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士讲坛第6期——说说林语堂
Thirteen Ways of Looking at a Blackbird
By Wallace Stevens
I
Among twenty snowy mountains,
The only moving thing
Was the eye of the blackbird.
这里要呈现的是一个林语堂爱好者的零星之见。
厨川白村说：“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所以既然本文也自命为essay，且自得其乐于“说说”便罢，或许如此更神合林语堂之所谓“衣不扣钮之心境（unbuttoned moods）”（《论小品文的笔调》）的真精神也未为可知呢。西方有云“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林语堂也许没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不过，或许这里替换成“说不尽的A”，“说不尽的读者您”也并无大碍，按照本人错误的文学观，文学研究中尽管有显赫的技术派，但感悟与心性毕竟是本色，常常落入以别人的酒浆浇自己的块垒之属。
斯人已去，逝者逝也，林语堂及其生命中的那许多已经是别人、甚至他自己无力变更的东西，或者历史；只是盖棺而未能论定，审美之维，时代之光，人性之间，让这“主观的客观之物”在其人格的氲氤中别有滋味，于是觉得，对林语堂的探索，与一段历史进程的发掘、一种曾经风云激荡时代的回味其实同价，而浸润其间，也与自我发掘等值——一切唯在乎心眼观之。 II
I was of three minds,
Like a tree
In which there are three blackbirds.
但凡作林语堂研究的人都爱引用这段：
有一次，几个朋友问他：“林语堂，你是谁?”他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有上帝知道。”又有一次，他说：“我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八十自叙·第一章 一团矛盾》）
譬如信仰：对林语堂的信仰，大致可以勾勒为基督教——异教徒（这里是与“中国传统”大致相近的概念）——基督教这样一条线路来。宗教这种“田野边生长的花朵”，要内化为信仰和精神持守，无论先天（林语堂生于基督徒之家，父亲林至诚是个乡村牧师，母亲杨顺命识字不多，但却会用闽南语罗马拼音体系读圣经）还是后天（上教会小学、中学、大学、在“时下孟浪”的清华园还义务主持周日的圣经修习班）都无法使之自然获得，所以回味之下，即使“终于通过”，但还是“费了不少手脚。”（《从异教徒到基督徒》）这条灵魂探索之路，对于林语堂而言，“我二十岁之前知道古犹太国约书亚将军吹倒耶利哥城的故事，可是直到三十余岁才知道孟姜女哭夫以致泪冲长城的传说”（《吾国吾民》），尤其显出回环曲折的意味。
突然想起几句偈语：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
见山亦是水，见水亦是山。
一阵恍兮惚兮中，感悟到这种矛盾意象在阅读林语堂中既是阐释的挑战，也是阐释的线索和起点。 III
The blackbird whirled in the autumn winds.
It was a small part of the pantomime.
散文家林语堂的一生，是嵌刻在《语丝》时期，《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时期（如果从英文角度说，也大致是《中国评论》China Critic时期），以及（台）《中央日报》三个时期中的。第一时期作品以《剪拂集》、《大荒集》为代表，第二时期作品主要有《行素集》、《披荆集》（英文主要收入《讽颂集》With Love and Irony），第三时期作品编作《无所不谈合集》。
林语堂重现大陆文坛视野，挟了文革之后的反思和80年代散文热两大背景。
前者，对林语堂这“现代文学史上最难写的一章”的书写是从钩沉、掌故、回忆、随笔之处零星涌漫而出的，“真理的道路是曲折的”，因为有“禁区”之忧，所以和鲁迅并肩战斗的“语丝时代”应该想无大碍，因此，尽管林语堂自陈“浮躁凌厉”，意在“纪念、追思、招魂、慰安”的《剪拂集》中文章仍是研究、编选中最为青睐的，譬如《祝土匪》的标杆价值（原来林语堂是我心向匪的）、《打狗释疑》中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原来鲁迅是盟主，林语堂是“听将令”的急先锋）、《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与真理的同质性（林语堂竟然是“三·一八惨案”的最早吊祭人，他的文章写于1926年3月21日，“二女士被难后第三日”，发表在《语丝》第72期，而鲁迅名文《纪念刘和珍君》写于4月1日，发表在《语丝》第74期）。
