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的理论贡献比威廉姆森要大得多
[请版主扣除发帖所得]威廉姆森是一个很会做市场的经济学家。说他的思想深刻，不如说他的表述直观。确实由于他的工作，人们重新发现了科斯的企业理论。他的工作使很多大众都知道了制度经济学。他那企业结构的金字塔关系比较直观易懂，所以管理学院一直拿来做教材。
正是由于价格理论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实践的指导不尽如人意，所以人们很容易把威廉姆森的成果解释成企业和市场的替代关系。无论是科斯还是威廉姆森的原意与否，这个理论今天还是被人用来诠释成市场失灵。早期科斯也认可这种替代关系。
但实际上这个人为的企业和市场两极化得做法受到了极具智慧和洞见是的挑战，这个挑战恰恰是作为华人的张五常教授发起的。张五常说，企业的存在并不说明这样一个市场和企业的替代关系。他认为企业的经济学实质是雇佣关系的市场的效率大过买卖管理服务的市场效率。 即，企业也是市场关系的一个表现，而不是一个替代关系。科斯后来说过，张五常是对的。
一个说的是管理的效用决定企业边界，一个说企业也是市场的表现。我觉得五常更准确也更具洞见。
大家都在谈华人得经济学奖的话题，应该说五常的学术地位和贡献是超过威廉姆森的。香港这个没有思想的地方能产生一个张五常实在是一个异数。
关于张五常为什么可能最终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一下我转载的《杨小凯：特立独行张五常》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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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喜欢Steven N.S.Cheung的个性，我在1998年访问他曾教书的西雅图大学时，巴泽尔告诉我，Steven在西雅图教书时，巴泽尔和诺斯与Steven有一个小组，经常讨论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巴泽尔和诺斯都从他那里学到不少原创性思想。但其他教授对他却很有批评，说他不参加研讨会，少有的一次，只听了一半，就站起来说，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浪费时间，听这种没有一点意思的讲演？说完就离开研讨会。这种不礼貌的举动，使大家十分惊讶。但我可以理解他的感觉，我听了很多新古典边际分析的讲演时，也有同感，觉得是与实际毫无关系的纸上谈兵。但我绝不会像他那样拍案而起。
我对Steven N.S.Cheung的经济学洞察力很佩服。我佩服的人很少。可能他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学得不够好，或是数学学得不够，但他根本不理会人家这些东西，完全是从生活中观察到一些他认为关键性的东西。比如他批评外部性效果，评论得很好，说到处都是外部性——如要完全消除吃橘子的外部性，一个橘子一个价，因为每个橘子味道、大小都与其他橘子都略有差别。但实际上橘子顶多分三等或四等价，因为要精确定价格需要费用，所以市场与橘子定价的外部效果是测量费用和不精确测量造成的外部性之间的最优折衷。
他关于合约、企业的观点非常有创见。斯蒂格利茨因他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关于佃租理论的1974年论文中，他指出原创性的思想来自Steven N.S.Cheung的关于佃租理论的论文。是Steven N.S.Cheung首先发现传统理论认为分成租佃合约无效率的看法是错误的，并指出佃农努力程度的不易测度和信息费用，使得分成租佃合约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
然而，Steven N.S.Cheung的数学模型不够完满，特别是没有找到一个描述信息费用的好数学方法，反而是后来者斯蒂格利茨利用 Steven N.S.Cheung的发现，用严格的道德风险模型，一般化了StevenN.S.Cheung的理论观点，并利用模型解释均衡失业、效率工资等经济现象。假Steven N.S.Cheung积极跟踪文献的最新进展，而不是“不再读书”，并能用较好数学模型一般化他的理论，那么他可能就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Steven N.S.Cheung在一篇文章中谈经历时说：“信息经济学我是鼻祖。”这是真的，特别是分成地租中的信息费用，使分成地租成为有效率的制度算是他第一个提出来，他之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说分成地租无效率，所以要土改。Steven N.S.Cheung是第一个来推翻这种支持土改的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
