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韩非的先后之道
“公民”韩非的先后之道
学说要旨的先后之道
《论语·子路》记载了一则耐人寻味的故事：叶公告诉孔子说，他们当地有个人大义灭亲，指证自己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孔子一听，很不开心，说我们家乡不这样，父亲犯罪了，儿子才不会作证；儿子要是犯了罪，父亲也不会作证，这样才有正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为什么要反对“大义灭亲”而提倡“亲亲相隐”？只言片语的《论语》难以理解的话，可以去读《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幼”、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说得明明白白，人伦是出发点和归宿，只有在敬爱自家亲人的基础上，才能爱社会爱国家。孔孟之后，《荀子·子道》做了进一步阐释：如果因为服从君主的命令而让父母亲身处危险或感受耻辱，那么不服从命令就是忠诚、就是奉行道义、就是恭敬（“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
儒家十分重视人伦次序，试图从人伦次序入手整顿政治次序。《礼记·大学》宣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重视“格物、致知”，由此而“诚意、正心、修身”，再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宋儒朱熹抽出此篇，与《论语》、《孟子》、《中庸》并称为“四书”，真是慧眼识珠，用心良苦，指出了儒家思想的精髓。
由人伦而政治，并不是凭空臆想。周王朝推行的“宗法制”，就是儒学逻辑次序的历史根源。到了春秋战国，这种靠血统远近区别亲疏、维系人际关系、搭建政治框架的制度逐渐分崩离析。君臣之间已经不再看重血缘关系，甚至不再有血缘关系，儒家所追求的由人伦而政治的次序遭到了严重破坏，诸侯之国和大夫之家越来越混乱。“世异则事异”，情况变了，措施就要跟着改变（“事异则备变”、“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宗法制”框架下的许多治政理念难以适应政治形势的发展，亟需重新建构。
法家学说尤其是《韩非子》应运而生，基于当时政治现状（“急世之民”），做了独特深刻的思考。
韩非并不反对“亲亲相隐”的历史意义，《五蠹》篇对周文王以德治国表示赞许（“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却又指出徐偃王因行仁义而被楚文王消灭的残酷现实（“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政治的基础已经改换，“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或“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这是一个依靠气力争夺霸权的时代，无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只屈从于权势（“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力多则入朝，力寡则朝于人”、“国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谁还去管什么道德和智谋呢（“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亲亲相隐”之类的“先王之政”，根本无法“治当世之民”。若有人心存幻想，那就与守株待兔没什么两样。韩非使用这个流传后世的比喻，提醒人们应着眼于现实，建构全新的治政次序。
他所主张的依法、用术、乘势以治国，就是一种不同于儒家的治政新方法，体现出独特的次序观念。当时，人口增长迅速而财货积累缓慢（“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这是韩非的思维基点，构筑出《韩非子》的理论大厦。在他看来，这个现实矛盾加速了宗法制的崩溃，带来连年不断的战争，造成“当今争于气力”的局面。要解决“财货寡”、“供养薄”的问题，就必须重视耕战；要修耕备战，就必须确保耕战者可以获得富贵（“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以得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君主依法、用术、乘势，是耕战者获取富贵的保证，也不伤害君主的利益。劳动者都去耕地，勇猛者都去从军，国家也才会富裕强大，具备称王的条件；再利用其他诸侯国的弱点伺机而动，便不难成就超越五帝三王的功业（“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蓄王资而承敌国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正像《八说》之语，“明主者通于富强，则可以得欲矣”。
法、术、势学说关涉治国的多个层面，举凡君臣关系、家庭关系、驭臣之术、防奸辨奸之道、征伐应敌之法、赏罚原则等等，头绪繁杂凌乱。然而细细寻绎，每个层面的论说最终都指向了耕战富强这个终极话题。例如《心度》论述民心与法度的关系，强调法度是衡量一切的根本，施用刑罚不是憎恨民众，而是爱护他们，期望对他们有利。到了文末，终不免宣扬国富兵强方能征服天下的思想（“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越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
阅读《韩非子》，首先关注的可能是法、术、势本身，其实，各篇要旨及其先后次序也值得认真思考，若能进而分析韩非尊法、重术、用势的深层原因和真正目的，一定能够走近韩非的思维特色和逻辑次序，受到更多的启发。《大学》说得真好，“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大公无私的“公民”精神