如果说前者让我们读出的是半个世纪的空白后，学术界对林语堂的认知并不超过胡风1935年就达到的水平（《林语堂论》），真正的学术探究有待90年代之后万平近、施建伟、王兆胜等学者的崛起，那么，后者其实奠定了今天的林语堂读者的受众分野。社会宏大叙事的衰落与个人、个性的扩张，为“性灵”涂抹上一种飘逸的色彩，而“幽默”、“闲适”的心境性，让我们更看重瞬时体验、只言片语的感悟，这是一种典型的“世纪末”心态。
于是，除了这种心态契合、自身价值，也有不啻过犹不及的反讽：一锅烩的热浪/热度/热潮中，林语堂散文的知名度畸形攀升，我们既目睹对手同台（《中国名作家散文经典作品选 林语堂·梁实秋》，中国言实出版社，2000），又乐见风骚煽情（《现代中国名士名女性爱夜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林语堂既不耻到非得借势利之名（《马屁精的艺术》，商业出版社，2004），又宝贝到无中生有、恍如金字招牌（《怎样说话与演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以上诸书皆署“林语堂著”）当“林语堂”进入中学生阅读推荐书目，跨入青少年散文欣赏文丛，也许我们更要指望编辑们的学术修行和良心。
有井水处皆歌柳词，有散文则有林语堂之际，或许我们应该静静地撇开浮沫，或者更深度地走进这现代文坛的“童话剧”，真正地读读林语堂，读读真正的林语堂，譬如《秋的况味》：
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熟的温香罢了。 IV
A man and a woman
Are one.
A man and a woman and a blackbird
Are one.
林语堂的确有深重的女性情怀，既抽象又具体，既是生活又是艺术。
这种女性情怀是中国气派熏陶出来的：“中国人的头脑近乎女性的神经机构，充满着‘普通的感性’。而缺少抽象的言辞，像妇人的口吻。中国人的思考方法是综合的，具体的而且惯用俗语的，像妇人的对话。”（《吾国吾民》）
这种女性情怀是念兹在兹的情愫：林语堂最爱二姐美宫，奈何她家贫而早嫁，临出门前给了弟弟四角钱，勉励他争气读书——这带着生命温热的四角钱，让林语堂在老年的回想中（仿佛自己替代了她的就学机会，仿佛她苦命的早逝和自己有密不可分的关联）犹自涕泪纵横；圣约翰大学四上领奖台的林语堂，心目中的恋人是隔壁圣玛丽女学院那个画一手好画的陈锦端，门不当户不对注定了爱情的失败，却让我们收获到爱情的美丽感悟：
吾所谓钟情者，是灵魂深处一种爱慕不可得已之情。由爱而慕，慕而达则为美好姻缘，慕而不达，则衷心藏焉，若远若近，若存若亡，而仍不失其为真情。此所谓爱情。（《幽默大师林语堂》）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句太美的话，林语堂却做到了，因为那个女人对自己的父母说了“历史性的一句话”（《林语堂传》）：没钱不要紧；那个女人让林语堂留下婚典上烧婚书明志的佳话；那个女人用自己的嫁妆资助先生留学；那个女人絮絮叨叨；那个女人做他爱吃的饭菜；那个女人把书房划作他的圣地；那个女人和他共育一对千金；那个女人如一只水母，包容他的一生——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
林语堂的女性情怀于《京华烟云》中体现最为深刻：当他写木兰巧手做粥，让荪亚心中痒痒，也许有《浮生六记》中“芸”的交感；当他写木兰出嫁时对弟弟阿非赠送的“圆球玉镇纸”时流泪说出的话，想来眼前浮现的是二姐美宫的影子，当他写立夫藉莫愁的嫁妆负笈日本，应该有廖翠凤的背景；而这一段：“曼娘的少女时代就像寒冬腊月盛放的梅花，生在苍劲曲折的枝头上，在冬末春初的寒冷中开放，无绿叶为陪衬，无其他鲜花为伴侣，命中注定幽峭隐退，孤芳自赏；在桃李及其他春花初开之时，她在苍老挺硬的枝丫上已度过了梦幻的韶华”，冷冷流光中的青春相思，除了少女情怀总是诗，若不用“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般的反向解释来碰触林语堂心底未加叙说的记忆，则无可体验。 V
I do not know which to prefer,
The beauty of inflections
Or the beauty of innuendoes,
The blackbird whistling
Or just after.
