作：\"They think I'm dreadfully old-fashioned because I still like Monet. They say it's pure chocolate-box.\"
陳定山先生說老民國畫派有折衷派，撮合中國國畫和西洋水彩創造新派中國畫，嶺南高劍父是領袖，民國十二、三年間最為盛行。另一派是反叛派，也叫野獸派，一心廢棄中國舊畫法，連西洋畫也不要，推崇小孩原始天真筆調，劉海粟帶頭，民國十五、六年間紅了一陣，江南美專學生都擁護，可惜底子弱，不久衰熄。那期間還有復古派，只臨古畫，抱殘守闕，馮超然、金拱北是鼻祖，維新畫人紛紛譏駡他們沒有創意。不久，吳昌碩、齊白石的寫意派起而代之，昌碩用筆，白石用墨，都有獨到之處，號稱金石派，說他們的筆法不離金石篆刻韻致，中國日本畫家靡然從風。
黃秋岳的《花隨人聖盦摭憶》 上海古籍書店出了足本，厚五六百頁，還有條目索引，舊版瞿兌之的序言也在，說黃秋岳瑰才照世，中道隕蹶，非所及料，區區隨筆雖不足引重，卻也可以略窺其懷抱寄托，與夫交游踪迹、盛衰離合、議論酬答、性情好尚、政教風俗。
胡適名氣大，一筆東坡體法書又娟秀，詩文從來條理清暢而不耐尋味，鄭秉珊先生說「大概是留學美洲，現代人的氣息太重了」。
短短千來字序文毛姆拿捏得很好，說編者要他寫短序他起先一口答應，真到要寫才知道無從下筆。他讓書店找來幾本書錄彙編細加參酌，原來序文都是編者自撰緣由，作者不置一詞。毛姆轉而抱怨他的一些舊作版本雜亂，核查不易，早年劇作《 A Man of Honour》甚至臨急用了雜誌上的抽印本裝釘兩百五十冊擺在戲園子裏零賣：「希望這本《彙編》終歸方便讀者核實歷年拙作」。臨尾，他說翻閱這本小冊子不無忐忑，彷彿路人踩進了他的墓園，書中縱然紀錄了他一生的努力，畢竟也暗示了他的寫作生涯瀕於盡頭，連墓碑都刻好了：\"When I look at it, well printed and smartly bound, I seem to look at my own tombstone.\"
索菲婭說蓋斯凱爾夫人幾本小說裏《克蘭弗德》最耐讀。蕊秋也說《克蘭弗德》寫老風俗老人情老規矩老心思最細膩最真切最迷人：「幾個青春不再的人物，配上一幅工筆山鄉景色，太溫馨了！」
那張包裝紙上「篆香」二字底下還有一句「篆香燒盡，日影下簾鈎」，李清照的《滿庭芳》，我想起是那天追尋「篆香」典故申先生寫的：「篆香猶言盤香，」他說，「也叫印香，點燃了計算誦經時間，篆香燃盡，香字灰存。」還有納蘭性德的《酒泉子》：「謝卻荼蘼。一片月明如水。篆香消。猶未睡。早鴉啼。 嫩寒無賴羅衣薄。休傍闌干角。最愁人。燈欲落。雁還飛。」
記得杏廬常說沉香文玩雕琢不宜繁密，越是留住木紋木形越可貴，比如麗人蛾眉淡掃，難掩嫵媚，那才叫姿，才叫色。多年前南洋一位老同學給我帶來一大塊沉香木，如山如巖，不雕不琢，蒼雄秀深得不得了，案頭供養，更見靈氣，真是白居易說的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那是緣。
沈先生的字太漂亮。鄭秉珊寫〈近代書人〉說沈尹默方寸行楷臨《懷仁聖教序》精美無以倫比，楹聯上的字參以魏碑，用筆稍拘而帶肅穆厚重的意味：「論當代的行楷書功力，他的地位是站得很高的」。老民國書家我看得多也看得歡喜的只數吳昌碩、陸潤庠、沈曾植和李瑞清，館閣都化了，碑味都熟了，金石氣息蒼潤得不得了。民國第二代書家我愛于右任，愛李叔同，愛溥心畬，愛沈尹默，愛臺靜農。葉恭綽碑帖相融，古拙生辣，我只看懂了他的氣勢看不懂他的心路。謝無量精氣內涵，以拙為巧，儘管于右任嘆服他的筆韻，我到底識見淺\陋，瞻仰不出那份襟懷。沈尹默不同，胎息歐褚而不見歐褚，宗法二王而不見二王，碑影浮動帖意頡頏之間字字有我，往深裏看那是他天生的晉人氣概，誰都不像，只像秋明！聽說民國書法「縱勢為尚」，「變古為新」，說說容易，書家修煉兩輩子未必修得到
豎立太山石敢當石碑是北方舊俗，多鎮在村落巷口，說是可以禁壓不祥，還說碑神不辭暮夜至人家醫病，北方人因稱醫士為石大夫。
他(臺靜農)說他喜愛書藝得自庭訓：「先君工書，喜收藏，耳濡目染，浸假而愛好成性」，說父親先是要他學隸書《華山碑》，學鄧石如，楷行又要他學顏魯公《麻姑仙壇記》，學《爭座位帖》。後來求學北都，耽悅新知，轉覺書藝是玩物，會喪志，不復臨碑臨帖，偶然遇見古人今人的好字卻又不免流覽低徊，積習實在難以消除。抗戰軍興，臺先生避地入蜀，獨無聊賴，又寫起字來，學的是王覺斯體勢：「吾師沈尹默先生見之，以為王書『爛熟傷雅』」。
《龍坡雜文》裏那篇〈記波外翁〉是名篇，從喬先生一九四七年到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書寫到他回蘇州自盡的悲情，天地茫茫，容身無處，通篇濡染大筆，三十多年來我讀了許多遍越讀越喜歡。文章詩詞講天份。基本功不難練，那是寒窗下昏昏暗暗的死功夫，難是難在寫出一燈如豆，點亮漫漫心路，教人一讀神往，再讀牽掛，三讀長嘆。臺靜農的文章多帶微茫的闌珊，沈尹默的詩詞處處夜雨剪燭的搖紅，師生筆下彷彿字字天意，學也學不來。
我從小讀胡適的書看胡適的字，他的學問儘管領略偏淺\，他讀書做人的事蹟畢竟很可思慕。
胡先生的至交徐志摩日記裏寫過這樣一句話：「凡適之詩前有序、後有跋者，皆可疑，皆將來本傳索隱資料」！
羅素喜歡在碎紙上寫稿，寫完一張交給祕書打一張，從來不刪改，初稿就是定稿：「英文流暢極了！」那部書我那幾年有空必讀，讀完再讀，寫人寫事真好看，害我忘了琢磨造句的本事。後來聽說鄧仕樑教授稱讚劉教授英文澄澈，跟牛津大學哲學家 Gilbert Ryle一樣，筆下「秋水文章不染塵」。我找賴爾的《 Dilemmas》讀了，果然月明星稀，萬籟寂靜，文趣卻似乎比不上羅素了。「那是劉教授看準你的脾性會喜歡羅素！」宋淇先生說。
翻譯大家湯新楣先生說劉教授彷彿西方交響樂團的指揮家，演繹着東方春秋戰國的不朽樂譜。我在倫敦跟隨劉教授讀書那幾年零零碎碎聽過他談西洋古典音樂家和古典交響樂，寥寥幾句不難聽出他下過的功夫。他對旋律的敏感和對語音的敏感一樣犀利，難怪《老子》他翻譯了五年，《孟子》翻譯了七年，《論語》翻譯了十年。
「作為逃避，是不能跑得更遠了。逃避本來也是看書的功用之一，『吟到夕陽山外山』，至少推廣地平線，胸襟開闊點」。「吟到夕陽山外山」是龔定庵的詩：「未濟身焉終縹渺，百事翻從闕陷好；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餘情繞」。我偏愛張愛玲的《張看》，百看不厭，好幾篇都寫得又豐滿又整潔，一點「髒衣服的氣味」都沒有，更不用說江南人說的「霧數」（她用「作為」二字倒是敗筆了）。她說文人甘心守在「文字獄」裏面守的不外是「文字的韻味」，說她家裏有一隻舊式朱漆皮箱，箱蓋裏面貼着的那幾行字她看了喜歡抄了下來：「是近代的通俗文字，和我們也像是隔了一層，略有點神秘感」！
多年後讀《伊利亞隨筆》我才曉得老廚師烤乳豬的祕訣跟英國散文大家藍姆說的一樣。調味香料一滴不用，洋葱大蒜那些嗆人的辣味尤其大忌，紅火裏煉的不外原汁原味：\"but consider, he is a weakling- a flower\"！藍姆這句話劉炳善的譯文說：「然而對於乳豬，你可要小心，因為他是柔嫩的動物──是食品中的精英」。孔繁雲譯文說：「但是想一想，這小豬卻是纖細嬌小──似一朵花」。\"a flower\"直譯「一朵花」正好呼應前面說的雪白脂肪綻放嬌嫩花朵，譯成「食品中的精英」微嫌突兀。老廚師不是詩人不諳花月，他撚着一嘴花白鬍鬚說：「乳豬天生是一團香料」！
劉炳善譯本叫《伊利亞隨筆選》，一九九七年北京三聯第一次印刷。孔繁雲譯本叫《伊利亞隨筆》，一九九四年台灣志文出版。劉炳善鑽研細緻，迤邐譯來，十句裏有九句半伏帖。〈 A Dissertation Upon Roast Pig〉他譯為〈論烤豬〉，孔繁雲譯為〈說烤豬〉。藍姆用上 dissertation這個字分明狡黠，要「論」不要「談」。真要譯成「說」，不如「說」字墊尾譯為〈烤豬說〉。
〈論烤豬〉裏說起孔子的《 Mundane Mutations》，孔繁雲譯文譯為《易經》；劉炳善譯為《春秋》，注釋第三條說：「按藍姆的英文原文直譯，這部書叫做《塵世盛衰》，指的似乎是《春秋》。」劉炳善這樣處理果然兩頭是岸。
藍姆是性情中人，一生擅寫所見所聞所感，不擅經營條理，文章七分靠文采裝點，翻譯他的傳世名著《伊利亞隨筆》注定吃力不討好。都說周作人小品常常滲出幾許藍姆韻致，周先生真翻譯起伊利亞只怕也難掩瑕疵。夏濟安英文深厚，中文典雅，讀他翻譯的美國名家散文不禁盼望他也譯幾篇藍姆。思果是伊利亞專家，文集裏論藍姆的文章我都留意，偶爾翻譯幾句伊利亞真是意態萬千。我常勸請思果先生譯藍姆，吳魯芹先生也說他一定譯得好，沒想到他晚年苦功倒是賠給狄更斯了。 张中行《流年碎影》
现在回想，除《金瓶梅》《红楼梦》以外，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今古奇观》《说岳全传》《镜花缘》《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粉妆楼》《七剑十三侠》等等，都看了。还借到《聊斋志异》，因为特别感兴趣，至少看了三遍。初看，因为是纯文言，半懂不懂，多看几次，也就明白了。在多种小说中，我最爱这一种，因为文字雅驯，其中很多故事可以寄托我的感情和遐想。现在回想，专从语文方面考虑，小说给我的帮助也是大的，我小学时期表情达意能够文从字顺，主要就是多读小说之赐；其中《聊斋志异》给我的更多，轻是有了读文言的能力，重是相信人间会有温暖，更爱。
今天，就中等学校说，常在耳边响的声音是“学生负担过重，要减轻学生负担”。我们那时候，专就课业说，是常常感到空闲时间过多，无事可做。这分别，是昔日懒散，今日勤勉吗?我看未必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这样。我比较熟悉的是语文，即以语文课为例，说学生负担重，不错，因为他们确是忙。忙什么?忙于“分析”，上课听教师依照教案分析课文，下课解答教师留的习题，其中也总有分析课文中某句的语法结构，或兼辨认词性。这都很繁琐，不容易，不容易就要多费时间和精力，是小事；大事是除了搅昏头脑之外，一点用也没有。没用，为什么还要这样?是因为50年代崇拜苏联，取来这“如是我闻”的真经，之后是：一、不知道这经咒是束缚年轻人思路的枷锁，二、即使略有怀疑，也想不出什么新办法来代替。其结果是忙忙碌碌，把有用的时间用在用处甚微之地。所以与今日相比，我们那时候，选些文章(包括诗词)，上课解释一下词句，其余任君自便的办法有优越性，是其一，浪费的时间少，其二，留下不少空闲时间，学生可以自由找书，读。
读书，尤其读好书，头脑里吸收的是两种：一种是内容，知识、思想、感情之类；一种是表达方法，即这样的知识、思想、感情是用什么词句传达的。两种往头脑里装，都是堆堆越来越大。这堆堆，内容方面的，经过种种思维(分析、综合、比较、取舍等)的工序，会形成自己的；表达方面的，大量的词、语，多种句式，有如工具，存着，一旦用到，会成为唾手可得。现在回想，我在师范学校六年，如果说还有所得，或大有所得，这拿笔表达什么能够不费力，应该说是重要的一种，而这能力则几乎都是由多读杂读来的。
上俞平伯先生的古诗课，听课的不少。他讲“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说知就是不知，所以风吹而无阻挡，天冷而水不结冰。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先生仍然平静，说“有”，接着在黑板上写，古书上一处，两处，三处，记得写到六处，都是什么作不什么讲，所谓反训。那位同学又站起来说：“俞先生，你不要再写了，我信啦。”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在北大，这是司空见惯的。
培根的名言“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
这是另一种性质的，如《汉书•艺文志》论杂家时所批评：“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指实说只是泛泛的看看而没有求专求精。泛泛看，所得至多只是博。而博，读书人都知道，是给专和精垫底子的。
周作人，说(旧)诗，意境能够迈过古人，散文，意深远而语平实，冲淡至于不见用力，五四以来，也只能说是只此一家。
挽联，旧时代常用，可是作好了不容易，要典重得体，寓辞采于肃穆之中。我昔年读《越缦堂日记》，见到一些出于李慈铭之手的挽联，觉得确是名下无虚士。现在，有些人吊死者，还愿意效昔人之颦，也作也写也挂，而看得过去的实在太少。这样，与今人比，周先生的几副就可以说是上追其乡先辈了。以下另行抄录，估计有难解处略加注。其一，挽黄晦闻：
如此江山，渐将日暮途穷，不堪追忆索常侍。
及今归去，等是风流云散，差幸免作顾亭林。
黄先生关心国家安危，曾刻“如此江山”印章。索常侍，索靖，西晋书法家，知天下将乱，见洛阳宫门铜驼，叹息说：“会见汝在荆棘中耳！”“九一八”事变后，黄先生在北大讲顾亭林诗，言及亡国之痛，感慨万端。其二，挽孟心史：
野记偏多言外意，
新诗应有井中函。
野记，指《心史丛刊》，其中言史事多感慨。井中函，郑思肖，字所南，南宋末年人，宋亡，著《心史》，盛以铁函，藏井中。孟先生写诗，多伤时事。其三，挽钱玄同：
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
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
上联原注：“前屡传君归道山，曾戏语之曰，道山何在？无人能说，君既曾游，大可作记以示来者。”小川町，在日本同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之地。其四，挽刘半农：
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从卯字号，
廿余日驰驱大漠，归来竟作丁令威。
卯字号，北大第二院西南部邻街的一排平房，民初做文科教员预备室，居其地者，陈独秀、朱希祖为己卯年生人，胡适、刘复、刘文典为辛卯年生人，故戏呼为卯字号，言外意为兔子窝。下联，指1934年夏往塞外考察语音，染回归热，返京后卒于医院。其五，挽马隅卿：
月夜看灯才一梦，
雨窗欹枕更何人。
马隅卿，名廉，研究小说有大成就，1935年2月19日在北大课堂上因脑溢血逝世。前一日为旧历上元，他还上街看灯。雨窗欹枕，《雨窗集》，《欹枕集》，天一阁旧藏的明刊话本，马先生在南方买到的，曾影印行世。