儒家提倡“亲亲相隐”，希望恢复宗法制，背后隐含的逻辑是“上下同利”。“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在孔子眼中，有孝心的人一定会爱国爱君。韩非不同意这种观点，《五蠹》攻击此说“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是“以文乱法”；还通过分析“公”、“私”的造字法（“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一针见血地指出：“公私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
《韩非子》用大量文字证明“苟成其私利，不顾国患”、“上下不同利”的普遍性，直言为国出力的人少而为权门豪族出力的人多（“公民少而私人众”）。如《饰邪》“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难一》“且以不爱其身度其不爱其君，是将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纠度其不死恒公也”——事实上管仲虽然没有为公子纠而死，却为桓公鞠躬尽瘁；《六反》直陈“今上下之接，无子父之泽，而欲以行义禁下，则交必有郄矣”，而希望君主去求利之心，以爱治国，那是要求君主之爱胜过父母之爱，是对恩德问题的无知之谈，是奸诈和欺骗（“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论恩，诈而诬也”）。
对于这些不争的事实，包括儒家学者在内，人们往往习焉不察。韩非对当时流行的诸子学说尤其是儒学多有批评。一句“不察当世之实事”，不啻当头棒喝，虽然不足以促使儒家改弦更张，却惊醒了政治家的仁义迷梦，后世治政多是外用儒术而内宗法家学说。《显学》批评孔子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思想，又指摘杨朱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佐证“上下不同利”，坦言“公民少而私人众”，大公无私的“公民”意识普遍缺乏。
在“上下不同利”的情况下如何治理国家？韩非明确主张用法、术、势，限制私心、培养“公民”意识。《外储说》认为“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六反》提醒君主要确保民众以力致富、以功得赏（“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如此等等，对限制私心的讨论较多而且全面。与普通民众的私心相比，“公民”意识的缺乏，对民众力耕死战的积极性的挫伤更为严重，是国富兵强的最大阻碍（“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这些在《五蠹》和《显学》篇中有较集中的讨论。
为了强调“公民”意识，韩非重新定义了“仁义”。首先，仁义是一种自身需要。《解老》称一般人受外界事物的刺激而有所动作，并不懂得这种动作就是他自身的礼（“礼以貌情也。凡人之为外物动也，不知其为身之礼也”）；君子行礼则不然，就是为了他自身的需要（“君子之为礼，以为其身”）。强调了仁义的主体性。其次，仁义意味着克尽职守，忧虑天下的祸患，奔赴国家的急难，而不去计较个人的卑贱地位和屈辱待遇。《难一》提出“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不辞卑辱，故谓之仁义。”“忘民不可谓仁义。仁义者，不失人臣之礼，不败君臣之位者也。”第三点更值得重视，韩非子并没有偏执一端，他所讲的仁义抑或“公民”意识，除了要求自我约束、先公后私之外，还拒绝受他人限制，拒绝愚忠。《外储说》“以罪受诛，人不怨上，跀危坐子皋；以功受赏，臣不德君，翟璜操右契而乘轩。”“臣不德君”观念石破天惊，不但在当时，就算到了今天也仍有先进之处。君臣身份现已不存，可“不明分，不责诚”是古今通病，职责不明，次序混乱。
提倡“公民”意识的韩非本人极富大公无私的殉道精神。《韩非子》反复提到一个现实困境，君主往往“喜淫辞而不周于法，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术”。法术之士一般难有用武之地，即便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易于招来杀身之祸。“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商鞅和吴起就分别在秦国和楚国罹难。《和氏》篇感叹，“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细民安乱，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无悼王、孝公之听，则法术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术哉？此世之所以乱无霸也。”《难言》、《孤愤》诸篇也曾经反复申说。
话虽如此，韩非却敢于直面困境，“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术”。《问田》篇中设辞言志，先强调“立法术，设度数”，“危于身而殆于躯”，再申明决心，表示这样做是为了造福民众，是真正具有仁爱智慧的表现；不怕遇到昏乱糊涂的君主而遭受祸患，反感那种只知道明哲保身而不顾及民众利益的人，认为他们贪生而卑鄙（“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祸患，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祸患，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净利者，贪鄙之为也”）。
义无反顾的结局众所周知，韩非步了商鞅和吴起的后尘，杀身成仁。人们常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尚给自己留了条后路，韩非为了那个国富兵强的梦想，破釜沉舟，争先而断后，说他“近道”，恐怕已经不合适了吧。
“各处其宜”的千年春梦
韩非无比清醒。处在战乱年代，他渴望井然有序、国富民强，并为之殚精竭虑，英勇献身。