从思想史角度检讨林语堂，鲁迅是绕不过去的坎。林语堂自己也有“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鲁迅之死》）的证言。
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坛、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成就、地位、影响之首屈一指，乃是不争的事实。但鲁迅的伟大是否价值就在用于反证他人相较之下的渺小与卑劣？先入为主的一元论思维要想推出心下所欲的结论毫不困难，可惜人性始终没有办法把界限划得分明，正如道德与法律之间，正如鲜花与狗尾巴草之间，正如色谱中的桔红与砖红之间。不过，一度在台湾被禁的鲁迅，一度在大陆被封的林语堂，共同走进“飞扬与落寞文丛”（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倒也足证历史的韵味悠长。
鲁迅的姿态“始终保持侧身站立”（敬文东，《解密鲁迅》），他是真的斗士，即便他不是拿枪的战士，尽管时有“彷徨”，但永在“呐喊”；而林语堂，我更愿意相信他就是那个“快活的天才”（《苏东坡传》），不过，当他娓娓而谈“生活的艺术”之时，那种自我标榜，同时也善意或恶意被人标榜的“闲适”，与周作人还是有所分别的：林语堂是一只总不甘寂寞的“猴子”（《八十自叙·第六章 哈佛大学》），总在蹦跃和采撷，周作人则是心如止水的和尚，静静地品着苦茶——林语堂是“品出五湖烟月味”，周作人是“一壶天地小如瓜”。
鲁迅的文章是“革命，革命，革革革命”般杀伐之声不绝，间或一笔“赵家的狗又叫了”，顿时满纸萧索弥漫，破败的“故乡”分外显明，不过，如果真要以鲁迅来参照林语堂的轻风明月谈女人，结论其实很特别：人们印象中的人生智者是林语堂，可是更多地将目标指向人这一本体存在的却是鲁迅——鲁迅渴望着震撼，要拿来，要战斗，要卷起人们灵魂中的风暴就是他的使命，所以鲁迅足够紧张，如一张绷紧的弓。
三十年代中人谴责林语堂时常瞄错了准星：“以无隙入有间，吾得养生也”正是他心仪的理念，又怎会为之觉得尴尬？林语堂关注的是政治构架意义上的中国，倡导的正是框架之中的个性舒张（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而催化蕴藏在传统深处那种力量（他时常将之也归纳为“幽默”，倒的确天真；“幽默”在林语堂的词典中是需要审慎体察的词语），以为通过对话对之进行放眼世界的整合，盼得“奇岛”可期，乃是他所孜孜的事业——或许是在这双重的意义上，林语堂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唯一完成体”（施萍，《文化转型的人格符号》）。
而今，藉由estrangement（新批评术语，“陌生化”）之功，在我们抽离当时语境的阅读体验中，读鲁是美，惊心动魄；读林是美，平和淡雅。 VI
Icicles filled the long window
With barbaric glass.
The shadow of the blackbird
Crossed it, to and fro.
The mood
Traced in the shadow
An indecipherable cause.
可是，按照以赛亚·伯林的分法，并以消极自由主义统括林语堂的所有，却必定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误读。
林语堂有其率性的一面，“有话必要说之”（《孤崖一枝花》）；林语堂有其梦想家的灵感，孔老可以聚为一炉（《左手孔子，右手老子》），中国、希腊、美国也能并肩打造未来世界（《奇岛》）。
林语堂的思想谱系芜杂：我们以为他深爱尼采（那个时代谁不爱尼采？），可是他诚恳地以尼采馈赠的武器检视国民性（《萨天师语录》），却说“尼谿尚难樊笼我”（《四十自叙诗》）；坊间书架上，明明林语堂和梁实秋的著作常并置一处，可是他却以斯平加恩对抗白壁德（《新的文评》），认为梁实秋所忠实的后者（也是林语堂自己的老师）秉持的理念过于注重戒律；那么且浪漫吧，可是，对同唱性灵的徐志摩眼中的泰戈尔，“他是喜马拉雅积雪的山峰，一般的崇高、一般的纯洁、一般的壮丽、一般的高傲，只有无限的青天枕藉他银白的头颅”（徐志摩，《泰戈尔》），林语堂却说“我觉得泰戈尔于我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不曾觉得他有什么意味，他曾给我何等的冲动”（《论泰戈尔的政治思想》）。
要给林语堂画一幅精确的思想地图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
我们今天去看林语堂，他是由作品、轶闻（他关于演讲的长短与女士的裙子之间关联的妙论，还有多少人不知道？）等等堆积起来的存在，庞然而不证自明——人人都以为知道，人人都无法说清自己的知道。犹如在我们眼前无边际的一幅图画，我们或许是真诚地心动于其某个局部的摹刻，但我们无法言说其博大：我们或许能借助透视或浓淡、明暗来呈现图画，但“反景入森林，复照青苔上”，又是好一番思想光影的似水流年。好在钱锺书安慰我们说：知道鸡蛋好吃就够了！ VII
O thin men of Haddam,
Why do you imagine golden birds?