大概是1933年暑后吧，马（马衡）先生带着听金石学课的同学，十几个人，步行到故宫东路某宫去看青铜器？马先生带着学生看，指点，讲说，不外是“商器”“周器”等等。讲说间，有个同学问：“怎么知道是真的呢？”马先生停住，沉思了一会儿，答：“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另一个同学抢着问：“那么，怎么知道是假的呢？”马先生又陷入沉思，好一会儿，答：“你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嘛，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同学们都笑了。其时笑，都有轻微的看不起黔驴的意思，心里想，既然是专家，通晓，为什么不能说说呢？其后，许多年，我也有亲近古物之癖，也就难于躲开真假的辨别，专就自己略有所知的说，总结经验，竟仍是马先生那两句话，其精髓是多看，对比，可意会难于言传。能意会是有所得，每逢这样的时候我就不由得想到马先生，原来那两句看似可笑的话是金针度人。
师范学校学的那一点点，加上大学学的那一点点(大一普修一年)，以及听英文组教师讲课的一点点，总起来还远远不够半瓶醋，而且阔别了将近十年，啃英文原著，困难很大。但又没有别的路，只好下决心，补课。办法很简单，是每天早晨拿出一个多小时，怀抱商务印书馆新编的《综合英汉大辞典》，读英文哲学原著，遇见不认识的字，或意思拿不准的词语，就查。哲学著作，正如其他专业的书一样，所用词语和句式都是某范围之内的，于是一遭生，两遭熟，大概不到两年吧，离开辞典也可以读下去了。这样，读英文书(包括英译的哲学著作)多了，才知道这仅有的钝刀磨磨，还真可以解牛。
“尽弃其所学而学”，时间不短，读的书不少。所得呢，可以总括为两项：一是对于宇宙、人生的许多大问题，知道许多先哲是怎么想的；二是这诸多想法，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方法取得的。我个人以为，这第二种尤其重要，因为想求得可靠的知识，就不能离开科学方法，或者说，不得不熟悉并遵守因果、求证、推理等等规律。我说句狂妄的话，费力念了些西方的，自信对于复杂现象和诸多思想，有了分析和评价的能力。我的兴趣主要还是研讨人生，所以念了西方的之后，甚至之中，间或还是念些本土的，举其大宗是儒、道、佛。这三家讲的都是人生之道，从消极方面说是看到世间有问题，认为应该如何解决，或从积极方面说，认为怎样生活就最好。戴上西方的眼镜再念这三家，印象与昔年就不尽同，主要是发现有不少缺漏。只举一两个微末的例。儒家大谈其性善性恶问题，由孟子到谭嗣同，两千多年也说不清楚，戴上西方的眼镜看才知道文不对题，因为善恶的评断只是对意志统辖的行为，性来于天命，非人的意志所能左右，就无所谓善恶。又如佛家《心经》说“不生不灭”，“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戴上西方的眼镜就会看出都说不过去，因为前者违反排中律(两个矛盾的判断不能都错)，后者违反矛盾律(皆空就不能有苦厄)。总之，专由思想方法方面看，我的经验，我们应该多念些西方的。
单说所从之师，可以分为两大类：亲炙之人和所读之书(书是人写的，也可以说是私淑之人)。
《庄子》它说“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我参之，就认清了自己，它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我参之，就领悟了人生之道，换书本为亲炙之人，所得如此之多而且重就不容易。《庄子》之外，当然还有不少应该感激的，这里为了接续上一篇，专说改学西方，以书本为介遇见的一些明师。人不少，书更多，只好仍用买水果法，说几位我认为惠赐最重，没齿不忘的。这是罗素(B．Russell)、薛知微(H．Sidgwick)、穆勒(J．S．Mill)、弗洛伊德(S．Freud)。
罗素(1872—1970)
而影响最大的，我自己认为，还是一本名为《怀疑论集》(1928年出版，有1932年严既澄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本书，如书名所示，是提倡怀疑，或者说，主张没有证据就不要轻信。
所以读了罗素的著作，真如《桃花源记》所说，有“豁然开朗”的感受。豁然，都见到什么?只说距离最近并且个儿最大的，是史书本纪中所写，日报第一版所宣扬，什么圣王，什么领导，什么真理，什么主义，等等好听的名号和言辞，即使不好说是都意在骗人，总是与实况距离很远。显然，如此认识，其结果就很难成为信徒。所以几年以前，母校九十周年约我写纪念文章，我就写了《怀疑与信仰》，引培根“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之后，说自己惭愧，只是始于怀疑，而未能终于信仰。这情况，实事求是，应该说，在母校时期只是发了芽，至于开花结果，则是念了罗素之后。如此开花结果，有什么好处吗?可以说有，是多年在多种虚妄的压力下，包围中，并没有“真”(装作信可以不算)受骗，上当。自然，不能成为信徒也会带来坏处，是不能如有些我熟识的人，只是因为信之后万岁声喊得响亮，就换来位、名、利的实惠，可以招摇过市。这样说，我是有些悔意吗?也不然，因为，依照罗素，人总应该信任自己的理性；或依照孔老夫子，“安则为之”。怀疑的所得还有个儿小的，数目多到数不清，有病不找气功师、想知道来日如何如何不给什么瞎子、什么铁嘴之类送钱之类皆是也。
薛知微(1838—1900)，英国哲学家，《伦理学之方法》
于1940年5月就买到它。何时开始看，不记得了；读完的时间书末尾有记载，是1941年6月25日。与伯氏的估计相反，我慢慢读，并没有感到不耐烦。甚至相反，而是感到作者态度的清明和平和，因而越深入越有滋味。思路确是如他的高足所说，细密到无孔不入，这还不新奇，新奇的是像是没有孔的地方，他还是看到孔。比如他用大量的篇幅解说快乐主义(伦理学上的一种学说，认为所谓“善”的行为，是因为这种行为能够与人以快乐)，先说快乐主义有心理学意义的，有伦理学意义的；然后分伦理学意义的为两种：利己的快乐主义和普遍的快乐主义。再然后是研讨每一种，都是由某一方面看，说有成立的理由，由另一方面看，认为还有理论的困难，等等。他的“方法”是分析、分析、再分析，面面俱到之后，像是他自己并没有主见，而所有的看法相加，就恰好是人类理性所能想的事物的总和。所以仔细读完这本大著之后，我的感觉，所得就不只是广博的伦理学方面的知识，而且是求真知的智慧，以及求真知的正确态度。
说起这种求知的方法和态度，貌似温和，却不是无力的。记得书中分析穆勒的快乐主义，说穆勒承认这是个“量”的原则，但穆勒又承认快乐有价值高低之分，于是就引进“质”的原则，而容纳质，就不能不放弃量的原则。又如这本书有个附录，题目是《论康德的自由意志概念》，说康德用“自由”这个词，在不同的地方表现不同的两个概念，一个是理性的(人依照他的理性行动是自由的)，一个是伦理的(人在善与恶之间有选择的自由)，说“康德像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分别”。我们知道，穆勒是逻辑学的大师，康德是辨析理性的大师，而用薛氏的分析方法一分析，就都不免露出小疵。当仁不让，我说句狂妄的话，读了这本书之后，尤其是多年之后，其中的细节几乎都忘光了，可是分析的方法和精神则没有放弃。也就因为心里还存有这个，自己治学，直到看世事，就考虑的方面比较多，可以少武断；同时推重清明和平和，对于昏气霸气，如分人为好坏两种，说好的连祖先三代都香，坏的应该都加冠，批倒批臭云云，就觉得正是站在分析方法的对面，以致荒诞到使人齿冷。
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 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他作古前出版的一本书，《自传》。其一是他幼年主要靠在家里读书，到十四岁，学会了希腊、拉丁、法、德几种外文，学通了哲学、科学、政治、经济等多种学问。他说他只是中才，只要学习得法，就也可以有成就。这使我有时想到我们的学校教育，总是惯于用多种框框拘束学生，而不容许自由发展，所以费时费力很多而成绩却少得可怜。其二是记他们父子在野外散步时的一次对话，父亲问他某报刊上有一篇文章，他是否看过，他说看过。父亲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反问父亲有什么意见，父亲说：“不要信我的，我的看法可能是错的。你要信你自己的。”看到此，想到我们的信条是“天下没有不是的君父”，真禁不住要放声大哭。但幸而余生也不晚，有机会读了穆勒，才能够在钦定的多种教条的围攻之下，我(至少在心中)还是信我自己的。围攻而不疑虑，所靠是理性的力量，依宋儒，天理为人所固有，但能发力则要靠明师，明师不少，而穆勒总是显著的一个。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国心理学家，医生，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
那么，我仍旧承认弗氏为明师，亦有说乎?说来话长，我早期“究天人之际”，也想明白人是怎么回事。东土(包括佛家的融入东土)的贤哲看人，大多是理想主义者，如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如佛家，承认人皆有佛性，所以保持自性清净就可以立地成佛。只有荀子唱点反调，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可是在另个地方，说“先王恶（ｗù）其乱也”，可见先王的性是不恶的，就又靠近了理想主义。弗氏则眼多看平常的人(包括住在病房的人)，至少是叙述实况的前半段，就暂时扔开理想主义，说人同样是充满多种欲望的动物，或说具有“野”性，但人都要活，人人都野就难得活，所以又必须以“文”化之(也可以说是又引进理想主义)。野是本然的，如水之就下，很容易；文是人为的，如水之就上，很难，而且千年之功可以毁于一旦。我很欣赏对人的这种看法，——不只是欣赏，而且是信受奉行。信，我还由之演绎出纲领性的，是“不信任主义”。近取诸身，先是不信任自己，因为自己也是充满多种欲望的动物，不以文化之，同样是必致做损人(甚至也损己)的事。由己身推向外，比如我就不信，由传说的盘古氏起，小民坐在家里，会有圣帝明王，英明领导，把幸福送进门来。那么，要活，而且活得好，应该怎么办?只有乞援于不信任(任何人)。不信任而仍不得不“行”(或说过日子)，只好变为人人都做主，所谓民主；共同定个规矩，任何人不得不遵守，所谓法治。主，守法，成为习惯，甚至变被动的“不得不”为主动的“心甘情愿”，就成为“德”。所谓以文化之，最高的要求是人人都有德。但这只是希望，希望与失望是近邻，因为追本溯源，人终归是充满多种欲望的动物。所以无论小，讲修齐，大，讲治平，都要稳稳抓住不信任主义。也就因为有这种认识，我前几年写《顺生论》，才以“王道”“常情”“民本”“限权”“归仁”“取义”等为题，发了些并不新奇的议论。说不新奇，因为是由弗氏的对人的看法推演出来的，所谓有师承是也。
我有时想，或常常想，人生一世，立身，外的多方面，如钱财、职位，甚至名声等等，都无妨低，内的心境却一定要高，即自信不同于俗。这种心境来于培养，读(好)书，笛卡尔所说“如与高尚的古人谈话”是重要的一途，亲近贤哲的謦欬也是重要的一途。
我的想法，像课本上那些文章，绝大部分让学生自己看看就可以了，用不着教师多费唇舌。写教案，分析，讲解，出题，解答，都是浪费;而浪费的时间和精力，是大可以用在有成效的地方的，那是多读和多写。
我向吕先生表示了我的担心，吕先生像是未思索，就说了一句使我深受教益、终身不忘的话:“学文言就不该怕难，只图兴趣。”所谓受教益，是这一句的“文言”可以换为“什么”，照做，就必不会一事无成。
学语言，不管用口还是用笔，想有成，秘诀只是一个字，曰“熟”。熟来于多次“重复”。如果还愿意加点佐料，那就补说一句，最好能够重复“好的”。以学话为例，如果你有幸也生在红楼之梦中，希望能巧言，就要亲近凤姐或宝钗，不要亲近焦大或呆霸王薛蟠。同理，比如学文言，读汉朝典籍，专就表达说，那就要把《史记》放在上位，《论衡》放在下位，因为前者典雅流利，后者远远赶不上。学写也是这样，要像学武术的拳不离手，学歌唱的曲不离口，也要用多重复的办法直接培养熟，间接培养会。多读和多写有血肉联系，读，所吸收是两种，一属于内容，是作者的情意，二属于表达，是如何(用什么词语、句式以及什么条理)传给读者的；只有吸收了这些，并经过自己头脑里的掺合、比较、选择，拿起笔，才有的可写，以及知道如何写。 排版了，挺好！您能否把字体调到适宜阅读呢？ 董橋：《橄欖香》
文路犯駁的地方他尤其在意,紅筆一剔要我用心讀通英文,留意邏輯:「英文文理比較嚴謹,叙事注重層次,動情也動得乾淨,」
介堂先生說上一代英國作家都喜歡《櫻桃園》,福斯特、吳爾芙、曼殊菲爾、蕭伯納:「蕭翁說每次看完契訶夫的戲劇都想撕掉他自己的劇作,」他說。「一九一九年寫了那齣《傷心之家》向契訶夫致敬!」契訶夫的作品我讀的都是英文譯本,介堂先生說讀俄文原文更見匠心:「《櫻桃園》是契訶夫寫的最後一部戲,一九○四他四十四歲去世那年在莫斯科首演,比他的《海鷗》轟動多了。剛才那些英國演員神情都學得很像俄國人。」
我從此潛心讀了許多佛教典籍,不是信佛也不是信命,是信了自家心中那瓣心香!
康老頭（康拉德）一生拘泥,蕭伯納說他悶死人,羅素倒讚美他,說讀他的小說像坐在井底仰頭遙觀星星。
杜先生常說舊詩寫出了神韻才能畫好畫,古書讀通了才能寫好字:「好詩求的是一氣如話,不然好到絕頂處,也是散金碎玉!」再下來是才情。詩書畫都要才情,都說辛稼軒不平則鳴,有英雄語而無學問語,幸虧他的才情富艷,思力剛銳,南北兩朝沒人贏他,難怪流傳之廣且久了。然後是命:「命裏有了,誰也撼他不倒!」
鶴頂鳥的頭蓋骨叫鶴頂紅,加了工可以做飾物。
說沈周年輕時代只作盈尺小幅,深信初學畫小畫容易掌握,修改不難,畫大了修改就難了,小品到老還飽藏大手筆勢頭。
詩人艾略特六十二歲那年在《時代》周刊裏說,人生五十歲到七十歲最難熬,人家總愛找你做些事,你又還不到七老八十,不便回絕:"The years between 50 and 70 are the hardest. You are always being asked to do things and yet are not decrepit enough to turn them down."
