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定風波 莫聽穿林》賞析
清代编修四库全书，《东坡词》一卷收录在其中。清代学人在书前提要中说：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这段话中，正指明了苏东坡词作开启词中豪放一格的情形。
然而，如林语堂在其《苏东坡传》序言中所说，苏东坡有太多的面相，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细细读去，今存350首的东坡乐府中，以豪放二字蔽之，似乎确实难称人意。至清末王国维写作《人间词话》，王氏拈出一个字概言了东坡词的最动人处，王国维说： 东坡之词旷，这一个旷字既含疏旷，亦指放旷。以此评苏词风格，可谓深刻。
我们就以东坡《定风波》一词，领略下东坡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风神。
《定风波》词牌本义，据周邦彦《片玉词》內所言，指“周武王渡孟津，波逆流而上，瞋目而麾曰，余任天下，谁敢害吾意者，于是风霁波罢。义当出此。”《敦煌曲子词》有“问儒仕，谁人敢去定风波”即承袭此事的典故，可见，“定风波”词牌之名名本与定变乱相关。
苏东坡选取这一词牌，虽非真正风波，却也是一场风雨。词前小序言：“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苏东坡曾在其笔记（东坡志林）中记载：「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两相印证，此次途中遇雨，正是买田归来之时。推演当时，应是感知到天气可能有变所以携带雨具去相田，之后又有人先行返回，且见天色尚可，于是将雨具使之一并带回，然后，就是人品出了问题，没了雨具，归途之中恰恰就遭遇了风雨。但，也正是因此，世间多了这样一首于简朴中见深意，寻常处生波澜的词来。相信风雨如果真有知，也会感谢东坡为之凝固下当时的片刻光阴，镌刻作后世的永恒。
小序中最值深思的四个字是“余独不觉”，元代《东坡乐府》刻本并无“独”字。加上此字，可见其不同于寻常同伴，也还浅显。 “不觉”二字，则大可纠结。
已言同行皆狼狈，同样处于风雨，同样并无雨具，彼此情形本来并无不同，而东坡独言自己“不觉”，其中可能性无外两种，一是东坡也如周武王一般挥斥风雨，一是东坡在改变不了风雨时改变身处风雨中的自我心境。毫无疑问，东坡做到的，正是后者。
应该说，这种随缘放旷心境早有渊源，《宋史苏轼列传》记载：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与庄子的神交，正是东坡放旷的一个大来由。
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被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总而观之是写眼前之景，以曲笔抒胸臆；因自然现象，谈人生哲理。属于即景生情，而非因情造景之作。
首句以声夺人，风雨萧瑟，穿林打叶，瞬息即至，一行人既闻其声，未免要脚步加紧，匆匆向前，而唯有东坡，虽亦闻其声，亦见其骤至，却是徐行依旧，吟咏啸呼依旧，神色如未有风雨前一般。 “莫听”两字写出心知风雨即刻而来之情形，“何妨”二字，则道明其心已超然于风雨外之达观。中途遇雨本是世间常情，诗词文赋，凄风苦雨之概叹多有可见，遇风遭雨而径言“何妨”者，却实在并非多数。
竹杖芒鞋，作者以一“轻”字言其胜过车马，这一“轻”字着实耐人咀嚼寻味。竹杖芒鞋、车马轩冕，本无可比轻较重，则此“轻”字，似为“轻捷”；但是，紧接此“轻”，作者即言“谁怕”，则“轻”字又非仅仅杖鞋车马之比，实则亦是其生命中可否承载之轻与之重的比量了。联系被贬黄州之事，此“轻”中当也不乏无官而身轻之意了。可是，一场风雨而已，是否能如是品读，看作生命之轻重呢？
苏东坡对这个问题，做了回答。
答案即是“一蓑烟雨任平生”。
一时遇雨一时达观并不鲜见，而平生之中，若总有烟雨绵绵，是否还能继续看轻呢？东坡说，一蓑，即足矣！词前小序说过“雨具先去”，则此处“一蓑”定非眼前实际所有，而实在是心中所思。
竹杖芒鞋并一蓑，有实指有虚言，合而观之，再较以“马”字，可知此时此刻，眼前景已只是一花一沙，而此一花一沙之中，是东坡放旷心所织就的大千世界，一座天堂，这世界之中，无可害怕，无可执拗。东坡在其《南歌子》中亦曾歌曰：寓身此世一尘沙，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两处情理，一般无二。
上阙自实景写至虚空随缘之思情。下阙起笔又拉回烟雨之中。
……
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记载：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
尝戒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子由监筠州酒税，子瞻尝就见之，子由戒以口舌之祸，乃饯之郊外，不交一谈，唯指口以示之。
林语堂《苏东坡传》序言合并两处语言，使之传扬愈广。
如果“无善无恶是圣人，善多恶少是贤者，善少恶多是庸人，有恶无善是小人，有善无恶是仙佛。”从这段话中，我们见到的正是仙佛般的苏东坡。
而唯有知悉苏东坡这种仙佛骨骼，其词作中“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放旷也才能真正被领悟。
实际上，东坡自己对也无风雨一句亦是珍爱有加，六十二岁时，苏轼被贬到儋州的第一年，他写下了〈独觉〉一诗，诗中说道
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
朝来缩颈似寒鸦，焰火生薪聊一快。
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
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
悠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两相印证，苏东坡于凡心中得圣解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尽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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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读去，今存350首的东坡乐府中，以豪放二字蔽之，似乎确实难称人意。至清末王国维写作《人间词话》，王氏拈出一个字概言了东坡词的最动人处，王国维说： 东坡之词旷，这一个旷字既含疏旷，亦指放旷。以此评苏词风格，可谓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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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豪放二字蔽之，恐怕也未必是难称人意。豪放非豪壮，更多指的是超越于法度之外。因此，豪放与旷之间并无矛盾；或者可以说，豪放已经包含旷在内。
以豪放来评价苏词，由来已久。这种说法首见于曾慥跋《东坡词拾遗》：“豪放风流之不可及也。”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说：“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词多不协律。……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这所谓的豪放，便是指超越于法度之外。苏轼本人也多次提到豪放，如《书吴道子书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与陈季常书》：“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能容人如此快活。”苏轼正以豪放与法度对举。胡寅《向子諲酒边词序》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浩怀逸气,超然乎尘俗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柳氏为舆台矣。”而陈师道《后山诗话》中则认为：“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虽然褒贬不一，但都是针对苏轼词超越词体固有法度的豪放而言。
这种风格自然是与苏轼自己狂直通脱率真有关，此种个性再加上苏轼雄大的才力，深厚的文学修养，便自然形成他文学上的、并不仅仅是词的独特风格，他在《文说》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乎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以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又在《诗颂》中自云其诗是：“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轨。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苏轼这种特色，是旁人很少能企及和几乎无法模仿的。所以后代词论家每每以苏词为“横放杰出，不可学也”，其原因就在于此种自然而工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得之于天赋而非仅靠学养和锤炼所能获得的。 曠者未必豪……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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