Do you not see how the blackbird
Walks around the feet
Of the women about you?
林语堂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在上海取得的。可是，“阿拉上海人”，对福建龙溪县坂仔村走出来的林语堂来说，却是断然不能认同的：赤脚他以为是最美的，而故乡青山流水，不仅“为学养性全在兹”（《四十自叙诗》，而且也深刻地塑造了他所独钟的山地情怀。《闽南日报》上有人说，“人干活累半死就是坂仔”，因为半与坂在闽南语中谐音，又说，坂的意思是山坡，仔的意思是小，“二者一结合，就是山坡不大也不高”。而上海，这“搂的肉与舞的肉”、“吃的肉与睡的肉”、“行尸走肉”填充的“伟大神秘的大城”（《上海之歌》，林语堂唯一直接描摹上海的作品），让他爱不起来。
林语堂心仪的是北京，而相比东交民巷的精致，他更爱哈德门外的“土气”，年轻时候斥之为老大帝国的“阴森沉晦之气”（《论土气》），越到后来却越加不忘，终于升腾并凝结在Imperial Peking: Seven Centuries of China大书里——不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08版《大城北京 一部荟萃北京700年文化精髓的城市传记》，看来是偷换了一个太张扬的名字，其实，700年的醇香，这座城市已经大到足以包容哪怕最无虚饰的文字，记忆中几十年的发酵（林语堂1926年5月下旬离开北京去厦门，之后再没有北京长住的历史，而该书美国初版是在1961年），早让“北京”成为一种深度镌刻的意象，足以让他想起许多。
最关键的，他心目中，北京不同于上海，它既不属于无名无姓、仅凭感觉引领而在情绪真空中挥洒生命libido的都市潮人，也无关林肯路、跑马厅、电梯上、别克车里、舞厅、华东饭店、街上一连串眩晕穿梭的场景。北京骨子里的秉性与其说是“大”，毋宁说是“野”——“野”如故乡、“野”如性灵不羁……：中国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普遍乡土感浓郁而对城市充满厌嫌，“而在普遍的城市嫌恶中把北京悄悄地排除在外”（赵园，《城与人》），因为北京，如同林语堂好友郁达夫对其所作的定位：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景象之田园都市。
林语堂的文字里读到最多的北京地标是什刹海与西山，而在上海这个“借来的时空”（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中，林语堂盘桓的是心中或可免疫的自家小院：“我新近又搬出分租的洋楼，而住进人类所应住的住宅了”（《说避暑益》），心静而实在无法自凉，或者干脆去往庐山。 VIII
I know noble accents
And lucid, inescapable rhythms;
But I know, too,
That the blackbird is involved
In what I know.