那幾年他教了我許多練英文的訣竅,要我多讀美國作家約翰.斯坦貝克的書,多看英語電影。 《我们怎样学语文》
程千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学过的主要经典著作有《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礼记》、《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其中除《礼记》、《文选》外，都是通读的。课程中没有其他私塾里常念的《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是君硕先生认为这类书是不知义法的俗学，因而《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书之不在其列，就更不足为怪了。
他的讲授常常是文辞义理并重，所以选授《礼记》时，《曲礼》、《少仪》、《内则》以及有关丧服诸篇说得颇详，而于《礼运》、《大学》、《中庸》尤为重视。这，对我一辈子做人，起了一定的作用。
君硕先生虽然生活很贫困，但仍有些藏书。他常常指点我们在正课之外读些书。我从《日知录》初识考据门径，从《近思录》、《呻吟语》初识理学面目，从《小仓山房尺犊》略知应酬文字写法。
注意写作训练是有恒斋的另一特点(当然全是用文言文)。每天一定要写日记，记下自己的日常生活，读书心得。这既练习了文笔，又锻炼了恒心，当然是十分有益的。
李普：我想写的是建议读者看重背诵，最好从小开始背诵一些东西。一则，小时候背熟了的一辈子记得住;二则，更重要的是，记忆力是需要培养，需要锻炼的，背诵是最现成的好办法。
冯其庸： 丁老师对我说:“读书要早，著书要晚”。这句话深深地影响着我。
丁老师每次都嘱咐，写好的文章，自己必须读三遍到五遍，方可交卷，自己没有反复读过的文章，不准交卷。
舒芜：要想学好语文，得在课外多读书。
陈从周：我是五岁破蒙，读的是私塾，又名蒙馆，人数不过七八人，从早到晚就是读书背书，中午后习字，隔三天要学造句。没有暑假、寒假、星期天，只有节日是休息的，到年终要背年书，就是将一年所读的书全部背出来方可放年学。当时的生活是枯寂的，塾师对学生的责任感是强的，真是一丝不苟。
中国的文章重“气”，这是与书画、建筑、园林、戏剧、医学等一样的，更重“气”。因此文章要朗诵，要背，得其气势。谚语说得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这里说的是重在“熟读”两字。学语文，不读不背不理解，要想做好文章，凭你的语法学得再好，也如缘木求鱼。
徐开垒：我的写作是从背古文、听故事、阅读课外书，以及不间断地写日记开始的。
王运熙：在此后四五年中，我先后读了《四书》、《史记》(选本)、《左传》(选本)、《诗经》、《楚辞》、《古文观止》、《六朝文絮》等古书。对各篇文章或诗，父亲讲得很少，主要由我自己诵读。大概每天上午读一篇(或一长段)，每篇读几十遍，不勉强背诵，但多数也能背诵。这样学习，开头时囫囵吞枣，不懂地方很多，感到枯燥乏味;往后理解能力逐渐提高，达到大体能懂，就颇有兴趣了。记得读唐宋八大家的许多文章时，就感到兴趣盎然，爱不释手了。这种学习方法，实际是过去私塾的做法，显得陈旧。但现在想来其中也包括着合理因素。因为要学好语文，同小孩子学会说话一样，要靠多说多练，要提供他一个学习、锻炼的环境。大量、反复地诵读古文(包括古诗)，即是提供一个学习、锻炼的环境和机会。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话包含着真理。
李国文：他说: “要学古文。就得背。必须背得滚瓜烂熟。”
我问他：“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先讲课，你为什么不讲?只教识字，识字以后就只是背书？”
他的回答，“背多了，你就自然明白了。”
杨乃济：记得学初二课本中的《登楼赋》时，起首一句“登兹楼以四望兮”，先生朗读时先把发第四声的“登”字拉得很长，又将“兹楼”的音高挑了上去，经学生一模仿，就像燃放“二踢脚”、“炮打灯”一类的花炮的响声了。那时，每当先生来上课走近教室时，教室里就‘“登——兹楼”、“登——兹楼”地放起了花炮，使王先生进门后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也正因讲授古文古诗时不断地“吟诵”、在不知不觉中，王先生向我们传授了不少的音韵学知识。如在讲授柳宗元那首五绝《江雪》时，吟诵那“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笑翁，独钓寒江雪。”就将“绝”与“雪”都吟作入声。从而使我们知道为什么以没有入声的现代普通话念唐诗时，有时会合不上韵。
中学六年，我一直是个不太用功的顽皮学生，尤其不爱背书，只是由于特别下工夫模仿先生的方言门音，竟歪打正着地通篇背下了不少长篇古文。
邵燕祥：年纪大了，记忆力日衰。但早年记诵的一些断章警句，还时时浮上心头。我因为背书不愿意出声，记得不牢，吃亏不少。说起背书，我至今仿佛还听到当年哥哥在书房里琅琅地诵读《琵琶行》、《滕王阁序》。
朗读和背诵，不仅有助于记忆，也有助于理解、领会，对于音调铿锵的诗文，这更是整体审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吧?
王充闾：先生说，断句的基本原则，可用八个字来概括：“语绝为句，语顿为读”，语气结束了，算作“句”，用圈（句号）来标记；语气没有结束，但需要顿一下，叫做“读”，用点(逗号)来标记。
早饭后上课，第一件事，便是背诵头一天布置的课业，然后讲授新书。私塾的读书程序，与现今的学习方法不尽相同，它不是在理解的基础上把它记牢，而是先大致地讲解一遍，然后背诵，在背诵的基础上，反复玩味，进而加深理解。魔怔叔说得很形象：“这种做法和窃贼偷东西类似，先把偷到的财物一股脑儿抱回家去，然后，待到消停下来，再打开包袱一一细看。”
后来，我也逐渐体会到，这种反复背诵的功夫十分有益。只要深深地印进脑子里去，日后总会渐渐理解的；一当遇到待人接物、立身行事的具体问题，那些话语就会突然蹦出来，为你提供认识的参照系。这种背诵功夫，旧称“童子功”，必须从小养成，长大以后再做就很难了。
说到童子功，有一句古语叫“熟读成诵”。说的是，一句一句、一遍一遍地把诗文吞进口腔里，然后再拖着一种腔调大声地背诵出来。拙笨的方法常能带来神奇的效果，渐渐领悟，终身受用。
学写楷书，本来应该严格按照摹书与临书的次序进行。就是，先要把“仿影”铺在薄纸下面，一笔一笔地描红，熟练了之后，再进入临帖阶段。由于我们都具备了一定的书写基础，先生就从临帖教起。事先，他给我们写好了两张楷书的范字，记得是这样几句古文：“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苞四忍之性。”“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嘱咐我们，不要忙着动笔，先要用心琢磨，反复审视，（他把这称作“读帖”，）待到谙熟于心，再比照着范字，在旁边一一去临写。他说，临帖与摹帖不同，摹帖是简单的模仿，临帖是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自我创作，必须做到眼摹、心悟、手追。练习书法的诀窍在于心悟，读帖是实现心悟的必由之路。
我们在临帖上下过很大功夫。先是“对临”，就是对着字帖临写。对临以形为主，先生强调掌握运笔技巧，注意用笔的起止、转折、顿挫，以及章法、结构。然后实行“背临”，就是脱离字帖，根据自己的记忆和理解去临写。背临以意为主，届时尽力追忆读帖时留下的印象，加上自己的理解与领悟。尔后，他又从书局为我们选购了一些古人的碑帖范本，供我们临摹、欣赏。他说，先一后众，博观约取，学书、学诗、作文都应该这样。
老先生有个说法：“只读不作，终身郁塞。”他不同意王筠《教童子法》中的观点，认为王筠讲的儿童不宜很早作文，才高者可从十六岁开始，鲁钝者二十岁也不晚，是“冬烘之言”。老先生说，作文就是表达情意，说话也是在作文，它是先于读的。儿童如果一味地读书、背书，头脑里的古书越积越多，就会食古不化，把思路堵塞得死死的。许多饱学的秀才写不出好文章，和这有直接关系。小孩子也是有思路的，应该及时引导他们通过作文进行表达情意、思索问题的训练。
为此，在“四书”结业后，讲授《诗经》、《左传》、《庄子》、《纲鉴易知录》之前，首先讲授了《古文观止》和《古唐诗合解》，强调要把其中的名篇一一背诵下来，尔后就练习作文和写诗。他很重视对句，说对句最能显示中国诗文的特点，有助于分别平仄声、虚实字，丰富语藏，扩展思路，这是诗文写作的基本功。他找出来明末清初李渔的《笠翁对韵》和康熙年间车万育的《声律启蒙》，反复进行比较，最后确定讲授李氏的《对韵》。这样，书窗里就不时地传出“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的诵读声。
他还给我们讲，对句讲究虚字、实字。按传统说法，名词算实字，一部分动词、形容词也可以算是实字，其余的就算虚字。这种界限往往不是很分明的。一句诗里多用实字，显得凝重，但过多则流于沉闷；多用虚字，显得飘逸，过多则流于浮滑。唐代诗人在这方面处理得最好。
先生还常常从古诗中找出一个成句，让我们给配对。一次，正值外面下雪，他便出了个“急雪舞回风”的下联，让我们对出上联。我面对窗前场景，想了一句“衰桐摇败叶”，先生看了说，也还可以，顺手翻开《杜诗镜铨》，指着《对雪》这首五律让我看，原句是：“乱云低薄暮”。先生说，古人作诗，讲究层次，先写黄昏时的乱云浮动，次写回旋的风中飞转的急雪，暗示诗人怀着一腔愁绪，已经独坐斗室，对雪多时了。后来，又这样对过多次。觉得通过对比中的学习，更容易领略诗中三昧和看到自己的差距。
谢冕：余先生是福州人，熟谙闽方言古音。记得他读上引这段文字时，用的是福建方言传统的吟诵的方法，那迂缓的节奏，那悠长的韵味，那难以言说的高贵的情调，再加上余先生沉醉其中的状态，都成了我生命记忆中的一道抹之不去的风景。
教师的讲解很简单，似乎也没有下多大工夫，上课时主要是解释课文的生词难句，归纳段落大意，难懂的文章要逐字逐句串讲，余下的时间就是领着学生反复吟诵，有时一节课全部是吟诵，直念得“摇头摆尾”，十分投入，有些课文还要求背诵。我想这种上课方式，教师不必花很多时间备课，然而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许多清词丽句牢牢地刻印在心头，自己写作的时候，合用的语汇句式就会从笔尖上汩汩流出。后来我才理解，这样吟诵、背诵，就是古人所谓的“涵泳”、“体味”、“深浸【酉农】郁，含英咀华”。作品的味道是通过熟读“品”出来的，尤其是文章的气势，不朗读是无法直接感受到的。
吴中杰：他应聘到一位同学家里做家庭教师，也把我带去旁听，每天跟着他有腔有调地唱读《占文观止》，而且过几天做一次作文。一个暑假下来，我的语文成绩就走到全班的前面去了。
黄一龙：我们都规规矩矩地跟着钟老师学古文：那办法依然是他写我们抄，我们提问他讲解。
要命的是所有课程都得背诵。过不了两个星期来次小考，考的就是默写，没有一字不漏的“背功”，过不了钟老师的关。
特别是我的阅读从来不讲循序渐进，没学会爬就要想跑，十分没有规矩。最无法含糊的是大量的生字不认识，要靠查字典就只好伏在字典上没法读下去。我的办法是猜，生字躺在前后文之间，猜出的意思八九不离十，字音则把所有的生字都当成谐声字，念字念一半，自然念出若干笑话。可是这种在文章里面去识字的办法，倒未始全是旁门左道。我三十多岁在牛棚里面重学英语，记起了童年的章法，于是依靠过去掌握的几个单词大篇大篇地看文章，这次是字音八九不离十而字义对的错的兼而有之。有些办法可能为专家笑话，我也不敢胡乱推广。姑妄言之吧。
只是年纪越大，越不敢蔑视古人，知道他们达到的成就不是随便可以企及的。而文言文呢，与其说它是已经死亡的口语，毋宁认为它从一出生就是一种高度凝炼的书面语言；它对学子的训练，与其说是文字技巧上的，毋宁说是思维方法上的。看今人作品，有的满口白话，但有一两句话就道出无穷意蕴的功夫，就知道他的背后藏着古文学的训练；而有的大腕编剧大腕导演大腕演员生产的“历史剧”，例如最近得到很高收视率的那本《康熙王朝》，尽管里面之乎者也人人讲天天讲，一听就听出他们缺乏古代文学的基本训练。
洪禹平：诚如倪先生所说，化用前人名句是学诗的重要方法。
为了“争赢”大伯，我还按大伯的启示有计划地精读文史古籍，如《论语》、《孟子》、《春秋左传》、《史记》等，都是我当时的精读书。
大伯佩服的人物只有两个，一是孙治让，二是章太炎。
我还常常与大伯一起背诵吟咏古诗文。大伯那种平仄分明、起承转合有度、充满情感情趣的抑扬顿挫的吟咏声，比什么音乐都更悦耳动人。后来，有的朋友说我的吟诵也颇可欣赏，但我心里明白，比之大伯，我不过得其五六分!