声称“唯女子与小人之为难养”的孔子，崇尚有教无类，所传授的其实都只是“礼、御、射、乐”等君子之学；韩非则专门探讨管理小人的方法，因为乱世小人多而君子少（“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爱身于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国家久安”）。当儒家还在宗法体制内憧憬、架构理想国的时候，他早已把现世的人际关系看得明明白白。亲子关系虽然温情脉脉，也有撕去面纱的时刻：“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於为己也。”由亲子关系推演君臣关系：“父母之於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计数之所出也。”君臣之间只存在交换关系。“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论恩，诈而诬也。”理清了这些关系之后，韩非没有像其他学派那样期待圣贤君子，做形而上的规划，他尊重先急后缓、先近后远的规律，踏踏实实地做“急于用”的功课，思考如何驾驭这种交换关系，建构政治、经济和社会新次序。
照韩非理解，像尧舜桀纣这样的君主，一千世出现一个已是高频率事件了，其他多半是中人，为中等资质的君主制定法制原则才是当务之急（“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治政目标也有轻重缓急之分。国富兵强即前文所言的重视耕战，首当其冲。这是存毛之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知一时之权，又不知万世之利。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虽有后复，莫大于此，万世之利奚患不至？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万世之利？”
为了耕战富强的梦想，韩非认为一国之人应“守业其官”、各司其职，“功当其事，事当其言”。他赞同韩昭侯的做法：当掌管帽子的近侍为其加衣御寒时，他既处罚了典衣官，又处罚了典冠者。“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这也印证了《扬权》篇之语：“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
一部《韩非子》，尽管在流传过程中残缺脱衍、篇章杂乱，却无法遮掩韩非对事物先后次序的关注和迷恋。旨在耕战富强的“法、术、势”学说，洋洋洒洒、枝枝蔓蔓，实质不过是高扬“各处其宜”的理想而已。韩非留心观察了时间空间、世道人心的存在次序，希望人们都遵守次序，追求幸福生活，正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本人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甘愿破坏关乎自身安危的某些次序。
遗憾的是，“各处其宜”只是一场做了几千年的春梦，以方块汉字的形式留存，在故纸堆中蒙尘。前一段时间，美国副总统拜登去北京胡同吃炸酱面，老板临别赠言“祝愿中美两国更加繁荣富强，人民更加幸福安康。”拜登说“你真是一位好外交官。”老板的话有没有事先安排不得而知，拜登的幽默大有深意。一个人对家国民族乃至人类之爱，在本分扎实的工作中最能体现。
“公民”韩非的学说未必字字珠玑，他的先后之道却不可忽视。《韩非子·说林》有言：“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师圣人之智，不亦过乎？”（原创首发） 引用第0楼陶梦于2011-10-10 16:49发表的 “公民”韩非的先后之道 :
孔子由人伦而政治，并不是凭空臆想。............到了春秋战国，这种靠血统远近区别亲疏、维系人际关系、搭建政治框架的制度逐渐分崩离析。君臣之间已经不再看重血缘关系，甚至不再有血缘关系，儒家所追求的由人伦而政治的次序遭到了严重破坏，诸侯之国和大夫之家越来越混乱。“世异则事异”，情况变了，措施就要跟着改变。“宗法制”框架下的许多治政理念难以适应政治形势的发展，亟需重新建构。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或“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这是一个依靠气力争夺霸权的时代，无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只屈从于权势（“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力多则入朝，力寡则朝于人”、“国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谁还去管什么道德和智谋呢（“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亲亲相隐”之类的“先王之政”，根本无法“治当世之民”。若有人心存幻想，那就与守株待兔没什么两样。韩非使用这个流传后世的比喻，提醒人们应着眼于现实，建构全新的治政次序。
首先，仁义是一种自身需要。.......................
提倡“公民”意识的韩非本人极富大公无私的殉道精神。《韩非子》反复提到一个现实困境，君主往往“喜淫辞而不周于法，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术”。法术之士一般难有用武之地，即便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易于招来杀身之祸。“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商鞅和吴起就分别在秦国和楚国罹难。《和氏》篇感叹，“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细民安乱，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无悼王、孝公之听，则法术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术哉？此世之所以乱无霸也。”《难言》、《孤愤》诸篇也曾经反复申说。
韩非无比清醒。处在战乱年代，他渴望井然有序、国富民强，并为之殚精竭虑，英勇献身。
遗憾的是，“各处其宜”只是一场做了几千年的春梦，以方块汉字的形式留存，在故纸堆中蒙尘。
.......
赏析陶梦君的文章，胜过十年寒窗，一口气读完，又反复品味几番。
古典文内涵丰富，寓意深刻，估计我是永远不可能理解到这层深度的了。陶君引经据典，整篇文辞渗透了陶梦君忧思难忘，抚古伤今的情结。我突然联想到竹林七贤之嵇康，奈何言及舌头竟哽咽不能语.
http://www.readfree.net/bbs/read.php?tid=5080051&keyword=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