按照今天大学里的学科分法，林语堂是语言学专业，语音学研究方向（他德国莱比锡的博士论文是《古代中国语音学》，Altchinesiche Lautlehre）。可是我们很少记得他有《<周礼>方音考》这种专门的语言学论文，甚至“汉字检字法”这种本来专门的话题，也更多地与他为研制“明快”打字机而倾家荡产这种轶事关联，因为，在印象中，我们在语言学家林语堂和翻译家林语堂之间划上等号。
林语堂的翻译理念核心是“三重责任”：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对艺术负责（《论翻译》）。从译学美学体系这种视角来看，“三重责任”与“信达雅”之说本质互通（世人解严复“信达雅”，常纠缠于字面，尤其是“雅”，幸而王佐良《严复的用心》别辟蹊径，解之作“喂给顽固士大夫的精制糖衣炮弹”，才避免了一些人要以“信达切”、“信达顺”等取而代之的愤慨），同时，也与西方文学理论中之“世界——作者——读者”之三元观两相应和（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
不过，世人一窝蜂地将林语堂翻译实践定格《浮生六记》堪称可惜：既然林语堂有“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著宇宙文章”的立意，又有“随性读书”的性癖，所以，林语堂的翻译对象中，最趣味的或许不是“珠宝店橱窗里的大宝石”，而是“灰烬里的小珍珠”，因为“我所引用的作家许多是名不见经传的，有时也会使中国文学教授错愕不解”（《生活的艺术》）：譬如旁逸斜出老庄大智慧中的屠赤水、张潮这种趣人的断章，譬如排列在《大学》、《中庸》这种堂皇典籍间隙中的金圣叹、李渔那些不入流的快哉。
翻译中频繁的思想腾挪与切换，翻译的对话性本质，使他无法是静止的、一元的；让千百年前的经典（当然，“经典”在这里的界定是极其个性化了的，譬如定然要包括让他“喜从中来乱狂呼”的那位袁中郎）面对现代的读者、西方的读者，使他无法不是现代的、比较的。
翻译不仅是一种跨文化活动，不仅是他那众多的跨文化活动产品，一定意义上，翻译是他的存在本质：他创造了翻译，翻译雕刻了他。 IX
When the blackbird flew out of sight,
It marked the edge
Of one of many circles.
唐弢说，林语堂心中住着两个鬼，“绅士鬼”和“流氓鬼”（《林语堂论》），两者之间相互博弈，此消彼长。
感受过“太平人的寂寞与悲哀”（《剪拂集》），“就这样走，走，走吧”地走过大荒（《大荒集》），而今迈入自己真正的杂志人时代，“政治病亦谈，西装亦谈，再启亦谈，甚至牙刷亦谈，颇有走入牛角尖之势”（《行素集》），只是没想到路上如此多的荆棘，竟让自己回顾无言（《披荆集》，林语堂的结集一般有序，包括《有不为斋随笔》等，但本集无序）。
“1929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来说，是个关键的年头”（陈平原，《林语堂东西综合的审美理想》），因为为反对旧文学而结成的统一战线已到末尾，而新文学向何处去则在新文学内部产生严重分歧。
这种分歧既然最终从文艺纷争上升到阶级对抗，那么我们来分析杂志人林语堂的经济地位：1928年9月起上海东吴大学的英文教授兼职一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月薪500元）；被蔡元培延聘至中央研究院，每月300元；《开明英文读本》在官司胜出后，发行量扶摇直上，版税是按10%计提，于是有“教科书大王”美誉的林语堂可得大约每月700元；杂志稿酬上海当时通价3元每千字（1933年是所谓幽默年，林语堂既然是“幽默大师”，稿酬想来自然远远超过此数），何况林语堂常常中英文投稿；再加上杂志编辑费（《人间世》500元，《宇宙风》超过1000元），因此，按保守的算法，杂志人时代的林语堂月收入也在2000元以上（按购买力算，《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说，1927年14元可买二号梗米1石，合156斤）。
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林语堂提倡“小品文、语录体”，哼唱“幽默、闲适”，是理所当然的阶级本质。可是，林语堂以enfant terrible（《<论语>三周年》）的定位自得，乐于拉下“皇帝的新衣”这种把戏。
所以不要忘记：林语堂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宣传主任，不仅与杨铨同为蔡元培、宋庆龄之左右手，而且一度排在第三的位置（《申报》1933年2月2日）；左派专门办了《太白》来对抗《论语》、《人间世》的同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成立的微风社，也“呈请党政机关严厉制裁鲁迅林语堂两文妖”（李勇，《本真的自由：林语堂评传》）；鲁迅既有“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的刻薄之语（鲁迅，《天生蛮性》），也有将林语堂与周作人、周树人、陈独秀、梁启超并列“新文学最优秀杂文家”之列的评定（安危，《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