陈四益： 到了我能结结巴巴看书的时候，奶奶就要同我“换工”了。如果我要听她讲故事，就要替她念一段小说。她要我念的是《红楼梦》。那时我自己也识字不多，《红楼梦》中许多字还不认得。好在奶奶要求不高，她说:“你只管念，不认得的字，就‘啥啥啥’地带过去。” 这办法倒也简便，我就这样“啥啥啥”地读完了第一遍(红楼梦》，后来又“啥啥啥”地读了另一些书，也因此换得了奶奶的许多故事。如果问是什么最初引起了我对文学的兴趣?那就是奶奶的故事。
现在回想，语文的教学，如果不同课外阅读结合起来、收效是极有限的。好的语文教师应当善于引导学生广泛地阅读，培养起读书的兴趣。“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广泛的课外阅读对作文带来的影响，是远胜于对有限几篇课文作所谓细致分析的。
韩兆琦： 高小和初中阶段。是青少年学习词汇、掌握词汇最积极、最自觉的时期，我们那时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往店、这么多的书(那时即使有书，我们也没有钱买)，因此我们就注意抄录一些东西，如某本书、某篇文章中的某些段落，以及中国与外国的诗歌等等，比如当时读朱生豪所译《莎士比亚》全集我所抄录的精彩段落，我到现在仍然保存着。
回想起来，从儿童到少年、青年，如果有一种爱翻字典、词典的习惯，从小学一直翻到高中，这种完全像是漫不经心的、随随便便的活动，它所给予我们的语文知识的积累，是难以用数量计算的。五六年前有一次和钱媛在英东楼谈天，她说起她父亲钱钟书先生让她读英文辞典的情景，听了之后感触很深，看来大学问家当年也似乎用过类似的方法。 董桥： 《清白家风》
羅素說他兩歲那年家中大人教他讀詩,對著一堆客人他背得出丁尼生的兩行詩。
埃德蒙.威爾遜說好幾位讀書品味很高的飽學之士常常勸他不要低估毛姆的作品,可惜威爾遜始終看扁毛姆,判定他終歸是個二流作家。他說英美讀書界程度下降了毛姆才那麼紅:「他的作品確實好看,確實有趣,文詞越淺白越見文采,可是他的故事到底是雜誌貨色,就算題材嚴肅,情節還是蹩腳得要命。」他說那是毛姆寫連載小說媚俗之計,每一期都要製造一些奇情。
我深信不論中文不論英文,文詞清淡可讀最是關鍵。然後是說故事的本領。年輕的時候我效顰,很高眉,認定文章須學、須識、須情。歲數大了漸漸看出「故事」才是文章的命脈。有了學問有了見識有了真情沒有說故事的本領文章活不下去。閱世一深,處處是「事」,順手一拈,盡得風流,那是境界!我讀遍毛姆的作品,「我」字擺進去的都好看;沒有「我」字的長篇短篇都遜色。「我」不可怕事,總要堂堂正正站得出扛得起才行。
英國批評界幾乎都跟詩人奧登的說法一樣,都說丁尼生抒情最耐讀,敍事詩、史詩都弱。艾畧特稱讚他是聽覺最靈敏的英國詩人,不輸彌爾頓,說他韻腳押得尤其精到。桂冠詩人奧斯丁說丁尼生的詩是「客廳詩歌」。
他（陳之藩）說六朝的東西都是不自然的,但卻淒美之至。《詩品》因為是最早的詩評,把陶淵明列入二三流,這就是六朝的觀點。這種六朝思想傳去了日本,中國反而沒有了這種傳統,詞曲而後,可以說完全斷了。陳教授說人工的雕琢才是藝術,最高境界是人工中見到自然而忘了人工,像法國女人,好像不打扮,其實她打扮得不得了,在打扮中見不出打扮的痕跡,那才是最高的藝術:「所以原野的野花云云,并不是藝術,是倫敦公園的野花才是藝術」。他說沒有駢體文怎麼可能有唐宋八大家?韓愈最好的文字是「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好像很自然,對仗得多美,他自己想避也避不了,這是近乎天成的藝術。又比如另一個文起八代之衰的胡適之,他的〈瓶花詩〉說「不是怕風吹雨打,不是羨燭照香薰」,那是集古今之大成的對仗,胡先生自己想避也避不了。陳之藩接着說了一段非常沉痛的話:
我們之一代,弄得這麼不成樣子,因為銳意不讀書,一心想自然,無奈辦不到何!一點顏色也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不僅天塌地裂不會名狀,就是傷春悲秋也不會形容,以死了幾百萬人的代價,仍然換不來幾篇「有病」呻吟的作品。根本不會發聲了,何況呻吟!哪有比中國人這個時代再痛苦的?又哪有任何一個時代像我們這樣聾啞的?好像有好多人有同一誤會,覺得數理化等等什麼功課都得用功才會懂,唯獨國文,可以不學而會。會罷,就是今日之局面。
他說他的讀書方法很特別,讀論文都先看結論,再看序言,中間不看,然後自己運思,試試照題目盤算內容該怎麼搭建,再回頭對照那篇論文是不是這樣寫。雷同固然高興;不同也很高興,當做新發現。他說這種讀書方法叫「不讀」。苦的是碰到法國思想家蒙田的散文。陳教授說蒙田散文喜歡忽然插近一段完全不相干的私人生活,非常有趣,卻與題目無關。碰到蒙田,陳教授的讀書方法就完全不生效了。他說蒙田散文之所以至今不朽,也許跟他這種節外生枝、忽天忽地的寫法有關:「其人在紙上恍動,有如鬼魂穿梭於字裏行間,真是怪事」。
《月亮和六便士》倒說了我不好意思說的話。毛姆說他每去一次飯局心裏難免犯嘀咕,猜不透主人為什麼要請這些人吃飯,這些人為什麼又都來了。他說滿堂賓客,相見冷然,散席釋然,也許他們真的只為了酬酢,人家請過了不可不回請:"You owe me a dinner, you know."
她說寫得簡潔跟寫得好一樣難,難怪毛姆說"to write simply is as difficult as to be good"。
他深信人貴飽學,文貴簡練,古今中外大方之家都靠這兩筆本錢討生活。
意大利朋友說,幾百年來寫文藝復興的書幾百幾千部,說穿了只有一句話:「文藝復興的精神是對人心的尊重,對審美的沉思,對學術的包容。」他說梵蒂岡裏拉斐爾那幅大壁畫《雅典學院》簡潔傳遞了這樣的精神: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兩個學派的哲學家和藝術家聚集在寬敞的庭院裏,溫文爾雅,會心交談,畫面遠遠隱約看得到院堂的拱頂,肅穆,和諧,典麗。他說文藝復興不是中世紀黑夜裏憑空滋長出來的一道風景,是整個中世紀的城市背景和知識環境慢慢交融蛻變出來的理念。文藝復興也不能一刀劃分意大利跟歐洲其他地區,而是應該包容概括歐洲新君主的興起,印刷術的演展,西半球的發現,以及十六世紀經濟繁榮的大景觀。那是人們意志的交融體現,剛烈的,纖秀的,宏大的,細微的,都有。
試憑他流水寄情卻道海棠依舊
但鎮日綉簾高卷為妨雙燕歸來
聽說二十世紀初葉梁啟超集句集得最順心,摘李清照句子多極了,「卻道海棠依舊」正是她的《如夢令》:「昨夜雨疎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早歲讀書老師說李清照這首詞脫胎自韓偓的詩:「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陣寒。海棠花在否。側卧捲簾看。」李清照結句十個字點亮了玉山樵人,明朝人說是「女流之藻思者矣」!
故友江兆申先生是溥心畬的學生,他來我家看到溥先生小小一幅泥金箋松巖高士圖說,那是他老師心中供養的明秀和渾厚:明秀不難,難在渾厚,明秀是筆墨,深厚是氣勢,筆墨靠積學,氣勢靠天縱,最緊要是書法精了畫才有筆墨可觀!我聽了一下子省悟墨影裏玩學問的消息。上一輩人考究,頂真。
今日中外拍賣市場上作品大紅的國畫家,張大千和傅抱石畫藝最高妙,兩位都是畫聖。齊白石不同,變法變出了國魂,撒豆瞬間成兵,是畫仙,用筆用色的功力卻沒有張大千傅抱石深厚。
書讀得不夠多我從來不擔心。寫作講創意,書讀多了阻梗創意,下筆盡是人家的牙慧,好不到那裏去。美國女作家韋爾蒂 Eudora Welty論寫作說主題都老都舊,情景人人熟悉,只剩有視野有識見才可貴,才算是發明,經營得出這樣的景觀那已然太了不起了。韋爾蒂寫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小城生活我喜歡。她的《德爾塔婚禮》她的《金蘋果》她的長篇短篇都交織了太多回憶太多遺憾了。
沒有回憶沒有遺憾的人生是沒有燈芯的燈籠,照不出路。
海明威《流動的饗宴》自序說讀這本書的人不妨拿這本書當虛構小說讀,反正虛構往往反而可以觀照真實。只寫真實不帶想像的文字太澀太乾。
「巧」字別有講究。苗子先生《藝林一枝》裏有一篇〈巧兒〉大見學問。唐代官府技術工匠中的高手稱「巧兒」,黃先生向來懷疑巧兒不限於織錦工藝,雕塑繪畫之工匠高手也稱巧兒,幾經查考,終於找到唐代張文成游仙窟詩〈贈十娘〉裏那句「巧兒舊來鐫未得,畫匠迎生摹不成」,斷定巧兒也指雕塑家。唐代張文成傳奇小說《游仙窟》文字通俗,當時流行,儘管浮艷蕪雜,魯迅說到底可資博識。詩句中「舊來」苗子先生猜想和「從來」同義。他說唐宋人說「舊家」猶云「從前」,李清照詞《南歌子》說「舊時天氣舊時衣,只有情懷不似舊家時」,可見「巧兒舊來鐫未得」是說巧兒從來無法鐫此美姿。「迎生」黃先生疑是「寧馨」之別寫,猶言「如何」。
讀漢學的英國人老戴的國語最地道,退休了沒人跟他講他硬是天天跟自己講。貝蒂說前幾年動了手術半醒半睡還滿口國語夢話。
他說荷蘭的文化藝術有個性,非常可觀,受冷落了。
明代學者吳與弼幾句話:「南軒讀《孟子》,甚樂。湛然虛明,平旦之氣,略無所擾。綠陰清晝,薰風徐來而山林閑寂,天地自闊,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
我年少先讀王士禛的《池北偶談》,後來讀他的詩詞,很喜歡。
方爾謙活到一九三六年,揚州人,字地山、旡隅,別署大方,人稱方大,他的弟弟方爾咸是方二,兄弟文壇齊名。大方愛藏文物,藏古錢最多,我早年得過他藏過的一枚南宋銅幣,錦盒上有他題識,搬家忘了收在哪裏不見了。方先生當過袁世凱家庭教師,袁二公子袁寒雲是他的學生。都說他書法挺峭,有山林氣,我從來看不出個中好處。也許披頭散髮就是山林氣。
漁洋所用舊箋真古秀,瞿兌之說舊箋脫盡了火氣才更可貴,新紙懸在風日中讓塵土薰蒸儘管也會有些舊氣,到底不能像舊紙那樣滲出一層暗香。
「做人要說自己知道的事,太要緊了。」
目黑三次是日本黃鶴堂主人,中國古書畫修復專家,經張大千多年調教揚名國際,東京國立博物館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都找他搶救名迹
齊老先生畫白菜畫鮮菇自闢筆路,越老越凝練,越清凈,靜靜相對像讀一卷明清筆記,害我不忍釋手。
金冬心是金農,字壽門,清代揚州八怪之一怪,書法在隸楷之間,詩文在流俗之外,五十歲才畫畫,涉筆即古,脫盡時風,隨便點染一幅山水花果都閑冷,出塵出世。筆下梅花更了不起,清雋得不得了,孤孤寒寒一枝冷香勝似十首詠梅詩。我從小在幾位長輩書齋裏看慣金農的字和畫,沒想到自己都成了長輩了寒齋竟無緣掛一幅冬心。六十年代初來香港碰到過好幾幅,悄悄請沈葦窗先生掌眼,說都不可靠,省錢了。徐伯郊先生斷定冬心最難纏,千萬小心,買得到弟子羅兩峰、項均的代筆算福氣了,旁的免看免談。
董其昌這樣的行楷跨絕一代,率易中見秀色,明末書家邢侗、米萬鍾、張瑞圖和他一比都差了三步。
陳眉公《妮古錄》裏引香光居士論書道說:「余性好書而懶矜莊,鮮寫至成篇者。雖無日不執筆,皆縱橫斷續,無倫次語耳。」要的正是他筆下這股淡意,一旦矜莊一旦虔敬一定不好看。眉公陳繼儒生平那些短翰小詞我少小時候在老師煮夢廬裏讀得很熟,老師說這樣的風致只有眉公才有。他和董其昌齊名,是同鄉故交,畫墨梅畫山水都空遠,董其昌說眉公胸中素具一丘壑,草草潑墨都見蒼老之氣,不落吳下畫師恬俗魔境!眉公《妮古錄》書名也可喜,楊用修說六書中有妮字,軟纏的意思。《升菴集》「泥人嬌」一條更說柔言索物曰妮
我記得陳定山《論畫七種》說金農畫梅師白玉蟾。白玉蟾是葛長庚,確是宋代畫家,福建閩清人,至雷州繼白氏改姓白,名玉蟾。平生蓬頭跣足,布衲敝舊,神清氣爽,愛喝酒,大字草書像龍蛇飛動,工畫梅竹而不輕作。
台北一位大學問家告訴我說,臺先生國學修養深,字也隨之大佳,溥心畬倡言詩詞寫得好畫自然也好,道理一樣。
教養變成了喝一口清水那麼尋常總是可貴的。 何兆武 《上学记》
对一个学人应该有两种评价，或者说有两种标准，一个是学术研究方面，看他是不是有贡献，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他对时代的影响。有很多人对时代的影响太大了，包括梁启超、胡适，他们影响了整个一个时代的风气，就不宜单从专业的角度来衡量。
我认为，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完善都需要正视自己的缺点，惟有如此才能真正鼓舞士气，才能真正进步，否则徒然助长虚骄之气，是没有好处的。
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我想信仰宗教的人大概也有这种感情.这是不能用理智来论证的。
想要做出成绩总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天赋，这点不能强求，每个人天赋不一样，这没什么可丢脸的，二是环境，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争取到的，第三就是个人的努力，但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是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读书也一样，书读得好坏跟你拼不拼命没关系，天天开夜车，我不认为那是一条正路。
历史有两个特点，第一，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写的，不是由失败者写的。第二，历史都是高雅的上层阶级写的，真正下层群众写的历史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流传。
文革的时候人分三六九等，我们被降了级.打人异类，也只能跟同一级的人交往。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你是被专政的，就不敢和那些专你政的人交谈，这一点表现了我们社会非常浓厚的封建等级制，把社会的不平等上升为政治上的等级制。
“严父慈母”，旧社会说“家严”就是指自己的父亲。
总的说来，文化总是跟着政治、经济走，一直到今天都是，比如20世纪初很多诺贝尔奖是英国人、德国人的，可是今夭大多是美国人的了。
北洋时期学校里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到了国民党时期开始推行党化教育。
我们的教科书几乎都是美国课本，中学也是，
我觉得最好的一本书，而且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非常之好，经常向年轻人推荐，就是Gulliver's Travels(《格列佛游记》)，作者是18世纪初的英国作家Jonathan Swift，
所以我又把这本书的英文本找来读，发现这本书的文字确实极好，非常之简洁，非常之清楚，非常之明白，很难得的。后来我在杂志上看到，二战的时候有一个有名的英国记者，驻柏林的，他在德国时间长了，英文慢慢生疏，写文章时就先读《格列佛游记》，然后才能写出漂亮的英文。的确是这样，用这本书来做英文范本非常之好，不但学英文，就是学中文也应该这样。有的人过了一辈子，可是文字好像总不太通顺，我想还是应该从写得清楚明白人手。
当我们的思想解释不通的时候，就得另换一个坐标，不能死硬地按原来的模式去套。我想历史上、学术上、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大概都需要坐标的转换，有些用原来的坐标解释不通了，却仍在那里生搬硬套，那是行不通的。
所以，扩大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金科玉律，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标准，人类进步需要不断地转换坐标，假如我们只有一种思想模式的话，人类的思想和科学就不会产生长足的进步。这和宗教不同，宗教可以只有一种信仰，可是科学不应该只是一种信仰，一个物理学家决不能说牛顿字字是真理，谁要反对就砸烂他的狗头，那科学就没进步了。
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 邹承鲁院士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相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役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
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听课的人多，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国史大纲》是钱穆当年的讲稿，学期末的时候他说：“我这本书就要出了，宋代以后的你们自己去看。”
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宜读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而老师的作用正是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
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
沈从文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
我们手续太麻烦了，如果书库能随便出进，就跟逛书店一样，左翻一本右翻一本，那一天能看多少?虽然不是所有书都能仔细看，可是信息量就非常大了，需要哪本可以再借哪本。如果不能进书库，借什么书得填条请他给你拿，一天又能看多少?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指导观念有关。图书馆的作用是什么?应该是尽最大的可能把书让大家看到。可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图书是国家的财富，我们要尽量地把它保护好，越翻越烂怎么成?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尽量少让人看，或者不让人看，这在无形之中，使我们国家在吸收知识方面落后了。图书馆是为传播知识设立的，着眼点不应当是建多少高楼、收藏多少图书，而应当是怎么才能让这些书流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果这一点不考虑的话，图书馆变成了藏珍楼，唯恐被人家摸坏了，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义了。
既然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先天就比资本主义优越，他都不怕你，你为什么怕他呢?