分成地租制度曾被经济学家认为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因为佃农没有得到他的努力所产生的全部边际收益，生产积极性会受到打击。但是 1970年发展起来的信息经济学证明，当测度农民努力程度的交易费用很高，且生产有不确定性时，我们会有风险分担和提高激励的两难冲突。当低产量出现时，从分担风险出发，地主不应该对佃户有很大惩罚，但从提供激励考虑，产量不高时地主就应惩罚佃户。而当佃农的工作努力很难测度，生产中的风险很高时，分成地租就是这个两难冲突的最有效折衷。因此在一个自由契约制度中自发产生的分成地租制度是一种有效率的土地制度（斯蒂格利茨，1974，Steven N.S.Cheung，1969）。
土地制度的多样化非常符合现代信息经济学和租佃理论的预期。这些理论证明，当生产中风险很高，生产者的努力水平很难测度时，分成地租是最有效的，而当风险很小时，固定地租最有效率，而生产者努力水平测度费用低时，雇佣关系最有效率，当风险不太大也不太小时，分成地租和固定地租会在合约中同时出现，而分成地租由于地主与佃农分担风险，所以租金水平会高于地主不承担风险的固定地租。
所有这些土地制度都在特定条件下是风险分担和提供激励的两难冲突之间的最优折衷，所以不存在一种制度在所有条件下比所有其他制度坏，也不存在一种制度在不同条件下比所有其他制度好的情况。
匿名审稿制度不利于新思想的产生
Steven N.S.Cheung有一个缺点是不虚心。虽然别人以他的理论为基础，却进一步发展变化了它，而且做得比原来好。他不去虚心地学人家超过他的部分，反而把人家的道德风险模型讲得一钱不值，我觉得这样不好。他早期遇到科斯，很推崇他的理论，特别是诺斯从他那学了很多东西（诺斯曾于1999年在哈佛大学亲口对我承认了这一点）。Steven N.S.Cheung有外国人的劣势，如果从小在美国长大的人，他们之间会有感情纽带，就像美国人崇拜肯尼迪的儿子，虽然他没有什么显赫的功德，但因为从小一起长大，会有感情因素，这是我们华裔没有的。比如我回国，老一辈的人知道我是杨曦光，马上会有很多回忆，无形中有很多感情。斯蒂格利茨实际是二道贩子，把Steven N.S.Cheung的理论贩卖，还做了些具体的事情，靠此出名了， Steven N.S.Cheung却因匿名审稿发表文章不顺利，干脆写些散文。这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先天条件的差别。另一个是匿名审稿制度的弊端，完全以匿名审稿制度的标准来评判，Steven N.S.Cheung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他早期影响最大的、被引用最多的几篇文章都是未经匿名审稿，由科斯约稿的，包括科斯也是这样。
匿名审稿制度其实对新思想的产生是很不利的，新思想很难经匿名审稿杂志变成主流学派，科斯自己办杂志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办了法律和经济学报，Steven N.S.Cheung很多理论就是在那里通过约稿发表的。
哈耶克的理论就是以书的形式先发表。实际上新东西都是在边沿地方产生。另一方面而言，Steven N.S.Cheung已经很幸运了，类似他这样聪明的中国人虽然不多，但别人哪有机会出头？科斯很器重他，对他的文章基本上不经过审稿就发表。如果他是一个英国人，像科斯，照说他的成就应该更大一些。但也不能抱怨什么。有一些“事业钻营家”，在现有制度下只想把自己的事业做成功，很会写稿，在匿名审稿杂志发表记录很好，但文章内涵不够，原创性不可望Steven N.S.Cheung的项背。当然事业成功这也是一门功夫。这些人是成功的事业钻营专家，其实他们中很多人的东西不如Steven N.S.Cheung的思想，但他们总是贬低他。这也可以说是制度演进中的问题，科学演进历史中，一般新东西都在边缘产生，而不在中心产生。从内心来讲，我对Steven N.S.Cheung学术上的评价还是很高。他的分成地租说，成为信息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源头之一，它的内生外部性理论、内生交易费用理论、企业和合约理论，后来都被米格龙（Milgfom）等人变成正式合约、企业理论模型，成了主流学派的一部分。
1994年我访问斯坦福大学时，米格龙告诉我，Steven N.S.Cheung1983年那篇关于合约和计件计时工资对他的企业和合约模型的影响。Steven N.S.Cheung的企业规模无关论在哈特的企业理论中也成为经典。笔者和孙广振等人也将其发展为超边际经济学模型。廖柏伟、张永生还找到了支持这一理论的很多经验证据。像他这样成为主流学派三个文献（佃农理论、内生外部性、合约和企业理论）的原创人之一的中国人再找不出第二个了。
我对他的一些观点也有一些保留，一个是他要年轻人不去看文献，我觉得不对。他在这上面是吃了亏的，如果他早把斯蒂格利茨道德风险模型看懂，再发挥和调整，那情况就不同了。不过像Steven N.S.Cheung这样对文献不重视，自己都能原创这么多新东西，的确是奇才。我也自认为有很多新思想，但综述文献后却发现，不少我想的问题别人早就做过了。我就不能不看文献就能想出像Steven N.S.Cheung那样有原创性。