在文学与文学的边缘，风乍起，吹皱的何止是一池春水。 X
At the sight of blackbirds
Flying in a green light,
Even the bawds of euphony
Would cry out sharply.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前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那里”。
从1936年8月10日乘“胡佛总统号”出发去美国，到1966年6月定居台湾，林语堂完整的英文写作时代长达30年。
英文写作时代，小说是其中主体。
《京华烟云》、《风声鹤呖》与《朱门》合称“林语堂三部曲”；《唐人街》被归入美国华裔小说滥觞期；《奇岛》（又名《远景》）寄托了他的文化理想；《红牡丹》若中国版的劳伦斯；《赖柏英》回忆的是纯洁的初恋和故土（《枕戈待旦》、《匿名》、《逃往自由城》三部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一般不提）。
林语堂小说的散文性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特征。
一方面，这和林语堂的写作发展历程相关。林语堂到美国之初，主要从事的就是有明显过渡特征的继承性散文写作，譬如《生活的艺术》是从《吾国吾民》最后一章缘起，将其整个视为散文集也无不可；许多林语堂散文选集，都从中抽取，做成单篇，譬如常常入选的《尘世是唯一的天堂》一篇，本是《生活的艺术》第七章第四节。
另一方面，西方人的对其散文的接收，除了赛珍珠所说的“它满足我们一切热望底要求”（《吾国吾民·赛珍珠序》）这种“异域想像”的动力，可能也有近乎蒙田所开创一脉的联想：
林语堂说：“本书是一种私人的供状”，“我并不读哲学而只直接拿人生当课本”（《生活的艺术》）；
蒙田说：“我并非哲学家”（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ntaigne）；“蒙田遵循古典范例来写作，用谈话式的笔调写‘平凡无奇的普通生活’”（博克，《蒙田》，孙乃修译）。
如果考虑到林语堂自陈“作者编是书时，写会话必先形容白话口吻而后写成英文”（《谈郑译<瞬息京华>》），那么“改写”而不是“写”倒是一种新鲜视角；“林语堂”与“Lin Yutang”之间，在研究起diasporic writing（飞散写作、流散写作、流亡写作、族裔散居写作）来，倒有许多涉及“审美的距离”（郭英剑，《命名·主题·认同》）这种话题可以谈起…… XI
He rode over Connecticut
In a glass coach.
Once, a fear pierced him,
In that he mistook
The shadow of his equipage
For blackbirds.
“绿光之地”的林语堂收获到后人很难企及的荣誉，但当处于美中之间的现实的夹缝，反倒难逃尴尬，代表性地，譬如围绕《啼笑皆非》所发生的。
这在一开头就不是好兆头。旅居美国的林语堂，一心挂念中国的抗战，更运用自己的名望屡屡为中国积极发言，日本人曾为此妒忌不已。可这一次，林语堂说“当代的问题是道术沦丧及其振兴的问题”（《啼笑皆非·原序》）不打紧，关键是他违背做客之道，“在痛诋了一番唯物主义之后，林语堂告诉我们必须以这唯物主义所生产的军火供给中国”（《纽约时报》，《评<啼笑皆非>》），让美国人好生光火。
《啼笑皆非》的核心有二：其一是站在中国抗日立场批判英美的远东策略，其二是强调对帝国主义强权勿抱幻想，必须要自信、自强。
林语堂回国面对中国读者，自然以第二点为宣讲重点，一连串演讲都以《啼笑皆非》作为基调，核心是1943年10月24日在重庆中央大学的英文演讲《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强调的是国际事务中逢争必争，同时保存国粹，确立自尊亦尊人的大国风范。
他无法理解的是，这番表述在国内受到的围攻更为激烈：
曹聚仁说他在“美国卖野人头”，“对于东方文化的了解，非常有限，而且肤浅得很”（《论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观》）；
郭沫若说他看见了一位“穿西装，吃大菜，在中国用英文演讲的摩登辜鸿铭”（《啼笑皆是》）；
田汉更加直接，直呼他为“抗战的观光者”（田汉，《送抗战的观光者——林语堂先生》）。
林语堂其实好生糊涂，在别人眼中，他是前度刘郎今又来，曹聚仁就是《太白》出生的老对手，第一反应就是“他指名在骂曹某的”（曹聚仁，《林语堂在围攻中》）；时局紧迫，他却不识时务地提倡学《易》读经，难怪田汉觉得他是卷土重来，危害到好不容易有了全民抗战的“团结局面”；近现代的中国，时时刻刻不是在紧张中渡过的，此刻又正逢抗日白热化之际，谁有心谈什么文化心理建设？满目疮痍的焦土故园，哪有资格谈屹立大国之林？
在“何不食肉糜”这种讥嘲中，不知道他对泰戈尔来华时体会到的心酸是否有了新的感悟？
XII
The river is moving.The blackbird must be flying.