我们那时候有好几条路径可以提高英文，一个是跑到外文系图书馆借英文小说。记得有个同学问我：“你看了多少本？”我说看了二十本吧，他说：“二十本不够，得三十本”后来我们发现，读英文小说不要看英美人写的，而要看其他国家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比如法国人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的，或者俄国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那些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就容易得多。还有一条路，就是看英文杂志。联大有个杂志阅览室，国内国外的期刊杂志总有两三百种的样子，没事了就可以到里面翻一翻，跟逛书店一样，可以吸收很多东西。
那时候英国领事馆离学校不远，领事馆里的阅览室可以随便进，一般只有三四个读者，而且阅览室的人挺殷勤，还给你倒一杯茶。
不过好在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个月靠“贷金”吃饭，而且不用还，这和今天大不一样。假如那个时候要学费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上不了学，不但我们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学，包括杨振宁。那时候教授钱太少了，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数学系主任，他一大家人，饭都不够吃的还上什么学?当年的艰难时世，恐怕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我想这些地方反而是一个年轻人所必备的品质，要想超越前人，必得先看出前人的不足，要是拜倒在前人的脚下，那就永远也超不过他。自惭形秽的人，如我自己，大概永远也不会是有出息的。
当时的电影没有配音，有些同学就是去学英语的。
西方的诗歌和中国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往往都是长篇大论，一首诗就是一小本书，发挥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这在中国诗里很少见。
在我看来，读书最大的乐趣在于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这比什么都重要，而不在于是不是得到一种世俗的荣誉。假如不是很有兴趣，又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我觉得犯不上，或者说，太功利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反而得不偿失。
一个人的性格或者思想大多初步觉醒于十二三岁，到二十四五岁思想定型，形成比较成熟、确定的人生观、世界观，此后或许能有纵深的发展或者细节上的改变，若是有本质的改变，我想是非常罕见的。
另外，我们所说的专政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似乎有一点很大的不同，马克思所说的专政是政治意义上的，是在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而我们则是所谓思想专政，“在思想上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的专政”，这与马克思的原意似乎不吻合。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也可以说是大大背离了。
1957年张奚若先生几乎被打成右派，因为他总结了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
我想冯先生在某种意义上还属于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旧时代里，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这是根深蒂固的一个传统，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有很多其他的路可以走，比如爱迪生只念过小学，现在的比尔盖茨，大学念了两年并没有毕业，他们并不需要依赖官本位这张皮。可是中国过去除了官本位没有其他出路，知识分子只能靠依附专制皇权取得自己的地位。
济慈的epitaph(墓志铭)是他死以前为自己写的，非常有名，即："Here lies the man whose name was writ on water.(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我们知道这句话，可是不理解它的意思，什么叫“名字写在水上”?温德说，西方有句谚语：“人生一世就是把名字写在沙上。“潮水一来，名字被冲没了，人生一世就是这样，正像中国古诗里说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可是济慈要把名字写在水上，这就更彻底了，一边写一边消失，不必待到海水来冲没。
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存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夹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汤用彤先生说，人生追求的不是光荣，而是peace of mind(心灵的平静，心安理得)。
Unamuno似乎在暗示我：人生不可测度，不可立语言文字，所以人生的意义是无法传达的。
在我们当时看来，林语堂只是“会骗美国人的钱”，所以评价不高。
可是现在想起来，学习语言没有基本的文法训练是不行的，可惜当年没有学好。
不过，一个人的话有多少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这很难确定，而且在假话里，有多少只是应付场面的，有多少是真正给你做假的，也很难确定。
就像走路一样，思想与社会发展这两条腿得配合着来，要是你这一步跨度太大，虽然是新东西，但不符合社会的要求，也要摔跟头的。
而且，我不同意东西文化的划分方法，那实质上是阶段的不同。学术作为真理，本质上无所谓中西之分，真理只有一个，大家都要朝着这个方向走，这是人类共同的道路。西方虽然先走了一步，但并不意味着中学、西学有本质的不同，而是阶段的不同。所以不能说我们是“西化”，因为人类进步的阶段并不是西方所独有，大家都要走近代化的道路，只是我们比他们落后了一步，如果我们在某一点上比他们先进了，他们也照样要学我们的。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确有不同，不过那是次要的，物质的近代化是大家共同的道路，虽然也有甘地、罗素这样不喜欢工业文明的人，不过人类的主潮总是不可避免的。 齐邦媛 《巨流河》
十八岁考取官费到日本读书，更进一步认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国民普遍的教养是清洁守法，教育程度高些的讲究温恭的礼节，鼓励知识的追求。
历史哲学派由政治经济的思想更分析人生现象，在研究过程阐明理性思考之必要，也提醒他区域现实的不同，不可以冲动热情地强以理论（如《资本论》）套在大政策上──这对他是一生的启发，使他坚定地相信，只有真正的知识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潜移默化拯救积弱的中国，而不是激动热情的群众运动。不择手段只达目的的阶级革命，留下的社会、文化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性解决，才能弥补。
有一次，他带来他自己的那本小小的、镶了金边的《圣经》给妈妈和我看，说这是离家后唯一的依靠。当时我虽不懂，但多年后我明白，为什么在他淡淡的落寞中有一种和平、宁静，我似乎又找到了一本深奥待解的书，很有吸引力，可是他又随身带走了。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九一七年他（张伯苓）已四十一岁，竟决心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研究西方教育理念。很多人劝他，“你已功成名就，干嘛去和那些洋孩子同堂读书！”甚至说，“这个脸你丢得起，我们感到丢不起。”他还是去了，认真研究、见习，做了许多交流活动，实验主义思想大师杜威也是他的老师。回国后，他创设南开大学。
若没时间读全本《史记》，又想读最好的，就先读司马迁写倒霉不幸人物的传记，《项羽本纪》就比《刘邦本纪》高明得多。
南开精神就是允公允能、勇敢接受挑战，不可以退出，叫大家加紧准备。
有一天在饭桌上，爸爸静静地对我说，“你赢了辩论会可真不容易，可见读书已知道重点。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能说什么，而是能想什么。”父亲一生常在我颇为自满的时刻说，“可真不容易啊，但是……”引领我进入深一层思索，虽然当时有悻悻然之感，但我一生处逆境时，多能在不服气之后，静静检讨，实得之于父亲的这种开导。
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
文学教育贵在灵性（或慧根）的启发。
朱光潜老师虽以《英诗金库》作课本，但并不按照编者的编年更次序──分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葛雷（Thomas Gray，1716—1771）和浪漫时期（The Romantic Period）。他在上学期所选之诗都以教育文学品味为主，教我们什么是好诗，第一组竟是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 worth，1770—1850）那一串晶莹璀璨的《露西组诗》（Lucy Poems）。
朱老师选了十多首华兹华斯的短诗，指出文字简捷，情景贴切之处，讲到他《孤独的收割者》（The Solitary Reaper），说她歌声渐远时，令人联想唐人钱起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余韵。
英国哲人罗素七十五岁时写完他的《事实与虚构》，讲述十五到二十一岁，心智成长过程中，影响他最大的书。其中有一篇是《雪莱的重要》，说他少年时读到雪莱诗中如真似幻的情境，深感着迷。成年后见识日增，遇到一些深沉宁静的境界。会有似曾相识的感动。雪莱短的情诗。他都熟读在心，也渴望会产生那样痴迷虽然有些苦涩的爱情，“我爱他诗中的绝望、孤立和幻想景致之美……”成为他想象力和感情的光源。据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谈天时最爱谈雪莱，对这位出身贵族、才情飘逸的诗人的反传统精神十分倾慕。
朱老师坚信好文章要背诵，我们跟他念的每首诗都得背。英诗班上不到二十人，背书和私垫一样，无人能逃。“教”和“背”之际，每首诗由生变熟，有老师几句指引，确能得其真意。
深深感到人生所有“不同”都可由《云雀之歌》的欢愉，《夜莺颂》的沉郁找到起点。
世人读过雪莱的《云雀之歌》再读这《夜莺颂》，可以看到浪漫时期的两种面貌，以后你读得愈多愈不敢给Romanticism一个简单的“浪漫”之名。
济慈的诗只有《秋颂》是我乐于与人外享的，它是温暖、认命。成熟完美的诗篇。
后来胡适先生又说自己的工作是介乎文学与历史两者之间的研究，写感想时用的就是文学手法，他说：“感想不是只有喜、怒、哀、乐而已，还要有一些深度。深度这种东西没办法讲，不过你自己可以找得到。如果你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但是可以培养。”这些话对我来说都是启发。
后来我给学生上课或演讲，都觉得文学上最重要的是格局、情趣与深度，这是无法言诠的。
我虽然知道自己没有像胡适先生说的要有八年、十年以上的研究才敢教一门课，但我那时总超前一、两年。
“女孩子打扮得干净、漂亮不是为了好看而已，而是为了礼貌。”
所谓“三日京兆”，中国官场的新人新政意义大约就是没有延续性，没人关心扎根的未来。
我不愿用“浪漫时期”的中文译名，简称那一个常以热情进入深奥内在探索的时代。因为“Romantic”所代表的既非唯美，亦非中古以降罗曼史（Romance）中虚构的奇情。它是一种对崇高（sublime）理想永不妥协的追求。强调创造力与情感抒发的浪漫主义其实是对前世纪守教条的新古典主义的反动。其回归自然（return to nature）的呼求，强调大自然引导个人心灵对真善美的追寻与沉思。
泰恩的文学三要素──时代、民族、环境──仍是文学作品能否传世。或隐或显的基本要素。
哈代的诗甚少飘逸潇洒的“仙品”，总是淡而微涩，很贴近我实际的人生。
我认为要达到任何语文的深处，必须由完整的书才能看到比较完整的看法，不能只阅读零星的选文，所以我希望上学期至少读两本，下学期读三、四本。
我的读书经验是：好小说是最有效的语文教材，它有情节和情境，而且有发展和结局，本身就导引读者看下去、走进去。不知不觉接受了它叙述的语言。大多数好散文，用现代的观点看，其实都有小说的格局。
我也希望“高级英文”课程的学生能认识重要的长篇小说，所以每年导读几本经典之作，如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伍尔芙《灯塔行》，薇拉•凯瑟两本《安东妮亚》和《总主教之死》，佛斯特《印度之旅》，福克纳《熊》等英文极好的作品。 受益匪浅，系谢谢，领教 《扬州旧闻》
《点石斋画报》的发行时间，是在清代光绪十年(一八八四)至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之间，它所反映的新闻，主要也是发生在这一段时期里的。