现在国内大多数人没读够文献，只是从很少几个杂志上引用文章，不要说拿诺贝尔奖，就是拿到国际上交稿子，人家都会很看不起，中国现在99％的经济学文章拿到外国来发表，都会因为对文献不熟被杀掉。当然有些东西国内看不到，但也有的是根本不去读。中国人总是别人的东西还没看完，自己就要创新， Steven N.S.Cheung也有这个缺点。
谁在误解
Steven N.S.Cheung国内误解Steven N.S.Cheung的有几种情况，一是把Steven N.S.Cheung 一些不重要也不一定正确的说法看得太重，例如STEVEN说过没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但只要了解教科书中的标准结果的人就知道，可能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对非正常商品即收入效果为负的商品，如价格上升，真实收入下降。由于收入效果为负（收入越低买得越多，例如收入下降，多买劣质商品），若收入效果大于替代效果，增加购买的收入效果超过减少购买的替代效果，社会就会出现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Steven N.S.Cheung应该知道这些的，但他说这完全是人造出来的，数学推出来的，现实中不存在。中国可能有些人连教科书都没读过，却说没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讲得振振有词的样子，这是我很难接受的观点。当然Steven N.S.Cheung讲得有一定道理，像我们说的这个向上倾斜需求曲线的例子（基芬商品）没有很多思想在里面，无非是数学推出一个特别的例子。
另一些批评Steven N.S.Cheung的人不了解西方主流学派的文献，或只了解标准教科书上关于外部性的观点，不知道自 Steven N.S.Cheung、科斯以来，主流学派的前沿已用正式模型否定了外部性概念，而用内生外部性、各种复杂的两难冲突解释制度的复杂特点。
以内生外部性文献而言，米格龙等人将其发挥用来研究为什么企业内用计时工资，而不用100％的绩效工资。他用Steven N.S.Cheung 的测度费用和不精确测度造成外部性之间的两难冲突的观点做模型，如果完全以绩效定工资，绩效难测度的事就无人做。例如只按学生考试成绩定老师的工资，则老师只教对考试有影响的书本知识，不启发学生的原创性，使学生都成了考试机器。所以西方学校不准以学生考试成绩定老师的工资。所以制度安排中有激励强度与各种活动激励平衡度的两难冲突，有效折衷一般会以牺牲一定激励强度以达到各种活动中激励的平衡，也就是说，最强的激励不一定是最优的。这种模型还指出，计时工资必须与合约中的排他条款相结合才能有效折衷上述两难冲突。排他条款一般是限制雇员兼职（一般西方大学限制教授在其他机构兼职，比如一周只能兼职一天及只能假期兼职）。如无排他条款，以计时工资为主（干好干坏都一样）绩效工资为辅，雇员会将大量精力兼职。
这种模型能用来分析政治制度。政府官员是很难拿绩效工资的，这是因为政府服务的绩效极难测度。所以西方政府官员工资一般不与绩效100％挂钩，但也严格禁止官员兼职，做到这一点当然以官员全职工资和福利比其他的职务待遇至少不会差太多为条件。
Steven N.S.Cheung原创的这种内生外部性理论，现在被主流经济学家（如Holmstrom）发展成复杂的数理模型，来研究监狱、邮政要不要私有化，哪些政府服务可以私有化等问题。一般结论是，测度绩效费用高的服务，且不能通过私营公司适当将此服务与测度绩效容易的服务捆在一起买卖时，就不宜搞私有化。
国内很多人都对这些前沿研究不熟悉，对Steven N.S.Cheung的原创地位也不了解（Steven N.S.Cheung由于不跟踪新的数学模型，他自己对此也不熟悉），加上Steven N.S.Cheung有时喜欢自我夸耀（大多并不言过其实，虽时有过头的地方），有些人就对他的即使是真实的自我肯定也不相信了。国内学界要改变这一状况，还要老老实实从读现代经济学文献做起。
我认为Steven N.S.Cheung的长处是他思想的深度。Steven N.S.Cheung不但直觉特别好，按以往我们做研究的经验，有时候直觉是不可靠的。他不只是靠直觉，还能从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抓出关键的问题。他的直觉比传统边际分析更能抓住要害。他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了解真实经济世界，与那些从学校门到学校门，从书上讨生活的人不一样。他的最大缺点是处不好人际关系，包括与政府的关系（例如最近的逃税案）。但我却非常惊讶，在西方制度下，这种特立独行的中国人居然有机会脱颖而出，为世界经济思想史作出特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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