凤凰卫视做过一期林语堂的节目：《两脚踏中西文化：林语堂的行旅生涯》，主持人陈晓楠。
他究竟是学贯中西的“幽默大师”，还是专事“小摆设”的反动文人，是睿智深沉的“一代哲人”，还是饶舌鄙俗的“世故老人”，带着这种疑问，从一幅涂抹过的照片开始，节目对“种种误读和掩盖”进行了探索，画外音说：被整改的照片，也许恰恰可以作为一个还原历史真实的契机。
其实，疑惑是追问的起点，但同时，何尝不如本文一般，也是等待反思的准结尾呢？
厦门大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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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摄于林语堂离开厦门前夕。这里的背景，很让人想起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写到过“坟”（林语堂的作品是《塚国絮语解题》）。
上海合影
http://blog.csdn.net/images/blog_csdn_net/wwwsky/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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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常被称为鲁迅的“结婚照”，足见林语堂与鲁迅关系的亲密程度。除了后排居中的林语堂被抹去，居左的孙福熙也被抹去（1927年7月28日鲁迅写给川岛的信中有“至于春台之出而为叭儿辈效力”之说；孙福熙字春台，孙伏园，即孙福源，之弟）。一张照片，骨肉两散，朋友异处，倒很有特点（《凤凰卫视》所用照片只抹去了林语堂）。
欢迎萧伯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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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另一被抹去的是美国人伊罗生，创立英文刊物《中国论坛》，编选、翻译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脚》，与托洛茨基“有着深厚的友谊”（李辉，《在历史现场：换一个角度的叙述》第29节《伊罗生：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 XIII
It was evening all afternoon.
It was snowing
And it was going to snow.
The blackbird sat
In the cedar-limbs.
“我仍是一个孩子，睁圆眼睛，注视这极奇异的世界”——走过人生中途的林语堂用“无穷的追求”结束自己的自传（《林语堂自传·第九章》）；
接近人生尽头的林语堂说：“朋友越来越少。好多已然作古了。即使和我们最称莫逆的，也不能和我们永远在一起。我们一生的作为，会留在我们身后。世人的毁誉，不啻风马牛，也毫不相干了。”他很看得开，但紧接着“论年老——人生自然的节奏”之后的最后一章叫作“精查清点”：“我必须清查一下儿我的作品。我的雄心是要我写的小说都可以传世”（《八十自叙·第十三章》）。
欲说还休，欲休还说。
当人生的中途，我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之中。（王维克，《神曲·地狱·第一篇》）
就在我们人生旅途的中途，
我在一座昏暗的森林之中醒悟过来，
因为我在里面迷失了正确的道路。（朱维基，《神曲·地狱·第一歌 序曲 浮吉尔救助但丁》）
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我已经迷失了正路，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啊！要说明……（田德望，《神曲·地狱篇·第一章》）
我走过我们人生的一半旅程，
却又步入一片幽暗的森林，
这是因为我迷失了正确的路径。（黄文捷，《神曲·地狱篇·第一首 森林》）
……
一个众声喧哗的林语堂世界正在打开（可参：http://www.readfree.net/bbs/read.php?tid=4555202），一切都依然在中途。 引用第14楼天人合一于2009-07-15 11:36发表的 :
手工顶贴。烦请爱哭兄删除本贴。
不要删，不要删，多好的帖子啊！ 哈哈，感情我们这些等外普通民众，看到的都是一个月以后的日出了，呵呵。 喜欢这样的行文风格！ 写得好，果然是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有一山高。 这几天有点忙，但是还是来看看，充电还是有必要的！ 说的挺有意思啊，原来说的是林语堂，我猜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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