据查，晚清时扬州府的统领范围，包括泰州、高邮、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东台诸州县，概而言之，有“扬八属”之称。而在此前后又屡有变化，如江浦、六合、靖江、海门等地，也曾一度归属扬州。
《点石斋画报》主要为晚清画家吴友如先生所绘，但不完全出自他的手笔。他的好处，是在一定程度上画出了那个时代的真实。鲁迅先生在《略论中国人的脸》中说:
“时装人物的脸，只要见过清朝光绪年间上海的吴友如的《画报》的，便会觉得神态非常相像。《画报》所画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脸相都狡猾。这精神似乎至今不变……”
扬州西山，地近仪征。太平军占据扬州后，城中豪富来不及远逃者，多避难于此，故盛极一时，至有“小扬州”之誉。
康乾盛世，扬州盐商家中几乎都养戏班，这在中国戏曲史上可称绝无仅有之盛况。当时甚至连昆曲老家苏州的名伶，也都涌向了扬州，以至今天扬州尚有“苏唱街”旧址。
在旧时扬州方言中，“黄鱼”原指大脚女人。
仪征十二纤，在晚清时曾是两淮盐斤入江口，一时帆格如林，人烟凑集。
贾似道在扬州住过，又撰有《蟋蟀谱》，扬州人的斗蟋蟀之风，或就始于此老。
扬州人结婚娶媳妇，花轿到了门前，不能马上掀开轿帘让新媳妇出来，而施以种种障碍，叫做“闷性子”。
扬州仙女庙，自古以来流传着仙女的故事。唐人《酉阳杂姐》已有记述。仙女庙，即今扬州江都市所在地。据说，古代这里有个叫做杜姜的女子，能够通神，官家就把她抓了起来，关在牢里。不料杜姜善于变化形体，马上脱身而去，不知所终。人们以为她是仙女，于是建庙纪念她。又传说，这里有个道姑叫做康紫霞，道行深厚，一天白日飞升，化为白龙而去。此后，仙女故事层出不穷。直到晚清的《夜雨秋灯录》里，也仍有仙女的传说，但似乎尚不为人知。
“红颜”似乎还是以“薄命”为宜。钱钟书先生《管锥编》引英国画师语云:“大美人最可怜;其寿太长，色已衰耗而身仍健在。”
扬州南河下是会馆集中之地
扬州小调，即扬州清曲，为明清时代流行的古老曲种。
日本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记唐代扬州高僧鉴真云:“大和上讳鉴真，扬州江阳县人也，俗姓淳于，齐大夫髦之后。其父先就扬州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学禅门。大和上年十四，随父入寺，见佛像感动心，因请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许焉。”
扬州风俗，产妇死了以后，要买一些木桶放在井边公用，以便超度亡妇之灵。
六合县，旧属扬州府。今传《茉莉花》民歌，据说系采风于六合县，而“六合民歌”，当然也就是扬州民歌。如今，《茉莉花》已经被定为扬州市歌。
高丽人与扬州的交往，唐代有崔致远，清代有安麓村。此外，八怪结交过高丽友人，高邮流寓过高丽书家，这都是中韩交往史上的佳话。
僧人，俗称“和尚”，其实有别。
蒲松龄《聊斋志异》云:“五蕴皆空，六尘不染，是谓‘和尚’;口中说法，座上参禅，是谓‘和样’;鞋香楚地，笠重吴天，是谓‘和撞’;鼓征惶耻，笙管傲嘈，是谓‘和唱’;狗苟钻缘，蝇营淫赌，是谓‘和障’。”
阮元的故居，在扬州毓贤街
自来论书画者，先讲笔力。其法如兵家言，身使臂，臂使指，骨节灵通而后得挥洒自如之妙。
邗江俗例，每届中秋令节，必于节后一二日内，将女子之已嫁者接以归家，谓之“食剩饼”。不论大家小户，习俗相沿，牢不可破。
近人徐谦芳《扬州风土记略》云:“端阳次日，有女归宁，名曰‘吃馊粽’;中秋次日，亦如之，日‘吃馊饼’。”粽子和烧饼，隔日都不会馊，扬州人言女儿回家“吃馊粽”、“吃馊饼”，幽默也。
晚清至民国间，扬州人有在上海行医而成名的，如扬州个园主人之后黄沛就是一例。近人董玉书《芜城怀旧录》云:“个园后人黄锡禧……子沛，号艾生，安徽直隶州习医家针灸法。至上海悬壶，有‘一指神针’之称。”
青龙泉是一口古井，位于扬州天宁门街，与天宁寺相对。据说，当年掘土时曾得青龙镜，故称“青龙泉”。今井已眢，但石头井栏仍然存于天宁寺中。另有《天宁寺青龙泉记》碑刻，述其颠末。
扬州古井甚多，而眢者尤为可惜。我知道的，一是两淮运司公麻的“董井”，系纪念董仲舒的;一是巡盐御史衙门的“桃花泉”，系曹寅用过的;三是东关城门口的“广陵涛”，系与历史上的广陵潮有关的—这些古井均已不存。
扬州至少有过两个“文选楼”，一是阮元的藏书楼叫做“文选楼”，二是旌忠寺的藏经楼也叫做“文选楼”。
扬州西北蜀冈上，清代种有梅花若干亩，称为“小香雪”，系效法苏州的“香雪海”而得名。
徐谦芳《扬州风土记略》云:“元旦至初五，所谓‘五天年’也。此五日中……又有‘送麒麟’之说，编竹为麒麟送子状，粘以五色纸块，沿户送之。锣鼓一敲，歌声随作，种种歌唱，但俗不文。受者给以钱与米，或拒而不纳，即唯唯而退已耳。”
唐宋时期，每逢立春，用金银箔或彩色绞剪成饰物，戴在头上或系在花下，以欢庆新春，谓之“幡胜”。苏轼《次韵曾仲锡元日见寄》诗云:“萧索东风两鬓华，年年幡胜剪宫花。”谓此。宋代男人似乎好戴花，“四相簪花”的佳话即出于扬州。
黄家桥，今称黄珏桥，属扬州市邗江区。相传旧时桥下曾经出土双玉，故名。
字纸向由善堂收买焚化，所以敬惜圣贤字迹也。
扬州的小巷里，现在还能找到一些积存字纸的壁洞。安乐巷朱自清故居的南面，就有一个残缺的洞，过去是供人捡了废纸投放的。扬州人的敬惜字纸，大约很有传统。记得《广陵潮》一书里也谈到这类内容，说是在辛亥革命之际，一些扬州遗老却热衷于组织“惜字社”、“宗社党”和“文言统一研究所”。“惜字社”应该是敬惜字纸的一种组织。
《扬州画舫录》云:“城内苏唱街老郎堂，梨园总局也。每一班入城，先于老郎堂祷祀，谓之‘挂牌’;次于司徒庙演唱，谓之‘挂衣’。”
扬州的和尚，历来有擅长书画的，这也是城市风气影响所致，即使是出家人也不能免。据汪鉴《扬州画苑录》载，属于“方外”的清代扬州书画家就有颠道人、道济、道存、方珍、筱衫、清月、复显、方华、明辰、了然、思义、馨山、真然等。竹隐是他们的后来者。文中的何秋辇观察，是扬州壶园主人何莲舫之子。
农历五月十三日，据说是关帝诞辰。每当这一天，民间总要演关公戏，不过绝不能演《走麦城》，否则关老爷一定会发怒。 思果《怎样自修英文》
只有发音部分讲得详细一点，因为这一部分等于钥匙，没有它学不了英文。
你自修英文，如果不能舍弃一切业余的活动，只想玩票似地玩一玩，这本书对你就没有什么用处”
自修要点：
先学会自己发音。
精读的书不可贪多。一多就不能吸收，不能吸收就会失望。一失望，再难振作。
不一定会背，但不可读错。读来口里要流利；一读再读。
集中全力，至少起头几年不分心。
持久学习。
要能读、能听、能说、能写；眼、耳、口、手全用。
光谈方法，不去实行，一点用也没有。倒不如什么方法不讲，却着着实实学了，总有点成绩的。
学文法只有一条路走得通：就是多看英文书报，尤其要多看小说。看多了，再熟读若干篇文章，就懂得文法了。还要多写才行。不写永远弄不清文法。
要用把上下文连在一起读的方法，来学英文文法。读得多，听得多，说得多，写得多，慢慢就有文法了。这时重新看文法，既容易了解，也容易记得，因为你已经懂得所以然了。如果一味研究文法，背文法名词的定义，即使熟得能教文法，写起文章，说起话来，仍旧没有文法。
学英文，个个字属那个词类，一定要记牢，字音和字义都在其次。一切文法都以词类为转移。不注意词类，英文就合不了文法，连音都会读错。
记住词类只是初步，要点在运用纯熟。这又回到上面说过的一句话，熟读。
我重复说一句，多读英文书报，自然就学会了句法。看得多，记得熟，不讲法也有法；专门研究句法，看得少，读不熟，结果还是讲不出，写不出。就连英美不读书的人也写不出一句像样的句子来。电视看得多，倒也学会了说；不过写是另外一回事。
日本研究社胜俟铨吉郎编的“新英和活用大辞典”教人用什么上下文，也非常有用。
英文字典你迟早要用的，越早用越好。
你如果不用英文字典，恐怕永远不能把英文读好
等英文有了一点程度，一句里有生字，看不懂，先猜一下生字的意思，再去查字典。冒冒失失去查，第一，字典上不止一个解释，你不知道那一个是你要知道的；第二，你印象不深，很容易忘记。用过一番心就不同了。
看小说，看报纸要求快，不能一有生字就查字典。生字等出现的次数多了，再去查。当然紧要关头不懂，一定要查明白。看了以后，知道了故事，如果再看第二次，好多字就学会了。
很多人英文字识得多，好处是从读小说得来的。他们并不多查字典。但是你如果动笔写文章，还是多查一下字典的好。真正英文好的人还是字典不离手的。
你不是可以买一套有书本的录音带吗？就读熟那本书吧。这总是很基本的书，无所谓好坏。以后再选自己喜欢的好书细读好了。读法是先查字典，把各字的音标，生字的解释写下，懂得它的意思。写音标很重要，至少开头几课的音标要写出来。这种书不会太深，查了字典意思总可以懂。不懂，多想想就懂了。可能本来有译文。不过即使有，你还是要查字典的。
不下这番功夫，听录音带没有大用。
然后一面听录音带，一面看书，认音标，心里想书里的意思。一次，两次，三次· · …听几十次也不嫌多。不要一下听太多英文；听太多次，这样你会厌倦。听两三次就停。明天、后天再听。一课要念一星期，或十天，再念下一课。这种书不能快念；快了没有用。上面说过，太快记不住，会失灵。一旦失灵，以后重新振作就万难了。
听了几次，就要跟着念。渐渐地录音带一开始，你就会自动跟着念，不必十分用心听，也跟得上。再过些时，没有放录音带你也能念了。
过些时，也许一本书已经念完，再从头理熟它。这时会发现以前有些音没听准。这样一次一次修正，自己的音就渐渐准确了。一旦准确，以后再也不会错了。你可能不久就发现有些朋友的英文字念错，或者和你的不同。记在心里，再查字典上注的音，看是谁对谁错。多数是他读错。
你总得买一本尺牍，看了写信的规矩，才好写英文信。一有机会就写信给英国人，写错不要紧。多看看，多查字典，再寄出去。起初难极了，以后会慢慢容易起来。等你写了几百、几千封以后，你也不会太差了。
录音带一定教了会话。所以你碰到了说英语的人就要大胆跟他说英文。说不好不要紧，他们到中国来，本来应该会说中国话的；大多数竟然不会讲中国话，你还要怕什么呢？你如果怕说，一辈子不会说，即使能读、能写，也还是不会说。胆大脸皮厚，说多了就会了。
现在电视或广播的英文节目，可以录下音来，慢慢一次一次放来听。这是最现代的英文，而且是常用的。要学英文就不能听得太快，要重复听已经听过的。
你买得到英文报吗？当天的新闻可以找中文报对照来看。报上的英文和广播的可以对照，有什些听不清的也可以找到英文了。对照得多了，不看中文报也能懂了。报上常用的字会时常出现。一份报可以研究一两个月，下次再看就容易多了，看起来也快多了。
基本的书要精读，钉住读，不能贪多，贪快；可是看就得什么都看，广告、药瓶上的说明，连环图、各种杂志、画刊、小说、散文、都要看。有的快看，有的慢些看。
没有精读的底子，英文永远念不好；不多看也永远学不到英文。这件事要双管齐下。看的可以印证读的，补充读的。读熟的文章越多，看起来越快。看书越快越好，但是自修的人最初那里能快，只有慢慢来，性急是很害事的。初学英文要有很大的耐性。
倘使你的记性并不好，补救的方法是口念。念熟的不大会忘记。肌肉的活动帮助记忆，和脑力的活动不同。
读书不一定大声，但小声也要出声，不能默读。默读没有口内肌肉的活动，不容易记住。记住，要有口腔的活动。
看书看报，不但嘴不能念，连心里都不能念。这样一念，看就慢了。这真是叫人难解的，精读就要读出声来，快看又不能念。快看本来有方法，有人有专门研究。一个方法是看两行之间，另一个方法是用手指沿看的一行画下去。不过主要当然要英文好，才能一目十行。生字一多，什么办法都是白讲。
记性好的人，一看就记得，过久了也会忘记。记性差的，一再读，读得很熟，很久不会忘记。
最浅的书要读（打好根柢），最深的书也要读，少一点无妨（提高自己的理解力）
与其记生字，不如多读书。
要常常写才写得出，不动笔永远写不出文章来。有人专记成语，硬塞到自己的文章里，这种文章并不好。为了学写作，不但要记一个字的上下文，还要读整篇文章。这样才学得会起、承、转、合。有的文选只摘一篇文章精彩的片段。读这种文选学不会作文。
凡事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英文的根在文学，不读文学书总不能把英文读通。甚至诗也一定要读一点。语言文字在诗里表现的伸缩性最大，变化也最多。有了英文诗的研究，别的方面就简单了。这好比见过大阵仗，再遇到普通的场面，不会手足无措一样。
学英文再没有比了解英美文化背景更重要了。
西方是基督教国家。你可以不信这个教，甚至可以反对宗教，但是你得懂基督教，知道基督教赞成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有些什么礼仪、节期、风俗、习惯。至少也得略知一二，或者会查百科全书。
会话不止是脑子里要有英文，口腔还要习惯说常说的话。普通应对，尤其是应酬话，往往不经过思虑，脱口而出。没有说的习惯，有一肚子英文也没有用。这是肌肉的动作。
最好用耳朵里听过的英文说话。
英文诗和中文诗词一样，更难懂。初学的人不一定就读诗，但迟早总会碰到诗的。读了一个时期的英文，就要读点诗。读多了也不太难懂。
要懂英文，非多看小说不可。这是唯一行得通的路。小说里有故事，故事引诱人读下去，读很多，也帮助人了解文字。许多字一再出现，即使记性不好，看多了也记得了。
我前面说了，认一个字要知道它的词类，现在要补充一句：认一个字还要知道它的“身分”，就是那一等级。
写作不但有用，也帮助了解和记忆。
简单明白的英文是最好的。我们不要去学花巧，想卖弄。固然没有资格，有资格也不必转这个念头。
读过的书不妨再读，因为很少人是过目不忘的。所以越读得多，需要花来温习的也越多。只有精力充沛的人可以负担得起。 思果《香港之秋》
我发现，诗、词、古文要用过一番功，日后重读才能好好地欣赏。陌生的书，尤其是比较艰深的外文，匆匆一读，有时候并不能懂得它的妙处。
第一是可仁公的书法极好。他写字的时候我在四面走过一圈看过，笔是直的。他写一手灵飞经，四小屏条，不打格子，写下来比打了格子的还齐匀，秀丽挺拔，故乡的人争着要收藏。
他还有一样本领，不论什么秃笔，拿起来就写字，笔笔秀润。“书家不择笔”这句话是极有道理的。寸楷以上他一律悬肘，而且行草都工。有一次我问他写那一体，他说连自己也没有规定，一时兴致要怎么写就一气写下去。
他写朱子家训，那么长从头到尾一样工整，没有越写越差的毛病。
他最要学生记住的是字不论写多少，要首尾一样。大多数的人开头还可以，越写越散，越歪歪斜斜，越潦草。
他的古书之熟可惊。一个人在田里耕种，十几个学生念书，谁念错了他都听得出。往往大吼一声，提一句上文，“底下是什么啊！”四书五经全能背诵不算，朱注都背得出。古人的诗大多记得。自己工诗，古文也自成一家。
可仁公手抄的书不知多少。他的小楷又快又好。
他教学生只要他们念唐宋的文章，认为左传都太古，极有见地。这和他在张之洞水陆师学堂教过书有关，因为张之洞是锐意新政的人。
我小时写的玄秘塔碑铭拓本有他用朱笔挑选过，几是结构散的他都不要我临摹。他不喜欢黄山谷的字，说他太“彪”──这是我乡土语，就是自命不几的意思。我倒很喜欢，不过不想学罢了。
我有一两位朋友，看起书来不分中文、外文，是几百本、几百本看，整个时代、整个时代看的，那似乎才是学问。
他（徐诚斌）的英文之精，恐怕中国人里不多，事实上许多受了高深教育的英国人、美国人写的文章也经不起他评阅。他们的文章到了他手上，他就要大改特改，他们无不心悦诚服。“他是牛津的啊！”他们会说。中国人讲流利英文的极多，但是口吐珠玑，用字精确巧妙，极少的人可以及得上他。他只要开口，就有风趣，而且英文简洁典雅。
我一向以为，只有章太炎才会写白话，已经提起过多次。今天看他的《国学概论》谈到“白话与文言的关系”，才知道我果然猜得不错。此文有极妙处：隋末士人，向能出口成章，常时谓之书语。文帝受周之禅，与旧友荣建绪商共享富贵，荣不可，去之。后入朝，帝问：“悔否？”荣曰：“臣位非徐广，情类杨彪。”文帝曰：“我虽不解书语，亦知卿此言为不逊也。”（见《隋书》“荣毗传”）文帝不读书，故云：“不解书语。”李密与宇文化及战时，其对化及之辞，颇似一篇檄文：化及闻而默然。良久，乃曰：“共尔论相杀事，何须作书语耶？”（见《隋书》“李密传”）。可见士人口语，即为文章，隋唐尚然。今人思以白话易文言，陈义未尝不新，然白话究离去文言否？此疑问也！…昌黎（韩愈）谓，“凡作文词，宜略识字”…余谓欲作白话，更宜详识字！识字之功，更宜过昌黎！…今通行之白话中，鄙语固多，古语亦不少…《史记》陈涉世家，“伙颐，涉之为王沈沈者”，伙颐、沈沈，皆当时鄙俗之语，不书，则无以形容陈客之艳羡；欲使声口毕肖，用语自不能限于首都，非广采各地方言不可。然则非通小学，如何写白话文哉！
以下章太炎先生举了许多例，证明今天的方言口语，都有古字，不过大家早己不会写了。如江南、浙江的“不”叫“弗”，就有《公羊》僖二十六年傅注：“弗者，不之深也。”末了说：
余谓须有颜氏（颜之推）祖孙之学，方可信笔作白话文，余自揣小学之功，尚未及颜氏祖孙，故不敢贸然为之。今有人误读“为纟希为纟谷”作“为希为谷”，而悍然敢提倡白话文者，盖亦忘其颜之厚矣！
（按这两个字当读如“痴隙”。）原来连他那样的小学家都不敢写白话，我们真应该反省反省了。
读者自己要有点诗文的底子，懂点平仄声韵。
學生寫中文的遣詞造句
我接連寫了些文章，提到國文程度低落，劣譯害人。很有危言聳聽的嫌疑。最近注意不少位青年的作文，發覺事實上我所擔心的還嫌不夠。朋友勸我把看到的例子舉出來，好叫大家當心。我已經整理一下，重新分門別類，寫一本小冊子給他們參考。這裡只提出綱要。
現在青年寫的「劣譯體」中文，劣得已經比最劣的翻譯還要不像中文。他們寫作的錯誤和缺點，幾乎是共通的，可見要糾正還有辦法。只要教師和家長一同來注意，改正就有希望。
先說基本的問題。我看目前學生作文的困難是：
一、 看的文章多半是劣得譯文，或不通的、夾了方言的中文，而且課本可能有問題（因為有些詞句錯誤，大家竟然一樣。）
二、可 能 教授不太好，因為有些毛病只要有人指出 一兩 次，以後就不會再犯了。
現在撇開方言國語的歧異，先說劣譯。劣譯的影響是我多年來的大聲疾呼的（詳見最近發表的文字和拙著《翻譯研究》），想不到這個病已入膏肓，恐怕醫不好了。今天文壇幾乎已經是劣譯的天下，學生得了重病，又怎麼能怪他們呢！
第一是詞位的錯亂。譬如中文的動詞、形容詞，尤其是副詞，在句子裡有一定的位置，不能隨便亂動。現在很多學生造起句來，完全照英文的次序。如他們會寫「開設多些學校」（因為英文是open more schools），按中文是該說「多開辦些學校」，「尋找各自的出路」（應該是「各自尋找出路」）。
現在不但學生。連職業寫作的人都寫「越來越多的人研究這個問題了。」這是英文。中文的寫法是「現在研究……的人越來越多了。」
中文極少用「使（令）到（事情不成功）」這一類句法，英文裡卻極多。「使人類智慧？向極點」，這句話連意思也不明白。甚至有人寫出「使人死了」的短句，是殺死他，還是氣死他？
另一個可怕的是「是」的濫用。英文裡的連繫動詞是文法上句子裡絕對不可少的，然而中文卻不用一定要用。例如「他是很客氣」裡的「是」字根本多餘。
還有「著」字也太給人濫用。「有著」是不通的，因為「著」指動作的持續，譬如說，「他吃著飯」；「有」指的是狀態，沒有動作。一個人有錢，是在指他富有，並沒有行動，更沒有───持續。雖然他賭錢一夜輸光，變成一無所有也會的，這和語言文字沒有關係。
英文裡的連接詞是少不了的，中文卻時時用不著，而且忌用。許多學生寫「可以和容易獲得……」這不是中文。「或多或少」是由more or less翻譯過來的，並無不可，但是畫蛇添足。我們說「多少」，如「他多少總得表示一下感激才對」。
兩個動作或情況，我們不用「及」、「與」、「和」等等。我們說「爭吵」，不說「爭與吵」；說「是非」，不說「是與非」或「是或非」。
更糟的是「他之好賭及不受重視」、「侮辱及打擊他的心」、「他的拒絕服從及很容易受影響」。
中文最受忌用名詞短句來說明事件、情況、動作等等。就如剛才那句「他的拒絕服從」、「他的很容易受影響」都是這種名詞短句。英文裡還勉勉強強可以（他們的文章大家如浮勒兄弟F.G.Fowler and H.W.Fowler已經痛詆了），中文可絕不能容許的。
另一個現象是英文用字也變成了中文的常用字。如「提供」，用於「提供造詣給我們」。注意：「造詣」又是名詞。「接受」，用於「接受廣播節目」。
「作出了一種不值之感」（按「作出」只能用於看得見的，如「姿態」；「感」是別人看不見的）、「做出……的後果」。
「自它（按這個『它』字代表上文的『習慣』，也是洋文寫法）存在以來」、「而致一個地方有幾個書局的存在」。（「而致」也不是中文，中文是「以致」。）
「當……時」是英文when 的譯文,英文常用這個字,不過中文卻不。英文裡一篇文章裡用十幾二十個when 不覺得刺目、難聽，中文用這麼多「當……時」可不然。現在學生大用，居然有人寫出「當…..之後」，這使得英美兩國人都要膛乎後。
英文前置詞也侵入了中文，而且給學生用得匪夷所思。單就「上」、「中」、「下」三個字來說，已經洋洋大觀了。我們本來有「社會上」這個說法，現在很多學生寫「社會中」。這個倒也罷了，還有「在這思想下」，是怎麼一個「下」法呢？「流行曲上」、「文章上」、「在他們的推廣下」、「在不自覺下」、「在沒有鼓勵之下」、「在努力中」、「在之中」（？）、「白紙黑字中」（！）、「內容中」、「時間放（花）在看戲中（上）」、「角落中」、「忘卻家庭上的煩惱」（過去兩句一向用「裡」：「角落內」、「家裡」）、「在腦海中把我帶進甜蜜的記憶中」（這兩句「中」就像象牙雕的球！這句裡，記憶是一個小球，在裡面，腦海是個大球,在外面，包著記憶這個小球）。
「裡」字也沒有完全被打倒。「在港島裡」、「睡眼惺忪裡」。這個「裡」字完全可以刪掉。還有人寫「心間」，他的心一定有許多片，各片在一起才有「間」。
以上種種亂用，已經駕乎劣譯之上，超出了劣譯的範圍，始作俑者該負責任。
奇怪的是當用「上」、「下」等字的地方，竟然漏用。如「在社會」（漏去了「上」）、「躺在床」（漏了「上」）、「在幼小的心靈」（沒有「裡」）。
英文不定冠詞「a」對中文的影響壞極了。最討厭的是一般學生用無數的「一些」，叫人看得心煩。「一些商人出售一些不良物品」、「一些不肯負一些責任的人」、「一些廠家用一些廣告推售一些不良的商品」。 當然用無數一個的人更多，他是一個很積極、很有幹勁、很自負的一個人，這裡用了兩個「一個」，其實人只有一個。
最可怕莫過於「性」字。我在《翻譯研究》裡已經提了不少，現在又有新的例子。「……的傾向性不同」，這是英文裡也沒有的。
現在再把別的毛病分別指出來。
比較級與最高級：按這兩級是不能混用的。你可以說，「再好也沒有了」,這是比較；但是不能說，「最好也沒有了」。學生犯的毛病是寫「最普通不過」。這個「最」和「不過」是衝突的。「最普通」已經夠了。
有人寫「更為至慘至酷」也不通。「更」是比較級，「至」是最高級，不能一起用。「更加相得益彰」犯了重複的毛病，「益」已經有「更加」的意思了。
多餘的虛字：「的」的多餘見於：「一陣的步伐」、「數份的傳單」。「所」的多餘見於：「應該所抱的態度」。「有」的多見於：「埋沒有了」、「他帶有著」。
可見學生執筆作文，一點把握也沒有，多一個、少一個虛字，用錯了虛字，全不知道，信手亂寫，已成了習慣。誤用虛字：「禍害於市民的」：這句話毛病出在「於」字和「的」字上，因為「禍害」在這裡是當及物動詞用的，而這句裡「於」的上面只能用形容詞或名詞，如「有害（形容詞）於市民的」、「富貴（名詞）於我如浮雲」。
介詞妄用：「對他給予」不是中文。為什麼不說「給他」呢？
句型的錯誤：有的字眼只能寫成肯定句，不能接「不」一類的字。如「誘導他人不受壞人影響」，這一句裡的「誘導」只能接肯定的字眼，如「向上」、「行善」、「向學」等等；不能接「不」做什麼。
接不上：「都能使對事物的看法有極大的幫助」，使誰呢？中文這個「使」字下面一定要有個賓詞，如「使人生氣」、「使社會不寧」等等。
遣詞不妥：「速度減慢」：按速度沒有快慢，只有高低。「搗亂社會安寧」：按「搗亂秩序」則可，安寧只能「破壞」。「更加困景」： 按「更加」下面只能接形容詞，如「困難」、「悲慘」、「快樂」，不能接名詞。
用字不均稱：作文和說話不同，用字造句總要講究一點。「觀看電視的人比看電影的人多。」這句上用「觀看」，下用「看」，很不均稱。
連用動詞：動詞不是不可以連用，如「我明天來看你」。但如「陷於趨向模仿墜落」、「鼓勵推行遵守節約」、「加深衝突活躍」……就太過份了。
常識問題：「兒童與成人的心理發育」,這句話文法、修詞都沒有問題，就是話本身不對。因為成人的心理早已發育了，怎麼可以跟兒童的相提並論呢？有人寫「一個觀眾」。既有「眾」了，怎麼會「一個」呢？
漏實字：「為口奔馳」，「口」下漏「腹」字。
漏虛字：「是很難糾正了」，這句裡「了」上漏了「的」字。
不相等：中文這個「是」字，前後提到的名詞必須種類相同，譬如說，「人是動物」，人和動物種類相同。所以「這些小孩子可絕不是我的童年吧」，這一句不通，因為「小孩子」和「我的童年」種類不同。
不識字義：不知從哪天起，好些作家用起「男士」來了。他們難道不知道士就是男子嗎？他們本來是為了滑稽，拿來和「女士」對照的，完全沒有想到這個詞的意思是「男男子」。學生模仿，原不足怪。還有許多人寫「女仕」也不通。「人士」也不可以寫成「人仕」。
亂用成語：有些學校為謀學生應考的成績優異，拼命壓著他們背成語手冊，結果有些「優秀」分子真就成了應用成語的大家，寫起文章來大用特用了，用得對不對似乎跟他們無關。「他心裡昭然若揭」是什麼意思呢？有人甚至一連串用幾個，如「他簡直是癡人說夢，這一來變成了曲高和寡，跟另一個人相去何止百倍，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名詞上加形容詞：中英文的代名詞上都加不得形容詞。中文在極少的情況之下可以用，如「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擊昨日之我」等。可是現代有些新文學家很喜歡在這方面發揮他們的文才，學生當然群起效尤。「令人佩服的他們」、「吸毒的你」、「還未成熟的我」，這種句法叫人看了渾身是起雞皮疙瘩。
重覆用字：文學的大病之一是重複用字。文學家在這方面不知要費多少精神，才能把作品寫得過得去。現在的學生大多數沒有受這種訓練，往往犯這個毛病。下面這句子不必評論，一看就可以知道不妥的地方：「務求利潤方面的追求」、「要知天下事，不讀報紙是不可能知身邊事和國際時事動態的」（這一句重複的毛病還不止用了兩個 「知」字），「一種不可少的一種」、「重要的要位」、「社會的社風」、「提供貢獻」（！）
文白不分：多數學生似乎文言白話並用，哪個方便用哪個。尤其沒有寫對話、獨白的能力，往往話不像話，文白混雜，全不能揣摩說話人的身份。很少人的白話純粹像白話。
我說到可 能 教授得不好，因為孩子們從國小到高中畢業，也寫了差不多十年中文，最起碼的寫作技巧也該知道，何以一般程度竟會低落到這個樣子呢？
教師太辛苦，我們要求一般小學中學教師細改學生的作文，未免有些苛刻。他們如果逐字細改，細批細注，恐怕不到一個月就要病倒。何況學生忙於應付考試，負擔太重，根本沒有心思在作文上用功。惡性循環，才有今天這個現象。我想不出什麼好的辦法來，不過事在人為，若說什麼辦法也沒有，也不見得。至少可以偶爾示範。精於教授作文的人可以巡迴到各校去講解，跟各校的教師開會研討。既然數學、物理、化學這些難的科目都有人有資格教，作文也該有的。
我指出學生的錯，沒有取笑、責備的意思，只有萬分的同情。世界上兒童受壓力重的，臺灣香港的總在最前列。他們大多數都用功，只太辛苦，該多些時間散心、運動。我上面有些挖苦的話不是？苦他們，而是挖苦制度，挖苦陷害了他們的成人。這些錯早就該有人講給他們聽了，我相信他們都很聰明，一學就會。他們整天看那些壞譯文，怎麼能怪他們不跟著跑呢？幾十年前陳衡哲在《大公報》上寫社論，叫：「救救孩子！」我也是做家長的人，我今天也要大叫：「救救孩子！」 董橋：《立春前後》
董桥：《立春前后》
他（陳蝶衣）說了一些填詞的甘苦,說白話歌詞要填得好少不了宋詞元曲打底。「我昨天晚上還在讀賀方回的《東山詞》,」陳先生說,「錘字煉句他功夫下得深,寫閨情離思,嘆功名不就,字字恰切,縱酒狂放之作也不乏風雷氣概!」
贺方回的词：“玉津春水如蓝，宫柳毵毵。桥上东风侧帽檐，记佳节，约是重三。 飞楼十二珠帘，恨不贮、当年彩蟾。对梦雨廉纤，愁随芳草，绿遍江南。”重三是上巳，农历暮春三月初三，晋代永和九年上巳日王羲之和谢安孙绰四十一人到山阴兰亭修禊，王羲之写《兰亭宴集序》三百多字，真迹陪唐太宗下葬，存世摹本“神龙本”和石刻“定武本”最著名：“重三从此增故事，不数典午永和时”，我小时候读过清代赵翼这句诗。
凯瑟琳•曼殊菲尔读了福斯特的《霍华德别业》和《印度之行》说福斯特只会给茶壶呵暖，茶壶里其实没有茶：“Forster never gets any further than warming the teapot... Feel this teapot. Is it not beautifully warm? Yes， but there ain't going to be no tea.”
戴立克是老派英国人，译笔乍看很像吉辛的《四季散墨》，他嫌有些中文词意英文译不出神髓，生怕不小心露出林语堂英译常有的瑕疵，情愿选些适合迻译的篇章才译。
文章也是游戏好。Christopher Morley说小说家吉卜林纵然写的是榴弹大炮的故事，字里行间铺排的倒是献给珍•奥斯汀的深情颂辞，上世纪七十年代英国报上专栏说到头来莫利谁都不记得，吉卜林的书倒流传不衰，1907年还成了英国第一位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吉卜林诗歌里皱着眉头鼓吹的“白人大任”（the white man's burden）人人似乎淡忘了，他的《丛林故事》和《吉姆》反而记得，我的小孙子还在读，1894年初版，一百一十八岁的老书了。老书好看的真多，比好看的新书多。宋元明清不必说，老民国许多残卷如今翻翻书香依然很浓。
她說她父親跟吳湖帆熟,藏吳湖帆要藏山水,藏張大千要藏人物:「我父親說可惜張大千吳湖帆學問都輸溥心畬!」這些話我牢記至今。陳巨來《安持人物瑣憶》寫陳病樹那篇果然說吳湖帆山水和張大千人物可與溥心畬鼎足而立,溥先生通品為第一:大千不甚通,但題款作長題自知不妥一定求謝玉岑為他改削,「此至可嘉許之事也」。湖帆如此一筆好畫,出生普通人家題識稍不通順倒也可恕:他畢竟是吳清卿之孫是潘祖蔭之侄婿,出身世家而短短題款往往見出笑話,「最為可恥之事也」。陳巨來也記夏敬觀說:「湖帆、大千等畫,超超等也,惜題識不通順為缺點。當代畫佳、題識通,南北只一溥心畬!」
「人生是一部小說,」他說,「有的寫得好,有的寫砸了。」
任公晚年楷書,字字生姿
小牛皮小羊皮英文稱 vellum,英漢詞典都譯犢皮紙、羊皮紙,園翁從前跟我說,牛皮紙是紙不是牛皮,犢皮是皮不是紙,直譯犢皮羊皮更精準。
文房雅玩玩得是案頭情緣,有些是讀書的記憶,有些是過眼的舊愛,總要沾得上一段故事才銷魂:「那叫春痕!」老穆說。
邀請信上只簽洋名 Timothy,帥得很。這個名字古老譯音「提摩太」,跟隨《聖經》的《提摩太書》。中國大陸英漢詞典譯「提莫西」,香港媒體近年都跟大陸走。台灣怎麼譯我沒留意。從前見過梁實秋先生跟着《聖經》譯「提摩太」,我嫌「太」字怪譎,梁先生說隨俗而已。林語堂或許也隨俗,女兒林太乙主編《讀者文摘》初期好像也譯「提摩太」。
毛姆跟 Beverley Nichols聊天,他說他終於悟出風格要點:「造句精簡」。作家難免有過字斟句酌又雕又琢的階段,毛姆說過了那個階段,他如今下筆像寫電報,寫完還要重看幾遍刪掉一些贅詞廢字。
佈置廳房老派英國人講究古樸,氣氛越舊越寫意。
說是 Harper Lee這本《 To Kill A Mockingbird》一九六○年初版,正好五十年,美國出版商照初版封面版式印行紀念版,裝了布函:「經典暢銷三千萬本,」深柳先生信上說「我重讀一遍,感動不已,四十多種各地譯本恐怕都無原作文字之簡潔流麗,老弟不妨再讀!」我再讀了,也感動不已。一九六二年台南美國老師要我熟讀書中律師爸爸法庭上為黑人羅賓森辯護的陳詞,不久看了電影簡直震撼:深柳先生其實也耿介也溫厚也低調,像小說裏那個律師爸爸。
中國字寫得清貴最難得,像溥心畬,大字小字都高潔。老崔說西洋皮裝舊書貪的也是高潔
老先生那陣子沉迷園藝,家裏花草果樹種了一大片,說寫文章貴隨興,貴隨意,是花開花謝,輕輕修剪稍稍灌溉,夠了。
筆筒我嫌浮雕雕得太深,難掩匠氣,還是淺浮雕耐看。
師兄說他少年時代讀秦瘦鷗翻譯德齡公主清宮故事喜歡得不得了:「 Imperial Incense秦瘦鷗中譯書名叫《御香縹緲錄》,」師兄說。「 Son of Heaven寫慈禧光緒的恩怨,秦瘦鷗中譯書名叫《瀛台泣血記》,秦先生真是舊派才子,譯筆典雅不輸林琴南,要信,要達,他比林琴南可信可達!」德齡公主的書那時候大英博物館對面小街舊書店裏還買得到,陸師兄買了帶到亞非學院圖書館跟秦瘦鷗中文譯本對着讀。
我悄悄抽出幾頁瀏覽一下,秦瘦鷗不少段落不光是意譯而且是詮譯,清代歷史到底他比公主懂得深。翻譯是大學問,雙語修養越好膽子越小,宋淇先生說的。都說中文凋敝敗壞了文學翻譯的風采,其實過份追求中文文采容易出賣原文原意,譯者倒成了出牆紅杏失了貞潔。還是求信求達比求雅緊要。
約翰.巴肯的驚險小說《三十九級台階》
巴肯文筆清爽,乾淨;希區考克一九三五年拍的電影版也好看,黑白片。
蕭老夫子戰後留學英國初期研究西洋通俗小說,他說那些小說家文筆都了不起,有些晚年轉寫文學作品一寫都寫濃了,進得了文學史的沒有幾個:「是自然清麗的村姑就是自然清麗的村姑,」他說,「刻意一打扮反而壞了事了!」夫子後來一度潛研英詩,熟讀柯爾律治,常說柯爾律治韻文好在淡掃蛾眉,偶爾敷點胭脂總是惹人驚艷。我不很同意卻也不敢反駁前輩的看法。
牟公（牟潤孫）和啟功先生、臺靜農先生都是陳援庵的學生,八十年代有個朋友藏了兩三幅陳援庵寫的條幅,牟公看了說極好,朋友走了他跟我說藏字畫要守分寸,不可見好都要,藏品雜碎不成體統終歸不是格局。
他勸我讀完《匹克威克外傳》接着讀狄更斯的《董貝父子》,說《匹克威克外傳》是狄更斯一生作品的母體,《董貝父子》才是狄更斯匠心之作:「莎士比亞和狄更斯帶領英國文學揚名世界,」他說,「別的英國作家倒是枝枝葉葉了,算不得大樹!」
文章原來要明,要亮,要開朗。
底蘊二字如今少人用了,辭書上多說內容詳細即是底蘊,不說內心蘊藏的才智見識也叫底蘊。《新唐書》寫魏徵說他「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黃宗羲說觀荊川與鹿門論文書,「底蘊已和盤托出」。
寫書賣文忌浮躁,忌浮泛,忌浮漂,下筆還來不及推敲穩妥不要拋出去丟人,
難怪美國小說家威拉.凱瑟說作家經營的根本素材大半是十五歲之前耳濡目染之默化陰孚:"Most of the basic material a writer works with is acquired before the age of fifteen"。
乾嘉年間論書法人人推崇劉石庵、翁方綱兩家。翁方綱初學顏真卿,繼學歐陽詢,隸法深深鑽進了名碑,生平雙鈎摹勒舊帖幾十本。劉石庵遠窺魏晉,筆意古厚,初從趙孟頫入,人到中年自成一家,貌豐骨勁,味厚神藏,一點不受古人牢籠,超然獨出。戈仙舟學士拿着劉石庵的字請教翁方綱,翁方綱說:「問汝師那一筆是古人?」學士告訴石庵,石庵說:「我自成我書耳,問汝岳翁那一筆是自己?」兩家都是大家,我倒偏愛石庵的「自己」了。
元代大畫家倪雲林畫山水從來不添人物,觀者問他為什麼?他說:「今世那復有人?」
歐陽修說「其親授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
書話難寫,文筆要雅,叙事要信,議論要達,
英國人守舊,讀書界一代一代的小老頭多極了,繼承上一代人的品味和執着做着不合時宜的工作。
傳記作家斯特雷奇 Lytton Strachey
這位大師了不起,他的《維多利亞女王傳》和《維朝名人傳》二十世紀上半葉紅得不得了。
我記得吳爾芙讀了喬艾斯《尤利西斯》前六章寫信給斯特雷奇說她從來沒讀過這樣一堆廢話:「當然,」她說,「天才也許寫到六百五十二頁才忽然寫出火花。我存疑。」斯特雷奇讀吳爾芙《到燈塔去》寫信給朋友說很可惜吳爾芙避寫男女交媾,小說裏連一點曲筆都沒有,頂多閃了一下閃出一點優雅的阿拉貝斯克舞姿!阿拉貝斯克舞姿 arabesque是芭蕾舞基本舞姿,單腿直立,一臂前伸,另一腿往後抬起,另一臂舒展伸直,指尖到腳尖於是形成長長的直線。斯特雷奇損人損得優雅。 不错的剪贴簿，一排闲情逸致啊 刘绍铭 ：《吃马铃薯的日子》
童年的遭遇影响一个人中年甚至晚年的人生看法与价值观念。
开始时我每天翻数十遍字典，以后渐人佳境，举一反三。
求学也要背水一战。
我今后一定不能拿自己民族的文化和道德标准去衡量人家，去衡量一切非中国人的外国人，这是不公平的。
因为照先生意见，念文的人，严肃的书要看。娱乐性的书也得看。对一个有分析能力的人来说，只要自己看得下去的书，都有“滋润脑筋”的价值。文学本无“纯文学”与“非纯文学”之别;如果有，谁来给我们定界限?
你们新来的同学，选课应守着两个原则:少修学分和选修与自已兴趣最接近而又有一些根底课。
我们教书的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出的题目不注重考学生的记忆能力，主要是考学生的分析能力。
一般,在美国流浪久了的中国人，都认为要在美国待下去，非得有下列条件不可:有太太和儿女;有三四个谈得来、不必预约时间就可以串门的朋友;住所附近有中国餐馆。 《父母离去前你要做的55件事》
1.花不出去的捶背券
2.记录爱
3.那些儿时最珍爱的礼物
4.为他们做饭
5.教妈妈发短信
6.让我为你洗澡
7.抱上外孙
8.带他们出国旅游
9.记下自己最喜欢他们的地方
10.说还是不说
11.学会家传菜
12.定期举办家庭聚会
13.问问他们的初恋故事
14.回忆和他们吵些什么
15.记得照全家福
16.和爸爸出去喝一杯
17.在自己生日那天送他们礼物
18.陪他们旧地重游
19.吃光妈妈做的菜
20.投接球练习
21.用手机拍下他们
22.挽着爸爸的胳膊
23.和妈妈逛街
24.和他们一起看相册
25.问问他们的梦想
26.和妈妈煲电话粥
27.把他们的照片做成台历
28.算算花在自己身上的钱
29.探询他们成为父母之前的人生
30.问问自己会说的第一句话
31.记得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32.打听自己出生时的故事
33.买回他们最为珍视的东西
34.问问他们相识的趣事
35.把他们的生日写在最容易看到的地方
36.问问他们的烦恼
37.问问第一次挨打的故事
38.向他们求助工作上的疑难
39.用有意义的钱请他们吃饭
40.为他们定制衣服
41.每年带他们做一次全面体检
42.问问他们曾经担心过自己的事
43.跟他们一起享受爱好
44.写信感谢他们
45.带妈妈去听音乐会
46.带他们去迪士尼乐园
47.一起做年饭
48.问问自己名字的由来
49.和他们一起大扫除
50.为他们拍DV
51.鼓励他们完成心愿
52.为他们理发
53.给孩子写下他们的名字
54.不要高估他们的承受力
55.回家 王云五《我怎样读书》
我认为凡要精读的书，最低限度必须履行两项手续：一是检查字典词典，二是编制卡片。
但望我第一不要畏难，第二不要自满。
有一次，当我在１４岁的上半年，所出的上联为“菊放最宜邀友赏” 。这个上联太平凡，因之下联要得奖必须有其特点，否则以平凡对平凡，人云亦云，将无法判别高下。费了几日工夫，我提出我的下联为“苏来奚后慰民思”，是本着《孟子》“后来其苏”与“奚为后我”之意，把“苏”字照其最初的意义为芥草，与“菊”字趁合，而其用法却不作为草类。
自修必先有动机
教育之道有如领导儿童走一条新路，尤其是曲折崎岖的路径。如果每次走这条路都由领导者在前走，或由领导者与儿童并肩而行，使儿童亦步亦趋，那就虽经多次的领导，一旦失却领导恐仍不易认识路径。反之在领导了一次以后，即使儿童在前走，领导者尾随于后，到了三叉路口，让儿童就其记忆与常识自行抉择，如有错误始予矫正；或者对于年事较长，于所走的路已有多少经验者，甚至一次的领导也可以省却，只于出发之前予以一纸地图，或临时草一简图，经指示后，让其逸自按图探索；如此则一次之领导，甚至不加领导，亦可使不致迷途，较诸使儿童依赖成性，不作自动抉择与探索者，其认识途径之难易，诚不可并论。
教师对学生的任务不外几项。一是提示范式，使之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二是说明原则，使之循此原则而走向于具体；三是解释疑惑，有疑问者予以启发；四是观察自动作业，随时加以矫正。至于灌注知识之传统方法，如非必要，当以尽量少用为宜。
时时利用字典词典
自己设法修改作文
我读外国文名著时，认为某一段有精读而仿作之必要者，于熟读数次以后，往往将该段文字译为中文，经过了一星期左右，则就所译中文重译英文，译时绝对不阅英文原文，译毕始与原文比对，于文法有错误者即查照原文修正，于文法无误而用字遣辞不如原文精练者亦参酌修正。这样一来，我对于英文作文便无异获得一位无形的优良教师。
后来我自修中文，除了认为必须熟读背诵者外，对于某些用不着背诵的，我间亦把它译为英文，放置若干日，再从英文重译为中文，然后仿照英文作文的方法，持与原文比对修正。又那时候白话文还未盛行，但我偶然也仿中英对译的原则，把若干篇古文译为接近白话的浅近文言，过了些时，再重译为古文辞，以资比较。
读英文时特别注重文法
用比较的方法来读外国文书籍
我初读英文的学术名著，如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社会通铨》，穆勒的《群己权界论》，都曾取严又陵氏的汉译本，对照阅读其中之若干部分。这样一来，对于原意更能深切认识。又我读英文之目的，早就怀有翻译介绍的志愿，故取他人所译与原文比较，自为应有的举措。但我对于国文开始自修，却由读了典雅的严氏译本而激发。后来我研究法文和德文，从略能阅读之时起，便设法购取已有英译本的法文及德文名著，初时系比较阅读，稍后则先阅法文或德文原本，遇有不很明白的文义才取英语本比较，
阅读科学书籍自编表式，以明系统
我常常认为凡事非经过自己最大的努力，是不应邃行借助于外力的。这可以说是我对于自修的一个最大原则。
充分利用索引
时时编制资料卡片
《困学纪闻》称：“东坡得文法于檀弓，后山得文法于伯夷传。”
清代李光地对此点说得很公允，他说：“要通一经，须将那一经注疏细看，再将大全细看。莫先存驳他的心，亦莫存一向他的心。虚公其心，就文论理，觉得哪一说是；或两说都不是，我不妨另有一意。看来看去，务求稳当。磨到熟后，便可名此一经。”他又说：“人须要用心，但用过心，不独悟过好，只疑过亦好；不但记得好，就不记得也好。中有个根子，有时会发动。”由此可见所谓怀疑，实在是用心的别称。换句话说，就是对所读的书，就其所提倡的理论与方法，认真思考，不是无条件接受。如认为不当，也不要轻易武断。
清李光地说：“须用精熟一部书之法，不拘大书小书，能将这部烂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诸家说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触悟他书。如领兵十万，一样看待，便不得一兵之力；如交朋友，全无亲疏厚薄，便不得一友之助。领兵必有几百亲兵死士，交友必有一二意气肝胆，便此外皆可得用。何也？我所亲者又有所亲，因类相感，无不通彻。只是这部书却要实是丹头，方可通得去。倘若一部没要紧的书，便没用。如领兵却亲待一伙极作奸犯科的兵，交友却结交一班无赖的友，如何联属得来。”此即谓专志精读之书，须抉择得宜，否则所努力者不免落空。
“妻”字的意义，据《说文》为“与己齐者也”。《礼记》也有“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又《礼记》哀公问：“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则因妻为父母所主婚，故有特别尊重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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